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剧城门:左大培谈三十年国企变迁:私有化是完全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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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大培谈三十年国企变迁:私有化是完全错误的


2008年09月27日   《财经文摘》

本刊记者 齐介仑

两个阶段的划分

《财经文摘》:依照您的观察与分析,国企改革时至今日,在路径选择和操作方法上,有哪些得失,有哪些经验教训?

左大培:中国这30年的国企改革,大致分了两个阶段,这个阶段是我自己分的,但却是根据我的观察得来,而我关注的重点显然是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体上,各种方案、政策都限制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框架之内,公有制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转变,都限定在公有制的范畴之内。第二个阶段,从1993年到1996年开始,或者说,从今天上溯15年。当然,这第二个阶段在时间上不能截然地、清晰地划分,1993年到1996年可以算是一个过渡期,而1996年之后,基本上这个过渡期结束,也即真正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这第二个阶段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所谓的国有企业改革、公有企业改革,变成了一场私有化运动。按国外的标准,是百分之百的私有化,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也就是改了所有制,而改了所有制,也就谈不上改革了,那就是纯粹的私营企业了,你还谈什么国有呢?如果我们谈国有企业改革,立足点起码还应该是国有企业。上述两个阶段大概是各15年。

首先,需要说明我的立场。对于后一阶段,我是持完全否定、完全批判的态度的,也就是1993年到1996年之后。这段历史在国内争议最大,2004年郎咸平和我参加的国企改革大论战,都是批判后一段的,基本上是完全否定后一段的,当时有些改革派,说我们否定改革,但他们又不敢出来公开辩论,因为国企改革造成的民愤太大了。其实很显然,难道改革就是让大多数工人下岗、流离失所、社会失衡,让少数人暴富,让某些人一夜之间变成资本家?这已经不仅仅是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了。

郎咸平的观点是左还是右,这没关系,而我肯定是左派,郎咸平自己不想说自己是左派,但郎咸平是财经专家这是绝对的,尤其是股份公司治理这一层面,郎咸平在国外都是著名专家,而他就是拿美国的标准来观察中国的国企改革。老实话,我们这么做,连资本主义都不如,美国都不会这么干啊。

《财经文摘》:那次辩论似乎迄今仍无定论。

左大培:是的,没有定论,谁也没给下定论,就是大伙愤怒了一顿,批了一顿,网上激烈辩论了一顿。现在也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事情发生了,然后慢慢又自消自灭了。但是,这次辩论对中国宏观政策的影响是巨大的。现在你去看,还有几个地方在讲企业产权改革?媒体都不提了,而且越是官方媒体越不提了,《人民日报》肯定是最正统的官方媒体,也不提了。为什么?很简单,臭了。就是那次搞臭了。当时,这些主流经济学家都很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基本上都不吱声。吱声能怎么吱声?难道说他过去的主张错了、他反对这种私有化?毕竟他还是个经济学家,不能这么一百八十度地转变。但是反过来,如果让他说,我坚决反对你老百姓,坚决批判你郎咸平,他根本就不敢啊。老百姓愤怒了,民怨太大。

最近10年来,国有企业是完全的私有化改革,我认为是错误的,后果是有害的。为什么错误,为什么有害?我在《不许再卖》里谈的很详细。国企改革特别是其中的两个东西,一个叫经营者持大股,叫MBO,也就是经营者把企业拿到自己手里,郎咸平和我都是彻底否定的。不单是错误的,而且是极其不公平和极其错误的,这是少数人对大多数人民的掠夺。还有一个,把大量的国有企业卖给外国人。这是私有化的一部分,如此下去,中国的民族产业就完蛋了。我现在还在筹划,准备彻底批判这一套。

国际经验不足取信

《财经文摘》:中国的国企改革,是否存在向发达国家类似改革实践借鉴经验的可能?

左大培: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出现如此多的问题,当然有中国自己的原因,它确实有实际困难,比如说1996-1997年国有企业亏损程度非常高。为什么亏损高,我有解释,而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实也是和借鉴国际经验紧密相联的,这就是你所谓的国际经验。这个国际经验是什么呢?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掀起的私有化浪潮。关于私有化浪潮,我现在可以做一个结论:基本上都是失败的。特别在苏联、东欧国家,在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搞的那种私有化,基本上全部是错误的,后果不用讲,苏联,东欧国家都出现了经济上的大幅度衰退。也就是说,这个国际经验,根本就没有什么可谈的。可能个别国家存在一点实践,比如英国,但英国的实践是否就是成功的呢,学界争论得很激烈。很多人认为,这和私有化不私有化关系不大,当时的私有化也不能说有多么大的成果。你去看,英国的铁路私有化了,但后来政府又收了回来,为什么?经常出事故。为什么会出事故?降低成本。这些都反映了私有化以后的企业经营状况。

中国的私有化改革受到了国际影响,尤其最近这20多年来,西方国家大量推行私有化政策,而这个政策在经济上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的表现,在中国,左派批新自由主义,右派却认为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并没有表现。其实,私有化就是新自由主义的表现。任何人都知道,中国的国企改革也好,都是和西方学的,而西方的私有化就是经济新自由主义,现在遭到全世界人民的批判、反对。经济学界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西方国家的私有化,没什么成功可言,至少是成功和失败参半的,有好有坏,而把这个私有化经验搬到东方国家来,特别是苏联、东欧国家来,那就是完全错误的,给整个苏联、东欧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灾难,毁灭了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贫富分化,老百姓大量失业。

《财经文摘》:依据您的观点,英国、俄罗斯等国的国企改革,在实现背景和运作模式上,与中国的国企改革有哪些异同点?

左大培:如果说有点成功因素可言的话,那是英国,撒切尔夫人在上世纪80年代初搞过一些私有化政策,现在讲私有化成功,都是拿撒切尔说事。但就算在英国经济学界内部,对此也是存在相当大争论的。比如说,英国铁路改革到底成功不成功?

大体上讲,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世界各国的国企改革,还是英国搞的比较成功,但往下就一代不如一代了。我认为,中国不但不能没有国有企业,而且还要有强大的国有企业。为什么?你看现在全世界都在搞的是什么?在搞国有化。次贷危机以来,英国、美国,这些私营企业比例最高的国家,在搞什么?在搞国有化,而不是私有化。英国的北石银行,去年快破产了,政府把它收归国有。最近,美国把两家最大的房地产贷款企业房利美和房地美接管了,本来这两个企业就是和政府有关联的。我的观点是:私有化是错的,特别是对我们这个国家而言。对于国有企业,不仅中国,哪怕对全世界来说,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规范经营,如何让它适应市场经济环境,是规范的问题,而不是什么改革。说改革,那都是空话。 帕累托改进

《财经文摘》:如果按照您的思路推演下去,有没有一个可使之改观的方案出来?

左大培:关于改观的方案,具体到政策,我讲很简单的几个方面。第一,现在已有的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规范它的经营。至于怎么规范经营,事情很多,光方案本身就很多。第二,也是现在最紧要的,停止任何出售国有企业产权的行为,不许再卖。不管向中国人还是向外国人,一律停止。先停止了再说。第三,国家能够调控的资金过剩,也就是我说的外汇储备,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外资收回来的问题。我到处和人鼓吹的是这个,收回外资。收回来当然就是国有的。这是对中国现在,包括财经上的困局来讲,最有效的解决方式,也是最省事的。就看领导有没有决心。就这么简单,要做。

《财经文摘》:学界普遍认为,当今现代民主国家,其经济基础基本都是私有制,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是势在必行的,而你的观点似乎恰与此相左。

左大培:有些学者,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他们现在提倡的私有化走到最后,就是让美国人把中国的企业都拿掉,就这么简单。到现在,他们还在鼓吹这个,那就是完全替美国人搞垮中国经济。目前全世界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终结西方的霸权,而中国某些学者,却是在为西方霸权说话,美国需要中国的私有化。我们说的是,国有企业、公有资产不能私有化、不能卖,而美国人最需要的是,你赶快卖掉吧,把你的国有企业卖给我。你去看我和张宏良写的文章就行,现在的形势越来越清楚。

在中国,不可能实现“美国式”的民主。

《财经文摘》:那么,中国的国企改革应该采纳怎样一个路径,您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左大培:开拓自己的道路。你去看看,现在的中国企业被美国拿掉了多少?在中国搞私有化,只有两条路,要么MBO,但老百姓答应不答应呢?要不就是卖给外国人。非常清楚。如果讲私有化的人不懂这一点,那就是装不懂。

判别一个经济政策好还是不好,不能根据什么改革不改革、开放不开放,这根本不是科学的标准,人家西方经济学的标准都比你好,帕累托改进是什么?没有人变坏,有人变好。你说这个标准正确,还是改革的标准正确?如果你的市场能做到帕累托改进,那么市场是好的,做不到,市场就是坏的,枪毙。

哪一个私有化国家老百姓不遭罪?不大量员工下岗?不造成两极分化?现在很多讲改革好、争改革功的人,基本都已经把焦点集中在1993年之前了,现在的很多报纸,总是谈1993年之前的改革政策,如何让老百姓富了,怎么让老百姓好了,某人在这里有什么功劳,1995年之后的不谈。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那些鼓吹改革的人,对1995年以后的事,至少觉得有点不太对劲了。

其实1995年之后,改革改出的最大问题,就是国有企业,当然还有别的,比如教育收费,医疗改革,这些都是失败的,而房地产,那是典型的一个大窟窿。所以,稍微懂事点的改革派干脆不提1995年之后了,不讲它好,也不讲它坏。讲它坏,他们自己都在里面涉及很多,那不等于骂自己了?所以人家干脆就不讲。

我现在越发认为,当时我提出的很多东西是正确的,对他们当时流行的东西我是不同意的,具体做法上问题太大,但当时我没说他们方向上存在错误。所以,讲国企改革,还不如就讲源头这块,看看1993年到1995年他们都干了些什么,这些年,官方的政策如何,政府到底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