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画片变身台词:孔子才是禅宗的开山祖师

孔子才是禅宗的开山祖师

                   许锡良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形成了五花八门的宗派，在中国儒文化的影响下，源自印度的佛教逐渐汉化。比如，佛教中的未来佛——弥勒佛，本来是由印度佛教中的站立着，高瞻远瞩的青年壮汉形象，进入中原地区之后就逐渐变成了中国汉传佛教中坐着笑着的肥胖老头。因为，按照中国儒家文化的价值观——迷信古人，崇尚老者，年轻人，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姜自然是老的辣，因此，佛教之中本来代表未来的年青佛弥勒佛，也就变成了一个端坐大笑的肥胖老头了。按照孔子的说法，一个人有福气，过得好，必须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自然是要吃成这个样子的。至于由站而改成坐，也是儒家文化上下尊卑的结果。因为站立者，只是门人下人，怎么可以成为万人崇拜的佛祖呢？文化交融之后必然为本地文化所改造。佛教进入中国，其实被改造得非常厉害。今天看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以及泰国佛教与日本佛教也是极不同相同的，各自都受到本地文化的重新改造，这是必然的。

佛教进入中国，自然是要受独尊的儒家文化的改造。改造之后派生出来的本土佛教宗派主要有三种，即：天台宗、华严宗与禅宗，是由中国独立发展出的三个本土佛教宗派。其中又以禅宗最具独特的性格。其核心思想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由于中国本土佛教禅宗的出现，第一次实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

传统的观点认为，禅宗的发端始于菩提达摩，盛于六祖惠能。如果认真考察下去就会发现，其实，禅宗的真正祖师是孔子，而不是达摩，达摩祖师只是将佛教与儒教结合起来的第一人。达摩所引用的思想资源其实就是孔子的。达摩自印度来中国，是在梁武帝普通元年（520，一说南朝宋代末年），师泛海至广州番禺，武帝遣使迎至建业，然与武帝语不相契，遂渡江至魏，止嵩山少林寺，面壁坐禅，时人不解其意，称壁观婆罗门。时神光于伊洛披览群书，以旷达闻，慕师之高风，断臂求法，师感其精诚，遂传安心发行之真法，授彼一宗之心印，改名慧可。经九载，欲归西方，嘱慧可一宗之秘奥，授袈裟及楞伽经四卷。未久即入寂，葬于熊耳山上林寺。越三年，魏使宋云度葱岭时，适逢达磨携只履归西方。师之一生颇富传奇，亦难辨其真伪。师之示寂年代有梁大通二年（528）、梁大同元年（535）或二年等异说。又梁武帝尊称师为‘圣胄大师’；唐代宗赐‘圆觉大师’之谥号，塔名空观。

试看达摩祖师训如下：人有上中下说，下智之人妄兴福力也，妄见化身佛；中智之人妄断烦恼，妄见报身佛；上智之人妄证菩提，妄见法身佛；上上智之人内照圆寂，明心即佛不待心而得佛智，知三身与万法皆不可取不可说，此即解脱心，成于大道。经云：佛不说法，不度众生，不证菩提。此之谓矣！

由此可见，达摩的师训是直接承传了孔子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理念的，并且以此作为立论依据：人有上中下说，来论证人们对佛的态度。并且说上上智之人内照圆寂，佛不说法，不度众生，不证菩提。成为禅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来源。这“不立文字”的禅宗秘诀，其实也是来源于孔子的。

请看《论语》中关于孔子不言的一段论述。“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另外，不立文字来源于孔子的依据还有:“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盗比於我老彭。’”这也是孔子及其三千学生都没有留下一部完整的学术著作的原因所在。留下来的，只有后人根据回忆与想像记录下来的片言只语，即《论语》，其实是没有什么逻辑，胡乱拼凑起来的胡言乱语而已。

一个几乎什么文字都没有留下，而且连学生都没有留下什么著述的古人，竟然获得了中国第一圣人的名望，这确实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倘若古希腊的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也不留下任何文字，很难想像苏格拉底能够成为西方的哲人而受人崇敬。但是，中国就不同。孔子几乎就是禅宗的开山祖师，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仅不立文字，而且连言说也是要受到限制的。孔子说：“巧言乱德”，“巧言令色，鲜矣仁！”“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可见孔子对于人的自由言说是深恶痛绝的。相反对于那些貌似高深莫测，故作城府的人，却是这样评价的：“刚、毅、木讷，近仁。”也就是一个人如果你踹他三脚，他也不放个屁，那么这样的人就是有道德的。

倘若这只是个人的修身养性还不会有什么问题，偏偏孔子极其喜欢从政，而且后来的人还要用半部《论语》治天下，没有文字，或者文字很少，怎么去说明道理呢？孔子也反对将成文法律条文铭刻于鼎上。因为，那样就不好愚弄百姓了。这个历史是这样的：晋国的叔向对郑子产铸刑书提出批评：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使之以和，临之以敬，涖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徵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也。……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周其败乎？（《左传。昭公六年》）孔子则对晋铸刑鼎予以猛烈抨击：“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这也是“不立文字”的好处。一方面可以胡弄百姓，另一方面可以让权力胡作非为。关键是你要成为公卿大夫那样的统治者，而不要沦落为下民。

所以，在孔子之后，儒家的话语霸权一直是核心问题，哪个是真传，哪个才正宗，哪个是接班人，成为天下稳定的关键因素。其实来源于儒家的禅宗，流派也多，宗派也多，纷争也非常大。六祖惠能据说就是在宗派争战中，丢掉了一只胳膊，差点没丢掉性命，才换来的禅宗正宗祖师的名望的。

禅宗文化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连做学问都是故作高深状。中国历代的领导人都喜欢“贵人语迟”，常常用打哑谜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力，作指示时，也常常是话到嘴边留三分，用故作高深状来保持自己的权威，让人猜不透。别人做对了，是自己领导有方，见识高明，别人做错了，是没有领会好自己的旨意。领导指示也常常是含糊其辞，只伸一个指头让人去猜。因此培养了中国人特别善于察颜观色、揣摩圣意的能力。“不立文字”的好处就是不留下证据与把柄，一切都在语气之中，都写在了领导的脸面上。领导的表情，决定了你今天的心情。为什么禅宗在中国能够盛行，而在科学发达，民主法治健全的社会却几乎没有市场，原因其实就在这里。因为禅宗不立文字，解释的空间最大，权力的使用也最为自由。这在一个法治社会是行不通的。

这种禅宗还影响了中国人做学问的方式。中国人说话写文章，常常喜欢引用典故，含沙射影，正话反说，打锣听音，说话听声。喜欢追问弦外之音，话外之意。微言大义，话里有话，一切都在不言中。等等。中国人做人难，难就难在这里。在一个禅宗大国，即使你智商不低，心机用尽，也难达到禅修的境界。

曾经何时，我们不难发现，越是有学术名望的人，常常越是没有什么像样的著作。这点倒是继承了孔子的真传。越是不写出来，他的声誉越高，名望越大。因为，只要不写出来，人家就猜不透他究竟有多么高深莫测。如果像苏格拉底那样喋喋不休，打破沙锅问到底，像柏拉图那样洋洋洒洒，下笔百万言，什么东西都说得透透的，也就禅宗不起来了。因为文字立得太多，给后人的想像空间就太小，那种神秘感就越少。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得少，而且不立文字的孔子，能够成为中国的第一圣人，而苏格拉底只能够成为一个“毫无知识”的哲人。

禅宗误国误民，因为，禅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求改革社会，只求改变人心，让每个人学会主动委曲求全，向权力的胡作非为屈服，也最有利于权力的胡作非为。在这里，不讲逻辑规则，不尊重事实，三八就是可以算成二十三，指鹿为马，却常常被视为智慧，这样的民族岂能不灾难不断？

2011年12月29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