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路]解密中共一大代表分化之谜

主要内容：

本期节目中，韩德强老师评述了出席中共一大十三名代表迥异人生道路的深层原因，他认为中共早期的很多年轻党员喜欢空谈理论，缺乏对社会的亲身体验和深刻认识，缺乏反抗黑暗追求理想的决心和意志，他们入党具有很强的投机性。党员如果缺乏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就很容易动摇背叛，或者蜕变成搞特权腐败的官僚主义者。

嘉宾简介

韩德强：著名学者，和谐社会理念最早提出者之一。长期研究国内外的一些重大问题，涉猎甚广，在社会、经济、政治、历史和文化多个领域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观点，尤其重视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他是真正的思想家，虽不同于高度细碎化、规范化的学术界，却注定要影响人心，影响社会，影响世界。

内容提纲：

中共一大十三代表中为什么会有七个代表脱党？

一大启示录：有志青年到寂寞与黑暗的地方去！

主持人：和谐人生，理想之路。欢迎继续关注我们大学网《大道师说非常路》节目。今年是我们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铺天盖地。那么共产党走过了九十年的沧桑历史，中国共产党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同时也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组织，当年是由怎样的一群青年人组建的，他们的命运后来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们的成长道路对我们今天的年轻人追求社会理想有什么样的启示？我们今天和韩老师一起探讨这个话题。欢迎韩老师！

韩老师：大家好！

中共一大十三代表中为什么会有七个代表脱党？

主持人：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上与会的十三名代表分别是张国焘、刘仁静、李达、李汉俊、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和旅日的代表周佛海，还有陈独秀的私人代表包惠僧。二十八年后这个党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十三个代表的人生道路和个人命运也发生了极大变化。其中1922年陈公博脱党，1923年李达脱党，1924年李汉俊、周佛海脱党，1927年包惠僧脱党，19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这十三个人中有七个人都出了问题，而且陈公博、周佛海后来是跟随大汉奸汪精卫做了二汉奸、三汉奸。另外几个人，像王尽美在1925年牺牲，邓恩铭在1932年牺牲，何叔衡在1935年牺牲，陈潭秋在1943年牺牲。那么最后真正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走向胜利的就剩下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个人。那么这些人物的命运在历史中竟然如此迥异。真是让人不可思议！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中也会出大汉奸，大叛徒，而且数量还真不少，那这说明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韩老师：人物命运的迥异，你刚才讲了十三个人中七个人是脱党或者被开除，四个人牺牲，两个人走到最后，本身这个结局在我看来是很正常。当许多人去感叹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怎么会有迥异的人生经历的时候，他其实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把中国共产党神化的同时，其实也会把一大给神化了。既然是一个神话的群体，里面怎么会出汉奸？怎么会出叛徒呢？我们会感到不可思议。当初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时候，那些人是什么人？其实是一群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但是他们的理想和抱负的程度是差异很大的。有些人是一时心血来潮，一时的追求潮流；有些人是比较有坚定的志向；有一些人只是因为读了一些书，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朦朦胧胧的影响；有些人是出于反抗社会的不公，痛感社会的黑暗与腐败而走上革命道路的。所以形形色色的人组成了中共的一大，虽然都宣誓，虽然都曾经许下诺言，但是年轻人的诺言有时候是会变的。今天爱你一万年，明天就不爱了，就与时俱进了，才会出现这么多的叛徒汉奸。在我看来中共一大如果没有苏联的推动，很有可能成立的时机是不成熟的。那些人相互也不见得了解，也不见得认识，不见得深交，就走到一起了。所以后来就会发生种种变故。用不太好听的话说，就是一群不太清楚今后历史会怎么样，会遇到怎么样的挫折、困难，自己会不会发生变化动摇的这么一群年轻人，多数还是比较浅薄、比较幼稚的这么一群人组成了中国共产党。里头有一部分比较深刻、比较沉重、比较坚定志向的，那是少数。

主持人：韩老师是不是认为时机有点早?没有成熟的时候就推动了他进入历史潮流当中？

韩老师：但任何事情无法说时机是早还是不早。从个人命运遭遇来看，它的时机是早的。从他后来最终取得的成功来讲，也可以说这个时机也还是可以的。一件事情的成功由多种因素组成，不简单是当初怎么样，他后来有种种变化。这颗种子播下去有可能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他有可能播下的是跳蚤，收获的是龙种呢？这都有可能。所以我们从中得到的教育大概是这样，事情是做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如果在书斋里想，特完美了，反而做不成事情了。因为一群懵懵懂懂的，世界没有想清楚的一群年轻人，最后还是稀里糊涂的做出事情来了。我这话说的不太好听啊。历史回顾起来大概会是这样。

主持人：因为当初很多人的差异，共产党二十八年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过程中也是走的非常的艰辛。

韩老师：你可以说，当初设计的好一点，人员构成更坚强些，更纯粹些，那比如说不需要二十八年。可这种说法就有点唯心主义。就一群人不见得想得那么清楚，先干起来再说，这个叫做唯物主义。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实践中加深认识，该分裂分裂，该决裂决裂。这个是比较唯物主义的路径，唯心主义的路径才是说，啊，我们先找完全志同道合的、对未来设想的很清楚的、各种可能性都预计比较充分的一群人，我们出来创业。但是这个实际上就叫“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因为秀才们想的太多、太复杂了，事反而干不成。这一群懵懵懂懂的人，不见得想得那么清楚的人，他们去干了，它可能就干成了。在干当中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坚定，也有人背叛。估计历史像这样去解释可能会更好。

主持人：当初在召开一大的时候，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两个主要的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出席一大。陈独秀当时的理由是，刚刚上任广东的教育厅厅长，他要筹款。然后李大钊在北京也是因为教育经费的问题没有走开，在北京有更重要的事情。他们都没有参加一大这样一个后来看来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在当初看来，大家好像都没有认为中共一大召开的意义有多重要、对后来中国的历史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韩老师：陈独秀在广东省做教育厅厅长，这件事情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因为如果说让陈独秀独立做决策，他很可能不见得要建一个共产党，他可能会走教育救国的道路。既然是办了《新青年》了，现在又做了教育厅厅长了，教育出一大批青年人来，这可能是他常规走的路，应该是这样。那么李大钊呢，在北京大概是为教师工资停发而在为北京大学的教师奔走呼吁，他可能是在做这样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看来，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纲党章、需要吸收哪些人，这些问题他们可能都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那么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还会有一大？我认为主要是苏联的推动。那么为什么陈独秀、李大钊在共产党成立之后虽然他们不是一大代表，但是是共产党的风云人物呢？因为他们名声大，社会上影响大，苏联人用李大钊、陈独秀作为新成立共产党的旗手。但是是不是真的就信任李大钊、陈独秀呢？那也难说。所以其实是，这个共产党当年是很像在苏联人的大力的支持扶持之下聚合而成的、相对不那么紧密的、松散的群体。

主持人：那我们刚才谈的这13个人当中，有7个人出了问题。那么随着他们的人生道路或者他们跟另外6个人的区别，就是坚持革命、坚持理想的这么一群人，他们的人生道路和之前他们个人的成长经历有什么样的关系？

韩老师：我注意到背叛的人啊，都是读西方书读得比较多的人。比如说，张国焘、刘仁静是在北大读书，主要是读西方书。

主持人：陈公博在北大哲学系读。

韩老师：陈公博在北大哲学系读，周佛海是旅日的学生。所以这些人，他们的特点是什么？首先就是他们出生的阶级定位比较高，他们可能是官宦家庭、士绅家庭或者是资本家家庭，最低最低是小商人家庭。我估计后来是，小商人这个概念都有可能是“为尊者讳”，就很可能不见得太小的商人，杂货店老板养不起一个北大的学生。所以我估计啊，这些人，他们的父辈应该家庭地位在当时社会实际上是相对较高的。然后他们呢也有忧国忧民之情，也有对社会黑暗不公的反抗，但是感受并不强烈、并不深切，这些人更多是因为读革命书籍而走上革命道路，因此对革命艰苦卓绝，对于社会现实的残酷，他们是缺乏思想准备的。因此当残酷黑暗的社会现实来到面前的时候，他们就会选择投降，选择叛变，或者选择脱党。那么那批牺牲的，或者后来这批坚持到底的人，出身地位还比较艰苦。我看基本是这个特点。就是富贵人家出身的，通过读书走上革命道路的，他很容易背叛革命；贫穷人家出身的，因为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因为反抗社会的不公和黑暗，走上革命道路的，这些人可以坚持到底。

主持人：不过贫穷的这些人，其实后来他们也是读了很多书，在当时那个社会环境下，也是属于知识分子，也是属于文化水平比较高的。

韩老师：是，所以呢，最好的结合就是出身贫寒，对社会的不公、黑暗比较强烈和敏感，后来又读了革命书籍的这批人，能够成为后来革命的领导力量。如果光是出身贫穷家庭，但是读书少的，他会成为优秀的战士，但他不太容易成为领导。至于说，出身比较富贵家庭，没有吃过苦，没有受过累，甚至是天天看着长工给他们家干活，天天看着佣人帮他洗衣服的那些孩子们，像刘仁静、张国焘这样的，他就受不了那份苦。他也对黑暗实际上不太敏感。

主持人：是不是说当时他们接受或者认同马克思主义更多是从书本上得到的，或者是当时在北大受到李大钊和陈独秀先生的影响，经历的是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跟现实结合的不是很紧密？

韩老师：孙中山先生曾经有一段话，叫做“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那马克思讲，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共产主义的胜利，那都是历史规律，是世界潮流，是不可阻挡的。那么我们这些北大的张国焘、刘仁静，或者说周佛海、陈公博这些人，他们恐怕更多的是处于认同历史规律的表述，认同社会潮流的表述，而成为共产党的党员。所以这样就非常不可靠，因为要是潮流不是这样的呢？那他就会发生动摇。所以跟着潮流走的人，实际上是立根不稳的人，是投机分子。

主持人：当时李大钊先生在北大演讲，在中央公园演讲的时候，讲“庶民的胜利”，其实就是在呼唤共产主义将来是一个潮流。其实很多人是不是当时会受这样的潮流的鼓动是比较深的？而真正像毛主席，像邓恩铭这样后来走到工人农民中去体会他们的疾苦的是比较少的。

韩老师：是两个问题。为什么要革命？说革命是历史规律，所以要革命。这是一种革命。还有一种说，为什么要革命？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要革命。就是革命成和败，他不计较。潮流的学说，规律的学说，是革命一定会成功的。革命一定会成功，你去参加革命，那这个其实带有强烈的投机成分。革命可能会失败，反抗可能会被镇压，但是还要参加革命，那就是出于正义。所以后者会更加坚定，失败也可以接受，被镇压、被杀头都可以接受，所以这样才是坚定的革命者。

主持人：其实我们后来在读这一段历史，就是读共产党的党史的时候，其实更多注意到的是诞生了像毛泽东，像董必武，像这样的一群理想主义者，以及他们的种种英雄事迹。然后我们很容易去忽略这些人，就是说共产党成立的过程中，在发展的过程中，还有无数的人被淘汰，这经历了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

韩老师：对，当有人嘲笑“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时候，那反过头来讲，那是不是“书斋里可以出马克思主义”呀，是不是吃“洋面包”的才出马克思主义呀？还是说山沟沟里头才能出革命者，书斋里可能只能出叛徒汉奸。

一大启示录：有志青年到寂寞与黑暗的地方去！

主持人：那我们今天其实也有很多人，想要去追求这样一个社会理想，想要去追求一个社会主义的理想。那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些同学，回过头去看这样一段历史，您觉得对我们今天的同学有什么样的启示？在我们这样的成长过程中，怎么样去面对比如说，就像中共一大出现的这样的两个群体、两个人群。一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群体，另外一种就是靠书斋里读书去寻找一个规律这样去认识社会……

韩老师：这个，你等一等。实际上都是理想主义。张国焘、刘仁静、周佛海、陈公博不是理想主义吗？也是，只是不清晰、不坚定的理想主义。理想一定是要读书的，读书本身不能否定。可是读书人的出身经历非常重要，就是如果真的是出身上层社会的，要成为革命者确实相当难，理想也不太可能纯粹和坚定。所以，我们今天要去总结的时候，就像我们去总结毛主席的经历一样，它是离不开实践，它其实也离不开读书。离不开理想，也离不开脚踏实地的工作。那么我们今天说，当我们去看中共一大是这么一个状况的时候，对今后有什么启发，那么今后如果有人，如果有更多的学生想要走一条为国为民奋斗的道路，那么实际上第一就是要思考得更清晰一些，尽可能思考得更清晰一些、更坚定一些。想一想自己对黑暗是不是嫉恶如仇，如果说对黑暗可以容忍甚至是还在享受黑暗，那最好不要走革命的道路，是吧？这是第一个要说清楚的问题：革命是很严肃的事情，不是儿戏。第二就是说，革命在什么情况下会爆发，是危机、战争、革命。这个满清晚期社会是危机，满清晚期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这就是战争，从危机通向了战争，后来发生辛亥革命，后来发生军阀混战，是在危机、战争的大时代里头，这个才容易出现革命的潮流。如果还不到战争和革命爆发的时候，危机阶段实际上就没有一个革命的大时代，实际上革命也很难成功，甚至很难发动。这是我们一定要切实体会的两个条件，一个就是社会的物质条件，是需要经历了危机又经历了战争之后才容易出现革命，忘记了这一条，其实就是空想革命，口头革命。

主持人：但是说如果革命潮流来了之后，这个时候加入到革命队伍中的这些人，是不是就没有像之前他经历了一个自己去认识黑暗这样一个扎扎实实过程这样的人去更加坚定一些呢？

韩老师：好，有这个问题。革命大潮到来的时候，加入者投机的为多。投机成分就会增加。革命还没到来就去思考革命的人，那就比较坚定、比较纯粹，他投机成分就比较少。所以，在只是社会主义危机阶段的时候，你只能说可以立革命的志向，但是你行动恐怕还不是革命的行动，恐怕只是改良的行动。

主持人：刚才您提到说，要清晰地去思考革命的问题，怎么样去思考，怎么样使他变得更加清晰、更加坚定呢？我们在实践上需要怎么去做，在读书上需要怎么去做？

韩老师：这个就得感谢中国这场波澜壮阔的革命了。因为它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教训，需要后人去总结、去学习、去借鉴。中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革命，也是最深入的一场革命。正因为它伟大和深入，所以你才会发现，在革命的核心地带，有一些人不过关。他们的革命理想不坚定。他们逐渐会要享受特权，逐渐会要贪图权力，逐渐有种种野心、虚荣心冒出来。考虑到后来这种种情况，那么反过来思考就是这样，如果说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们都像毛泽东、董必武、邓恩铭、王尽美那么坚定，那么实际上中国革命就会少走许多弯路，成功了以后也就不容易变修，不容易变色，不容易变质。

主持人：那是不是1966年的毛主席在发动文化大革命跟1921年我们看到的这些后来的党员叛变这样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是有很大的内在联系的？

韩老师：可以这么说吧。1966年之所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因为党内确实存在着官僚主义的危险，存在着特权腐败的危险。尽管那个时候问题还比较轻，风起青萍之末，但是毛主席察觉到了这个苗头。甚至是早在1949年从西柏坡进北京的时候，毛主席就警惕说，我们进北京是进京赶考，我们绝不当李自成。那反过头来讲，就是毛主席深知我们这支革命队伍其实有许许多多的人是带着“打江山坐江山”的愿望进入革命队伍的。所以一旦江山真打下来，其中的许多人都有可能变质，都可能变成骑在人民头上当官做老爷的那些特权分子，会走到人民的对立面去。那么，这个事情因为毛主席的高度警惕，所以建国初期就有三反五反，后来又有五七年的整风运动，后来又有63年的四清运动，一直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中国革命队伍当中的相当大成分相当大比例的投机性问题。那么，有人可能会说，是啊，革命成功需要千千万万人的参与，这千千万万人不可能都是立定革命志向、有远大的革命理想而来的。相当多的人都会投机而来，投机而来的人又有可能会腐败。革命岂不就陷入了循环论了吗，就会陷入历史周期律了吗？我认为这个没错。但是革命周期也有可能有多长周期的问题，比如说，三十年就背叛革命，和六十年背叛革命，九十年背叛革命。当然，最后都背叛了，都变修了。但是这个三十年、六十年、九十年里头，如果革命能够九十年、一百年保持革命本色的话，那实际上已经是人类历史上难以想象的好社会了。当然，这个革命的含义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投机不是当官做老爷。因为革命的通常含义是要颠覆社会秩序，叫革命。但是后来作了一个切换，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真革命。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向所谓性恶论的一个挑战。

主持人：面对我们今天中国现实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的年轻人怎么样去走这样一条理想主义道路，当年李大钊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呼吁青年人要到寂寞的地方去，而不要只是在热闹的地方；他呼吁年轻人去黑暗的地方而不要只是在光明的地方。韩老师怎么看李大钊先生当年对五四青年说的这些话？对我们今天的青年又有怎么样的启示？

韩老师：我很同意他这个说法。如果要作补充，是这样。要到寂寞的地方，寂寞的地方有两处，一处就是读书是寂寞的，第二就是到工人农民中去是寂寞的。读书是积累，是立志。博览群书这个过程，实际上对于一个理想主义者而言，大概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个过程就比较寂寞，要善于钻研、善于思考，这是到寂寞的地方去。第二是到工农群众中去，从小事做起，从具体的事情做起，脚踏实地为人民服务。这是比较寂寞的事情。像这个在电视上或者在互联网上发发言说说话，这是比较热闹的地方。比如今天，无论是乌有之乡还是旗帜网上，都有一些年轻人，这些年轻人，革命理论头头是道，然后天天在网上发帖子。这是比较热闹的地方。其实最好还是读书读得深一点，不要太追求热闹；最好是具体事做得多一点，做得多一点就会脱离空头理论家，就会变得脚踏实地。这是到寂寞的地方去在今天的现实意义。第二个说到黑暗的地方去。黑暗在哪里？越是往社会上层，他感觉越良好；越是到社会下层，他感觉越黑暗。逻辑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到黑暗的地方去其实跟到工农中去很接近。你到矿山去就会遇上黑煤窑；你如果到小旅馆去可能会遇到黑心老板；你到富士康去可能会遇到折磨人的流水线。这个都是人生社会黑暗的地方，黑暗的东西。但是，如果我要补充的就是，要怀着光明之心、善良之心、正义之心到黑暗的地方去。你是要抱着对社会的大爱去改造社会的思想，改造社会的理想，到黑暗的地方去。那么你就会增强改造社会的强烈感、急迫感和责任感。

主持人：我们今天的青年再去担当这个社会责任的时候，需要我们更多的走到实际当中去，走到现实生活当中去，走到黑暗的地方去，走到寂寞的地方去。其实更多的是在我们的行动当中去逐渐坚定我们的理想。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暂时先告一段落，感谢韩老师的参与。再见！

韩老师：也感谢大家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