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台场旅游攻略:薛涌：拯救革命

薛涌：拯救革命

（2011-12-30）

薛涌

　　韩寒2011年底撰文反对“革命”，顿时舆论沸腾。其实，这一话题并无新意。十多年前，李泽厚、刘再复就有《告别革命》一书的出版，试图对中国的近代史进行重新回顾。相比之下，韩寒的文字显然肤浅得多。不过，中国刚刚出了一个乌坎，韩寒博文又以“群体事件”发端，有着明确的针对性。更有意思的是，韩寒不仅获得了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赞扬，也受到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支持。左右两派能有如此之“和谐”，在近十几年意识形态的口水战中实属罕见。

　　为此，我在《金融时报》中文版上发表了一篇《中国的革命恐惧》，指出韩寒以中国人素质低为由而反对革命，主要是因为没有跳出自五四以来启蒙主义的思想框架，总觉得中国的进步是建筑在知识分子对民众的启蒙的基础上。殊不知，从小岗村到乌坎，这些农民之所以能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制度创新，并非由于他们接受了知识分子的启蒙，而是他们能够成功地运用乡土文化资源，自发组织“群体事件”。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小岗村对改革的象征意义，一直被解读为突破大锅饭、按市场规律办事等等。但是，人们一直忽视了小岗村的意义，首先是个“群体事件”。改革了三十年，中国对“群体事件”中的制度创新之意义，几乎没有讨论。而欧洲和日本在探讨自己的制度生成时，这样的讨论则汗牛充栋。因为对小岗村的意义未能充分挖掘，中国知识界对乌坎事件多少有些措手不及。

　　我的上述批评，也只说了一半的话。另一半是，中国知识界和公众对“革命”的理解过于狭隘。这不仅仅是中国本身的问题。在整个现代世界史上，“革命”越来越多地被和暴力、屠杀等等联系在一起，几乎成为负面词汇。“革命”的典型是“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而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建立，几乎不被称为“革命”。英国的“光荣革命”和美国的独立战争，则越来越不被当作是“革命”。因此，我们不妨先追溯“革命”概念的流变，然后再讨论“革命”作为一个理念，是否还有被拯救的价值。

什么是“革命”？

　　首先，我们所谈的“革命”主要来自西方传统。中国上古虽然也有“殷周革命”等等，但即使是现代中文中的“革命”，也不再是指那种天命的继替了。在西方，“革命”的概念本来相当平和。亚里斯多德把“革命”界定为两种，一是彻底地由一个政体转向另一个政体，一是对现有政体的修改。现在英文中的“革命”（revolution）则直接从拉丁文中演化而来。哥白尼那一引起科学革命的巨著《天体运行》（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英文为On the Revolutions of Celestial Bodies），按字面意义就是“天体革命”。“革命”乃生生不息的变动。在那个时代，社会结构的变动也成了“革命”。不过，“革命”作为一个政治词汇被大量运用，大概还是从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开始。

　　“光荣革命”是来自尼德兰的威廉三世，率军渡过英吉利海峡，取代了信奉天主教的国王詹姆斯二世，确立了君主立宪的政体。这一巨变，被欢呼为“革命”，乃至整个18世纪的英国，都在“革命”话语的笼罩之中。离开“革命”这个词汇，几乎任何政治话题都无从开始。

　　在这一政治话语中，渐渐形成了两派。一派也许应该称为“革命派”，后被称为“辉格反对派”，包括有“自由主义之父”之称的洛克、休谟、和法学家布莱克斯顿（William Blackstone）等等。他们认为，“光荣革命”为英国带来了全新的政治体制：君主权力受到限制，人民的权利有了保障，包括抵抗暴君的权利，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得以确立；同时，政教分离，人民享受着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贵族所主宰的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得以废除，工商阶层崛起，工商业所创造的新财富，使自由与独立的精神渗透到整个国民的精神之中。同时，他们并不把“光荣革命”作为一个突发事件，而将之描绘为长期的政治、社会、经济变革积累而创造的历史转折点。带来这场革命的也并非是仅仅议会，而是英国人民本身。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1688-89年并不是“革命”的胜利或终结，而是“革命”的开始。自由的进程不仅在英国继续，而且也为人类提供了典范，刺激着其他地区的革命。

　　另一派，则是所谓“辉格正统派”。这派的得势主要是在华波尔（Robert Walpole）1720年成为首相后。华波尔及其政治盟友认为，“光荣革命”确立的并非“主权在民”的原则，而是议会至上的原则。“革命”所奠立的是一个完成了的整体，而非进一步改革的蓝图。“光荣革命”不过是恢复了英格兰传统的自由，是一种复古。恰恰是被取代的詹姆斯二世才总要寻求变革，试图剥夺英国人的传统权利。这就开启了“光荣革命”后的保守主义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