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出生的中国明星:中国生活幸福感排名争议：亲，你对生活满意吗？

昨晚(10月13日)，财经网官方微博发了一则道歉，原来该网站转引国际在线报道，称经合组织发布最幸福国家排行榜，中国名列第8，美国位居19。而实际上，中国生活幸福感的排名是倒数第一，美国居第12名。
　　财经网的道歉指向报道的事实错误，而许多网友更感兴趣的是排名本身。据悉，经合组织周三发布的是一份涉及40个国家的生活质量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中国生活满意度排名倒数第一，乐观度排名第八。对此，微博上许多人展开了议论。例如，潘石屹看了财经网的道歉后发言：好容易幸福一次，看到“郑重致歉”马上感到不幸福了。还有网友调侃：“正在找排行老八的感觉呢，突然直线垫底……你陪(赔)我幸福！”
　　虽说这份报告出自于经合组织，具有一定权威性，但不论如何，这都只是一份民意测验，并不等于现实。无论相关调查再怎么接近事实，也只能作为一种参考。虽然这一排行榜的衡量标准包括收入、就业、住房等11项指标，但这40个国家各有各的不同，对所谓幸福感的感受可能也有不小区别。更准确地讲，这个排行是忽略了各国社会文化背景基础上的一种比较，从中或可看出不同国家在某方面的差别，但很难一把尺子量出人们的切身感受。
　　因此，把这个排行榜译作生活质量报告，应该更符合原意。生活质量比较容易量化，而幸福感更多是一种自我感觉。有的人很有钱，但可能觉得自己并不幸福；而有的人生活条件并不一定好，却可能过的很开心。从这个角度看，上述榜单更多体现的是各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差距。而如果这么说的话，中国排名垫底，一点也不稀奇。
　　中国目前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来讲，和发达国家确实还存在很大差距。不管你信不信，中国的老百姓收入并不比发达国家多，(部分)物价却比发达国家高；中国的老百姓辛辛苦苦一辈子，很可能还挣不到一套房子，而且同样价格的一套房子，其房屋质量、内部装修和周围环境，大概也比不上发达国家；中国的许多老百姓曾经吃到而且可能还正在吃着地沟油、毒奶粉、问题猪肉，而发达国家的老百姓基本不必有此担忧。这些问题，不管你信不信，都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应当庆幸这次参与排行的仅有40个国家，否则同样可能是垫底，名次肯定还要往下掉。
　　当然，这里更想说的是，判断老百姓生活得好不好，满意不满意，并不是一份排行榜所能够解决的问题。民意测验只是一种抽样调查，样本选取错了，结果肯定也是错的。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更为科学、直观的衡量标准，那就是选票。选票才是真正体现民意(至少是最接近民意)的一种衡量机制。如果人手一张选票，无论是生活质量还是幸福指数，都可以从中得到准确答案。
　　这就像在淘宝上买东西一样，卖家再怎么承诺都没用，买家评价才是真实体现卖家诚信程度的主要标准。记得韩寒曾对这种评价体系进行过形象描述：“如果我是全国人大代表，我一定上一个提案：纳税的时候采用支付宝，等政府做出政绩或者兑现承诺了，我们就确认支付，不然全额退款。那时，政府官员就会追着我们的屁股喊：亲，给个好评亲！亲，选我咯，包为人民服务亲！亲，政绩在这里，请查收，亲！”道理正是如此。如果老百姓手中握有评价政府的权利，根本不需要从各种排行榜来寻找虚幻的满足感。
　　人们越是注重这些形形色色的排行榜，越加说明了个人权利的空虚；政府机构和官员越是看重这些排行榜，越加表明了其内心的虚弱，这才需要类似榜单来增强自己的权威。就此而论，人们并没有必要在意这类榜单，但肯定希望有那么一天，政府官员追着自己问：亲，你对生活满意吗？

【十位委员给自己的幸福感"打分"，你给自己打几分？】

用1到10给自己的幸福感打分，你会打几分？带着这个问题，中新社记者8日采访了出席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的10位委员。他们有的来自海外、少数民族地区和寺院，他们的职业包括医生、工程师以及演员，他们给出了“个人体验版”幸福指数。　　“干我们这行就是唱到老学到老。”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团长梅葆玖给自己的幸福感打了“7、8分”。他觉得自己在艺术的追求之路还要继续提高。
“我是个军队医务工作者，给病人治病，看他们做好手术，就非常高兴。”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医院眼科主任吴海洋，给自己打了8分。
　　宁夏回族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杨发明的回答很朴实，他说，“住房、个人工作、小孩子上学都很好”，所以给自己打7分。
　　中国音协副主席金铁霖说，“我打6分吧，还可以过得去，但也不是很满意。”面对记者的追问，他道出自己只是“及格”的理由，“想做的事儿还没有做，想达到的事情还没有达到。”
　　“我觉得是三七开，”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航天建筑设计院副院长窦晓玉给自己打了7分。她认为，社会生活取得很大进步，但同时还存在一些问题；而个人工作、生活总体顺利，但同时也需克服很多困难。
　　民建中央委员于小文的答案也是7分。她指出，“整个社会的分配体制的不合理、不公平，或者体制上的一些障碍，还有一些应该做还没做好的事情。”
　　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一级演员黄宏面对记者提问，幽默地回答说自己是“七上八下”，给7分、8分是因为社会进步，大家的生活水平也都提高了，但总会感觉到二三分的不满足。
　　“众生是100分。”九华山佛教协会会长，旃檀林住持慧深大师的回答充满禅意，他说，“出家人对自己要严格要求，只能说自己没有分。有分都是众生的、都是大家的。”
　　中国金融租赁集团主席蔡国雄给自己的“退休”生活打出9.5的最高分，他说，全国政协委员不仅仅是一份荣誉，“和2000多位委员一起参政议政，为国家做点事情，是不是非常幸福呢？”
　　著名作曲家徐沛东对自己的生活表示满意，给出8.5分。他说，生活不在于“指数”有多高，首先要身体健康，家庭稳定，事业努力。“能够有成就很高兴，默默无闻也无所谓，千万不要用别人的高处去比自己的矮处，那你会永远不幸福。”
　　幸福其实无法用1到10分的区间去衡量，每个人都有权去评价和拥有自己的幸福。政协委员们在说出自己幸福感的同时，还需要向国家献言出力，思考如何让更多的人给幸福打出高分。 　　
【改革开放后 幸福感却为何在降低？】

　　中国改革之后的快速发展已让全世界瞩目，世界各国都在赞叹中国的进步与富强、敬佩中国的城市发展与面貌改变、羡慕中国人民的生活迅速的从贫穷走向了富裕，不但惊叹中国城市的成功改造与经济发展，也在惊讶中国农村的脱贫与改善。许多在哈佛读书的美国人都在梦想着到中国来看看，或者在中国就业安家。但遗憾的是生活在中国的年轻人却不但漠视这一切，甚至深深的痛恨着生其养其的祖国。­
　　从网上、博客的留言与微博的交流中，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八零后、九零后的问题与留言，更看到了年轻人心中的迷茫、彷徨、无奈、抱怨、仇恨和对生不逢时的不满等等。原来在外国人眼中所有美好的一切，在他们的心中都是一片黑暗，似乎这个社会中充满着腐败、伪装，似乎这个社会只有对他们一代的不公，他们才是这个社会中最被剥削、压迫和虐待的一代和社会最底层的一代。­
　　目前中国的幸福指数很低，也因此成为了对上述现象的证明。但幸福指数是根据预期来判断的。为什么改革之前中国极度的贫困，但幸福指数却比今天还高，而中国改革之后高速发展了、生活改善了，但幸福指数却变得更低了呢？因为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中国人的预期，尤其是改变了未经历过改革之前的痛苦的一代的预期。新的一代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和精神追求的预期过度的提高了。­
　　预期是随着政府的承诺而改变和提高的。当一个政府过多的许诺能给以人民更好的生活时；当一个政府过度的承诺能在短周期内向人民提供更多的保障与福利时；当一个政府过多的描述近期可能达到或实现更高的目标时，人民的幸福预期也随之而快速的增长与提高了。而现实生活中当政府并未在短期内兑现或实现这些承诺、这些保障，或未能像预期的计划而实现这些目标时，被过度抬高的幸福预期就变成了一种失望、变成了对幸福指数的负面影响，变成了幸福指数不高的一种记录。­
　　于是疑惑、迷茫、抱怨等等就随之而来，让一个原本在增长、改革中的国家陷入了“言论自由”，但却被少数人操纵的混乱之中。当政府为了弥补这些漏洞而一味的牵就这些并不健康的思想与言论，不断的承诺与许愿时，当政策被这些不适合于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所影响时，政策也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难道我们不应该停下来认真的想一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让年轻人失去方向的现象的原因吗？难道不应该针对这些造成年轻的一代过度贪图幸福指数提高的预期进行合理的教育与批评吗？也许问题正出在现有的宣传与教育体系的缺失和扭曲。­
　粉碎“四人帮”的战役，是一场在党内已失去正常制度约束下的武装革命。解决了名义上代表毛继承人概念的代权力。十一届三中全会则用党的合法会议纠正了毛的历史错误，实现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改革。但中国共产党仍坚持毛在神坛中的地位。尤其是每次国庆逢十的大典之前总会有系列的将毛塑造成神的宣传，不断的维护与巩固着毛思想的统治地位。正因为这种原因，让改革前的三十年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空白。也许八零后的一代变成了失去记忆的一代。中国几乎已没有任何文艺作品可以公正的反映那一段曾经让整个社会都喘不过气来的发展历程，也是一段恰恰对今天产生着巨大影响的一个阶段。­
　　我们并不想否定毛的历史价值与地位(如果要有否定的一天也是历史的后人的事了)，但绝不能因为要维护毛的作用、威信与神的权威，就不能批评其的错误或不能还原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正因为这段改革前三十年的空白，才造成了八零后一代的文化断裂的代沟，才有了只看到改革之后的幸福，而不知改革之前的中国贫穷的对比与生在福中不知福的抱怨。­
　　上一代人比八零后少了些什么？又多了些什么呢？­
　　改革开放的飞速发展，让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国曾有“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庐山会议”“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武斗”“批林批孔”“上山下乡”等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运动。不知道什么是言论自由与政治管制的差别。他们今天可以公开的骂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不知到当年会因为不小心弄脏了一张毛主席像就会株连九族，甚至倾家荡产。更不用说公开的表达对党的不满和对社会的抱怨了。从政治上看，八零后一代拥有的，恰恰是上一代在他们同龄的生长期中所没有的自由。­
　　改革开放的经济增长，让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国曾有过“几千万人”因饥饿而死亡的灾难。当然也无法体会凭票证购买食品、衣物的经济短缺时代的艰难，当然更不会知道有钱没票也吃不上饭的尴尬了。他们在为今天无钱消费而抱怨时，他们以为是市场经济让他们在竞争中无法提高收入而失去了消费的自由，却不知道有钱无证而寸步难行才是真的失去了自由。­
　改革开放重新确定了臭老九的社会地位，知识救国、技术创新的奇迹让八零后的一代不知道中国曾有过“知识无用”“复课闹革命”“接受再教育”“白卷革命”等等一系列的风雨。当他们自己不努力学习而痛恨高考制度时，并不知道1840年后英国学习了清朝的科举制度后创造了人才辈出的进步。当他们痛恨大学教育制度的无能，并对毕业之后的选择迷茫时，并不知道当年有多少人在渴望获得知识和学习的机会时，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当他们大骂这些缺少了上学机会的人们成为了改革的受贿利益群体时，却不知道这代人要为没机会学习而付出多少倍的努力。不知道被剥夺了读书(哪怕是非课本的读物与音乐等)的权利，失去读书的自由的痛苦。­
　　改革开放恢复了人性的本能，让人们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随意的寻找异性的感情归宿、坦露表达这种愉悦的内心世界，因此让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国曾经有过“不得偷食禁果”的封锁线。“消灭小资情调”的禁令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整个社会的头上。当他们为爱情的失败而哭泣时、为能终身厮守而欢笑时，并不知道一个没有爱情的音乐、歌曲；没有爱情的文艺作品与戏剧；没有酒吧与咖啡厅；没有舞厅与歌厅；没有任何空间可以容纳与释放爱的世界是多么的痛苦。人如果没有谈情说爱的权利和自由，会制造出多少人格人性的缺陷和多少家庭的毁灭性灾难。­
　　改革开放让劳动力资源可以自由的选择和流动了，就业可以人尽其才的进入自己喜爱、有兴趣或能发挥特长的领域。让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国曾有过“消灭资产阶级生存的土壤”，名义上又有“工人阶级与农民兄弟”当家做主的传统观念，除了组织分配任何人都没有就业的机会与选择，而组织的分配则用一次决定一生的方式将人们的自由锁在了一根无法用个人力量斩断的铁链上。而个人创业则不但是一种梦想也是一种要被坚决镇压的违法行为。当八零后在抱怨就业中的艰难时、抱怨对就业推荐的不满时、抱怨工资收入的不高时，却无法理解当年只能听天由命从十几元的学徒工开始而几年爬一台阶的攀登，甚至连靠个人的努力去创造的机会都被扼杀在摇篮与梦幻之中，而人就业的选择权岂不比就业的难易更为重要吗？­
　　改革开放实现了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出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中的收入差别。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成为了被社会夸耀的排行效应。于是更引发了许多尚未富起来的人们的不满，包括八零后的一代，他们并不知道平均分配时的结果时所有人都贫穷。旧的社会主义一大二公的定义和对私有制的没收与改造的均贫富，实质是让所有人都只能成为穷人，而绝不会有富的存在。因为任何人都只能在富刚刚开始时就被迫均出了。就像许多人以为打到土豪、分田地，没有了地主穷人就可以变成富人的痴梦在中国改革之前的三十年并没有出现一样。均贫富是永远也没有出路的。这中间最重要的则是私有产权的确立与保护，是凭能力与本事、凭努力与刻苦、凭知识与创造的竞争机制，能者多得而非能者多劳的激励机制才能制止懒汉式的大锅饭，让人们在社会进步与财富增长中受益。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建立人权与财权保护的自由。
改革开放实现了住房制度的福利分配向市场化供给方式的转移，给社会带来了无限的生机，让许多人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而八零后的一代并不知道这种住房福利分配制度中的痛苦生活历程。当他们高呼买不起商品房并大骂政府与开发商试图进行二次房改而退回到分配制度时，他们只看到了房改房产生的增值收益，却不知道中国落后的住房现状，更重要的是他们不知道中国人为了福利分房而付出的代价。住房的福利分配一是压低了所有人的工资收入(工资中没有住房含量)，但实际他们要等几十年才能实现这个福利的分配梦，并且是一个并不理想的长期过渡。大多数人四十多岁、工作二十多年才能有一间平房，或一个与他人合住的单元。只是改革之后或最后一次晚餐才让大多数老一代的人真正改善了住房。当八零后大骂开发商与政府让他们成为了房奴时，却不知道分配时代几十年的劳动不是一种“奴隶”的生活状态吗？而他们又有居住条件的选择权利吗？没有。单位不分也仍要做“奴隶”，而今天的“房奴”至少生活在一个好的环境与条件中，至少是拥有了私有财产与财富。当年为了单位分房而苦苦等待与煎熬的“房奴”们才是真正的“奴隶”。因为住房他们只有拿低工资，因为住房他们无法实现人才的流动，因为住房他们必须努力工作、积极表现，因为住房他们必须服从分配而不敢违反纪律，这才是真正的“房奴”。而今天的“房奴”一边在骂娘，一边在享受着房价上涨的增值收益。住房市场化的真正含义则是将人从为了房子而生存中解放出来。让住房私有化的同时，还给了人民一个可以迁徙和生活在不同城市、地点，从事不同工作的条件，不再只成为单位奴隶的一种自由。­
　　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许多的腐败，用权钱交易的方式让一部分人因此而拥有了大量的不明财富，形成了极大的社会不公平。并且这种不公平蔓延到了平民社会的人情、关系，似乎无偿的帮助也变成了腐败的不公平。八零后一代的抱怨与愤怒大多来自于认为自己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而从来不思考自己是否曾经做出了努力。他们甚至想要退回到平均分配的公平时代去。但八零后一代并不知道，最大的不公平恰恰是改革之前的平均分配。改革前从表面看来在国内是一种平均分配的公平时，却在高喊着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穷人的口号之下发现，中国原来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而最大的不公平恰恰在于从国内看是人人平等的公平，放在世界的环境之中就发现中国为了表面的公平而造就了世界社会中的最大不公平。那时的中国人不但在国内寸步难行(没有全国粮票和钱)，在世界中更是寸步难行(没有世界性货币)。让中国人在改革之前的几十年中都无法抬头挺胸的走向世界、跨出国门。而今天的中国人却成为了在全球境外消费中的佼佼者，难道是因为不公平才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的富强吗？中国人要改善改革中的许多问题，包括惩治腐败、合理的收入分配、低收入的全民保障等等。但并不等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就可以否定中国改革的成功与进步，不能为追求表面的公平而退回到平均分配的假公平时代。当这个社会有人有了电脑、有了手机时，因为一些人还没有电脑和手机就必须退回到都点煤油灯的平均都贫穷的时代去吗？正是“效率优先”才解放了中国的劳动生产力，才给了中国人创造财富的权利和自由。而打开窗户时飞进的几只苍蝇并不能否定打开窗户而带来的更多收益。­
　　改革让社会与民众富有之后，更多的人会用自己的财富去帮助那些受到自然灾难伤害和其他原因而贫穷的人。因此慈善被当成了一种值得骄傲的社会责任。于是八零后的一代就误以为只有社会的捐助才能实现救助与贫富的平衡。其实八零后一代并不知道唐山大地震和历史上许许多多的灾难都是在无奈的没有任何社会资金的援助中自我奋斗和挣扎的，而三年自然灾害中死亡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八年抗战与解放战争的总和。不是慈善不重要，而是指望施舍才能升天和依赖于救助才能出头的思想会蚕食了人民的灵魂，失去自我奋斗与努力的精神。当人们奉献爱心时，恰恰最不想看到的正是那些自身有能力而伸手等待救助的懒人，而正是改革才让社会有了献出爱而努力帮助有困难的弱势群体的能力。­
　　改革开放让更多人拥有了产业和自谋生路的机会，同时也产生了雇佣与剥削之间的争议。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抑制困扰着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经济与生存的问题。五十年代初刘少奇的“三条石”遭遇让这个曾经是民选的国家主席成了囚犯，正在于剥削与阶级斗争的错觉不但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让所有的中国人在名义上的公平分配之下成为了为公有­制打工的努力。被以全世界最低的工资标准限制为最廉价的劳动力，用甘当一颗螺丝钉的雷锋精神奉献着几代人的青春。严格的就业条件限制才是形成于早就最严酷的剥削的基础条件。那时人们没有就业的选择权，自然也就失去了劳动力价格的谈判权。当今天的八零后在抱怨一部分已经富起来的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在剥削时，并不知道是邓小平的改革免除了傻子瓜子的牢狱之灾。是无数个冒着生命危险的改革创新者推动了中国法律制度的改变，才有了一人雇工、七人雇工和不限制私企雇工人员限制性条件的进步。在由国家劳动保护制度监管的条件下，就业条件与就业选择就是对剥削最大的挑战。充分的就业机会早已经改变了劳动的价值观念，劳动资源的自由流动才是打破剥削约束的基础。而任何试图自主创业者都将面临雇工的门槛，不打破对剥削这个旧观念的枷锁并重新的劳动就业自主流动的新背景下认识，就无法发展市场经济，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投资与就业机会的创造就正是帮助另外一些尚未富起来的人共同富裕的条件。打工一族已不再是被剥削的一族，更不是贬义的象征词，而是这个社会中的常态了。如果没有了就业的选择权和就业的机会，则必然会变成只有一个国家安排的就业出口和只能无条件接受低工资“剥削”的机会了。而劳动就业与创业的自由则是改革前后最大的权利回归与人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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