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出生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农历七月十五日，这天俗称中元节，因此他的原名叫“月生”，意为月半而生。马屁文人根据《周礼·大司乐疏》中杜月笙“东方之乐谓笙，笙者生也；西方之乐谓镛，镛者功也之义”，而把“月生”改为“月笙”，并为他取名为“镛”。
上海的青帮三大亨是指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他们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取代上海青帮大字辈而成为上海最有势力的黑社会头子。
青帮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并不满足于当黑社会头子，而是要跻身于工商界，以使自己的名声变得“正派”。他们利用从事黑色事业（卖鸦片、开妓院、走私等）赚到的大量金钱，转而投向正当的金融业和工商业。1928年杜月笙筹办了中汇银行，自任董事长，随后又插足别的行业，如证券交易所、纱布交易所、纺织厂、面粉厂
等。到1947年，他在工商界的董事长、理事等头衔，不下20个。为了笼络各路文人、贤士，他的智囊人物向他出谋划策，成立了一个社团——恒社。其成员中，有的是他初期弟子，多为小流氓、包打听、巡捕和赌徒；有的是商家殷实富户的子弟，他们是因为害怕被绑架而寻求庇护；三是寄希望于恒社，以求发展的人。恒社最初只有几十个人，后来发展到近2000人。为了得到报纸的吹捧，杜月笙还设法进入新闻界，杜月笙任上海中汇银行董事长时兼任了上海《申报》董事长、《新闻报》董事、《中央日报》常务董事。
黑社会的特点，就是由黑色事业转向白色事业。一般是从事黑色事业起家，在拥有相当的实力后，黑社会头子们，自己便不再干那些偷鸡摸狗的勾当，而是把从事黑色事业赚到的钱财，用于金融或工商业，从事正常的经济事业。清末民初，当帮会组织从秘密结社蜕变为黑社会时，他们所从事的黑色事业也在向白色事业过渡。
首先是进军金融业。
青帮三大亨在进军金融业方面，以杜月笙最为成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国民党和政府中担任要职的青帮人物陈群，劝告杜月笙今后应该以投资金融和工商业为主要活动，以便洗刷以往经营烟、赌场的流氓形象，并可借此跻身上流社会。1929年2月，杜月笙在上海金融界的巨头之一、青帮门徒钱新之的建议和帮助下，开办了“中汇银行”。杜月笙鉴于自己对于金融业并不熟悉，而且缺少足够的资金，担心没有人来存款，最初颇为犹豫。钱新之告诉他：上海的银行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凡有新银行开业，其他各银行都要先去存上一笔钱，称为“堆花”。上海的各大银行的老板们，得知你杜月笙要开办银行，自然要前来“堆花”。加上租界里的烟赌两档都是银行的大客户，凭借你的名气，肯定会把钱统统存入你的银行。杜月笙在钱新之的开导下，便决定开办银行。杜月笙用这个办法，开起了“国民银行”（后来改名为中汇银行）。一些富豪为了讨好他，便纷纷前来投资，如大富豪徐懋棠就向该银行投入了一大笔资金。另外，该银行还得到国民党中央银行的支持，从而使杜月笙不用动用自己的资金，就开办了一个资金雄厚的“国民银行”。后来，当国民银行改名为中汇银行时，上海银行业老板陈光甫一次就存入白银50万两，存款时间，从一般堆花的三天，延长到整整一年，而且不取分文利息。“中汇银行”带有明显的黑社会性质，它把经营的重点，主要放在收付烟赌两项游资和押款等业务方面。那些资金雄厚的烟土商，只要付给中汇银行巨额的费用之后，即可以使烟土保提、保运和保销，从中获得巨额的利润。后来，杜月笙又利用和国民党的特殊关系，被当局指定为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不久又当上了上海市银行工会理事和浦东、国信两家银行的董事长，成为上海银行界的巨头。
其次，涉足实业界。
青帮三大亨利用各种非法手段获得的财富，又投资于实业界正常的工商业，成为上海的大企业家。在这方面，三大亨中也以杜月笙最为突出。
他首先把手伸向面粉业。他趁30年代上海华丰面粉厂老板卢少棠负赌债数十万元难以偿还，而打算出售面粉厂的机会，以109万元的低价收购了该面粉厂。1936年5月，上海面粉交易所因为业外大户朱如山、钟可澄等大量囤积面粉，导致面粉价格猛涨，交易所的经纪人大多面临破产的危险，只好向交易所仓库主任黄柄权求救，请他转托杜月笙帮忙。在得到杜月笙的首肯后，他们以杜月笙的名义在市场上抛出面粉50万包，他们自己也抛出80万包，致使面粉价格下跌。迫使朱如山让步，经纪人也免于破产。这件事终于使杜月笙当上了上海面粉交易所的理事长。
1931年，在杨管北的帮助下，杜月笙又成功地打进了上海的航运界。杨管北是江苏镇江人，大学肄业，北伐军到达上海后，他成为北伐军政治部交际股的政工人员，因为善于辞令，受到杜月笙的赏识，逐渐成为杜门座上宾。为了使杜月笙的势力打入轮船航运业，他为杜选中了著名的大达轮船公司。该公司是清末著名事业家张謇于1904年所创立，垄断上海至扬州的航线达24年，拥有四条江轮，总吨位在4000吨
以上，还有若干条拖船和木驳船。1925年张謇去世，其弟张詧因支持北洋军阀而被国民党指为反动分子，遭到通缉，张氏的势力一落千丈。经理鲍心斋把企业的利润存在南通得记钱庄，1930年得记倒闭，存在钱庄的银钱化为乌有。次年，公司拥有的两条轮船又在航行途中失事，死亡船员和旅客1000多人，公司处于内外交困之中。杨管北看准了机会，设法替杜月笙和自己大量收购大达公司的股票，使自己和杜月笙成为该公司最大的股东。然后二人又使尽各种手段，进入公司的领导核心，最后，杜月笙当上了公司的董事长，杨管北出任公司副经理，掌握了公司的实权。
再次，深入报界。
杜月笙为了便于政治和社会关系的运作，开始把自己的触角深入到新闻界。为此，他不仅同报界的老板拉关系，结交了上海的两大报纸《申报》的史量才和《新闻报》的汪伯奇，而且笼络编辑和记者。他首先笼络《新闻报》的编辑唐世昌。唐世昌是上海报界最有势力的人物，既压得下惊天动地的新闻，也可以无中生有掀起大浪。杜月笙在结识了唐世昌以后，便不断有更多的编辑、记者成为杜门的座上客。许多新闻界的著名人物甚至干脆拜杜月笙为师，而杜月笙则对这些弟子给予安全保证。杜月笙在控制
了新闻界以后，原来一些达官显要和富商巨贾也来向他暗送秋波，使得杜月笙的身价直线上升。
杜月笙在进入实业界后，很快又成了上海工商业的领袖人物，在抗战前后，他拥有的官商合办、私营工商业网和各行业公会的职务，包括董事长、理事、主席、经理的名义，不下150多个。
张啸林也打着“实业救国”的旗号，不仅同杜月笙一同创办中汇银行，还当上常务董事。此后，上海金融界、工商界纷纷找到张啸林，请他挂名，成为交通银行、通商银行、江浙银行等六七家银行的董事、监事，又经杜月笙推荐，当上了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的理事。他又联络范回春、周帮俊、黄楚九等，组建大赛马场“远东公共运动股份有限公司”，又在法租界爱多亚路（今延安路）大舞台对面开设杭州饭菜馆。并与杜月笙合组“霖记木行”，独家经营从苏联运来的木材。
以上文章内容摘自学苑出版社《中国地下社会》第三卷，秦宝琦著。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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