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姐妹720p 百度云:中国经济60年

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将快60年了。期间经历了风风雨雨，历史巨变，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挤身于世界三强之列。我们(美国之音)财经纵横节目在60周年到来之际，组织撰写了一个系列报导，对中国的动荡和变化，转型和成就进行回顾，并对其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剖析，希望有助于丰富人们对我们所处的时代的了解。

中国有个说法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果“东”代表社会主义，“西”代表资本主义的话，那么，这个说法就准确地概括了中国60年的发展历程。前30年社会主义实践不堪回首，后30年资本主义发展令人惊叹。

*剥夺私有财产埋下灾难的种子*

在回顾前30年的时候，许多人都流露出痛苦的心情。美国耶鲁大学的华裔学者、中国经济问题专家陈志武说，中共在1949年建国之后就试图通过公有制来达到强国的目的。

在50年代，政府通过农业合作社运动和城市公私合营运动基本上在农村和城市实现了财产公有化的目标，剥夺了人们的个人自由和经济自由。

但是公有化的后果很快就呈现。先是大饥荒，造成上千万人死亡，后是十年动乱，中华民族遭到空前浩劫。

陈志武对美国之音说，公有化运动为后来发生的一系列灾难播下了种子，特别是文革。陈志武说：“每一个人的自我生活，自我决策，自我依赖的基本生活条件都交公了以后，每一个中国人都变成了一个可以被随时召唤来参加阶级斗争参加革命的工具了。所以在66年到76年发生的广泛的运动都是必然的，而不是某个人引发 的。

*外忧不断 国际空间受局限*

除了国内因素以外，国际环境也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相当不利。

美国著名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盖保德对美国之音说：“头30年影响中国的一些因素超出了中国的控制能力。首先就是韩战的爆发。韩战爆发后，中国受到广泛的经济制裁。外部的贸易联系全部中断，只剩下跟苏联的联系。美国采取的孤立中国的政策一直持续到70年代尼克松总统访华。越战对中国的影响也很大。几十万美军驻扎越南迫使毛泽东采取经济向内地转移的策略。这也耗费了中国大量的资财。”

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在60年代开始恶化，进一步限制了中国经济的国际发展空间。30年的内外交困使中国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30年造成大倒退*

中国老资格的经济学家茅于轼亲身经历了前30的风风雨雨。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总体来说，这个阶段是中国人民的一场大灾难。

茅于轼说：“可以说是全面倒退。很多人说GDP有增长，我的看法是，如果不算军工这一块儿的话，GDP就是负增长。30年总的结果是，生活越来越差，吃的更坏，住的更小。东西都买不着。”

茅于轼还表示，当大家都成为无产者之后，就只能听党的话，不断地进行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是反生产的，结果大家都失败了，经济也走向了崩溃。

*灾难给改革开放创造条件*

不过，前30年的探索、灾难、内忧外患也给后30年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多方面的基础。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指出，首先是中共通过公有化运动剥夺了公民的大量的资产，这为后来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原始资金；第二是在基础建设方面，前30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特别是三线建设期间修建的基础设施在内地偏远地区后来的 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三是，毛泽东时代发动的全民教育普及运动大量减少了文盲，提高了中国劳工大军的素质。

当然，专家们认为，前30年给后来的经济改革开放做出的最大贡献是心理和认识上的，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成为国人的共同的想法；共产党内也有许多人看到，只有改革才能生存。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中国经济学家鲍泰利对美国之音说，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经济在70年代末开始朝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迈进了。

鲍泰利说：“大致是在70年代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看到中国发展的方向完全改变了。更注重市场力量，注重投资和对外贸易。经济转型对任何一个经济体来说都是很困难的，更不用说象中国这样巨大的经济体，而转型又是这么彻底。这个转型在短短30年间完成了，而且成功了。”

中国经济60年(2)：后30年 繁荣与发展  记者： 木风 华盛顿

西方人总是把中国的改革开放跟邓小平联系起来，认为是邓小平一手主导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变革。但实际上，改革的起点不是在上层，而是在下层，在安徽凤阳的一个生产队。1978年年底，小岗村农户擅自决定包产到户，结果获得大丰收。

*陈志武：改革的核心--把经济自由归还人民*

小岗村的经验得到中共改革派的重视，并得以推广，开启了农村经济改革，也导致中共决策层在当年做出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并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决定。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共逐步形成了发展市场经济体，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思路。耶鲁大学经济学家陈志武认为，改革开放的实质是把经济决策权归还人民。

他说：“不管是80年代的农村改革，还是90年代和最近十来年的城市工业改革以及国有企业改革，一个最主要的思路或者主旋律就是把经济自由，经济的决策权还给老百姓自己，还给中国公民和办企业的个人。”

专家们认为，邓小平的贡献在于他在发现了民间自发的改革“绿芽”之后因势利导加以推广，并在中共党内凝聚共识，在中共12大上提出了发展市场经济，实现经济转型的路线。

*经济自由释放巨大能量*

陈志武对美国之音说，老百姓获得了经济自由之后所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令人震惊。中国经济在过去的30年中平均每年增长10%，中国也从一个大穷国变成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知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经济过去30年来的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一个贫困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

茅于轼说：“这是一个奇迹。在这么大的范围内，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平均起来有9%到10%的经济增长，在全世界恐怕是少有的，或者是没有的，更不用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现在中国已经换了一个国家了。30年完全变了。”

茅于轼所讲的奇迹反映了许多人对中国在过去30年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的看法。但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成就是否就真的跟世界其它经济体的发展轨道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是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呢？不少经济学家并不认同这一点。

*盖保德：成功秘诀在于经济管理水平*

曾经长期在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担任高级研究员的著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盖保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是这样表述他对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秘诀的理解的：

“我不赞成奇迹的说法。我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一系列决策和纠正错误的措施所产生的结果。这些决策和措施使中国领导层能够把过去的体制改造为目前还在持续演变的新体制。我想我会把中国成功概括为良好的经济管理，一种务实而又能够照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的经济管理。”

盖保德表示，中国领导层在这30年来解决了无数的问题，为推动增长设计出无数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其中包括金融系统的改革速度，包括取消户籍制度，消除城镇居民的特权等等许许多多非常困难的问题。

没有这一大批精明而务实的政府官员和专业人员，盖保德认为，中国的改革发展就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效。而高质量的管理正是任何经济发展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这在任何国家、任何经济体都是一样的。

*达纳韦：中国的发展路子跟日、韩类似*

美国另外一位中国经济专家，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资深研究员斯蒂芬.达纳韦认为，中国的崛起大体跟日本和韩国经济起飞所走的道路非常相似。

达纳韦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发展到现在所走的路子跟日本、韩国和其它一些亚洲国家所走过路子非常相似，都是把出口贸易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当然，中国经济局面之所以得到扭转是因为从1978年开始的国内经济改革。但是经济的加速发展还是靠出口和投资。这不算是一个新套路。”

中国经济60年(3)：成功秘诀之探讨  记者： 木风 华盛顿

**成功秘诀之探讨**

中国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不少人认为是奇迹。这种说法过于简单，没有回答真正的秘密。美国专家盖保德认为，中国成功保持长期高速经济增长的背后是高水平的经济管理，是那些辛勤工作而富有才能的管理人才一个一个地解决了成千上万的难题的结果。

这种说法解释了成功的部分原因，管理水平的高下确实影响到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和长短，但是并不是所有好的管理都能够产生象中国这样的经济变化。

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专家达纳韦把中国的发展跟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归为一类，认为中国的经济起飞是出口与投资驱动的结果。这种看法似乎没有揭示出中国崛起的特殊性。
*鲍泰利：强势政府作用关键*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鲍泰利认为，和其它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最独特的一点是它拥有一个非常强势的政府，在经济发展出现重大困难、遭遇瓶颈制约，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的关键时刻，政府的干预展现出非凡的效率。鲍泰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指出，强势政府在保证经济长期高速发展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他说：

“ 中国的经济模式跟美国、加拿大的模式，跟英国的模式都很不同。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政府拥有的经济权力要比发达国家大得多。当然，强势政府的作用可能是积极的，也有可能是消极的，甚至是破坏性的。但中国幸运的是，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所做出的决策和所起的作用大体都是正确的。 ”

鲍泰利还举例说，在1997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在禽流感时期，在四川地震救灾期间，直到这次抵御经济衰退，中国政府都采取了恰当的措施，展现出高度的效率，为经济稳定增长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不过，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提出的观点不同。他不排斥这些看法，承认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但是，陈志武认为，这些因素能够解释经济持续增长，但并不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在这30年中能够翻四、五倍的问题。

*改革开放让中国弥补了跟世界的百年差距*

陈志武的研究发现，世界人均GDP在1880年到1978年之间翻了4到5倍，而中国的人均GDP在这个阶段只翻了一倍。但是在1978年之后到1998年，中国人均GDP就翻了四倍，赶上了世界人均GDP在1978年之前的一百多年中的增长幅度。陈志武说，

“中国从1978年到1998年、公元2000年左右实现的发展进程基本上跟全球从1880年到1978年左右的收入增长幅度正好相吻合。也就是说，在1978年之前，中国社会只要稍微正常一些也可以从人类的技术进步和自由贸易规则的发展中实现很多的收入增长。”

*陈志武：后发优势是中国成功的关键*

但是，陈志武说，中国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几乎把所有的发展机会排斥在国门之外。而改革开放之后，放开手脚的中国人马上就能够通过模仿和引进，把世界在一百多年中发明的电器技术、电脑技术和全球贸易体系都从门外搬到门内，追赶上了世界发展的潮流。

陈志武教授表示，中国所走过的道路就是经济发展学上所讲的“后发优势”。中国经济增长之所以惊人是因为中国过去落后得太多，而在这个阶段人类的发明创新和贸易环境改善的幅度又太大。正是有了这个条件，中国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取得如此巨大的经济飞跃。其它的因素，比如管理水平、强势政府、个人拼搏和政策的倾斜等等只是为后发优势的发挥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中国经济60年(4)：未来30年更具挑战  记者： 木风 华盛顿

*未来30年更具挑战*

中国人民共和国从前30年的混乱中走出，在后30年中实现了经济腾飞，成为世界强国。现在人们更关心的是今后30年，中国是否能够继续高速经济发展，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再现辉煌的百年梦想。

*政治改革成为发展瓶颈*

许多的经济学家在分析中国今后的发展前景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模式已经大体走到了尽头，未来要持续发展必须要有新的路子。这有两个层面的问题。

首先是政治层面。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强势政府虽然在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伴随而来的贪污腐败、经济垄断、扭曲竞争等副作用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了。茅于轼音说：

“(新路子)最重要的是取消特权，保障人权。这个在中国是最缺乏的。自由经济的前提是人人平等。有了特权就没有人权。国有经济就是特权经济，它不让人们进入，是垄断的。”

茅于轼认为，特权经济正在严重妨碍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特权经济的背后就是一党专制。强势政府在过去30年中做了很多好事，但它的副作用也越来越明显，急待政治改革。

*鲍泰利：最高权力属性要解决，否则稳定没有保障*

经济学家关注政治问题不只是茅于轼一个人。美国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中国经济专家鲍泰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研究中国经济到头来不得不落在政治上面。鲍泰利说，中国的个人经济自由在扩大，但是政治上的一党专制却看不出任何变化的迹象。中国继续发展将把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推高到无法兼容的程度。鲍泰利说：

“宪法说，中国的最高权力来自人大。但人人都知道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最高权力来自共产党。只要共产党置身于法律之上，没有人能够起诉共产党，一党专制的状况就难以改变。这是中国目前唯一根本性的挑战。”

鲍泰利表示，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国家的稳定就没有保证。

*持续发展需要二次经济转型*

在经济层面，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威胁是现存的经济发展结构。曾经长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事中国和亚太地区经济研究的美国经济学家斯蒂芬·达纳韦指出，中国的崛起靠的是出口和投资。但是，现在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非常庞大，要继续依赖出口是不行的。达纳韦对说：

“我认为，要按照现在的模式，中国不能再保持30年的高速增长。当你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种增长模式就不再起作用了。这是因为你在世界贸易中份量太重，进一步扩大非常困难。我认为，中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达纳韦表示，出口遇到瓶颈，政府就会加大支持力度，增加投资。这只能会加剧恶性循环。他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经济转型。30年前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取得了长期的高速发展。现在中国需要从出口和投资驱动型经济转向内需推动型。这个转型的完成可能会把中国引上一条持续增长的轨道。

*纳瓦罗：出口模式将招致中国战争*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经济学教授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w)赞同达纳韦的观点，但同时还指出，中国经济再次转型迫在眉睫，如不抓紧，有可能引起中国跟美国、欧盟和世界其它经济区的贸易关系急剧恶化，引发一场经贸战。《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一书的作者纳瓦罗说：

“中国从共产主义转向经济大国的过程中的表现不错。但问题是，在半路上，中国失去了方向，采取了以邻为壑的(重商主义)模式。这个模式对欧洲不利，对美国不利，最终也会对中国自己不利。中国当局应当认识到这一点，如果继续走这条路，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李成：中国还在演变过程之中*

美国华裔政治学者、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李成认为，中国模式还没有最后定型，一切都在演变之中，前面的挑战还很多、很严峻。李成说：

“中国模式在未来面临自己本身的一些挑战。关键是看它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中国国内社会的稳定，价值观念的重建，如何处理地方矛盾和种族矛盾。许多方面都面临考验。”

中国经济60年(5)：毛时代的乌托邦经济模式  记者： 萧洵 华盛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伊始，中国经济结构仍然承继着晚清以降发展起来的有官方干预的私有经济形态。但是，在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干预下，私有经济在短时间内便近乎荡然无存。这个年轻的政权希望在一夕之间就建立起一个理想的乌托邦经济模式。但是随之而来的，则是政治上的动荡和经济上的灾难。

经历过195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成立生产合作社和城市实行公私合营的人们，恐怕难以忘记当时周遭洋溢的理想气氛。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回忆说，他当时正在中学读书，看到周围敲锣打鼓的景象，感觉很新鲜，也很积极。他说，

“好像当时看起来都是一些积极的事情。就是大家在一起把原来的私人所有制变成国有的、集体的。那么，表面上看效率是提高了。比如说在农村可以集中力量搞水利呀，或者搞更专业些的分工；可以节省劳动力，改变原来很分散的经营。”

在转向公有化经济模式后，中国短时期内又兴起“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也就是所谓的“三个法宝”或“三面红旗”。但是轰轰烈烈的运动并没有象人们想象得那样提高生产力，随之而来的却是经济上的灾难。

孙文广教授在回忆当年的“自然灾害”时期的景象时说，

“(那时)我在大学里。当时大学尽管没有停课，但是体育课停了，因为大家跑不动、跳不动。另外，大家饿得头昏眼花，就把篮球场、足球场刨翻了天，一人分一块，去种地瓜，或者很容易生长的粮食作物。”

大饥荒饿死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政府说，那是源于自然灾害。但是很多人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南方报业集团资深编辑鄢烈山在回顾当年景象时说，饥荒是源于政治。

“你说是自然灾害，那我没有感觉到什么特别的灾害，因为年景都是差不多的。这肯定是政治原因嘛，没什么好说的。最明显的政治原因就是58年搞人民公社，搞食堂，敞开肚皮吃，到了后来就没有了。(饥荒)跟这个瞎折腾肯定是有关系的。”

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向并没有将中国引向美好的生活，反而是在一个个政治运动中，将经济推向濒于崩溃的边缘。中国近代史学者章立凡说，历史证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政策是失败的。

“最终的结果我们也看到，毛(泽东)时代说是均贫富，实际上它是均贫而未富。其实是平均分配了贫困。这个可能是毛时代最根本的问题。而且他通过不断地搞阶级斗争，把国民经济也搞到了崩溃的边缘。”

和许多学者一样，章立凡认为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模式更多是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所遵从的并不是科学和经济规律。

“(他)认为有了公有制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实际上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完全是学习苏联。后来到斯大林死了后，又想当国际共运领袖，所以想把社会主义社会理解成高速发展的社会，要做出个样板给国际同志们看看。”

除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外，耶鲁大学的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还提到了影响中国经济结构转向公有的历史因素。

“更早一些是清朝政府，后来是民国政府留下来的架构。这种由国家来办经济、拥有资产的架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已经有了几十年的传统。”

陈志武回溯历史，提到中国早在清朝末年的洋务运动后，就开始逐渐出现以“官督民办”和“官商合办”等形式的官方干预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这种形式到了1930到1940年代的蒋介石政权时期则达到了一个高潮。

这种模式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依然得以沿袭。中国近代史学家章立凡说，

“一个就是所谓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将来还要发展一段时间。就是说将来是搞新民主主义革命，允许私有经济存在。这也是写进了共同纲领的。”

但是，原本计划持续15、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却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提前终结。中国自晚清延续下来的经济模式也嘎然而止。

中国经济60年(6)：私有化向何处去？  记者： 萧洵 华盛顿

在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初期，它曾将土地所有权赋予了农民。中国经济学者曹思源说，中国共产党在1946到1949年的解放战争中，向农民许诺要“耕者有其田”，在夺取政权后也实行了几乎是全国范围的土改。他说，这让农民实现了梦想。

“那么土地改革以后，就实现了农民千百年来的梦想，就是‘耕者有其田’。我们从历史资料上、从文学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农民拿着发给他们的土地证，是多么高兴。”

不 过，在农村走向生产合作社化之后，农民又丧失了对土地的控制权。中国近代史学者章立凡在谈到这段历史时说，国民党政权也曾说过要实现“耕者有其田”，但是 并没有真正实现；而共产党则利用这一点，对农民做出承诺，并因此在夺取政权时得到农民的支持；但是当它获得政权后，却违背了承诺。

“先是土改把土地分给农民了。但是很快又搞合作化，从初级社搞到高级社再搞到人民公社。实际上它又把土地重新集中起来。”

章立凡说，新政府没有遵守写进共同纲领中的诺言，也就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维持私有经济成分。

“那个时候就是强迫性的，你不入(合作)社不行呀。说是自愿的，但实际上不是自愿的。资本家的产业也是一样的。说是公私合营，但实际上公私合营的定息是赎买，也只付了百分之50，但是到文革全都变成国营企业了。这个从产权上也是对公民财产的剥夺。”

在经历社会主义改造和公私合营后的中国经济结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国营与私营的“三七开”骤然变为“九一开”。中国经济学家曹思源引用的官方统计数字说，在1949年时，民营经济占据整体经济的73.8%，但到1959年时已经下降到11.4%，并且这个水平一直维持到文革末期。

国家通过农村合作化和公私合营将资源收归国有后，致使失去土地所有权的农民丧失了生产积极性，工业也在计划经济的模式下失去了活力。随后经济造成的灾难将中国推向了崩溃的边缘。经过58到61年的“灾害”后，中共党内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刘少奇和邓小平那时候主张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回归人性本源。

不过刘邓二人因此受到了批判。直到1970年代末，由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才使得中国经济模式再度转向。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将这样的转变称之为回归“人性本源”。他说，因为“人只有为自己做事时才是最卖力的；花自己的钱是会心疼的。”

中国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随后三十年来的经济成就令世人惊叹。但是，有个根本的问题政府却一直不愿触及，那就是“私有化”。

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陈志武说，国家拥有资源可以集中办大事，这在过去三十年中带动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不过，他说，这种集中力量的优势今天已经成了强弩之末，也就是说，资源公有制已经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瓶颈。

“在中国的经济经过过去30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快速工业化，快速追赶西方发达国家，快速进行大规模的方方面面的基础设施，到今天中国的经济达到这个境界了以后，这种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它正面的作用已经是到了顶点。”

但是，“私有化”在中国仍然属于政治上的“禁忌”。此外，中国经济转型后滋生的利用公权力“化公为私”的所谓“权贵资本主义”也使得中国经济模式进一步转型更为复杂化。

中国经济60年(7)：损公肥私的中国权贵资本  记者： 萧洵 华盛顿

中国经济自1978年转向后，经济构成开始迅速扭转。到1979年时，国营经济成分便下降了近一成。在随后2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构成中所占的比例再度恢复到中共建国初期时的水平，也就是占7成以上。

以推动倡导破产法闻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曹思源说，这是民营成分的“比重回归”。

“这个比重的复归，就是从49年的73.7%到99年的71.8%，都到7(成)了，又回到了‘三七开’。这说明一个国家需要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需要民营经济。”

但是，民营经济的复归并不意味着资源国有化的政策就必然会松动。在农村，包产到户后蓬勃发展的农业经济已经显现出危机。由于农民对土地没有支配权，农村土地在征占用过程中，农民利益流失、地方政府和用地企业获利等问题可能威胁到未来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在政府开始探讨“土地流转”可行性的时候，许多学者大力呼吁让农民重新拥有土地。北京宪政学者刘军宁曾经对美国之音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说：“对中国农民有好处的、对中国人有好处的就是土地的私有化。国家把土地集中在国家手里，对农民产生了很大的限制，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而且国家不是土地最好的、最有效的使用者。”

然而，受意识形态的约束，“私有化”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个政治禁忌。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说：

“因为今天中国的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的章程都旗帜鲜明地说明中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要这方面的陈述不改变的话，任何人去推私有化都会碰到障碍和阻力。”

一些学者批评说，真正意义上的“私有化”尚无法实现，但另一种意义上的“私有化”却已经存在，并且对整体经济形成了危害。

中国近代史学者章立凡说：“实际上利用公权力的‘私有化’早就开始了。就是以‘公’的名义，实际上是化‘公’为‘私’。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产生了大量的权贵资本。这个跟国民党时代的官僚资本实际上是一样的。它也是从国营的牌子底下滋生出来的。但是实际上它搞来搞去等于是把公有的东西都变成私有的了。”

章立凡说，权贵资本是通过以公有名义剥夺私有财产后，再据为己有而实现的。他说，这是很不公平的。

许多学者担心，这种不公会加剧社会矛盾，也将阻碍经济朝向健康、可持续增长的方向发展。

近期被广泛谈论的一些经济政策或动向让一些学者感到困惑。一方面中国政府承诺要拉动内需，让中国的经济增长从以出口为导向的黯淡隧道里走出来；但是另一方面，国家对大国企的扶植和对“私有化”的回避却并不是朝向那个承诺在走。

中国近代史学者章立凡说：“现在常谈的‘国进民退’，就是大国企的野蛮生长，挤压民营企业的空间。国家的银行呀，金融政策和信贷政策都是向大国企倾斜。民间资本得不到平等的国民待遇。”

章立凡说，这最终就是要走向垄断，而垄断对经济是不利的。他说，民企在中国的就业和税收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民企倒了，会有严重后果。

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抱有同样的担忧。他一直在呼吁“私有化”的同时，也建议中国政府在实施诸如经济刺激计划时，将政策向民营企业方面倾斜。

这些学者看到，“私有化”遇到的障碍其实就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障碍。那么中国政府是否有这样的意愿，在这方面做出根本的改变呢？章立凡说，他对此感到悲观，但不会放弃呼吁。陈志武说，虽然他在中国接触的官员从上到下都不反对他的观点，但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敏感神经谁却都不敢轻易挑动。

中国经济60年(8):中国的经济模式  记者： 杜林 华盛顿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造就了一个看似独特的经济模式，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人用“北京共识”来形容这种模式的参照意义，也有人指出，这种模式无法持续，因为改革并不彻底，没有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
 
这种经济模式是否是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多大程度上还属于社会主义的界定范畴？讨论中国经济模式时，人们容易想到体制的变迁，认为中国正在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集权指令动员资源，市场经济缔造繁荣*

美国传统基金会中国经济专家史剑道(Derek Scissors)说，中国经济模式与体制无关，因为模式和社会制度可以兼容。中国经济腾飞实际经历了从指令经济(Command Economy，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现在又摆脱市场经济，向指令经济靠拢。而真正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是市场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发展模式并不十分独特。

史剑道说：“那些让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让中国的发展获得成功；加入世贸组织，让中国成为世界强国；脱离市场经济，让中国面临苏联道路的风险，这就是能够控制资本和产业，但技术停滞、效率低下、环境退化。所以说，中国的实力来自市场经济改革，中国的弱点来自坚持苏联的发展道路，当然，苏联解体了。”

*不同体制兼容，国家主导的独特市场经济模式*

美国欧亚集团首席中国经济专家康索那 利(Nicholas Consonery)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混合型的市场经济，政府继续控制资本密集产业，国有企业创造巨大财富，但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愈发重要，创造了75%的城市就业，中国政府也强调扶植私营和中小企业。

康索那利说，中国市场经济既不同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又不同与波兰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同北韩、越南等发展模式也不相同。中国模式别具一格，在新兴市场国家中是最成功的。

康索那利说：“我会强调，市场经济没有线性定义。但是我要说，市场力量肯定在中国发挥作用。如果你审视经济模型，我认为，未来会有更多的国家试图模仿中国的道路。”

*三十年的摸索*

前《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市公司研究中心华东办事处主任王瑶(Sunny Wang)也说，中国依然是社会主义。中国在市场化同时，并没有放弃公有制主体，国家经济控制力量和政府管理职能还起主导作用。她认为，中国道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是三十年摸索的结果。

王瑶说：“这条路是我们自己摸着石头摸过来的，而且事实证明我们成功了，那么对于其它类似于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肯定有启示作用。”

*“北京共识”缺乏共识，中国模式难以为继*

美国《时代周刊》前资深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2004年在英国发表论文，最早提出“北京共识”说法，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认为国家发展应符合自身需求，中国经济模式为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提供了不同的选择。

美国传统基金会中国经济专家史剑道认为，北韩如果参照北京模式，可以取得成功，就像越南一样，但大多数国家都无法参照北京模式，而且中国本身也无法再延续自己的模式，因为资源开发与就业扩张阶段已经结束，如果不提高效率，经济发展肯定放缓。因此，“北京共识”缺乏共识。

史剑道说：“我的确认为，有其它国家可以效仿中国，但我不认为存在“北京共识”，因为中国都无法延续过去的模式，需要向另外的阶段发展。”

*中国模式没有定型*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研究主任李成认为，中国模式还没有最后定型，一切都在演变之中，前面的挑战还很多、很严峻。

李成说：“在未来中国模型会面临他自己本身的一些挑战，关键就是看他在进行经济改革，我们讲已经非常成功了，政治改革现在还在酝酿过程。现在发现问题是怎么处理中国自身出现的社会稳定、尤其是价值观念的重建，怎么来处理中国的地方矛盾和民族矛盾。中国模型有很多方面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考验。”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