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爱泽有纱 护士:用心丈量大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8 20:30:07
用心丈量大地
——记摄影测量与遥感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先林(上)
他是位爱迪生式的科学家,思索不停,创新不断,多项成果填补国内空白,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他是位徐虎式的院士,手机24小时开机,风尘仆仆奔波于现场,与作业员同吃同住,随时为人排忧解难。
他更是位当代最可爱的人:每逢行业发展关键时刻,他总是义无反顾,挺身而出,率领团队抢占新的科技制高点。国家测绘局局长鹿心社指出,他带领团队取得的科研成果,改变了我国先进测绘仪器依赖进口的历史,为实现我国传统测绘技术体系向数字化转变起到了关键作用。
他被称为测绘行业的袁隆平,十多年来为国家节省资金约2亿元,创汇1000多万元,并放弃大笔合法收入,人们说他解决了测绘行业很多人的吃饭问题。
他其实是位不按常规出牌的人,被院士同行称为不修边幅、不善言辞、不循常规、不拘一格的奇才。
他就是摄影测量与遥感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先林,一头白发,黑红的脸膛,慈眉善目,衣着简朴,用一部缠着透明胶带的小品牌手机,看上去更像个看大门的工友。
收获
丈量地球并带回家,是人们对于测绘的比喻,因为测绘是将地球表面形状的各种信息描述下来。
短短二三十年间,我国测绘科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丈量地球并把它带回家的速度从三年缩短到两三个月,这是因为实现了从人工测量、纸上画图,到数字航空测量和利用计算机快速构建立体模型的飞跃。
在这场革命性变革中,刘先林发挥了关键作用。
今年5月30日,刘先林和他的团队又迎来难忘的一天:他们研制的SWDC数字航空摄影仪通过鉴定。鉴定意见认为,该摄影仪填补了国内空白,高程精度指标达到同类产品国际领先水平,整体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度过了紧张的1000多个日日夜夜后，刘先林可以松口气了。他知道，我国测绘界被进口仪器称霸天下的局面不会重现，我国数亿元资金不会因此浪费。
在科研团队的庆祝晚餐上，压抑不住的喜悦使他情不自禁地拿起一支烟，破例吸了起来……夜晚，太太的每句话乃至唠叨，他听起来都更加入耳。
然而，刘先林没有陶醉，他想到了SWDC产业化的漫漫征途，他又仿佛看到了国产仪器广泛应用的美好景象:在国土,在测绘,在水利、公路、铁路、城建、环保、旅游……这是他一生梦寐以求的最终理想!
对理想的不懈追求，使刘先林迎来一次次收获。而播种、耕耘则要上溯到上世纪60年代。
那时，我国测绘领域还是科研空白点。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贾玉澄回忆说，当时我国测绘中使用的仪器，不是前苏联的，就是西方莱卡、菜斯的。
年轻的刘先林心中种下了不服气的种子。这不服气化作了刻苦学习的动力，化作了日后自主创新的动力。
在单位支持下，他吃苦耐劳，两度抓住上机机遇。1965年，他披星戴月，从三里河宿舍坐末班车赶到中科院计算所，后半夜上机，每周二三次，顽强坚持。1975年，他克服困难，远赴地处房山的东方红炼油厂，继续补课。从此，计算机技术成为他科研中披荆斩棘的好帮手。
十年动乱期间，他抓住一切机会充电。上世纪70年代初，刘先林到石家庄第一汽车修理厂当工人，两年里历经钳工班、电工班，他干一行钻一行，尽情学习着电学、机械专业知识，为后来从事测绘仪器研制奠定了根基。
进入80年代，我国测绘科技事业发展开始起步。
此时国产测绘仪器少见,进口仪器则贵得吓人。黑龙江测绘局遥感院副院长陈世培说，1988年以前，进口解析测图仪一台120万元，坏了仅请专家就要两三万元，还得先把钱汇过去。
进口仪器还不好用。四维远见公司助工杨海东记得，湖北测绘局有台解析测图仪c130,刚进口不久就出了问题，花了几万元维修费不说，保险公司嫌亏损太大，第二年还不给续保。
看到这些，刘先林心中升腾起一种压抑不住的使命感,他说：“不让祖国白银外流，是测绘科技工作者的责任。进口仪器有什么了不起!”
20年后，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张双占仍能感受到这句话内在的力量：信念和骨气。
刘先林很少说话，但是只要说了，就是言必信,行必果。
发奋图强，使刘先林迎来了第一个大丰收:1988年他牵头研制的半数字化JX-3诞生。
从诞生到完善有很长的路要走。刘先林像关心儿子一样呵护着JX-3,甚至连赴美作访问学者期间，也一直牵肠挂肚。回国后，他更是踏遍了全国各地JX-3的应用现场,亲自诊断、维修,及时为用户排忧解难。
天道酬勤，10年后刘先林迎来了第二个大丰收:他牵头研制的全数字化JX-4于1998年问世。
更加物美价廉的JX-4一出世就不同凡响。2000年前后，仅黑龙江测绘局遥感院就上了54台。JX-4还对进口设备形成了威慑力。陈世培说，JX-4大批量购买时，平均才5万多元一套。同类进口设备从7年前的七八十万一台，大幅降到了45万元一台，该是JX-4的功劳。
如今，刘先林常对员工们说起：用户说咱们哪儿好、哪儿好，比国外的仪器好用。和员工分享收获的喜悦，是刘先林最高兴的时候。
研发
使用了三十多年的木椅，磨得泛着白茬的英汉技术词典，桌上一侧放满了全国各地寄来的杂志，沿墙是旧书橱……这工作间似的房间，就是刘先林的院士办公室。
“只有坐硬椅子，才能出过硬的成果。”刘先林半开玩笑地说。他还常对员工说：“搞科研，就要做好啃面包、吃方便面的准备。”
尽管已年近古稀，只要不出差，刘先林会天天准时上班：上午9点到下午5点。
通常刘先林先到一楼课题组，和那里的年轻人讨论课题、分工等。然后，他来到三楼院士办公室，拆阅全国各地寄来的杂志，剪贴留存的内容，解答各地用户的电话，思考新的科研问题。
刘先林进行科研有个特点，有时不用纸和笔，甚至不用电脑，而是在头脑中进行。表面上他沉默不语，其实大脑里早已电闪雷鸣，电、光、机械、软件、硬件，种种元素正在进行一场创新大战。
大家正聊得热闹时，他会忽然沉默，一会儿说出一句莫名其妙的专业术语。这是他又有了新想法。
他晚上睡得好，早起会浮现新点子；身体好时，奇思妙想更是不断。
遇到了科研难题，刘先林会紧皱眉头，凝视十几分钟，也许就能发现新思路。
刘先林并非闭门造车，他的科研课题通常都联系实际，思想超前。陕西测绘局数字化队队长翟群英说，全数字解析测绘仪，国外还没有呢，他就拿出了JX-4,数字航摄仪标准还没出呢，SWDC又问世了。我国测绘技术处于国际先进地位。
就像刘先林科研令人称奇一样，他在解决问题时也有不少神来之笔。
有一次，硕士生李峰进行单机检校，有个问题查不出原因，他打电话对刘先林说：“好像坏了。”“你查查线连没连好，顺序对不对。”一查果然如此。这样的远程诊断，常常百发百中。
“很神，反映得这么快，专业功底太深厚了！”陈世培也连连称奇。那次他遇到一个具体而冷僻的小问题，翻书找到公式，经过计算得出结果，又打电话向刘先林咨询，没想到刘先林当时就对答如流，不差分毫。
刘先林“拿小钱办大事”的科研理念和实践，更加让人佩服。
项目科研经费少，设备简陋。没有正规的插线路平台，他就自己焊接、用胶布粘，把众多线路安置妥贴。为此，他自称“胶布工程师”。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文沃根赞叹，他思维活跃，一天一个主意，大家都跟不上他。
“以软代硬”，是刘先林实现“拿小钱办大事”的又一措施。这类例子也很多。比如，JX的导杆精度做不出，丝杠做不出，都是通过加强软件来解决的。JX-4更是“以软代硬”的典型。
刘先林“拿小钱办大事”的智慧火花随处可见。
站在刘先林的院士办公室，放眼向窗外望去，对面宿舍楼上有很多黑色的圆点。原来那是土法检校场，黑点是贴上三维坐标作成的检校点。进口测角仪需要几十万元，且检算过程复杂。建立检校场也太浪费。于是，刘先林土法上马，成本只有4000多元。再花30万买一部民用数码相机，用光束平差方法检校航测仪，就可代替90万元的测量型相机。这样测量一次只花一两千元。仅此一项就节约了上百万元。
至此，我们不难理解文沃根所说的这个现象：“航摄仪仅国内就有五六家在研制，几乎都花费了上千万元研究经费，还没有成功。我们只用上百万元就搞成了。”
试验
试验，是测绘仪器研制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数字航摄仪进入试验阶段后，为了测试仪器精度和摄影效果，两三个月就要试飞一次。刘先林频繁穿梭在各试验场和北京之间，春节期间都没能喘口气。
有一次试飞，着实让大家为刘先林捏了一把汗。四维远见公司副研究员刘宗杰的回忆重现了这次经过。
2005年某日，山西稷山县农村，他们刚从北京赶到。刘先林嫌办手续耽误时间，便直奔晒场，去看飞机。
根据刘先林“拿小钱办大事”的一贯原则，跑道是借用农村的晒场，200米长，土路。四周地势复杂，沟沟坎坎。
一架简陋的喷农药的蜜蜂三型飞机停在那里，机身像公园里的小船。飞机没棚，只能坐两个人。除驾驶员外，另一人是倒座、脚悬空，很难受。面对这种飞机，在场不少人心里打鼓：连密封都不是，安全有保障吗？
特别是试验难度大，修正航向、调整水平等许多操作要由人代机器完成，用这样的飞机能保证试验质量吗？一些人不免心存疑虑。
这年，刘先林66周岁，此时经过路上8个小时的颠簸，还没有休息。
刘宗杰低声提醒他说：“挺危险。”刘先林旋即高声对飞行员说：“还能飞吗？带我飞吧。”
飞机盘旋升空，40分钟后不见返回。驾驶员妻子惊慌地反复说：“只带了半小时的油料，这可怎么办!”众人也焦急起来。
又过了5分钟，飞机归来。原来他们是去附近尚未通车的公路上作起降试验。
刘先林幽默地说：“相当安全。这叫兜风。”他又说：“环境、条件差一些，我们就要用人力补其不足，这叫做‘以软补硬’。”
刘先林的幽默与行动解除了大家的顾虑，试验顺利完成。后来，一些试验中用的也是这种飞机。
事后，一些老同志问他：“试飞比较危险，你这么大年纪怎么还上去？”刘先林说：“我想看看能否不要摄影员，都说蜜蜂3安全性差，我要体会一下，再看看仪器怎么操作，出现问题该怎么解决。”
“一般航测都需要3个人：驾驶员、领航员、摄影员。现在减少一人，不知是否安全、能否满足需要。这样试过，年轻人再上，他就放心了。”北京四维远见公司高工周祚域说。
刘先林是搞仪器的，不是搞测绘的，完全可以不到现场。
但是刘先林试飞时次次到场，试验中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是身先士卒。
那还是2005年夏第一次试飞。在山西稷山县农村30公里拍摄区，要布50个航测点，在各点各布置一个一米见方的白底黑心标记。
当时雨水时大时小，连绵不断。
刘宗杰看到道路泥泞，行走困难，到处沟沟坎坎，驾车也危险，就劝刘先林，过几天雨停了再布点。
任务紧急，刘先林急于提前干完，但他没有发火，只说了一句话：“走，买雨具去。”带头走出房门，领着八九个年轻人，买了雨披、雨鞋。刘先林坚持和年轻人一起早出晚归，冒雨干了两天，为提前完成任务抢出了宝贵的时间。
推广
很多用户认识刘先林都是在一个想不到的场合。
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天，陕西测绘局数字化队队长翟群英去接新仪器JX-3,工人中有一个人忙着搬箱子、调试仪器，干得很在行。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刘先林。也有人认识刘先林时，他正钻到JX-3下边修理仪器。
“蹲点”是刘先林帮助用户学会使用新仪器的好办法。推广JX-4时，刘先林在广西、陕西等局一蹲就是半个多月。
为了及时解决问题，刘先林的手机24小时开机，认真解答，用户如沐春风：“在家呢，行，记下了，明天一早上班解决。”“开车呢，没事，我用免提……”“在外地开会呢，说，没事，马上安排解决。”
深入基层解决问题时，不找人领，自己直奔现场，是刘先林特有的风格。1985年，黑龙江测绘局遥感院的JX-3出了问题，听说刘先林亲自来解决，司机早早开车去接，可失望而回。后来才发现，他自己直奔机房，问题已经解决。
改进仪器时，以专家身份出现的刘先林，闻过则喜。1998年，在广东试用JX-4。一个中专学历的作业员观看影像时，发现了程序上一个微小的问题，此时，刘先林已经拥有了工程院院士、全国科技进步一等奖等众多荣誉，但他虚心接受，立刻改进。
刘先林为用户解决问题时，常常废寝忘食，闹出一些趣事。1986年，JX-3在推广中。北京四维远见公司总经理、研究员左建章和刘先林一起出差。他们干活干得忘了时间，直干到夜深人静，满天星斗，走时测绘局大门紧闭，找不到人，只好翻墙而出，到了招待所，又吃闭门羹，只好举手敲门。
坚持终身免费维修、终身免费软件升级，刘先林带给用户的惊喜一个接一个。
尽管刘先林从没说过“用户是上帝”这句话，但他的服务充分体现出这一理念，
那么，刘先林的产品性能能和进口仪器媲美吗？
对于JX-3,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潘新若说，用模拟相机时一张图出来需要4年。JX-3精度提高了1.5倍，时间缩短了一半。
至于JX-4,陈世培说，硬件没差距。我们还有两点优势：精度特别放心，测图方式更适合中国用。所以，精度要求高的项目，他们特别指定用JX-4。
国家测绘局国土测绘司司长胥燕婴说，从模拟到数字20年的发展中，刘先林发挥了带头作用。在解析测图仪上，同进口仪器在质量上打个平手。在航摄仪上，我们的SWDC质量走在了前面。
至今，JX-4已经卖出1460多台，周祚域说，仅JX-4。就节约数亿元！四维远见公司工程师李靖说，有人计算过，目前一套JX-4半年就能收回成本，可以使用10年，还免费升级。
物美价廉，使刘先林的产品受到国际同行欢迎。已出口巴基斯坦四五十套，出口日本六七十套。
得益于我国测绘仪器的发展，世界地图生产的市场开始从10多年前的印度，转向中国。比如黑龙江测绘局遥感院就为丹麦、荷兰、罗马尼亚等生产地图数据。
市场越做越大，但是，刘先林作为董事长的四维远见公司成立后却没有搞推销的市场部，近几年有了市场部，至今也只有3个人。
为什么很多科研成果束之高阁，而刘先林却能走向市场？
刘先林用他的成功作出了回答:实验室出来的产品难免有很多问题。只要坚持不懈在第一时间满足用户要求，哪怕用户提出的不足之处、改进意见有几百个，经过四五年总能完善，总能成功走向市场。
效益
是公司，就会有效益。但是，在探询刘先林收入时，我们不禁肃然起敬。在他身上，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理念，已经潜移默化到工作生活各方面，包括个人收益。
比如，刘先林是四维远见公司的名副其实的董事长，但是他这个董事长却是零薪酬。刘先林说，我们公司不是光为赚钱的，而且是为国家、为测绘事业服务的。北京四维远见公司高工邱懿对此记得很清楚。
再如，刘先林团队为国家测绘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申请的科研经费却极少，大部分来自公司自己的赢利项目。
还如，刘先林在三个大学担任特聘教授，帮助建设遥感学科、培养师资，每年34万元的国家津贴他分文不取。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宫辉力、河南理工大学测量学院院长郭增长、山东科技大学博士生刘磊都如是说。
科技部国家遥感中心研究员李加洪说，刘先林具有民族创新精神，对战略把握得很好;作为乙方，对市场把握得很好;他的课题根据市场需求，立足国际前沿，经费少，产出效益高。他是测绘遥感界的袁隆平。
名词解释
摄影测量与遥感:是目前最常用的地形图测绘的技术方法。
测绘:是对地球表面形状或者地表人工设施的各种信息进行测定、采集、表述、处理。可以说,测绘是“测量”和“绘图”的总称。“测”是进行地球表面信息的获取和处理,“绘”是将这些信息绘制成地图。
测绘的作用: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测绘技术及成果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
国家每一项重大战略实施都离不开测绘的支撑和服务。为新农村建设服务,大力实施“乡村用图工程”;启动西部测图工程、西部市县挂图工程,建成若干西部地理信息系统,为西部大开发服务;开发电子政务空间辅助决策地理信息系统,为有关部门提供辅助决策支撑;在能源、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国土资源开发、环境监测中,发挥保障作用;为土地、矿产、水利、能源等提供辅助手段和基础资料;调查我国生态资源分布和开发现状,为环境保护提供决策依据;为加强国防建设、提高反恐能力、保障国家安全提供重要支撑,为自然灾害监测、预警和防灾减灾提供重要依据。
测绘渗透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九五”以来,每年公开出版地图1000多种,年发行量超过三亿多册(幅);网络电子地图,车载导航和手机定位等服务,方便了日常生活,提高了生活质量。
ZS正射投影仪系统:刘先林研制的该系统解决了山地、丘陵地形影像的纠正。与当时200万马克引进的同类产品相比,仅售57万元的ZS在数据压缩、等高线软件等方面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解析测图仪:是一种集光、机、电、计算机软硬件于一体的高技术精密航空摄影测量仪器。
刘先林将所研制的解析测图仪命名为JX-1,JX-3,JX-4。该系列仪器将相片模拟影像进行坐标数字化,测制出数字地形图,并可在绘图机上输出。
我国先期引进的外国同类产品价格均在20万—30万美元,而JX-3售价仅为25万-36万人民币。
数字化测绘技术集成及产业化研究:刘先林领导科研小组研制成功的这一系统实现了从模拟航空影像到全数字影像产品的生产,几乎涵盖了航空摄影测量的全部功能。
这套设备对我国测绘行业由模拟向数字过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它为测绘行业为社会信息化、数字城市服务提供了有力武器,为测绘行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做出了贡献。并实现批量出口发达国家。
目前仅JX-4CDPW已在国内销售1460台,国外销售近100台。
SWDC数字航空摄影仪:2007年研制成功的这一仪器是传统胶片航空摄影仪的更新换代产品,是目前获取地表影像的主要手段。已成功应用于测绘生产。作者: 搜狗 发布日期: 2007-8-09 在科学的世界里追逐梦想
在刘先林面前,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惊讶、感叹、赞美、钦佩。关于他这个人,关于他那些事,点点滴滴都透着看似离奇古怪却又入情入理的科学家的特质。在他身上,我们找得到科学创造所需要的诸多元素:忠诚，聪慧,勤奋,执著,坚毅,果敢,朴实……所有这一切组合起来,演化出一个个为人津津乐道的科学故事,勾勒出一位卓有成就的科
学家的经典形象。
当今时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科技实力在提高一国社会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刘先林这样的科学家,“科教兴国”战略的实现离不开刘先林这样的科学家。他的爱国主义情怀、勇于开拓的进取精神、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都是我国知识分子优秀精神传统的生动体现,都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宝贵财富。刘先林堪为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楷模。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国是刘先林一切理想抱负的源头。在他的专业领域内,相关科研的一度落后及其带来的依赖性,强烈地激起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和社会责任感。在他的眼里,科研已不再是纯粹的智力活动,而是关系国家兴衰的重要使命。当一个纯洁的心灵被一种至真至诚的爱国情感所激励时,一股无穷无尽的力量便喷涌而出,创造了非同寻常的功绩。国家和民族,在刘先林的生命中永远是沉甸甸的。
科学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事业,科学家是一群永不知足的人。科学上的任何创新,意味着对既有理论和技术的突破,意味着对未知世界的敏感和开拓。科学探索需要人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更进一层,而不是躺在那里安闲度日。如果一个投身科学的人,想到放下行囊、安营扎寨,那么他的科学之路便已到了尽头,他的科学生命也已灯枯油尽、无复生机。刘先林一直没有停下行进的脚步,而科学的进取精神也始终是他身上永远鲜亮的生命底色。他在研究项目上的持续进步,他对研究方向的高瞻远瞩,他在耄耋之年的科研热情,无不显现出他对探索精神的深刻理解和把握。这样的精神使刘先林的科学灵感和胆识如鱼得水,化成了惊人的创造力。
创新需要才智和勇气,也需要艰苦卓绝的努力。科学之路总是迂回曲折,坎坎坷坷,你若不下定决心征服它,便根本没有一窥真理堂奥的机会。一次成功,往往要千百次的失败来垫底。献身科学不是享清福,而是注定会经受时间和苦难的煎熬。“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刘先林深知其味,他把科研之路比喻为走出地狱之路,谁最能吃苦,谁最能坚持,谁就能最后走出去。为了走出这一条路,刘先林常常失去了正常的时空概念——无论寒暑,不分昼夜,走到哪里思考到哪里,生活的一切天地成了他的实验室。科学家就是在这样的“炼狱”中成就了自我。
探索是艰辛的,一个人献给科学的东西多了,留给自己的就少了。科学不是一朝一夕之事,科学家不能是三心二意之人。科学需要投身其中的人丢掉累赘,心无旁骛,一心一意追求真理。因而,科学家通常就像真理一样,深刻而又朴实无华。假如有人将名利当成科学的终极目标,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那么名缰利锁也终将葬送他的科学前途。在世人眼里,刘先林的朴素与他的社会身份极不相称——不加修饰的外表,狭小逼仄的办公室,因陋就简的办事风格,不讲待遇的工作劲头,这些颇有点“寒酸相”的情况如何会让人联想到“院士”、“院长”之类的头衔?然而,正是这种有些苛刻的简朴,体现出一位科学家对志业最纯粹最忠诚的坚守。
几十年来,刘先林在科学的世界里追逐着他的梦想,不弃不离,始终如一。不论现实发生何种变化,他总是宠辱不惊,保持着一种特有的从容和淡定。因为创新,他总是在变,因为执着,他又一直未变。变与不变之中,蕴藏着一位科学家的本真。科学有幸吸引了这样一位睿智、真诚的追求者,国家有幸拥有了这样一位成就斐然的科学家。作者: 搜狗 发布日期: 2007-8-09 院士本色——记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先林(下)
我只领取自己科研项目创造的报酬
老刘是3所大学的特聘教授。按照各地的政策，每所高校都会付给院士一笔津贴，3所学校加起来一年的津贴近30万元。可是老刘分文不取，他把这笔钱留在各所学校，设立一个专门账户，用来资助学生和科研项目。
“我只领取自己的科研项目创造的报酬。”老刘说。一年下来，他的这项收入能有四五十万元。
有人不相信：一年30万元，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况且是合理所得，能说不要就不要？
山东科技大学研究生刘磊是这笔钱的受益者之一。2002年10月，刘磊一到老刘的实验室，老刘就给这个学生买了一台一万四千多元的三星笔记本电脑，而他自己用的是一台旧的笔记本电脑，电池插上5分钟就没电了。研究院给他配了一台先进的苹果笔记本电脑，老刘给了航空数码相机项目组用。
妻子刘惠特别理解老刘：“人家请你去帮助培养年轻人，这是应当的。学校经费紧张，不能什么事情都要钱。这些报酬完全没有必要计较，我们够花就可以了。”
老刘的这个特聘教授当的有点“大头”：不仅不拿钱，还要往里贴钱。2000年，他成为首都师范大学的特聘教授，到实验室一看，设备太落后了。老刘二话没说，立刻送给了学校50万元的设备。
学院每周的业务例会老刘一定参加，只要学校有研究项目请教，老刘总是随叫随到。
邱振戈是老刘的博士后，老刘经常对他说的一句话是，你要我干什么，随叫随到。一次，他在做资源三号卫星时，遇到难题，一给老刘打电话，老刘立刻说，等我，我马上过来。
一次，公司一个年轻人搞GPS定位，因为经验不足，与甲方签合同时没有考虑周到，导致公司损失几十万元。年轻人很难受，老刘拍拍小伙子的肩膀：出了问题没关系。我来背黑锅，咱们还要继续往下干。
老刘经常这样告诉院里的年轻人：祝贺你们进入地狱的大门！测绘科研，就是我们在地狱里饱经艰苦，寻找到一条走出地狱的道路。谁最能吃苦，谁最能坚持，谁最后就能走出去。
在老刘的帮助下，3所学校的学术水平都有大幅提高。
老刘当了院士以后，请他出席的会议多如牛毛。老刘就一个原则：与测绘有关的我去，与测绘无关，又不得不去的，我去了也只讲测绘。
有个上市公司是老刘公司的客户。一次，这家上市公司请了几位院士去开会，宣传他们的新概念，希望院士们认可他们的发展规划。老刘一听，所谓的新概念都是虚的。其他院士都签了字，一向秉承“客户至上”的老刘就是不签这个字。
尽管得罪了客户，但老刘不在乎：科研工作者不能昧着良心说话。
“收破烂的老头”进了研究院
上个世纪90年代，国家测绘局的领导到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搞调研。车子快到研究院的时候，一位蹬着三轮车、一个裤腿高一个裤腿低的白发老头，挡在小车前面，到了研究院门口一下子就拐了进去。这位领导有些不高兴：测绘研究院不是谁想进就进的，怎么进去一个收破烂的？
轿车绕到前面一看，噢，原来是老刘！
老刘的不修边幅在测绘系统是出了名的。他最喜欢穿T恤，天热了，不管什么场合，都把袖子往上一卷。他的学生说，老刘的上衣经常是一头塞在里面，一头露在外面；或者衣服穿反了，线头露了出来；或者一个裤腿塞在袜子里，另外一个正常。
因为做饭的缘故，老刘的衣服上经常带着油点。当了院长以后，外事活动多了，老刘却依然穿着带油点的衣服。同事文沃根提醒他：老刘，接待外宾穿戴油点的衣服不合适。
他笑笑：我本质就是这样，打扮干什么？
这几天，老刘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采访。大家看到他的淡蓝色的T恤不禁眼前一亮：老刘，穿了件新衣服？
老刘又是嘿嘿一笑：旧的。本来是件白衣服，放到洗衣机里被别的衣服给染蓝了。
今年6月底，老刘的心血——航空数码相机在一家大饭店开了新闻发布会。因为场合太重要了，一向不修边幅的老刘接到院里的“行政”命令，希望他穿正装。结果，跟了老刘快10年的学生第一次看到老刘穿西装：深灰的西装上衣配着浅灰裤子，不是一套衣服。有熟悉他的人发现：西装上衣是他1999年去美国的时候买的。
轮到老刘讲话。正在想事的他直接冲着前面半米高的台子走了过去，想都没想就准备往上跳，没有成功。引导小姐连忙走了过去引着他向旁边的楼梯走去。
“老刘总是笑嘻嘻的，很少看到他有不高兴的时候。”学生这样评价自己的导师。他们经常跟老刘没大没小的。一次到山东开会，刘磊走在前面先到了，接待的高校领导问刘磊：刘院士在哪里？刘磊回头喊了一嗓子：刘院士，快点。老刘应了一声，一路小跑过来。校领导急了：这么大年纪，摔坏了怎么办？
别看老刘对生活质量要求不高，可是他有个“怪”毛病：对空气的流通要求特别高，因为含氧量低会影响思考。只要他在屋里，不管冬夏，都要开着窗子。到外面出差，人家看他是院士，一般都安排套间，因为感觉空气不流通，他总是要把套间退了住标准间。
老刘的脚气病这几年犯的特别厉害。老刘想了个妙招，治疗脚气就要让鞋子透气。冬天时，他上面穿着厚厚的羽绒服，脚下穿着夏天的皮凉鞋。一走路，咯吱咯吱响。“这鞋不好。”老刘说。他又开始发明改造，买来一双冬天穿的软底鞋，用锥子在鞋子的四周扎上一圈小眼，又透气又不显眼。
老刘得意了，这鞋真舒服！结果他一穿就穿到今年夏天。室外30多摄氏度的高温，他照穿不误。
院士？我是搞科研的
中国工程院送给每位当选的院士一幅24寸的标准照。很多院士都把这张照片挂在一个显眼的位置。可是刘先林的同事和弟子们几乎都没有见过这张照片。记者一问，把大家都问愣了。同一个办公室的周祚域知道底细：照片的正面冲着墙，斜倚在门后的铁皮柜上。
当选院士之后，老刘依然是老刘，周围的人没有感觉出他有什么变化。
陈世培是黑龙江测绘局遥感院的副院长。他记得清清楚楚，1987年老刘到黑龙江出差，不用测绘局的同志接站，下了火车直奔办公室。为了节省时间他连宾馆也不住，凌晨一两点钟干完活，直接睡在办公室的行军床上。
如果说老刘当时还算年轻可以理解的话，到了1998年，已经是院士的老刘到四川出差，当地请他住好一些的宾馆，他不同意，依然住在测绘局的简易招待所。10元一晚的小房间，简单的只有一张床，一个小小的黑白电视机。他的理由是，不能太远了，耽误时间。
前年，老刘到河南理工大学新校区做实验。新校区距离市区8公里，开车也就十几分钟，但是新校区地处郊外，不具备生活条件。年近70岁的老刘依然要求睡在实验室的单人床上，洗漱在楼里的公共卫生间，吃饭在学生食堂。每晚，整栋大楼就剩下他和警卫。
各个单位基本都把院士当成宝贝。可是为了老刘这个宝贝，研究院的领导没少挨上级领导的“批评”。一次国家测绘局开会，局领导又批评院领导：我们测绘的几位院士都配了专职秘书，怎么到了刘院士这里，要车没车，要秘书没秘书？在场的刘先林嘿嘿一笑也不说话。会开完了，去安慰院领导：有的指示该执行就执行，有的听听就罢了。
他不配司机的理由很简单：我是搞科研的，下班经常不正点，司机还要等我，没有必要，我自己就可以了。甚至研究院配给老刘的单独一个套间的办公室，老刘也不会享用。一个房间被用作了实验室，另一个房间与同事合用。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各类书籍，一进门，要喊一声，一个戴眼镜的小老头才会从书后面钻出来。
老刘的椅子全院有名。1973年国家测绘局恢复后的胶合板凳子，没有扶手，上面的油漆早已脱落了。有人张罗给他换个舒服的椅子，他振振有词：换了那种摇椅似的椅子固然很舒服，可是人坐在上面摇啊摇，摇的睡着了。所以不能太舒服，太舒服就不能出科研成果。他还劝下面的年轻人，你们也都坐木椅子吧。
别看老刘是院士，可家里人从来没有沾过光。两个儿子对外从来不说自己的老爸是院士，找工作也都是自力更生，院士老爸帮不上任何忙。老刘唯一享受的院士特权就是：走到哪里都带着那张院士证，经常出差的他有了院士证就可以走贵宾通道，节省了不少时间。他说：“这东西真不错。”
提起荣誉，老刘有点不好意思。他说，我们知识分子做的是应该做的事情，成果用上了。国家给了这么高的待遇，又评奖，又当院士，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应该做的事情做好。作者: 搜狗 发布日期: 2007-8-09 登高而眺 所见者远
乍一看，他像个刚刚从台上领了奖、带着红花下台的老工人，腼腆却有着压不住的喜庆；但往深里接触，大科学家的智慧和光辉就会扑面而来，藏也藏不住。
数点刘先林的科研成果，介绍者用了“大量”一词，因为只说一两项，完全不足以概括他的成就之大、成果之多。
这是一个为国家和测绘事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但刘先林从不唱高调。
在一些必须出席的会议上，刘先林发言。发言毕，他会拿张破纸或一个小本，在上面写写画画：他的许多发明创造就由此而来。
也许是因为中国人表达感情的含蓄，刘先林对共产党、对国家，哪怕是爱得心里滚烫，口头上却没有太多热乎乎的话，一如对他的家人。
表达得最热烈的一次，是有一年的“七·一”，刘先林作为优秀共产党员上台发言，他抱了一迭红红的得奖证书上去，边发言边让大家看。红红的证书证明了刘先林的成长经历。
还有，刘先林会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要搞自己的仪器，要把国外的机器挤到仓库里去。
这就是低调的刘先林说出的最为高调的话。
未敢忘忧国
让刘先林自己说出自己的缺点，他会说，自己没有管理才能。当年刘先林从项目组的组长被直接提拔到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院长，他不觉得自己把院长干得多么出色。
周围的人对此的客观评价是，刘先林善于管理，把科研到市场开发搞得有声有色，每个科研人员都对他心服口服。他在院长的岗位上尽职尽责，但对一个硕果频出的大科学家来说，担当行政职务是一种自我牺牲。
大家拿刘先林的白发说事。那时，刚过４０岁的刘先林正在攻克拟合等高线函数的难关，写程序，这个艰苦的脑力劳动让刘先林生来的一头直发根根皆白。
最后，刘先林的行政职务以他主动提出辞去而结束。
以刘先林的名望和地位，他就是一直挂在院长的职务上，也不会有人说什么。但是，对于刘先林来说，衣着可以马虎，但有些事决不可凑合。
在国内的测绘仪器占领市场前，是国外机器一统天下，国家为此花费了巨额的外汇，买进来的有时是一些报废的机器。
绝大多数人都会为此痛心，而刘先林会为这事进行一连串自问：国家的钱外流是谁的责任？因为国内没有同样水平的机器。为什么没有高水平的机器？因为科技人员没有发明出来。为什么科技人员发明不出来？问至山穷水尽处。然后，作为科研人员的刘先林惭愧得抬不起头来。
刘先林与瑞士厂商谈判引进解析测图仪事宜，他看到外商出示的清单中一个拷机程序竟漫天要价到５０００法郎，刘先林不是外行，一句话就道破这个程序的奥秘，于是对方马上把价格降到１０００法郎。
刘先林曾向一个专做中国生意的外商表示，中国仍然很穷，买不起太多的昂贵进口设备。没想到那个外商竟然连问三声：“中国穷？”在那个外商看来，中国能花很大的价钱购买很一般的东西，怎么会穷呢？
在德国，一位解析测图仪专家向刘先林演示他设计的仪器，他拿出示波器，打出复杂的波形给刘先林看，并说：“这种复杂的光机电综合仪器你们搞不了，还是研制单纯光机型吧。”刘先林当即把他要演示的下一幕提前道出来，刚才还感觉良好的德国专家只好尴尬地收起了仪器。
外人根本无法了解刘先林曾因为国外机器驰骋中国市场，忍受过多少内心的撞击和疼痛，但温和的刘先林曾经为此扔出很重的话：“他们骗我们中国钱！”
作为从事航测仪器研究的专业科技人员，刘先林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帮助推销国外仪器，可以赚大钱。二是搞自己的仪器，把这个市场夺回来。
刘先林发奋，他用一生致力于搞中国创造的机器。
时已老年，刘先林顶着一头耀眼白发说：“这就是我几十年来搞国产化仪器最重要的原动力。”
他依然一句爱国的词都没有提。
长期以来，国内航空摄影测量一直是采用基于胶片的航空摄影仪。这种摄影方法成本高，对天气条件要求苛刻，在一些一年也没有几天理想天气的地方几乎无法工作，而且不能当场看出航摄效果，在数据处理效率等方面也有欠缺。进口仪器价格极为昂贵，一套１６００多万元，而我国目前已累计进口１０多套，耗资巨大。
还有一条也让刘先林难以忍受，进口机器里有一个关键部件，中国不能生产，别说技术，有关国家就连产品也不卖给中国。为解决中国测绘发展的瓶颈——图像采集这个问题，就必须解决航摄机器，就要发展中国自己的数字航空摄影仪。
已过退休年龄的刘先林又一次出山，４年时间，外行人看上去并不起眼的数字航空摄影仪摆在了人们面前。它在多个方面性能超过国外同类产品，精度的突破将使摄影测量的应用领域大大拓宽，过去不能做的将变成可能，并可以由此延伸出一系列的实时航空摄影测量全自动后处理软件及解决方案，会引发整个测绘行业的一次变革。
测绘行业的变革会给整个社会带来什么好处呢？
内行人说，经济建设发展、政府的科学决策和国家的信息化建设都需要用测绘结果来说话。原来一比一万的地形图，测绘一次要一年多，现在不到一个月就可以完成，地图的更新速度可以加快，生产力得到大大解放；如果有地区发大水，只需用测绘结果做一套洪水淹没系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水位上涨１米，灾区的人应该往哪里转移；新农村建设，村村应该有规划图，这在以往完全是天方夜谭，现在可以做到了。
坐在一个颇有沧桑感、业已磨掉了漆的硬板凳上，刘先林感叹：“坐硬凳子，才能搞出硬产品。”
透过现象看本质
在干校时，刘先林学会了开拖拉机。他开拖拉机与众不同：是半蹲着开。
看着别人惊异的目光，刘先林解释说，当地路况不好，拖拉机又没有减震设备，坐着开不行，会患胃下垂。
刘先林在干校还发现当地有一些联合收割机，但是从来没见用过，老百姓还是手工收割粮食。他一了解，原来是他们不会用，买来就是拆零件用。刘先林觉得非常可惜，第一次接触到农业机械的刘先林经过钻研，居然让这个庞然大物运转了起来，调校好的收割机每天可以收割３００亩麦子。
刚参加工作时，同事们业余时间爱下象棋，刘先林开始不会下，他看着看着就学会了，而且棋艺提高很快，没多久就能战胜老棋手。
刘先林游泳可以从河道的水闸下翻过去，号称“水鬼”；刘先林在学校舞会上一个人变成一支乐队，刘先林学小提琴一个假期就敢上台表演，而且水平很高……
一切关于刘先林的传闻都透露出一个信息，刘先林是一个很会抓事物本质的人。
他看到了科研的本质——开发。刘先林认为，科研成果的开发十分之一在实验室里，剩下的十分之九在实验室外，他要抓住这个本质，把科研成果变成产品，送到用户手中，还要手把手教用户怎么用。
技术创新的主体在企业，至少刘先林是这样认为的。他期望，用企业机制去推广产品，如果发明要两分力气，那么推广就要八分力气。所以，他在１９８９年就积极推动单位成立了公司。
如今，公司一年为国家纳税３００万元。
与他人有别的是，刘先林的重点都是放在成果通过鉴定之后。成果一旦研制完成，刘先林就要以最快的速度亲自完成成果的转化。
目前，国内进行成果转化，往往要先写论文，开鉴定会，讨论如何推广、如何使用、谁来投资、谁来买，这个过程要用近一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成果完成１０个月以后还滞留在实验室。
刘先林不能忍受时间这样白白耗费，在他看来，经过市场的检验，能在市场中站得住脚才是对成果的最好鉴定。就在大家为ＪＸ－１和ＪＸ－－３解析测图仪研制成功而欢呼的时候，刘先林说：“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填补空白，更需要填补空白后的开花结果。”
刘先林和同事们采取了与众多厂商不同的闯市场的方法。他的办法是深入生产单位中，了解作业员的需求，按照这些需求来研制和改进仪器，使仪器更方便操作，让作业员觉得好用。因为，一线作业人员提出来的问题往往是最具体、最刻薄的。因此，刘先林的仪器销售基本上是用户用顺了手，再回来找他买新的机器。
尽管时间紧，但刘先林总要亲自做售后技术服务。他认为，国产仪器能否推广，与应用很有关系，如果用户一开始就用不好，马上就会被否定掉；如果坚持用下去，就会越用越好。
同事们说他，你是院士，这种维修服务，派个人去就可以了。他说，产品销售靠的就是服务，我自己亲自服务，是“讨好”用户的最好方式。
多年来，刘先林体会最深的是，仪器设备能否在市场上推广，最关键的不是其性能，而是许多细节需求问题能不能满足，满足了就用得上，否则就用不上。
对这些细节服务，刘先林必须亲自去了解，他根本想不到要拿院士的身段，反而要手把手地做出来，甚至像一个真正的老工人一样，钻在桌子底下，解决给用户看。
刘先林说，跟外国产品比起来，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外国货维修人员往往来不了这么快，来了还未必能解决。
刘先林心疼自己的机器像心疼亲生孩子一样，“卖出去的仪器就像个最小的儿子，要跟到那里去照顾，才能成长。”
随着仪器销售量增多和升级，刘先林便采用热线电话来解决问题。还有一个办法，是让用户通过网络或邮局把问题发过来。
那么，一个仪器设备在推广过程中，到底会有多少问题等待解决呢？
刘先林手下的技术人员说，机器没上市之前，永远不会知道有多少问题。上市之后，几百个吧，一一解决。
情急于社会上众多科研成果鉴定之日就是寿终之时，不能走出高楼深院的现实，刘先林说，应该在科研成果问世５年后再鉴定。
他伸出５个手指：“５年的时间，还不能转化成产品？那，鉴定肯定通不过。”
刘先林的成果几乎每个都是低投入、高产出的典范。
全数字摄影测量工作站，国家和测绘局共投资８０万元，目前，这个产品销售额已在１亿元以上，已为国家完税２０００万元。
同行兼同学李德仁院士赞扬刘先林：一个科学家要拿小钱做大事，不要拿大钱做小事，更不要拿钱不做事。刘先林就是一个拿小钱做大事的人。
为人的责任
很早的时候，刘先林曾动手用各种废零件组装过电视。他至今还记得，第一次接收到的是关于大连蛇岛的小蛇孵化后脱壳而出的节目。
刘先林对电视机的痴迷因为家里一次口角而受挫：刘先林妻子生了气，把电视机从三楼的窗口扔到了楼下。
刘先林的同事们都知道，他经常需要把妻子带在身边上班。因为，妻子的身体不好，情绪不稳定。
为避免她在家里太孤独，刘先林有时出差也带着她，但从不用公费，路费一定要自己出。
刘先林说，妻子每天要依靠安眠药才能入睡。如果睡不好，就会发火，火气大得吓人。
刘先林每年从科研产品的开发中，有几十万元的收入。为了让妻子心情愉快，家里钱怎么花，刘先林全听妻子的，出去吃饭，点菜也都听妻子的。
在与妻子一同接受采访时，从始至终，刘先林几乎都没有说话。
当妻子面对着众媒体、几乎不避讳地吐露一连串对他的抱怨时，刘先林一直保持着一种姿势：身体倾向妻子，温和地微笑，一次次地替妻子打开麦克风，生怕坐在远处的媒体听不清妻子指责他的话。
刘先林说，妻子身体不太好。但如果没有她，家里乱得完全天翻地覆。
那时，工作忙起来，刘先林只能把家一扔就走。当时父母年近八旬，两个孩子很小，全家都扔给了妻子一个人。
因此，刘先林说，妻子发再大的火，我也不生气，我要让她高兴。这是责任。
在整个采访中，刘先林只有两次提到“责任”这个词，一是提到国家，另一是为了妻子。
但，妻子这样的身体状况，刘先林显然不能指望太多来自她的照顾。
于是，人们有时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头儿匆匆忙忙从车里下来，在路边摊买了两样青菜，又小跑着回到车上，驾车离开。
当年有个到过他家的同事说：“刘院士真可怜，他家乱七八糟的，锅摆在饭桌上，连个吃饭的地方都没有，自己蹲在凳子上吃。”
曾与他做过邻居的同事回忆，刘先林家里的锅经常烧干，但，从来听不到他指责妻子的声音。
饶是如此，刘先林还在检讨自己年轻时不懂事。一次出差去广州，４０天的时间没有给妻子打一个电话，回到家一看，妻子抑郁得近乎木然。
从此，无论出差到哪里，刘先林每天晚上给妻子打半个小时电话。起初，每天晚上的电话可能略带有隐忍的成分。但后来，刘先林说，每天晚上不听她唠叨半小时，我睡不着觉。
刘先林的两个儿子，针对记者提出的一个问题，斯文而有礼貌地表达了反对意见。当时，记者在提问中，说刘先林因为工作忙，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两个儿子回答，父亲对我们的教育非常成功。我们很佩服父亲，他让我们看到了坚忍不拔、持之以恒的精神力量。
已经事业有成的两个年轻男人回忆起父亲的慈爱。一个人说，忙碌的刘先林发明了一种“刘氏肉沫面”，做给孩子吃；另一个人讲，小时偷喝别人的汽水，父亲知道了，并未厉声呵斥，只是和缓耐心地讲道理。
刘先林中年得子。已是少年的长子学骑自行车，年过半百的刘先林气喘吁吁地扶着自行车跑，为宝贝儿子“保驾”。
跑着跑着，刘先林伤感地对小儿子说，你学自行车时，爸爸可跑不动喽。
小儿子回忆起当年，声音甚至有一丝丝不易察觉的哽咽。他说，听了爸爸的话，不知怎么回事，我当时就很想哭。
在场的人心头一紧：真正的爱，是说不出来的。
——记摄影测量与遥感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先林(上)
他是位爱迪生式的科学家,思索不停,创新不断,多项成果填补国内空白,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他是位徐虎式的院士,手机24小时开机,风尘仆仆奔波于现场,与作业员同吃同住,随时为人排忧解难。
他更是位当代最可爱的人:每逢行业发展关键时刻,他总是义无反顾,挺身而出,率领团队抢占新的科技制高点。国家测绘局局长鹿心社指出,他带领团队取得的科研成果,改变了我国先进测绘仪器依赖进口的历史,为实现我国传统测绘技术体系向数字化转变起到了关键作用。
他被称为测绘行业的袁隆平,十多年来为国家节省资金约2亿元,创汇1000多万元,并放弃大笔合法收入,人们说他解决了测绘行业很多人的吃饭问题。
他其实是位不按常规出牌的人,被院士同行称为不修边幅、不善言辞、不循常规、不拘一格的奇才。
他就是摄影测量与遥感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先林,一头白发,黑红的脸膛,慈眉善目,衣着简朴,用一部缠着透明胶带的小品牌手机,看上去更像个看大门的工友。
收获
丈量地球并带回家,是人们对于测绘的比喻,因为测绘是将地球表面形状的各种信息描述下来。
短短二三十年间,我国测绘科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丈量地球并把它带回家的速度从三年缩短到两三个月,这是因为实现了从人工测量、纸上画图,到数字航空测量和利用计算机快速构建立体模型的飞跃。
在这场革命性变革中,刘先林发挥了关键作用。
今年5月30日,刘先林和他的团队又迎来难忘的一天:他们研制的SWDC数字航空摄影仪通过鉴定。鉴定意见认为,该摄影仪填补了国内空白,高程精度指标达到同类产品国际领先水平,整体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度过了紧张的1000多个日日夜夜后，刘先林可以松口气了。他知道，我国测绘界被进口仪器称霸天下的局面不会重现，我国数亿元资金不会因此浪费。
在科研团队的庆祝晚餐上，压抑不住的喜悦使他情不自禁地拿起一支烟，破例吸了起来……夜晚，太太的每句话乃至唠叨，他听起来都更加入耳。
然而，刘先林没有陶醉，他想到了SWDC产业化的漫漫征途，他又仿佛看到了国产仪器广泛应用的美好景象:在国土,在测绘,在水利、公路、铁路、城建、环保、旅游……这是他一生梦寐以求的最终理想!
对理想的不懈追求，使刘先林迎来一次次收获。而播种、耕耘则要上溯到上世纪60年代。
那时，我国测绘领域还是科研空白点。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贾玉澄回忆说，当时我国测绘中使用的仪器，不是前苏联的，就是西方莱卡、菜斯的。
年轻的刘先林心中种下了不服气的种子。这不服气化作了刻苦学习的动力，化作了日后自主创新的动力。
在单位支持下，他吃苦耐劳，两度抓住上机机遇。1965年，他披星戴月，从三里河宿舍坐末班车赶到中科院计算所，后半夜上机，每周二三次，顽强坚持。1975年，他克服困难，远赴地处房山的东方红炼油厂，继续补课。从此，计算机技术成为他科研中披荆斩棘的好帮手。
十年动乱期间，他抓住一切机会充电。上世纪70年代初，刘先林到石家庄第一汽车修理厂当工人，两年里历经钳工班、电工班，他干一行钻一行，尽情学习着电学、机械专业知识，为后来从事测绘仪器研制奠定了根基。
进入80年代，我国测绘科技事业发展开始起步。
此时国产测绘仪器少见,进口仪器则贵得吓人。黑龙江测绘局遥感院副院长陈世培说，1988年以前，进口解析测图仪一台120万元，坏了仅请专家就要两三万元，还得先把钱汇过去。
进口仪器还不好用。四维远见公司助工杨海东记得，湖北测绘局有台解析测图仪c130,刚进口不久就出了问题，花了几万元维修费不说，保险公司嫌亏损太大，第二年还不给续保。
看到这些，刘先林心中升腾起一种压抑不住的使命感,他说：“不让祖国白银外流，是测绘科技工作者的责任。进口仪器有什么了不起!”
20年后，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张双占仍能感受到这句话内在的力量：信念和骨气。
刘先林很少说话，但是只要说了，就是言必信,行必果。
发奋图强，使刘先林迎来了第一个大丰收:1988年他牵头研制的半数字化JX-3诞生。
从诞生到完善有很长的路要走。刘先林像关心儿子一样呵护着JX-3,甚至连赴美作访问学者期间，也一直牵肠挂肚。回国后，他更是踏遍了全国各地JX-3的应用现场,亲自诊断、维修,及时为用户排忧解难。
天道酬勤，10年后刘先林迎来了第二个大丰收:他牵头研制的全数字化JX-4于1998年问世。
更加物美价廉的JX-4一出世就不同凡响。2000年前后，仅黑龙江测绘局遥感院就上了54台。JX-4还对进口设备形成了威慑力。陈世培说，JX-4大批量购买时，平均才5万多元一套。同类进口设备从7年前的七八十万一台，大幅降到了45万元一台，该是JX-4的功劳。
如今，刘先林常对员工们说起：用户说咱们哪儿好、哪儿好，比国外的仪器好用。和员工分享收获的喜悦，是刘先林最高兴的时候。
研发
使用了三十多年的木椅，磨得泛着白茬的英汉技术词典，桌上一侧放满了全国各地寄来的杂志，沿墙是旧书橱……这工作间似的房间，就是刘先林的院士办公室。
“只有坐硬椅子，才能出过硬的成果。”刘先林半开玩笑地说。他还常对员工说：“搞科研，就要做好啃面包、吃方便面的准备。”
尽管已年近古稀，只要不出差，刘先林会天天准时上班：上午9点到下午5点。
通常刘先林先到一楼课题组，和那里的年轻人讨论课题、分工等。然后，他来到三楼院士办公室，拆阅全国各地寄来的杂志，剪贴留存的内容，解答各地用户的电话，思考新的科研问题。
刘先林进行科研有个特点，有时不用纸和笔，甚至不用电脑，而是在头脑中进行。表面上他沉默不语，其实大脑里早已电闪雷鸣，电、光、机械、软件、硬件，种种元素正在进行一场创新大战。
大家正聊得热闹时，他会忽然沉默，一会儿说出一句莫名其妙的专业术语。这是他又有了新想法。
他晚上睡得好，早起会浮现新点子；身体好时，奇思妙想更是不断。
遇到了科研难题，刘先林会紧皱眉头，凝视十几分钟，也许就能发现新思路。
刘先林并非闭门造车，他的科研课题通常都联系实际，思想超前。陕西测绘局数字化队队长翟群英说，全数字解析测绘仪，国外还没有呢，他就拿出了JX-4,数字航摄仪标准还没出呢，SWDC又问世了。我国测绘技术处于国际先进地位。
就像刘先林科研令人称奇一样，他在解决问题时也有不少神来之笔。
有一次，硕士生李峰进行单机检校，有个问题查不出原因，他打电话对刘先林说：“好像坏了。”“你查查线连没连好，顺序对不对。”一查果然如此。这样的远程诊断，常常百发百中。
“很神，反映得这么快，专业功底太深厚了！”陈世培也连连称奇。那次他遇到一个具体而冷僻的小问题，翻书找到公式，经过计算得出结果，又打电话向刘先林咨询，没想到刘先林当时就对答如流，不差分毫。
刘先林“拿小钱办大事”的科研理念和实践，更加让人佩服。
项目科研经费少，设备简陋。没有正规的插线路平台，他就自己焊接、用胶布粘，把众多线路安置妥贴。为此，他自称“胶布工程师”。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文沃根赞叹，他思维活跃，一天一个主意，大家都跟不上他。
“以软代硬”，是刘先林实现“拿小钱办大事”的又一措施。这类例子也很多。比如，JX的导杆精度做不出，丝杠做不出，都是通过加强软件来解决的。JX-4更是“以软代硬”的典型。
刘先林“拿小钱办大事”的智慧火花随处可见。
站在刘先林的院士办公室，放眼向窗外望去，对面宿舍楼上有很多黑色的圆点。原来那是土法检校场，黑点是贴上三维坐标作成的检校点。进口测角仪需要几十万元，且检算过程复杂。建立检校场也太浪费。于是，刘先林土法上马，成本只有4000多元。再花30万买一部民用数码相机，用光束平差方法检校航测仪，就可代替90万元的测量型相机。这样测量一次只花一两千元。仅此一项就节约了上百万元。
至此，我们不难理解文沃根所说的这个现象：“航摄仪仅国内就有五六家在研制，几乎都花费了上千万元研究经费，还没有成功。我们只用上百万元就搞成了。”
试验
试验，是测绘仪器研制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数字航摄仪进入试验阶段后，为了测试仪器精度和摄影效果，两三个月就要试飞一次。刘先林频繁穿梭在各试验场和北京之间，春节期间都没能喘口气。
有一次试飞，着实让大家为刘先林捏了一把汗。四维远见公司副研究员刘宗杰的回忆重现了这次经过。
2005年某日，山西稷山县农村，他们刚从北京赶到。刘先林嫌办手续耽误时间，便直奔晒场，去看飞机。
根据刘先林“拿小钱办大事”的一贯原则，跑道是借用农村的晒场，200米长，土路。四周地势复杂，沟沟坎坎。
一架简陋的喷农药的蜜蜂三型飞机停在那里，机身像公园里的小船。飞机没棚，只能坐两个人。除驾驶员外，另一人是倒座、脚悬空，很难受。面对这种飞机，在场不少人心里打鼓：连密封都不是，安全有保障吗？
特别是试验难度大，修正航向、调整水平等许多操作要由人代机器完成，用这样的飞机能保证试验质量吗？一些人不免心存疑虑。
这年，刘先林66周岁，此时经过路上8个小时的颠簸，还没有休息。
刘宗杰低声提醒他说：“挺危险。”刘先林旋即高声对飞行员说：“还能飞吗？带我飞吧。”
飞机盘旋升空，40分钟后不见返回。驾驶员妻子惊慌地反复说：“只带了半小时的油料，这可怎么办!”众人也焦急起来。
又过了5分钟，飞机归来。原来他们是去附近尚未通车的公路上作起降试验。
刘先林幽默地说：“相当安全。这叫兜风。”他又说：“环境、条件差一些，我们就要用人力补其不足，这叫做‘以软补硬’。”
刘先林的幽默与行动解除了大家的顾虑，试验顺利完成。后来，一些试验中用的也是这种飞机。
事后，一些老同志问他：“试飞比较危险，你这么大年纪怎么还上去？”刘先林说：“我想看看能否不要摄影员，都说蜜蜂3安全性差，我要体会一下，再看看仪器怎么操作，出现问题该怎么解决。”
“一般航测都需要3个人：驾驶员、领航员、摄影员。现在减少一人，不知是否安全、能否满足需要。这样试过，年轻人再上，他就放心了。”北京四维远见公司高工周祚域说。
刘先林是搞仪器的，不是搞测绘的，完全可以不到现场。
但是刘先林试飞时次次到场，试验中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是身先士卒。
那还是2005年夏第一次试飞。在山西稷山县农村30公里拍摄区，要布50个航测点，在各点各布置一个一米见方的白底黑心标记。
当时雨水时大时小，连绵不断。
刘宗杰看到道路泥泞，行走困难，到处沟沟坎坎，驾车也危险，就劝刘先林，过几天雨停了再布点。
任务紧急，刘先林急于提前干完，但他没有发火，只说了一句话：“走，买雨具去。”带头走出房门，领着八九个年轻人，买了雨披、雨鞋。刘先林坚持和年轻人一起早出晚归，冒雨干了两天，为提前完成任务抢出了宝贵的时间。
推广
很多用户认识刘先林都是在一个想不到的场合。
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天，陕西测绘局数字化队队长翟群英去接新仪器JX-3,工人中有一个人忙着搬箱子、调试仪器，干得很在行。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刘先林。也有人认识刘先林时，他正钻到JX-3下边修理仪器。
“蹲点”是刘先林帮助用户学会使用新仪器的好办法。推广JX-4时，刘先林在广西、陕西等局一蹲就是半个多月。
为了及时解决问题，刘先林的手机24小时开机，认真解答，用户如沐春风：“在家呢，行，记下了，明天一早上班解决。”“开车呢，没事，我用免提……”“在外地开会呢，说，没事，马上安排解决。”
深入基层解决问题时，不找人领，自己直奔现场，是刘先林特有的风格。1985年，黑龙江测绘局遥感院的JX-3出了问题，听说刘先林亲自来解决，司机早早开车去接，可失望而回。后来才发现，他自己直奔机房，问题已经解决。
改进仪器时，以专家身份出现的刘先林，闻过则喜。1998年，在广东试用JX-4。一个中专学历的作业员观看影像时，发现了程序上一个微小的问题，此时，刘先林已经拥有了工程院院士、全国科技进步一等奖等众多荣誉，但他虚心接受，立刻改进。
刘先林为用户解决问题时，常常废寝忘食，闹出一些趣事。1986年，JX-3在推广中。北京四维远见公司总经理、研究员左建章和刘先林一起出差。他们干活干得忘了时间，直干到夜深人静，满天星斗，走时测绘局大门紧闭，找不到人，只好翻墙而出，到了招待所，又吃闭门羹，只好举手敲门。
坚持终身免费维修、终身免费软件升级，刘先林带给用户的惊喜一个接一个。
尽管刘先林从没说过“用户是上帝”这句话，但他的服务充分体现出这一理念，
那么，刘先林的产品性能能和进口仪器媲美吗？
对于JX-3,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潘新若说，用模拟相机时一张图出来需要4年。JX-3精度提高了1.5倍，时间缩短了一半。
至于JX-4,陈世培说，硬件没差距。我们还有两点优势：精度特别放心，测图方式更适合中国用。所以，精度要求高的项目，他们特别指定用JX-4。
国家测绘局国土测绘司司长胥燕婴说，从模拟到数字20年的发展中，刘先林发挥了带头作用。在解析测图仪上，同进口仪器在质量上打个平手。在航摄仪上，我们的SWDC质量走在了前面。
至今，JX-4已经卖出1460多台，周祚域说，仅JX-4。就节约数亿元！四维远见公司工程师李靖说，有人计算过，目前一套JX-4半年就能收回成本，可以使用10年，还免费升级。
物美价廉，使刘先林的产品受到国际同行欢迎。已出口巴基斯坦四五十套，出口日本六七十套。
得益于我国测绘仪器的发展，世界地图生产的市场开始从10多年前的印度，转向中国。比如黑龙江测绘局遥感院就为丹麦、荷兰、罗马尼亚等生产地图数据。
市场越做越大，但是，刘先林作为董事长的四维远见公司成立后却没有搞推销的市场部，近几年有了市场部，至今也只有3个人。
为什么很多科研成果束之高阁，而刘先林却能走向市场？
刘先林用他的成功作出了回答:实验室出来的产品难免有很多问题。只要坚持不懈在第一时间满足用户要求，哪怕用户提出的不足之处、改进意见有几百个，经过四五年总能完善，总能成功走向市场。
效益
是公司，就会有效益。但是，在探询刘先林收入时，我们不禁肃然起敬。在他身上，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理念，已经潜移默化到工作生活各方面，包括个人收益。
比如，刘先林是四维远见公司的名副其实的董事长，但是他这个董事长却是零薪酬。刘先林说，我们公司不是光为赚钱的，而且是为国家、为测绘事业服务的。北京四维远见公司高工邱懿对此记得很清楚。
再如，刘先林团队为国家测绘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申请的科研经费却极少，大部分来自公司自己的赢利项目。
还如，刘先林在三个大学担任特聘教授，帮助建设遥感学科、培养师资，每年34万元的国家津贴他分文不取。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宫辉力、河南理工大学测量学院院长郭增长、山东科技大学博士生刘磊都如是说。
科技部国家遥感中心研究员李加洪说，刘先林具有民族创新精神，对战略把握得很好;作为乙方，对市场把握得很好;他的课题根据市场需求，立足国际前沿，经费少，产出效益高。他是测绘遥感界的袁隆平。
名词解释
摄影测量与遥感:是目前最常用的地形图测绘的技术方法。
测绘:是对地球表面形状或者地表人工设施的各种信息进行测定、采集、表述、处理。可以说,测绘是“测量”和“绘图”的总称。“测”是进行地球表面信息的获取和处理,“绘”是将这些信息绘制成地图。
测绘的作用: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测绘技术及成果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
国家每一项重大战略实施都离不开测绘的支撑和服务。为新农村建设服务,大力实施“乡村用图工程”;启动西部测图工程、西部市县挂图工程,建成若干西部地理信息系统,为西部大开发服务;开发电子政务空间辅助决策地理信息系统,为有关部门提供辅助决策支撑;在能源、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国土资源开发、环境监测中,发挥保障作用;为土地、矿产、水利、能源等提供辅助手段和基础资料;调查我国生态资源分布和开发现状,为环境保护提供决策依据;为加强国防建设、提高反恐能力、保障国家安全提供重要支撑,为自然灾害监测、预警和防灾减灾提供重要依据。
测绘渗透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九五”以来,每年公开出版地图1000多种,年发行量超过三亿多册(幅);网络电子地图,车载导航和手机定位等服务,方便了日常生活,提高了生活质量。
ZS正射投影仪系统:刘先林研制的该系统解决了山地、丘陵地形影像的纠正。与当时200万马克引进的同类产品相比,仅售57万元的ZS在数据压缩、等高线软件等方面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解析测图仪:是一种集光、机、电、计算机软硬件于一体的高技术精密航空摄影测量仪器。
刘先林将所研制的解析测图仪命名为JX-1,JX-3,JX-4。该系列仪器将相片模拟影像进行坐标数字化,测制出数字地形图,并可在绘图机上输出。
我国先期引进的外国同类产品价格均在20万—30万美元,而JX-3售价仅为25万-36万人民币。
数字化测绘技术集成及产业化研究:刘先林领导科研小组研制成功的这一系统实现了从模拟航空影像到全数字影像产品的生产,几乎涵盖了航空摄影测量的全部功能。
这套设备对我国测绘行业由模拟向数字过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它为测绘行业为社会信息化、数字城市服务提供了有力武器,为测绘行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做出了贡献。并实现批量出口发达国家。
目前仅JX-4CDPW已在国内销售1460台,国外销售近100台。
SWDC数字航空摄影仪:2007年研制成功的这一仪器是传统胶片航空摄影仪的更新换代产品,是目前获取地表影像的主要手段。已成功应用于测绘生产。作者: 搜狗 发布日期: 2007-8-09 在科学的世界里追逐梦想
在刘先林面前,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惊讶、感叹、赞美、钦佩。关于他这个人,关于他那些事,点点滴滴都透着看似离奇古怪却又入情入理的科学家的特质。在他身上,我们找得到科学创造所需要的诸多元素:忠诚，聪慧,勤奋,执著,坚毅,果敢,朴实……所有这一切组合起来,演化出一个个为人津津乐道的科学故事,勾勒出一位卓有成就的科
学家的经典形象。
当今时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科技实力在提高一国社会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刘先林这样的科学家,“科教兴国”战略的实现离不开刘先林这样的科学家。他的爱国主义情怀、勇于开拓的进取精神、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都是我国知识分子优秀精神传统的生动体现,都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宝贵财富。刘先林堪为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楷模。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国是刘先林一切理想抱负的源头。在他的专业领域内,相关科研的一度落后及其带来的依赖性,强烈地激起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和社会责任感。在他的眼里,科研已不再是纯粹的智力活动,而是关系国家兴衰的重要使命。当一个纯洁的心灵被一种至真至诚的爱国情感所激励时,一股无穷无尽的力量便喷涌而出,创造了非同寻常的功绩。国家和民族,在刘先林的生命中永远是沉甸甸的。
科学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事业,科学家是一群永不知足的人。科学上的任何创新,意味着对既有理论和技术的突破,意味着对未知世界的敏感和开拓。科学探索需要人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更进一层,而不是躺在那里安闲度日。如果一个投身科学的人,想到放下行囊、安营扎寨,那么他的科学之路便已到了尽头,他的科学生命也已灯枯油尽、无复生机。刘先林一直没有停下行进的脚步,而科学的进取精神也始终是他身上永远鲜亮的生命底色。他在研究项目上的持续进步,他对研究方向的高瞻远瞩,他在耄耋之年的科研热情,无不显现出他对探索精神的深刻理解和把握。这样的精神使刘先林的科学灵感和胆识如鱼得水,化成了惊人的创造力。
创新需要才智和勇气,也需要艰苦卓绝的努力。科学之路总是迂回曲折,坎坎坷坷,你若不下定决心征服它,便根本没有一窥真理堂奥的机会。一次成功,往往要千百次的失败来垫底。献身科学不是享清福,而是注定会经受时间和苦难的煎熬。“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刘先林深知其味,他把科研之路比喻为走出地狱之路,谁最能吃苦,谁最能坚持,谁就能最后走出去。为了走出这一条路,刘先林常常失去了正常的时空概念——无论寒暑,不分昼夜,走到哪里思考到哪里,生活的一切天地成了他的实验室。科学家就是在这样的“炼狱”中成就了自我。
探索是艰辛的,一个人献给科学的东西多了,留给自己的就少了。科学不是一朝一夕之事,科学家不能是三心二意之人。科学需要投身其中的人丢掉累赘,心无旁骛,一心一意追求真理。因而,科学家通常就像真理一样,深刻而又朴实无华。假如有人将名利当成科学的终极目标,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那么名缰利锁也终将葬送他的科学前途。在世人眼里,刘先林的朴素与他的社会身份极不相称——不加修饰的外表,狭小逼仄的办公室,因陋就简的办事风格,不讲待遇的工作劲头,这些颇有点“寒酸相”的情况如何会让人联想到“院士”、“院长”之类的头衔?然而,正是这种有些苛刻的简朴,体现出一位科学家对志业最纯粹最忠诚的坚守。
几十年来,刘先林在科学的世界里追逐着他的梦想,不弃不离,始终如一。不论现实发生何种变化,他总是宠辱不惊,保持着一种特有的从容和淡定。因为创新,他总是在变,因为执着,他又一直未变。变与不变之中,蕴藏着一位科学家的本真。科学有幸吸引了这样一位睿智、真诚的追求者,国家有幸拥有了这样一位成就斐然的科学家。作者: 搜狗 发布日期: 2007-8-09 院士本色——记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先林(下)
我只领取自己科研项目创造的报酬
老刘是3所大学的特聘教授。按照各地的政策，每所高校都会付给院士一笔津贴，3所学校加起来一年的津贴近30万元。可是老刘分文不取，他把这笔钱留在各所学校，设立一个专门账户，用来资助学生和科研项目。
“我只领取自己的科研项目创造的报酬。”老刘说。一年下来，他的这项收入能有四五十万元。
有人不相信：一年30万元，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况且是合理所得，能说不要就不要？
山东科技大学研究生刘磊是这笔钱的受益者之一。2002年10月，刘磊一到老刘的实验室，老刘就给这个学生买了一台一万四千多元的三星笔记本电脑，而他自己用的是一台旧的笔记本电脑，电池插上5分钟就没电了。研究院给他配了一台先进的苹果笔记本电脑，老刘给了航空数码相机项目组用。
妻子刘惠特别理解老刘：“人家请你去帮助培养年轻人，这是应当的。学校经费紧张，不能什么事情都要钱。这些报酬完全没有必要计较，我们够花就可以了。”
老刘的这个特聘教授当的有点“大头”：不仅不拿钱，还要往里贴钱。2000年，他成为首都师范大学的特聘教授，到实验室一看，设备太落后了。老刘二话没说，立刻送给了学校50万元的设备。
学院每周的业务例会老刘一定参加，只要学校有研究项目请教，老刘总是随叫随到。
邱振戈是老刘的博士后，老刘经常对他说的一句话是，你要我干什么，随叫随到。一次，他在做资源三号卫星时，遇到难题，一给老刘打电话，老刘立刻说，等我，我马上过来。
一次，公司一个年轻人搞GPS定位，因为经验不足，与甲方签合同时没有考虑周到，导致公司损失几十万元。年轻人很难受，老刘拍拍小伙子的肩膀：出了问题没关系。我来背黑锅，咱们还要继续往下干。
老刘经常这样告诉院里的年轻人：祝贺你们进入地狱的大门！测绘科研，就是我们在地狱里饱经艰苦，寻找到一条走出地狱的道路。谁最能吃苦，谁最能坚持，谁最后就能走出去。
在老刘的帮助下，3所学校的学术水平都有大幅提高。
老刘当了院士以后，请他出席的会议多如牛毛。老刘就一个原则：与测绘有关的我去，与测绘无关，又不得不去的，我去了也只讲测绘。
有个上市公司是老刘公司的客户。一次，这家上市公司请了几位院士去开会，宣传他们的新概念，希望院士们认可他们的发展规划。老刘一听，所谓的新概念都是虚的。其他院士都签了字，一向秉承“客户至上”的老刘就是不签这个字。
尽管得罪了客户，但老刘不在乎：科研工作者不能昧着良心说话。
“收破烂的老头”进了研究院
上个世纪90年代，国家测绘局的领导到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搞调研。车子快到研究院的时候，一位蹬着三轮车、一个裤腿高一个裤腿低的白发老头，挡在小车前面，到了研究院门口一下子就拐了进去。这位领导有些不高兴：测绘研究院不是谁想进就进的，怎么进去一个收破烂的？
轿车绕到前面一看，噢，原来是老刘！
老刘的不修边幅在测绘系统是出了名的。他最喜欢穿T恤，天热了，不管什么场合，都把袖子往上一卷。他的学生说，老刘的上衣经常是一头塞在里面，一头露在外面；或者衣服穿反了，线头露了出来；或者一个裤腿塞在袜子里，另外一个正常。
因为做饭的缘故，老刘的衣服上经常带着油点。当了院长以后，外事活动多了，老刘却依然穿着带油点的衣服。同事文沃根提醒他：老刘，接待外宾穿戴油点的衣服不合适。
他笑笑：我本质就是这样，打扮干什么？
这几天，老刘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采访。大家看到他的淡蓝色的T恤不禁眼前一亮：老刘，穿了件新衣服？
老刘又是嘿嘿一笑：旧的。本来是件白衣服，放到洗衣机里被别的衣服给染蓝了。
今年6月底，老刘的心血——航空数码相机在一家大饭店开了新闻发布会。因为场合太重要了，一向不修边幅的老刘接到院里的“行政”命令，希望他穿正装。结果，跟了老刘快10年的学生第一次看到老刘穿西装：深灰的西装上衣配着浅灰裤子，不是一套衣服。有熟悉他的人发现：西装上衣是他1999年去美国的时候买的。
轮到老刘讲话。正在想事的他直接冲着前面半米高的台子走了过去，想都没想就准备往上跳，没有成功。引导小姐连忙走了过去引着他向旁边的楼梯走去。
“老刘总是笑嘻嘻的，很少看到他有不高兴的时候。”学生这样评价自己的导师。他们经常跟老刘没大没小的。一次到山东开会，刘磊走在前面先到了，接待的高校领导问刘磊：刘院士在哪里？刘磊回头喊了一嗓子：刘院士，快点。老刘应了一声，一路小跑过来。校领导急了：这么大年纪，摔坏了怎么办？
别看老刘对生活质量要求不高，可是他有个“怪”毛病：对空气的流通要求特别高，因为含氧量低会影响思考。只要他在屋里，不管冬夏，都要开着窗子。到外面出差，人家看他是院士，一般都安排套间，因为感觉空气不流通，他总是要把套间退了住标准间。
老刘的脚气病这几年犯的特别厉害。老刘想了个妙招，治疗脚气就要让鞋子透气。冬天时，他上面穿着厚厚的羽绒服，脚下穿着夏天的皮凉鞋。一走路，咯吱咯吱响。“这鞋不好。”老刘说。他又开始发明改造，买来一双冬天穿的软底鞋，用锥子在鞋子的四周扎上一圈小眼，又透气又不显眼。
老刘得意了，这鞋真舒服！结果他一穿就穿到今年夏天。室外30多摄氏度的高温，他照穿不误。
院士？我是搞科研的
中国工程院送给每位当选的院士一幅24寸的标准照。很多院士都把这张照片挂在一个显眼的位置。可是刘先林的同事和弟子们几乎都没有见过这张照片。记者一问，把大家都问愣了。同一个办公室的周祚域知道底细：照片的正面冲着墙，斜倚在门后的铁皮柜上。
当选院士之后，老刘依然是老刘，周围的人没有感觉出他有什么变化。
陈世培是黑龙江测绘局遥感院的副院长。他记得清清楚楚，1987年老刘到黑龙江出差，不用测绘局的同志接站，下了火车直奔办公室。为了节省时间他连宾馆也不住，凌晨一两点钟干完活，直接睡在办公室的行军床上。
如果说老刘当时还算年轻可以理解的话，到了1998年，已经是院士的老刘到四川出差，当地请他住好一些的宾馆，他不同意，依然住在测绘局的简易招待所。10元一晚的小房间，简单的只有一张床，一个小小的黑白电视机。他的理由是，不能太远了，耽误时间。
前年，老刘到河南理工大学新校区做实验。新校区距离市区8公里，开车也就十几分钟，但是新校区地处郊外，不具备生活条件。年近70岁的老刘依然要求睡在实验室的单人床上，洗漱在楼里的公共卫生间，吃饭在学生食堂。每晚，整栋大楼就剩下他和警卫。
各个单位基本都把院士当成宝贝。可是为了老刘这个宝贝，研究院的领导没少挨上级领导的“批评”。一次国家测绘局开会，局领导又批评院领导：我们测绘的几位院士都配了专职秘书，怎么到了刘院士这里，要车没车，要秘书没秘书？在场的刘先林嘿嘿一笑也不说话。会开完了，去安慰院领导：有的指示该执行就执行，有的听听就罢了。
他不配司机的理由很简单：我是搞科研的，下班经常不正点，司机还要等我，没有必要，我自己就可以了。甚至研究院配给老刘的单独一个套间的办公室，老刘也不会享用。一个房间被用作了实验室，另一个房间与同事合用。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各类书籍，一进门，要喊一声，一个戴眼镜的小老头才会从书后面钻出来。
老刘的椅子全院有名。1973年国家测绘局恢复后的胶合板凳子，没有扶手，上面的油漆早已脱落了。有人张罗给他换个舒服的椅子，他振振有词：换了那种摇椅似的椅子固然很舒服，可是人坐在上面摇啊摇，摇的睡着了。所以不能太舒服，太舒服就不能出科研成果。他还劝下面的年轻人，你们也都坐木椅子吧。
别看老刘是院士，可家里人从来没有沾过光。两个儿子对外从来不说自己的老爸是院士，找工作也都是自力更生，院士老爸帮不上任何忙。老刘唯一享受的院士特权就是：走到哪里都带着那张院士证，经常出差的他有了院士证就可以走贵宾通道，节省了不少时间。他说：“这东西真不错。”
提起荣誉，老刘有点不好意思。他说，我们知识分子做的是应该做的事情，成果用上了。国家给了这么高的待遇，又评奖，又当院士，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应该做的事情做好。作者: 搜狗 发布日期: 2007-8-09 登高而眺 所见者远
乍一看，他像个刚刚从台上领了奖、带着红花下台的老工人，腼腆却有着压不住的喜庆；但往深里接触，大科学家的智慧和光辉就会扑面而来，藏也藏不住。
数点刘先林的科研成果，介绍者用了“大量”一词，因为只说一两项，完全不足以概括他的成就之大、成果之多。
这是一个为国家和测绘事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但刘先林从不唱高调。
在一些必须出席的会议上，刘先林发言。发言毕，他会拿张破纸或一个小本，在上面写写画画：他的许多发明创造就由此而来。
也许是因为中国人表达感情的含蓄，刘先林对共产党、对国家，哪怕是爱得心里滚烫，口头上却没有太多热乎乎的话，一如对他的家人。
表达得最热烈的一次，是有一年的“七·一”，刘先林作为优秀共产党员上台发言，他抱了一迭红红的得奖证书上去，边发言边让大家看。红红的证书证明了刘先林的成长经历。
还有，刘先林会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要搞自己的仪器，要把国外的机器挤到仓库里去。
这就是低调的刘先林说出的最为高调的话。
未敢忘忧国
让刘先林自己说出自己的缺点，他会说，自己没有管理才能。当年刘先林从项目组的组长被直接提拔到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院长，他不觉得自己把院长干得多么出色。
周围的人对此的客观评价是，刘先林善于管理，把科研到市场开发搞得有声有色，每个科研人员都对他心服口服。他在院长的岗位上尽职尽责，但对一个硕果频出的大科学家来说，担当行政职务是一种自我牺牲。
大家拿刘先林的白发说事。那时，刚过４０岁的刘先林正在攻克拟合等高线函数的难关，写程序，这个艰苦的脑力劳动让刘先林生来的一头直发根根皆白。
最后，刘先林的行政职务以他主动提出辞去而结束。
以刘先林的名望和地位，他就是一直挂在院长的职务上，也不会有人说什么。但是，对于刘先林来说，衣着可以马虎，但有些事决不可凑合。
在国内的测绘仪器占领市场前，是国外机器一统天下，国家为此花费了巨额的外汇，买进来的有时是一些报废的机器。
绝大多数人都会为此痛心，而刘先林会为这事进行一连串自问：国家的钱外流是谁的责任？因为国内没有同样水平的机器。为什么没有高水平的机器？因为科技人员没有发明出来。为什么科技人员发明不出来？问至山穷水尽处。然后，作为科研人员的刘先林惭愧得抬不起头来。
刘先林与瑞士厂商谈判引进解析测图仪事宜，他看到外商出示的清单中一个拷机程序竟漫天要价到５０００法郎，刘先林不是外行，一句话就道破这个程序的奥秘，于是对方马上把价格降到１０００法郎。
刘先林曾向一个专做中国生意的外商表示，中国仍然很穷，买不起太多的昂贵进口设备。没想到那个外商竟然连问三声：“中国穷？”在那个外商看来，中国能花很大的价钱购买很一般的东西，怎么会穷呢？
在德国，一位解析测图仪专家向刘先林演示他设计的仪器，他拿出示波器，打出复杂的波形给刘先林看，并说：“这种复杂的光机电综合仪器你们搞不了，还是研制单纯光机型吧。”刘先林当即把他要演示的下一幕提前道出来，刚才还感觉良好的德国专家只好尴尬地收起了仪器。
外人根本无法了解刘先林曾因为国外机器驰骋中国市场，忍受过多少内心的撞击和疼痛，但温和的刘先林曾经为此扔出很重的话：“他们骗我们中国钱！”
作为从事航测仪器研究的专业科技人员，刘先林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帮助推销国外仪器，可以赚大钱。二是搞自己的仪器，把这个市场夺回来。
刘先林发奋，他用一生致力于搞中国创造的机器。
时已老年，刘先林顶着一头耀眼白发说：“这就是我几十年来搞国产化仪器最重要的原动力。”
他依然一句爱国的词都没有提。
长期以来，国内航空摄影测量一直是采用基于胶片的航空摄影仪。这种摄影方法成本高，对天气条件要求苛刻，在一些一年也没有几天理想天气的地方几乎无法工作，而且不能当场看出航摄效果，在数据处理效率等方面也有欠缺。进口仪器价格极为昂贵，一套１６００多万元，而我国目前已累计进口１０多套，耗资巨大。
还有一条也让刘先林难以忍受，进口机器里有一个关键部件，中国不能生产，别说技术，有关国家就连产品也不卖给中国。为解决中国测绘发展的瓶颈——图像采集这个问题，就必须解决航摄机器，就要发展中国自己的数字航空摄影仪。
已过退休年龄的刘先林又一次出山，４年时间，外行人看上去并不起眼的数字航空摄影仪摆在了人们面前。它在多个方面性能超过国外同类产品，精度的突破将使摄影测量的应用领域大大拓宽，过去不能做的将变成可能，并可以由此延伸出一系列的实时航空摄影测量全自动后处理软件及解决方案，会引发整个测绘行业的一次变革。
测绘行业的变革会给整个社会带来什么好处呢？
内行人说，经济建设发展、政府的科学决策和国家的信息化建设都需要用测绘结果来说话。原来一比一万的地形图，测绘一次要一年多，现在不到一个月就可以完成，地图的更新速度可以加快，生产力得到大大解放；如果有地区发大水，只需用测绘结果做一套洪水淹没系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水位上涨１米，灾区的人应该往哪里转移；新农村建设，村村应该有规划图，这在以往完全是天方夜谭，现在可以做到了。
坐在一个颇有沧桑感、业已磨掉了漆的硬板凳上，刘先林感叹：“坐硬凳子，才能搞出硬产品。”
透过现象看本质
在干校时，刘先林学会了开拖拉机。他开拖拉机与众不同：是半蹲着开。
看着别人惊异的目光，刘先林解释说，当地路况不好，拖拉机又没有减震设备，坐着开不行，会患胃下垂。
刘先林在干校还发现当地有一些联合收割机，但是从来没见用过，老百姓还是手工收割粮食。他一了解，原来是他们不会用，买来就是拆零件用。刘先林觉得非常可惜，第一次接触到农业机械的刘先林经过钻研，居然让这个庞然大物运转了起来，调校好的收割机每天可以收割３００亩麦子。
刚参加工作时，同事们业余时间爱下象棋，刘先林开始不会下，他看着看着就学会了，而且棋艺提高很快，没多久就能战胜老棋手。
刘先林游泳可以从河道的水闸下翻过去，号称“水鬼”；刘先林在学校舞会上一个人变成一支乐队，刘先林学小提琴一个假期就敢上台表演，而且水平很高……
一切关于刘先林的传闻都透露出一个信息，刘先林是一个很会抓事物本质的人。
他看到了科研的本质——开发。刘先林认为，科研成果的开发十分之一在实验室里，剩下的十分之九在实验室外，他要抓住这个本质，把科研成果变成产品，送到用户手中，还要手把手教用户怎么用。
技术创新的主体在企业，至少刘先林是这样认为的。他期望，用企业机制去推广产品，如果发明要两分力气，那么推广就要八分力气。所以，他在１９８９年就积极推动单位成立了公司。
如今，公司一年为国家纳税３００万元。
与他人有别的是，刘先林的重点都是放在成果通过鉴定之后。成果一旦研制完成，刘先林就要以最快的速度亲自完成成果的转化。
目前，国内进行成果转化，往往要先写论文，开鉴定会，讨论如何推广、如何使用、谁来投资、谁来买，这个过程要用近一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成果完成１０个月以后还滞留在实验室。
刘先林不能忍受时间这样白白耗费，在他看来，经过市场的检验，能在市场中站得住脚才是对成果的最好鉴定。就在大家为ＪＸ－１和ＪＸ－－３解析测图仪研制成功而欢呼的时候，刘先林说：“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填补空白，更需要填补空白后的开花结果。”
刘先林和同事们采取了与众多厂商不同的闯市场的方法。他的办法是深入生产单位中，了解作业员的需求，按照这些需求来研制和改进仪器，使仪器更方便操作，让作业员觉得好用。因为，一线作业人员提出来的问题往往是最具体、最刻薄的。因此，刘先林的仪器销售基本上是用户用顺了手，再回来找他买新的机器。
尽管时间紧，但刘先林总要亲自做售后技术服务。他认为，国产仪器能否推广，与应用很有关系，如果用户一开始就用不好，马上就会被否定掉；如果坚持用下去，就会越用越好。
同事们说他，你是院士，这种维修服务，派个人去就可以了。他说，产品销售靠的就是服务，我自己亲自服务，是“讨好”用户的最好方式。
多年来，刘先林体会最深的是，仪器设备能否在市场上推广，最关键的不是其性能，而是许多细节需求问题能不能满足，满足了就用得上，否则就用不上。
对这些细节服务，刘先林必须亲自去了解，他根本想不到要拿院士的身段，反而要手把手地做出来，甚至像一个真正的老工人一样，钻在桌子底下，解决给用户看。
刘先林说，跟外国产品比起来，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外国货维修人员往往来不了这么快，来了还未必能解决。
刘先林心疼自己的机器像心疼亲生孩子一样，“卖出去的仪器就像个最小的儿子，要跟到那里去照顾，才能成长。”
随着仪器销售量增多和升级，刘先林便采用热线电话来解决问题。还有一个办法，是让用户通过网络或邮局把问题发过来。
那么，一个仪器设备在推广过程中，到底会有多少问题等待解决呢？
刘先林手下的技术人员说，机器没上市之前，永远不会知道有多少问题。上市之后，几百个吧，一一解决。
情急于社会上众多科研成果鉴定之日就是寿终之时，不能走出高楼深院的现实，刘先林说，应该在科研成果问世５年后再鉴定。
他伸出５个手指：“５年的时间，还不能转化成产品？那，鉴定肯定通不过。”
刘先林的成果几乎每个都是低投入、高产出的典范。
全数字摄影测量工作站，国家和测绘局共投资８０万元，目前，这个产品销售额已在１亿元以上，已为国家完税２０００万元。
同行兼同学李德仁院士赞扬刘先林：一个科学家要拿小钱做大事，不要拿大钱做小事，更不要拿钱不做事。刘先林就是一个拿小钱做大事的人。
为人的责任
很早的时候，刘先林曾动手用各种废零件组装过电视。他至今还记得，第一次接收到的是关于大连蛇岛的小蛇孵化后脱壳而出的节目。
刘先林对电视机的痴迷因为家里一次口角而受挫：刘先林妻子生了气，把电视机从三楼的窗口扔到了楼下。
刘先林的同事们都知道，他经常需要把妻子带在身边上班。因为，妻子的身体不好，情绪不稳定。
为避免她在家里太孤独，刘先林有时出差也带着她，但从不用公费，路费一定要自己出。
刘先林说，妻子每天要依靠安眠药才能入睡。如果睡不好，就会发火，火气大得吓人。
刘先林每年从科研产品的开发中，有几十万元的收入。为了让妻子心情愉快，家里钱怎么花，刘先林全听妻子的，出去吃饭，点菜也都听妻子的。
在与妻子一同接受采访时，从始至终，刘先林几乎都没有说话。
当妻子面对着众媒体、几乎不避讳地吐露一连串对他的抱怨时，刘先林一直保持着一种姿势：身体倾向妻子，温和地微笑，一次次地替妻子打开麦克风，生怕坐在远处的媒体听不清妻子指责他的话。
刘先林说，妻子身体不太好。但如果没有她，家里乱得完全天翻地覆。
那时，工作忙起来，刘先林只能把家一扔就走。当时父母年近八旬，两个孩子很小，全家都扔给了妻子一个人。
因此，刘先林说，妻子发再大的火，我也不生气，我要让她高兴。这是责任。
在整个采访中，刘先林只有两次提到“责任”这个词，一是提到国家，另一是为了妻子。
但，妻子这样的身体状况，刘先林显然不能指望太多来自她的照顾。
于是，人们有时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头儿匆匆忙忙从车里下来，在路边摊买了两样青菜，又小跑着回到车上，驾车离开。
当年有个到过他家的同事说：“刘院士真可怜，他家乱七八糟的，锅摆在饭桌上，连个吃饭的地方都没有，自己蹲在凳子上吃。”
曾与他做过邻居的同事回忆，刘先林家里的锅经常烧干，但，从来听不到他指责妻子的声音。
饶是如此，刘先林还在检讨自己年轻时不懂事。一次出差去广州，４０天的时间没有给妻子打一个电话，回到家一看，妻子抑郁得近乎木然。
从此，无论出差到哪里，刘先林每天晚上给妻子打半个小时电话。起初，每天晚上的电话可能略带有隐忍的成分。但后来，刘先林说，每天晚上不听她唠叨半小时，我睡不着觉。
刘先林的两个儿子，针对记者提出的一个问题，斯文而有礼貌地表达了反对意见。当时，记者在提问中，说刘先林因为工作忙，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两个儿子回答，父亲对我们的教育非常成功。我们很佩服父亲，他让我们看到了坚忍不拔、持之以恒的精神力量。
已经事业有成的两个年轻男人回忆起父亲的慈爱。一个人说，忙碌的刘先林发明了一种“刘氏肉沫面”，做给孩子吃；另一个人讲，小时偷喝别人的汽水，父亲知道了，并未厉声呵斥，只是和缓耐心地讲道理。
刘先林中年得子。已是少年的长子学骑自行车，年过半百的刘先林气喘吁吁地扶着自行车跑，为宝贝儿子“保驾”。
跑着跑着，刘先林伤感地对小儿子说，你学自行车时，爸爸可跑不动喽。
小儿子回忆起当年，声音甚至有一丝丝不易察觉的哽咽。他说，听了爸爸的话，不知怎么回事，我当时就很想哭。
在场的人心头一紧：真正的爱，是说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