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打上“仇和烙印”

他像“鲶鱼”激活了一潭春水

    12月3日傍晚，飞机降落昆明巫家坝国际机场。这里距市中心只有6公里，是全国民用机场中离市区最近的一个。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乘出租车刚出机场，就闯入下班的车流中。经过一连串漂亮的二环线高架桥，车行如飞。正想赞叹昆明“治堵”效果明显，谁料下了二环，立即陷入拥堵的汪洋大海，每条主干道的3/4，都被蓝色施工围栏圈去了。

    “在修地铁，6条一起修。”出租车司机说，“仇和书记说昆明的交通需要‘休克疗法’，再忍忍，等修好地铁，就彻底不堵了。”看车窗外，虽然堵，秩序却很好。不时能看到冒雨巡逻的警察，每隔一段，路边就有一个简陋的白色治安棚。“这也是仇和干的，把警察全‘赶’上街，派出所只准留3个人值班，昆明的治安好多了。”到目的地，一开车门，就感觉尘土直往鼻孔里钻。来接的人笑着解释：“附近在拆一个城中村，浮尘比较多，昆明已经拆了很多这样的地方了。”

    治堵、治官、治城中村。踏进昆明才半个小时，记者就迎面撞上仇和留给昆明的“三大烙印”。

    迎送仇和，都有那个故事

    此时此刻，仇和正在跟这个城市说“再见”——19时35分，《昆明新闻》播出当天下午“昆明市干部大会”的实况，643万昆明市民听到了仇和的告别演说：“4年来，昆明这座城市给了我阳光、雨露和养分。我愿意作春城大地上的一棵树，为这座城市增色添彩，与这片大地上的人们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我植根在这座城市，我的心、我的情、我的梦也会在这座城市……我衷心地感谢昆明人民！我深深地热爱昆明这片土地！我真诚地祝愿昆明的明天更美好！”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熊思远，坐在客厅沙发上，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视，思考仇和的每一句话。他手边堆满了报纸、杂志、会议记录和文献资料，仇和在昆明的一言一行都会被他收集起来。熊教授告诉记者：“我很舍不得仇和卸任，坦率地说，我们很多学者，都希望他能以省委副书记的身份兼任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还在江苏的时候，我就很关注他。2007年12月初，昆明市政协召开两会的预备会。会议间隙，一位市领导压低声音，跟我们这组透口风说：‘仇和要来昆明当市委书记了。’我心里一跳，赶紧抓住他问：‘仇和？是那个仇和吗？’他说：‘还能有哪个仇和？就是他！’啊呀，我们这组很振奋，仇和来昆明，好事啊！昆明这么多年发展不起来，在全国省会城市的GDP排名长期倒数第一，我们盼一个敢闯敢干的‘一把手’，盼了多少年啊！”

    消息很快在昆明市的干部中传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处级干部告诉记者，从2007年12月中旬开始，机关里“人人都在谈仇和，天天上网搜仇和，个个能把仇和的辉煌史倒背如流”。12月28日，市里召开副处级以上干部会。“往年这个日子，大家一门心思过元旦，开会能溜就溜。但这次，提前十分钟市委礼堂就坐满了，大家都瞪大眼睛看新来的‘当家人’是什么三头六臂。仇和一开口，一连串的排比句，口才惊人，气势磅礴，昆明哪见过这样的官员发言？马上就有人鼓掌。气氛之热烈，在昆明官场前所未有。”

    但仇和说着说着，就让台下1000多名干部倒抽凉气了。“我仇和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工作一定能无私无畏。”仇和说，大家“要拼了命地干”，谁不干、干不好，就面临“最严厉的问责制度”。这位干部告诉记者：“散会时，我们是又兴奋又忐忑，一个同事偷偷问我：‘你说，最严厉的问责会有多严厉？’我答不上来，只觉得机关的舒服日子是到头了。”

    4年后，当记者问这位干部对仇和离任有何感想时，他沉默良久，叹口气：“这么说吧，以前像这样晚上11点钟你吵醒我，我肯定骂死你。现在，我都习惯了，11点还要看文件、看书、打电话安排明天的工作。”这句话虽答非所问，却让记者察觉出他“百感交集”的味道。“我今晚没睡，拿着仇和当年的‘就职演说’和今年的‘告别演说’，对比着看了好几遍，他来和走，都讲了一个故事，说非洲草原上，羚羊每天一醒来，就知道一定要比狮子跑得快，不然会被吃掉；狮子每天一醒来，就知道一定要比跑得最慢的羚羊快，否则会被饿死。仇和说，不管你是狮子还是羚羊，你都要比别人跑得快，才能生存下去，这是铁的法则和规律。我们昆明在省会城市里，是跑得最慢的那只羚羊。仇和拿鞭子抽了4年，羚羊知道拼命跑了。但仇和为什么在离任时，还要再讲一遍这个故事呢？我想他是有深意的，因为羚羊跑得还不够快，更不能再慢下来。”

    最受肯定的是“治吏”

    昆明人对仇和的复杂感情，源于仇和一手推动的“新政”。

    素有“铁嘴学者”之称的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石鹏飞，2008年首次提出“仇和新政”，这一概念此后被学术界和媒体广泛采用。在石鹏飞看来，“仇和新政”包括了一整套重大改革措施：整顿吏治，打造班底；开展城市综合治理，滇池水系、交通拥堵、城市绿化得到全面整治；强力拆迁，推动城中村改造；招商引资，力促跨越式、压缩化、超常规发展……

    问一千个昆明人，一千个人都会异口同声地回答：在所有“新政”中，仇和做得最好的，是“铁腕治吏”。对仇和2008年一连串暴风骤雨般的整顿官场行动，昆明人至今津津乐道：1月28日，仇和要求昆明市委九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进行现场直播，让官员们开会再不敢走过场；1月31日，仇和主张面向全国公选后备干部，40名博士来到昆明挂职，“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让昆明本地官员再不敢懈怠；2月4日，仇和在《昆明日报》上公布各县（市区）、各部门、各单位“一把手”联系电话，包括他自己和市长张祖林的电话，一时“昆明纸贵”，全城抢购；2月19日，仇和又公布自己和张祖林下班后的联系电话，要求全市公务员24小时做到“办公电话、家庭电话和手机，三通必须有一通”，“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昆明官场的神经绷到了极点，在这种情况下，轰动全国的“瞌睡门”发生了。

    2月20日，在招商投资专题讲座上，第一排一名官员打瞌睡，长时间没醒。仇和喊道：“第一排在睡觉的，站起来！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的？做什么职位？”吓醒的官员站在会场上，不敢答话，旁边的人代答：“呈贡县投资促进局的副局长，蒋文辉。”

    据仇和身边工作人员透露，当时仇和没再追究，继续开会。但两天后，呈贡县紧急召开纪委会议，县长宣布蒋文辉辞职，投资促进局局长向大会作书面检查。而且，会议通过电视台向全县播出。过了几天，仇和看到各大报纸对“瞌睡门”的报道，才知道蒋文辉辞职了，吃了一惊。“但仇书记没再说什么，毕竟是县纪委的决定。我们倒是私下觉得，有这个‘下马威’也好，对其他官员是个严厉的警示。”

    这些事彻底搅动了昆明官场。有人打了个生动的比方：“昆明是一个温吞水、慢悠悠、与世无争的城市，官员作风当然就更加‘懒、庸、散’。仇和应用了管理学上著名的‘鲶鱼效应’，他像一条快速游动的‘鲶鱼’，冲进昆明这个昏昏欲睡的沙丁鱼池里，放了几把火，吓得所有沙丁鱼醒过来，变了个活法。”

    多名公务员告诉记者，仇和喊开会，所有人跑步下楼、出门、上车，一个都不敢迟到；女干部随仇和调研，不敢穿高跟鞋，否则跟不上；没人敢关手机，一位局长睡着了，没接到市委办公厅半夜打来的电话，第二天就受到仇和批评；一个下大雨的中午，仇和撑把伞，一个人站在马路上观察，看到垃圾车里的垃圾顺着雨水往下流，就打电话给正在吃饭的环保局长，要求立刻解决；有一天，仇和试拨110报警电话，响了好长时间无人接听，他马上坐出租车到报警中心，发现值班人员在睡觉，他当场命令，以后警察不许“坐班”，全部“上街”……

    有的官员向记者诉说：“最苦的时候，我真是不想干了，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背后没少骂仇和是‘酷吏’。有门路的想方设法往省机关调，仇和就管不着了。没门路的恨不得能辞职。”但他们不得不承认，“仇和新政”效果惊人的好。老百姓办事，“衙门好进了，脸色好看了”；企业办事，“手续简化了，效率提高了”。

    直到临别，仇和才在“告别演说”中，对昆明官员首次露出温情：“如果自己的性格再温和一些、领导艺术再讲究一些，或许就会避免因工作要求严格、批评人较多而伤害一些同志的感情，造成个别同志的误解……今天，也借此机会，对因我个人主观原因，留给昆明的遗憾，带给同志们的不愉快，向大家表示深深的歉意！”说到这里，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弯腰向台下鞠躬。沉默几秒钟后，台下的掌声响起，有的官员眼里含满泪水。一位处级干部说：“我们自己都不清楚，是意外，是感动，是委屈，还是释怀。”

    治污、治堵、治绿，有褒有贬

    除了“治吏”，仇和第二项得到昆明各界一致肯定的工作，是滇池水系综合治理。

    “滇池是昆明的母亲湖，昆明之所以成为‘春城’，就是因为有滇池这个天然的空调。”昆明滇池研究会秘书长李国春，曾在市政府当过14年秘书，跟过几任市领导，后来发挥专长，半辈子扑到滇池治理上。而今已71岁的他，欣然承认“我就是仇和的‘粉丝’”。“滇池的污染，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就很严重了，为什么那么多年治理不好，仇和来了就见效？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是干不干的问题。”

    滇池治理，牵涉到昆明36条注入滇池的河流。36条河流，又牵涉到岸边数以百计的企业、数以百万计的老百姓。“过去的思路，是把滇池治理当交易来做，想的是各方利益都能兼顾，结果久拖不决；仇和不同，他是把滇池治理当政绩来做，谁的利益都敢碰。”省环保厅一名官员说。

    敢碰，还得有碰的招。“仇和的第一句话是‘滇池死，昆明亡；滇池清，昆明兴’，第二句话是‘治湖先治水，治水先治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李国春这些滇池治理专家一听，“呀，有戏，仇和懂行，找对症结了”。轰轰烈烈的“河长制”就此出台，仇和亲自担任盘龙江的“河长”，市长任宝象河的“河长”，其他30多条河，也由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局长们分任“河长”。

    仇和让人在盘龙江桃源广场段的江边立了块告示牌，写上大大的4个字“河长：仇和”。他每个月至少巡一次河。下暴雨时，他一手打伞，一手拿着扩音器，招呼官员和专家一起下河检查。河道清淤时，他挽起裤腿，跳进臭气熏天的淤泥里，挥着铲子铲淤泥。如今，站在盘龙江边，已经闻不到臭味，也能看得到清水。江清了，滇池水质自然也明显好转了。

    和治水相比，治堵则曲折得多，惹出的怨气也多。

    昆明的交通拥堵，已是持续多年的老问题。修建二环缓解交通压力，也是早就有的方案，但迟迟不能推进。仇和来了之后，问了一个问题：“二环1年能不能修好？”在场的官员吓了一大跳，他们原先汇报的，是3年修完。仇和断然否决：“必须1年建成通车，长痛不如短痛。”

    2008年10月，二环全面开工。昆明城东西南北任何一个方向，都是遍地挖坑、尘土满天、噪音轰鸣，所有道路都因二环施工陷入令人绝望的拥堵中。“在这种情况下，二环施工变成了一场心理战，仇和对市民的承诺能不能兑现？他顶住了舆论和民意的压力，不但做到了1年完工，而且试通车时间还有所提前。当二环修通后，交通拥堵大大缓解，所有怨气顿时消散，仇和赢得公信力和美誉度。”昆明一位资深媒体人士感叹道。

    但畅通的日子只过了半年，2010年，仇和决定修地铁，并且6条地铁线同时开工。昆明一片哗然。支持者认为，“二环经验”证明了“长痛不如短痛”是对的，干脆一口气把地铁修完。反对者认为，这是典型的贪多图快，“连北京、上海都不能同时修6条地铁。别的不说，仅仅是地铁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的培训就跟不上，将来安全运营如何保证？”

    也许，只有当治堵像治河一样，切切实实让老百姓看到好处，反对声才会自然消失。

    到昆明不久，植物学专业出身的仇和，得知昆明一直在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居然12年都没成功。他觉得匪夷所思。以昆明的植物多样性条件，还不能成为园林城市？他一声令下，1年，还是1年，要种300万棵树，每条人行道都要有3行树，园林部门、城建部门的公务员，统统上街种树去。一位区园林局局长告诉记者：“我1年种的树，比过去16年都多。”

    天天扛着铁锹上街种树，自然引起一些公务员不满，他们故意在人行道上乱挖坑，一个挨着一个，让行人无法走路。市民质疑，他们便说：“是仇和让我挖的。”一时间，市民怨声四起。庆幸的是，“春城”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让这些“抢种”的树苗，很快成活并茁壮成长起来。2010年，昆明主城区绿化覆盖率达40.53%，当年就圆了国家园林城市之梦。如今，走在树荫下，人们不得不承认：仇和做对了。

    拆迁城中村备受争议

    “仇和新政”中，最受争议的是城中村的改造。

    在昆明市249平方公里的主城区，共有336个城中村，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近7万人。这种城中村高度密集的景象，在全国省会城市中相当罕见。多年来，昆明官员私底下把城中村称为“天字号难题”、“最难啃的骨头”。 拆，这么多人，怎么安置？怎么赔偿？钱从哪里来？不拆，光整顿，这些几十年来盖起的“接吻楼”、“握手楼”，都是安全隐患，怎么办？还有人们固有的村民式生活习惯，如何改变？所以，有人说“如果谁想挨骂，那就捅一下城中村”。

    仇和第一次走进城中村调研，就大吃一惊。“一场大火，这里就是火葬场；一次地震，这里就是坟场。绝不是危言耸听！”他舍弃整顿为主的方案，选择拆迁改造，铁了心要捅“马蜂窝”。2008年2月27日，在官渡区佴家湾村，他宣布启动城中村改造工程。

    尽管仇和承诺，为保证老百姓是城中村改造最大的受益者，政府不追求一点赢利，让企业微利，让村民拆一次富一截。但直到今天，已经改造的几十个城中村项目，仍是争议不断。最早一批改造的凤凰新村，如今成了现代化的SOHO俊园小区，村民成了居民，的确是个个喜气洋洋。但有些开发商，借改造城中村之名，向繁华地段的普通老旧小区扩大拆迁，激起居民反对。更严重的是，批评者认为，仇和的城中村改造，实际上把财力薄弱的昆明，绑架到了土地财政、举债经营的道路上来。而这，恰恰是如今在全国都遭到反思的一种发展模式。

    熊思远教授认为，仇和在城中村改造的问题上，确实显得有点操之过急。但无论如何，其出发点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平安的、有尊严的生活，“不能说这项‘新政’不及格，我认为还是可以打70分的。”

    “昆明人对仇和的感情复杂”

    “政声人去后”。仇和离开江苏后，一本《政道——仇和十年》，评说了他在江苏的得失功过。现在，仇和卸任市委书记后，昆明人又该怎样评说他这4年呢？

    昆明一位资深媒体人士告诉记者，这几天一直在想，中国评价一名官员，传统上不外乎勤政、明政、善政、廉政这几个词，仇和绝对担得起“勤政”和“明政”的美誉。“他白天到处跑，一线调研、现场办公。晚上回办公室开会、看文件。深夜回去，他还要看书，他这个人爱学习。每天只睡4个小时，真不知道他哪来的精力。你看他走路，市委门口几十级台阶，他几步就走上去了。记者跟他采访，得跑步前行。他才54岁，可眼袋那么深，头发全白了，是染黑的，这都是拼命工作累出来的。”

    滇池研究会秘书长李国春也说：“政治清明，仇和当之无愧。用钱，他明明白白。县长、区长跟他汇报工作，休想跟他提一个钱字，你的项目，你自己去招商，不要指望市里批钱。用人，他明明白白，问责制度和公示制度，都是他一手搞起来的。政策，也是明明白白的，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我在市政府当了10多年秘书，深知一个人、一支队伍，能跟仇和这样的领导，可以多学会多少东西，多干多少实事啊！”

    站在昆明之外看仇和，昆明4年，比起江苏10年，引发的争议已经少了很多。仇和还是那个仇和吗？他是否学会了妥协？熊思远教授认为：“仇和在昆明的很多措施，确实比在江苏稳，这说明他在成熟。他在江苏，做得多，说得也多；但在昆明，只做不说，高调做事，低调说话。还有一点，昆明文化是一种包容文化，在江苏，总有人告仇和的状；在昆明，从没有人跑去告状，所有争议都没有被激化。”

    眼下，所有昆明人都在担心，仇和做得最好的整顿官员、治理滇池两件事，会不会随着他的离任出现倒退和反弹。熊思远说：“出现这种担心，的确说明他有人治的成分，没能实现‘靠人治推动法治’的目标。”

    2011年12月4日一早，仇和那篇充满了对昆明依依之情和殷切希望的“告别演说”，登上了昆明所有媒体的头版头条，绝大部分媒体都把最大的赞美、最深的不舍送给了仇和。但个别媒体也登出不乏反思的报道，认为“昆明今后应注重休养生息”等。这两类报纸，都有很多市民购买、阅读。记者随机采访了多位普通市民，问对仇和离任有何感想。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说了一句类似的话：“仇和这样的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有。”

    熊思远教授对此总结说：“这说明昆明人对仇和的感情是复杂的。昆明老百姓这个群体，基本上都舍不得仇和，他们有千百年来最朴素的观念：你为民做事了，你就是好官。昆明学者、媒体和网民这个群体，可以一分为二，既有高度认可仇和的‘粉丝’，也有尖锐的批评者。昆明官员这个群体，则是两种心情并存，既松了口气，毕竟4年来提心吊胆怕问责，又暗暗不舍，到底这些年跟着仇和扎扎实实干出了事情，是有成就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