加勒比系列经典推荐:给“官场文化市场化”与“市场文化官场化”画像的杰作

给“官场文化市场化”与“市场文化官场化”画像的杰作

——推荐张小平君大作《中国的企业真的需要变革吗？》

我正写一篇题目拟为《中国的真正财富——家庭红利》的小文，在寻找中国式家族企业特征的资料时，偶尔读到张小平君的大作《中国的企业真的需要变革吗？》。中国企业（内部）的问题，在他笔下揭示得如此简洁明了，玄机洞悉，叫我十分敬佩。这是一篇给中国特色“官场文化市场化”，抑或相反“市场文化官场化”画像的杰作。

俗话说，一叶知秋。张小平君描述的中国企业及其人文政治生态环境的问题，又何尝不是“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亦即表现为“政府公司主义”的政府型市场经济的问题呢？我在《培元固本共生久安——重建社会是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根基所在》（2007）中说过，1990-2007年，以市场经济为主线，党、政主导，方式是由上而下号召发起，以GDP为奋斗目标，以“比较优势理论”（林毅夫）和“非民粹主义”（樊钢）为导向的基建型城市化和外贸型制造业为发展动力，可称“中国模式”。

所谓“政府公司主义”，其运作方式，是一种故意模糊混淆“政府管制与自由市场”边界，将二者职能强行揉合唯利是图的结果。这是一种漠视社会建设（尤其是乡村社会建设和广义的家庭生产）、政治文明、文化创新和自然循环而片面追求GDP增长率的畸形经济模式。尽管林毅夫先生后来又说过“中国模式就是没有模式”，但事实上，这个“没有模式”的中国模式的总体效果是，在短短30年内完成了欧美国家花200年时间完成的工商文明建设，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经济实力的同时，也在事实上造成了近乎毁灭性的资源耗费和环境破坏，造成了对中国最大基数和底层群体（农民、传统工人、农民工和刚走出校门的青年学生）的劳动盘剥和生存挤压，可谓竭泽而渔。以牺牲资源、环境、低层人民的劳动为代价的经济腾飞，在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现行制度安排，在“法权逻辑”上为党和政府不受人大、政协、司法、舆论监督而“全能运作”留有最大限度的腾挪空间，也自然为进一步压缩社会空间和扩大“政府公权”，以及“公权私用”留有充分余地。如今这一历史形成的改革逻辑已经走到了极限，走到了一个非彻底变革不能稳定、不能永续的关口，以至有人明确指出，中国的“改革共识”已不复存在。如何透视“北京共识”，突破传统的“精英政治”，真正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永昌之路，当是摆在中国高层面前的真正难题。其实，改革共识依然强劲，只是作为着眼于“比较优势”的“精英改革”已然缺乏内在动力，导致“改革共识”的模糊，致使新一轮改革开放陷入维谷。

加上中国经济增长中“人口红利”、“基建红利”、“复制红利”、“资源红利”、“环境红利”、“人才红利”、“高科红利”等等大部分均已越过高峰值，以及全球经济特别是与中国政府型市场经济联系最密切的美国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因素”的增长，中国式的全能管理型政府，面对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诸多现实问题，反而越来越显现出“按下葫芦浮起瓢”顾此失彼而力不人心（参看钱宏《就经济说经济的碎片化思维——人口红利继续吃的迷魂汤与刘易斯拐点重生的虚狂》、《如何真正建立科学发展观——开始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治乱、治散、治悖”探索“三种实现方式”的有机统一》，三种实现方式指“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

如果没有“联产承包”（1978）后复活的中国式家庭生产力（主要为城乡居民提供日常生活服务或产品的同时，保障“人口红利”和“人力资本”的顽强生产）和外国在华企业生产力以及所谓的流行生活方式、时尚文化的支撑，在居民收入（约15%）与政府财政收入（35%）长期不成比例地增长，以及世界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的条件下，中国制造、中国式城市化进程和应对金融危机的“三保”（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都将是完全不可持续的。

我感觉，张小平君对中国企业问题的揭示，其主词（中国企业），简直可以替换成中国的任何组织形式。所以，你提出的中国企业“需要变革”的方方面面，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的任何组织形式，包括中国各级各地政府的组织运作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中国特色”约等于“官场文化市场化”，或者相反“市场文化官场化”，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问题——“中国问题”，而非中国优越性。而真正具有优越性的中国特色，在我看来，至少到目前为止，虽然加进了不少现代科技手段，依旧约等于“中国式家庭生产力”——尽管它是在政府公司主义挤兑背景的夹缝中求生存。

最后，我承认，张小平君给我上了关于中国企业内部运行机制的生动的一课。为此，作为凤凰新媒体凤凰博报的首席评论员，我在此郑重推荐他的大作《中国的企业真的需要变革吗？》。这是又一篇敢于碰真问题、硬问题的杰作。

谢谢！

钱  宏

2009年5月24日于上海

中国的企业真的需要变革吗？

张小平 2009-05-21

我当年在企业的时候，提出过信息管理和业务管理双轨化，说的就是变革，为我成立一个部门，我的下属分散到企业的所有项目组，出席项目组所有会议但是不发言．他们的工作就是和人聊天，从基层员工中寻找思想的火花，直接向高层汇报，我再以高层的名义，告诉员工应该如何进一步完善自己的设想．这一方面把基层员工培养起来了，另一方面也逐渐搜集到了中层管理者的罪证，适当的时候就可以换人。

但是最后没有做成，因为老板不希望让整个公司最终被我控制．如果方案实行，我就掌握了公司内部的一切人事升迁大权，将拥有最大的控制力，还可以用我提供的信息左右老板的判断．他不能信任我，而中高层是问题的制造者，解决问题一定会触动他们的利益，他们一定会拼死反对．

最后，我只能写了一篇文章，告别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中国企业并发症

中国的企业，内外交困，在这样一个并不规范的环境中，在这样一种不适合商业文明生存的社会土壤里，还有什么办法活下去？

有，竞争，淘汰赛已经成了优化社会空间的唯一途径，只有暴风雨的洗涤，才能推动一批新贵来建立新的游戏规则。而网络的宣言就是：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吧！

一、二十年来的误区

对企业来说，不是单一的问题在束缚着它们的发展，中国企业的普遍低能源于综合的社会环境形成的强大系统，根本的一点是，你赚你的钱，老百姓的事情不要管。

商业社会赖以维系的支柱便是公开化原则，竞争要公开，动机要公开，效果要公开，决策要公开，而中国，沉默是保证安定团结的必要手段，含蓄是这个国家生活的基本准则，批评要含蓄，讽刺要含蓄，连腐败都要含蓄，含蓄有助于某些人装聋作哑。在这样一个不鼓励激化的社会中，商业的创新从根本上来说，是畸形的。

某家企业的负责人曾大声疾呼：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做不透”。其实，这并不仅仅是一家企业的问题，这是整个国家企业界的问题。因为，最起码的商业规律总得不到最起码的重视。商业，具有购买行为和实际效果相分离的趋势，从某种程度上说，存在欺骗的可能性。同时，可持续的商业现象，必然具有自我更新能力，而更新的裁判者，只能是消费者，不能被消费者认可的更新，在某种意义上说，同样是欺骗，不值得消费者对其付出如此之高的期望。所以，要在市场上活下来，必须把自己融入人们追求健康、追求幸福的大趋势中，成为其动力或工具，成为社会文明进程中的重要环节。

换言之，商品是群众的代言人，是社会观念的缔造者，它们所传达的社会观念，应该是人们心中有口中无的，成功的商业行为要说出人们的心声。如果一家企业不能充分认识自身的社会责任并给予有力回应，其市场地位必然是不稳固的。如果一个行业都不能充分认识自身的社会责任，该行业的社会地位将不断下降，其存在的理由会被逐渐剥夺。

中国，思想文化上的真空状态，恰恰来自于社会代言人的沉默，来自于约定俗成的“各家自扫门前雪”，最直接的后果是，企业和客户之间的联结程度极其脆弱，市场的空间极大，只要有一点点关心的影子，人们便会付出十倍的回报，外企的成功多来自于此。

二、最要命的还是人

企业运作不能不考虑三种人。

第一、企业负责人。

这种人通常都有自身独特的优点，否则难以坐到现在的位子。然而，优秀的人和成功的企业家是两个概念，过去的辉煌和未来不被淘汰是两个概念。这种人的问题，通常有如下几种：

1、 长期的日常业务缠身，导致敏感度下降，对外部反应迟钝，观念陈旧，对潜在的机遇不具有起码的分辨能力。

2、 对个人权威地位过度依赖，使自身的每一次决策都变成了对他人的压制，从而，自上而下形成了整个企业讨论制度的缺乏，全体中高层管理者普遍缺乏尊重他人创造力的习惯。

3、 领导者的宽容实际上相当于，纵容内部的不良现象滋生，看上去好象是信任那些患难与共的兄弟，结果却逃避了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领导者的失职是造成内部一系列管理人员失职的根源所在。

4、 缺乏冷静清晰的理性思维，无法理智地从企业利益的角度做出判断，过多地受到个人因素所左右，结果造成了个人能力和本企业资源的投放失误。

第二、 内部员工。

很多企业口口声声宣传着自己的“企业文化”，实际上，这种提法相当幼稚，因为，中国人的生态、心态极其复杂，在工作场所的交往，无论范围还是深度均极其有限，只要是中国人聚集的地方，都很容易发现各种各样的小圈子。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来看，以下普遍存在的问题尤为严重：

1、 中国人不喜欢毫无顾虑地往前冲，他们认为那样很傻。一般来说，工作中的人希望自己有成绩，目的仅限于对个人带来好处，所以，没人愿意为了工作而危害自己的私人关系。他们习惯于“适度努力”，嘴里说的比手里干的要多，同时，要顾及同事和领导对自己的看法，要为自己的每一个举动找到足够的理由，以获得身边各种人的接受。对他们来说，创新不一定能被别人理解，所以还是稳重点好。

2、 回避讨论是普遍存在的心态。他们不愿在工作场合表达个人观点，认为，自己的真实看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的回答对自己有利。所以，即使有人说出了大多数人的心里话，大多数人也不会明确表示支持，他们的态度是旁观。如果先吃螃蟹的人得到好处，他们会一哄而上，如果领导对敢说真话的人有丝毫的不满，他们一定会随声附和。

3、 任何人如果要达到某种目的，一定会采用很多背后的手段。最普遍的手法是送礼，广义点说是为有用的人提供服务，包括传一些小道消息，以及揣摩对方的心意。其实，是为了让某人相信，自己不会违背对方的意愿，是为了获得信任，是为了确立互相得利的私人关系，而代价，则往往是企业的利益。

4、 避免任何形式的冲突，这是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必要前提。凡是对私人关系有所依赖的人，往往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认为每个人都可能在背后做出对自己不利的事，所以，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位置关系极其敏感。如果有人得到自己上司的信任，而此人并未向自己效忠，那么，这个人就是危险的。换言之，在中国企业，个人即使得到高层领导的赏识，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基层的人际关系，还是不可能得到重用。

5、 领导干部中普遍存在的打工心态，是限制一个企业发展的根本阻力。任何个人的问题，本来都可能通过企业整体的操作系统得到纠正，然而，所有干部约定俗成的不成文的规则，即互不干涉他人利益和管辖范围，则从根本上决定了，任何个人的创造力，难以对企业整体产生足够的推动作用，那些领导干部个人的才智很大程度上被内耗掉了。所以，一些水平不高的乡镇企业和不懂国情的外国企业，才能如此迅速地打开市场，迅速获得巨额利润。

第三、 顾客。

外国人说顾客是上帝，在中国，这句话并不准确。从大环境来看，国际化大趋势不可避免，年龄越低的消费者，越易受域外文化的影响。然而，同国际水平相比，中国人普遍缺少一个自我意识觉醒的阶段，这既是通过自我表达建构生活意义的过程，又是从个人角度认识环境并和环境相互影响的过程，其核心是社会意识的觉醒。换言之，中国的文明进程尚处在个性解放的前夜，官方舆论的限制，使得常规的传播渠道失效，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便自然而然落在企业的身上。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顾客群体有如下特点值得关注：

1、 社会结构对每个人的个性产生极大限制，每个人从小就接受“填鸭式”教育，成年后经常遇到官僚体制造成的种种不便，为了减少麻烦，往往不得不自我收敛，尽量给别人留下好印象。然而，随着经济的不景气，竞争加剧，工作中的压力呈增加的趋势，仅仅收敛已不能保证拥有满意的生活。这时，人们普遍对传统的生活模式开始怀疑，产生了调整生活方式的客观需求，需要外界的引导。

2、 绝大多数中国人追求生命的和谐，其中，包括健康、勤奋、愉快等个人目标和对环境中公平、正义、温情的向往。在个人价值长期受到压抑的民族中，西方模式的个性表现并不能迅速得到广泛认同，中国人重视的不是表达自己，而是被别人尊重，希望有人关心自己的实际生活，设身处地为自己着想，用友好的态度提出若干改进生活方式的建议。

3、 中国消费者的显著特征是缺乏社会信任度，体现在购买行为上，则是很大程度的随意性，认为任何广告都仅仅是一种宣传，再好听的宣传都是谎言。另外，由于政府对舆论的管制，造成国内媒体对自身社会职能的漠视，后果便是人们对媒体本身丧失信心——中国的媒体，从来都不是为读者服务，而是在传达经过审查的信息，目的在于，告诉每个人社会非常健康，但健康的社会并不需要你来参与，你需要做的只是相信和感激。

4、 多年以来，政府的角色一直是统治者和管理者，从来就不是为每个普通人提供服务。而西方商业文明的进入，使消费者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对社会的不满情绪逐渐加深，对变革的渴求日益加剧。所以，只要是摆出为老百姓说话的姿态，只要以追求变革做为商业行为的长期目的，只要在消费者中建立长期和广泛的联系，声称要引导普通的人们互相帮助，共同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那么，必然会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网络的日益普及，为它的实现提供了可能。

5、 中国底层的百姓，普遍存在着互助的传统，这是由“村落社会”的生活格局所自然形成的，在人们心中一直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也形成了中国人重亲情、重感情的传统。近年的经济建设和腐败现象的滋生，加剧了社会矛盾，加大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使人们不得不更谨慎地生活，而内心的情感需求则往往得不到满足。因此，只要由某家企业投资，建立“中华互助网”，提供让人们互相帮助的平台，那么，必然会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和消费者建立起极为强大的感情联系。

以上，是一些初步的思考，后续内容随时补充，也希望听听大家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