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廣東女學生接受軍事訓練。
19、粤军家长
张发奎一到韶关，大头鱼立即从翁源三华镇趋前迎接，诚惶诚恐一脸媚笑殷勤的样子，恍不见平日老成浑厚的沉稳。不但主动拨付多辆汽车和物资供张使用，还在第四路军的公积金里匀了一部分出来送给土匪张作组建司令部经费。此时由不得他不送金送银地献媚，广州不战而失，令国民党粤籍官员无不伤心落泪，纷纷向蒋介石要求查办大头鱼。一时间威风八面的大头鱼变成过街鼠，备受各方责难，寝食难安。土匪张来了韶关后，也没好脸色给大头鱼，旋即着手组建司令部,召开第四路军全体军官军事会议。
会议上土匪张端起粤军前辈架子，训小喽罗般对大小军官破口大骂：“你班契弟，正食湿米化骨龙，人哋伍观淇（后注）几十勾嘅老嘢，带班耕田佬就同嘎仔死捏十几日，你哋系正牌军佬，食广东米饮珠江水，不战而退，仲有乜面见广东父老？、、、、、、第四路军前身系铿叔的粤军一师，我就系一师嘅老屎忽，系你哋家长，今日我返来，带你班衰仔去同日本仔博命，一雪前耻，边个再敢畏敌不前做衰仔，响军委会拉我去打靶（枪毙）之前，我先打勼死佢、、、、、、”
（意译粤语：你们这些小兔崽子，都是能吃不能干的熊货。伍观淇几十岁的老家伙，带一帮农民就和日本人死磕十多天，你们是军人，守土有责，却不战而退，还有何脸面见广东父老？第四路军前身源出邓铿的粤军一师，我是一师的老人，今天就是你们的家长。以后我带你们上战场和日本人拼命，一雪前耻。谁还敢畏敌不前打败仗，在蒋委员长弄死我之前，我先弄死他、、、、、、）土匪张杀气腾腾，两眼凶光四射，在一众军官身上扫来扫去。大头鱼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想驳嘴又嗫喏无言，觉得土匪张明剃眼眉，太不给面子了，心病由此种下。尤其是土匪张一时情急，嘴上没把门，把广州溃败也说成是武汉失守的间接原因，扯得太远了，当然引起诸多军官的腹诽。
虽然土匪张一再强调：“我返广东当四战区司令官，唔系来争官做、抢地盘。只是来协助余总司令整军经武，待广州收复后，再将广东军政大权交还余总司令负责。”可他将莫希德（151师师长，惠广战役的直接责任人）送交重庆军法严办，同时解除李煦寰（四战区政治部主任）、李洁之（四战区兵站总监）职务，这三人固然有受处分的理由，但他们都是大头鱼的铁杆亲信或结拜兄弟。尤其是莫希德，大头鱼把起家的部队151师都交给他带，可见关系之密切，联系到缪培南本任第四路军参谋长，就是这三条友上下其手搞下台的，大头鱼的“一军系”谁不怀疑土匪张这回是帮兄弟出口鸟气？人人自危之下，日本仔虽然还要抗，不过大家先抱团抗住眼前土匪张再说，别那边的日还没抗上，这里就给土匪张日了。
也许土匪张觉得自己是粤军前辈，训斥粤军军官就如教训自家子侄，骂完拉倒。麦朝枢在《我所了解的张发奎》一文称，张氏有其它军人所不及者二事，即一不浪杀人，二不念旧恶。前者指独操生杀之权，而从不以私意杀人，故能得部属之信任拥戴，在第四军解体后，其精神永远存在。后者指他对朋友及部属之过失，说说骂骂便了，而从不存心算账，故部属都具安全感，语曰：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但“一军系”的将校却不可能这样理解，他们和土匪张曾在广州北郊和广西北流生死相拼，把土匪张打得落花流水，如今张作为上位者回来，他们处于弱势地位的心理，很容易把张看成是杀回广东，夺人基业的恶客。即使土匪张是正常的批评，也会敏感地误会是借题发作。何况土匪张本身就是个大大咧咧、不拘言辞的主。尽管土匪张再三向周围的人强调说自己无意染指广东军政，可问题是，谁信？想当年他打生打死，一帮兄弟七死八伤九残，几万袍泽埋尸两广荒山野岭，不就是为了打回广东占地盘。如今挟抗日招牌，不费吹灰之力，广东就在掌握中，他能不死死牢占广东。况且南华李、邓龙光、缪培南等“旧四军系”老部下，还可以作他的基础和辅助，广东的地盘他会不打主意？你见过有不偷腥的猫么？
土匪张把广东的作战区域划分为四区，吴奇伟驻军潮梅为东区；邓龙光驻肇庆为西区；桂系夏威驻廉钦为南区；剩下大头鱼只能呆在穷山恶水的粤北打山猪了。四区之中有两区是他的旧部嫡系，南区的夏威集团，凭他与桂系多年并肩反蒋的战斗情谊，可以算半个嫡系。回粤之初，蒋想让土匪张兼任广东省长，他倒也知道自己特长不是治政，便推荐老部下李汉魂任省长。这样粤省军政头目要人全是他的老部下，如此布局人事，说自己没图谋粤海之心，别说大头鱼不信，连我都翻他白眼。
伍观淇：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办公厅主任兼少将总参议。
广州沦陷那一年，正赶上秋收，村民们照常割水稻，把枪放在稻田边，日本人来了。在乡军人伍观淇打着年节舞狮用的大鼓召集乡民，大家洗脚上田，拿起枪就去打“萝卜头”。日军企图在江村渡过流溪河向北进犯，遭到了伍观淇的乡民游击队顽强抵抗，战斗持续了11天。消灭日军200余人，有61名游击队员为国捐躯，38名队员负伤。
此战使广东军政首脑大为震动。张发奎在高级军事会议上大骂余汉谋轻易放弃广州是粤军的奇耻大辱。陈诚说：“广东有个伍观淇竟在广州城北阻击敌军十多日，试问正规军有何颜面见江东父老！”当年大公报记者曾这样描写伍观淇：“游击老将伍观淇，于国步维艰、民族劫运之际，捍国卫乡，毅然振臂一呼，乡人闻风而起、、、、、、”
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纪念碑，一群普普通通农民当时只想保卫家乡，想不到却创造了历史。
20、国难重于私怨——傍红
鉴于当时粤军中士气低落，军心羞愧的现状，土匪张感觉非常有必要从新建立政治工作，使全体官兵，都懂得抗战的道理，以振士气。而搞政治工作让军民关系融洽，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令士兵知战敢战求战，那就是共产党的看家法宝了，有北伐时期和共产党合作的经验，土匪张当然吃过返寻味。
事实上在上海就任第八集团军司令时，共产党员旧部郭大诗人就粘了上来。说实话，土匪张还是蛮佩服这厮的，说他“不落俗套，有点浪漫，作风懒散，却很健谈，口才了得”。后人谁不知道郭大诗人最擅长的功夫，不是写诗，是擦鞋。可见有时土匪张这个人也很单纯幼稚，喜欢听奉承话，郭大诗人把土匪张的鞋擦亮后，随即推荐钱亦石、左洪涛、何家槐、杨应彬等共产党人，参加土匪张的战地服务队。（其中杨应彬被保送到土匪张老部下韩汉英的中央军校第四分校，进第十七期步科学习，后杨再考进陆军大学参谋班特五期，毕业后成为张的作战参谋，杨应彬没辜负栽培他的老长官。1992年，土匪张的骨灰，由扬安排恭迎回乡。）
第八集团军当时流传的笑话是张老总有三宝。第一宝就是服务队；二宝是他的坐骑，很奇怪老派军人都喜欢策马，而不是乘汽车，土匪张也不例外；第三宝是军乐队，弄不明白他怎么喜欢这调调儿。张调任第九集团军的司令时，由黄琪翔接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两人还为这个服务队去留掐了起来，结果是张赢，带走服务队。服务队里面的一些共产党员也一直追随他至46年，身份被军统发觉后，蒋介石问土匪张要人，土匪张便把他们送到香港，吹胀老蒋。（气死老蒋）
有人喜欢傍黑，也有人喜欢傍白，土匪张的毛病是喜欢傍红。一有机会，他就和共产党混在一起。所以四战区及后来分家的七战区，都留下不少他回粤初期招的“细路哥”（进步青年）搞政工，这些“细路”中，可有不少共产党。如台湾抗日英雄丘逢甲子丘念台，组织了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东区服务队，成员中就有不少共产党员，服务队有段时间内经费无着，一餐饱两餐饥，差点饿死街头。丘通过关系向张发奎请求江湖救急，张马上同意将服务队编入第四战区，拔给经费。他曾任用共产党员吴仲禧为韶关警备司令，吴石、陈宝仓为四战区参谋长。（1950年，吴石、陈宝仓在台湾因身份暴露被枪毙。）
吴石
土匪张的老部下蕉岭人陈一林，48年率广东省保安第10团1300余人在湛江遂溪县举行起义。陈就任团长前为广州行营上校情报科长，抗战时任第四战区参谋处第二科(情报)科长。很多年之后，陈一林告诉陈宝仓的女儿：“第四战区内谁是中共地下党员我们一清二楚，他们接触高若愚、陈宝仓，在吴仲禧家开会我们都知道，就是不告诉政治部。张老总说：“共产党做的都是抗日工作，又没有破坏过抗日，点解要拉佢哋？”政治部对张长官维护共产党有意见，但不敢提，只好指责我们情报科不支持他们政治部的工作。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员要重新登记，需要五人联保才能过关。我迟迟不去登记，就是要看看有没有人保杨应彬，若没有人保，我便参加他的联保，这也都是张长官的意思。如果没张老总罩着，杨应彬、左洪涛、吴仲禧、胡志明和你的父亲陈宝仓，被军统枪毙没十次也有八次了。”
中共广东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对土匪张作过较高的评价：“我们做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二个主要对象是张发奎。张发奎为人直爽，受过大革命的洗礼”、、、、、、
对皖南事变，土匪张持反对态度，那段时间他心情苦闷，长叹不已，和部下说：“如果内战，必定亡国，我土匪张决不参予内战。”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十二个战区司令长官中，唯土匪张没有发表反共通电，这倒也不全然是挺叶挺，讲义气原因。而是站在民族利益的立场上，反对蒋介石自相残杀的行为。但叶挺被囚桂林，他主军广西，不但没有去营救，也没在生活上有相应的照顾。恐怕一来是怕犯蒋介石的忌讳避嫌，二来也许仍无法谅解叶挺对他的背叛，广东军人历来受江湖义气影响很深，很讲究不出卖兄弟这点。
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是孙大帅的追随者。孙去世后，改追随汪精卫，也是简单地认为“只要追随孙中山的信徒汪精卫，就不会走错路”。但汪精卫降日后，张即与粤北党政军要人通电谴责汪氏叛国。张本人一直对蒋介石横看竖看都看不顺，三次起兵反蒋。但他在口述回忆中毫无疑问地说：“大头鱼（余汉谋）、小诸葛、哨牙仔（薛岳）与我不计较蒋啊拉种种缺失，仍寄信心与希望于他，是因为他坚持抗日，国难应该重于一切私怨。”
左起王耀武、卢汉、张发奎、何应钦、汤恩伯、杜聿明、肖毅肃、柏德纳
所以他任命曾经三次打得他落花流水的的死对头马骝鼐（蒋光鼐）为四战区参谋长；曾对他赶尽杀绝的李和尚（李济深），他也低下头表示服从指挥；从一回粤与大头鱼产生嫌隙，到后来支持大头鱼为七战区司令，两广分区作战，他都是都在抗日这个大事大非前，放下了私人恩怨，表现了民族危亡时期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的精神。
21、煮熟的鸭子再飞
1939年冬，日军在广西钦州湾登陆，国军遂起奋战，取得昆仑关大捷。41年初日军发动新的攻势，再度攻陷昆仑关。
桂南会战期间，驻粤日军为牵制广东方面的兵力，使其不能支援桂南方面，遂向粤北发动进攻，第一次粤北会战开始，日军由广州、增城出兵，来势凶猛，突破第一线阵地，攻占英德乌石、大坑口，离韶关只有20公里，战时牙城危在旦夕。
桂南会战和粤北会战区域都属土匪张负责的区域，张发奎参与了这两次会战的指挥，但两个战役都没全程指挥，桂南战役开始时，本来是桂林行营主任小诸葛指挥，但小诸葛大吃装斯文，假惺惺就指挥问题向蒋提出“桂南地区属于第四战区范围，似宜以张长官担任为宜。职于日前曾经电请钧座，希电其前来指挥。”搞得土匪张急弛桂南，会合小诸葛一起指挥桂南大战，谁知中途粤北烽烟乍起，于是没等桂南会战结束，又赶回粤北指挥，在两广间疲于奔命。不过他命好，桂南会战他参与了上半场指挥，赢了。粤北会战指挥了下半场，也没输。
粤北方面会战前期基本上是大头鱼在指挥，背负耻辱的大头鱼这次也发了恨，形势紧急时发下了几百罐火水油给莫大哥（莫雄，时任韶关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交代说顶不住的时候，就放火烧掉韶关。
“焦土政策”是由小诸葛提出来的，马上被蒋介石接纳，并指示全国执行。但如果不小心烧出毛病，后果可是要执行者自己承担的，想想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哥几个事后被打靶的下场，莫大哥就打了个冷战。遂嘱咐手下，将火水罐分放到全城各处专人看管，做好准备，在未接到命令前，绝对不得放火。
战至最紧张的时刻，大头鱼开始装逼了，命其秘书处长谢崧趁这个机会，帮他装装慷慨悲壮的样子，改善一下懦弱畏战的形象。谢崧便起草了一份诀别电告给蒋介石，说大头鱼要上前线亲自同日本仔博命。电告言：“职将率直属部队亲赴前线，幸而成功，则上赖总理之灵，钧座之福。万一中途挫折，亦达求仁得仁之目的，而不负钧座平时牺牲到底之训示！”谢崧是大头鱼的乡里，曾考试当上过县长，公文案牍，堪称老手。大头鱼给蒋介石所有的亲启信件公文，均出自其手。
而桂南会战因小诸葛发起反攻，日军形势告急；54军也从湖南也赶来粤北参战；小日本无心恋战，逐步退回广州、增城原阵地，把兵力转向投入到桂南会战，大头鱼指挥部队趁势追尾捞了点战绩。
关于这次会战歼敌的人数，大头鱼上报蒋介石吹嘘说毙敌一万多人。国民政府也照着公布俘虏、打死、打伤日军官兵共13966人。《广东民国史》引述日方战史则称：“根据第二十一军司令部的记录”，日军战死293名（39名军官），负伤1281名（57名军官），死伤共1574名。
对于喧嚷一时的“粤北大捷”，土匪张本人对这次会战结果的描述是：“1000余敌人之骸骨埋葬在北江的草莽中，数十辆汽车之战利品，进入我们的仓库，以及敌之倭奴军官数人和士兵58人，以颓丧之面色，屈膝在我们的前面、、、、、、粤北的形势亦趋于安定了。”这与敌第21军的记录大体接近，应当是实在的数字。
他在口述历史中说：“根据余汉谋呈交给我，而我又转呈给中央的报告，我们在粤北打了一场大胜仗。但事实上我们被打败了，尽管余汉谋印了一本小册子《粤北大捷》。我无法评论其它战区的所谓大捷，但我确实了解在我自己战区发生的事，我是在现场担任指挥，所以我知道，我们把粤北战役视为胜仗，只是因为敌人攻下英德之后马上后撤并未进攻韶关。既然余汉谋宣称他已立功，我自然不想去同他作对。于是，我利用这个”粤北大捷“举荐余汉谋接替我担任战区司令长官。
大头鱼和老婆（上官云相的妹妹）
（知道我为什么一直瞧不大头鱼的原因了吧？此人无军人品格，但非常会做官，与其纵横俾阖的手腕相比之下，土匪张无非是个呆头呆脑，只知蛮勇冲锋的军佬。）
土匪张一回粤，他就知道大事不妙，搞不好自己没准就会淡出军界，每月领鸡碎一点的薪水，成为在乡军人。他先替广州不战而逃的最大责任人蒋介石背了黑锅（广州撤退令是蒋下的），让蒋对其有好感，同时在人员物资上尽量满足何甘草的需要，又找到老长官李和尚出面在政治上为其转圜，这样各方交好之下，土匪张一时也奈不了他的何。
大头鱼及老婆在抗战时住的别墅,在韶关市十里亭油泵油嘴厂宿舍区内，当地人称之为“八角楼”
粤北会战打赢后，海内外各界纷纷电贺，与土匪张感情较好的美国侨界对更是四战区捐了大笔财物，把他弄得春风满面，志得意满。祝捷大会在曲江举行，席中陈诚喝多了，高呼粤军第一师万岁，土匪张来了劲也跟着喊，陈瞥了土匪张一眼，接着再喊“第三团万岁”，土匪张不乐意了，乘酒意揪着陈诚的脖子问“我的第二团不行么？”当年在粤军第一师，土匪张是第二团团长，邓演达是第三团团长。大头鱼是第三团的营长，陈诚和现在十二集团军里的几个军长黄涛、李振、李振球等人仅是第三团的连排干部。陈诚作为旧日袍泽、今日上司，趁酒意和老战友说几句场面话无可厚非。本来土匪张是陈从美国邀请回来的，算是陈诚土木系的人，偏土匪张吃饱了撑着，去较这真，弄得陈诚相当不爽。大头鱼趁虚而入，连夜找陈诚说项输诚、剖析厉害，真的就和陈诚混成了一伙。这样三方面一夹，土匪张他还能落什么好？
1940年1月7日，蒋介石令土匪张将广东西江、东江、北江地区的军事指挥权移交大头鱼，转而专职挥桂南会战。如前所述，桂南会战一直是小诸葛指挥，中间蒋介石又派陈诚、李济深前往督战，张发奎战后在《抗日战争回忆录》中说桂南会战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蒋、白、陈、李他调去的当替罪羊，他似乎不忿代人受过，就象松沪会战末期，蒋介石决定撤退了，才调他负责中央正面部队指挥，让他背负战败溃败责任。这次历史重演，他决定不再作冯妇，要撂挑子。在10日交卸职务后，土匪张回始兴老家，打算辞职不干。其间，陈诚、白崇禧、张治中不断以电报、电话劝其尽快到任，他自言内心虽万分不愿意，但目睹国家的危难与抗战的艰苦，个人的委屈跌宕，实在无足挂齿，于是赴任就职。在我看来，他其实是郁闷广东地盘得而复失，这简直是煮熟的鸭子飞了。
问题根源看起来好象是大头鱼虚报战果，把蒋介石骗了，按战功扎职。事实上蒋介石还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蒋介石就那么好骗？虚报战果的伎俩在他眼里不过是小儿把戏，只是军心士气可鼓不可泄，对广东民众也有个交代，对大头鱼的谎报军功也就暂且认了。遂利用“第一次粤北大捷”为余评功摆好，表彰其战功，并明令撤消余汉谋撤职留任、戴罪立功的处分。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大头鱼虽是庸将一员，但好在听话，无野心，让他把广东境内的日本人打出去没那本事，守住现有的地盘还是可以的，同时土匪张的旧部李汉魂、邓龙光也可以牵制他，谅他也翻不了天。但把广东的军政大权交给土匪张就不同了，别抗战抗着抗着，广东的地盘就从日本人的手里转入到他的手里。年初形势紧急，派他回去收拾烂摊子是合理的，现在形势稳定了。把他弄去广西掺李猛仔、小诸葛的沙子更是合理的，广西在李、白多年盘踞之下，需要一个他们能接受但也不能完全控制的人去主持，以作缓冲。
伍观淇，字庸伯（旧名冠球），1886年生于广东番禺县南浦村（今广州市白云区神山镇南浦乡）。 伍观淇祖上是耕田人家。观淇6岁入私塾读书，16岁时考入两广高等学堂。后来因参加一次涉嫌反清的学潮，被校方除名，故没有毕业于此学堂。
稍后，伍考入广州将弁学堂。将弁学堂学生要学习天文、舆地、测绘、算化诸门学科，兼读经文，并操习步队、马队、行军、布阵、分合、攻守诸战术、战式。伍各科成绩常居同班学生之上。将弁学堂创始人周善培先生，1952年在北京曾对人言：“伍观淇为第一好学生。”
伍毕业于将弁学堂后，以优等生资格，被委为新军管带（相当于营长）。他的同学如邓仲元、叶举、熊略等，分别担任队官或排官（相当于连排长）。
在广东任新军管带三年，伍自感学问本事不足，适逢保定军官学校在各省遴选人材，他遂于1909年秋考入保定军官学校（后更名为陆军大学）。保定军官学校，是清政府军谘府（总参谋部）主办的一所培养高级军事指挥的高等学府。伍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该校。其时，广东尚在袁世凯爪牙龙济光控制之下；因此，他未回家乡，而接受了陆军大学的聘请，留校任教官，执教三载有余。
1916年秋，他断然辞去教官职务，决定用五年时间专心读书，他接触了佛学、道学、洋教、马列主义等，最后专攻儒学。
1921年仲夏，伍观淇挈眷回到故乡广东，将弁学堂的同学、粤军长官叶举邀伍任军警督察处总参议，后由于看到陈炯明一步步背叛了孙中山，他便辞职回到南浦村。
伍回到禺北，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助地方平息械斗和肃清匪盗。首先在高塘办起一间民团养成所，培养一支乡民自己的武装力量，去对付有枪的匪盗。民团养成所由伍亲自主持教务事宜。各乡挑选品行好、有一定文化基础的青年入所受训。第二件事是兴办教育，在南浦村办起第一间小学——慎修学校。伍将仅有的一点积蓄投给学校做经费。稍后，他再返省城担任公职时，常将一部分薪俸用来资助贫苦学生。
1921～1924年间，伍一直致力于乡治建设。1925年，蒋介石与李济深合作，统一了广东。1926年，国民政府决定挥师北伐。留守广东的总参谋长李济深亲临南浦村，邀伍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办公厅主任兼少将总参议。翌年，李济深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荐伍为广东省政府委员。随后，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发布国府令，任命伍为广东省政府委员。伍出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后，并兼任全省地方警卫队编练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成所所长。十多年后，伍的学生有一部分成为抗日武装的骨干力量。
1929年，广东省政府改组，伍观淇退出政坛。1936年，他的陆军大学同学黄慕松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黄亲下南浦村，邀伍出乡相助。伍再度返回省城，任新成立的广东农村合作委员会主任委员至抗战爆发。
1938年10月21日广州被日军侵占。在广州沦陷之前，广东各县都已组织起民众抗日自卫团。伍又受命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委员，负责统率番禺、花县、从化、增城、三水等地区的民众武装工作。广州失陷后，伍率领的这支民众武装，奉令改编为第四战区第一游击纵队，伍任纵队司令。临危受命的伍观淇，时年已经五十有二。广州失陷当日，这位游击纵队司令，立即从广州奔回禺北，召集平日种田做工的子弟们扛起枪杆，展开了为期7年的游击战。
1938年10月23日，即广州沦陷第三天，气焰嚣张的日军占领了石井墟，企图渡过流溪河向北进犯。日军未料到，就在流溪河畔，遭到了伍观淇游击队顽强的抵抗，战斗持续了11天，此为广东抗战史上光荣的一页——江高阻击战。伍观淇率队伍在蚌湖、江村、高塘、竹料至南岗布防，封锁了南北交通要道江村大铁桥和流溪河面。战斗打响之后，游击队一连11天坚守阵地，打退了日军用机枪掩护的轮番进攻。最后，日军调动了飞机、大炮，分兵几路从流溪河上游包抄过来，战斗十分激烈，游击队因腹背受敌，又无援兵，被迫转移。
江高之战，伍一直身临江村炮楼和高塘十八社前线指挥。有几次情况紧急，队员劝其撤离，他终不肯走。当江村、高塘有不少房屋中弹着火时，他仍在前沿指挥若定，一面令队员继续阻击河面，一面部署后撤，直到日军强渡得逞冲入村中放火烧屋时，他才撤离。此役击沉日军橡皮艇30多艘，击伤飞机1架，消灭日军200余人。游击队有61名队员为国捐躯，38名队员负伤。
此战使国民党在韶关的军政首脑大为震动。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在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上指责余汉谋轻易放弃广州是粤军的奇耻大辱。南京国民政府大员陈诚说：“广东有个伍观淇竟在广州城北阻击敌军十多日，试问正规军有何颜面见江东父老！”
继江高之战后，伍观淇指挥部队还打了如下一些较大的战斗：赤坭白坭之战——在花县赤坭、白坭一带，抗击日军104师1个旅团的进犯，歼敌60余人；良田之战——在竹料良田村消灭伪军1个大队，生擒敌顾问、日军中尉深丁为雄，击毙深丁妻子及另一名日军顾问，缴获一批战利品；鱼窝头之战——配合番禺县武装大队，保卫灵山鱼窝头，敌方出动海、陆、空军，双方激战7个昼夜，击毙伪军队长梁财仔和敌伪官兵数十人，焚毁敌人营房、厂棚十多座；清远之战——配合暂八师张君嵩部收复清远县城。伍部首先冲入城内，与敌展开巷战。除游击战之外，伍部还派出别动队深入敌后，扰敌运输线，破坏电话线和惩治汉奸。
7年间，伍观淇率游击队转战广东各地，与日、伪军展开大小游击战三四百次，除歼敌外，还缴获大批枪械、弹药及军马，生俘敌官兵30余人。有一名日俘供称，他们最怕中国军队的独九旅和伍观淇的游击队。
伍观淇却是这样饶有风趣地诠释“游击队”：怎样叫“游”？好像鱼虾浮游在水面或水里，活动不定的意思；怎样叫“击”？俗谓以卵击石，两者相碰，软弱的那部分就要破损；怎样叫“队”？一个人是不能成功的，三人成众，那么至少三个，三十个，乃至三百个凑合起来，才能配说这个“队”字。他还说自卫团变成的游击队，拿着那几杆生锈的旧枪支，除了“?有怕”的大无畏精神，凭什么来扛着抗日的招牌？
当年，有位大公报记者曾这样描写伍观淇：“游击老将伍观淇，于国步维艰、民族劫运之际，捍国卫乡，责无旁贷，毅然振臂一呼，乡人闻风兴起，热烈拥戴，今年虽耄耋，然精神矍铄，尤若壮年，记者获瞻丰采，畅聆伟论，油然而生敬佩之心……”
抗战结束，伍的游击队奉令遣散，大部分队员仍回到家园从事农业劳动，另有一部分编入地方治安团队。伍观淇本人对当局委派的要职坚决不受，然热心乡梓初衷不改，仅接受番禺县临时议会参议长及番禺县建设委员会主任之职。
1948年，伍观淇收到番禺县长黄兰友一封信，信中劝说伍出走台湾，但伍执意不走，仍留住广州番禺学宫。
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广州。翌年冬天，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通过中央统战部，邀请伍观淇进北京。年末，伍由广州统战部交际处处长陪同到达北京。
伍到北京后，因工作一时未安排妥善，暂寓李济深家中。闲居中，伍应梁漱溟、黄良庸诸友请求，讲解《大学》、《论语》、《孟子》各书。后梁漱溟编纂出版的《大学礼记篇·伍严两家学说》中关于伍氏的部分，均是由这时候几位友人的笔录整理而成。被尊为儒学权威的梁漱溟认为：中国古人在世界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无疑就是儒家孔门那种学问，而伍先生在儒学的贡献则有足以补宋儒、明儒之所未及者。
1952年冬，伍观淇因胃病恶化，引起全身功能衰竭谢世，终年67岁。葬于北京东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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