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好多种子下不了:毛泽东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论探讨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5 21:06:31

毛泽东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论探讨

 

 毛泽东历来坚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观察社会与历史。他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可以分析的,历史上的人物的功过是非等等也都是可以分析的,只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就会得到不同的认识结果。评价历史人物,不仅要看到其对于历史的贡献,也要看到其失误,对于历史上的著名的人物、伟大人物、英雄人物更要如此。毛泽东是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即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站在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风流人物的立场上来谈论今古人物的。他在著名的《沁园春·雪》里说道: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毛泽东认为,不是英雄而是人民创造了历史,因此应当对历史上的所谓英雄、杰出人物作出合理的、恰如其分的评判。毛泽东的上述言论虽然富有诗意,但却是代表了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对于历代英雄人物正确的立场。毛泽东并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就是在上面的言论中,他也并非对历代英雄人物全盘否定,而是客观地指出了他们的不足之处。历史上的英雄与杰出人物自有其功过与得失,有其是非,毛泽东运用一分为二的思想方法对他们进行正确的评价,体现出浓厚的历史意识和自觉的方法论特点。

  (一)

  对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的功过得失应当一分为二,特别是历来为人们所肯定的、对于历史有过杰出贡献、有巨大影响的人物,更要看到其失误之处,而不能只看到其功绩。

  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繁荣与强盛时期的杰出政治家唐太宗李世民,毛泽东也是如此看的。历史学家们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两位有重大作为的帝王:一是唐太宗,一是康熙。因为在这两位帝王在位的时期,中国的疆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宽广,而且社会稳定,老百姓安居乐业,由此造成了中国历史上两个强盛的时期:一个是所谓的“贞观之治”,一个是所谓的“康乾盛世”。也就是说,唐太宗在中国历史上有崇高地位。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朝代,李渊父子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长达三百多年的国家分裂局面,并把封建社会带入了繁荣的时期,其中唐太宗的贡献尤为突出。唐太宗李世民18岁即指挥军队作战,凭借自己的军事才能为唐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以说唐室的创建大部分功劳都归于李世民,无论是太原起义还是以后的南征北战,离开了李世民都不可能取得胜利。毛泽东对李世民的军事才能极为称赞,说自古能军者无出李世民之右者,还说李世民是少年英雄,18岁就当了总司令。关于这一点历史学家都不否认。当然如果仅凭这一点,李世民固然是位杰出人物,可以称得上同许多著名军事家相媲美的人物,少年有为本身就不简单,可是又并不仅仅如此,李世民26岁就做了皇帝,成了历史上少数几个年轻有为的皇帝之一,而且也是一个治国高手,纳谏减赋等等一系列措施使唐朝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强盛,大唐的国威百余年不衰,这不能不说是和李世民的作为有关。然而也正是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也是世界史上罕见的人物(在世界历史上从军事才能的角度看可能只有亚历山大、成吉思汗这种人物才能与他相提并论,而从治国才能角度而言,在中古时代实属少见),历史学家对其也颇有微词,其重大的污点就是他上台的手段是通过军事政变,即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杀死其哥哥和弟弟,逼其父传位于己,这就是历来为历史学家所不齿的道德上的污点了。此类事件还有宋太宗,以及明成祖朱棣等,往往有成就的人物在道德上也不那么光彩,如曹操也是如此,被人骂成是“奸雄”。毛泽东对传统史学家的这种评价标准向来是嗤之以鼻的,认为“观人宜观大节”,而不从小处着想。但是毛泽东却认为李世民的一个重大错误并不是由于所谓“得国之不正”,这些政治家们的争权夺利是很难说清孰是孰非的,而是由于李世民晚年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李世民最初立李泰为太子,但李泰因为“参与谋反”而废。后来又想立李恪为皇太子,觉得李恪文武兼备,“英果类我”,但由于长孙无忌的劝说而改立李治,李治优柔寡断,性格柔弱,后酿成“武则天之乱”,可见李世民不会识人,所以毛泽东说他: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1〕应当说,这个论断是客观的符合实际的。

  对历史上有名的思想家,毛泽东也主张要一分为二地看,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可全盘否定,要批判地继承前人的思想成就。典型的例子是毛泽东对孔子的看法。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毛泽东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予以总结,这是从肯定孔子的积极方面来看的;但是毛泽东又指出,孔子生长在封建社会中,所以他的思想因环境的压迫也成了封建思想了。他从另一角度又看到了孔子思想中消极的方面。

  对于唐代文学家韩愈,在20世纪70年代的儒法斗争中,多数人认为韩愈代表儒家,应当彻底否定。此时文学史家刘大杰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韩以道统自居,鼓吹天命,固然要严加批判。但细读韩集,其思想中确实存在矛盾,其诸多作品都与儒家思想不合,而倾向于法家。再加以他的散文技巧,……如果全部加以否定,似非所宜。毛泽东青年时代就十分推崇韩文,而且受韩文的风格影响,毛泽东还作了一些古文。因此,刘大杰的这封信一到毛泽东手中,他即表示: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2〕即便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毛泽东也没有忘记这条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

  (二)

  毛泽东主张对历史上一些有争议的人物的功过是非,应当一反前人定论,反其道而行之,进行翻案。当然这种翻案工作是依据这些人物在历史上的实际贡献,恰如其分地进行评价与分析。

  曹操是历史上比较有争议的人物,这是由于历代史学家所持的正统观不同的结果。《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以魏晋为正统的,把曹操作为正面形象来描写。而自从罗贯中《三国演义》持有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把曹操当作奸雄来描写后,曹操的形象一落千丈,留下了千古骂名,尤其是在明清时期,曹操奸雄形象定型,成为铁案,似乎不能再翻。鲁迅不赞成把曹操看成那么坏,认为曹操至少是个英雄。郭沫若也认为曹操在历史上有贡献,并考证了曹操形象的演变过程。当然小说中的人物与历史上的人物毕竟有差距,但大多数人往往误把小说中的形象当成是历史中的真实形象。针对这种现象,毛泽东指出:小说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营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的一面的,汉是没落的。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可谓别出新裁,首先认定曹操代表进步的一方,接着认定所谓蜀汉正统的汉是没落的,这样一来,是非功过自然就明朗了。毛泽东还指出:曹操结束东汉末年豪强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3〕又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4〕 这段话全面评价了曹操治理北方的历史功绩,可以说是为曹操翻案的一个宣言。其矛头直指封建正统观念,直指反动的士族文化处处制造冤案,因此不仅是为曹操翻案,实际上是为所有的被封建正统观念所歪曲的杰出人物翻案。沿着这一思路,毛泽东又指出了武则天也是一个为封建正统观念所歪曲的人物,毛泽东说,有些史书里把武则天写得一塌糊涂,荒淫得很,不理朝政,这样她怎能统治得下去?我就不信。又说封建社会,女人没有地位,女人当皇帝,人们连想也不敢想,我看过一些野史,把她写得荒淫得很,恐怕值得商量,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 〔5〕 毛泽东总是乐于为那些在历史上受到指责与留下骂名的人物辩护,但这种辩护一方面是出于尊重历史事实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其评价标准和立场的不同所致。面对同样的史实,而立场不同、方法不同、标准不同对于历史人物所得出的结论就截然不同,这恐怕是历史学家们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三)

  毛泽东为历史人物翻案,并不是随意的,而是要根据实际作为,比如对于历史上的一些人物,已成定论的,如秦桧等人,毛泽东并不随意地为他们翻案,也不为他们开脱,而是指出他们不负主要责任,负主要责任的另有其人。

  秦桧,历来以为他是大奸臣,应为岳飞之死负主要责任,因此留下了千古骂名,毛泽东则认为,秦桧固然负有责任,但他实际上是代人承担了全部的过错,宋金议和背后的主谋是宋高宗,秦桧只不过秉承了宋高宗的旨意罢了。在同芦荻谈论宋金议和时也说,宋高宗和秦桧的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宋高宗赵构。〔6〕事实正是如此,宋高宗自己要投降金人,因为有岳飞、韩世忠等抗金名将主战派的掣肘而十分不便,因此便借秦桧之手除掉岳飞,议和乃成。如果没有宋高宗议和的大政方针为保障,秦桧便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罗织罪名陷害岳飞等主战派。但是秦桧依然负有责任,只是负有的是次要责任,而不是主要责任。因此毛泽东认为:责任不全在秦桧,但又并不否认秦桧负有责任。毛泽东对宋金议和的本来面貌的揭露其目的不在于为秦桧开脱,而是为了暴露主和的幕后决策者,分清主要责任与次要责任。这也是毛泽东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原则,体现了客观与公正地对待历史人物的思想方法。

  毛泽东深知历史不允许随意打扮。自己今天在评价历史人物,而以后就会有人评论自己。毛泽东常说,可能我们这些人在一千年后,一万年后的人看来,似乎是好可笑了。这固然是一种谦逊的表现,而实际也正是一种深层的历史意识的体现。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谁是谁非,功过得失,自有公论。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编辑 阮志峰)

〔参考文献〕

〔1〕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233-234.

〔2〕1976年2月毛泽东致刘大杰的书信.

〔3〕1959年毛泽东同工作人员的一次谈话.

〔4〕1954年毛泽东同徐涛在北戴河的一次谈话.

〔5〕1975年毛泽东与孟锦云的一次谈话.

〔6〕芦荻.毛泽东读二十四史〔N〕.光明日报,1993-12-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