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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为什么乐善好施
http://news.163.com/special/00012Q9L/uscharity.html
由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和投资家巴菲特联合发起的“捐赠承诺”行动4日宣布,已有40位亿万富翁或家庭承诺,将把自己的过半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事实上，美国人早已被世界公认为最乐善好施的民族之一，而他们之所以如此热衷慈善，与其文化、社会背景和制度设计都有关系。
190% vs 150%：慈善捐款比GDP增长更快
据美国The American杂志数据（截止2007年底）显示，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在算上通胀和人口变化水平之后，美国的慈善捐助比国民经济的增速还快：50年内美国人均GDP增长了150%，而人均慈善捐赠数额则增长了190%。这意味着，在普通美国家庭越来越富有的同时，慈善捐赠不仅跟上脚步、还贡献了更多。
4.3% vs 2.1%：穷人比富人更愿意捐助
我们似乎习惯认为，乐于捐助的人往往因为生活已经富足，但美国劳工统计局的一组数据则从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这个假设。据2007年数据，（美国家庭被按照收入分为5个部分）收入最低的美国家庭将其收入的4.3%捐献给了慈善机构，而最富有的那部分家庭只付出了其收入的2.1%，而收入居中的三类美国家庭里，捐助比例都达不到3%。
美国人比其他发达国家国民更热衷捐助
目前公开的最完整可靠的统计数据显示，与美国人相比，其他发达国家的国民在慈善捐助上的热情可谓“遥不可及”：1995年，美国人均慈善捐赠的数目是法国人的3.5倍、德国人的7倍、意大利人的14倍。1998年另一组数据还显示，美国人也花在慈善项目上的时间，普遍也比这些欧洲国家的公民多。研究还发现，这些差异与诸如教育、收入、性别、年龄以及婚育状况没有太大关系。
从不期望政府做慈善：民间是主力，减税只作鼓励
虽然大部分美国人都希望富人多多捐献，他们却从不期待政府也如此慷慨。在美国人眼里，政府只提供公共服务，慈善让个人、企业和其他团体发挥作用，但慷慨者将获得社会的相应奖励。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公共政策和慈善研究中心教授莱斯利?林科斯基就曾指出，在美国，当人们有困难时从不求助于政府，而是认为只能靠自己。实际上，美国政府从一战以后才开始介入慈善，从政策上去鼓励慈善事业的。
对于乐善好施的普通民众，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都给予免税奖励：例如，纳税人若捐出1千美元并按时交纳35%的税款后，她的这笔捐助将帮她省掉高达350美元的税金。2007年，美国民间慈善捐赠总额为3070亿美元，占到当年GDP的2.2％。而美国纳税人因为捐赠而少交的税款，已经成为所有“政府奖励计划”中最大的一笔数目：2002年，美国政府因捐助或其他慈善活动免去了1.4千亿的税款。
信仰促人行善：信教者年均捐款4倍于非信教者
多年来，各种统计数据均表明，在美国信教者比不信教者更爱好从事慈善。以2000年为例，在参加志愿活动上，信教者比非信教者的比例高出23%、在慈善捐款上高出25%。如按具体捐款金额和从事志愿活动时间算，对比则更明显，信教者年平均捐款数是非信教者的4倍、参加志愿活动的时间为2倍多。
对于信仰在促进慈善的作用，美国胡佛研究所一份报告曾称，原因可能有二：非信教者更倾向相信通过政府层面而非个人慈善来解决社会问题；其次，宗教既是促进“社会资本”的重要一环，也是美国社会关系重要的“调节器”，行善本身存在于很多宗教的核心理念中，在现实中反过来也促进了人们行善。此外，最乐于捐赠的人群——美国的低收入人口，往往也是虔诚的信教者。2010年5月一份调查显示，22%美国人称信仰对他们的捐赠行为有促进作用。
无信不捐：立法为民间慈善把关，法律保证惩罚欺骗
所谓人无信而不立，确立善款必能善用的公信，是慈善捐款的基本前提。让善款得以善用的制度设计，也是美国人行善的一个重要价值考量。比如，美国的免税制度不仅鼓励人们捐款，同时也有让国税局借机监管慈善机构与捐款人、受捐人之意。纳税人要想享有免税的权利，三方都得在资金上接受国税局的监督。
众所周知，民间慈善机构在慈善活动中承担着难以替代的角色，而美国人对这些组织有信心，首先由于它们大多都有合法的地位、在税务部门有登记，其次还与有第三方私人基金会监控有关。美国红十字会就曾因卡特里娜飓风后滥用捐款被批评，但其后他们迅速纠正后又获得了很多捐赠。
法律不仅为民间慈善划定鼓励框架，还提供监督和惩罚的重要职能，而这些都是民间机构难以完成的。个人和团体可以放心将钱捐给民间组织，因为每个州都有官员来确保捐赠者不会受到欺骗；一旦有人以慈善之名行骗，法律就将其投进监狱。美国政府和民间组织自二战后经过多年磨合，已形成一个比较合理的分工，这免除了美国人捐赠中的许多疑虑。
行善作为传统习俗，乐善好施者更被主流社会看重
美国人普遍乐于行善，与其文化传统也有非常大关系。乐善好施不是“锦上添花”，而是每个人应该从事的活动。有学者甚至指出，从事慈善已成为美国的一项习俗，17%的美国人称其捐赠主要受来自家庭（母亲）的影响。在英格兰，由于皇室一直倡导慈善，英国商人大多就受到这一传统的影响，相反，大革命中的法国政府放弃了慈善事业后，对社会行善的动力影响就非常大。
在当代美国，乐善好施还是特别被主流社会看重的品质。一个几乎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在美国想上好大学，申请者就必须要从事过志愿工作。据不完全统计，95%一流大学的学生，在高中时代就开始当社会志愿者。捐赠固然不完全等于慈善，但调查却发现无论金额大小，有过捐赠历史的人通常都乐于从事其他慈善项目、也更愿意在其他情况下帮助他人。
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曾说过，“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至今，这句话仍被很多美国人奉为圭臬。美国人养成乐善好施的“习惯”，既有慈善根植于文化传统的原因，也是公众理性对待慈善的结果：社会对慈善抱有合理的期待，民间主导和政府监管结合进而形成比较明确的慈善制度，由此对希望参与慈善的人起指导作用。
附录：美国慈善是普通人的慈善
徐贲【21世纪网】http://www.21cbh.com/HTML/2010-1-20/162993.html
在美国，慈善和公益都用charity这个字，但在意思上还是有些不同。同样捐款，区别在于是否为了救助直接有需要的弱者。在出现灾情时，捐款是一种慈善，平时的捐款则多为公益。例如，前不久，华人张磊为耶鲁大学捐款，就是非救灾性的公益行为。M edShare是一个非营利性的慈善机构，收集和分发由医疗产品公司提供的多余医疗物品，具有公益性质，但向世界贫穷国家免费提供这些物品，则是慈善性质的。
美国人有比较好的捐赠传统，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慈善研究中心“美国捐赠基金”有一个报告，说明2006年美国人共捐出善款2，950.2亿美元，比2005年的2，830.5亿美元增长了1%。2006年是美国自然灾害较少的一年，赈济负担相对也较轻。在这种情况下，去除因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因素，2006年的捐款实际比2005年增加了3.2%。
根据同一年中华慈善总会公布的材料：在中国每年收到的捐赠大约75%来自中国以外，15%来自中国的富人，10%来自平民百姓。一份慈善公益组织的专项调查显示，中国上千万家企业里，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慈善捐赠。目前，中国私人捐赠不足10亿元。对比一下美国同类统计材料，就可以看出两国的差别。
美国捐赠善款的人，并不像许多人想象那样，大部分来自公司财团。75.6%的善款来自个人捐赠者。如果算上个人去世后向社会捐赠的遗产，那么个人捐赠占全部善款的83.4%。
善款用途很多是公益性的，以2006年为例，32.8%(960.82亿美元)捐给宗教组织；13.9%(400.98亿美元)捐作教育的用途，包括大学、图书馆等。还有许多捐给公共电视、广播和各种与环保、和平、人权有关的非政府组织。纽约大学慈善研究中心的戈迪亚尼教授(Claire Gaudiani)把捐赠看成是美国国民性的特征。她指出，与世界上第二个最乐善好施的国家英国相比，美国人的捐赠款高出了一倍之多。2006年10月慈善援助基金统计显示，美国人的捐款是美国国民经济总值(GDP)的1.7%，英国人的捐款则为英国国民经济总值的0.73%。
在美国，个人捐款来自各个收入层次的普通公民。在家庭收入10万美元以下的家庭中，有65%是参与捐赠的。普通公民的捐赠意愿和捐赠行为是一种宝贵的社会资源。一个社会要保护并有效运用这一资源，需要把“捐赠”和“施舍”区分开来。这一区分大致也是“公益”和“慈善”的区别。
作为公益行为的捐赠是一种经常性的行为，不是等到有了灾情才采取的应急措施。普通公民普遍参与公益，有助于从正面确立公益的社会意义和利他道德精神。如果只有少数富豪大笔赠款，许多人会认为捐赠只是有钱人才该做的事情。他们甚至怀疑捐赠背后是否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是不是为了公关形象、赎罪或者是纯粹出于省税的利己动机。一味地如此猜疑，只会增长社会中的道德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普通公民越多参与公益，公益才能越加成为公众心目中真正的好事。
普通公民参与公益，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社会风气和公民行为的相互补充关系。人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有现成不变的道德价值，人的道德价值是在人群关系中学习和逐渐形成的。这种人群关系包括家庭、交往者、学校、教会、职业联系、特定的社会，等等。如果人群期待和鼓励人们捐赠，把捐赠当作人群成员应尽的责任，形成一种风气，那么这种责任就会因习惯的内化而转变为一种道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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