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三地2010海拉尔“玉文化名家论坛”纪要
一、 引 言
夏鼐先生晚年完成并发表了两篇玉文化研究杰作，指出全世界有三个地方以玉器工艺闻名，中国最为源远流长。玉器是中国独特的艺术品，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或象征。费孝通先生从世界文化多样性着眼，强调东方文化的核心载体是玉；晚年倡导召开玉文化研讨会，出版《玉魂国魄》，推动了玉文化研究。
继承先辈未竟事业，“中国玉文化名家论坛”在绍兴和珠海成功地举办了两届，第三届7月3-7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举行。呼伦贝尔是“中国历史的后院”，海拉尔是多民族聚居的“草原之都”，张玉军区长在最美的季节里欢迎海峡两岸三地玉文化研究专家，共同探讨中华玉文化传承与发展。
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巍所长致辞指出中国玉文化持续近万年、十分独特，是中华文化最有代表性的组成部分，从中华文明起源的道路与特点体会到玉文化不可替代。专业学者与玉器爱好者互动推动了玉文化研究，普及了玉文化知识。玉文化研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组成部分，（邓聪就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玉文化课题组负责人），追溯玉文化的来龙去脉可能阐明中华文明的特色和意义。中国玉文化发展一脉相承，谱写了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瑰丽篇章。通过海峡两岸三地“玉文化名家论坛”这一平台，更好地传承并不断光大中华玉文化。
二、 追根溯源史前玉器
追根溯源，东亚玉文化源远流长，玉玦是标志性器物。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亚地区玦饰的起源与传播”指出：兴隆洼、河姆渡文化和日本绳纹文化以及俄罗斯远东洞穴遗址出土的玦大同小异，玉器组合惊人相似，制作工艺也基本相同，可能存在传播关系。兴隆洼遗址M135出土玦直径六厘米，相当精致，可称玦王；M130出土玦一对，一模一样，堪称绝配。兴隆洼文化还有玉管、玉珠、玉坠和匕形器，已经熟练掌握了线切割、管钻或实心钻、打磨与抛光技术；兴隆洼很可能是玦饰起源地。河姆渡文化、日本绳纹文化（桑野遗址）和俄罗斯远东滨海地区洞穴遗址发现了类似的器物组合并使用相同的技术。此外，绳纹文化早期陶器以尖底为特征，随着玉器的出现流行于中国东北的平底桶形陶器也见于日本列岛。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可能与玦饰的传播密切相关。我们将继续寻找证据，阐明东北亚地区玦饰起源和传播过程。
呼伦贝尔草原也是东亚较早进入玉器时代的地区。刘景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亲自发掘了哈克遗址，介绍了“哈克遗址的发掘及出土玉器研究”状况。哈克遗址位于海拉尔哈克乡团结村，其中二号墓出土玉器多达七件：斧、璧各2件，锛、环和绿松石珠各一件。哈克遗址底层文化生产生活工具以细石器为主，同时出现了玉石制品，被命名为哈克文化，是呼伦贝尔草原地区距今约4000-7000年新石器时代文化。哈克文化和红山、凌家滩、良渚文化一样进入了“玉器时代”。哈克文化玉器共有十多件，可分为四类：工具玉锛、玉斧，礼器璧，饰品环、绿松石珠和崇拜物玉雕人面像；此外，还有难以统计的玉镞。玉斧精致，双刃锛小巧，可能是实用的工具。璧内外壁边缘渐薄，剖面呈柳叶形，杨伯达称之为“圜形边刃器”，可能具有切割功能。哈克文化玉器中最为难得的是一件玉雕人面像，整体呈圆角体长方形，高43宽68厚15毫米，可能是祖先或女性萨满的形象。哈克遗址还出土了一件猛犸象牙人面像。玉器多见于哈克文化晚期，呼伦贝尔地区产玛瑙不产玉，玉料可能来自西北方向的贝加尔湖地区或东南方向的辽宁岫岩地区。
邓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深入细致地研究了哈克文化玉器，正式提出“海拉尔哈克文化玉器南北二元论”。贝加尔湖附近二、三万前就出现了玉器，一万年前就掌握了片切割技术，出现了玉锛、玉斧和装饰品。东北亚地区流行的玉锛、玉斧是一个系统，往西分布到了中亚乃至东欧。哈克文化玉器与欧亚大陆的联系没法否定。软玉的来源问题还不太清楚。兴隆洼玉玦是真玉文化的代表；线切割、管钻、打磨等制作技术已相当成熟，肯定还可以往前推。线切割和管钻技术在东亚很流行，哈克文化玉器的制作也采用了这些技术。哈克文化璧与环可能与兴隆洼、红山文化有关。哈克文化玉器是北方贝加尔湖地区和南方赤峰地区玉文化结合的产物。宏观着眼，微观着手，通过实验研究不仅可以深刻理解玉器加工过程，而且可以窥视玉器技术与文化的交流状况。应该从人类起源和迁徙的大背景来理解玉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不要局限于一国一省；从不同类型的器物抽出共通的技术特征，才能贯通人类文化的脉络。
刘国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红山文化三种典型玉器的造型特征与内涵分析”指出：从欧亚大陆旱作农业起源角度考察，兴隆洼小米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剑桥大学教授认为欧洲粟作农业可能源于东北亚。美国有学者认为人面岩画不晚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且传播到了太平洋西海岸，玛雅文化可能与红山文化有关。红山文化分布区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郭大顺先生提出玉文化源于狩猎采集经济值得认真考虑。红山文化最典型的三种玉器是勾云形器、箍形器和玉猪龙，常见于高等级墓葬，且有生前使用过的痕迹或磨损，不是专门的葬玉或明器。勾云形器造型独特、体型较大、数量多、多位于死者胸部，是红山文化最独特的玉器，可能与沟通天地有关，其具体用途和含意还有待阐明。箍形器为斜口无底桶形器，加工痕迹和磨损明显，类似于某些红山陶器，可能用于祭祀；与凌家滩龟型器类似，但体形较大，来源与功能也可能不同。玉猪龙包括C龙、小黄龙和常见的猪龙，多见于红山文化晚期，也见于商周墓葬。玉猪龙是红山先民崇拜野猪习俗的体现，商周墓葬出土玉猪龙不只是收藏的结果，而且意味着人口迁徙和文化传承。
凌家滩文化略早于良渚文化，与红山文化时代相当，相距千余公里，有惊人相似之处，玉器亦登峰造极。张敬国（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凌家滩二十三号大墓出土玉器研究”介绍了零七年六月亲自发掘M23大墓的情况：长3.6米宽2.7米，出土器物三百余件，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最大、最丰富的墓葬之一。最重要的发现是长72cm、重达88公斤的玉猪，经检测为透闪石标准软玉。龟形器与玉签同出，二根在里三根在外，显示了占卜功能。同时出土玉镯十个，玦三十个；玦不止是耳饰，可能还挂在衣服上，另有他用。附近有上千平方米的祭坛，表明墓主身份非同凡响。从工艺分析采用了阴刻、浮雕、圆雕、透雕、减地法、管钻、实心钻、片切割、线切割等技术，可能还使用了陀切割和打磨抛光。玉锛和一些装饰品上有明显的陀纹痕迹，陀的使用是玉器加工技术的一大进步。凌家滩玉器品种众多，玉料广泛，还发现了唯一的翡翠钺。他们正在附近地区寻找玉料来源。
红山、凌家滩、良渚文化玉器分别达到了顶峰，其后又不约而同地衰落了。红山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河沿文化并没有完全继承红山文化玉器传统。塔拉（内蒙古博物院）“内蒙古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出土玉器”介绍了最近在赤峰哈啦海沟墓地和通辽南宝力皋吐墓地进行发掘情况。哈啦海沟墓地发掘了十九座浅葬长方形竖穴墓，带（偏）半洞室，仰身屈肢葬，单、双人、多人葬均有，陪葬品1－33件不等。有趣的是双人葬有头对头、脚对脚、并排三种形式。祭祀坑方形，器物较多，有火烧的痕迹。距今4300－4500年，属小河沿文化，是继大南沟墓地后赤峰地区又一重要发现。M3出土玉手镯和玉环。南宝墓地发掘了142座长方型土坑墓，仰身直肢单人葬，仅一例双人合葬墓，有个别火烧墓。出土玉器有牙璧、斧、凿、耳环、玉管等，90％为装饰品。骨柄镶石双刃刀、异形壶、人形陶壶独具特色。距今4200－4600，建议定名小河沿文化南宝类型。这两处墓葬都比较复杂，但没有发现红山文化标志性的勾云形器、箍形器和玉猪龙，反映了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南北沟通和东西交流的可能性，值得好好关注和研究。
中原地区特别是仰韶文化分布区似乎有不同的玉文化传统。李新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探讨了“河南西坡墓地玉器与中原玉礼制的滥觞”。西坡遗址位河南灵宝阳平镇，坐落于铸鼎原南部，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经多次发掘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期特大型半地穴式房址：F106室内面积达240平方米，F105占地面积达500余平方米。发掘39座墓，其中9座共出土14件玉器：13件玉钺，一件残玉环。多数玉钺见于女性墓，M34是年青女性墓出土玉钺两件，M11是儿童墓出土玉钺三件。出土位置不甚固定，头部、手臂部、腰部、脚部、脚坑内均有发现。最大的墓葬达17平方米，未被盗扰，出土九件陶器，没有出土玉器。玉钺均为长舌形，大多中部厚两侧薄，上端较平下部为弧形双面刃，末开锋，无使用痕迹。一件汉白玉，其余均为蛇纹石。开料普遍使用线切割技术；玉钺多有孔，多为管钻，不排除实心钻的可能性。庙底沟与红山、良渚、凌家滩文化各具特色，交相辉映，进入了史前文化灿烂期。上层社会形成了长距离交流网，高等级的器物或技术很相似，让我们对张光直先生提出的中国相互作用圈有了更深切的体会。龙岗寺曾出土过一些仰韶文化时代的玉器，最近山西清凉寺出土了大量玉器，西坡玉器的出土和研究有利于阐明中原地区的用玉传统和早期中国的形成。
李健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亲自参与发掘了陶寺遗址，“陶寺文化玉器发现与研究”指出当时认为属于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现在命名为陶寺文化（2600－2000 BC）。经济生活以粟作农业为基础，养猪业发达，水井深达十三、四米，有双层陶窑和石灰窑，墓葬成百上千，遗址面积达三百万平方米，是典型定居农业文化遗址。发握墓葬上千座，其中六座大型墓，陪葬彩绘漆木器、龙盘、鳄鱼皮鼓、石磬等，男女有别，但均未见玉器。玉器见于中小墓葬：玉钺、玉环、玉镯、玉璧或瑗、玉琮、绿松石头饰等，做工粗糙，玉质亦不佳。他称之为平民玉文化。一般认为史前玉文化为神玉或巫玉文化；中原地区玉文化不甚发达，有不同的玉文化传统。玉文化发展是多元的，不能离开背景文化研究玉器。
玉文化自然发展到了台湾及其附近岛屿。臧振华（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曾任国立史前文化博物馆馆长，“海隅奇葩——台湾东岸的玉器文明”认为卑南文化出土大量奇特的玉器，随着南岛语族群的扩散对周围地区如菲律宾产生了影响，是东亚史前玉器中心之一。卑南遗址位于台湾东部台东县，面积达90万平方米，距今约2500－3500年，是台湾已知最大的史前聚落遗址，就近建立了卑南遗址公园和国立史前文化博物馆。经多次发掘出土玉器六七千件，可分为装饰品、工具、武器三大类，未见“礼器”。工具包括玉锛、玉凿，武器包括玉矛、玉镞，数量不多。装饰品包括头饰、耳饰、项饰、腕饰、坠饰，以耳饰为大宗。1523座墓中692座有陪葬品，其中442座出土玦耳饰，占63.87％。男女老幼均可带玦，耳饰数量众多，种类奇特，又可分为环形玦、四凸环形玦、长形玦、变体玦。变体玦异常复杂，变化多样，其中人兽形耳玦被用来做了史前文化博物馆馆徽。卑南玉器加工普遍使用片切割技术，未见线切割痕迹。玉料多为蛇纹石或角闪石，大多来自花莲丰田玉矿；花莲凤林乡西林村发现的平林玉器作坊可能是卑南玉器的原始产地。
三、 历代玉器一脉相承
玦是私人物品，可能意味着生命轮回；琮贯通天地，有关国之大事。牟永抗（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从玉玦到玉琮——史前古玉与东方观念管窥”指出玦、璜、钺、璧、琮是五种最典型的中国玉器。玦出现早，分布广，种类多，是东亚独特的文化载体。1953年他就发现了马家浜文化时期与璜、璧同出的玦，但当时不认识。玦可分为三型，有四大分布区。兴隆洼文化孕育了玦，玉猪龙也是玦；胎儿形象，象征生死轮回。玉琮是良渚文化最有特征的玉器，也是良渚文化玉礼器的核心，其内圆外方的体形与神人兽面纹有机结合，标志着人神交往、天人合一。琮孔上大下小，可以插入杆状物。琮也读中，河南人说中不中即从不从，琮可能与中国的形成与命名有关。
良渚文化到齐家文化王琮很流行，进入三代之后反而日渐消失;而玉壁却日见重要。这可能与天尊地卑重男轻女的社会风气有关。殷志强《圆中天地大——玉璧鉴定案例研究》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对史前与历代玉璧进行了系统归纳，指出璧数量多，使用时间长，用途广，影响大，是中国玉器典型代表，并从美学角度进行了艺术分析。玉璧玉质多样，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纹饰复杂，沁色不同，工艺独特，发展轨迹相对清楚。原创与仿造有明显的不同，整体与局部结合可以判断玉璧的时代。于细微处见功夫，王仁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陶寺玉兽面牌饰新解》用娴熟的电脑特技将湖北九连墩出土的一块战国玉牌饰分解为双鸟，同样，山西陶寺玉兽面牌饰亦可分解为对鸟。陶寺玉兽面牌饰也见于湖北肖家屋脊、石家河遗址，河姆渡亦发现了双鸟形象。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双鸟或对鸟是流行的玉雕艺术主题，不仅是对自然现象的简单写真，而且象征生命和爱情。陕北剪纸抓髻娃娃应用了相同的形式，表达了类似的主题。
进入青铜时代之后，玉文化依然繁荣。商周玉器众多，继承了良渚、凌家滩、红山等史前玉文化传统。陈启贤(台湾杨建芳师生古玉研究会会长)“商代玉雕工艺微痕类型简介”从花园庄东地54号商代晚期墓出土玉器出发系统介绍了商代玉雕工艺与技术：观察研究出土的百余件玉器的微痕，可分为十一类三十九型。片切割、实心钻、管钻、推蹭、镂空、抛光等很流行，未发现线切割痕迹。用竹管、骨管、铜管做过摸拟实验，磨损率分别为5比1、100比1、3比1，铜管最好，竹管也不错。分类分型研究以具体的摸拟实验和精确的观察为基础，目的在于回顾古代生活环境，复原工艺技术过程，亦有利于玉器鉴定。
姜涛(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玉器研究”指出 虢国墓地是聚族而葬，等级齐全，排列有序的邦国公墓。十八座大型墓保存完好，盗墓未遂，仅差十厘米。 2001号墓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南北长5.3米，宽3.55米，深12米，葬具为木质重棺单椁，外加大型棺罩。墓主人虢季下葬时口中含玉，面部覆盖缀玉暝目，胸佩七璜组玉佩，双手握玉，脚趾夹玉，头北脚南，仰身直肢，双手置于胸前。该墓是目前发现的西周春秋时期级别最高、保存完整、出土文物最为丰富的王墓，埋葬年代为周宣王执政的晚年，距今约2800年。墓中随葬品极为丰富，分为铜、金、玉、石、玛瑙、骨、陶、角、牙、蚌、皮革、木、竹、麻、丝帛等19大类达5293件（颗），填补了西周时期考古研究的一些空白。缀玉瞑目、七璜组玉佩犹为珍贵。虢国墓地玉器以商代为最多，亦有史前如红山玉器，全新的周代玉器反而不多。改制改造很普遍，前朝玉器是后代玉料的主要来源；未被改造的玉器必是传世玉器精品中的精品。
类似虢国墓地的梁带村墓地是周代芮国姬姓墓地。孙秉君（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发现于2005年，以保存好、等级高、遗物丰富著称于世。所发现的1300座两周墓葬，均为南北向，属典型的邦国墓地。7座大型墓葬未被盗掘，出土了极为丰富的组合清楚、位置准确的铜、金、铁、玉、石、玛瑙等遗物5000余件。M27芮桓公墓形制巨大，总长60米，带有南北两条墓道；M26桓公夫人墓亦带有一条墓道。金玉在棺内，其他在棺外。两座墓出土的极丰富的玉器，发现了许多前所未见的玉器品种。玉料以白玉和青白玉为主，亦有数量不菲的和田玉白玉。玉器主要分为礼玉和佩玉两大类，礼玉中又以七璜联珠、梯形牌组佩最为珍贵。芮国墓地玉器以时代划分，可分为红山文化、龙山、商代、西周和春秋五个时期，商代和西周玉器数量约占60%，改制玉器、未完成的玉器普遍，而玉器加工所剩余的下脚料亦作为随葬品下葬，这些都为研究玉器的制作工艺提供了难得的研究素材。以往春秋早期的大墓发现较少，而国别明晰、未被盗掘的诸侯等级的大墓更是凤毛麟角，梁带村芮国墓地的发现弥补这一缺憾。
卢兆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亲自发掘过满城汉墓，“关于汉代玉器的几个问题”指出西汉前期玉器仍然是战国风格。文景之后经济繁荣、儒家学说占统治地位、西域交通顺畅，西汉中期才形成汉玉风格。儒家主张“德治”、“仁政”，“以玉比德”、“君子如玉”，“玉德”、“贵玉”思想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周人辩玉，首德次符。“德”指玉质地或本质，“符”指颜色或外观。《礼记》“十一德”、《管子》“九德”、《荀子》“七德”，先秦诸子只谈玉德，不谈玉符。西汉刘向《说苑》将七德简化为六美，“德”即“美”。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再简化为五德，并将美与德并列来定义玉：“玉，石之美有五德者”。这标志着“首德次符”到“德符并重”的转变。汉玉更加精美复杂，以玉衣、玉璧、玉舞人、玉韘、玉具剑为代表，标志着玉文化发展史上又一顶峰。李银德(徐州博物馆)“汉楚蕴玉”指出徐州是我国出土汉玉数量最多、类别齐全、富于特色的地区之一。狮子山、北洞山楚王墓出土玉器质地绝佳，工艺精美，代表了我国已出土汉玉的最高水平。葬玉特别发达，金、银、铜、丝缕玉衣和镶玉漆棺等都是汉玉中的重器。狮子山西汉楚王墓金缕玉衣基本上完好无损，由4248片和田玉和1576克金丝串成，最早也最精致。玉龙、玉豹、玉蝉、王卮、玉瑗、玉枕、龙凤玉璜、龙凤玉戈、组珮是楚汉玉器精品。东洞山刘氏宗侯墓出土银缕玉衣、飞龙、双面玉鹰、玉印，北洞山出土了玉面罩和玉熊，都十分精美。徐州博物馆和国家博物馆联合主办的 “大汉楚王——徐州西汉楚王陵墓文物精品展”全面展示了西汉王侯的葬制葬俗以及汉代王室冥宫的“奢华生活”，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大唐王朝是一个十分开放的王朝。刘云辉（陕西省文物局）“唐代玉器研究”指出唐代玉器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受外来文化影响十分明显。玉带是唐代出土和传世品中常见的玉器，也是唐代最为重视并最具特征的玉器。何家村出土玉带十副，其中一幅九环十四块，是隋代制作的；其他九副有“墨书记录”，各不相同，都是唐代玉带。其中碾狮纹白玉带、碾伎乐狮纹白玉带、骨咄玉带域外风格尤为突出，进贡的可能性很大。文献记载表明很多国家向唐朝进贡，其中包括玉带、玉杯、项链等。有些记录的没有发现，有些发现了又未见记载。白玉镶金而成的金口白玉杯或金装玉杯是唐代出现的新事物，金玉项练中有红宝石、青金石、玻璃，玉组珮中有水晶、珍珠、琥珀。佛教用玉如装舍利的玉棺也已出现，还有一些痕都斯坦玉器。忍冬纹八曲玉杯、羚羊首玛瑙杯、玉梁金筐蝶躞带精美绝伦，如果不是来自域外，肯定受到了外来文化强烈的影响。
辽、金、元是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王朝，春水秋山玉是南北文化结合的产物。1983杨伯达根据《金史·礼制》提出“春水”、“秋山”玉概念，认为入金汉族工匠吸收女真文化创造了“春水”、“秋山”玉。田广林（辽宁师范大学）《关于辽金春水秋山玉研究的几个问题》认为春水玉与水有关，常见钓鱼捕鹅、莲花鹤纹图案；秋山玉反映森林狩猎生活方式。“春水”、“秋山”玉始于契丹辽，成熟于金、元，持续到明、清；其文化渊源不是游牧而是渔猎，并受到了唐宋花鸟画文化的影响。
于明（中央美术学院玉文化研究中心）“子刚款玉器研究”指出陆子刚确有其人，生活于明末苏州，生于1535而不是1547，卒年不详。通过对故宫等大博物馆和正式出版物上子刚款玉器的研究表明：陆子刚做的肯定带款，有子刚款的不一定是陆子刚造，其共同特点是精致，大体包括鼻烟壶、扳指、杯、盘、盒、壶、带钩，以牌子数量为最多。明清流行的牌子是诗文图画合一的有孔把玩物，具有志存山水的人文意境。陆子刚之前没有真正的牌子，只有“方形片状器”或“带板”。正是陆子刚创造了牌子，“子刚”也就成了牌子的代称。陆子刚死后，子刚款玉器仍然大量涌现，也就不足为怪。
乾隆以前有款识玉器不多，子刚款是罕见的特例。张广文（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清代乾隆时期玉器研究”指出故宫博物院现藏的三万件玉器，多数为乾隆时代收藏或制作，习惯直接称清代玉器为“乾隆玉”。数量品种之多，无所不有，难以分类。大形玉器如玉山、玉瓮、玉瓶、玉磬、玉屏风，画家参与设计，巧夺天工；小形玉器如玦、珮、扳指、鼻烟壶，巧雕细刻，精美绝伦。“玉痴”乾隆皇帝与玉有不解之缘，喜欢题诗鉴名。工艺水平登峰造极，创造了中国玉器文化的又一顶峰。
台北故宫有290多件伊斯兰玉器（北京故宫更多），举办过“痕都斯坦玉器展”、“伊斯兰玉器特展”。邓淑萍（台北故宫博物院）《目前所知历史上的中亚玉器——兼及小量西亚玉器》指出乾隆皇帝娶了香妃之后，许多玉器就从新疆传了进来，“香妃的玉碗”有乾隆御题记载。代表作羊头瓜瓣杯玉质莹白、抛光细腻，是多元文化的融合：羊头源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葫瓜造型取自中国，莲花座则属于印度。这些玉器在雕刻、器形和纹饰上都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主要来自印度的蒙兀儿帝国与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历史记载与考古发现表明六朝、隋、唐时代就有大量中亚玉器进入中国。萨尔马干已开始制作玉器，并且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唐代羚羊角玛瑙杯和八曲玉杯可能来自萨珊。蒙古西征之后统治了中亚地区，帖木儿的棺材是用玉做的。伊朗神殿的两件玉器和萨马尔干的玉杯是中亚或西亚本地制造的。
当代玉器全面发展，进入了繁荣新境界。古方指出“海派玉雕”用料考究，精雕细刻，形象生动，信誉良好，已具有整体品牌效应，进入了热门收藏品行列。上海是财富与繁荣之地，近百年来形成了海派玉雕。计划经济时代不计成本，创造出了一些艺术精品：六十年代多位玉雕大师历时三年半完成“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堪称“国宝”；七十年代用七吨多重的和田青玉雕成“红军红征”，可比乾隆“大禹治水”。市场经济时代各路高手尽显神通，海派玉雕以兼容并蓄为特性，灵秀俊朗，法度严谨，精致细腻，在全国玉雕行业独树一帜。用料有限，创意无穷。既有厚重的传统文化神韵，又有新颖的时代气息，海派玉雕精品是当代玉雕艺术的杰出代表。
结 语
约瑟夫·奈将国家实力分为硬实力（hard power）和软实力(soft power)，两者结合成为巧实力(smart power)。化干戈为玉帛，中国是倡导软实力的故乡。吕宇飞（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州研究所）从国家策略层面考察玉文化，“玉文化与国家软实力”指出玉器代表中华民族最高审美情趣，玉文化就是软实力。创造力来源于传统文化，没有传承就不能创新，文化复兴是传承和创新的结合。玉器是物质生产和精神文化创造出来的时代结晶，有顽强的生命力、蕴含丰富的创造力和非凡的净化力，国家继承和发扬玉文化自然会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和同化力。
万年不朽，历久弥新。玉文化从多个方面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总体特征：1、久远性：有近万年的历史；2、普遍性：包括台湾（卑南文化）在内中华大地普遍流行；3、连续性：兴隆洼文化开始玦流行至今；4、人文性：体现儒家人文精神；5、兼容性：不同民族共享；6、主体性：玉文化本土起源，在传统文化中占主体地位。
玉器加工技术一直领先世界，玉器艺术植根国人心灵。多次改朝换代和变革，中华民族难免伤筋断骨，但玉器根深命长，玉文化血脉犹存。中国曾被称为“丝绸之国”、“瓷器之国”，其实最确切的名称就是“玉之国”。瓷器易碎，丝绸易烂，唯有玉坚贞不朽。禹会诸侯于塗山，执玉帛者万国。尧天舜日是玉帛古国时代，传国玉玺是国家象征。玉人感应，既可感化君子，也可德化国家。玉器不朽，玉文化充满生机。两岸三地专家朋友欢聚一堂，各抒己见，必将激发国人对玉器的热爱，复活玉文化民族传统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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