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韩国十九禁:防止和平演变：毛泽东扶植红卫兵的初衷

　文章摘自《天安门往事追踪报告》
　　作者：曹宏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本书简介：天安门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见证者，它不仅目睹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衰落的悲凉，见证了中国人民一次次要民主争自由，反抗外国侵略和反动统治的斗争，同时还见证了新中国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更是共和国举行盛大庆……[连载内容]
叶剑英陪同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外地来京的师生和红卫兵

　　毛泽东历来认为，青年学生最具有革命精神。“五四”运动由学生而起，自天安门广场而始。当毛泽东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同样寄希望于青年学生，并且无独有偶地在天安门广场检阅了红卫兵大军。

　　讲到天安门广场的那8次大接见，要从“红卫兵”诞生始末讲起。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毛泽东开始了对于青年问题的思索和引导。他说，由于苏联发生的变化，帝国主义预言家将“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必须粉碎这些预言家的预言，从中央到基层，必须在所有的地方注意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1966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正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后，全国各大报纸随即掀起了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展开政治性批判的浪潮。这些在全国青年尤其是大中学校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充满政治热情和强烈政治参与意识的广大青年，都在思考着如何积极投身于这场运动中去的问题。

　　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刮起全国“文化大革命”飓风的风眼。处在这个中心的青年人，尤其是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极富政治敏感和冲动。他们一般都是解放前后出生的。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受到的教育是对革命理想和烈士先辈奋斗业绩的向往和追忆。“反右”斗争、中苏论战、“四清”运动，使他们初识了阶级斗争的刀光剑影，并在思想中积蓄着对投入火热斗争生活的渴望。这些青年们认为，只有真正地投入“反修防修”斗争之中，像传统教育中的烈士和先辈那样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才能实现他们远大的理想和人生价值。正是这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历史使命感，把他们推到了历史的前台，成为了“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一代。

　　1966年5月，在全国各个大、中学校里，对“三家村”批判的温度似乎也随着夏季的到来而逐渐升温。一部分学生在批判“三家村”的过程中，联系到学校发生的一些现象和言论，并把这些视为是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映。当时，北京各个大、中学校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人心浮动不安。在这种情况下，各校领导和中共党、团组织按上级指示精神，积极进行说服工作，要求学生按照学校领导的统一安排，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文化大革命”。

　　当时的形势正可谓“黑云压城城欲摧”。人们都似乎感到了什么，又都热切地等待着什么。

　　果然，在康生的授意下，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7人在北大大饭厅的东墙上，贴出了《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颠倒黑白地攻击北大校党委，并且矛头直指中共北京市委。

　　这张大字报在北大校园内引起了一场大辩论，北大党委组织反击。两派观点不一，由辩论引起分歧，由分歧引起感情用事，进而引起推搡与扭打，上述大字报的七作者之一的高云鹏还挨了打。

　　6月1日晚，经毛泽东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这张大字报全文。这张大字报开了利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进行政治诬陷和人身攻击的恶劣先例。

　　同日，作为党报的《人民日报》，也发表了由陈伯达授意和审定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将广大知识分子诬陷为“资产阶级专家”、“学者”、“祖师爷”、“牛鬼蛇神”，声言要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3天后，即6月4日，《人民日报》又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和新市委关于改组北大党委的决定。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播发后，学生一下子就起来了，给老师提意见，对老师进行大批判，发展到冲击校党委，动手打人，学校从行政系统到党委系统全被打碎。北京大学乱了，其他大、中学校也就跟着乱了。“横扫”风暴席卷的全国城市和农村各级学校，都陆续停课“闹革命”。红卫兵组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这一时期，在清华大学附中的高年级，一些思想认识比较一致的同学自然而然地串联在一起，就学校内外所发生的各种事件进行议论、分析。据红卫兵创始人之一的卜大华回忆，当时他是清华大学附中的高中学生。5月初，他们因指责校方不积极引导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批判与讨论是不突出政治的表现，而与校方形成对立。学校领导人向全体学生宣布：如果谁继续把矛头对准学校，谁就是反对校党支部，也就是反党。他还专门提醒：请不要忘记，1957年的右派中也有学生，并且严格规定，每天下晚自习后立即回宿舍，不许串联聚会。

　　但卜大华他们却没有就此止步，每天下晚自习后，继续偷偷地聚在一起商讨对策。他们并不认为他们是在瞎胡闹，而是认为自己正在参加着一场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这些高干子弟们，已从各种渠道听到了不少关于中共上层的消息。所谓的“二月兵变”、“畅观楼事件”等小道消息使这些年轻的娃娃们百般地警惕起来。5月18日林彪在一次讲话中所透露的“毛主席为了预防反革命政变，已有好多天没有入睡了”，更给他们敲响了警钟。

　　5月29日晚上，卜大华、王铭、骆小海、张晓宾、陶正、张承志等七八名清华附中的学生，悄悄来到学校附近的圆明园废墟上集会。他们决定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在小组名称问题上，有人提议叫“向阳”，有人建议叫“卫东”，但大多数人赞同老名字“红卫兵”，即“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

　　在名称确定下来之后，他们一起宣读了《红卫兵誓词》：“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稚嫩而庄严的红卫兵，就在这群大的不过19岁、小的只有13岁的孩子们的童音中诞生了。5月29日这一天，后来被看成是红卫兵组织的诞生日。

　　“红卫兵”这三个字的由来看似偶然，但红卫兵这样的组织被推上当时的中国政坛，则有一定的必然性。历史的必然性往往是通过各种偶然性来实现的。

　　“红卫兵”组织不胫而走，迅速出现在北京各个中学的校园里。6月初，以清华附中红卫兵组织为模式，北京地质学院附属中学、北京石油学院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和北京第25中学等学校都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红旗”、“东风”等秘密学生组织，这是最早的一批红卫兵组织。由此开始，以中学生首先自由结合组成的秘密团体“红卫兵”，作为一种来自下层的集团力量的象征，向中国政治舞台上冲杀过来。

　　学生的造反运动终于导致停课后，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党的第一副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等组织了一条防线，以制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展。

　　6月初，他们向造反的大、中学校派了工作组，以指导“文化大革命”，试图把运动控制在有益的范围内。

　　工作组进入学校后，表示了对学生的支持。红卫兵也把工作组看成是党中央对造反的支持而备受鼓舞，但很快工作组与学生的对立矛盾产生了，并不断升级。

　　6月24日，卜大华等人以“清华附中红卫兵”署名贴出了《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大字报贴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但与工作组的宗旨相违背，遭到了工作组的反对和质问：“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造反’二字怎么解释？”

　　但卜大华等人却是有备而来。早在6月5日，他们就在《人民日报》的一篇国际问题的文章中，无意中发现了一条毛主席语录(当时报纸凡是毛主席语录都用黑体字印刷)：“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于是，正在困境中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又与工作组玩起了先“请君入瓮”，再“瓮中捉鳖”的游戏。他们在大字报中故意不写毛主席语录，引诱工作组上钩。

　　果然工作组反击了。“造什么反、造谁的反，社会主义时期还造反？”

　　在几天的辩论中，卜大华等人引而不发，故意让工作组表演得充分一些。就在他们以为这场风波要圆满结束的时候，7月4日，卜大华等人以同样的署名写出了第2张大字报《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并在大字报一开头，工工整整抄录了毛主席那段语录。

　　看到这张大字报，工作组一下子愣住了。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如何反得？ 

　　就在工作组考虑对策时，红卫兵又抛出了《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

　　7月17日，73岁高龄的毛泽东，畅游长江之后，回到了中南海。毛主席返京后，听取陈伯达等人的汇报。江青、陈伯达一伙在毛泽东面前大加指责工作组的错误问题，谎报情况，给工作组罗列了种种罪名，恶毒打击陷害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

　　于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将要求支持的目光投向了最高统帅毛主席。

　　7月28日，中央文革在北京展览馆召开大会，宣布撤销海淀区各中学工作组。会上，北大附中的彭小蒙慷慨激昂地控诉了工作组对他们的迫害。骆小海、旷涛生也上台发言，并把几论造反精神的文章交给了江青，请她转交毛主席，让他老人家看看，到底反动在什么地方。

　　8月1日，党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

　　8月3日，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在钓鱼台约见了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给他们看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之二《毛泽东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信是这样写的：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7月28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惩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

　　1966年8月1日

　　毛泽东本人的坚决支持，等于宣布了红卫兵组织的合法性。一时间，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首都的各大、中学校里，并很快蔓延到全国各地。红卫兵以其特有的狂热，在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主宰”了中国，在神州大地上大显“神”通。

　　1966年8月上旬召开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使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由第2位降至第8位，林彪跃居第2位。在组织上做出重大变动的同时，为了动员全国的青年参加“文革”，天安门广场上又召开了大会。

　　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这次大会，既是庆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闭幕，也是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总动员。

　　大会预定在早上7点30分正式开始。但天蒙蒙亮时，上百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便已在统一指挥下，提前聚集到了天安门广场。参加大会的红卫兵虽然一夜没睡，但大家想到要见毛主席，谁也不觉得困，每个人都兴奋异常。

　　站在天安门正前方的是北京大学的红卫兵。他们高举着第一张革命大字报的模型。这第一张大字报是毛泽东支持的。本来，聂元梓等7人的造党委反的大字报一经贴出，就遭到了上千张大字报的批判。康生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底稿直接送到在杭州的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指示，向全国公布这张大字报，并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所以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当之无愧地站在毛泽东视线最先看到的地方。

　　在北京大学红卫兵的周围，也算站在天安门正面位置的，是来自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哈尔滨、乌鲁木齐等外地红卫兵。天安门两侧的观礼台上则站满了数以万计的北京红卫兵的代表。

　　清晨5时，太阳即将从东方升起。毛泽东穿着一套缀有红帽徽、红领章的草绿色人民解放军布军装，继林彪、周恩来之后，从天安门城楼下走过金水桥，微笑着向人群挥手，和群众握手，在人群面前转了一圈。

　　毛泽东在金水桥下握了一圈手，回到金水桥上，向广场凝神望着。他把头上的军帽摘下来，一再向群众招手。

　　然后，毛主席戴上军帽，转身上了天安门城楼。

　　显然，毛泽东乘车来到天安门后，并没有马上登上城楼，而是首先来到了群众中间。此时的毛泽东特别希望接触群众，以便将自己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愿直接诉诸群众。

　　就在几天前，即8月10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正式公布的那天晚上，毛泽东突然走出中南海西门，来到门外临时搭起的中共中央接待站，与在那里庆祝《公报》发表的群众见面。在场的群众几乎都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激动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青年学生们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特意让大会安排了1,5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能够近距离地看到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这对他们说来真是天大的荣耀。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和清华附中、北京大学、北京四中、北大附中等校的红卫兵代表作了亲切的交谈。7时16分，毛泽东单独会见了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40名师生代表。

　　正如新华社所报道的那样：“几万个系着红袖章的‘红卫兵’们，英姿勃勃，生龙活虎，在今天的大会上很引人注目。”从以后几天的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出，这次大会就是要给红卫兵组织一个突出的地位。

　　7时30分，庆祝大会开始。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会议。

　　林彪和周恩来先后讲话。林彪的讲话声嘶力竭，湖北口音极为浓重。过去人们听说林彪体弱多病，他也因此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如今登上高位的林彪，似乎底气十足，传说中的病态也都不见了。而周恩来的讲话则显得低调得多。

　　随后，北京大学代表聂元梓和北京、哈尔滨、长沙、南京等地的大、中学生代表也分别讲了话。

　　庆祝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红卫兵。望着广场上浩浩荡荡的人群，毛泽东高兴地对站在身边的林彪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面对广场上疯狂的人群，刘少奇与毛泽东、林彪肯定有着不同的感触。他感触的不是个人，而是在为共和国的前途担忧。此时，他仍然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深感不解，或许以为主要是针对他个人。1967年1月13日深夜，当他在人民大会堂与毛泽东最后一次谈话时，还郑重表示：只要能够解脱广大干部，他可以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愿意携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毛泽东沉思良久，没有正面回答刘少奇的辞请，也没有提刘少奇“犯错误”的问题，只是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临别，还亲自把刘少奇送到门口，客气地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如前所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并非只为搬倒刘少奇，而是有着更深远的用意。而毛泽东对于犯错误的人，只要不搞阴谋，那怕是错误再大，也会给出路的。而刘少奇恰恰是个光明磊落之人，因此毛泽东也决不会难为他的。但当后来康生、江青一伙用刘少奇“叛党变节”的假证据欺骗了毛泽东后，毛泽东这才最后改变了看法。

　　刘少奇最后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致死，成为共和国第一大冤案。

　　然而，历史毕竟是公正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刘少奇冤案最终得到了彻底平反。而靠阴谋手段取代刘少奇接班人位置的林彪，却落得个死无完尸的可悲下场。

　　在“八一八”接见中狂热一时的红卫兵们，随后的结果也是可悲的。起初，这些自封为是“红五类”的青年以天生的革命者标榜，但随着在几个月后运动的深入发展，多数领导干部受到冲击，他们的子弟也在一夜间变成“黑五类”。例如红极一时的“宋要武”，自己的父亲宋任穷后来也被打倒。

　　“革命”革到自己家庭和本身的无情事实，让他们不能不起而抗争，结果一些人自己也被斗被抓。到了后来，早期的“文革”响应者大都成了“文革”的反对者，这真是历史的悲剧！ 

文章摘自 《天安门往事追踪报告》 作者：曹宏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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