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geforce now 教程:伦勃朗传(1606—1669)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6 00:23:25

伦勃朗传(1606—1669)  [荷兰]约安尼斯·凡隆恩 著

绪言/2 绪言/2

译者序 译者序/11

第01章 我初次看到萨丝佳，发现她是个孱弱多病的妇人/13

 

 

 

 

 

 

第02章 我在什么情况下初次遇见伦勃朗/20

 

 

 

 

 

 

第03章 讨厌的女人照例是非常讨厌的/23

 

 

 

 

 

 

第04章 萨丝佳的病/26

 

 

 

 

 

 

第05章 伦勃朗请我参观他的画室，我开始对艺术有了新的理解/28

 

 

 

 

 

 

第06章 伦勃朗画了一幅大画，他希望借此成名/33

 

 

 

 

 

 

第07章 伦勃朗因为这幅绘画而变成阿姆斯特丹的笑柄/45

 

 

 

 

 

 

第08章 伦勃朗会见了我的朋友，萨丝佳日趋衰弱/47

 

 

 

 

 

 

第09章 萨丝佳悄然长眠/53

 

 

 

 

 

 

第10章 殡了萨丝佳，伦勃朗重新开始工作/54

 

 

 

 

 

 

第11章 伦勃朗突然来访，借去五十吉尔德/58

 

 

 

 

 

 

第12章 我知道了萨丝佳的一些家事/59

 

 

 

 

 

 

第13章 讲几件我的祖父的趣事/64

 

 

 

 

 

 

第14章 伦勃朗约我一晤/70

 

 

 

 

 

 

第15章 我有幸同市长共进晚餐/71

 

 

 

 

 

 

第16章 我在久居新世界的年月里听到的故国消息/85

 

 

 

 

 

 

第17章 我又获知阿姆斯特丹的一些坏消息，决定回国/91

 

 

 

 

 

 

第18章 我遇到了我的同行叶夫雷姆·布依诺医师，他在我旅美期间，一直照料着伦勃朗一家人/96

 

 

 

 

 

 

第19章 谈谈商业国里艺术家的地位/99

 

 

 

 

 

 

第20章 我的两位老友永别了，寂寞之中，我更加常访伦勃朗/101

 

 

 

 

 

 

第21章 伦勃朗蛮得健谈了，肯于对我讲起他的若干艺术观点/103

 

 

 

 

 

 

第22章 我开始理解到约丹布利街那座大房子里情况不佳/111

 

 

 

 

 

 

第23章 我走访银行经理，得知伦勃朗的经济情况可悲/117

 

 

 

 

 

 

第24章 牧师们干涉了伦勃朗的私事/120

 

 

 

 

 

 

第25章 亨德丽吉喜生一女，阿姆斯特丹的牧师们对我在无痛外科手术方面的研究表示了意见/125

 

 

 

 

 

 

第26章 为逃避西班牙当权者的暴虐而来我国的犹太邻居们表明，宗教的固执不限于某一教派或教门/127

 

 

 

 

 

 

第27章 我的儿子开始教育父亲/134

 

 

 

 

 

 

第28章 我们新建一座市政厅，伦勃朗为市政厅绘画功败垂成/138

 

 

 

 

 

 

第29章 伦勃朗接待一位客人。原来他是破产管理法院的职员/146

 

 

 

 

 

 

第30章 布利街的房屋悄然屹立，空无一人/149

 

 

 

 

 

 

第31章 伦勃朗显露出渐趋衰老的迹象/151

 

 

 

 

 

 

第32章 亨德丽吉要求做事/153

 

 

 

 

 

 

第33章 亨德丽吉和泰塔斯合伙经商，但不甚顺利/156

 

 

 

 

 

 

第34章 凡·莱茵一家人找到一个新住所/158

 

 

 

 

 

 

第35章 我为伦勃朗接到最后一幅绘画订件/160

 

 

 

 

 

 

第36章 可怜的亨德丽吉与世长辞/163

 

 

 

 

 

 

第37章 一个被遗忘的人在一所凄凉的房屋里继续画画/164

 

 

 

 

 

 

第38章 伦勃朗又收一个学生/166

 

 

 

 

 

 

第39章 伦勃朗依然在继续画画/166

 

 

 

 

 

 

第40章 泰塔斯结婚/168

 

 

 

 

 

 

第41章 我读了创世纪中最后一章/169  附录:人物简介170—176

 

 

 

 

 

 

绪言
本书的成因
一六六九年十月九日
于阿姆斯特丹市德·霍图恩寓所
我们昨天早上安葬了伦勃朗，我永远忘不了当时的凄惨情景。月初以来从未间断的滂沱大雨已经停止，寒意袭人的浓雾给全城盖上一件阴暗凄凉的棺衣，冷清清的街道上仿佛充满一种莫可名状的碌碌无为的空虚之惑，一小群送殡的人默默无语地站立在教堂门外，等候灵枢的到来。
上星期五，伦勃朗在临终前的几小时内，在一阵昏迷状态中，曾经悄悄对我说，他希望长眠在萨丝佳的身边。他必是忘记了早在他的续妻亨德丽吉去世时，他就把前妻萨丝佳的墓地卖去了，那时他一贫如洗，不得不卖掉他家在老教堂里的一块地皮，给他的续妻买块墓地。我虽答应他尽力而为，但是这件事绝对办不到。这次我欺骗了他，倒也心安理得，因为这使他临终时还能深信，不久以后，一切都将如愿以偿，他的遗体将和他在青年时代钟爱的前妻的遗体合葬在一处。
出殡前两天，玛格达林娜来访。我一向对她没有好感，总觉得她这个人庸俗不堪，妒忌心重，爱哭爱闹，但是，一则为了对得起她的公公，二则由于她嫁了一个不幸的丈夫，所以我只得表示喜欢她。
她对我讲了一个头绪繁乱而冗长的故事，试图说明家里的一点零碎金子显然是她和柯奈丽雅两人的财产。她反来复去一口咬定：“我相信，公公在去世前把这笔钱动用了一部分。现在叫我们怎样过下去？我们连给孩子买点牛奶都办不到。我相信，这笔钱是公公拿去了。”她如此这般唠叨不休。
接着又是一篇冗长详细的叙述，这次无非是要说明她自己有病，不能亲自照应孩子。我叫她放心，那点钱一定会找到的，她是否仔细找过了？没有，她没有找过，但她断定，老头儿把这笔钱动用了一部分。因为一连好几个星期，他连一隔画也没卖出，只见他呆坐着出神，或者在旧铜版的背面刻些毫无意义的线条。泰塔斯去世时，他早已穷得一文不名了，因为当时是由舅父奥依林堡出钱办的丧事。玛格达林娜知道这是事实。然而老头儿竟还有钱吃饭和喝酒，特别是喝酒，他必是偷用了柯奈丽雅的一些金子。她说：“这金子有一半应该归我所有！”要叫她不谈这件事，简直办不到，所以我只好插嘴问她，教堂职员是否找她谈过举行葬礼的事。
于是她又一次嚎啕大哭。她觉得最近她受过一次奇耻大辱，简直羞得她无地自容。教堂职员本人没有来。他只派了个掘墓人来谈丧事。那人喝得醺醺大醉，而且十分粗鲁。他问玛格达林娜能拿出多少钱办丧事，她回答说，希望一切从简，花费不能超过五个吉尔德。那人听了哈哈大笑。贫民收容所里的人们办丧事也比这阔绰，然而在当时，那些从未做过什么工作，终日坐在画架前装模作样的文人雅士，究竟能有什么好下场！最后，掘墓人把她耍笑得忍无可忍，她只得呼唤住在底层的鞋匠来帮忙。鞋匠一把抓住那个无赖汉的后脑勺，将他一骨碌推到街上，这一下至少为她出了气。
我这时又问，事情是否就谈到这里搁下了，她回答说，是的；她立刻便又另我一个话题大发议论，告诉我说，自从她嫁到画家的不负责任的家庭里，一直在遭受世上的女人没有受过的折磨，她咬定这一点罗嗦个无尽无休，我觉得没有希望听到头，所以叫了一辆出租马车，带她上鲁辛渠畔去找西教堂的那个职员（这是我满心憎恶的一个人，但又有什么办法？尸体总不能永远搁着不埋）。我质问他，这种做法究竟是什么意思，那个可怜虫立即逢迎取悦，唯唯诺诺。他为他的失礼深表谦意，然后对我们大谈他内心的苦衷。“医生啊，”他说，“您要是知道如今雇到一些好的工人有多艰难就好了！干这一行已经不象从前那样能挣钱了，在老坟里挖出的东西，现在根本不够付工资。埋葬的人往往只穿件寿衣，这已经成了习愤，这么一来，掘墓这一行就没利可图了。”我叫他少说废话，做完准备工作之后，我们决定举行“完满的葬礼”——那就是说，由十六人抬棺材，用一般长度的宽幅呢绒遮盖尸体。我付他十五个吉尔德，另给一些小费，作为工人们的酒钱，他预先答应，丧事一定办得漂漂亮亮，稳稳重重，光光彩彩。
可是昨天早晨我赶到教堂时，工人们虽然到了，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表明他们在来工作之前已经喝得醺醺大醉。我对这一点觉得十分气愤，忍不住要告诉倚在院中一棵树上的阿布拉汉·弗兰新，他是画家的一位老朋友。
“这简直岂有此理。”我说。
但是有个喝醉了的无赖汉听到了我这句话，他瞪我一眼，露出一副深怀恶意的神色说“可不是吗？”他斜瞟着我。“我们这里的朋友在要紧的时候也不留点神，对吧？”我把教堂职员叫来申斥，他仍然只用前天对我讲过的那番话反复解释，说什么要想雇到正派工人来做他的这种工作，实在很难。因为如今荷英战争已经结束，大家手里都很宽裕，没有人愿意再做掘墓工人了。
终于，我们来到事先选定的墓地，没等举行任何仪式，棺材已被放入墓穴。我本想说几句话，跟我的这位老朋友作最后告别，但是我没有找到机会，因为绳索从棺材底下刚一抽出，教堂职员便大声嚷道：“干吧，伙计们，别站在那里不动手，象在打瞌睡似的。赶快埋了吧！我们今天早晨另外还有四主顾呢。”于是我们几个送殡的人（如前所述，人数不多）只得转身离去，我走到教堂里做礼拜的地方，跪下祈祷（这是我最近三十五年来从未做过的事）。无论上帝是否听得到我的祷词，我却要祈求它对这个坎坷终生的苦命人的灵魂多多慈悲，因为他对世界作出那么伟大的贡献，而只取得如此菲薄的报酬。
然后我慢慢走回家去，但过水闸时，遇见了老诗人翁德尔。自从上次和他见面以后，他又已憔悴多了，使我几乎认不得他。他似乎有病，穿一件破旧不堪的大衣，不断打哆嗦。看到这样一个人沦落到如此地步，不禁心头一阵寒怆。他近几个月全市流行一种奇怪的肺病，身体衰弱的人首当其冲。我问他是否吃过早点，他说“没有”，不过那个时期，他在中午以前很少吃点心。我约他到一家以烧咖啡为特长的新开的酒店里喝杯咖啡，他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请，看来正合他意。他甚至谈到，再走过几间门面，便有一家新开的咖啡店，那里的咖啡很够味，价钱也还算公道。我必是流露了惊讶的神色，所以他补充说：“你知道么，这些店家常有水手们来光顾，总有一天，他们中间会有人把我儿子的下落告诉我的。”人的心是个奇怪的东西。许多年前，翁德尔的儿子匆匆出走，到东印度群岛谋生，这本来算不了什么伤心事。那孩子根本不务正业，他喝酒，他赌博，他追求女人，而且全是些低下的女人！他父亲的穷困潦倒，他负有直接责任。而这老头儿却常到这些中等酒店里喝咖啡，把辛辛苦挣来的几个钱花在这里，就因为总有一天，也许会有一个水手给他捎来他那个“宝贝儿子”的口信。
我们坐下以后，我假装饿了，叫了些面包和干酪。“你可要陪我吃一点，”我对翁德尔说，他答应了。但是过了一会儿，他突然一跃而起。“失陪了”，他说，“‘海豚号’船长约翰·弗洛利松在那边。他是昨天从马六甲半岛回来的。他也许给我捎回了我儿子的信息。”“请他过这边来，”我大声喊道。不久，船长来了。他是老派的水手，身体强健，省吃俭用，但为人倒也和气。是的，看来他会接受款待的。他会很乐意地接受款待。这天是个寒冷阴湿的日子。喝一瓶烧酒和苦味啤酒，不至于有什么不合适。他作了一次最走运的航行，往返不过一年半，他船上的水手牺牲了将近百分之四十。他是否听说过有一个名叫约翰·凡·登·翁德尔的人？没有，从来没有！他不记得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人。不过这当然不足为奇。船只那么多，印度又是个大国，岛屿成千上万。毫无疑问，那孩子总有一天会出现的，会回来的。
这位船长比我们想象的他那一行的人要稳重些。我问起诗人自己的近况，翁德尔面带急迫的表情匆匆对我说，日子没有什么好盼头。可怜的人！
他的心事使我想起前天在贫民收容所里看过的一个病人，那人要求我挽救他的生命，因为他已得到许可，在自己的小屋里培植一棵番红花，他深怕万一他不在了，那棵可怜的小植物没人照管，便会枯死。
在这里和我对面相坐的，是一位掌握了我国语言的最伟大的天才，如今沦为衣衫褴褛、穷困潦倒的店员，而他竟在解释说，他确有充分理由，深深感激命运对他的种种摆布。
“店主们一向对我关切备至，”他解释道，“当然，当铺无法给我优厚的待遇，不过我的费用很小，而且我有很多自由支配的时间。只有星期六晚上，店里的营业时间延长到午夜，除此以外，我很少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店主还往往允许我早晨上班稍迟一些，这我就可以在港口附近走一走，打听我儿子的消息。干到明年，我希望能够拿到养老金。我要把我的最后一个剧本《诺亚》写完，而且一定要趁年岁还不太大，还能拿起笔来的时候，把它写出来。”他如此这般地继续谈着。后来那位老实的船长打断了他的话，转身对我彬彬有礼地鞠个躬说，他很高兴认识我，因为他常听他的姐姐安娜凯·弗洛利松谈起我，她是安托尼·布劳的妻子。我记得许多年前曾经给她看过病。
后来船长又叫了一瓶烧酒，由我付钱，他举杯祝我健康，并且说，阿姆斯特丹的医生看病认真，而且早上这么早就能出来四处走走，他看了心里很高兴。
但是我对他说，我平时难得这么早就到阿姆斯特丹的这个地区来，今天是给一个朋友送殡回来，才偶尔走过水闸到了这边。
“那个朋友可能是谁呢？”老诗人问，“因为我就没有听说有哪个要人去世的消息。”“对的，”我回答，“我想你没有听说。他死得很突然。不过你知道这个人。他叫伦勃朗·凡·莱茵。”他略带窘迫的神色瞧着我。
“我当然知道他，”他说，“一个很伟大的艺术家。当然，我很难始终同意他的观点，在许多事情上，他的想法部和我截然不同。首先，我相信他从来就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然而尽管如此，他还是一位伟大的画家。不过请告诉我，医生，你可相信死者真的是他？因为伦勃朗，如果我记的不错，是在五年前就去世了，对的，还不止五年，他死在英国的赫尔。他是为躲避债主而逃去的，是这样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赫尔？”船长插嘴说，“不是赫尔！那人的事我全知道。他给船长约里斯·德·考列利画过一幅肖像，一六五二年我们在多佛一战中击败布雷克时，我在跟随那位船长做二副。是的，伦勃朗的事我全知道，为了自己的女仆的事而跟牧师们争执不休的就是他。不过他是在大约六七年前就到瑞典去了。我有个朋友，经常随船到但泽去，他在一六六一或一六六二年，把伦勃朗送到了哥腾堡。这是他亲自告诉我的，我相信一点不含糊。”“两位好朋友，”我回答说，“不过伦勃朗确实是在上星期五去世的，我们今天早晨才把他殡出去。”“奇怪，实在奇怪！”翁德尔嘟嚷道，“他就死在这个城市里，而我过去甚至不知道他还活着！”“唉，”好心肠的船长说，他希望使大家都能和他一样快活，于是向侍者打个招呼，叫了第三瓶烧酒和苦味啤酒。“唉，那真太不幸了，不过我们大家迟早都要死的，我相信，活着的画家还很多呢。来吧，为你们的健康干杯，两位先生！只要年景好，不愁没画家！”
一六六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于瓦尔堡霍夫威克村
两星期过去了，又已发生许多事情。
送殡以后当天晚上，我到鲁辛渠畔伦勃朗的故居，给可怜的玛格达林娜开了一张镇定神经的药方，她当时还在念念不忘属于她和柯奈丽雅的那一小袋不见了的金子。几天以后，柯奈丽雅在一叠白纸后面找到了那袋金子，但在我去的那天晚上，伦勃朗仍在遭受偷窃女儿金钱的嫌疑，玛格达林娜又是哭啼又是呜咽，直到睡着才算罢休。我回到医院，给康斯坦丁·霍伊根斯阁下写一封信，他在已故的亨利公爵时代，同故世的画家有些交情，而且一向对画家的天才十分钦佩。当天深夜，我把信送给一位将去海牙的商船船长，他很肯帮忙，答应把我的这封信，连同市长托他转交的有关递补市参议员缺额问题的正式公文，于次日上午一并呈交霍伊根斯阁下。
三天后，我接到了这位著名的老外交家的回信，他当时的年岁必已七十开外。
“亲爱的医生，我当向你深表谢意，”他用正确严谨的拉丁文写道（因为他一直认为，用本国语写信是失礼行为，几乎象正式访友而不带绉领，或午宴已毕而不擦嘴一样不可原谅），“我当为你十月九日之深情厚谊谨致谢忱。噩耗传来，不禁深为震惊，我深知磨坊主的这个儿子才华出众，天赋不凡，而竟落得如此悲惨——可说最为悲惨之结局！但我辈中，凡敢猛攻奥林匹斯高峰者，似均必遭此等厄运，若在其他国家，人民必会认为值得为他举行国葬，国王必会为他送殡且引以为荣。然而，雅典人何尝不曾流放菲狄亚斯？佛罗伦萨对其天才辈出之优秀子孙除处之以死而外，又曾给予何等报酬？
“博学的朋友，如今我已是年迈之人，远离无谓喧嚣之骚乱世界而隐民。
疯湿症又已发作（甚为严重），近来写作之事已深感力不从心。你于遭遇此等最不幸之事件以后，定须调换环境聊以散心，何不来此安静的隐居之地稍住数日？我除竭诚欢迎外，并无上品敬你，仅有古城亚威农名产葡萄酒若干可资共饮。此种名酒几使老异教徒如我者，亦相信罗马教皇的设立有若干可取之处。酿造这类名酒者，必是生活艺术之巨匠。
“暂且就此搁笔，请即抽暇赐复。盼告知来期，以便派车于维尔迎候，自该地至寒舍——你的至诚挚友的寓所——仅一箭之地。
康·霍敬上”
我没有理由拒绝。我的儿子威廉姆已赴莱登求学。能干的苒蒂自能料理家事，我的族弟菲依彼（伏列斯兰的一个姓凡·隆恩的人，三年前移居阿姆斯特丹）可以代理我的业务。我回信表示欣然同意，三天后，即乘船南下。
旅途中除听到一场激烈争吵外，可说平安无事；一个看来象牧师的矮胖的人（后来证明是个鞋匠）和一个看来象鞋匠的瘦高的人（后来证明是个牧师），为着一种莫名其妙的理由，对于“本体同一论”和“本体类似论”展开了由来已久的争辩，关于基督是“无父之子”和“有父之子”两种论点争吵得那样激昂，看来非打架不可，幸亏船长出面威胁说，如果他们再不住口，便把他们两人一同推下船。
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类似的事在所难免，因为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认定，独有他一人掌握住打开唯一的真理之门的钥匙除了这个不幸事件外，这次航行愉快而无聊（愉快的航行大都如此）。到了维尔，便看见老马车夫彼埃特正在等候我。一小时后，我已在本来就很熟悉的一间侧屋里旺盛的炭火前坐下取暖，这间屋子正对着一望无际的原野，它一直延伸到德佛特的斜塔旁。
可以说，我从来不曾如此愉快地度过一个休息日。就休息日这个词的最美好最真实的意义而言，这一天确乎是名副其实。这一个休息日过得生动有趣，因为一有融洽的谈话，二有上好的饮食，三有殷勤的主人自始至终周到的招待。的确，即使我国这个新奇的国家没做别的事，就只培育了这么一个人，我也不会认为这种实验是一种失败。他到过世界各地，他认识各个要人，但他一向保持简朴，就象昨天送来几只新鲜萝卜而使他高兴的那个园丁。他用拉丁文写作，和用本国语一样自如，而我国的这种难以掌握的语言，在他用来宛如柔和婉转的阿利奥斯多的本国语。他精通音乐，在素描和绘画艺术方面也有相当技巧。他的数学才能已经促使他的儿子克利斯蒂安取得辉煌成就，现在这个儿子正在巴黎对自己发明的有摆的时钟作进一步的实验。在最近一次荷英战争期间，康斯坦丁似乎曾经遭受经济困难，但是一家人的简朴生活过得十分美满，大君主本人的宫廷生活，也未必比这霍夫威克村的日子更如人意。
上半天我是在自己房间里度过的，窗外原是什兰沼泽，现已变为肥沃的牧场。楼房底层有一个藏书甚多的图书室，管理人要我把适合我的趣味的书籍尽量多带一些回去看。
老头儿彼埃特已经跟随他的主人将近四十年，他给我送早餐来，并谈起天气情况，自从我星期四到了这里，天气一直十分晴好。
午后一点钟，我到花园里作短时间的散步，这个花园是按照法国风味布置的（法国人却根据一种不可理解的理由，称它为“荷兰式的花园”）。两点钟，我们乘马车作了短时间的游览，此后，我们宾主二人一起度过了下午和晚上，话题当然几乎是必然转向我们的鲁辛渠畔那位朋友的逝世。
我是个医生，看惯了死亡。我不是虔诚的教徒，终生不能理解基督徒们令人毛骨悚然的嗜好，他们自从罗马墓窟时代起，就喜欢夸大藏尸所里的恐怖气氛。古人在对待死亡的态度上要理智得多，这种态度作为一种永远乐观的榜样流传给了我们。他们懂得，世界只是通过种种对比而存在的。没有黑暗，就没有光明；没有忧愁，就没有快活；没有死亡，就没有生命。我接受他们的至理名言，因此，伦勃朗的逝世这件事，并不使我过分悲伤（上帝知道，活着对他并不是什么乐事），但看到他的全部努力付诸东流，却不能不令人痛心疾首。
我有时很害怕这种推理方法可能使我们得到的结论，霍伊根斯阁下昨天郑重其事地对我谈了这种思想的危险。“你得留神，”他说，“否则我只得把你的怀疑提给我的邻居，一个有学问的犹太人来解决，他会把你的这些怀疑放在笛卡儿和培根两派哲学的混合剂里洗一洗，然后再用他自己那无情的逻辑加以漂白，等到把这些怀疑再还给你的时候，就已经缩小为整整齐齐绣在破布上的“有待证明”四个字了，而这些破布不久之前还是一件很有用的外衣，它本来可以使人们温暖地躲在怀疑的王国里，但现在给撕碎了。”“不，”我回答，“那也解决不了疑难。我并不喜欢天上的那个奇怪的统治者，尽管我国的加尔文主义者称它为正义的耶和华；但是我也不希望把万能的上帝贬降为一个数学公式。我的烦恼不在于神学上的不同论点。
“我了解早期的斯宾诺萨，这是在他的同胞企图谋杀他之前的事。一个风趣的人物、学者，诚实的人。但是我有点怕受那些用自己的内在意识给自己缝制精神外衣的哲学家们的感染我不完全是个神秘主义者，因而宁肯接受《愚昧的颂词》，不愿接受世上各种形而上学的思想。不，使我痛苦的并不是可怜的老朋友伦勃朗的命运。他或者是对自己的命运根本无可奈何，或者是由于尽毕生精力来解决以铬黄颜料和纯白铅粉的若干色斑来表达永恒的光线这个问题，以致忘记了其它一切。不，使我耿耿于心的，是另一件事。”“是活人的事，而不是故世者的？”“对了。要谈的正是这个。自从我们获得自由，我们的国家就变成了从未见过的天府之国。我国的牧师们以其素有的谨慎，把一切都归功于自己，把我国这些财富看作是万能之神的恩赐表现，看作是对奥伦冶王室各项政策的认可。他们也许是对的，但我觉得，我们的优厚的贸易利率，不仅跟那个满脸怒气而喜爱焚烧内脏的臭味的古代犹太神的赞许有关，同样也跟我国的幸运的地理部位有关。我想这话不致使你生气吧？”康斯坦丁阁下摇摇头。“这些说法都很难说是我在同国王詹姆士（想起他，就很高兴）共进午餐则愿意提出的意见，也不是在冗长的宗教会议上打瞌睡时愿意提出的见解。不过这里只有你我二人，老头儿彼埃特是个聋子，而且老实对你说，我宁愿读一页伊拉斯莫斯的著作，而不愿去听愁眉不展的日内瓦博士的说教。往下谈吧，把你的烦恼都告诉我。”“好，正象我方才所说，我们这里的事是国策的新奇实验的一部分。我们已经把一片沼泽变成了另一个罗马帝国。我们统治着世界各地数百万的黑种人、黄种人和红种人，直到不久以前，我们还拥有一支常备武装，它比任何人所梦想的都要强大，我们出钱维持这支武装，而它并未使我们感到财政拮据。我们现在也许拥有任何国家都不可比拟的强大海军，无论如何，我们似乎确有足够的资金维持这些战舰，使它们并没有特别频繁地闹乱子。
“我们在用一片又一片比神圣罗马帝国还要大的领土变戏法，就好象我们是些玩石子的小孩子，某一天，我们在北美洲买下几十万平方英里的大森林，宣布那些地方属于我们，过了半世纪，我们又把它卖掉，在南美洲购置几十万平方英里的甘蔗田，但是没人知道，没有经管，所以无论买了大森林或者甘蔗田，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供给全世界粮食、鱼类、鲸骨、亚麻布、皮革，我国的仓库里堆满了一年两度或三度运入的成包的肉荳蔻和胡椒，而在这期间，我们连续打仗，后方人民先到教堂为胜利而祈祷，然后才去工作，稍微多挣一点钱，便做投机生意，买卖印度公司的股票、山慧姑、斯匹茨北尔根的鲸脑油、阿姆斯特丹的不动产，有时倒楣，有时走运，就好象他们终生从未做过其他任何工作，就好象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父辈和祖父当初都是十分正派的屠夫、面包师和制造蜡烛芯子的工人，都曾为挣一枚铜板而累得半死不活，只要苦干十五年能添置一套出外穿的新衣服，就会心满意足。
“但是这种情况还不足以使我们对将来如此焦急不安。我们大家各有始祖。当奥地利的皇帝向阿姆斯特丹提供贸易资金，发展他的汞矿企业时，他曾印制一种发起书，说明他是罗马大将恺撒的一脉相传的后裔，但在我祖父那个时代，哈布斯堡王朝的老头子查理每逢喝了一肚子比利时啤酒和法国白兰地，听到我的祖父劝他说，任何人的肠胃都受不了这种强烈的混合剂时，他总是哭哭啼啼，向我祖父问道，象他那样一个西班牙农民和法兰德斯人私生子的后代，前辈祖先又是查理曼部队里一个赶着瑞士牛车做生意的随军小贩，还会有什么希望。
“他也许有点言过其实，但当法国皇后访问阿姆斯特丹时，市长们硬要无尽无休地对她讲述‘陛下的光荣的祖先，塔斯康的开明的统治者’，以及诸如此类的话，我记得轮到我出席作陪时，人们对她说，我是圣卡捷琳医院的顾问医生，愚蠢的老头子威森知道我一向讨厌药剂，所以介绍说，‘是的，陛下，他平生所开的药丸，比当代任何其他医生都要多’，老皇后有点凄苦地微微一笑说：‘先生，我很懂得药丸，我的战袍里就装有三粒约丸。’“不，并不是我们的国家富裕了，反而使我烦恼。看到每一个人都能吃饱穿暖，这倒是乐事，多添一件亚麻布换洗衣服，从来不会伤害一个人的自尊心。但是我们将把我们的全部财富用于何地？已故的英国詹姆士陛下的使节（一个机警的人，据说在人们杀害巴奈维特的约翰那天，他曾举行舞会），以其常用的很有风趣的风格向他的皇上禀报时问道：‘一个仅仅是由海军保卫着的帐房’一样的国家，还能有什么前途？
“但是这个粗俗的清教徒说对了，至少有几分对。只要我国的商人能把一个吉尔德买来的东西卖两个吉尔德，获得百分之百的利润，只要老百姓对他们的统治者百依百顺，星期日一天三次做礼拜，我们就没有疑问，我们就以富裕为满足，就沾沾自喜，而且过去也从不过分挑剔；但是也要谈谈并非这类庸俗的事情，比如我们竟让我国最伟大的诗人拿着一枝鹅管笔，在肮脏的当铺里每天工作十小时，才得免于饿死，我们陪同当代最伟大的画家走遍整个市区挨门讨债，让几个不久以前花费数千吉尔德购买了附有十六种纹章的盾牌的米贩子，骗去他最后的几文钱，即使老公爵，也须在催讨八九次之后，才肯付给画家一点报酬。
“伦勃朗和翁德尔的遭遇，也是其他所有人的遭遇。西班牙王、丹麦王、英国皇帝和国王，甚至俄国（虽相距甚远）的野蛮君主，都派有使者驻在阿姆斯特丹，为他们搜集我国这些伟人的作品。而我们却让这些伟人死在贫民收容所里，就仿佛他们是多不胜数的流浪乞丐。”我就怀着这种心情，差不多谈了一个下午，康斯坦丁阁下非常耐心地听着，但我想，他并未充分回答我。也许他回答过，但我有点记不清了。
我很疲倦，而且感到后脑疼痛，要去睡了，明天继续写完。
一六六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于霍夫威克村
一时看来，仿佛简直活不到“明天”了。
我必是在给伦勃朗送殡那天受了凉，因为我记得，我在来瓦尔堡的途中，在内河小船上打过一两次寒颤，当我到达霍夫威克村的时候，牙齿在咔哒作响。我听见，我那位年长而和善的主人至少从海牙请来了三位医生给我治病，看到他们没办法使我退热，他又派人到莱登请来一位年轻的教授，这位教授当时正在用金鸡纳树皮作治病试验，他给我开了些药酒，功效显著，因为从那天起，我听说我的病情开始好转了。
我的这次不幸，根据一阵阵的寒颤和高烧两种症状看来，是受了“三月毒”或前一世纪流行颇广的“英国盗汗症”的感染，再不就是从美洲或亚洲传染到我们这里的一种从未见过的疾病，关于这一点，我的那些有学问的同行兄弟们似乎并未能作出定论。但是金鸡纳树皮显然十分有效（将来继续行医时，当立即对我自己的病人试用这种药），或者也可以说，是我在亲切的主人那里所受到的无微不至的照料，才使我免于死亡。
最重要的是，我似乎未患这种病带来的贫血症或其它极为常见而且苦不堪言的后遗症。但是，当医生允许我坐起来，当我又开始关心周围世界的时候，我立刻发觉我好象在智力上已经衰竭（这是我的病人们常常使我感到忧虑的一种情况），无力摆脱一些简单思想的干扰，这些思想在我心里此起彼伏，纠缠不清，使我简直想要放声尖叫，于是只得约束自己，以免妨害身体健康。
过了几天，这种情形稍有改善，但又开始觉得，似乎有一种东西在我得病时凝结在我的心里，无论如何也没法使它融化开来。我愿意承认，伦勃朗的逝世使我感慨之深，超过我平生遭遇的任何其他事件。来到霍夫威克村时，我对他的悲惨命运满怀不平，直到得病为止，所想所谈，实际上尽是这一件事。
在发烧期间，每当陷入昏迷状态（康斯坦丁阁下上星期对我这样说），我便继续进行伦勃朗的奋斗。毫无疑问，他理应遇到较好的命运，然而，我国大多数人，对于给自己民族带来荣誉的真正伟大的人们，根本漠不关心，不过我从前常抱一种哲学上的冷静态度，常以一种优越而快慰的精神上的镇定，看待世上的罪过。
童年时代，每当我们看到邻居做出一种特别愚蠢的事情，感到十分激动的时候，我们的祖父总是警告我们，要我们记住我家那位著名的表亲伊拉斯莫斯的可靠的忠告：“既然世人喜欢受骗，我们就不妨让他们去受骗。”他劝我们自己处世接物绝对忠诚老实，但在接触到人们的某个特别愚昧的方面时，则不必每次都为之烦恼。
“因为你一旦过于认真地看待人类，”他警告我们，“那你不是失去对事物的幽默的理解，就是变作虔诚的教徒，遭到这两种情况的任何一种，活着都远远不如死了好。”一般地说，我从前一直能够严格遵守这种明智的和忍耐的处世之道。在历史上千万次看到我的同胞顽固无知，妄图害人反而害己的时候，我既不曾花费很多时间怜悯他们，也不曾尽情表示欢快。我看到这种事，就只认为理所当然，从来不曾打算大力改善上帝的不幸摆布。
但现在，心情有所不同，无论怎样努力，我仍摆脱不了一种固执的想法，总认为我对我的朋友的逝世，负有某种责任。尽管我的主人和莱登的那位医生朋友（他并不是除药粉和药丸而外，一无所知的人，我不能说，我的大多数同行都是如此）百般开导，我仍然不能使我那衰弱疲惫的脑筋安静下来，老在回想那天早晨西教堂里最后一幅可怕的情景，回想那些嬉皮笑脸的执绋人，以及喝酒骂街的掘墓人，他们对待那神圣的灵柩十分轻率，仿佛里面装的是酒后闹事而被打死的一个无足轻重的俗人。
然而如果生活、至少是我的生活，还得过下去，我首先必须清除这些异常固执的忧郁，我理解这一点，同时却又做不到这一点，意识到自己理解这一点而又做不到这一点，心头的苦恼更进一层，于是地狱本身也就不象我在几星期前所感到的那样可怕了，因为那时我还力图恢复身体健康，建立某种精神稳定。
幸亏有一天，康斯坦丁阁下竭力为我解闷，消除我的那些抑郁思想，陪同生病前我曾听他约略谈起的那个博学的犹太人来找我谈天，否则我真不知道如何得了。
在旧时代，我在阿姆斯特丹和斯宾诺萨见过几次面，而且曾到莱茵斯堡拜访过他，但从那时起，又已发生许多事情，我几乎忘记了他是怎样一个谈笑风生而且心地纯洁的人。他的思想，如前所说，我一向了解得不多，而且神学和哲学理论，无论如何不很适合我的兴趣。但对一个久病之后正在复元的人来说，斯宾诺萨真是个天赐的恩人，我约他下次再来（在得到了我的主人的慨然允诺时），并且尽可能地常来谈谈。
他住在瓦尔堡村一个很简陋的寓所里，相距不过几分钟的路程。后来每当他做完一天工作之后，经常到这里闲谈一会儿。我很钦佩我的主人的心地光明磊落，因为不久以后，海牙人就必已听说，当时还活着的一个最危险的异教徒，经常到霍夫威克村作客。在他第一次来访（是在一个星期二）后的五天内，那个人多嘴杂的村子（它实在不配称为一个市镇）里，就至少有三个牧师在讲道时含糊其词地讽刺说：“某些主张自由思想的人，据说又在感化那些同奥伦治王室有密切关系的人们。”但当康斯坦丁阁下听说这回事时，只不过耸了耸肩，这我放心了，依然欢迎那位年轻的犹太人来访，他目光锐敏，声调象葡萄牙语那样柔和；实际上他似乎相信，一切永久不变的真理都可以化为数学等式。
主人不知是否曾把我的这种奇怪的精神痛苦告诉过这位温和亲切的先知（天哪！这个年轻人跟他那一班喜欢争论的吵吵嚷嚷、唠唠叨叨的犹太法学家相比，实在高明得多！），不过有一天，他用非常委婉的方式把谈话引到伦勃朗的身上，他听说了伦勃朗的过早逝世，感到十分震惊，他非常喜爱伦勃朗的作品——特别是蚀刻铜版画，因为这一种作品更符合他的数学情趣，后来他要我谈谈这位大师临终前和出殡时的情形，我当然十分高兴，他连续听了三天，后来有一天，他很突然地说：“医生啊，你知道吗，你得进疯人院了，不过我听说，住在那里并不愉快。”对于这句话，我异常镇定而达观地回答说：“对的，我的朋友，这我知道，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他给了我一个完全料想不到的答复：“趁你还没有发疯的时候，把你的不平全写下来，借以消除你的郁闷。我自己就正在这样做。”
一六七○年四月三日
于阿姆斯特丹
这种医治方法果然奏效。
不料在晚年，我发现自己十分意外地变成了一本书的作者。
我原无意写书，因为我是医生，不是著作家，但这又有何妨？这些篇章将被细心包扎起来，同我的其他财产放在一起。它们没有文学价值。我的儿子对这类的事又不感兴趣，所以将来无论如何不会出版。
伦勃朗如果有知，他也必能谅解。
我的这项工作已经做完，现在必须继续为生计忙碌，因为我丢开业务已经很久，积下许多有待处理的工作。
从下星期一算起，再过两星期，我就满七十岁了。这样的年岁虽还比不上霍夫威克村那位早已七十开外的和善的主人，但已不是轻松愉快的时日。
寿命至多还有十年左右。十年后——一切听其自然。
我就这样同这项喜爱的工作分手了，它在我康复期间给了我莫大的帮助。
从现在起，我的右手又将仅仅接触手术刀。但愿它对一切都能百发百中，真诚耿直，就象我书桌上的这枝画笔，它是我那位最亲密的朋友和荷兰民族最伟大的人物留下的唯一的触摸得到的纪念品。
约翰·凡·隆恩
 
译者序
一
伦勃朗·哈门士·凡·莱茵是我国美术界和美术爱好者早已熟悉的十七世纪荷兰画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许多优秀的绘画和腐蚀铜版画，特别是肖像画，都是不朽之作，早已成为世界文化宝库的组成部分，对欧洲绘画艺术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伦勃朗生活的时代（1606—1669），正是荷兰人民反对封建统治和异族暴政的斗争取得胜利，荷兰共和国得以建立，生产关系发生变革，经济日趋繁荣的时期，同时也是绘画艺术得到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所以这个时期除伦勃朗外，荷兰还出现了象法朗士·哈尔斯（FransHals ，1580—1666）、约翰·佛美尔（JanVermeer，1632—1675）和凡·奥斯塔德（VanOstadc ，1621—1649）这样一些卓越的画家。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荷兰的民族文化和艺术才摆脱了佛兰德斯派艺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鲁本斯）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在欧洲艺术中占特殊地位的荷兰画派。这个画派的主要特点是：形象生动而富有诗意，注重人物内在精神的描绘，作品真挚自然，细节修饰精致，色调和谐，善于表达空间的深远以及光线和空气。
不过在这个时期，荷兰还有另一个画派在成长，那是一个迎合社会“上层阶级”、主要是富商的审美趣味的艺术流派。这一流派在形象上片面追求形象的富丽华美，偏重表面趣味和肤浅的描绘，内容上以颂扬富裕市民的安逸生活为主要题材，回避社会矛盾，粉饰太平。这种倾向在哈尔斯和伦勃朗的某些早期作品中也曾多少有所反映。然而随着现实生活的演进，他们摆脱了这种倾向，开始把毫无虚饰的生活真相以及不满和反抗的主题，引进自己的作品中。伦勃朗对普通人、流浪汉乃至乞丐的深刻同情，对英雄人物的无限景仰，以及他把当时社会的人生作为悲剧而加以无情揭露的那种坚定不移的艺术主张，渐渐引起统治阶层和富商们的不悦。因此，伦勃朗作为画家的声誉在当时仅仅持续了十余年便每况愈下，终于一蹶不振。伦勃朗自己对于这一点当然有所了解，他在本书中不止一次地讲到“上流人士”害怕他的原因；但同时，他对自己的艺术始终抱有信心，他认为总有一天人们会理解他的。遗憾的是，到了晚年他仍然没有看到自己的信念变成现实，于是他又把希望寄托在三百年后。历史毕竟是公正的，它提前二百年使伦勃朗得到了世人的承认。
伦勃朗和哈尔斯的艺术从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便日渐不能为上层人士所欣赏，而上层人士正是绘画的主要购买者，所以这也就意味着他们贫苦生活的开端。然而贫困只能使哈尔斯惨死在济贫院里，只能使伦勃朗依靠儿子的小画店而度过晚年，却丝毫不能动摇他们的艺术信念。关于这一点，美国艺术史家和艺术评论家多玛斯·克列文在他的《艺术家列传》（ThomasCraven：MenofArt，NewYork ，1931）中说得颇为公允。他说：
伦勃朗“为了保持艺术家纯洁的良心和争得绘画语言的自由，宁肯牺牲他早已赢得的声望和相当可观的收入，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我们美国人对这一点有深切的体会，因为在我们这里，为保持普通的尊严而作出的微不足道的牺牲，都被认为是愚蠢的行为。??但是伦勃朗为什么在他的作品市场已经消失，许多人对他侧目而视的时候，却更加勤奋地工作呢？这是因为他要证实他做人和做艺术家的能力；他要证实他确切值得为自己的艺术主张而活下去??”伦勃朗的艺术在十七世纪五十年代受到荷兰所谓上层社会的变本加厉的排斥和轻视，到了他在世的最后几年，他已被世人所遗忘，连阿姆斯特丹（他在这里工作了三十七年，直到去世）本地人也不例外。正如本书绪言中所说，甚至荷兰的大诗人翁德尔在听说伦勃朗逝世的消息时也不能置信，因为据他所知，伦勃朗是多年以前的一位大名鼎鼎的画家，很久不曾听到这个名字了，想必早已不在人间。伦勃朗去世后，他的作品也没有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
但是到了十八世纪中叶，即画家去世一百年后，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波兰的一些画家，相继开始接受了他的创作的影响。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伦勃朗的绘画和版画艺术才在世界各国得到普遍的深刻理解和正确评价。
各国美术评论家对伦勃朗的评价并不完全一致，这也是很自然的。例如，绝大多数评论家虽然都认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是这位大师在绘画上取得的卓越成就，他在这方面达到了难以逾越的境地；但在光线运用上，评论家们就褒贬不一了。
英国艺术批评家兼诗人威廉·布雷克（WilliamBlake，1757—1827）和艺术批评家约翰·拉斯金（JohnRuskin，1819—1900）都曾指责伦勃朗在光线运用上是“感觉主义者”，指责他不惜牺牲真实而取得光线效果。而英国的文艺批评家兼诗人阿瑟·西蒙斯（ArtlurSymons,1865 —1931）就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在某些时候，伦勃朗似乎这样做过，但他是为了强调他所认为的部分真实才这样做的。他用光线探索或照亮一个人物面部的内在意义，或一个事件的危机。他不象那些认为一切可见的事物都同样重要的画家那样滥用光线。他设身处地考虑人物和事物，喜爱或者憎恨他们，而光线则是他的一种天然手段，它能起集中或分散、创造或批判的作用。”这后一种论点逐渐得到了评论家们的赞同和进一步的阐述。美国艺术评论家多玛斯·克列文说“伦勃朗从来不为一时的感觉所左右；他不重视带有偶然性的自然光线下的人物面部和身影的暂时模样；他先让人物的面部和身影在自己心目中构成一个单一的、不可改变的高尚的轮廓，然后再把自己的全部体验有力地画在人物形象之中。我们应当记得，伦勃朗的光线既不是太阳光线，也不是蜡烛光线，而是他自己创造的一种光辉。”德国艺术史家瓦尔奈克和英国艺术史家果姆布里克也都有类似的看法。
他们认为伦勃朗的许多绘画给人的第一个印象都是较为晦暗的褐黄。但是这些晦暗的调子却与寥寥无几的明快色彩形成更加有力的对比，从而使他的某些绘画上的光线看来几乎耀眼欲花。不过伦勃朗运用这种奇异的光线和阴影的效果，从来不是为了描绘光线和阴影本身。它们一向是用来加强画面的戏剧性的。
如何描绘光线及其瞬息间的细微变化，如何利用光线有效地表达绘画的内容，是伦勃朗尽毕生之力悉心探索的课题，也是后人在研究他的作品时的一个重要方面。本书第二十一章叙述了这位大师在这一方面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收获。
二
现在的这本《伦勃朗传》，是伦勃朗的家庭医生的回忆录。
原书共有三种版本。较早的两种均以《伦勃朗的生平与时代》（ TheLife  ＆TimesofRembrandtvanRijn）为书名，全书八十章，五十余万字；较新的一种版本以《伦勃朗传》（TheLifeofRembrandt）为书名，共四十一章，二十余万字。现在的这个译本所根据的是后一种版本。
这个版本系由旧版本的八十章中选出四十一章编辑而成，舍弃的三十九章都是论述伦勃朗的时代的，同画家的生活和创作并无直接关系。现在的这四十一章中，对伦勃朗的时代所作的评述也已颇为详尽了。
这本书的作者约安尼斯·约翰·凡·隆恩通过行医与伦勃朗结识后，便成了他的最忠诚的朋友。两人共患难同荣辱，长达三十年之久。约安尼斯的生卒年月不详，但从书中可以知道，他和伦勃朗的年龄相仿。他是荷兰的名医，阿姆斯特丹的社会名流，博学的文人。
约安尼斯·凡·隆恩是一位愤世疾俗而有正义感的知识阶层的代表人物。
这本回忆录的写作动机，据作者自己说，就是为了抒发内心的愤慨。约安尼斯医生对伦勃朗终生不渝地研究绘画艺术以及取得的卓越成就钦佩之至，他站在一个普通的荷兰人的立场对画家满怀崇敬和感戴之情，因而对他晚年的悲惨遭遇深切同情，以致在画家去世后，他先是疾愤填膺，而后郁郁成疾。
后来荷兰著名的哲学家斯宾诺莎劝他把内心的不平写出来，借以消除积郁。
于是他在伦勃朗去世后的第一年里，丢下了医生的日常业务，写成了这本书。
但从字里行间看来，这本回忆录并不完全是这一年里写出的作品，而是从作者同伦勃朗相处的年代里的日记片断中整理出来编写而成的，虽然作者曾说，他没有记日记。
作者当时知道，在伦勃朗遭受歧视和排挤的情形下，这本回忆录绝无出版可能，只希望把它作为自己的一部分遗产留给后代子孙。到了本世纪初伦勃朗的艺术受到普遍推崇时，本书作者的第九代后裔亨德里克·威廉·凡·隆恩才把这部手稿整理出来，译成英文，于1930年在美国首次出版。
亨德里克·威廉·凡·隆恩（1882－1944）出生在荷兰的鹿特丹，早年留学美国，并在那里做过报馆的通讯记者、历史和艺术史讲师，著有《荷兰共和国的复灭》（1913）、《荷兰王国的兴起》（1915）、《人类发展史》（1921）等书。
这本书当初既是不拟发表的私人日记体裁的回忆录，那么书中穿插作者的一些私事，原是无可厚非的。当然，作者的意图在于通过这些身边琐事、风土人情，以及个人经历和社交，反映当时的时代风貌。书中以许多具体事实为根据，多次猛烈抨击社会制度的不合理，诅咒同暴政相勾结的教会势力，揭露当权的富商唯利是图和愚蠢无知，有时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对民族文化和艺术的忽视和摧残，责骂他们使阿姆斯特丹变成了“政治性的账房”。
作者一再声明，他对于造型艺术所知无几，因而不敢对绘画进行分析和解释，但他通过同伦勃朗的多次谈话，向我们说明了画家的若干幅杰作（如《丢尔普医生的解剖学课》、《城市自卫队在班宁·科克大尉率领下出发巡逻》、《浪子归来》、《克劳狄·西维利斯的密谋》、《阿姆斯特丹布业公会理事会》等）的构思和创作过程，以及这些作品在当时引起的反响，同时也介绍了伦勃朗的若干艺术观点。书中直接或间接提到的绘画和铜版画近百幅，并向我们介绍了许多幅肖像画的人物原型，说明了他们的出身、性格、职业和社会地位，以及同画家的关系。这都将有助于我们对这位大师的许多作品进一步的理解。
这本《伦勃朗传》，是有关这位画家的第一手资料，它的可贵之处在于真实。伦勃朗尽毕生之力从事绘画和铜版画的创作，他不象米开朗琪罗和鲁本斯那样广泛地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  因而没有留下任何书面材料。我们只能从这本传记中去探索他的生平事迹和创作道路。本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欧美各国出版了一些研究伦勃朗的著述以及以他的生平和创作为题材的几本小说和一部电影。但所有这些作品几乎都是以这本回忆录为蓝本而撰写的。
所以这本书可说是了解和研究伦勃朗的最翔实的依据了。
第一章 我初次看到萨丝佳，发现她是个孱弱多病的妇人
一六四一年秋天，是暴风雨持续不断的时期，十一月的天气越发恶劣，大水成灾，淹死许多牲口，城市浸沉在永不消散的潮气里，墙壁全都发了霉。泥炭还没有运进城，就开始下起雨来，因而可以利用的燃料只有湿透了的木头，这种东西不是根本烧不着，便是使屋里充满一团团的浓烟，大多数人都宁肯冻得打哆嗦，不愿呛得透不过气来。
各种疾病广泛流行。我家第二个女仆（这时我还用得起两个仆人，而且一向认为，最崇高的思想方法，须借助于最舒适的生活方式，方能充分发挥作用；我坚信，托马斯·阿·肯培如果在德·蒙旦先生舒适的楼房里度过一生，而不是在沙土遍野的奥维莱赛尔山中消磨岁月，那他必会成为一个更受欢迎和更为有用的哲学家）1 ——苒蒂进来说，有个姑娘找我去给一个女人看病，我想：“唉，糟啦，又得出去狠狠受冻了！”我倒希望让我安静地待在家里。
因为这时我实际上早已停止了一般出诊业务。虽然为了想要尽可能多学一些外科手术，每天仅到医院去一趟，但是我已不再接受私自求医的病人，全天时间都消磨在我布置的一个工作室或称为实验室里，这间屋子在我的楼房底层，里面有个大火炉（烧煤），在这里作实验，没有引起火灾的危险。
我走到客厅里，发现来人并不是一个姑娘，而是一个中年妇人，她的面色丝毫不能引起我的同情，我正要送她出去，嘱她另找医生，而她却以责备口吻打断我的话，说道：“如果不是急症，我家主人一定会派我去请个有名的医生，可是我家太太好象眼看就活不成了，所以才叫我就近找个大夫来——好坏都行。”这个前来求救的人，竟见机行事，出口伤人；她的这种完全失礼的言词，刺痛人心的直爽，不知为什么，倒使我觉得幽默有趣。名医弗朗素瓦·拉伯雷是用嘲笑为世人治病的，而不是用药丸和药膏，如果他遇到这个出言刻薄的泼妇，必会感到高兴。他也许要让她嫁给庞大固埃，而他自己的生活，也将因此过得如同苏格拉底的几段富于家庭乐趣的生活一样快活。想到这里，我本应回答然而没有回答她，就穿上外衣，跟她出去了。
要走的路并不远。我们沿着霍特库柏渠畔往前走，后来向左转个弯，越过安桑奈·斯鲁伊水闸，进入安桑奈·布利街，便在一座两层的楼房前面停下脚步，这座房屋看来很象某个富商的住宅。
几乎没等我们敲门，门就打开了，有个人用焦急的声音问。“那一位就是医生？”我的那个令人不愉快的同伴尖声回答道：“是的，算是一个什么大夫。这是我在顶近的地方能够找到的一个人。我希望他能看病。”那个人听了说“说话要好听点儿，傻婆娘，你请医生进来，我去点蜡烛。”客厅里确实很黑，而且有一种呛人的酸味，这使我一时认为，我来到了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炼金实验的一个人的家里。但是蜡烛一点着，我立刻看到，这不是一个实验室，因为房间中央的一张小桌和几把椅子上，摆满了素描和画槁，四壁上（虽然我只能隐约看到）立靠着许多幅油画，不过这都是用阴暗的色彩画成的，我看不清楚它们所表现的主题。
我也不认识这家的主人，而这些素描和油画显然就是他画的。这里的主人是一个身体健壮的人，看肩膀和胳膊，象个石匠或木匠。的确，他开门时，我一看就认为他是个级别较高的工匠，做惯了繁重的下力活儿，同时也还受过些训练，能看懂表格和建筑设计图——大概是某一个建筑公司的职工领班吧。然而这样的人又不大可能在城里最好的街道上自己买座房子住，不过，在我们这个奇怪的城市里，新建房屋如同雨后春笋，发财致富易如反掌（特别是那些同市参议会有某种关系的人们）。可说无奇不有，海伦街某些最好的住宅，都属于几年前还不曾见过肉叉，或者还不知使用餐巾的人们。因而我心平气和，认为这种情况不足为奇，并问道：“病人在哪儿？”“在大房间里，”他回答说。他的声调使我吃惊，因为这声调非常的温文尔雅，跟他那有点粗鲁的平民外表毫不相称。因此，当我脱去外衣（当然是湿的，因为外面大雨倾盆）时，就已暗暗认定，我得和我自己这个阶级的人物共事了，于是自我介绍说“我是凡·隆恩医生。”他伸出手来跟我握手（他已把蜡烛放在椅子上，帮我脱下外衣），并向我微微一鞠躬，说“医生，承您光临，很是高兴。我姓凡·莱茵，请您劳神诊断的，就是我的内人。”他又端起蜡烛，带我穿过客厅，进入这座房子后半边的一个房间里。这里点着一盏个小的油灯，还生了一堆火，所以不太黑暗，我对这所住宅得出了一个总的印象，这使我刚进来时产生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更为强烈。
这种感觉一向很难说明，而且一个医生也不便说明，因为医生和他的病人接触十分密切，往往忘记事情发生的次序，万一某个病人终于死了，人们就很容易认为，我当初进入病人家中时便强烈觉察到的那种死亡的预感，是我在最后的惨事发生之后很久才捏造出来的；的确，我也曾无意识地捏造过这种预感，在给人医病而彻底失败时聊以自慰。
然而至少现在的这个事例，情况并非如此。我曾经有机会说明，就“教徒”这个词的平常惯有的意义而言，我不是一个教徒。我是我那公然表明不信神的祖父当之无愧的后裔，他在被某一个教派割去了耳朵，被另一个教派摧毁了生计之后，决定自已创立一种新的信仰，反对一切教义，只信奉基督的一个有名的教条，那就是要我们亲善待人，和睦友邻；信奉伟大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的戒律，他的意思说，真正聪明的人只管自己的事情；还信奉摘自一位著名的拉丁诗人的一行诗，这位诗人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就已发现，世界上确实没有任何理由使我们不能在讲述真理时面带笑容。
对于这种混合的哲理，我曾用一个名叫米奇尔·德·蒙坦的法国人的著作，作了丰富的补充，这位法国学者当时刚刚开始在我国闻名，他（在我看来）给我们写下了一本人类从未写过的最公正的书。
在这种自己创造的神学体系（我的祖父经常向我传授这种道理，正如我的祖母以深奥的训词向我说明烹制美味菜肉蛋卷的家传秘方，这是一种象拯救灵魂那样的既简单又复杂的艺术）中——在这种简明而极易掌握的“日常幸福掼指南”中，决不包括预感性质的鬼神、奇迹和假想的心灵体的流露。
我们城市里当时有个习惯（绝不仅限于一些不甚开化的阶级），那就是不先问算命先生，决不采取任何行动。有些生意兴隆的晶球算命师和其他算命先生，都是古代肠卜僧的后裔，那些僧侣根据杀死的一只倒霉的猫的肠子，解释人的运道。许多人对星卜深信不疑，不少人对于姓名、数字或从附近教堂院子里顺手拔来的一把野草进行研究，试图从中探知神的秘密。
我从来不受所有这些荒窘无稽的迷信的欺骗。有时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得到认可的火卜家、棍卜家，或石卜家（或者所有这一流人自称的什么占卜家），因为如果我一旦能够使自己相信，火红的烙铁、泉源，或小圆石足以显示万能之神的旨意，那么我也就能够相信（象我的绝大多数邻剧那样），古今的智慧尽在两三千年前一伙游牧者和小贩们所写的一本书中包罗无遗，可惜这一伙人不但无知，而且偏爱残忍的行为，并认定只有他们才掌握了救世的真正秘诀。
因此，我除了多少喜欢用纸牌预卜天气之外（这是我从瑞士一个步兵团大尉那里学来的一种完全无害的玩艺儿，灵验和失效的机会各占一半），对于玄妙的事物从来毫无兴趣，而我所遵循的，只有苏格拉底的智慧向我揭示的良心的指使，以及古代伟大的圣贤遗留给我们的全部科学的结论。
所以当我谈到进入这座房子而产生的某些凄凉的预感时，我所说的并不是任何玄妙的东西。不过我赞成萨摩斯岛毕达哥拉斯的意见，认为世上既没有生，也没有死——一切创造无非是同一种原始力量的明确表现，是的，甚至井和地下源泉，也正象所有的云彩、河流、冰河和暴风雪一样，都是大量的水所产生的形式和形状略有不同的种种表现，这些水包围住我们，淹没住大半个地球。
我也和他一样相信，对于这原来就有的大量的水，即希腊人称之为“活力”的东西，永远不能增添点什么，同样不能减少点什么。由于有了这种深刻的信念，我能够毫不畏惧地预先估计到死亡（死亡被我的所有基督徒朋友们认为是凶险的妖怪）。因为我知道，世上既没有始，也没有终，而整个生命，仅仅是“永恒的持续”所产生的一段看得见的表现，而这种“永恒的持续”，是我们永远不能探知或理解的唯一的秘密。
但当限期已到，一个人必须把他可能从“永恒之力”的大仓库里借来的一点活力（借期有长有短）交还出来的时候，总要有一些明显无疑的即将发生变化的迹象，这和雷雨袭来之前或火山爆发之前自然界产生的迹象完全一样。我讲不出这些迹象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对于这些迹象，我始终不能象对于自己花园里的花卉那样加以分类，或在象对于喉部的症状那样加以描写。但是每逢在街上或者某个快活的团体里遇到一些人，我往往会忽然发觉，“那个男人”或者“那个女人”的寿命不会太长了，不久以后，果然听说他或者她没出一个月或者一星期就去世了。对于动物甚至植物，我也有过同样的体会。我记得从前有一对年轻夫妇，只生了一个孩子（已经不能再生第二个），他们把全部思想都集中在幼小的儿子身上。这孩子由两个训练有素的保姆日夜守护，形影不离。父母不让孩子上学，怕他呼吸到别的学生呼吸过的脏空气，清了几位家庭教师来教他。甚至从不带他出去散步，只许他在自己的花园里玩，好在花园很大，他有充分的活动余地。我和这孩子的父亲有点认识（他在莱登大学学过法律，当时我在那里学习解剖学），他让我看了他的孩子，并且骄傲地吹嘘说，他的这个儿子将来一定成为我国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要认真爱护儿子，确保他的安全和健康。我知道，他将大失所望，那个可怜的孩子活不太久，不过我当然没说出口。几星期后，那孩子在花园里玩耍时，被黄蜂螫了一下。黄蜂螫痛了他，他当然用手搔了搔，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这样做。三天以后，他患败血症死掉了。
每年都有千万个小孩子被千万只黄蜂螫，从未出过事情。但是这孩子是注定要夭折的，即使不是一只黄蜂导致死亡，那也必会有一只蜜蜂，一道闪电，或者落下的一根梁使他送命，但他迟早总要在某个地方遭到某种不幸，造成这种料想不到的后果。我从未发现这种预感与结局不符，这次我一进入安桑奈·布利街的这座房子，便立刻知道：“在这里，永久的变化过程即将发生，不出明年，门上必挂黑纱。”后来我亭止了对这个问题的继续思索（这整个的沉思过程，占去许多页手稿，但它在我的心头闪过，为时不到两秒钟），装出一副深切关怀的神色，病家都希望看到医生的这种神色，而且往往证明，它比几大桶的药粉和药丸都更有效。
病人躺在修造于墙壁凹处的一张大床上，因为只有富豪才深深喜爱法国人的习惯，睡在那种置于房间中央的四柱卧榻上，夜里空气流通。她的床前有个摇篮，我得先把它挪开。才能走到近处给她看病。我请她的丈夫把蜡烛递给我，并且低声请他问一问，他的妻子是否睡熟了。但是他还没有回答，病妇便睁开眼睛，以非常低微的有气无力的声音说“不。我没有睡熟。但我很疲倦——非常疲倦。”于是我在床边坐下，进行了在这柞情况下照例要进行的检查，问了一些问题，但看来，这已使病人力竭不支，我只得尽可能问得简短些。摸了脉，发现脉搏很弱，很不正常，但跳得非常的高，再摸她的前额，发觉冰冷有汗，然后我给她盖上了她那条蓝色的被单（我发现这个房间里样样都是蓝色的，四壁上挂的是浅蓝色的壁毯，所有的椅子上都铺了蓝色的座垫），嘱咐她尽量设法睡着，并对她说，我立刻给她送一服镇定剂来。于是我转身对她丈夫招招手（我从前在哪里看见过这个人？我在床边坐着时，忽然想起从前我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他——但到底在哪里呢？），表示要单独和他谈谈。他又端起蜡烛，走到门口，对保姆（就是去请我的那个女人，她始终在客厅里等着送我出去，这时以自疚的神态走来，就仿佛她方才趴在钥孔旁偷听了谈话）说：
“基尔蒂，你来看护太太，照应孩子，我和医生到楼上去坐一会儿。”我们一起上楼，进入这座房子前半边的一个大房间，这里放满了花瓶、盘于、锡镴酒杯、古老的地球仪、雕像、奇异的宝剑、金盔、绘画??到处是画??四壁上挂满了画，椅子旁靠满了画，倚在桌子四边的是画，互相靠在一起的也是画，这使我一时不禁想道：“这人是个古玩商，根本不是艺术家。”但片刻之后，他给我让座时（他先从请我坐的那把椅子上搬开了一本用羊皮纸包住的厚书，十几幅蚀刻铜版画或画稿，以及上面的一个小小的古代罗马皇帝或将军的胸像），态度那样潇洒自若，这使我又诙复了第一个印象，认为他是画家或雕刻家，只是我记不清从前是否听到过他的名字，但是一直觉得，我应当知道这个人，而且肯定认为，这不是我们的初次会面。
于是他又小心地拿开另一把椅子上的一个漆过的大盒子、一只小茶杯和一个茶托，以及很不相称地同这些东西放在一起的两个小瓷人，把它们统统搁在摆设着笑眯眯的黑人头像的桌子上，然后坐下，交叉起双手，以奇妙的姿态仰起头来（这是眼睛近视的人常有的姿势），用一种沉着的声调说：
“你也无须对我说谎。她的病很危险，是不是？”我一时无从应答，后来为了争取时间想一想，我说“也许危险，也许不危险。不过在我得出明确的结论之前，你最好先回答我几个问题。”我相当详细地询问了他的妻子的病历，而听到的答复，果然肯定了我最担心最怀疑的事情。他们结婚已经七年。他的妻子不是阿姆斯特丹的姑娘。她是从伏列斯兰越过须德海来到这里的。他本人生于莱登。他的父亲是个磨坊主，十一年前六十二岁时去世了，母亲是一年以前才过世的，当时五十一岁，他们共有六个孩子，四男二女。据他所知，他们兄弟姐妹部很健康。“当然，”他说，‘实际上这和可怜的萨丝佳的病情毫无关系，不过我是在考虑我的泰塔斯，因为这个婴孩在我看来不很健康，我希望让你知道，至少从我这方面来说，他出身于十分健康的家族。”但从他妻子那方面说，谈出的情况并不这么良好。“你知道吗？”他对我解释说，“她的家庭出身比我好得多，不过我发觉，不知为什么，这样的富家子女，似乎往往不如我们这些小时候三人共睡一张床、幼年就得自行谋生的孩子来得健康。”我大概听到过她父亲的名字。他叫罗伯塔·凡·奥依林堡。就是他，当年正同奥伦治公爵共进午餐时，锡拉德刺杀了公爵。他做过雷瓦登的市长，曾奉命谒见公爵，商谈北方的政治局势。凡·莱茵没有看见过他的岳父，因为老头儿在一六二四年就去世了，当时萨丝佳刚满十二岁。她的父母另外还有八个孩子，但双亲去世后（母亲过世比父亲早一年左右），家就散了，萨丝佳随同他的堂兄亨德利克流浪到阿姆斯特丹，堂兄开了个古玩店，偶尔也买卖绘画，凡·莱茵就是在这个店里遇到了萨丝佳，后来她给他做过几次模特儿。“在最初，奥依林堡一家人有些超然绝俗，”画家对我说，“但亨德利克并不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他向我借过一些钱，所以他也许觉得，如果他的堂妹给我做模特儿，我就不便催他还账，况且这个可怜的姑娘在阿姆斯特丹举目无亲，相当苦闷，总想找些刺激，所以常带她的妹妹一同到我的画室来，这完全是一种冒险，因为你知道，上流社会对我们这些画画的人抱住怎样的看法。”结果，他们两个订了婚，后来就结婚了。“而现在，”他继续说，“恐怕我要失掉她了，因为十个月以前，在我们的孩子出生前不久，她吐过一次血，分娩期间几乎送了命，今天晚上在我们派人请你之前，她又一次吐血，虽不如第一次严重，但这说明疾病还没有彻底医好，经常为她看病的那位外科医生，自己患了一种肺病，在他痊愈以前，我希望你能劳神为她医治，因为你住得近，她的可怕的窒息常常发作，我看她有生命危险，很希望请到一位住得不太远的医生。”这似乎不是选择医生的最讨巧的理由，但我对这个人深感兴趣（从前我在哪里和他见过面？），他很奇怪，既象一个有点妄自尊大的显贵，又象一个无依无靠的孩子，这整个住宅以及里面大量的绘画，家具、瓷器和罗马参议员雕像，都使我觉得和我们这个颇为繁华的城市阿姆斯特丹显得十分不调和，因而我同意接受委托，并告诉了他。
他听了说声“谢谢”，但并无深为感激的表示，他显然想要回到楼下去，不过我又请他坐下，因为他方才对我谈的都很重要，但我还有几个问题要问他，然后才能够对病人恢复健康的可能性发表意见。
“除了楼下这个男孩之外，是否还生过孩子？”“生过好几个了。我们结婚一年后，生过一个男孩，很小的时候就死了，后来又添两个女孩，也都在出生后不久就死去了。”“他们是什么原因死的呢？”“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他们似乎只是没有足够的力气活下去。孩子的母亲身体太弱，不能给他们喂奶，这可能多少有点关系，但是即使在我们找到奶水很足的保姆之后，孩子们也仍然没有得到好处。他们从未不哭，总是乖乖地躺着，过些时候就死去了。”“现在的这个孩子出生时还健康吧？”“不！不很健康。出生后的几个钟点里，这孩子看来似乎又要立刻死去。”据说后来助产土给他洗个冷水澡，他才开始哭起来，显然是这个办法救了他。但是他的母亲一直不能给他喂奶。现在他们又雇了个保姆，就是给派去请我的那个女人，她这时正在楼下服侍病妇。但是孩子还没有得到好处，他常常哭叫，面色很苍白。
于是我又问他一个问题“除了楼下那个大房间以外，你家还有没有房间，可以暂时让孩子在里面睡一睡？”“有的，好几个呢。楼下有一个，这里这一个，还有我的画室和装有蚀刻铜版画印刷机的那个房间。”“哪个房间里阳光和空气最充足？”“我妻子住的那一个。”“别的没有了？”“还有放印刷机的那个小房间。”“就让孩了睡在那里吧。”“不过这么一来，就无法在那里工作了。我有四个学生替我印制版画。他们刚刚开始印刷一幅新版画，即牧师安斯洛肖像。昨天我手印了三张初校样，把铜版稍微修改了一下。但是学生们明天就要开始印制这幅肖像。我已经接到二十五份订件。假使要把那个房间腾给孩子住，倒是件很麻烦的事情。”“不过，孩子最好暂时不要和他母亲睡在同一个房间里。”“这么说来，你已经知道了她生的什么病？”“不，我不知道，我还不能肯定，一两天内，大概就会知道的。这期间，保姆最好带着孩子住到你的印刷间里，她也许能够在那里设法给自己铺张床。”“我们另外还有一张小床。”“那很凑巧。”“你明天还来吗？”“我当然来的。”
“今大晚上你没有什么事要做了？”“没有了。她也许会感到非常疲倦。她应当尽可能多睡觉。我回去时经过药房门口，叫给她配一服安眠药来。如果她睡不着，你就每隔一小时给她服两茶匙药粉，用少量开水送下。但不能让她服药超过三次。我不希望使她的心脏受到太大的副作用。现在我就回去了。”画家从椅子上站起身，为我开了门。我又一次看到蓝色麻布工作服下面他那强壮有力的肩膀，硕大的前额，忧郁烦恼的眼睛，以及普通的鼻于和宽阔的下巴，那下巴几乎是以挑战的神情，要把世人呼唤过来严加痛斥。这是个奇怪的人，既有绅士的风度，又带砖瓦搬运工人的神气，我到底在哪里看见过他？
出来时，我经过病人的房间，但是可怜的女人似乎睡着了。我摸摸她的前额，发觉又冷又粘。她显然已经退了热，但是她的面色更坏。第一次看到她时，她虽然也是面色苍白，但两颊各有一片鲜明的红晕，现在红晕消失，面色憔悴发青。她的脉搏变得那样的弱，我几乎摸不到了。我把手放在她的胸口，心在跳，但十分轻微。她确实是个孱弱多病的妇人，似乎已经衰竭到弱不禁风的地步。如果她能够睡一整夜，明天早上我们就有机会挽救她的生命，不过我并不抱太大的希望。
就在这时，我听见方才去请我的那个女人发出愤怒的声音，现在她正在客厅里跟画家谈话。
“我不那样做！我偏不那样做！”画家回答道：“嘘一嘘！别这样叫嚷。太太会给吵醒的。”她却越发尖厉地继续说：“嘘你自己去吧！我偏不那样做。”“但是医生说，你必须那样做。”“呸！医生什么事都不懂。尽出瞎主意！我带孩子带了一辈子，就没听见过这种胡说八道，你那老婆不过是受了点凉。因为受凉就这样大惊小怪！
不用说，医生们一定会给你出些瞎主意，这样他们好向你多讨点钱。”这时病妇已经醒来，在轻轻啜泣。我踮起脚尖走到门口，严斥那个保姆，“你要按照我说的做，”我对她说，“要不然，明天我就向医师公会控告你。可以不听从我的意见，但是你以后休想再找到工作，这你得考虑考虑。”她以高傲的神气望着我。“是，医生，”她用甜言蜜语的声音说，“我就按照你的吩咐做。”她走进房间去抱孩子了。
凡·莱茵把我送到门前台阶上。
“很对不起，”他道歉说，“不过如今要找个好的保姆真太难了。
“对的，”我回答，“但是如果我是你，我要尽可能早点辞退这个女人，我不喜欢她的眼睛，她那副神气，看来随时都会大撤泼。”“我明天一定尽可能另找一个。”他答应我说。于是，我向他道了别，朝左转弯，向欧德·新格尔街走去，我知道那里有个药剂师，晚上睡得迟，因为他是个业余音乐家，曾经卖给我一把自制的中音提琴。
我找到了他，当时他还在房屋后半边一个小房间里工作。他有一套理论，认为提琴的音，取决于琴上涂的那种漆，所以许多年来他一直在用各种不同的油和树脂作实验。他不久以前买到了一种新奇的树脂，叫做“柯柏淋”或者类似的名字——这是一种向英国订购的看来挺好玩的黄色流质。触很想源源本本地和我谈谈这种树脂，并说明现在他的提琴的发音和格里摩纳伟大的尼古拉·亚马蒂的提琴没有两样。但是时候已经很晚，我也累了，所以我叫他洗一洗手，到药务间去，把我开给新病人的那眼药配起来。当他拿出许多瓶子忙着配药时，我问他是否雇有伙计，能否派他跑一躺，把药送去。
“路远吗？”他问。
“大约要走十分钟。就是布利街的那座大房子，圣安桑奈水闸那边第二家。”“你说的是伦勃朗家那座新房子？”“据我所知，他姓凡·莱茵。”“对的。我想，他是莱登人，他父亲在老莱茵河渠开麦芽磨坊。不过一般人只知道他的本名。”“这么说来，他很有点名气？”药剂师诧异的望着我。“据说他常给奥伦冶公爵画橡，画的很多。他一定相当高明。”“哦，”我回答。谈到这里我就回去了，又经过布利街时，我看见他家楼上那个房间里还有灯光。
“一个奇怪的人，”我自言自语。“他不久就要变成一个很不幸的人，但是我到底在哪里看见过这个人呢？”
第二章 我在什么情况下初次遇见伦勃朗
过去十年间，伦勃朗给他的美貌夫人所画的一些肖像，是在他的财产被警察局长拍卖之后才和世人见面的，这些画像轰动一时，我（作为她的医生）经常不断地被人问起，她究竟是怎样一个美人。天知道，可怜的萨丝佳原来是那样一个面无血色的人，直到临终，也未能使自己稍有情趣，而她的丈夫，却在我的生活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我们的初次见面有关联的每一件琐事，对我来说都变得十分重要。那天雨夜离开他家时，我一直在努力追忆从前和这个人见面时的情景，现在打算谈谈我们曾在什么情况下初次相遇，然后便能看出，我那几个偶然交上的朋友和这件事情有些关系。况且这几位朋友都是异常出色的人物，描写了他们，会使我得益不浅。同时在不拟发表的私人日记里，这种多少有点离题的写法应该是许可的。
因此，我再一次回到若干年前，继续讲述这个故事（这是大多数生活故事所常用的一种叙述方法）。事情发生在一六二六年四月，当时没有下雨，而且阳光明媚，又值复活节的早晨，阿姆斯特丹的善男信女都已进了教堂，但是我的三个朋友，赛里姆、让- 路易斯、柏纳多和我本人，早已决定在这一天作一次新的冒险，租一只游艇，划到马金岛去。这是一件很担风险的事情，因为那个孤零零的沙洲上的居民都有一种野蛮的天性，素有业余的海盗和土匪之称，这使大多数游客远远避开他们的岛屿，只有那些估计必能受到竭诚欢迎的四出传道的牧师是例外。
但是赛里姆说，这条航线他很熟悉，他在做土耳其战舰的船长时，曾经经过这里而驶往黑海北岸一个荒凉的沼泽地区，那个地区住的是游牧部落，属于一个叫做斯拉夫的奇怪民族。赛里姆这个人乘渡船过港湾就会晕船，竟能奉命出任战舰指挥官，这对我始终是个谜，不过在那时，凡和这位足智多谋的伊斯兰教信徒的道德，脾性或习惯有关的事，我都已不再觉得奇怪。况且还有让一路易斯和我们同去，他的才能几乎可使人人心悦诚服，因此我认为，他完全能够驯服须德海上的那些野蛮人。
我们无论如何总算约定了，要在十点钟在蒙泰尔班塔附近集合，这座古塔就在港口旁，那里每月两度成为尽情狂欢而又惨不忍睹的场合，因为签了合同要到东印度群岛服役的士兵和水手，就从那里上船前往巴塔维亚，每逢这时，鼓声暄天，千百个醉醺醺的女人又唱又喊，兵贩子们欢天喜地嚷成一片，他们觉得，只要把这批新近招募的愿做牛马的人们交给他们的新主人，自己便完成了任务，所以这时一连几天纵酒作乐。但在其余的时候，这座古塔矗立在庄严的寂静中，似乎确是我们四个要作和平郊游的正派市民理想的会面场所。
因为路程较近，我比其他几位到得早些，但我一走到欧德·斯堪斯街，立即发觉气氛有些不平常。情绪紧张的男男女女三五成群站在渠畔，全部注视着同一座房子（这是一所常见的好房子，在阿姆斯特丹任何一条街上都能看到这样的房屋），不时有人喊道：“我看见了其中的一个人！”或者“整个房子里挤满了那种人！”再不就是“出来了一个，他想翻过屋顶逃跑呢！”接着又有一个人大喊道：“当心啊！他们要开枪啦！”于是所有的人一哄而散，尽快地在树木和成捆的货物后面找个藏身之地，这些货物盖上油布堆放在这里，原是等待码头工人星期二早上回来搬运的。
整个事件说来似乎荒唐透顶，我们的城市素以秩序井然著称，城市自卫队是个控制得很严格的组织，市政当局在某种情况下虽然可能接受建议，宽恕一般个人犯罪的小罪犯，但对于暴动，则必严惩不贷，倘若有人暴动而遭逮捕，必被绞死在市政厅的窗外，绝无宽容余地。“你们尽可以为非作歹，”市长仿佛说，“偶尔互相抢劫，甚或偶尔互相杀害，但须维护社会的安宁，不可破坏法制和我国严明的法令所规定的秩序。”因此，认为复活节早晨会发生暴动或其它各种事端的想法，似乎有点荒谬。我向站在我旁边的一个人转过身来，这人天生一双平庸的黄色眼睛，紧闭住嘴唇，显然在十分得意地独自欣赏这个不平常的事件的演进。
“请告诉我，”我向他问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他立刻变得刁钻狐疑。
“嘿，你还不知道？真奇怪，你竟然不知道！”我对他说明，我是几分钟前才来到，还没有来得及打听清楚。
“哦！”他说，“这座房子里挤满了阿明尼阿斯教徒。他们在那里做祷告，打算杀个小孩，用他的血来祭神。”当然，如果我还敏感，就不会继续进行这种谈话，但在那些日子，我遭受一种严重的精神痛苦。我简直摆脱不了一种想法，总认为所有的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他们也必赋有一定购逻辑推理的起码才能。我当然知道，某些人并不完全和另一些人同样聪明，但我常对自己说，那只是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发展机会造成的结果。“给他们一个机会，”每逢朋友们说我是个笨老头的时候，我便对他们这样说，“给他们一个机会。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机会。他们谁也没有运用过他们的较高的本能。跟他们谈谈！对他们说明道理，然后你们迟早会发现他们的可贵之处，他们也将永远感激你们，因为你们指点了通向真理的正确道路。”我充分相信这个观点的正确性，所以几乎每一个星期，我都要花费许多宝贵的时间，同某些人们进行徒劳无益的讨论。在这些人看来，连二乘二等于四这个定理，也是高深莫测的秘密、大可怀疑的东西，因为《圣经》里没有提到这一点。在当时的局势下，除了彻头彻尾的傻子之外，谁都不会同那些狂热的教徒展开争论。但在那个时期，我不够聪明，依然相信有条有理的辩论应当有效，于是我回答道：
“但是肯定地说，亲爱的先生，人们并没有为了阿明尼阿斯教徒的利益，而重新宣扬关于犹太人的那老一套无稽之谈吧？”天哪！那小子听了多么愤怒！但他是个典型的胆小鬼。他向着早已小心地躲藏在十几个大木箱后面的那群男人和小伙子转过身去。
“喂，来人啊！”他喊道，“我已经捉到了一个那种人。这里这个家伙是个暗藏的阿明尼阿斯教徒，快来捉住他。”于是那群人从掩蔽处一涌而出，向我直扑过来，无疑是要袭击我。就在这时，那座房子的大门忽然打开，十几个男女象受惊的兔子一般，为了生命和自由冲了出来，向街道左边奔逃，因为那里似乎把守得不甚严密。暴徒们掀起一片欢呼，奔去追赶他们的逮捕对象，我被独自丢在一旁，面带羞惭的神色，这正是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大蠢事时的那种表情。
但是有个人以快活的声音在我背后说“还打算象平常那样通过讲道理，或者通过一种友好温和的争论，解决如今世上的问题？”原来让一路易斯和柏纳多已经到了。他们说“赛里姆刚刚也在场，但他又走了，因为他说，看到基督徒互相残杀，总要使他那样柔情的穆斯林教徒觉得痛心，他到里德街等候我们。你最好在那些畜牲们回来之前走开吧。”然而我们还没有进入邻近的另一条街宣，便听到了枪声，一连自卫队从北边开来，于是我们发现自己夹在暴徒和士兵的中间，处境进退维谷（因为暴徒们看来要动武）。我们茫然地呆站了一会儿，后来柏纳多说：“那边去！瞧，那里有个酒店！”我们向酒店门口奔去，这时店房里面有个人正要锁门。的确，我们要冲进酒店的企图，险些儿又引起一场激烈冲突。这时真算侥幸，我忽然认出了酒店老板，他是市立医院的一个老病人，而且他也认识我，因为他说“快点进来，不然会出麻顷的，我不希望他们到我家打劫。”我们至少暂时算是安全了，因为无事可做，我们坐下叫了三杯烧酒，向店主问起，这场混乱是什么事情引起的。他说，他也不十分了解，不过这条街上有座房子，显然是阿明尼阿斯教会一个会员的产业。五六年前，按照神教院的章程，雅考巴斯。阿明尼阿斯的信徒被从教会里开除出来，从那时起，他们一直在欧德·斯堪斯街的这座房子里集会，听他们的一个牧师讲道，同时通过共同的祈祷和对于信仰的承认，在患难之中互相鼓励。这种秘密集会当然是违法的，阿姆斯特丹的教会提出强烈抗议，但是这些阿明尼阿斯教徒，或者说是抗辩者，或者被称为其他什么人，都是些勤劳正派的公民，所以即使这些破坏宗教道德的罪人公开承认对宿命论和幼稚的天罚论点表示深为怀疑，市政当局也不肯控诉他们。只要他们纳税，只要他们在每周集会时谨慎从事，他们就可以随意唱诗、祈祷和传教，当局自然多半不会干涉。
可是今天早上，有几个学生没到安息日圣经学校去读经，他们利用这座房子的走廊做蹠骨游戏，因为吵闹得很厉害，有个人从屋子里出来，要他们出去另找地方做游戏。但是，别家的走廊当然不肯让他们利用，所以一连五六次要他们出去，他们一连五六次辱骂那家主人，那个可怜的阿明尼阿斯教徒最后气得忘掉了自己的一切信条，大发脾气，向辱骂他的一个年轻的无赖打了两耳光，那小子用怎样难听的名字称呼房主，这里不再重述。年轻的流氓不肯白吃亏，他放声大叫，说是遭到了谋杀。有几个过路的人就袒护他，这是我国一般人的习惯，他们总是不问是埋，便支持他们自己那个阶级的人。
另一个人喊着说：“那座房子里窝藏了阿明尼阿斯教徒和天主教徒！”这真是火上加油，因为这时早祷归来的人们陆续加入愤怒的人群，警卫队军官独自一人赶了来，叫他们走开，他们情绪激昂，不肯听从命令。
我是通过百叶窗上的一个小窥孔观看的，当时百叶窗早已匆匆放下，遮住窗户，因为哗哗啦啦打碎玻璃的声音，使我们知道相隔不过几户人家的地方正在发生什么事。我看见那军官先同人们谈判，后来犹豫不决。他显然不希望使用武力，但那一刹那的思想动摇，就足以决定被包围的做礼拜者的命运。人群掀起一阵可怕的吼叫，石头、棍子、泥块又一齐噼里啪啦向那座惹人气恼的房子猛投过去。然而，不知是有意还是偶然，有一块石头击中了等候在稍远处的一个士兵。他一心盼着看到不光彩的阿明尼阿斯教徒受到公正的报复，但是如果他站在那里，被石头砸破了鼻子而仍然毫无作为地呆在原地，他是要遭殃的。我看见他端起步枪瞄准一个人。就在这时，乌合之众的头目之一，一个面目可憎的恶棍，两只手昏攥一块鹅卵石，嘴里噙着一把长刀，突然狂怒地转过身，向军官逼来，后者仍是独自一人，宝剑尚未出鞘，绝对无力自卫，进逼者无疑会把军官当场击毙，幸亏那个士兵开了枪，正打在暴徒头目的两眼之间。只见那人丢掉长刀，挥起双臂，抛出石头，腾空跳起四英尺多高，成了死尸一具摔在地上。
这是一场大混战的信号，接下来的半小时中，展开多次断断续续的战斗，人群里好几个已被逮捕，炮击的危险性这时候几乎没有了，所以我们说服店主，让我们打开百叶窗，因为这种普遍的怒气的发泄，在怀有哲学志趣的人看来十分有趣，我们不希望放过研究邻居们的机会，他们为给自己神秘的上帝争取更大的荣誉，进行着打破头颅和窗子的战斗。
于是我忽然看见一件事，觉得极不平常。一个青年人倚着一棵树，若无其事地站在那里，就仿佛他是独自一人在公园里描绘一只小鸟或者一只松鼠，其实他是在这里勾画必然要来的乞丐中的一个，这些乞丐早在打劫即将开始时已经匆匆赶到（我们城里的乞丐对这种事嗅觉很灵），这时正和伙伴们争论，他们到底是坚持下去好，还是应该引退，因为警卫队的到来，无论如何已使打劫成为泡影。有儿个人显然赞成看个究竟，但是另一些比较谨慎的人，似乎赞成逃之夭夭。
当他们仍在争论这一点时，暴动分子和士兵之间的战斗忽然得到了新的推动力，因为从东印度公司的一条商船附近赶来一些士兵，手持短剑，一齐向可恶的异教徒们表示，他们不能在自己城市里宣传他们那讨厌的教义，并企图获得成功。又是一场激战，许多人头破血流，手指劈裂，石块来主纷飞，然而这期间，那个奇怪的年轻人始终在进行他的速写，仿佛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也随时可能被砸死。我们三人全都被他吸引住了。他的衣着很朴素，象个大学生或者级别较高的工匠，头发留得很长，这是当时的风气。但是他是有眼睛的，我们三人都看到了他的眼睛。
“我们一定要同他谈谈，”让一路易斯喊道，他喜欢那种旁若无人的泰然自若的态度，“我们一定要请他和我们一同去旅行。在我们同岛上人办交涉时，他将对我们大有帮助。”但最后，等到士兵们把乌合之众迅速肃清，我们可以开门出去的时候，那个年轻人已经走了。我们到处找他，但找不到。我们只好不再搜寻，向店主道了谢，给了他很多酒钱（因为也许他救了我们的命），然后到了里德街，在约定的酒店里找到了赛里姆。他正在兴致勃勃他讲解他给女侍者戴上的一只戒指的秘密，那女侍者听得入迷，让他用一只胳膊搂住她一一“这样她更能体会所讲的事”—一我们进去时，他对我们解释说。
当然，我们的野餐和结伴航行已成泡影，因为城市的那一部分一连几天全部怒火中烧，谁要一意去找快活的游艇，那是担风险的。人们个个义愤填膺。他们竭力保护自己的家庭、家人和孩子，使之免受可怕的异教徒的沾染，他们对于真正的宗教事业忠心耿耿，而落得的下场却是象狗一样遭受枪杀。
一旦想到在这种情况下有谁竞将社会利益完全置之度外，而去划船取乐，便可能引起一场新的风波，因此我们采纳让，路易斯的建议，到他的高楼里去。
他按照真正的法国方式给我们做了一种菜肉蛋卷（法国人做菜肉蛋卷和我们不同，不用面粉，而用一种比我们自己家里做的薄饼还要松软得多并且更易消化的皮子）；赛里姆用肉丁和面糊给我们做了一种稀奇的菜，他称之为“伊什——凯巴布”，他对我们说，这是穆拉德四世陛下喜爱的一种菜；柏纳多按照真正的葡萄牙做法给我们拌了一种色拉，味道也不错，虽然稍嫌油腻而蒜味略重。我一直坐着思量方才那个奇怪的年轻人可能是谁，他竟能那样地全神贯注于工作，当人们在他的四周互相残杀时，他还继续画他的画儿。
他的面孔使我久久难忘。但我后来没有再看到他。直到一六四一年十一月的那个雨夜，当我睡在床上辗转不寐之时，才终于恍然大悟。十五年前暴动场合里的那个奇怪的年轻人，正是我的这个新病人的丈夫。正是伦勃朗·凡·莱茵。
第三章 讨厌的女人照例是非常讨厌的
我又来到布利街上这座房于里，看过病人之后，当我们在画室里坐下时，我谈起了十五年前的那次暴动。我没有记错，伦勃朗到过那里，那只是偶然的事，因为那时他不住在阿姆斯特丹。一六二三年，他来这里住过一个短时期，跟拉斯特曼学绘画，但在一六二六年，他已经又回莱登。那一年他只在阿姆斯特丹逗留过两星期，打算把他的绘画卖出若干幅。那次旅行不很得意，绘画画得不好，但也并不是坏得无人问津，于是他又回到莱登。据他解释说“因为在家里吃饭不花钱，因为我可以把换洗衣服交给家里洗。”谈到那次暴动事件，他还依稀记得他在画画的时候，四周喊声不绝。“但是我实际上已经忘记了，”他补充说，“我只记得，我碰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最富于诗情画意的无赖汉。我一向暗暗喜欢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流良汉，他们既不纺纱，也不织布，  不干他们该干的任何事情。他们撒谎、偷窃、欺诈、游荡、赌博、上吊，或者惨死在道旁，但是他们决不装模作样；他们肮脏就是肮脏，喝醉了就是喝醉了，画家画来一目了然；我愿意把我那天画下的一个给你看看，我已经把它制成了腐蚀刻铜版画，等将来——等我消除了这种烦恼的时候一一我把它找出来给你看看——要等将来一一等萨丝佳病情好转的时候。”“病情好转！”我暗想道，“你这个可怜的人啊，我应当立刻告诉你。
但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她并不会因为我告诉了你而多活一天。不会的！让你在最后的惨局到来之前，仍旧抱住希望吧。”于是我们谈这谈那，以及其它事情，但是这也好那也好，都象“其它事情”（姑且认为指的是世界大事）一样，大都丝毫不能引起我的这位新朋友的兴趣。
我有时试图引出我的一般病家认为重要的话题，谈到英国国王和他年人民之间似乎有纠纷，一旦国王和国会之间发生争执，势必影响我国的贸易；也谈到瑞典和丹麦之间似乎永远解决不了的松德峡通行税的难题，万一发生公开的敌对冲突，将给我国的粮食贸易造成极大损失，并且可能迫使我国出面袒护一方，而我国海军正是需要对西班牙发动最后进攻的时候，所以势必付出巨大的代价；还谈到，有人写了一本书证实南太平洋亚洲和美洲之间，必有一大片陆地，我们城里的某些商人对这个意见深感兴趣，打算派出一支探险队，去发现那片神秘的陆地，占有它，掠夺它，这将是一个很可观的新的财源。但对于这一切问题，他只彬彬有礼地点头称是，根本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
后来我谈起了艺术，我对艺术（除音乐外）一无所知，我和他谈起一个意大利人的两幅画，作者的名字我已遗忘，但绘画表现的是罗马大戏场，以晓风残月和公共会场的废墟为背景。我说，任何一个年轻的画家，如果能到那个奇异的国家作短暂的逗留，研究古代的大师，必会得到很大的启发；他说，对的，对于少数几个年轻画家来说，这也许是有益的事。如果他们生来就是拙劣的画家，那么最好到阿尔卑斯山的那一边去做拙劣的画家，而不要老待在这一边，当然，古代的大师们是卓越的，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画家，但是他们所要讲的故事，是通过他们的绘画淋漓尽致地讲述出来的，而这些绘画，人们在荷兰也象在其它地方一样，都看得到。
因为一个人在什么地方画画，确实无关重要，而主要的全在于他怎样画画。数以百计的年轻人为了要到国外学习艺术，以致倾家荡产，他们还不如待在国内，加入面包师公会，或者做裁缝，当码头工人，因为只要他们有才能，即使从不离开自己的陋巷或者自己的房间，才能也必然会显示出来，如果他们没有才能，那么，意大利的日落和法兰西的日出，西班牙的圣贤和德意志的魔鬼，都不会使他们成为真正的艺术家。
当他还很年轻、才画了少数几幅绘画时——想必是一六三○或一六三一年——康斯坦丁·霍伊根斯看到了他的作品和他的朋友约翰·里文斯的作品之后，对他们说，他们画得都很不错，确实大有前途，不过他们是两个高傲的青年人，认为自己聪明伶俐，没有人配教他们，但是如果他们肯到意大利作短期逗留，研究一下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确实会有些长进。然而他们回答说，他们不能浪费时间，做这种长途的海上旅行，因而一直住在本国不动，到后来，他们和别人一样学到了技巧，而且始终保持勤学苦练的习惯，而勤学苦练，可说是那快活的意大利天空下的生活中最苦的一面，因为那里有世界各地的女人听人支配，以及更多的美酒供人享用。
谈到这里就完了，几分钟后，我们的思想势所必然地又回到楼下大房间里的病妇和楼上小房间里的婴孩身上，谈到母亲迅速康复的可能性，以及孩子是否受到了母亲的衰弱体质的遗传，或者能否度过难关。说起这孩子，我实在完全弄不懂。他看来很健壮，但不肯安静，常常哭叫，这就惊吵了母亲，使她疲劳不堪。因为不用说，只要我一离开这座房子，那保姆便找借口，立刻把孩子从楼上铜版画印刷间里搬回搂下的住室里。
如果我偶尔进来碰到这种情况，那保姆总是有一种似是而非的理由可讲。不是那天早上主人要用印刷机，便是那个房间里油墨气味太重，需要通一通风，他们怕孩子受凉；或者说，她要到花园里去给孩子洗衣服，那时总不能把孩子一个人撂开不管。以及如此等等。
这类的抗辩理由是不难找到的。这种旧式的不管喂奶的保姆在我们的社会里占有一种可笑的地位。她们一般都是出身于贫寒之家的妇女，但因为她们在有钱人家过生活，所以沾染一种摆架子的习气，这使许多人上当。干这一行的，当然有一些忠实肯干而又能干的人，非常能够帮忙。然而也有许多人好吃懒故，漠不关心，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为她们满脑子都是直接从中世纪遗留下来的迷信和坏点子，而中世纪的人，往往只知道怎样死，很少知道怎样生。
这些女人实际上是对社会的一种威胁。她们一到别人家里，一切都给弄得乱七八糟，男主人给吓得不知所措。她们很快就给自己造成一种少了她们不得活的气氛。“要是没有她们，家里样样事情都会不如意，她们不但救了母亲，而且也救了孩子”，以及诸如此类的说法，一直劝得那可怜的男主人相信，肥胖得意而执拗如牛的女仆是他的家庭幸福的救星，因而对她施礼打躬，敬若女神。连亲戚们也都听信了这种无稽之谈，于是那保姆便把漂亮的新生婴儿抱给他们看，收下给她的赏钱，让人人都侍奉着她，就好象是她，而不是婴儿的母亲，熬过了生孩子的严重苦难。
当她看到自己一旦有了失去这种趾高气扬的地位的危险时，她便搬出她那大量的所谓“保姆的奇谈”，用有关孩子们的故事吓唬可怜的父母，说什么有的孩子突然又多生出两只手，有的孩子得了古怪的毛病死去，或者说，有的孩子被人狼吃掉了，因为保姆不在场，没有把妖魔鬼怪给赶走，而妖魔鬼怪，都是靠一种神秘而灵验的咒语引起这些灾祸的，只有她们做保姆的，才掌握破除这种咒语的秘诀。
是的，我知道有些保姆在发觉自己受到轻视时，便处心积虑地偷偷给孩子灌下一种不甚强烈的烧酒和牛奶混合剂，为的是“把孩子从可怕的死亡中挽救出来”，从而取得全家人终生的感激，岂不知要“医治”这种病，只用拿牛奶代香烧酒，并且让孩子睡一觉，从幼年的暴饮致醉中清醒过来。
画家家里的这个保姆，就属于这后一种类型。她是个难看的女人，容貌粗鲁，语声高傲而带哭音。这两种声音的结合似乎不可能，但她确有这种腔调，她使我想起了一些杂种狗，它们能够同时发出尖嗥和狂吠。她是一个号兵留下的寡妇（这我后来才发现），常常谈起她自己有家，不必去吃别人饭的那些日子。她的伎俩十分简单，任何一个局外人一眼就能看穿。她完全知道病人的情况，因而理解到，她的主人不久就要成为鳏夫。她存心做填房。
她也许觉得，我乍为一个旁观者，可能不大容易瞒得过，而且会设法警告主人；因为整个事态异常明显，已经不能天衣无缝地瞒住那个受到任何刺激便可能送命的病妇，因此她有双重的理由憎恨我。第一，因为作为一个医生，我势必反对许多事情，而这些事情在她看来，都是古来就有的一部分礼仪，都是她轻而易举地捞些外快的办法，第二，我可能使她那要当第二个凡·莱茵夫人的计划成为画饼。
看来似乎我太注意这个女人了，而她并不值得，因为世界上到处都有歇斯底里和诡计多端的女性，她们很少是饶有风趣的。然而萨丝佳死后不久，就证实了我对基尔蒂的隐秘意图所作的判断是正确的，一连好几年，这位可怜的画家的生活，被这个从前的女仆和她的哀怨与牢骚弄得颇为悲惨。
如果伦勃朗当初按照我的建议把她辞退，所有这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
但是这个人做起工作来，就完全忘掉了自己的一切，只要他对一个光线明暗的问题发生了兴趣，他就往往实际上一连几个星期穿着同一套衣服生活、睡觉、起坐、绘画、散步；他往往一连几个月每顿只吃一片面包和两条青鱼，就因为他在忙于一幅腐蚀铜版画而再也想不到任何其它事情，这个把自己当作奴隶而残酷对待的人，始终使他的身心进行着最紧张的劳动，直到过早地一头栽进了坟墓为止；但是对于女人，他显得优柔寡断，软弱可欺。
他不了解女人，而且我想，他在内心深处也并不喜欢女人。他是个身体健壮的人，有着公牛的力气以及往往同这种有用的动物联系在一起的其它品性。因此，他有时候很需要一个女人，一个女人而已，任何女人都可以。他天生是个心地极为善良的人，当然，女性都很善于识别他的这个内在弱点，利用他的弱点来满足自己的利益。结果，伦勃朗永远陷于家庭关系的某种烦恼中。
当然，实际上象他那样的人，根本不该结婚。因为无论订立怎样的婚约，当他应允说，他将终生同某一个女性相亲相爱时，他是在撤谎。许多年前他已经向另一个女性作过保证，而她是个妒忌心很重的夫人，决不会让他离开。
萨丝佳死后不久，有一次我试图对她的亲戚，伏列斯兰的一个牧师，说明这一点。他大吃一惊。
“那么你是说，”他张口结舌地说，“我那可怜的侄女嫁了一个不钟情的人？”“是的，”我回答，“她的遭遇和那些决定同热爱自己工作甚于一切的男人做终身伴侣的妇女完全一样。”可叹这是事实。它引起了一两个人的莫大痛苦，而给其他千千万万人的生活带来了不可思议的美。
这笔帐将使少数人看了高兴，而其他的人会厌恶地将它弃置一旁。
然而造物主往往选择奇怪的方法创造奇迹。
有谁会说，它做错了呢？
第四章 萨丝佳的病
是的，萨丝佳是个孱弱多病的妇人，但象许多肺结核患者一样，她完全感觉不到她的病情的严重。她只觉得衰弱无力，当然，有时候极度衰弱，发热渐渐耗尽了她的体力。她在以可怕的速度减轻体重，但她感觉不到痛苦或不安，除了偶尔一阵咳嗽之外，她几乎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疾病。
也许那些并非以怜悯人类病痛而闻名的天神，反而认识到这种痛苦多少超过了大多数人所能忍受的限度，但要减轻他们的痛苦，除非使用某种精神麻醉剂、而对付这种病例的麻醉剂，须由不可抑制的快活和坚定不移的乐观来配制，这种东西能使他们不相信没有了希望，不相信死亡只是几星期、几个月，或者至多是几年的问题。
我每次来访布利街的这家人，萨丝佳总是说。“我比上次你来看我时稍微好了一点，亲爱的医生。”她那样可爱，那样可怜，那样有耐性，而又那样毫无起色，我心里充满了对她的怜悯，有时候，我从安桑奈·斯鲁伊斯街角上给她买些鲜花来。那里的卖花女人是个奇怪的老妪，据说她是一个船长留下的寡妇，那船长被印度某个神秘的岛屿上的野蛮人吃掉了，但是有一天我打听到，她是一个由于违抗命令而被绞死的普通水手留下的女人，她给她那在爱情上衰竭了的丈夫编造一套故事，无非企图招引更多的顾客。
每逢带花来，萨丝佳便象小孩子那样高兴。我记得有一天，我给她买了一束乡下的紫罗兰，她做了一个小小的花冠，戴在小孩的头上。当然，无论我怎么说，那孩子仍旧住在楼下这个大房间里，而他母亲就在这里躺着奄奄一息。当她在火炉前倚着靠背坐在倚子上的时候，她甚至勉为其难地抱住幼小的泰塔斯在她的膝盖上跳。但是这在她做来十分费力，累得她一阵猛咳，我劝她躺下，她又不肯，并且说，只要吃点药，立刻就没事了。
这使我莫名其妙，因为除了安眠药外，我并没有给过她药品，因为我深知整个处方书里，找不出足以抵制这种可怕病症的药来。后来我谅讶地发现，那个说来可憎的保姆说服了她，叫她喝些药酒试试看，那种药酒是几年前来到阿姆斯特丹的一个有名的江湖医生配制的，他冒充巴比伦的公爵，声称自己发现了藏于耶路撒冷庙宇废墟中的国王所罗门配制长生不老药的秘方。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但他披一件粉红的斗篷，扎一条绿色的头巾，倒是一个挺聪明的无赖汉，见识颇广，几乎走遍了欧洲的每个城市，至少蹲过十几个监狱。他利用病人的情绪，就象已故的约翰·斯威林克试弹某个简陋的乡村教堂的风琴那样敏捷而巧妙，他的候诊室里经常挤满成群的迫不及待的病人，他们深怀敬畏的心理听他讲话，不等离开他的住所，便声称自己已被医好了。
他贴出广告说，因为他是上帝的使者，行医不能收钱，的确，诊断完全免费。但是为了预防复发，他劝告大多数主顾把他那有名的“长生不老药’买回几瓶，每瓶售银币一枚。我现在已有机会化验这种药酒了，因为我让萨丝佳回到床上，当她在静静休息的时候，我立即离去，但小心地带走了那瓶药。到家里，我尽可能仔细地化验了药酒的成份，发现其中包括甘草和甘菊，为使它稍微可口一些，掺了少量的糖浆。无怪乎这个庸医买得起漂亮的马车，它比医师公会任何正式会员的车子都阔气。
第二天，我对病人的丈夫谈了这件事，并把我的发现告诉了他，这种甘草水对于他的妻子也许没有直接害处，但也决不会有任何好处，因为她需要大量的牛奶和鸡蛋，但她必须戒忌一切势必引起胃里难受或破坏食欲的东西。他听了很生气，答应立即辞退那个保姆。我第二天又来时，发现她果然走了。我表示高兴，问起孩子在哪里。
“哦，”画家略带羞怯的表情回答道，“保姆抱孩子出去稍许散散步。
她说，她认为孩子需要透透空气，而且今天天气这样好！”天气真算太好了！刺骨的东风刮得百叶窗咯咯作声。满街尘沙飞扬。我进入病人的房间时，发现里面烟雾腾腾。孩子的母亲躺在床上呼呼喘气。
“保姆说，出去散散步没有什么不好，”她暗哑地低声对我说，“但是风那么大，烟囱都要给刮倒了，我起不来，只能喊叫，可是谁也听不见我的声音。”她说到这里痛哭起来，因为她的小宝贝经常和她在一起，今天却离开了她，她觉得十分难过。
我对凡·莱茵气愤已极，不再试图掩饰或隐藏我的感情。他一直待在楼上画室里不肯下来，我知道他必会这样做，因为他在这种家庭的骚扰当中感到束手无策，以致往往试图开导自己说，只有把自己锁在画室里，专心一志做工作，这些骚扰才会不了了之。我这次以坚定不移的口吻对他说，必须采取个什么措施，否则我就不再负责了。
这时我才忽然看出，他从不了解他的妻子病情的严重。他的思想全部集中在他的绘画上，除了粗鲁而直率地宣布大祸临头之外，任何办法都不能突破这个人对周围的健康情况的“无知”。现在他走到另一个极端。他痛斥自己的疏忽大意，把自己称为杀害妻子的罪人，他小心地把画笔在一罐松节油里洗净，仔细地在一块布上擦干，脱下画家工作服，把画架从亮处移开，走出室外，随手锁上房门，下了楼，在妻子的床边上坐下，握住她的手说：“亲爱的萨丝佳，现在我来给你做保姆吧。”据我所知，直到她死，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她的房间。
这是因为他非常深切而柔情地钟爱这个女人。的确，且将画布和颜料，或者腐蚀铜版画家的金光闪闪的铜版所创造的东西置之不论，在一切有生之物中，他最爱她。
第五章 伦勃朗请我参观他的画室，我开始对艺术有了新的理解
从此以后，布利街这座大房子里有了一种秩序。凡·莱茵在大房间的角落里辅了一张小床。雇了一个专管清洁工作的女仆，装硫酸的瓶子和盛松脂的盆子都已搬到大门左边的一间小屋里。一两幅发散出强烈的新鲜树脂气味的油画，也暂时移到楼上画室里，泥煤火改为木柴火。木柴的价钱贵得多，但看来主人的收入颇为可观，他没有理由计较这点额外开销。保姆基尔蒂仍然住在这座房子里，但她小心地躲着不见我。主人允许她每天三次抱孩子来看母亲，每当这时，如果仅仅眼神就能吓死人，那么我早已象圣徒赛巴斯蒂安那样悲渗地送了命，因为她的眼睛如同一大群罗马射手一般威风凛凛。但是只要她听从我的教训，我就不管她多么讨厌我或者多么痛恨我。我的责任就是尽最大可能，延长我的病人的寿命。她需要休息和有规律的生活，现在两者她都有了，因为凡·莱茵日夜守住她，耐心而又细心，但是既悲惨而又无益。
这一次他总算在生活中摆脱了那个从前一直闹得他片刻不安的泼妇。他没有摸过画笔。虽然我听说他早已接到订件，要给城市自卫队新建的俱乐部画一幅大型油画，但我从未见他画过任何草稿。我问他，那幅画是否已经完成，他说没有，从前已经动手，但不妨等一等，人们无论如何会喜欢它的，并且说，这幅画将来是否能够完成，他毫不介意，只要他能使他的妻子活下去，并日见好转。他常常一连几个钟点坐在她身边，低声跟她谈天，这似乎是使她安睡的最好的办法，因为十分钟或十五分钟以后，她便闭起眼睛，静静地躺着，可爱的面庞上浮现出微笑来，她看来那么年轻，就好象至多不过二十岁，要说她不久即将死去，似乎难以置信；然而我们的医术，尚未找出抵抗这种疾病的方法，所以冬天过去，新的一年到来时，我就知道这将是萨丝佳的最后一个年头。我对这件事感到十分羞愧，因为那时我自己的生活中发生了事情，使我完全忘记了凡·莱茵家的苦难。因为我们人类是很复杂的，当我们自己遇到烦恼时，便把邻居的苦难置之度外。就在这年冬天发生了一件事，它一时大有使我根本无法生存的危险，而在许久之后，它终于使我流浪国外，将近十二年之久。
那个时期有个惯例，凡是本市医师公会的会员，均须为医科学生以及愿意多懂得一些日常业务的庸医和理发师讲授解剖学。上次我讲解这门课程和进行直观教学，是在一六三六年的夏天，现在我又接到公会秘书的通知，要我做好准备，在明年三、四、五月再次讲授解剖学入门。由于近十年来我几乎一直在全力进行药物研究，不免有些荒疏，觉得需要恢复一下记忆，所以便上医师公会的解剖厅去看看。近八年来解剖厅一直设在圣安桑奈城门楼上，下面便是当地的肉市，这是个很不讨巧的地方，因为它给了存心不良的人们一个机会，借此作出尖锐的抨击，说什么医生和屠夫十分相近。
我必须承认，自从我上次讲了课，从未再到过这个地方，这次我惊奇地发现，有一边的墙壁完全给一幅大画遮住了，画上画的是站在学生们中间的尼古拉·彼埃德松医生。彼埃德松自从请画家画这幅肖像之日起，又已有了很大发展，因为他曾经做过我们城里的警察局长，并两度或三度被选为市长。
他也已经根据基齐尔渠畔他的房屋正面上雕刻的一株大山慈姑，而改名为“丢尔普”。
这幅画异常有力地吸引住我，因为在这上面，我发现了在其它绘画上罕见的东西——虽然我必须立刻承认，这一种艺术并不是我的所长。我小时候常常想画画，但是我的父亲有一种狭隘的宗教观念，坚信应该培养年轻人去做他们最不感兴趣的事情，而不应该允许他们按照生来就有的志趣发展。因此，后来显然看出（因为我经常不断地在石板和墙壁上、间或也在纸上乱画），我不但对画画有些天才，而且确实迫切希望用线条和曲线表达自己的意思，表现极其广泛的题材，诸如我家的老女仆雅考巴乃至被鲸鱼吐出的约拿，于是我的父亲当即决定，我必须做一个音乐家。
他不考虑我是否具备锐敏的听觉，是否具备做一个有经验的提琴家所必需的那种手指。他“决定了”，而在我幼年那个时代，做父亲的一经“决定”，做儿子的就得服从，这是不容分说的事情。于是从六岁起，到十四岁止，我每星期两次到托马索·斯塔卡托先生的乐室学习，他做过伊斯特皇室已故的马贵斯·埃考尔二世陛下的议院盛典琴师和音乐家。
这个矮小的意大利人如果说的是实话，他必已活了将近百岁，因为有一天，我在一本建筑艺术史中偶然发现，埃考尔是十六世纪前半期的人。但这种出自天真或可爱之人的虚荣心的小小谎言，原是容易得到谅解的，而且斯塔卡托先生是我所遇到的最有风趣的人物之一。他拉小提琴、次低音提琴和低音提琴，都同样熟巧，况且是个不平凡的翼琴弹奏家，这是一种魅力极大而又比提琴可靠得多的乐器，因为在我们这个气候潮湿的地方，提琴很容易变得喜怒无常，就象被放纵的丈夫宠坏了的妻子。
在我幼年时代有一种传统：所有的音乐教师都是顽皮的小学生捉弄的对象，尽可能把这些可怜虫的生活闹得悲惨不堪，是学生们的神圣职责。当然，音乐教师应该是艺术家，艺术家就不能象一般教师那样使用教鞭，因为打学生屁股是有伤艺术家尊严的事情。斯塔卡托先生小心地严格遵守这条规矩，使自己在教学中绝不施用体罚。但在他的一生中，曾经有个时期，他置备了一张用钢条做成的弓。天啊！现在我一想起那张又长又细的钢弓，仍会不寒而栗，每当我稍不留神，他便用那张钢弓痛击我的手指，凶狠得难以想象。
“B是降音号，”他总是用他那矫揉造作的声音说，“而你拉成了升音，”无论拉了升音或者降音，那张要命的钢弓总要照我的手指关节上又猛又狠地痛打一下。如果这看来还是一种失之过宽的惩罚形式，他便会发现我的左手没有按在正确的部位上，于是这只手就在一连串急速抽打下被击退到应按的地方。“缩回去！——请你把手稍微缩回一点，我的孩子——稍微缩回一点——再缩回一点！”崩！崩！崩！
这是一种教人学拉提琴的奇怪的方法。然而不知怎的，倒也颇有成绩，我虽没有什么天才，却学会了欧兰多·第·拉索和阿卡德尔特的一些较简单的曲子，拉得相当正确。不过我的演奏是从书本里学来的东西。它不是出自内心的东西，所以如果允许我按照生来就有的志趣发展，我很可能成为一个相当出色的图案画家，现在我已年满四十，还是一个毫无热情的提琴演奏者，而对我所热爱的造型艺术，依然是个毫无希望的门外汉。
同时我却看到过很多绘画。我们的城市里充满了绘画。有时我似乎觉得，我们的城市简直要被真正的财富撑破了，就象一条布袋装了过多的粮食。我们这里的各个港口空前拥挤。交易所附近的各条街道，给人一种永远繁华的大集市的印象。早上，当乐师们在水闸上演奏的时候，人们便会看到土耳其人、德国人、黑人、法国人、英国人、瑞典人，甚至远道而来的印度人，他们人数之多，不亚于荷兰人。所有的道路似乎都通阿姆斯待丹，世界的大河好象不再流入北极，它们全都把船只送到我们的港口——船上装满了香料、丝绸、粮食、鲸油和七大洋沿岸的各种产品。
有些人相信，这些令人惊叹的幸福所以源源降临到我们身边，是因为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在上帝面前特别得宠。怎么样或者凭什么而得宠，我不能理解，因为我从不觉得我们远比我们的许多邻邦人和善、慷慨、谦虚，而这些美德当然是应该直接感动天上万能的主宰的。按照我对事物的推理（虽然我谨慎地把这种意见秘藏于心），我们应当把这种繁荣归功于幸运的地理环境，而这种环境，曾经使我们仅仅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长期艰苦地作战。我国人民中间体质较弱的早已死去。他们熬不过漫无止境的围困、饥饿，和对父母或子女的牵挂，因为老的小的随时可能被绞死、烧死，或者处车磔刑。体质强壮的熬过了灾难。敌人一被赶出我国领土，那些强壮的人立刻充满力量和热情，他们不得不给他们那过分旺盛的精力找个新的出路。看一看地图，就会使他们兴奋欲狂。我们这个小小的国家再也容纳不了他们。他们已经迫使西班牙国王屈膝求饶。英国的老王查理疲于应付那个叫做克伦威尔的唱圣歌的反判者。法国的路易斯根本软弱无能，他的母亲和母亲的亲密朋友红衣主教，即母子争吵和内閧期间统治法国的那两个人，也毫不足道，只能作为低下甚或淫猥的酒馆里谈笑的有趣话题。瑞典人和丹麦人因其愚蠢的争吵可能引起麻烦，但无论如何，通向波罗的海沿岸粮田的海峡将畅通无阻，如果他们试图干涉我国正当的贸易，他们双方都将倒楣。最后，还有德国和地中海的小小统治者，但他们根本滑稽可笑，够不上找什么麻烦。
于是，我的同胞们仅仅为了一定要向自己常常证实他们自己是怎样的英雄好汉，便一定要去扯中国皇帝的发辫，去烧土耳其皇帝的胡须，去拉斯匹茨北尔根的北极熊的尾巴，去同弗吉尼亚酋长的女儿谈情说爱，到印度的宝塔里饮啤酒，在卡利库特神圣的祠堂里永不灭熄的佛灯上点烟斗，做出无数下流、危险，同时也是残暴的事情，这些事情理应叫他何赔出生命，但相反，都使他们口袋里装满了欧洲各国通用的金币，使他们比从前加倍蛮勇而肆无忌惮。但当然，过了十年或二十年这种生活之后，他们的年岁稍大，不再能做这类的消遣，于是退出这种猛攻天堂和地狱之门的事业，一变而为体面的人物，在我们这个城市新开辟的区域里给自己买一所大而无当的房屋（他们备受我们那些贤明的市长的掠夺，因为市长们专以这种不动产做投机买卖，就好象整个城市都是他们的私人财产，他们无论盗窃社会多少财富，从不对任何人负责），当然，他们必定要向邻居们炫耀他们多么富裕（有了一袋一袋又一袋的金钱而没人知道，岂不是笑话？），于是在自己的住宅里摆满了重达一吨的古雅的法国椅子，只有骡子才能拉得动的西班牙箱子，以及绘画——一排一排又一排的绘画。
我想，他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那些绘画表现的是什么，也不曾从任何方面注意过它们。不过他们知道，旧日的修道院院长、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公爵、英国和法国的贵族，都曾以绘画装饰自己的住宅，所以他们也必须挂些绘画。
结果，无论我到了哪里，无论我的病人是伏尔德斯街的一个普通屠夫，或者是住在希伦渠畔阔绰地区的一个印度富商，我总是发现自己处在琳琅满目的彩色油画的包围之中。其中有些绘画也许很好，少数的绘画无疑很低劣，但大多数的质量都挺不错，因为美术家公会坚持最高标准，任何人都必须严格而艰苦地学习许多年之后，才有希望取得画师的资格。
但是不知为什么，我在遇至伦勃朗之前，对于这种艺术形式一直是所知无几。
当然，常常有些绘画为我所喜爱，而另一些绘画我就不很喜欢。我从前对于绘画多少视之为当然。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的肖像，就是那个男人或女人，只不过是亚麻仁油和各种颜料画成的，而不是由血肉形成的。装在金黄色画框里的一幅风景画，和我从自己前窗里所能看到的同一幅风景并无任何差异。用色彩画成的一块羊排或一条死鱼，仍然是一块羊排或一条死鱼。看来虽然十分美观而灵巧，但那是死的。
而如今，我忽然发现画出的东西也可能有灵魂。
我不喜欢“灵魂”这个词。它发散出过于浓厚的神学讨论的气味，我从小就一直听到我的周围在进行这种讨论；但是现在我简直想不出其它的表现方法，来把我的意思同样妥贴地描绘出来。所以只好使用这个词，而且要再说一遍，我忽然迎面碰到了被认为无生之物（因为一幅绘画岂不只是一块涂了肮脏的了层植物油脂的麻布？）的有生特质，而且我不能不体会到，“死的”和“活的”这两个形容词，并不完全象我往常所认为的那样界限分明。
这一点是我通过同伦勃朗的谈话（不过很少能够引他谈起他的工作），或者通过对他家墙上琳琅满目、风格各异的名家绘画的静静观看，才豁然贯通了的。就在那天早上，我到了医师公会，站在忙于进行解剖方面直观教学的尼古拉·丢尔普和我的六七个同行的肖像画前面的时候，我才十分突然地受到了第一次启发，我一到阿姆斯特丹，就认识了尼古拉·丢尔普，而同画上的其他几个人、也大多有着颇为愉快的一般交情。在我做学生的时代，曾经上过数百次的解剖学课。我知道，在我的一些比较有名的同行中间，每当剖开绞刑台上或贫民收容所里某个不幸的牺牲者时，总要清画师把他们画下来，这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我曾经和全城一起大笑，因为有一个虚有其名的老医生在同一个年轻人进行激烈的业务争论期间，请一位画师给他画了一幅这样的肖像，并贿赂画家，叫把他的一个“学生”画成他所憎恨的那个争论者，从而使人们注意他自己在生活中的优越地位。我也曾经和全同一起狂笑，因为那个年轻人认为礼向往来，他赠给医师公会一幅大型油画（遗憾的是，画得并不太好），在这幅画上，他自己被表现在进行“直观教学”的时刻，剖开了一具令人作呕的尸体的内脏，这具尸体同在前一幅画上使他丢丑的那个有学问的教授，有其虽嫌幼稚但很显然的相象之处。
但是所有那些普通的“解剖学课”绘画，都仅仅是往事的记录而已。它们告诉观众：“在某一天和某个房间里：某个医生由某某几个医生围在四周，解剖了某个人的尸体，发现人脑的前中枢回旋介乎于后中枢回旋和最高前中枢回旋之间（当然如此），或者剖开了腹部，断定病人死于多年来经常滥饮所引起的一种肝疾。
然而伦勃朗为尼古拉·丢尔普所作的这幅画另当别论，完全另当别论，虽然我不知道应该作何解释。这幅画并非仅仅讲了一个故事。它使无形的思想得到了有形的表现——这种思想压倒一切，致使同这种思想有关联的那个故事，退缩到无关重要的地位，只不过象是人们初次聆听伟大的先知登山垂训提出人类戒律时，用来记录原句的那张不相称的羊皮纸罢了。
画上的尼古拉·丢尔普已经不是当时最富庶的城市里一个大名鼎鼎和时运享通的开业医师，不是他那富裕的父亲的肖子，不是连续四次出任他那个社会里最高官职的一个聪明的政治家，也不是一个著名的解剖学家和曾将当时整个药物学界组织起来的一个才能不凡的行政长官。他变成了一种神圣的求知欲的活灵活现的化身，这种求知欲旨在探索自然秘密，它总有一天会使人类摆脱大多数的名目繁杂的疾病和痛苦。
他周围那些人的面孔，也不再是索然无趣而勤勤恳恳的医生面孔，他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学点东西以便提高他们在医学界的地位，从而多收一点医疗费，给他们的妻子头几件参加集会时所穿的新的绸衣服。他们的眼睛掠过横陈在他们面前的那具尸体而看向远处。那些眼睛看到的不止是一只膀臂的筋络。他们所注视的是隐藏在一切生物本内的秘密——无法理解的永久的秘密：“使那些肌肉能够活动的究竟是什么？”我试图使自己的印象明确起来，又恐怕我不能完满地做到这一点。一天夜晚，当我和伦勃朗一起坐在他的铜版画室里闲谈的时候，也没有从他那里得到对于我的想法的大力支持（萨丝佳又曾剧烈地咳了一阵，但终于睡着了）。我告诉他，我看到了那幅绘画，而且我相当注意修辞，用了些很长的词汇，大谈艺术和艺术的使命，这种谈法是我从某些画家和雕刻家那里听来的，他们曾经在一个酒馆里一起谈过一个晚上，某一个人为他们付了酒钱。
他觉得还算有趣，但也并非觉得特别有趣或者令人惊奇。
“医师，我一直觉得你是个有才智的人，”他说，“你给我看过的你那些小画稿都很精采。你可能不象某些进了艺术学校的青年人那样下功夫学习过，但是你的天赋很高，你一开始时的许多优点，就是那些可怜的人终生难以学到的，无论他们多么努力。可是你瞧，你现在已经四十岁了，甚或更大些，却还没有发现所有真正有才智的人一开始时就懂得了的道理。”“这个道理是什么呢？”我问他。
“这个道理就是，除了事物的内在精神之外，世上的一切都不足道。”“指人的不灭的灵魂而言？”“指古往今来事事物物的不灭的灵魂而言。”“桌、椅、猫、狗、房屋和船只的不灭的灵魂？”“正是。”“书本和剪刀、花朵和云彩的不灭的灵魂？”“对的。”我沉默了一会儿。后来我举目望望这个目光疲惫的人，他那粗壮的双肩劳累地下垂着。
“全世界上有多少人能够理解这个道理？”他笑了笑，以失望的姿态举起双手。然后慢慢回答我说：“嗯，每百人中也许有三个或四个。至多四个。在很特殊的情况下，有五个。”“其余的人呢？”“他们不会懂得我们所谈的，但是他们会报复。”“怎样报复？”“他们让我们饿死。”谈话迅速达到我所不能理解的地步。
“晚安，”我说，并伸出手去。他跟我握握手。
“晚安，医师，谢谢你，明天下午两点半或者三点钟，如果你有空，希望能来一次。有一样东西，我想给你看看。”他一边说，一边送我走过客厅，向我道了晚安。
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天在下雨。相隔不过数家的犹太法学博士的住宅里还点着一盏灯。麦纳赛·本·伊兹列尔还在他的印刷机上印东西。他经常在印东西，据说他以金字印出了他的几本著作。他是个博学的才子，一个单纯可爱的人。一时我很想进去看看他在干什么。但是就在这时，南教堂的钟楼上敲了十二点。当—当—当—当—我想，关于那个道理，真可以写成一本书。砂漏的内在精神，时钟的内在精神。当—当—当—当—出生、生活和死亡——幸福、疾病和健蹑——希望和失望——当—当—当—当。
这是一种很适于睡觉的心情。我把身上披的斗篷裹得紧点。转了个弯。
一家酒店的门打开又关上。满街都是醉汉的语声。
“让我告诉你，”有个人对着另一个人的耳朵胡说道，“现在我要谈的是，一种事物是怎样的就是怎样的，不会是另样的，懂吗？一个人是怎样的就是怎样的，他不可能是另样的，懂吗？”“当然，约翰，我懂的，”另一个人回答。
“那很好，”醉醺醺的哲学家脱口说，“因为如果你不赞同我的意见，认为事物是怎样的就是怎样的，那我就恨不得敲打你这个笨脑袋，懂吗？”另一个人说，他董的。
我没有再听他们的讨论，我回家了。
当我抽开门闩时，雨还在下。
第六章 伦勃朗画了一幅大画，他希望借此成名
第二天上午我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后来回家吃午饭，三点稍过一点，我又到了布利街。这是病人的情况恶化的一个日子。然而她坚持离开床铺，坐在椅子上，用几个枕头支住身子。孩子坐在她的膝盖上。保姆忙着把几件衣服挂在火边烘干。我对她说过，叫她不要在病人的房间里洗衣服，但当然，她不肯听从我的劝告。我进来时，她抱怨了一句，把孩子的衣服收起来，扔到一个柳条篮子里，砰然一声关上门就走开了。
“今天又是她逞凶的日子，碰到这种时候，我简直对她没办法，”萨丝佳抱怨道，“有时候，我几乎觉得她是个疯子。”“真遗憾，”我回答，“你的丈夫早该辞退她了。”“这我知道，但是他不愿意找这种麻烦，他是个善良的人，也很想管管家事，可是他的心全在他的工作上。保姆是专管照应孩子的，你也知道，我做不了什么事。不过我不久就会好转的，我觉得我比几星期前健康多了。今天我照了照镜子，我的两颊和没患这次严重感冒时一样红润，你不觉得我的气色好？”我肯定对她说，我从未见过她的面色这样好看。我没有必要撒谎，这个可怜的妇人在发高烧，她的两颊现出深暗的红晕，她所认为的康复象征，只是死亡的预兆罢了。从这天起，再过四个月，或者至多五六个月，她就要长眠在老教堂里一块花岗石板的下面。我们的责任是使她在世的最后一些日子尽可能过得幸福。我说了几句夸奖孩子的话，这是个挺漂亮的男孩，但象所有的儿童一样，他对病人有一种天生的厌恶，总是要竭力挣开。
“他可爱吗？”她问，试图把孩子举起来，但发现太重，她那细细的胳膊举不动他。“啊，他是这样一个可爱的小宝贝！我们将来让他做海员。”“不让他象父亲那样做个伟大的画家？”她慢慢地摇了摇头。“不，”她说，“我希望他幸福愉快，无忧无虑，我相信，艺术家们并不是这样的。”“但是你总不能怀疑，伦勃朗是幸福的！他有他的工作。他有你，”——我发觉这话说错了，赶快设法纠正——“他有你，有这个孩子，以及??”但是她听到这里打断了我的话。“你头一次说的对，”她说，“他有他的工作，而在工作之余，他才有我，他让我打扮得象个公主（我并不是），或者象仙女般的皇后（这我更不敢当），我变成了他的工作的一部分！”“最美的一部分，”我微笑道。
‘哦，哪里，你这话讲得太客气了，不过反正一样，我仅仅是他的工作的一部分，而不是他的生活的一部分。”“自从你给他生了这个可爱的孩子，你就已经变成了他的生活的一部分。”她以困惑的表情望着我。她的全部欢乐顿时消散，高兴的神色变为一阵突如其来的忧伤。“你真的相信这一点？”她面带困惑的表情向我问道，“因为如果我自己不这么想，那我真愿意明天就死。现在我甘愿等候这一天的到来，而且唯恐它来得太快。”我打算讲些我们这一行老生常谈的千篇一律的无聊故事反驳她，但是就在这时，伦勃朗进来了。他怒不可遏，十分气愤地在咒骂。
“这个白痴！”他喊道，“这个完全无可救药的笨汉！我还以为我终于教会了他使用印刷机呢。上次他把纸张全浸透，碰一碰就立刻变成纸浆。这次他又把铜版放在滚子下面而不垫毡片。铜版给压弯得象个铁环。害得我又要全部重新做一遍。否则我可能已经顺利售出了一百份。老牧师安斯洛的肖像，每印一次都能售出一百份，门诺派教徒很舍得花钱，只要画的是他们那一派的牧师。”萨丝佳伸出手来，这是一只非常苍白而纤细的手，但形状很可爱。“到这边来坐一会吧，亲爱的，”她央求他，“你干吗不打发那个学生回家呢？
既然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讨厌的人，你当然不必让他待在这里碍你的事。”她丈夫的怒气顿时烟消云散。“我也这样想过，”他回答，“但是再找一个也许一样的笨，甚或更笨，而且这一个为了要跟我做学生，每年付一百银币的学费。不过现在我要告诉你，我想怎么办。我们不是斋要一些引火柴吗？”“我们经常需要。”“这就好了。我叫他到院子里去劈木柴。我就对他说，这种锻炼对于臂力有好处，一个画家得有结实的肌肉。一个好主意，这我要归功于你，如果让我独自一人再考虑两分钟，我就会撵走他。现在，我的好医生，我们两人要出去稍微散散步，我想让你看一样东西，也许我还要告诉你一些事情——要先讲好，我可怜的萨丝佳有气无力地勉强笑笑，但笑得不很自然。红润的面色又一次从她的两颊上消失净尽。她看来衰弱不堪，当我们搀她回到床上的时候，她咳得厉害。
“她不应当这样常常活动，”当我们走到外面街道上时，我警告说。
伦勃朗摇摇头。“这我知道，”他说，“但是当她坚持要起来的时候，我有什么办法让她躺住不动？况且，如果我不扶她起来，她就要喊保姆帮忙。”“我原来认为你会解雇这个女仆。”“我想过。我也试过。真的，我曾经力图这样做。但是这件事相当困难。你知道，我是很忙的，这件事要花费很多时间??”我明白了。这个人只知道世上的一件事，那就是他的工作。他成了个家。
我们大家迟早都要成家的，而且我们大多数人都要设法把家庭维持下去。但是这个可怜的人当谈到他自己的这一种艺术时，是个巨人，但当面临日常生活的无谓烦恼时，立刻变成一个可悲的小懦夫。他愿意试图解决在他以前不曾有人敢于处理的画面光线的明暗问题。但是如果叫他来宣布解雇一个保姆，一个对他的妻子和孩子的健康是一种威胁的泼妇，他就害怕了，逃跑了。
当然，我们大家各有各的性情，各有各的职业，要使某一种人变为另一种人，那是徒劳无益的，因为这简直办不到。我怀着这种明智的感想，跟随我的主人走到街上，这时他停下脚步向我问道：
“假使我们在去阿姆斯特尔河畔之前稍微绕个弯，从犹太人住宅区走过去，你有没有反对意见？你会看到一些罕见的景象。”我回答说：“当然没有。”因而我们没有朝左边走，而向右边转弯了，不久，我们就到了一个和全城其它地方有天渊之别的世界里。
我们城市里这种奇怪的发展，原因很简单。四十年前，这个郊区还是一片沼泽。后来这里的水稍微排除一些，但房屋仍然很潮湿，所以只能租给贫民中间的赤贫者。这类贫民多不胜数，因为自从我们宣布脱离西班牙而独立，我们的城市就一直是来自世界各地千千万万人的避难的天堂。他们中间的某些人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他们听说，我们富裕得超过了最荒诞的贪婪之梦，所以在荷兰谋生，要比其它任何地方都容易得多。另一些人则是宗教改革后立即涌现的无数宗派中某一派别的信徒。这些人匆匆来到这个伟大而自由的共和国，不是因为希望避免遭受他们的敌对宗派的迫害，便是因为（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他们认为，在据说行政长官十分宽厚的这样一个国家里，他们自己倒有可能对别人进行一些迫害。
十六世纪八十年代，葡萄牙为西班牙所并吞，当时国王腓力普所做的第一件事，当然是通过一张布告，他根据这张布告，仅仅把那些认为应该出来做些工作的人们从新征服的领土上掠夺过来。
我的祖母常常对我讲起，在九十年代，第一批葡萄牙侨民开始到来，每当听说载运亡命之徒的船只即将驶入港口时，人们便涌到“Y ”形海岸去观看。
她叙述了那些船上的可怕情景，男人女人和小孩，全都同他们那很少一点衣物拥挤在一起（他们至早在被驱逐前二十四小时内才得到通知，被迫在这段时间内卖掉他们的房屋、不动产和商品，并整理行装），而且船舱口一打开，便发现其中一半人已经由于缺乏食物、饮料和新鲜空气而死去，或者奄奄一息，活着的被带到岸上，发给一些牛奶和面包，然后在一片十分恐怖和可怜的表情中间被带到个别市民的家里去疗养。
我的祖父虽曾发誓信神，但听到这里总要打断她的叙述，怒斥那些诋毁公众这种慈善行为的犹太牧师们，因为大约在一千五百年前，犹太人也杀害过他们本族的先知之一。“就好象有过哪个民族不曾杀害它本族的伟人似的！”老头儿试图这样为议院辩护。于是老太太便提醒他说，他是个基督徒，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他却哈哈大笑一阵，说道：“我是个基督徒？我是个反叛者，一个真正的诚实的反叛者，我打仗打了一辈子，骂人骂了一辈子，从未放弃过可以得到纯酒和不纯洁的女人的机会，我杀过我的敌人，我爱过我的朋友，我恨过罗马教皇和日内瓦那个冒牌教皇。荷兰公爵万岁！等我死了，我要直接去见上帝，他对待我所爱的一切人不公道，我要把我对这件事和对他本人的意见如实地告诉他，这么一来，我无疑要下地狱，在那里和在世上一样，我仍然要做反叛者，但是谢天谢地，地狱里的气候不会象穿着刚洗过的裙子乱弹竖琴的小天使们那里一样寒冷！”于是这两个风趣的老人满怀深厚真诚的感情互相望望，显得非常衰迈而又相当孱弱，他们愉快地笑笑，眨眼工夫就睡着了，手拉着手，亲热得就象是前天才结婚。
现在他们已经故世好多年，从前那些侨民已经发财致富，迁移到比较时髦的附近地区，但是每年都有一些新的侨民从外国迁来。在伦勃朗领我走过的这个区域，听到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第绪语和德语的机会，仍比荷兰语多；商店看来仍然象集市，食品依旧发散着强烈的香味。至于这里所住的女人们，为着惊讶的异教徒们所不了解的原因，仍旧坚持把头剃光，装上假发，这种东西又笨拙又难看。
我一向很少到这个“小耶路撒冷”来，因为这里的人有他们自己的医生（也都很高明，虽然他们喜欢用些特别的药方），而且每当我有空到空气新鲜的地方散步时，我总是喜欢上港口去，眺望船舶入港。但是伦勃朗似乎很熟悉城市的这一部分，而且显然同这里的半数居民都有泛泛之交，因为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逢迎取悦地向他点头哈腰，摘下帽子问声“先生好”，就仿佛他是市长或者某个大官，而不仅仅是个画家。
不过他立即向我解释了这一点。“你千万不要认为，他们所以这样彬彬有礼，是因为他们对我的作品有一知半解。我是个大方的顾客。只要有钱，我总是付给现款，而且不作不必要的讨价还价。原因全在这里。”然后他对我说，这个犹太人区是个真正的宝库，它拥有的色彩，超过阿姆斯特丹所有其他地区的总和。
“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他说，同时跨到一旁，避开了从二楼窗口的一样难以形容的家具里倒下来的东西。“我们的文明是淡褐色的和灰色的，我们似乎把色彩看作是一种有罪的肉欲的表现。我国的男人穿的是黑衣服，我国的妇女穿的是黑衣服，我国的儿童穿的也是黑衣服，我国的教堂看来象是刷成白色的坟墓。当我们举行宴会时，大家都哭丧着脸绕席而坐，直到喝得烂醉为止，然后我们的所作所为，就和约翰·斯登在他的绘画上向我们揭示的完全一样，他也是个聪明的青年人，虽然他是莱登人，和我一样。我希望，我能对自己一家人知道得更多一些。我指的不是我的兄弟姐妹。他们都是善良的人，但他们并不能引起我的兴趣，老实对你说，他们都很平凡。我的祖父母也挺愚昧，是莱登附近一个村里的小商人。他们没有到过任何地方。他们没有见过任何世面。但是我的曾祖父母或者更早的前辈们情况如何！？我们的家系里是否有过一个意大利人甚或法兰德斯人？因为我听说，法兰德斯人比我们活跃得多。有一次我买了鲁本斯的一幅画，很出色！不过仍然看得出，我们的宗教同那幅画有些关系。这种关系很难讲。我认识几个老年人，他们记得阿姆斯特丹和莱登在进行宗教改革前的那些日子。他们说，那时的生活比现在快活得多。有这么多的牧师、教堂执事和僧侣，无目的地满街游逛，在过去也不是很愉快的事，不过只要你不理睬他们，他们也不会理睬你，假使你常去做弥撒，自然另当别论。而现在，只要你微微一笑，就会有人跑过来向你念几章约伯书，好象提出警告似的。当然，归根结底，教会是要灭亡的。我们是个行动迟缓的民族，我们的思想不敏捷，但至少我们在思想。所有这一切都要消失的，不过我有时在想，如果我生在意大利，不知是否会比较幸福。”
“你是否曾经想上那里去？”“当然想过。每一个学绘画的青年人，在其一生中总有一个时期想上意大利去。”
 “但你一直没有去过？”“没有。在一六三一年，我迫切希望去。我甚至和约翰·里文斯谈过这件事，当时我们两人都在莱登求学。我们也能筹划出这笔旅费。我父亲的那个麦芽磨坊，生意倒很不错，还有几个有钱人入个股。但是到意大利去似乎浪费时间。我在那些日子很不畅快，总觉得自己活不太久。我需要利用白天的每一个钟点，所以抽不出两个月的时间到远地去，而那里的阳光也不见得同这里有多大的区别。当然，意大利有一些著名的大师，但是我在阿姆斯特丹，象在罗马一样能够看到他们的作品。人们把那些作品成船地载给我们。我临摹过许多那类的作品。我的临摹经常作为真迹出售，不过在那时，我们的画商只要看到有利可图，就是圣路加本人的绘画他们也肯卖。可笑的是，那个唯一的非犹太人使徒，倒给犹太人帮了大忙，使他们发了财，这是我的亲爱的姻兄奥依林堡的功劳，因为他也在经营艺术品。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在经营，因为几天以前，我又借给他一千吉尔德。他用这笔钱干了什么，我并不知道，不过我愿意把我的债权按半价让给你！”在谈这番话的过程中，我们不觉已经几乎走到了犹太人区的边缘，我问伦勃朗，他是否忘记了他还有一件事要办。
“我知道的，”他回答，“不过那是要到城里另一个区域去办的事。我每次出来，总是不知不觉就转入了这个人口稠密的地方，但是我今天去找的一样东西，比在这里所能看到的要好些。我想，我已经发现了米开朗琪罗的一幅真迹，我只看到过一次，当时画商讨价太高，那是一幅小画，一个小孩的头像，如果画商肯算一千五百吉尔德卖给我，我就把它买下来了。”他毫不在乎地说出了这个数目，仿佛只是两先令。我听说，他卖肖像画的所得，大大超过其他画家的收入，而且当然大家都知道，他娶了个富有的妻子，但我完全没有料到他竟这样不在乎钱。我的非常简朴的童年时代的习惯相当根深蒂固，所以我要问，为买一幅绘画花那么大一笔钱是否太多，他对这个问题似乎有点惊奇，但回答说，他认为不算多。
“我想，当你单从一个观点来看时，这确是一大笔钱，但是米开朗琪罗是个很卓越的画家；不，我认为一千五百吉尔德不算太多，我自己将有比这更多的一笔收入。”“仅仅一幅画？”“对的，如果你肯耐心地跟我再走几分钟，我就会让你看到那幅画。不过我要先到那个地下室里去一下。”
他所说的“地下室”，等我们走到时，才知道就是辛格尔街旧时的射手俱乐部的底层。射手早被枪手所击毙，他们的俱乐部现在只是一种高级酒馆，人们只要在这里买一瓶酒或几杯啤酒，就可以观看有名的老战士们的肖像画。这座房屋的最高一层租给了一个手套商人，他利用顶楼晒皮革，底层开了一个古玩店（我这时才第一次看到），是一个犹太人经营的，门外招牌上写有他的名字，但是勤快的孩子们涂上的脏东西把它盖住了，使我看不清楚。
这个可敬的人穿一件长长的外衣，一直拖到地上，使他不断地被自己的衣服绊得打踉跄。这件衣服看来象是洪水时代的遗物，而且自从阿拉拉山又一次从波浪中鼓出它的顶峰那天起，这件衣服就很少见过水。因为房间里漆黑一团，屋主又把自己的面孔藏在乌黑而浓密的络腮胡子里，所以人们不断地撞在他身上，他也就不断地用一种莫名其妙的语言请人原谅，那种语言包含三分之二的葡萄牙语、六分之一的德语和六分之一的荷兰语，还随时搀杂一些我认为是大卫王的赞美诗中独创的语言。
我大为惊奇地发现，伦勃朗不仅懂得这种自创的语言，而且实际上说得也很流利，因为米开朗琪罗的那件作品从一个非但昏暗而且漆黑的角落里一拿出来，他就用上述各种不同语言中不甚流行的混合语，滔滔不绝地同大胡子画商大谈特谈，我听了深信，这两个人随时都会打起架来，一旦动武，我拿定主意不插手，尽可能赶快逃走。但是没有出事，相反，他们热烈地谈了半小时，其间（就我所能够听懂的而言）不时提到争论双方的近代前辈，然后却皆大欢喜地分手了。伦勃朗把价钱压低到一百银币。但画商那方面劝他把画框买了去，并发誓说，画框原值二百吉尔德，但他愿意按半价卖给他，所以整个交易，就我的理解而言，依然是胜负难分。然而，交易双方似乎都深信自己战胜了对方，于是皆大欢喜。我们以互相尊重的话语道了别，并应允说，以后需要买画，随时再来。
出了这个涤罪所，觉得新鲜空气令人舒畅。关于在那个艺术宝库里进行的神秘的争论，我希望听到一些解释，后来我听到了。
“我需要这幅画，”伦勃朗承认道，“我迫切需要。这个犹太老头儿讨价过高。结果我只花了不到一百吉尔德便把它买来了。”“但是画框呢！画框买得便宜吗？这样东西他向你勒索了一百吉尔德。”可怜的画家神色困窘，象一个把来之不易的一枚铜板花得很冤枉的小孩子被人发现时的表情。但他很快就又恢复了常态。“说到头来，”他用一种有点抱屈的声调问，就仿佛我不公允地责备他挥霍了他儿子的继承财产，”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有点钱不花掉，留住能有什么用？一千五百吉尔德是个相当大的数目。但在下星期，至迟在下个月，凭我最近完成的一件作品，我将有一千八百枚银币的收入。况且我的确需要这幅画，迫切需要！”
听着他的无可辩驳的逻辑，我们又沿着来时的道路折回去，过了罗金河，向右转弯，一直走到阿姆斯特尔河。在旧时代，在我国宣布独立后立即进行的大扩充之前，这条河是市区的边界。当时河两岸仅有疏疏落落的几幢房屋（其实这是一条水渠，不过我们的诗人喜欢把它比作台伯河、塞纳河和泰晤士河），花园和空地是旧时民兵队的射手们迫切需要的地方，他们在星期日下午常到这里集合打靶。
十五世纪后半期，在我国所有的小城市互相攻打的时候（正象如今的国家，经常对邻国作战），这个地方修筑了一个大碉堡。有一座巨大的石塔仍旧巍然矗立，完整无损，它叫做“威震乌得勒支”或”降服乌得勒支”，这个名字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危险是从哪个方面威胁着我们的祖先。乌得勒支的大主教已经不再是一种威胁，因为这个牙城建成后不久，他就不复存在了，城墙现在已经远远扩展到阿姆斯特尔河的对岸，但是这个砖石巨人依然屹立在一四八二年造塔时的老地方。不过它现在完全是著名的克洛文尼尔斯多林寨里一个和平部分，是扛长炮的城市自卫队的集会场所和俱乐部。发明了火药以后，这种扛长炮的自卫队立即继承了射手们中世纪的名望。
在伟大的独立战争期间，那些城市自卫队发挥了极为显著的作用。没有他们，我们决得不到自由，因为雇来为我们打仗的那些德国、瑞士和英国的雇佣兵，往往是些兵痞，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十有九次，都是战斗一开始，便已不见影踪，直到发出开始抢劫的信号时他们才肯回来。
当然，二十年前，当我在这里所记的事情发生之时，阿姆斯特丹方圆一百英里内已经没有敌人，只有舰队偶尔擒来的一个战犯。但是每一个有自尊心的年轻人，都认为加入城市自卫队，抽出一些业余时间练武，是自己的义务。许多民兵团都迅速变为单纯的社会组织，没有丝毫军事野心或战略价值，这是一个日趋明显的事实。不过这样的发展似乎势所难免（如果我所读的历史有些作用；但我有时不免怀疑），为了说得完全公允，我应当提到，有些出色的自卫队执行任务，同从前他们的父亲和祖父的做法一样认真，而且毫无疑问。在一六五○年，当威廉二世怯懦地进攻我们这个可爱的城市时，这些自卫队证明自己完全能够对付局势，迫使那个傻公子带着沾湿了的两只脚，毫不光彩地逃回老巢。而在四十年代初（请记住，我是在谈一六四二年发生的一些事情，因而也是很久以前的往事），人们对做高贵的武官忽然又深感兴趣。
各个自卫队想尽办法招募理想的新兵，把人们同这个或那个自卫队长有了联系之后便能得到的各种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细心地加以列举，并使之成为各个高级酒馆里的话题（名声较坏的小酒店里同样感兴趣，但着眼点各有不同，因为城市民兵也就是城市警察，是所有违法和暴动分子的死敌）。
不过自古以来，外衣穿得比那些从事和平职业而有利可图的一般公民漂亮些，一直是战神之子引以自豪的特权。造物主在开始进行她的有趣的工作时，就把美和吸引力这两种赠品，几乎完全给予了各种各样动物中的雄性。
我不敢说，我对造物主的秘密意图有一种隐秘的了解，但是她也许认为，如果雄性比雌性富有吸引力，如果求爱的角逐不完全由一方发起，那就有利于她的巡回动物园将来的发展。但当她最后处理人类的问题时，她不是疲倦了，便是气馁了，因为她彻底改变了她的方针，作出不同的安排，使我们人类中间，女的成为富有吸引力的社会成员，而男的看来很平凡，或者根本不足道。
女人们当然已经充分利用她们的优点，而我们可怜的男人们，仍在竭力（虽然多半无效）谋求一种折衷办法，希望能使自己不致完全象显然注定的那样讨厌而平庸。学者们和其他的博学之士，只要能够找到借口，总要穿上漂亮的丝绸外衣。法官们爱穿深红衣服和制服。我从未见过旧教的牧师穿法衣，因为我们这个城市里不许穿，不过从我祖母所讲的故事中推测，约瑟夫的那件花花绿绿的外衣，同等了全套法衣的大主教和红衣主教相比，也算不了什么。顺便提到，那种旧教在许多方面都很明智，它认识到一般人往往有着在色彩上媲美的要求，因为在准备过一种特殊的季节时，每一个庄稼汉和乡下人都可能打扮得象个大公，如同害了相思病的孔雀一般晃来晃去。
然而士兵们比任何人都更懂得华美外表的意义。对他们说来，这恐怕是必然的事。他们的职业除在和平时期外，很少提供什么好处。炎热和尘沙飞扬的道路上漫无止境的行军，简陋的宿营地，粗劣的伙食，以及随时失去一只臂或一条腿或者弹穿脑袋的危险。必须有点报酬来吸引这些轻率的人，哄骗这些天真的人享用国王的俸禄。
当然，这一点本可以通过提高士兵薪俸来实现，但这么一来，军官们就不再能把他们的队伍视为丰富的财源，他们必会要求提高自己的薪俸，欧洲所有的国库将因之破产。作为招募新兵的诱饵，军纪也不妨略略放宽，不妨少施鞭打和绞刑，但是这在那些乐于从事有组织的残杀勾当的人们看来，会是行不通的。所以最方便的解决办法，便是让这些光荣的囚徒和叫花子（我这样称呼他们，绝对无意侮辱某一团外国雇佣兵的一般成员）把自己打扮起来，就仿佛确是仪表堂堂的人物，而不只是可悲的炮灰。这就使他们有了一种优越感，于是一般人便几乎愿意赴汤蹈火，忍辱含垢，只要到最后，能够使他觉得自己（哪怕只是一刹那）高人一等就行了。
这附带说明了绞刑台上许多罪犯为什么会有磊落的行为。他们做出一副听天由命的豁达姿态，使自己显得高于围在绞索旁发出嘲笑的歹徒，他们跳入绞索时对自己说：“啊，跟这班乌合之众相比，我是多么出色的英雄好汉！”这还说明了，千千万万可怜的乡下人为什么宁愿抛开他们的犁耙，抛开简朴的农村生活的真淳乐趣，戴上羽饰和金色线辫，高视阔步地每天闲逛一小时，虽然其余二十三小时，他们必须听从醉醺醺的和欺压人的练兵中士的任意摆布。
但愿我的全部医疗诊断，都能象这次对英雄好汉们的动机所作的估计同样正确，每当我们不得已雇佣一些额外兵员对西班牙人作战时，这类英雄好汉便趾高气扬地漫步在我们的街头。不难理解，我现在所谈的并不是被我们那敬爱的君主永无止境的绞刑和分尸刑所激怒而终于公开起义的一般公民。
起义者作战是迫不得已，正如我们的城市受到洪水威胁时，他们便会到堰堤上去抢险。这是生死问题，他们愿意争生存，是很自然的，虽然为了达到这个十分明显的目的，他们不得不冒几分生命危险。但是关于他们的战斗经历，很少有流传于外的光辉记载。我因为太年轻，这样的人认识的不多，但我看到过他们的画像，那都是些诚实淳朴的公民，有屠夫、面包师和船主，面孔诚恳真挚，双手粗大有力，全都能劈开一头牛或者曳动一条船。他们的长官也许戴了一种橘黄色的项巾，以区别于一般部下，不过这往往是整幅绘画上绝无仅有的一点色彩。
但如今，每当一连军队出动保卫一道实际上并不需要保卫的城门时，或者巡逻一道象我家后院那样平安无事的城墙时，无论是普通土兵或是中尉、大尉，就象举行阅兵式的军舰。他们的帽子下插着羽饰，外衣上缀着金色线辫，脖子里围着好几码长的彩色项巾，每六人打一杆象座房子那么大的旗，引得年轻的女仆和女佣离开厨房，争看这些漂亮的英雄，称赞他们，对他们痴笑，于是这些可怜的蠢汉由于引起这种地下室的注目而感到受宠若惊，在哨所里彻夜打哆嗦（不肯到自己老婆的身边安睡）。他们宁愿一连几个星期重复这样的表演，仅仅为了这种短时间的为人羡慕的荣耀。他们请画家为自己画像时，总是绕席而坐，摆出姿势，看来就象法国国王在设宴招待威尼斯共和国的大使那样隆重，他们全都披挂起来，酷似土耳其大王的宫院看守人，他们所吃的菜肴，会被我们的祖父一辈认为是穷奢极欲。总而言之，他们吃喝玩乐，全和不断光临我们这个城市的那些年轻的英国勋爵一模一样。我听说，画家们还得派人到巴黎去买一些金粉，涂在画出的宝剑和火绳钩枪上。
当我们朝着克洛文尼尔斯道林寨的方向走去时，所有这许多不同的沉思默想，迅速掠过我的脑海。我知道，那个寨是几个最阔气的团队的集会场所，大尉们的房间里挂满了凡·得·赫尔斯特、格瓦尔特·弗林克和克列斯·伊里亚斯的绘画，因而我担心的是，伦勃朗今天下午一出来先买下米开朗琪罗的一幅真迹，他可能要以整个下午的时间拖着我走遍我最害怕的场所之一——画廊。
他在入口处停下脚步说：“我们进去看行吧。”我所最担心的事，这时几乎已经变成现实。这里的房屋不断增加，现在包括许多断壁颓垣和宝塔遗迹，以及一段段古老的城墙和更古老的拆除了屋顶的私人住宅，这几乎使人需要找向导带路。但是伦勃朗推开酒室的门（军人俱乐部如果没有设备完善的酒吧间，从来是美中不足），说道：“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你总想喝杯啤酒了。我不是这个光荣的行会的一员，但我已经在这里断断续续工作了很久，他们允许我利用他们的公共房间。请吧。”我们进去坐下，伦勃朗叫了两杯啤酒。然后他说：“你一定饿了！不饿？那么我吃点东西，你不至见怪吧？萨丝佳生病以后，家里的饭菜就做得粗糙了些，我今天还没有吃过东西，所以如果你不见怪??”他叫了一盘煎蛋、一条新鲜青鱼和一些面包。他津津有味地吃着东西，在喝啤酒和吃鱼的时候，他对我说明了为什么带我到这里来。
“我不愿意谈论自己的事，”他说，“但是最近四年未颇为寂寞，我一直在进行十分艰苦的奋斗，一则因为妻子常年生病，再则因为岳丈家相当困难，三则因为那幢新房子对我来说确实太大，房价太贵，另外还有若干琐事，不再说来使你烦恼了，因为你自己的烦恼恐怕够多的了。不过我要告诉你一件事，然后你就会知道即将发生些什么。知道事物的内幕，永远是件乐事。这可以使人觉得自己确实不愧做个人。而且这里即将发生的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你真的不想吃点这样的青鱼？味道非常的好。那就算了，你听听我的故事吧。
“你知道的，我出身于卑微的家族。你也知道，在我们这个共和国，人们多么瞧不起这样的人。而在法兰德斯，人们非常尊重鲁本斯，让他做大使。
我听说，西班牙有个名叫委拉斯开兹的人，据说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画家。我从未看到他的作品，但我听说，他能把空房间画得看来确象一个空房间，这是一件最困难的事。我也可以学着做到这一点，但还需要二十年的实践。
不过我听说，这位第埃果·委拉斯开兹先生那样受敬重，他可以和国王平起平坐，而其他的朝臣，甚至国内最大的贵族，在国王面前也得站着，毕恭毕敬。他在罗马时，教皇很高兴地接见他，请他住在麦第奇家族的私人别墅里。
“当然，世界上的人不可能完全一样，每个国家都根据自己的是非观念来处理这类事情。我们这里的人们把画家看作是等级较高的下力人。我们画家中间有些人还能挣钱。但我们中间没有富翁，有些画家虽拿到相当优厚的薪俸，但也绝对不至超过码头工人、管帐人或面包师助手并不那么艰难而赚得的工资。所以有时我们的父母看到儿子有机会同上流人士交往，也就是有机会为上流人士画像时，并不见怪，也许反而引以自豪，虽然他们始终担心儿子最后遭到罗夫曼（ Roghman  ）  或老头儿赫库尔斯·  赛弗斯（HerculesSeghers ）的命运，死在济贫院，或自尽于酒店。
“这些可怜的人落得这般下场，是因为他们的同胞脑筋迟钝，不能欣赏他们的作品，对这一点，人们似乎永远不能醒悟。他们认为，赫库尔斯最后不得不在他的破衬衫上和旧裤子的反面画画，不得不把他的腐蚀铜版画卖给罗金街的屠夫们包肉，都是好笑的事情。‘我今天早晨买的生肉片是用托比亚斯和安琪儿包起来的，’有个人说，他的朋友哈哈大笑回答道：‘有一天我花了五个吉尔德买一幅风景画——是在那老头儿裤子上剪下的一块布上画成的。哈！哈！哈！’后来这两个人竟拿出一千或一万吉尔德去投资，因为有个人按照他祖父的劝告把那两幅画卖了这么多钱；而那人的祖父只是遇到过一个西班牙人或波兰人，并听那种人谈起，他们曾经听说这是杰作，不过他们记不得说这话的人叫什么名字了。
“你知道这是事实，我知道这是事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事实，但我是个过够了穷日子的人，不希望再过这种日子。有些人能够吃苦，有些人就不大行。我喜欢赛弗斯这老头儿。他是个伟大的人。赛弗斯所忘记的绘画和腐蚀铜版画知识，比我们大多数人终生所能懂得的还要多。我初次来到阿姆斯特丹时，还是个青年人，他已经是个老头了，我不常见他。但一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到他家里去看他。他住的是个空落落的房间，屋角里有个难看的女人在往一个装满蔬菜的大石坛里浇作料。看来她是他的妻子。地板上躺着六七个肮脏的小孩子，那老头儿微有醉意，完全忘记了周围的纷乱，在画一幅暴风雨，那是我所看到的最美的绘画之一。他已经用两根钉子把画钉在墙上，站在前面观看。他的妻子很想知道我们的来意，并问我们是不是警察局长。
“就在那天下午，为他卖画的那个犹太人把他的最后一幅铜版画退了给他，那是他一生所作最优秀的一件作品。但遗憾得很，他卖不掉它。赫库尔斯拿出一把铜锉刀，把版子锉成四块，因为他买不起一块新的铜版，而又一定要工作。他狂热地工作。早晨干，中午干，夜里也干。人们说他是个醉汉。
然而喝醉了的人画不出他所画的那种绘画。只是有时候，家里闹得他受不了，他才喝一两杯酒，只要能使他听不见妻子的咆哮和孩子的哭叫就行了。
“就在那天下午，仿佛是在他的妻子出去典当他的画架时，他把孩子们床上最后一条被单偷偷揭下来，把它剪开，当画布用。其余的事我就不再和你详谈了。那时我也不很富裕，不过无论如何，他已经没有东西可卖，因为所有的东西不是已经典当，便是已经换了黄油、鸡蛋和牛奶，给孩子们吃掉了。后来我颇费周折，才买到了他的六幅画。你可能已经在我家看到了这些画。客厅里挂一幅，侧屋里挂一幅，其余几幅都在侧屋后面的小卧室里。我把它们分别布置在整座房屋里，一则因为我非常喜欢它们，二则因为它们是一种永久的纪念品。它们能使我回想到我站在赛弗斯的马棚（他所住的实际上不能算是房屋）里的那一天，当时我对自己说：‘伦勃朗啊，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幻想家，你很容易做出蠢事来。好吧，你尽可以做你想做的一切蠢事，但同时要谋求相当的报酬。铅匠和铜匠都能凭他们做出的东西取得报酬。你也要注意取得报酬。’“况且我需要很多钱。我喜欢在自己身边多放些颜料。我需要颜料。在赫库尔斯·赛弗斯那样的住所里，我连一个星期也活不下去。我喜欢买东西。
我不喜欢斤斤较量地讲价钱。我不喜欢把古老的雅各肖像拿出去换两个吉尔德。当我到了一个拍卖行里，看到我想收藏的东西时，我就抢先去买，让他们抬高价格，我明知道，最后我也许要买亏的，但我必须把它买下来，就是这么回事，因为当我需要一样东西,对我是在当时当地，而不是在下一星期或一年以后需要它。如果我打算创作优秀作品，我必须能够作实验。萨丝佳是个可爱的女人。你如果在两年前看到她就好了，那时她还象个大姑娘，病得也不这样厉害。但我一定要拿她作试验，作考验，也就是说，要看到她的内在的一切，让她穿上绸缎，戴上珠宝，以百般不同的方法描绘她。可怜的姑娘，我想她并不是每次都很高兴这样做。但是她对这件事很有耐性。我需要一股傻劲，等着看我究竟能画出怎样的肖像，她说可以，她的确十分温柔。她总是说可以，而我想，有时我的要求很不合理。不过这都是题外的话，我愿意把我即将做的事情告诉你，想吸烟吗？”
青鱼已经吃完，煎蛋已经吃完，啤酒已经喝完，所以我说：“好吧，我吸一袋烟。”于是伦勃朗又叫了两杯鲜啤酒，两袋烟丝，然后他把胳膊肘儿搭在桌上，向我探过身来继续说：
“你知道的，我画了许多肖像画。我讲得出他们的名字，不过这无关重要。人们来找我给他们画像。画成后，他们付给四百或五百，有时甚至六百吉尔德。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就连凡·德·赫尔斯特（vanderHelst ）画一幅象座房子那样大的绘画，上面有十几个或二十个人物，也从未得到过比这个数目更多的报酬，而画那种绘画，比我需要花的功夫大得多，因为那二十个人中间，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是大伙中最英俊的一个，都会坚决要求把自己画得非常仔细。你可以由此知道，我大概是唯一的不曾受挑剔的画家。我甚至应邀为公爵画了几幅画。我想，他并不十分喜欢那些画，因为我相信，公爵殿下对雅克·约丹斯画的美女，比对宗教主题感兴趣。我听说，他将在森林里给自己造一所新官殿，他将只雇佣佛兰德的画家。不过这也许仅仅是画室里的闲谈。你知道的，如今这件事已经闹得满城风雨，虽然我花了很多时间讨账，但我终于拿到了钱，如果没有霍伊根斯阁下帮忙，分文也难到手，他非常珍视我的作品，促使支票兑了现。
“不过我的意思是说，每一个人都听说过我，有钱人认为请我给他们画像，是一件时髦的事。
“‘很好，’我常对自己说，我就给你们画像，有时我甚至也按照你们的意思给你们画像。
“因为我当时需要钱。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即将出生。我需要迁进一座新房子（我曾经不得不高价把它典当出去），以及我所需要的其它一切东西。人们常说，我是幸运儿，因为我娶了个有钱的妻子。但是萨丝佳并没有钱。她家共有兄弟姐妹九人，老头子奥依林堡忙于政治，顾不得料理自己的财产。我没有看见过他，因为我遇到我的妻子时，他已过世七八年之久。
“那老头儿是个很有名的人物。你一定听说过他。就是他同威廉公爵一起吃饭的那天，公爵被某人从席间叫出去打死了，那人是耶稣会会员的朋友，是国王腓力普雇来杀害公爵的凶手。当时奥依林堡是雷瓦登的市长兼警察局长，但他因公务繁忙，很少有时间照管自己的财产。
“他去世时，子女们每人大约可得遗产四万吉尔德。不错，这是个很大的数目，邻居们当然还要另外加‘O ’，把它说成是四十万。他们也可能说成四千万银币，再折合成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现行钱币。他家所有的钱却买了农田和房屋，所以当我们要分遗产时，农田就租不出了，房屋卖不掉了。当然，我住在阿姆斯特丹，其余的继承人都住在伏列斯兰，相距两天的路程。
“你跟伏列斯兰人共过事吗？一个奇怪的民族。世界上最执拗最顽固的人。而且吝啬！天啊！两年前，我还不得不打场官司，才拿到她的一个姑母在一六三四年留给她的几千吉尔德。等了整整六年。我们终于拿到这笔钱时，其他的继承人又企图骗去利息——六年的累积利息——我只得再花二百吉尔德，请个律师，我的妻子才从她的那些亲人们那里又挤出一点钱来。
“那真是一批讨厌的家伙！他们花去每个铜板之前，都要吻它十几遍。
当我凭画肖像挣来不少钱，买了些绘画、塑像和其它艺术品识因为我喜欢这些东西，而且我用的毕竟是我的钱，而不是他们的，他们何必担忧？）时，他们就一定要信口雌黄，对所有的邻居大谈‘我挥霍萨丝佳的继承财产的可耻行径’，我只得再次起诉，控告他们诽谤名誉，于是他们到处发誓抵赖，法官说，他无能为力，原案退回不予受理。
“这制止了他们吗？当然没有。他们继续低毁，我只得在伏列斯兰再次起诉，这以后，我才没有再听到‘挥霍我的妻子的继承财产’这句散布很广的谣言。挥霍，的确不错！当我需要一万三千吉尔德的现款，置买布利街这座房子时，我只得开出一些需要我忙碌终生才能还清的借据。你想，如果我能凑到一点现款，我肯这样做吗？不，穷画家讨了个富老婆的传说，完全是无稽之谈。我们现在并不穷，我有足够的财力维持我希望过的那种生活，但我总想做到小心谨慎。
“只有你知道事情的原委！我对主题深感兴趣。我能看到甚或感觉到别人看不到或感觉不到的许多东西。我把这些东西画在我的绘画上，而坐着让我画像的人，却认为自己是个佳公子，看了画像发脾气，说是画得不象，或者说，我给他画的那种眼神，叫他的邻居看了一定认为他是个守财奴，或者怕老婆，所以到后来，他不是不要那幅画像，便是只付他答应过的报酬的一半。
“这就行不通了，因为在现阶段，我还不是仅仅为了我的‘艺术’而作画——无论这样做具有何等重大意义——如果今天晚上你到‘脏面巾’或‘黑地窖’去一趟，听听画坛兄弟们的谈话，你就会听到关于艺术的许多议论。他们每天傍晚到那里会面，喝啤酒，谈计划。不，在现阶段，我需要尽可能挣些钱。一则我得付房价，再则萨丝佳的病恐怕还要拖延很久，三则孩子得进一个好学校，以后还要上大学。
“况且你知道事情的原委，在肖像画家中间，象在妇女的服装方面一样，有一种时兴的式样。我把握住这种时兴的式样，已经有好几年之久，我知道，许多人恨不得快点说：‘哦，是的，  凡·莱茵是名画家！他不久以前画得很好，但他已经失掉他旧有的某种特点——嗯，我们怎样称呼那种特点呢？——他旧有的精神和本质的特点。’他们的意思当然是说，我开始描绘他们的真实面貌，而不再勾画他们希望有的那副模样了。现在我愿意带你去看看——喂，亨德利克，把我们的酒菜账单拿给我。谢谢你！——我现在就带你到楼上去，我要请你看一看。”
亨德利克毕恭毕敬地拿来了账单，并且议论说，就一年的这个时期来讲，天气真算太好了（因为差不多整整三天没有下雨），在伦勃朗丝毫没有注意他的情况下，他把找来的零钱装进了腰包，点头哈腰地把我们送出门外。我们向左转个弯，走过两段宽阔而舒适的楼梯，进入一间大屋子，这是在遇有重要事情，必须召集全队的时候，用作会场的地方。我们进去时，里面相当黑暗。高大的窗户被绿色的粗呢窗帘掩盖住。我隐约看见墙上挂有一两幅画——大幅油画——这就是在这种地方多半会看到的普通的全队肖像画。稍后，当我的眼睛习惯于昏暗时，我看见大厅的另一头有个宽阔的木架，支着一幅大型油画，这是我们看到的最大的一幅绘画，但我看不清楚它所表达的是什么。
忽然，伦勃朗拉开了窗帘，屋子里顿时充满明亮的阳光，我感到一种生理上的震惊，仿佛有一块调色板，上面涂满了人手所能设计的最丰富的色彩，迎面向我投来。荷马无疑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语言大师，他也许能够用词汇表达这样的印象。但丁自会低吟神曲以赞叹，但语义含糊。蒙台涅则会莞尔而笑，默不作声，而我，一个微不足道的医生，一个普通的荷兰人，只能说出两个字：“绝了！”于是平生不很善于把感情表露于外的伦勃朗，伸开双臂抱住了我，高喊道：“好极了！因为现在我至少知道有一个人已经理解了我企图表达的东西。”然后他把一条笨重的长凳拖到这幅绘画的前面，重新拉拢了离开绘画最远的窗帘（这么一来，显然使画上正中央穿白衣服的那个人物，看来就象阔步走出了画框），让我坐下，他自己也坐下，双肘支在膝盖上，手掌托住下巴（这是细心思考之时常有的一种姿势），说道：
“现在你总知道了我为什么带你到这里来。这是我的时运！我的大好的时运！偶然碰到的机会。班宁·科克大尉的自卫队要请人画像。他们最先谈到凡·德·赫尔斯特，后来有人想请弗林克（Flinck），另有几位又想请其他画家。但是有一天，帕默伦德阁下来找我，他说，他看到了我给约翰·西克斯的母亲所画的肖像，以及给牧师安斯洛和他的妻子所画的肖像，他很喜欢我给那位善良的牧师和他的妻子所作的布局，桌上放些书，男的在对女的讲话——不是两个并排呆坐，而是夫妻真诚交谈，并对所谈的事深感兴趣——于是他拿定了主意。他的自卫队要请人画像。大多数队员希望画一幅普通的群像——官兵绕席而坐，桌上摆两个装满了死牡蛎的锡镴盘子和许多瓶酒——每个人看来都很骄傲，很勇敢，并且由于吃得太饱而略略显得不舒服。
他想知道的是——这种群像是否已经画得大多了些？画这样的群像，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采用？
“嗯，听了这个意见，最初我倒有点吃惊。因为画大群的人物，我还不曾尝试过。不过后来我说，如果他能让我考虑几天，我愿意试试看。他回答说，他很高兴这样做，希望我考虑好了的时候，去和他谈谈。
“于是我便开始工作，但大多数画稿我根本不喜欢，全都扔掉了。后来我忽然想到，正象来时在路上对你讲的那样，这些志愿兵在今天井没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这种组织通常不过是愉快的社交聚会的借口而已，然而这是因为我们处在和平时期。万一发生战争——（我当然知道，我们还在对西班牙作战，不过谁注意这个呢？西班牙人已经破产，我们很富裕，能在世界各地雇来大批兵员，替我们作战）。他们也许就又显得相当重要了。而且在‘武装的市民’这个概念中，暗含着一种十分明确的理想。
“要想同这些穿上华美军服的房屋粉刷工人、烧酒酿造工人和鱼贩们开个玩笑，那是很容易的，他们经常戴着长短羽饰，举着宝剑长矛，荷着巨大的火绳钩枪和角制火药筒，雄赳赳地阔步前进，仿佛要去把土耳其人赶出欧洲，但我们都知道，他们是上哨所里掷骰子和喝啤酒的，而且要在那里闹到深更半夜，其最重要的目的，不外是把住布依克斯洛特村和毕姆斯特尔村来的农妇，不让她们带着黄油、鸡蛋和小鸡，逃过城门口的税务缉私员。
“然而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而且决不是最有趣的一部分。这些人的父辈或祖父，都是遭受绞刑、火刑和车磔刑的房屋粉刷工人、烧酒酿造工人和鱼贩子，都是为了良心上过不去的事情，为了跟卖酒卖鱼或粉刷房屋毫不相干的事情起而战斗的人们，岂不知他们在市政厅各位官员的统治下，仍和在国王的统治下一样需要战斗。他们身上有一种使他们显得优秀而高尚的东西。好，既然有，我就要找到它，把它画出来。
“于是，一天晚上，我到辛格尔街帕默伦德阁下的寓所去找他（你知道的，他就住在带有海豚塑像的那幢大房里，那原是德·基依赛尔为他的岳父，从前的市长建造的），他对我非常客气，还向我介绍了他的一家人、后来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坐下，我拿出一张纸来（我只能边画边谈），向他说明我打算怎样画——把他和他的部下表现于正在离开武器库，前去执行一项任务的一刹那——一切还都异常混乱，一个老头儿在击鼓报警，有些士兵在摘取短矛，另一些士兵在整理枪支，小孩子和小姑娘正从士兵们的膝下钻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总要有几个儿童前前后后跑来跑去），还有每次出巡必然要来的一条狗，它往往夹杂在行列的中间，这里有一个人是领袖——是个信心百倍的人，他深知自己的职责所在，他从容不迫地稳步前进，因为他了解，无论他做什么，其余的人都会奋起追随。
“我不敢完全相信，我把自己的意思说清楚了。不过你对我说过，你喜欢我给尼古拉·丢尔普所画的肖像。但在那幅画上，我画的并不是正在讲授解剖学的一个有学问的医生。我是打算使那幅画具有较广泛的意义——较‘抽象’的意义，如果你允许我使用你的那位法国朋友即那位伯爵所常用的这个词汇。我打算画的是科学，而不是一群科学家。正象在现在这幅画上一样，我尽最大努力，使观众对‘市民的义务’产生一个印象，而不是让观众看到一些各做各的琐碎事情的互不相干的市民。你同意我这样做吗？”
我完全同意他这样做。我十分同意，所以我一时反而无以应答。奇怪，任何真正“绝美”的东西，总会使我感动得哑然若失。大多数人在看到绝美的日落，听到绝美的歌曲，或瞧见绝美的女人时，往往口若悬河——大声欢呼——挥起双臂——攀上椅子——觉得无论如何总要作出些表示，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受到了多么深刻的感动。但在我，情况完全不同。我完全变得目瞪口呆，说不出一句话来。
倘若有人扰乱我的这种忧郁的沉思，我就要咒骂他，我就会象印度商船上的一个装卸工人在跳板上滑了一跤，把一大包米砸在自己脚上时那样气愤。然后，我重新陷入完全无法打破的沉默状态，这是我每逢骤然看到真正很美的东西时总要遭遇的情况，只有沿着僻静的街道默默漫步，或在遮暗的房间里独坐几小时以后，我才能恢复正常的平静状态。
伦勃朗平常虽不是最机警的人，而且往往性急而暴躁，但他似乎理解了我的感触，因为他找了个借口和我道别了。“天不早了，”他说，“我刚才听见了钟声，想必是敲了六点。我要赶快回去，看一看可怜的萨丝佳情况怎样。很抱歉，我浪费了你这么多的时间，不过现在你该明白，我为什么带你到这里来。我得创作一些真正伟大的作品，极好的作品，叫人们瞧一瞧，一旦他们让我自由处理，我便能画出怎样的绘画来。这一幅画就能产生这样的作用。所有的人们都将听说这种巧妙的手法。我的订件人将比往常更多。这我就能够进行实验了。我将获得前所未有的较大的自由，这一切都要通过这幅画来谋取，因为，请记住我的话，这幅绘画将使人们大谈特谈。”
第七章 伦勃朗因为这幅绘画而变成阿姆斯特丹的笑柄
伦勃朗说得对。
人们谈论了他的这幅绘画。事实上，他们直到如今还未停止谈论。
这种“艺术布局方面的新变革”，这种“把思想贯穿于色彩之中”，“把感情变为光线和阴影”的尝试所产生的第一个效果，是一场热闹的哈哈大笑。
科克大尉的自卫队队员先开始笑。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起而继之。然后轮到了他们的情人。不久便引得全城大笑，于是遭受这种“不光彩的愚弄”的人们，忽然变得不尽象最初那样高兴了。因为谈笑毕竟不能长久持续下去，而他们都是必须出钱的人，不是么？然而为什么出钱？这就是他们互相质问，并向所有愿听的人们提出的问题。
每人出一百或二百吉尔德，就只为了有权让画家画出他们的后脑瓜，或者两只脚，或者一只手，或者一个肩膀？
出一百或二百吉尔德，就只为了荣幸地做个看不清、认不出的画中人物，挤在黑暗的大门里边那许多看不清、认不出的人物中间？或者正为某个风趣的旁观者所说，做“一片富有生气的阴影”，而让另一些并没有比他们多出分文的人们被安排在场面的正当中，安排在白天明亮的光线里？
这个可怜的笨汉到底企图画出些什么？
他在画这幅画时，心里是怎么想的？
毫无疑问，每个人的钱都能同样当钱用！
谁出一份钱，谁就有权要求在画上和他邻近的人受到同样醒目的处理。
这种厚此薄彼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只要士兵们看得出这种做法，它就行不通。
他们并不是那种头脑简单的人，这位陌生的画家似乎低估了他们。远在这个衣冠楚楚的人离开自己故乡的磨坊，从遥远的莱登城来到这里，向这个大都会里愚昧的人们讲起（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应当怎样画肖像之前，阿姆斯特丹就早已有了执政者的各种委员会和军事单位的肖像画。如果他真正想找那些绘画（但他也许认为，他比任何人都更懂绘画），只要上市政厅、孤儿院或任何一个同业公会会馆去一趟就行了。那时他自然明白，把辛苦挣来的吉尔德付给他的那些订件人，都有权期待他们雇来的画家画些什么，如此这般，议论纷纷，很多人谈到“依法起诉”，不少人干脆拒绝付款，不花冤枉钱。
然而发出这种议论的，并不只是街上的下层市民。无疑早该辨明是非的男男女女，也都参加了这场辱骂的大合唱。翁德尔，我国伟大的诗人，大约在一年前已同加尔文教团分手，并大胆宣布重新加入他的父辈们的教会，因为那些装扮为教会牧师和人类灵魂保护者的聪明的庸夫俗子，使他大失所望。那些人气量狭小，不容异说，和古时教会法庭最恶劣的法官完全一样。
我说不准他的这种做法是否使朋友们感到高兴。穆依登的霍弗特阁下不许翁德尔再进他的门。这似乎也太过分，有一天，霍弗特邀请让- 路易斯和我本人到他家古雅的楼阁里闲谈，我趁机会把这一点大胆地告诉了他。每逢周末，霍弗特便在他的楼阁里广宴宾客，接待诗人、画家和乐师，他以罕见的才能促成社交生活的乐趣，从未使客人中间发生口角。
“怎么回事啊，”我问他，“阁下在见解、思想和行动方面，是个真正不偏不倚的人，现在却袒护了那些认为一个人的行为应由其结交的宗教朋友来评判的人们？”“完全是无稽之谈！”他回答，“我所以感到气愤，是因为那个愚蠢的老诗人关于他的所谓改宗，闹得满城风雨。加尔文主义是个祸害。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它是一种终于要使我们毁灭的祸害。但是从前流行的罗马的教义，也同样恶劣。拿撒勒的一个名叫耶稣的人，嘱咐我们相亲相爱，和善待人，而新旧教徒都似乎从未听到过他的教训。现在如果有个人来对我说：‘先生，我出了麻疹。我不喜欢麻疹。所以我要去医好它。’这我能够理解。但如果他哭叫道：‘我出了麻疹，我不喜欢麻疹，所以我想，我情愿出天花，不愿出麻疹。’这我无法理解。”翁德尔的大多数老朋友，都多少抱有这种态度，况且这个司怜的人刚刚失去了老伴，儿子又是个百事不成的流氓，因而觉得活在世上十分孤独，开始牢骚满腹，怨天尤人，借以消除苦痛和悔恨。而且，象其他许多文人一样，这个可怜的诗人妒忌心重，他年龄虽比伦勃朗大二十几岁，但从不饶恕伦勃朗，因为伦勃朗扶摇直上，名利双收，住在堂皇的大楼里，娶了个美貌的妻子，而他呢，一个现代返老还童的菏马，受了天启的抒情诗人，举世称道的当代最伟大的绘声绘色的文豪，却穷得变卖旧衣过日子。他现在抓住机会作了一首小曲，把伦勃朗的作品同其竞争者格瓦尔特·弗林克（一个完全称职的“官方”绘画的画家，但毫无独创才能）的作品相比较，当然找出了缺点，说它有“矫揉造作的幽暗，卖弄技巧地使用阴影和朦胧的亮光”，他在结束那首小曲时称伦勃朗为“黑暗王子”，此后伦勃朗终生未能摆脱这个俏皮的称号。
其他画家对于自己的一个在名利方面颇有收获的同行，也都“爱护备至”，急忙赶着参加大合唱般的非难。他们议论纷纷，说什么他们这位可怜的朋友误入歧途，似乎在最近的这幅画上用尽了自己的才智，而且宣扬说，他们一向毫无疑问地认为他是个伟大的画家，可惜他在现在这样还算年轻的时候，已经达到了他的艺术极限。还有一些人，特别是伦勃朗曾经拒绝与之共事的那些画商，更为直截了当地大肆攻击。
“公众的一时糊涂，使这个反常的年轻人成了红极一时的画家，但是这种情况也许就此告终了。”这是他们的比较温和的评论之一。但在稍一失慎的时候，他们便索性叫嚷道：“又一次的欺诈破产了！”并怀着预期的高兴心情搓起手来。
何必继续对人类的愚蠢作这种可悲的叙述？
我的一个明智的同行大约在三千年前写了一本很有道理的书，我们称它为“传道书”，他用这样一句话总结了这部著作：“空虚的一切，一切无不空虚。”如今却有一个人，敢于进行新奇的思考，道破新奇的真理。他骄傲地转向自己的同胞，说出这么几句豪言壮语：“看啊！一点黄色，一点黑色，一点绿色、赭色、红色和快速的节拍！我使它们变为一种思想。”而那些不学无术的人听了哄堂大笑，互相戳一戳对方的肋巴，叫嚷道：“小丑！江湖骗子！他还要给我们看！教我们！讲给我们听！好象我们都笨得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从这时起，伦勃朗的厄运注定了。
他本可以在某个官廷里恢复名誉，的确，如果他当时立刻到英国或者法国去，自然会有较好的结果。但在一个共和国里，这样的事情不可能。他曾努力上进，出人头地。而报答只有一个——悄然长逝和被人遗忘。
唯一的问题是：这群卑鄙的人捕住他，吞没他，需要多少时间？
第八章 伦勃朗会见了我的朋友，萨丝佳日趋衰弱
伦勃朗和我的朋友会面，大大早于我的预期。现在谈一谈这次会见的经过。
我每星期总要到画家家里去几次，我们常玩西洋双六，消磨晚上的时间。我不知道是否还有人对这种娱乐感兴趣，不过三十年前，它颇为风行。
萨丝佳现在已经到了不能起床的阶段，伦勃朗常常坐在她身边，给她念《圣经》中的某些章节。因为她已不再指望病情好转。最初四个月的乐观，已被深沉可怜的忧伤取而代之。她并不抱怨。她不象她的许多同病者那样，诅咒自己的命运。她已经时常在想，她势必夭折，势必要把她的孩子留给陌生的人们去照应。她几乎衰弱得不可能考虑太多，但她有时还埋怨说，想得时间太久了。她很困倦。她简直疲惫不堪，她需要睡，但她疲倦得安静不下来，她常常请求我给她点什么药，让她吃了忘掉一切，哪怕只是暂时有效也是好的。我有时给她喝点糖浆，但是这种混合剂对她似乎无效，可怜的姑娘整天整夜在床上辗转反侧，她的双颊烧得绯红，可爱的眼睛睁得圆圆的——这是一幅极其悲惨的景象，然而我们对她爱莫能助，只是有时从新约全书里挑几章读给她听，那些篇章都是她从小就记熟了的，能使她回忆起她的青春，回忆起她和最健康的人们完全一样的日子。
然而大约一小时后，就连听她丈夫平静的念书声，也会使她困顿不堪，她低声对他说，叫他别再念下去。但同时，她又要求别让她独自待着。
“将来我得长久地独自待着，”有一次，她微微笑着对我说？“要等我独自待了很久，伦勃朗或孩子才会再和我团聚。趁我还能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希望他们日日夜夜时时刻刻陪着我。”因此，每天晚上，孩子的摇篮都要搬到这个房间的角落里来（因为有传染的危险，我坚持尽可能把孩子放得离开母亲远一点），伦勃朗总是在推到墙边的桌子上点起蜡烛，让烛光不致惊扰病人，然后给她念《圣经》，经过约莫一小时左右，等她终于表示听累了，他才安安静静做自己的事情。他磨尖一根干刻的钢针，或者审视一幅铜版画，把不满意的一角加以修改，或者把他的学生当天在楼上小房间里印好的版画拿来签上名。但是他的目力不济，从小就有点近视，在烛光下作画或雕刻，会使他的眼球后面觉得象针刺一般疼，所以每当我能和他来一盘西洋双六时，他总是非常感激，跑到地下室，拿出一瓶上好的莱茵白葡萄酒，这种酒被称为“圣母之乳”，确实名不虚传。
然而不久以后，我们在盘上掷骰子的哗啦声，也会把萨丝佳惊扰得不能忍受。于是我们只好在伦勃朗用来擦铜版的厚厚一叠细棉纱上掷骰子，但是即使这样，有时也会有一颗骰子轻轻碰到另一颗，病人就必然抱怨说，这种响声使她浑身打颤，同时我们又不能谈话，而且我们两人都丝毫不喜欢打牌，所以要想找个办法消磨晚上的时间，而不呆呆地坐着互相凝视，可真把我们难住了。
后来有一天，我偶然对伦勃朗说，我从让- 路易斯那里刚学会一种娱乐，非常有趣，而且大大需要动脑筋和有预见，这种娱乐叫做“国际象棋”，它的由来已久，据某些人说，特洛伊城下的英雄们就曾下过这种棋，最初是为波斯王的娱乐而设计的一种战争游戏，那时波斯王都是些大君主，一直统治着亚洲，等到亚历山大大王东征，才解除他们的权力，夺去他们的领土，分给他自己的将军们。
这种娱乐的名称本身，就可以使人想见扎着缀有宝石的漂亮头巾的东方暴君，躺在大风怒号的荒野中心用毛毯搭成的帐篷里，四周尽是勇敢的骑士和披上盔甲的大象，呆笨的象背上驮着塔形炮台；因而，它唤起了伦勃朗的想象，他立刻要求我介绍他认识我的朋友，让他也学学这种娱乐。
我等到萨丝佳觉得稍微好了一点，才找个晚上，把他们两位请到我家吃便饭。他们一见如故，成了忠实的朋友。这件事相当奇怪，因为他们两人代表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阶级，而且让一路易斯即使对待大名鼎鼎的荷兰贵族，也抱住一种文明的高高在上和得意的谦恭和气的双重态度，阿姆斯特丹的富商常常以这种态度对待那些到东印度群岛当过大管事的人，因为这类人在那里大抵混得不错，如今带了数百万卢比，回到他们从前进行活动的城市里，变成人们在经济方面不能小看的人物，但同时，他们自己又和人们保持着相当大的社会距离，时刻不许自己忘记，世袭产业和暴发户的钱财之间的间隔是一种神圣的规定，世上的钱财决不可能买通一条道路，逃过这种规定的约束。
特列莫哀勒家族的这位伯爵，是普通所谓“良好教养”的化身。在我们相处的许多年间，我从未听说他无意之间冒犯过人，这无疑是一个人对于自己的礼貌准则所能作出的最崇高的表现。象所有聪明人一样，他的一生可说是扶摇直上，但无论他和怎样的人相处，我从不知道这个谦虚的亡命者有哪次不是“高高在上”，或者有谁曾想对这个语调可笑的人略略表示亲近。
他究竟怎样获得了这种丝毫无意高人一等而实际上显得高人一等的才能，我不知道。但他确有这种才能，结果，虽然他自己似乎从不记得他生来就是特列莫哀勒家族的男爵，但周围的人根本忘不了这一点，甚至鱼贩子卖给他一些小虾，也坚决讨价六便士，仿佛他是一个前来商谈巨额国际贷款的外国君主。然而，那些似乎在监视每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的隐秘的朝臣，偶尔也会得到一天的假期，悄悄到城里度过一个宁静的夜晚。这时让- 路易斯的脑海就象一座温和宽厚的皇宫，其中的侍卫全已逃走。门窗敞开，人们可以随便进去，漫游宽敞的宫殿，欣赏那些回忆和观察积累的财产，或者在大厦后面合乎格式的花园里找个安静的隐身之处，在那里静思平常叫做“人生”的这种大冒险中奇怪的成败得失。
不过要享受这种特权，一个人必须被认为在智力上是他的亲兄弟。仅仅是血统上的关系无济于事，感情上的联姻决定一切。我曾经看到男爵的一个堂兄，为一笔遗产问题，千里迢迢从加斯科涅赶来，在书斋旁边一间小厨房里坐了几个钟点，长久地等候，急躁地咒骂，因为让- 路易斯当时在跟一条捕鲸船上的大副谈话，那人虽然目不识丁，但他在经过据说有很多大铁矿的拉普兰地区最北面的海岸时，曾经看到他的罗盘发生了奇怪的故障。
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特列莫哀勒家族的男爵曾经忘记参加阿姆斯特丹市长为欢迎丹麦国王的堂兄而举行的宴会（妄图先使殿下喝了荷兰烧酒而可耻地醉倒，然后争取酌减松德峡的通行税），因为他答应去陪伴一个生病的鞋匠，那人是思想倾向非常有趣的一个业余哲学家，曾经仔细研究过一些字谜，列维伦德·雅可巴斯·布鲁伊奈斯蒂克就是用这些字谜证明了大卫的赞美诗实际为国王所罗门所作。这位业余哲学家还曾用这种方法研究约翰启示录和路加福音，得出颇为惊人的结论，认为前者系犹大·以色加略所写，后者是本丢·彼拉多之作。
因此，当一个人介绍自己的普通朋友，同这个法国的封建习俗和新的数学理论混合产生的怪人会见时，绝对料想不到会有怎样的反应，而事先只能知道，这个怪人的表面态度一向同他对新交所感到的内心敬佩恰恰相反。如果他彬彬有礼，便决无结交可能。如果他只保持日常的客气，那还有希望，不妨再给这位新朋友找个机会和他见面。如果他毫不拘泥，事情已经成功。
在我把伦勃朗介绍给他以后的五分钟里，我深怕这次会见不欢而散。因为画家觉得自己出身卑微（他的亲家奥依林堡就很注意这一点），所以神情窘迫而倔强，稍受触犯便会发怒，甚或多少有意触犯对方。
虽然要在我家吃饭，但让- 路易斯事先讲定要担任烹调。他认为，除数学外，烹调法是对人类进步的最伟大的贡献。他常把衣袖卷到肘上，在书斋和厨房之间一边走，一边打着鸡蛋和油脂，大量引用恩尼亚斯和赛蒙尼迪斯的话问道：“归根结底，人和兽相比，除了前者有可能学会吃的艺术，而后者永远注定咬嚼饲料之外，还有什么差别？不错，大多数人还处在原始阶段，吃东西只为了填饱肚子的乐趣。不错，我们的大多数同胞使用肉叉和汤匙，还很象农夫往大车上装干草。但是有少数人已经终于开化了。有少数人会‘吃’了。而我的那条狗努伊勒，虽是从洞里拖出狐狸的最高尚的畜牲，虽是非常聪明而又文雅的动物，只要戴上假发披上袈裟，就会象巴黎的红衣大主教，但它吃东西的样子就象一头猪，一眼看不住它，它便去吃些饥饿的鬣狗才肯吃、而喂饱的转叉狗不肯吃的好东西。”听到这里如果不打断他的话，他便会继续解释说，一个人吃东西的样子是他的整个性格最准确的指针，一个人只要看看他的朋友把叉子或刀子向嘴边移动时的姿势，就能估量这位朋友的贪婪或诚实的程度。如果食物从盘里进入口中的过程四平八稳，那就可以对这位朋友以十万法郎相托。相反，如果食物接近嘴边时，牙齿作攫取之势，手指忙乱，那么，这个人还得再过几十万年，才配跟文明人交往。
所有这一切都很有趣，但是如果考虑到我们的大多数邻居还都在采用的“争先恐后”的吃法，就不免觉得有点危险。糟透了！伦勃朗也不例外。当他全力以赴在画一幅新画时，或当他费尽心思探索一幅铜版画的新颖的立意时，他往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这种情况下，他似乎完全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正如我在这本日记的前一部分所写，我知道他有一次整整两天两夜废寝忘食。等他终于开始吃饭时，他那种吃法使人痛苦地回想起韦德斯蒂格村的日子，那时凡·莱茵家六个孩子团团围住父亲的餐桌，把他们的汤匙戳到大家共吃的一碗牛奶面糊里，捞取父母剩下的少得可怜的几片肉。现在他不但心里惦记工作（我知道，他正在结束给孀妇斯瓦坦霍特画的一幅肖像，而那老婆子自有主见，虽已七十五岁，却并不是坐下让画家描绘的最听话的人），而且疲于照料重病在身的妻子和相当瘦弱的孩子（还不说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性子暴躁的保姆），我有充分理由担心，他可能又处于神情恍惚和易于激怒的状态，所以谁也不能预言，如果由于某种奇怪的过敏的想象，他把一句简单的话理解为对他个人行为的非难时，他将怎么办或怎么说，或者将有怎样的反应。
让- 路易斯从厨房里出来，只穿一件衬衫，下摆的绸边（因为他不爱穿有颜色的外衣，但终生严格讲究时兴的衣服式样）上束一条围裙，端一只盛满了奶油浆的德佛特出产的大蓝碗。
他引用辛尼加的语句大声说：“convivaecertetuidicant,Bibamus！”这时我忽然感到：这次聚会眼看就要成为老交情的破裂。因为伦勃朗只懂一点拉丁语，根本不懂法语，他当时的神情就仿佛要说：“哼，好小子，你在这里住了这么久，一点也没有学会我国的语言，竟不会用我们的话谦和地向我问声好，这算怎么回事？”但是让- 路易斯丝毫没有注意这一点，文质彬彬地向他深深鞠个躬，用我所听到过的法国人所讲的最接近荷兰语的话说：“清（亲）哀（爱）的，我欢迎您这样的菲狄亚斯的后继者，您不认为做薄饼的老妪是有伤您的尊严的题材。因而蒙您惠允，我现在要为您做一餐菜肉蛋卷，烹制秘方是我直接从泰勒麦修道院长的总司厨那里学来的。”
伦勃朗是否知道这里暗指的是古代最伟大的法国艺术大师，我有理由怀疑，因为他常对我说，他是为今天，不是为前天而活着。而且我想，整个阿姆斯特丹恐怕也没有几个人知道（或注意到），老医生拉伯雷创建的逍遥自在的修道院里，曾经住过一些怎样的修道士。但是谈到的那个做薄饼的老妪，是很少有人知道的伦勃朗的一幅比较平凡的早期铜版画，所以大大引起了他的自豪感。他立刻放弃了方才瞧着我们这位业余厨师出来时的那种温怒的态度，深深地鞠个躬，彬彬有礼地挥手回答说：“先生，凭你的技巧做出的莱，如果和人人称道而使我久仰的你的烹饪才能相符，那么即使是伟大的朱比特，也会认为应邀参加这次宴会是荣幸。”
让- 路易斯听了又惊又喜，手里的一碗奶油浆险些儿打翻在我的乐器盒子上，他比前次更低地鞠个躬，说是愿做凡·莱茵先生最谦恭的侍从。他此后对伦勃朗恭维备至，深怀好感。这位法国的商务特使（他的职责是为他的君主搜集商业情报，但是他的大多数信里写满了他认为是阿姆斯特丹社会的可取的舆论）甚至写了三封长信，详述这次著名的会见，并以明确的言词暗示说，特列莫哀勒在迅速趋向降格以求民主的阶段，因此，如果陛下给阿姆斯特丹司法当局以暗示，并将逮捕反叛者的密令下达于最近的边防城市以备执行，也许不至是不适当的。这一篇精彩的外交论辩在寄往巴黎的途中，被海牙的邮局局长及时抄录下来，寄给了霍伊根斯阁下，这么一来，就又转到了阿姆斯特丹我的家里，附函索取那种名菜阿列麦特的烹制秘方，他写错了，将它误称为“奥列麦特”。
然而还要回来说我们的宴会，我们的确度过了一个十分愉快的晚上。赛里姆最初有点超然不俗。“对于造型艺术，”他辩解说，“我不太擅长。《可兰经》不许我对这种艺术发生兴趣。”“朋友，《可兰经》的哪一章里提到过造型艺术？”响起了柏纳多的声音，他知道，伊斯兰教祖的这个出色的追随者（和许多基督教徒一样）从来不会想到这部神圣的著作，除非有时候，他需要以这本书为根据，推辞他实际上不愿做的事情。例如，每当赛里姆到了朋友家里，看见请他喝的是他不爱喝的啤酒，他总是道貌岸然地举目望着天，以沉闷的声音辩解说“噫！格布利哀尔天使在第二章第五节里不是对信徒们说过吗：‘为了大慈大悲的阿拉，爱护正义的人们，你们要戒绝一切麻醉精神的东西’！”然而如果他的主人理解这种暗示，钻进地下室拿出一瓶勃艮第出产的红葡萄酒（这是这位年轻的伊斯兰教徒最爱喝的一种酒），赛里姆便会继续说：“但是教祖本人在第十八章第二十三节里谈到流浪国外的人应有的礼仪时说了些十么呢？‘要注意，所有的信徒们，在举止行动上，永远不能让招待你们吃喝的人们感到自己受了轻视，因为真诚的款待是友谊的基石，善意的堡垒。’”而且他将继续错误地引用这些夸大的章节，直到所有的酒全部喝光，或者其余的客人都从桌旁溜走时才肯住口。
不过倘若有柏纳多在场，他引经据典就得略加小心，因为这个犹太人曾经和费兹的一个传教士一起在葡萄牙的监狱里度过了好几年的岁月，利用受监禁的漫长时日，读熟了《可兰经》中的一大部分，结果，他反而给那个可怜的黑人讲解了大卫的赞美诗、士师记和所罗门的颂歌。他早已抛掉了这种无用的智力上的累赘，但还完全能够核对我们这位业余伊斯兰教神学家的多半是臆造的引语。这两个塞姆人关于他们祖传的两种教义的相对优点所进行的争论（他们两人都丝毫不尊重任何一种教义），给我们这一小伙人的乐趣增色不少。
这在我们的基督教徒邻居中引起了很大反感（他们从未应邀参加过我们的聚会，然而我们所说所做，他们全都确切知道，仿佛亲身参加了似的），不过他们一向忙于自己内部的斗争，顾不得密切注意我们的愉快的异端。这天晚上赛里姆仍然遵守他的老习惯，摆脱了他对《可兰经》和绘画艺术的高尚情感后，立即要了一枝铅笔和一张纸，把这个晚上其余的时间用来给我的儿子讲故事，他一边叙述哈伦- 阿- 拉什德的丰功伟绩，一边画些非常有趣的小图画加以说明，画中描绘的这位伟大的战士，正在砍去一排又一排的十字军战士的头颅，场面极为残忍，吓得可怜的孩子一连五夜没睡着。
我和其余几位客人在晚饭之后立即到我的工作室里下了一晚上的国际象棋。让-路易斯认为，这种娱乐是灵丹妙药，可以医治疯湿症和唠叨不休的老婆（他最怕这两样），所以他近来对它深感兴趣，把它当作一种仔细研究的课题。
“有什么办法？”他常问。“我每天只能伏案工作八九小时。再久了，数目字就会戴上帽子穿上外衣，在书页上跳起小步舞来。我得找点事做，使自己不致头晕眼花，因为我离开数学活不下去，正象别人离不开烧酒或甜酒、神学或女人。固然可以听听音乐。但是音乐已经不是从前那种音乐了。如今的音乐过于伤感。所以我们还是下棋吧。”我们摆上棋盘（这是自己做的，因为我跑遍阿姆斯特丹，没有买到棋盘，而且我在许多店家听说，根本没有这种玩艺儿），让- 路易斯掏出了鲁伊·罗彼兹所写的一本书（他从遥远的西班牙塞维里亚买来的一本小册子），翻到第十九页，从开始走棋时起，就小心地遵循着书上的一切指示，但走了十八步，便被柏纳多将死，后者是在一星期前才学会下棋的，他对“牺牲一卒以得优势“和”打闷官”等手段，并不比我饲养的雉鸡更有办法，但他对我们大伙战无不胜，这使我们惊奇不已，他自己也同样莫名其妙。
但是我最感兴趣的是伦勃朗对这种娱乐的反应。我教过他棋的走法，“将”每次走一格，可前进、后退、横走；“车”沿整条直线随意走；“马”每次直走一格横走两格；等等。使我大为惊奇的是，他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了。为使他掌握这种娱乐的总的概念，只用了一两个晚上。但他下棋，象他画画一样得法。
如前所述，他很少谈起他的艺术理论，而且常说，一小时的实践胜过一星期的讨论，所以我相信，他从来不曾考虑过空洞的理论，虽然他在书面表达自己的意思方面很有天才。然而在我们那次宴会之后，又过了几个夜晚，他自己却向理论迈进了一步，而且他所谈的十分有趣。
“我喜欢你的那位法国朋友，”他听我谈起了作为厨师的让- 路易斯的卓越技巧时，说道。“的确，他会做非常可口的薄饼，不过这种吃食不太合我的口味。我吃惯了普通的饭菜。但是我喜欢他在玩那种新奇的游戏时所采取的路线，世上的一切事情都要取决于‘路线’。
“你知道的，我有许多学生。其中有些人已经颇有成就。弗林克已经是著名的画家了，将来你还会听说鲍尔和多乌，因为他们都是能手，懂得技巧。当然，我实际上并没有教给他们多少东西。他们各有各的才能，和我不相上下。只不过我比他们稍大几岁，有时间学习一些技巧，能够把这些技巧传授给他们。
“但当然，人们看到弗林克接到公爵的新订件，或者听说鲍尔每年画十儿幅肖像，便对自己说：我们的小威廉或者我们的小苒蒂，也在用爷爷给他的一盒颜料画些挺不错的圣尼古拉像。我们一定要把他送给凡·莱茵，让他将来做个象伊克霍特或他老师本人那样的大画家，挣很多钱，穿绫罗绸缎。你知道的，因为这一行里许多光荣的成员都沦为济贫院的居民，所以流传着对这种职业的非常愚蠢的看法。
“但是我有什么办法？我单靠画肖像活不下去。我需要收些学生。这些小伙子中间没有一个是很容易管教的。他们年纪轻，模特儿们乐意和他们交往。我丝毫无意扮演学校教师的角色，但我至少可以小心些，不把我的时间浪费在绝无希望的废料上。所以我已经作出规定，必须叫他们先把他们的素描带给我看一看。
“请注意，看他们的素描，不是看他们的绘画。因为差不多每一个人，只要不完全是色盲，只要有个很好的老师，都能学会画一种什么画。但是线条最可靠。你把某个人的一小幅素描给我看看，随便画的什么都行，五秒钟内我就可以告诉你，这个人有才能，或者他最好去做酿酒工人。
“况且，画面不仅是个技巧问题。还必须有一定的气质、性格、个性。没有这些，就没有生气。现在的世界已经够死板了，没有必要再往世界上堆积死气沉沉的油画。是的，一个画家应该学习他的业务，要能够完成一幅绘画，并注意到一切细部，正如载缝能够完成一套衣服，木匠能够完成一个碗橱。
“也许我没有把自己的意思完全说清楚。有些人倒能够把我的想法告诉你，而且讲得比我自己对你谈的明白得多。不过请记住我的话，一个人也许有‘路线’，也许没有。你那个法国朋友有一种路线。他在风度方面有一种路线。他在礼貌方面有一种路线。他在做薄饼方面有一种路线。他在下棋方面也有一种路线。他在每一方面都有路线。而我??”我惊奇地望着他，因为这是我从未听到过的一种新论调。
“而你怎么样呢？”“而我在绘画方面很有路线，在生活方面太无路线。不过我还年轻。等我再有几年经历，我也可能学到的。”
第九章 萨丝佳悄然长眠
伦勃朗确实学到了一些生活知识，而且学得很快，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上次我们举行过宴会之后，两星期的时间又过去了，这天晚上和往常一样，我又和画家一起护理萨丝佳。
我早已灰心绝望，认为对她已经束手无策。我从同事中间请来了两位医生，他们在格累诺布尔和伦敦两地研究过萨丝佳的这种病症。患了这种病，保持心境愉快对于恢复健康有莫大帮助，因而必须唤起病人的奇怪的信念，使他们认定不久即可痊愈（时起时伏的阵阵忧伤，对他们为害最大）；我那两位有学问的同行冤家是作为安特卫普的画商而介绍给萨丝佳的，佯称他们希望看看伦勃朗的铜版画。这使她觉得十分得意，因为这两位衣冠楚楚的先生必是为了崇拜她丈夫的才华，才从佛兰德远道赶来的。她问了许多关于鲁本斯的问题，例如当他在为某人画肖像时，是否真的每天拿到一百吉尔德的报酬，他的妻子是否真象她所听说的那样容貌俊美而且衣着华贵，以及她是否给丈夫做过裸体模特儿，因为萨丝佳自己虽然十分爱丈夫，但她还是做不到这件事。
他们两人尽可能回答了这些问题，因为他们都是有经验的医生，很会说些有益无害的谎话，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萨丝佳听了很满意，不知不觉睡熟了，她深信，她是一个比海伦芙尔门特好看得多的妇人，而且也有几分相信，她是一个体面得多的妇人，因为她曾经数次作为花神而出现在她丈夫的绘画中，但从未作为爱神而出现。
短时间的会见客人竟把她累得力竭不支，因此我们请伦勃朗离开我们，我们三个医生研究了睡熟的病妇，我把病历拿给他们两位看了看，只见他们两人面色忧郁，个个摇头，第一个人低声说：“完了，”第二个人耳语道：“完了，”于是我们故意多耽搁几分钟，好让她的丈夫相信，我们是在仔细讨论病情，相信还有几分希望。这时其中那位年长的医生说：“至多还能再活一个月。”一般年轻医生总喜欢在年长的同事面前显示自己的高见，所以那位小几岁的医生应声说：“依我看，她还能活六星期。”但我一声没响，因为我亲眼看到，两个月来她的体重不断减轻，我知道她的寿命只是几天的问题，而不是几星期。我带领他们到楼上，我们都对伦勃朗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废话，伦勃朗利用方才的那半小时，手印了一小幅铜版画《三贤人》的两张校样，这幅铜版画是他花费了许多时日绘制的，现在他把它赠给了我的两位医生朋友，并说了几句恭维话，那两位医生深为感动，因为这位画家有一种很值得同情而且几乎是天真的性格，他居然依旧若无其事地继续工作，就仿佛他这个小家庭当时根本没有瓦解和破灭的危险。
于是他们向他道了别，谢绝了他为酬谢他们的帮助而要作出的进一步的亲切招待。我和伦勃朗来到楼下客厅里，准备我们的晚间消遣。
萨丝佳仍然睡得很熟。好那只苍白失色而又十分纤细的右手放在被单的上面。她一向非常喜欢鲜花，现在夏季终于来到了，伦勃朗每天早晨都要给她买些新鲜的玫瑰。在那两位“安特卫普的画商”到来之前，她拣了一朵插在她的头发上，想给自己增添一种比较欢乐的外貌。花儿这时已经掉在她的枕头上。这是一朵鲜红的玫瑰花，她的面颊在对比之下显得比平常更加苍白。
但是她的呼吸从容而正常，嘴唇上浮现出微笑来。我轻轻地拉拢了床帐子，蹑手蹑脚地回到桌旁。“她好象睡得很舒服，”我说，“你想来哪一种，西洋双六还是国际象棋？”“国际象棋，”伦勃朗回答，“我想，今天晚上我能赢你。上次我们下棋时，差不多一开始我就丢卓了‘女王’。今天晚上我一定要下得高明些。”我拿起两个“卒子”请他挑选。
他指指我的左手，挑了红棋。
我们按照寻常的方法开始了，先走“王卒”、“后卒”，然后又走“将象”、“后翼车”，以及其它等等。我已经忘记了当时的棋势，但我记得，在走了五六步之后，他就遣出“皇后”，并用它迫使我采取守势。我警告了他。他的走法有一定的高明之处。这可以使他在十步或十五步之内赢得这一局，但是这一着仅在我忽略了以“马”反攻的情况下才能得逞，否则他将由于缺乏援军而陷入绝境。我密切地注意着他。他全神贯注地实现自己的打算，仿佛完全没有发觉我的“马”对他的严重威胁。我再次警告他。“你走得都很不错，”我对他说，“但是这种走法只是急于求胜。”“不过这种走法非常有趣，”他回答，“我知道，我在冒着一些危险，但我完全能够左右形势。只要我能救出我的‘皇后’，再走一步我就赢了你。”“但是你赢得了吗？”我问他，同时吃掉了他的“象卒”，从而为我的“象”打开一条进攻的道路。
“我想，我能赢的——哼，要是赢不了才奇怪呢！方才我对这一局还很有把握，可是现在——”“可是现在，”我回答，“我吃掉你的‘皇后’，再走三步就将你的军。”他向后推开了他的椅子。
“不妙，”他安慰自己说，“太不妙了。我原以为这一盘我已经赢了你。让我再想想看。稍微等一等，我去看看萨丝佳是不是睡得很好。”他把两支蜡烛端去一支，走到床前，拉开帐子。然后他向我转过身来低声说：“瞧她今天晚上多安静！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她睡得这样熟。她一定是真的有了起色。”我站在他的身边，用手摸了摸她的胸口。
萨丝佳已经与世长辞。
第十章 殡了萨丝佳，伦勃朗重新开始工作
我写这本书是在一六六九年，萨丝佳死于一六四二年。她的去世是二十七年前的事情，二十七年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不能抱怨我的记忆力差。回忆往事并没有使我感到什么困难，因为明年我就七十岁了，我不应该再有什么奢望。我的大部分同年人或者已经去世，或者迅速趋于衰老，前者反而比后者痛快。
我将来的命运怎么样，现在不得而知。但当末日到来的时候，我希望它突如其来，迅速爽快，不要经过缓慢的智力衰竭的阶段，而这种阶段似乎是伴随着老年而来的必然现象。
但是每当我试图回忆自己的往事时，往往发觉一种奇怪的现象。我能够回忆起幼年时期的各种小事末节。我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在七岁、八岁、九岁、十岁那几年，在过圣尼古，拉节时收到些什么礼物。我能够告诉大家，在我们从前难得请客时，有些什么东西可吃。如果我拿得起铅笔，我真能给大家画出我的所有学校教师和大多数朋友的十分逼真的肖像。
我在莱登大学学习解剖学和外科学那两年的情形，也同样记得很清楚。
每一天的每一件小事，几乎是每一天当中每一小时的每一件小事，都牢牢地记在我的心里。但在二十岁以后，清晰的记忆忽然变得模糊了。我在阿姆斯特丹行医的这些年代里所发生的事情，我虽然还都记得，但我往往忘掉了事情的先后。例如，我可以十分清楚地回忆起某人生过某种病，我能够非常准确地叙述他的病情的发展。但是如果要我指出年份，就会把我立刻难住。我只好回答说，我记不得了。可能是一六四六年或者五六年，也可能是一六四九年或者五九年。我根本记不清了。我能够讲出病人在得病第三天或者第四天是否发过烧，但我记的年代，可能有五年到十年的出入。
我常常考虑这种智力上的奇怪变化的实质，我认为这是由于年份和月份的飞逝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加快。我在十岁时，觉得一天的时间仿佛无限长，当然只是以较小的尺度衡量的。一天有二十四小时，每一小时都有其鲜明的特点，都使人可能作出无数次的新冒险，取得无数的新经验。
后来人生渐渐变得比较平淡了。一个人不外是起床，工作，吃几顿饭，找几个朋友聊聊天，忧虑一阵，嘻笑一阵，翻开一本书看几章，就又睡觉了。
单调无聊变成了正常现象。一个人从此开始毫无怨言地接受命运的任何摆布，因为试图同上帝斗争又存什么用？最初当然还有节季感。树木花草都开了花，知道这是春天；天气热了，知道这是夏天；庄稼收割了，知道这是秋天；天气冷了，得穿上厚呢大衣而且围上围巾了，知道这是冬天。
但是过了五十岁，就会觉得连一年四季的这种自然区分也似乎失去了重要性。一个人不再抱怨严寒或酷热，下雨或飘雪。自然现象总是这个样子！
无论如何也不能使它们有所改变。这是最后的彻底屈服。从这时起，时间便失去了一种固有的实质。它变成了一团浓烟。所谓人生，就好比一个滑稽的巨人在天空上擦了擦肮脏的大拇指那样短暂。接着便是最后的长眠，便是对以后千代万世的愉快的忘怀。
这些想法在最近二十年里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所以日期和时辰在我看来并不重要，我从前一直没有记日记的习惯，也不曾保留一封信或者和我的生活有关系的片纸只字（这似乎是一种非常愚蠢的做法，仿佛我所经历的可笑而微小的人生坎坷当真没有什么普遍的重要性），所以总而言之，我是完全是凭记忆来写这本书的，要准确他说出萨丝佳去世或者出殡的日子，我发现倒是难事。
她是在一六四二年的夏天去世的（这一点我很有把握），因为我记得就在那一年，塔斯曼发现了太平洋的那个神秘的岛屿，后来那个岛就根据我可爱的故乡西兰而定名为新西兰，塔斯曼还绕着南方的这个大岛航行了一周，关于那个大岛，我们在过去四十年中听到过许多新奇报道。
象往常一样，我对于他可能带回的关于那里的土著使用麻醉剂的任何报道都很感兴趣。世界各地居民似乎都有其常用的导致暂时昏厥的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喜欢采用可悲的麻醉药作为暂时的手段，以逃避那种根本谈不上幸福的生活。但是我深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一种植物，可以帮助我们做出非常重要的工作，帮助我们进行外科手术而不致引起可怕的痛苦，这种痛苦现在已使手术室变成了苦难场所，吓得人们象逃避麻疯院那样逃避医院。从亚洲、非洲或美洲的遥远地区回来的探险家，往往会给我们带来对于这个久已存在的问题的答案。所以我总是密切注意各次新的航行。
有一次，我听说一个新发现的大岛，叫做凡·迪艾门（根据东印度群岛总督安桑奈·凡·迪艾门定名，他曾经征服了福摩萨，并为最近这次探险配备了人力物力），那里住的是些头发蓬乱的土著，他们能使投向敌人的战斧再回到自己的手中，我当时就断定，那些人既然那么聪明，能够发明那种奇怪的武器（我并未听人讲解过它的真实性能），也很可能发现了足以导致人工昏迷的新方法。但是印出的有关这些新的探险的报道，都非常简略，远不能令人满意。最后，我给东印度公司经理写一封信，那里回信说，上司是在经营商业，并不是在开设珍奇的动植物博物馆，对我所似乎很感兴趣的课题没有资料可以提供。
对的，那次著名的航行是一六四二年的事（虽然我是在两年以后才听说），不过我之所以记得这个年份，理由很可笑，因为那一年我曾跟伦勃朗的一个姻兄进行争论，追究塔斯曼的出生地鲁提加斯特村是在伏列斯兰省还是在格罗宁根省，后来我坚持说，那个小村是在格罗宁根，不在伏列斯兰，并要跟他打赌，他同意打赌，结果我说的对，他却并未付我赌金，硬说那个小村从前当然是他的故乡那一省的一部分（我觉得这是强词夺理）。
从那时起，每逢有人说“一六四二年，”我就顺口接着说：“塔斯曼离开故乡做出新发现，萨丝佳在那年谢世长眠。”这是两句无聊的顺口溜，不是很好的诗句，但是只要我们的脑海里充满了记忆，象当铺失火之后次日早晨那样的零乱不堪，那么我想，这种荒唐的联想总是不可避免的。
无论如何，那两个拙劣的押韵的句子毕竟能使我记得可怜的姑娘是在一六四二年去世的，这就足以解决现在的问题了。她死于一六四二年夏天，如果我没有记错，那时是六月中旬，因为当我们慢慢送她到最后的安息之地时，推车子的小贩在出售新上市的樱桃，到处花开，柏支华尔街两旁的树木嫩绿清新。
我们到了老教堂，发现教堂职员没有料到我们来得那样早，教堂大门还锁着。灵柩放了下来，有个人跑去找寺役，我们围住灵柩站成一小群，很想说几句话，而又根本不知道说十么好，旁边的华茂伊斯街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同我们的沉默形成对比。后来忽然间，听见嘎嘎吱吱抽开了粗大的门闩，大门就好象被两只看不见的手推着似地慢慢打开了，院子里鸦雀无声，远处有个人在用锤子敲打一条需要修理的长凳，我望着伦勃朗，发现他面色变得苍白，仿佛人家是在把钉子锤进他妻子的棺材。
我们把她埋在小琴楼底下，离阿德麦列尔·凡·希姆斯凯克的墓碑不太远。阿德麦列尔死在直布罗陀，是头一个试图通过北极到达东印度群岛而获得成功的人。
葬礼仅仅持续了几分钟。完全盖住棺材的那块厚厚的黑布，被两个职业执绋人小心地折了起来，他们在完成这项工作则样子可笑，神气十足，这使我想起我的祖母和她的女仆莉卡在积了半年的脏衣服洗好送来的时候折叠被单的样子。然后棺材被放在两根粗绳上。左右两边各有四人拉着绳子。牧师拿一本很大的《圣经》走上前来，把它打开，摊到早已摆在那里预备着的小木架上，当他朗读第一百零三首赞美诗时，萨丝佳被缓慢而肃穆地放进了她那个开着口的黑洞洞的墓穴里。
我一生参加过许多次葬札，每次都深觉加尔文和马丁·路德的教条除了几句空话之外，根本表现不出对任何事物的感情。我国教堂里的音乐是可怕的，歌声是狂暴的。我们总是把墙壁刷上十几层白粉，把天花板涂成灰色的，长板凳不给漆得黑褐发暗就不肯罢休，然后把那些做礼拜的人请进来，静静地坐在活受罪的座位上听人讲道。
在我们的教堂里，永远有人在告诉别人应当怎么想或者怎么做。没有一致的意见，只有不休的争论。他们不但不鼓励我们沉思默想，反而怂恿我们参加复杂阴险而又激烈的舌战，卷入永远没完的争执之中。
平心而论，我并不喜欢我们那些天主教徙邻居们老在秘密谈论的美好的旧时代的重演。他们被剥夺了古老的神龛，不得不在看来无罪的栈房顶楼上拜自己的神，他们当然要留恋我们的城市被新教徒所侵入而变成了“失乐园”以前的时代。然而他们的教会势必衰落。它根本不适合我国人民的性情，我们只能沿着现在的道路继续前进，直到永远排除宗教为止。不，我并不想议论宗教。但我终生不能理解，我们在另一方面为什么那样顽固，我们所做的每样东西为什么总是很难看，没有丝毫的象征意义。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的生活中有点色彩。他们力求使那神秘的感情有所变化，从而使他们自己忘却（哪怕是一刹那）人生一切过于残酷的事实。
我们这些幸运的人从来不曾为自己的吃喝和子孙的温饱而烦恼，体会不到比较贫穷的阶级所遭受的苦难。我们埋头学习音乐或绘画，写诗或研究数学，或者忘我地钻研古代哲学家的作品。
但是所有这些逃避现实的道路，穷人都走不通，只有教会可能给他们一点慰藉。但我每次进入这种阴沉沉的礼拜堂时，总觉得奇怪，不知我们的教堂为什么这样不可救药地偏重一方面，偏重于运用理智，而从不运用感情。
且以萨丝佳的葬礼为例。如果说葬礼中还有悲哀的气氛，那当然只是这个可爱的少妇的死亡而已。她还年轻，她在去世前的几个月里还很可爱。她嫁给了她那个时代最出色的一个人，那个人忠实于她，而且能够使她过着充满了美和乐的生活。她有一个孩子。她有许多朋友。也许她不太聪明，但是谁也不曾要求她能把奥维尔翻译成拉丁文的六脚韵诗章。
但她不幸去世了。她在未满三十岁的时候便溘然长逝。她把她所爱的一切全都留在世上，自己变作一排可怕的坟墓中间的一个，而且将在腐朽的寿衣里渐渐溶化，直到她那可怜的尸骨被清除出去，给某一个后来者腾出一个位置。
这是一个凄惨的悲剧，是男男女女所抱定的生活目的的扬弃。但这给教会造成一个以希望的预言者的姿态出面说教的大好机会，它不顾一切罪证，大言不慚地说：生命固然可贵，但死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生，而且在作出这种武断言论的同时，还伴以优美的手势、朴实的乐声，以及无可辩驳地讲述永恒真理时所常用的那些象征。
但这次并没有这样做，参加葬礼的是一个年轻的庸夫，他那种腔调暴露了他的毫无教养，他朗读了优美的诗章，然而那些诗的含义他似乎一窍不通。
然后那十六个人抬起装着全部可爱品质的大木箱，明目张胆地喊着“一，二，三！”匆匆把它放进石头牢笼里；这些人都是早上抬棺材，其余时间去推啤酒车和捉黄鳝，长长的黑色丧服盖不住他们的工作服，仍然是满身酒店的气味。他们放下棺材转身就走，把担架送到教堂后面一间推放一时用不着的这类工具的储藏室里，这便匆匆赶到门口，向送殡的人讨酒钱。
我想，我们中间有些人很希望多逗留一会儿——对躺在我们脚边的幽灵最后再说几句话。但是他们不给我们时间。牧师已经走了，寺役哗哗啦啦掏出钥匙要锁门，我们只好出去。
我们又回到安桑奈·布利街那座房子里，保姆在几个邻居的帮助下已经做好了饭，饭菜就摆在一小时前从里面抬出死尸的那个房间里（这必是我们从未开化的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一种可怕而粗野的习惯），请我们大家进去用膳。
我在屋子里待了几分钟，因为不这样做，恐怕会太惹人注意。后来我寻找伦勃朗，他不在这里。被一种预感所驱使，我轻轻地蹑手蹑脚走到楼上画室里。
伦勃朗仍旧穿着送殡的那套衣服，帽子上缀着长长的黑纱，手上戴着黑色的手套，但他完全忘掉了周围的一切，正在忙着画画。我走到他身边，把一只手搭在他肩上，但他根本没有回头，我想他完全没有发觉我来了。
因为他又在给萨丝佳画一幅肖像，这幅肖像画的是他们结婚那天萨丝佳的容貌。
 
第十一章 伦勃朗突然来访，借去五十吉尔德
我一声没响离开画室，跟楼下几位客人打个招呼，说几句在这种情况下常说的客套话，便回家换了衣服，到医院度过了这一天的其余时间。但我刚刚吃过晚饭，女仆便进来对我说，凡·莱茵先生来看我。这使我大吃一惊，我当然请他进来，问他为什么这样拘礼，还请仆人先来通报一声。他含糊地回答说，他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然后便搬来一把椅子坐下了。这时我发现，他仍旧穿着早晨送殡时的那套黑衣服，而且四下打量着房间，流露出一种粗鲁无礼的神色。
如果别人这样做，我就会认为：“这个人喝醉了。”但是伦勃朗从来不会喝醉的，的确，直到很久以后，当优虑重重又加上担心双目失明的时候，他才偶尔去找那个住在黄褐色的斯基丹酒坛深处的虚伪的朋友帮忙，使他麻醉一会儿。
对于他的这种不修边幅的模样，只有一个解释：他累得筋疲力尽了。
我问他那天是否吃过东西，上次吃饭是在什么时候。他回想一下，但想不起了。“大概是两三天以前吧，”他回答说。于是我到厨房里亲自给他做饭，烧几只荷包蛋，烤几片面包，打发女仆到外面买了些我不大爱喝的牛奶。
他吃完这几样东西，然后说：“我简直累坏了。”我领他到楼上，实际上是我替他脱了衣服（因为他几乎连手也抬不起来），让他在我自己的床上安歇。
我又回到楼下，用几把椅子和靠垫拼成一张床，拿家里的《圣经》当枕头，然后熄灭蜡烛，似乎觉得睡了还不到一小时，就被前门上一阵响亮的砰砰声惊醒了，我当然认为这是病人在敲门，我走到门口，不觉大吃一惊，因为这才发现阳光已经很亮，必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光景了。我开了门，看见门外站的是小泰塔斯的保姆，她披头散发，赤脚拖着一双皮拖鞋。
“这种怪事世上少有！”她开口就吵，但我嘘她一声，叫她进来，严厉地说“你这个婆娘说话要和气点。什么事啊？”“他在这儿吗？”她问。
“他？你这个‘他’字指的什么人？”“伦勃朗。”“从什么时候起，你开始直呼你主人的名字？而且把主人称为‘他’？”“哼，你瞧瞧，他太不象话啦，一个男人家殡出自己的妻子以后，当天就不在家里过夜了！这是丑事！邻居们会说闲话的。人家已经在讲他的坏话了。这是丑事。我在他们家里累死累活，把什么事情都安排好，昨天我做的那顿饭，是我们街上从来端不出的丰盛的丧宴，他却根本不肯下楼，没对任何一个客人说一声‘近来好吧？’而且他忘记了给我钱买啤酒，我只好自己掏腰包，到后来他还不肯下来吃饭，随便什么人说起来都要笑话的！”她如此这般地唠叨不休，就象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觉得自己十分抱屈似的。
因为无须为这件事跟她争吵，所以我对她说，她是个备受委屈的女人，她的主人对于自己份内的事情太不经心，不过近几天来他累得精疲力尽，等他精神一恢复，我就把这种情形告诉他。这么一说，才使她多少消了气，我说服她回家照应孩子，我将尽快地陪她主人一起回去。
这个泼妇总算离开了我，我回到餐室穿衣服，并且决定要跟伦勃朗谈谈。
因为虽然他家在医疗方面不再需要我协助，但我觉得，他家的事今后更加需要我帮忙，因为我是个头脑十分清醒而并非全然无用的人。所以当伦勃朗在十一点钟过后不久，终于下楼未，吃了三份平常份量的早餐时，我把自己的椅子朝后一推（一个人在把两只脚放在餐桌底下的时候，为什么就没法动脑筋？），说道：“听我说，我的好朋友，这样是不行的！我对你说过恐怕不止一次，而是好多次了，应该辞去那个女人。她是个恶婆娘。她不负责任。我并不希望说，她是个疯子，但她和疯子相差无几。把工钱付给他，让她走，不过要让她立刻就走，因为如果我估计得不太错的话，她很快就会失去理智，到后来她可能谋杀你本人或者你的孩子。”这使他相当惊讶，他问：“你当真这样想呢，还是因为你不喜欢她而危言耸听？”我不无怨忿地回答说，我个人的爱憎跟事情毫无关系，我坚信，在这种事情上我绝未掺杂医务上的和个人的意见，但是作为一个过去曾尽最大努力挽救他的妻子，如今又尽最大努力挽救他的儿子的医生，我认为自己有责任警告他注意这个十分危险的同伴，所以又一次用这句忠告结束我的谈话：“把工资付给她，让她走。”但他回答说，这件事并不象看来那样容易。我问他原因何在。因为主仆之间的关系，阿姆斯特丹的法律是有明文规定的。主人辞退仆人或保姆时，也许必须多付几星期的工资，但也不过如此而已，只要工资付清，即使愤怒的仆人们跑到官府会议厅抱怨诉苦，闹得乌烟瘴气，长官也不会理睬她们。
伦勃朗也许必须付给这个保姆一个月的工资，但付清之后，他就可以叫她立刻离开他家，拔掉眼中钉。
但是所有这些理由，似乎都没有对他产生丝毫的效果。他反复地说，这件事并不如我所想象的那样容易。他终于告辞了，但是就在我给他开门的时候，他说出了使我大惑不解的一句话。“你说的对，”他说，“我一定按照你对我说的办。我今天就要想办法凑钱。”“今天就要想办法凑钱??”——这至多不过是二三十吉尔德的问题。
住在约丹布利街最大一所房屋里的主人，购买鲁本斯或拉斐尔的绘画时就象买些廉价印刷品那样毫不在乎，而且谁都知道，他娶了伏列斯兰的一个最富有的姑娘，如今竟说要“凑钱”！
“我今天就要想办法凑钱！”我们已经看到一场悲剧。现在秘密更深一层。我决定等他摆脱了前几天那种感情而恢复正常的时候，立刻和他郑重其事地谈一谈。
随时都能拿出五六万吉尔德现款的一个人（人所共知，萨丝佳从未感到缺钱用）竟对我说，他需要想办法凑钱去付仆人的工资——不，这里面有点不对头。
然而一个人总是不便追问这种事情，所以我只有等待，照常去做我自己的日常工作，因为我知道，人们如果有了心事，他们迟早总要把它消除了的，不然就会闷得发疯。
在旧时代我常听说，人们会去找牧师，把自己的心事统统告诉他。后来又有一种新的教规，它劝人们直接求告上帝。
可惜上帝住得太远，而医生就在近旁，出门转个弯就能找到。因而医生往往取得实际上是对万能的上帝的信任。有鉴于此，我决定不上布利街去看伦勃朗，而在家里等候，因为有心事的人不久自然会来的。
然而，伦勃朗似乎是在力图自己解决自己的困难。一连好几天，继而好几星期，他一直没到霍特渠畔来找我。
后来有一天，我在下午从医院回来时，忽然发现他在我的工作室里坐着。
他必已等了很久，因为他在临摹我的书橱上放的希波克拉底的胸像，借以消遣，而且素描差不多已经画好了。
“我来找你谈一件事，”他没有跟我打招呼，一见面就这么说道，“我的处境相当困难，你能不能借给我五十吉尔德？”然后他对我讲了他的一段故事。这是一个奇怪的故事，各位以后自会看到的。
第十二章 我知道了萨丝佳的一些家事
“我刚从老教堂回来，”他开始说，“我把萨丝佳所占的那块墓地买下来了。”它现在是我的了，这样她就不必再同一些素不相识的人躺在一起了。
“我不得不卖掉我的两幅绘画，凑够这笔款子。我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我原来认为，这两幅绘画一定能卖六百银币。实际上只卖了半数。不过墓地总算是我的了。今天早晨我去找公证人。字据已经签好，在我的口袋里装着呢。现在你能不能借给我五十吉尔德？我欠保姆三十吉尔德的工资，另外再多给她二十，打发她走，免得象平常那样地声张。你能惜给我吗？”我对他说，我当然可以借给他，不过他怎么会需要这点钱呢？这是个难以理解的问题。我决定不再温文尔雅地谈下去。因为在精神上动手术，和在肉体上动手术很相似，试图不伤病人感情的那些下不得手的外科医生，是最能误事的庸医。
所以我说：“你的事情当然不会牵累了我，只要你真正需要，就是一千吉尔德我也很乐意借给你。但是第一你有那座房子。有一次你对我说，那是你出了一万三千吉尔德买下的。你总该认为，我一向没有打听过你的事情，不过有一天，你在楼上那间小屋里印校样，而我在跟你聊天的时候，你说，你单靠版画每年就能有两千到三千银币的收入。第二你有学生。我不知道他们付你多少学费，但数目应该相当可观。第三还有你的肖像画。另外还有给班宁·考克的自卫队画的那幅画。有一天（说得准确些，就是在殡葬萨丝佳的时候），小一辈的奥依林堡，即萨丝佳的堂兄对我说，你画了那幅画，拿到五千银币。最后正有萨丝佳的继承财产。她一定拿到了很大一笔钱。她的父亲是个要人。我不知道遗产的分配情况，但我想，你总拿到了一些。”
“我全都拿到了。”“这就是了，你理应能够变卖那些遗产。”（我并不喜欢说起话来象个可憎的学校教师，但是听我谈话的这个人在许多方面还象个小孩子）
“我能够，”他回答说。“这只是时间问题。你猜怎么样，萨丝佳在去世前大约两星期写了一份遗嘱。我们没有对你讲，因为你曾经吩咐说，绝对不能惊扰她，而且事实上，直到一切都办妥以后，我才知道有这么回事。不过这件事她已经暗暗地考虑了很久，一天下午，当我出外接洽一幅新的肖像画时，她派保姆请了一个公证人。公证人来了，并按照正当的法律形式替她草拟了各种文书。她在去世前九天签署了这些文书，把一切财产全都遗留给我。当然，我一定要照应孩子，而且让他受到最好的教育，我不知道以后我是否会再结婚，一旦结了婚，那么这些钱都应当归泰塔斯所有。遗嘱上还写了其它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但最后写下了最令人惊奇的一条——我从未想到这个可怜的姑娘对我这样关切备至。她着重说明，别人不得要求我作任何账目方面的交代。财产全部由我随意支配。当然，我把这笔遗产仅仅看作是托管的基金，只用在小孩子泰塔斯一人身上。我可能要动用一部分交付房价。房价已经付了一半，但还拖欠大约七千吉尔德和若干年的利息。最后房子总是泰塔斯的，所以动用一点也不算什么。
“我的确比以前安定得多了。但我没有本领料理这些杂事，我宁肯画三幅绘画，也不愿加起几个简单的数目字。而且最近六个月来，情况有些不景气。我知道人们都在说，我给自卫队画了那幅大型油画，拿到了五千吉尔德。其实要说成一千六百吉尔德，也许还比较接近实情，不过就连这个数目，我也不一定能拿到，因为他们对我说，那幅绘画挂在礼堂里嫌太大了，他们打算把绘画的两边各裁去一块，所以靠近绘画两边站立的那几个士兵都威胁说，如果不把他们画得象全队其他人同样注目，他们连分文也不肯付。这一伙里还有四五个人声明说，我把他们画得不公道。他们不愿意被画得脊背朝着观众。他们说，他们大家都同意付出同样多的钱，所以都有权利在画上占据同样大的篇幅。有一天，其中一个人在维尔维尔斯渠畔叫住了我，并且闹得很难堪。他也是一个中士。他质问道，我把他的面孔画在另一个人的武器后面给遮住，究竟是什么意思？何况那个人不过是个小班长，而这位中士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我虽气得忍无可忍，但始终没发脾气。我反而请他喝瓶啤酒，陪他回到克洛文尼尔斯道林，我花费一小时的工夫对这个笨汉说明，我所画的并不仅仅是他本人和他那些伙伴们的一幅好看而文雅的肖像，我所画的并不是特定的一队士兵，而是挺身而出、保卫家园的世世代代所有的士兵。我费了不少的口舌。把他说服了吗？当然没有。我这番善意的话语并没有使那人迟钝的脑筋产生丝毫的印象。每逢我认为，我已经把意思说清楚了的时候，他却直瞪瞪地瞧着我，摇摇头说：‘我跟别人出钱一样多，得把我画得跟别人一样大，否则我连分文也不付。’到后来他说话很难听，他问我，绘画中央的那个小姑娘是否也出了一份钱，她到底在那里干什么。我听了大失所望，不再谈下去了。如果我能拿到他们原来答应的那个数目的一半，我就认为自己很幸运了。
“你说的对，我一向有很多学生，但是恐怕你不知道实情。有才能的学生往往穷得根本付不起学费，付得起学费的学生却又没有才能，教起来吃力不讨好。萨丝佳去世时，他们本可以让我休息几天。不错，有几个人合乎情理地回家了。但是另有六七个人离家太远，一时回不去，仍然待在这里。一天晚上，我听见最高一层楼上（你知道的，他们的寝室就在那里）闹得厉害，我到楼上去看看，不料听见两个人在一扇门后嗤嗤地笑，接着又听见一个根本不该到那里去的模特儿格格大笑，后来那个学生说：‘现在咱们俩是理想的伴侣，因为咱们很象乐园里的亚当和夏娃。’于是我对他们说，我愿意使他们的希望变成现实，愿意扮演手执闪发火焰的宝剑的天使角色，把他们赶出乐园。我立即把他们从我家驱逐出去，因为我要维护我家的规矩，但当然，对这件事有人说闲话，结果另有三个学生也离开了我。
“这么一说，你就知道实情了。另外我画了一些肖像画，也有几千吉尔德的收入。但是看来收账的事如今要比从前更困难。有些人说，目前我国每天都可能同西班牙讲和，那么一来，必将发生严重危机，但是战争怎么会比和平更加有利可图，这我一点也弄不懂。如果我记的有账，我就会告诉你，我的钱都用在什么地方了，因为最近十年来我确实挣了很多钱。不过钱用光了毕竟是小事。手头拮据也只是几个月的问题——有关遗产的手续一办完，问题就解决了。你总知道我们的法院处理这种事情有多迟缓。必须给小孩子泰塔斯请个监护人，必须同孤儿事务院协商。我很讨厌这一切法律纠纷，这类的事情我不懂。它们使我很烦恼，使我不能工作，所以我在竭力忘掉它们。不过三两个月以内，一切都会办妥的。
“同时，如果那个可恶的保姆能在明天晚上以前走掉，每一个有关联的人都会觉得十分舒畅。我本来可以把收藏的东西卖去一些，但是那么一来全城的人都会说，无怪乎伏列斯兰的亲戚们说我是个败家子，说我在挥霍妻子的金钱。我需要五十吉尔德，燃眉之急，迫切需要。在九月或十月份，我就可以还给你，我将付你百分之六的利息，这似乎还算公平。你手里方便吗？”
我说方便的，可以借给他，我走到卧室里一个小小的保险柜前，那里面放的是我从伯祖那里继承的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我取出五枚带有骑士像的金币，交给了伦勃朗，并对他说，不必再谈什么利息一一这只是朋友之间的小额借款。当天晚上，我给住在雷瓦登的我的一个朋友写了一封长信，那是我在莱登求学时的一个年轻的同学，不过他已经放弃医务，改做法律工作。他出身于豪富家族，革命爆发后，一家人还对西班牙国王忠心耿耿，因而被剥夺了全部财产。他常说，贫穷也许不是耻辱，但在聪明人看来，也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所以当时他就毫不隐讳地表示，只要他能碰到机会，他就要跟金钱结婚——大量的金钱。他这话果然兑现了。刚一毕业，他就跟伏兰尼克尔近郊的一个十分富裕的耕畜饲养主的女儿结了婚。另有一个后来到伏兰尼克尔去完成学业的老同学（觉得莱登太容易引人吃喝玩乐，不是他父亲所认为的用功读书的必要环境）参加了他的婚礼。有一天，这个老同学路过阿姆斯特丹，我碰见了他，他对我谈起了这件事。
“新娘的眼睛是斜的，腿有点瘸，”他对我说，“不过她是个孤儿，有二十万吉尔德的现金。新郎看来百依百顺而又高贵体面，婚礼上一直机灵地招待客人，他已经在省城置买一处最堂皇的公证人事务所——专门受理农民们的案子，变成了十六个州所有老实的庄稼人的财政顾问——大发横财，造币厂几乎来不及供应一—对于那个难看的妻子来说，他仍是个很体面的丈夫，是个有趣而忠实的伴侣，跟没有发财的时候完全一样。”我给这个外省的大财主写了一封信，请他替我打听一下，萨丝佳·凡·奥依林堡是否真象人们所说的那样富有，并把他所能了解到的详情细节统统告诉我——这并不是我喜欢打听，而是我有一个朋友跟这件事很有密切关系，如此等等，并请他回信惠予解答。
三星期后，我接到了他的回信，信中表明，他和往日毫无不同之处，在往日，我们常在晴朗的星期日下午散步到诺尔德威克，在“金水仙”饭店吃点面包和干酪当作晚餐，觉得当时的世界是一切人所梦想的无限美好的人间。
他在信里写道：
“0rnatissime ！
“Magnocumgaudioaccep1etterastuasatguemaximocum 一一拉丁文的‘匆匆’一词到底该怎么写？然而无论如何，我收到了你的来信，你所问的问题只可能涉及到一个人，那就是伟大的绘画大师伦勃朗·凡·莱茵，阿姆斯特丹犹太牧师的特约画家。如果我相信我的通讯者，那么这位画家不久以前已经不再使用各种颜料，现在研究出一种用油烟、灯烟和煤灰的混合物画成的新型的绘画。
“因为此外还有谁会对可怜的姑娘奥依林堡的事情感兴趣呢？那个姑娘离开这里已经很久，她的同年人当中几乎没有人记得她了。不过请放心。我已经暗暗进行了一些了解，现在把我对这件事的总的印象写在下面。
“我认为他们家里并没有多少钱，即使有一点，对于你的朋友恐怕也不会有太大的帮助，因为人所共知的奥依林堡的百万家产，大多只是徒有其名，而那些‘不动产’，也都已抵押而难以赎回，或者假定还算有，或者说是典当出去了（两种说法任你选择），总之都变成了债券，冻结了，所以如果拍卖，我看连这些产业正常售价的二十分之一也未必能够拿到手。我和一个公证人是业务上的至交，那人自从老头儿奥衣林堡第一次被选为行政首长时起，便一直照料着他的家事，那必是水灾过后不久的事情。这个公证人绝望地挥起双手说：‘他家的事你就别提了！麻烦得简直要命。因为据我所知，现在最小的女儿已经去世，她当年嫁给了荷兰的一个磨坊主或者画家，或者是干其它什么职业的，她的丈夫也许要给我们写封信，要求处理遗产，但是即使是聪明的所罗门也解决不了那笔遗产的问题。’接着他完全以学者口吻对我讲了许多详情细节，我甚至不打算再用普通的荷兰语把他的话解释一遍，不过我要仅仅把他的意思扼要地告诉你。
“老头儿罗伯塔·凡·奥依林堡，即那姑娘的父亲，是伏列斯兰地方政界大名鼎鼎的一个人。小地方的大人物。在危急的暴动年代里，他曾经数度出任雷瓦登市长，就是他，曾经代表伏列斯兰的议会同奥伦治公爵进行谈判，推选后者为新建的联邦的最高统治者。但是他们尚未达成协议，威廉就已遇刺。你一定知道的，老头儿罗伯塔在跟威廉同进午餐的那天，后者中了一枪，老头儿上前抱住他，他已经死去。这一切给老头儿带来很大的声誉，但他一直因公在外，几乎没有时间料理自己的家事。
“孩子们都是由母亲扶养成人的，她在一六二一或二二年去世时，共留下子女九人。到一六二四年，罗伯塔本人也归天了。当时儿子中间有两人从事法律，另一个已经做了前线某团的军官。女儿中间最大的叫安蒂，嫁给了一个姓马科维亚斯的人，弗兰尼克尔大学的神学教授，一个猛然悔罪而闷闷不乐的人，但在他那些十分达观而不计得失的邻居中间倒也很受欢迎。第二个女儿叫希斯佳，同格里特·凡·龙恩结了婚，此人在弗兰尼克尔以北一个小村里主持村公所。三女儿蒂霞嫁的是个生意人弗兰斯·科派尔，据说常在荷兰做买卖。四女儿是朵埃德·凡·奥斯克玛的妻子，这位先生出身于伏列斯兰的富裕人家，相当有钱。第五个是一位名叫威布兰德·得·基斯特的艺术家的配偶，这人就是她的亲爱的故乡雷瓦登本地人，是在这个偏僻之地享有盛名的肖像画家，实际上他为所有访问过伏列斯兰的奥伦治王室的成员全都画过像。
“正如我们的法国朋友常说的那样，这就是奥依林堡直系家属的‘画像’。这姑娘另外还有许多的叔伯、姑母、堂兄弟，第二代堂兄弟和第三代堂兄弟，其中有些人一直待在家乡，但另一些人却勇敢地渡过了须德海，到阿姆斯特丹去碰运气。对于这后一些人，你在阿姆斯特丹大概比我们在雷瓦登知道得更清楚。
“现在谈谈奥依林堡这家人的财政情况。这是一件错综复杂的事情，因为据我的报告者所知，子女们从来没有分过钱，父亲去世虽已将近二十年，遗产问题却始终没有解决，而且目前能否解决，还大可怀疑，因为现在普遍担心战争停止，以致银根吃紧，谁都愿出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的利息借贷几千吉尔德。总之，从前确有相当可观的一笔家业属于奥依林堡家的子女，而且他们每年都收到不少的租金。但是如果其中任问一人一旦有困难，要求立即结清账目，那么我深信如果这样办，必会使所有有关的人受到可怕的损失。
“因此（这封信结束时这样写道），如果你的朋友急需现金，我愿意奉劝他去找犹太人和放高利贷者。他们反而会对他提出不甚苛刻的条件，他们同须德海这一边他的那些可爱的亲戚们相比，倒还有点怜悯心。根据我所能打听到的一切来看，他们中间没有一人对这个‘外国的’姻亲有任何好感（只要不是出生在我们可爱的奥尔德霍夫塔附近的人，在这一带一概被称为‘外国人’），因为他的父亲是个开磨坊的，他的哥哥是个鞋匠或者类似的可怕的手艺人，他本人是画犹太牧师的，同土耳其人、法国人和其它一些缺德的民族公开交往，而且有一次他竟花了四百二十四个吉尔德买去一个叫鲁本斯的人的一幅绘画（这件事亲戚们永远不会原谅他），而鲁本斯不但是个不折不扣的天主教徒，而且还根据自己的爱好从异教徒的故事书中选择主题，使正派的基督教徒看了不能不认为是奇耻大辱。”接下来写的是对于当地人民有趣的风俗习惯所作的真挚而有点污秽的评论，我的这位老朋友就是在那些人中间发了财的；继而又用讨厌的拉丁文写了几句通常的客套话。“Valeornatissimeatqueeruditissimedoctormedinarumartiumatquememiseru minhacurbetaediossissimaVisitareatqueconsolarefestina.
“又：时令一到，请即惠寄小鳁鱼干若干。坦白说，我倒很喜欢这种粗劣的、象化石一般硬的鱼干。我的回礼就是答应向你忠实地汇报这边奥依林堡家的事情所发生的任何变化。但我总的忠告是，请休想指望拿到分文。毫无疑问，钱是有的。不过怎样从亲爱的兄弟姐妹们那里拿过来——唉，我的朋友啊—一这可就难了！
“又：内子向你致意，ignotaignoto。她想知道你能否在阿姆斯特丹替她找个高明的厨师。我们这边已经没有这样的人才。这里已经十分繁荣。所有的女仆都嫁给水手，变成阔太太，穿着绫罗绸缎扭来摆去。
“又：我要的是熏鲱，不是小鳁。小鳁在这里可以成吨头，熏鲱才是名菜呢。Ad nunc ， va1e definitissime a tque·favere mihi perge?我把信放在一旁，迅速地思索一会儿。我的老朋友在这封热情洋溢的信中对我讲述了我想知道的一切。
我心里充满了可悲的预兆。因为这时我早已十分了解伦勃朗。他是靠自己的劳动所得而生活的，而且在这以前，他的生活一直过得挺不错。现在毫无疑问，他已经面临危机。他的妻子去世了，他得扶养一个小孩子。要继续住在布利街那所大房子里，开销是很大的，而且公众的审美趣味正在迅速转变，他们已经不欣赏人们从前所称道的伦勃朗的“奇异的实验”。他向我（当时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朋友）借用五十吉尔德这件事，说明他的手头已经十分拮据。这时候如果有人提醒他，让他理解到他已经穷了，一切都必须另作打算，养活他自己和他的儿子，那么情况也许会有所好转，因为他是一个勤劳刻苦的人，从不肯为个人的舒适而花费分文。
但他有一种奇怪的大贵族的气派。他一定要对他那些穷困的同行扮演神仙般的教父角色，而且每逢到了拍卖行里，他必以高价争购艺术品，让所有的画商都抢不到手，让他们瞧一瞧他是伦勃朗，是不计小节的伟大的伦勃朗。
如果能让他面对现实，知道他在这个浩如烟海的世界上已经一文不名，事情也就好办了！但是他做了萨丝佳的财产的继承人！他拿到了一份情意深长的遗嘱，这份遗嘱毫无限制、毫无保留地把一切都留给了她的“心爱的丈夫”。如果她生前主张给她的儿子请个公证人反而好办了，因为那末一来，对她的遗产就会作出公开的估价，伦勃朗就会发现我现在所打听到的一切；而这一切如果由我详细告诉他，那我就有可能落得一个搬弄事非的丑名一一别人会说我是个爱管闲事的人。
我有所不便，我只得站在一旁，看着这个可怜的人仰仗那张分文不能兑现的遗嘱而以富翁自居。尽管如此，我还是可以帮些忙，可惜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事，彻底打乱了我的生活，使我和伦勃朗分别了好几年。
等我从国外回来，时间已经太迟。事情已经真相大白，房屋已经卖掉，画家正在向一家又一家的当铺兜售他的绘画，希望给自己的孩子买一块面包。
第十三章 讲几件我的祖父的趣事
现在谈谈前数页曾经提到的我的生活中一段奇怪的时期，那时我对事态无能为力，被迫流浪了将近八年之久。
这件事的发生，使我终生感到极大遗憾。我始终觉得，倘若当时我仍在国内，伦勃朗的境遇可能不致演到如此悲惨的地步。
我并非在首先考虑经济方面的悲惨结局。我的伯祖去世后，我的确有了我那简单的用项所花费不了的一些钱。我能够帮助他解决若干困难。但是这也不会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因为伦勃朗（正如以上屡次所述）对金钱的事完全无知。他的确不懂他的大多数邻居所理解的同安静舒适的生活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许多事情。他是一个思想很单纯的人。处在色彩和形式的王国里，他觉得自己有如到了天堂。他在这方面的雄心，有时大有神圣不可侵犯之势。
他希望把握住他周围的整个现实世界，在画布或纸上尽情地把它表现出来。
啊，人生短暂，而要做的事情那么多。他只得不停地工作，工作，再工作。
他病了，但也无妨，还是一定要工作。他的妻子（在他那别有所思的心目中具有鲜明形象的人物只有少数几个，她是其中之一）去世了，他只得匆匆办完丧事，再去工作。他曾经被誉为风靡一时的画家，每年挣得两万或三万吉尔德。他把这些钱就扔到旁边的橱里不管，或者去找邻街的那个犹太人，把他保藏和全部古玩一买而空，再不就是把那些钱统统送给即将饿死在某个顶楼上的一个穷困潦倒的画家朋友。你可以把钱拿去随便做什么，只要你不再为谈金钱的事打搅他。因为他一定要工作，因为人生短暂，而要做的事情非常之多。警察局长来信说，许多未付的票据早已过期，应立即付清，否则将出麻烦。破产管理法院的高级职员不断来访。强制拍卖一—罚款一—甚至监禁。都是小事！隆冬时节，下午三时天色已暗，不宜画画。但在这样的情势下，一个人只得爱惜光阴，充分利用每一分钟。警察局长是傻瓜，就对他这样说吧。索性叫他来，或者叫他别再纠缠，只要让他伦勃朗能够不停地工作就行了。不，偶尔拿出一张支票，借给几千吉尔德，对于这样一个人是无济于事的。几千吉尔德对他来说，就象对忙于筑堤的水懒或筑巢的小鸟一样无用。
他是一个因为看到了外在世界的美而疯狂，因为观察到神秘的内在精神的表现而狂喜的不幸的人，对于他，一个朋友所能尽的本分，只是提醒他，提醒他，再提醒他，而不要求任何报答。感谢神恩。
因为凡是在做我们一般人望而生畏的工作的敬爱的先驱们，都很少要求报酬。他们甘愿忍饥受寒，甘愿为菲薄的报酬而苦干，甘愿被那些时运亨通而以各种方式过着悠闲生活的人们所鄙视。
但是，每过一段长久的时间，至少须有一个在前进路上停下的人来追随他们，向他们高兴地问声好，并偶尔评论道，“你们所做的是一件很出色的工作”否则他们就会赔出生命。因为他们的天性如此。
这是他们为追求他们那多方面的最大幸福而付出的一部分代价一一是他们为追求永远蓬勃向上而必须付出的罚款。
写到这里我必须暂告一个段落。我的原意是要追述一个已经与世长辞的亲密朋友的事迹，  一开始我就打算尽可能在这部回忆录里不讲我自己和我自己的事情。但当我们两人的生活密切纠缠和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很难按照我的原意完全做到这一点。因此，以下数页主要讲述我自己的事。不过我将写得简短扼要，而且首先竭力做到实事求是。
我的祖父在我看来几乎象个神话中的人物。我很了解他，因为在我将近三十岁时他才去世。但在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争取自由的伟大斗争的人们大都接连去世了，剩下的少数几位受到了应有的尊敬，如果泰坦族中能有一位幸免入地狱，而逃到了雅典，那么希腊人对他的尊敬也不过如此。
我的祖父当年曾在往返于鹿特丹和安特卫普的一条船上做大副，有一次出于好意，他答应给法兰德斯的一个监狱里等候处死刑的路德教派牧师带去一本荷兰文新约全书，中途被人查获。他本人（据我了解）对神学问题并不感兴趣。每逢争论神学问题的时候（在我们共和国里，人们除了赚钱之外，很少有其他什么爱好），如果是在白天，他就离开房间，吹声口哨把狗叫来，出去散步，如果是在夜晚，他就躺到床上去看伊拉斯莫斯语录，这本书是他的取之不竭的精神享受的源泉，他看得懂原文，因为哈雷姆被围攻之后不久，他就在西班牙监狱里蹲了一年，和一个再浸礼教牧师同住一间牢房，那牧师碰巧是个相当渊博的学者，教他的同室难友学习拉丁文文法入门，借以消磨他们两人被监禁的无卿时日。不，他只是和其他许多男男女女一样，不幸恰巧生在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教派开始进行改革活动的时期，他们对这新旧两派的残酷、暴虐和顽固，感到深切愤恨，但无可奈何，只好到古代哲学家中间去找安慰。
在名义上，我的祖父自称为基督教徒。
但在内心里，他是苏格拉底的一个同时代人。如果说，他曾经想到过耶稣，那他也仅仅认为他是个用心颇好，但有点怯懦而又茫然不知所措的年轻的犹太先知，他脱离了他那个原始的山村的实情，完全不理解他那个穷困不堪的山区的另一边的一切事物（庸夫一向瞧不起他们所不理解的事物），因而他所做出的阻挠文明世界正常发展的坏事，超过人间或天上其他任何力量。
我祖父在世的最后几年，常常对我谈起这类的事情，但又不许我向外宣扬。
“耶稣有什么用啊？”他常说，“还是我们那位明智的老表亲说得对。老百姓都衰弱得站不稳了。他们需要外界的支撑，需要一种愉快的神话故事，使他们忘记日常事务中的恐怖、无聊和消沉沮丧。让他们读到一些伟人和要人、英雄和武侠的故事才好。
“你在小时候相信圣诞老人。斯拉特里阿斯牧师来找你父亲，并且对他说，这个圣诞老人是异教的遗物，应当对你说明这一点。你父亲是个蠢汉，竟然真要对你这样说。我抓住牧师的脖子，把他一骨碌推下了台阶。回头对你父亲说，如果他企图相信犹太的某一个可怕的鱼商或修帐篷的人，而背弃这个比所有神甫和传教士都更能使众多的儿童得到幸福的可敬的圣诞老人，那他就也要受到同样的惩治。这种做法固然有欠宽厚，但是你瞧瞧我们国内的事情闹成了什么样子。
“大暴动是谁掀起的呢？少数人。他们有什么利益可图呢？除了可能被绞死在附近的树上之外，几乎没有了。当然，事情也曾经进行过一个时期，有许多热情的爱国者懂得见机行事，他们站到了我们这一边。但是计议一切，挺而走险，抵押了自己的金银食器和妻子的钻石，典当出自己的房屋，拿出钱来雇军队，购买枪枝、弹药、船只和一切必要东西的，究竟是哪些人呢？只是少数正直的人，他们不愿意看到可怜的纺织工、渔民和木匠被砍成碎块，被活活烫死，或者象小猫一样被淹死，仅仅因为这些人对某些问题偶尔和他们的邻居想法不同，而他们的邻居对这些问题，不可能比他们理解得更透彻。
“我并不想说我们是圣人。我们根本不是那样的人。我们又喝酒又骂人，我们知道漂亮的大姑娘和难看的老泼妇之间的区别。如来不是为了拯救忍气吞声地从监牢里慢慢走上绞刑台的无数男女，拯救十分体面的公民和勤劳的小工匠，我就不能保证我们会动手帮忙。这些人紧闭着嘴唇，瞪大了眼睛，准备给绑上梯子，给推到慢慢燃烧的煤火里，就因为他们在教规中某一个荒谬绝伦的论点上不同意住在千里之外的那个肥胖的意大利老头子的看法，那老头子需要诈骗一些金钱，陪送他女儿一套合适的嫁妆。
“这就是使我起而奋斗的原因。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了。可是经过奋斗之后、大家看到了什么呢？由主力军从绞刑台上拖下来的那些人一一由于我们奋不顾身的斗争而获得了思想自由的男男女女——动手杀害不久前曾经杀害过他们的那些人。牺牲者一变而为刽子手，原来的刽子手这时候大快人心地被吊在许多树上摆来摆去。可曾有过更荒谬的事情吗？我们赶走了成群结队的托钵僧和叫花子般的修道士，因为他们淫猥可憎。他们刚刚走开，我刚刚认为“我们要过太平日子了”，哪知我们的城市、乡村、市集和家园，又为一群群更加可憎的家伙所侵占，这些家伙虽是穿的褐色长外衣，生着黑色长面孔，但完全和可恶的前一批人同样愚蠢、偏狭、讨厌。
“这到底算怎么回事？
“我已经是个老人了。我为一种荒谬的仁政理想而进行了大半生的斗争。我们刚刚把敌人赶出前门，他们立刻就又从后门钻进来。
“给我拿点烟草来，让我坐下抽袋烟吧。除了栽种草莓之外，抽烟是唯一的聪明事，不过我年纪大了，没有足够的力气栽种草莓了。”
这些谈话（我们有过许多次这样的谈话，内容都多少有些相似）是这位老船长的典型言论，它使各位读者可以想见他的为人。他必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激烈的斗士。他身高六英尺三时，体重二百多磅。有一次他算了算，他共经历过六次正式围困，参加过十八次海上战斗，另外还有许多次小冲突和三次不常见的对阵战，那是海员们涉水上岸，参加陆军而展开的战斗。他受过好几次重伤，但是他的身体象一头壮实的公牛那样强健，甚至放了血也能复元。在他那个时代，医生们无论是医治打断的腿或者贫血症，都要采用放血的办法。
他在一生中的某个时期，一定积累过很多钱财。有一次他对我说，在远证加的斯的战役中，他指挥第二舰队，那次单是他们分到的赃物就有五万达吉特，他们往自己腰包里装满西班牙银币的机会很多，这只是其中一次。这些钱都用来干了什么，我不得而知。似乎谁都不知道。不过他这个人是豪爽的化身。他慷慨无度，即使在酣战中，假如敌人向他乞讨，他就宁愿把自己的宝剑送给敌人，然后赤手空拳同他继续搏斗，而不肯拒绝彬彬有礼的要求。
当我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时，他还并不太穷。他住在鹿特丹近郊河滨一所相当舒适的房子里，我的祖母去世后，他只用过一个仆人，这是他当年救下的一个因反抗罪而将处绞刑的老海员，据他对我说，那是一个完全情有可原的反抗案子，事情仅仅是因为这个人追到岸上，要杀死一个拐骗他的女儿的新水手。这个老海员不仅是我祖父的忠实的仆人，而且是手艺很高的厨师。
再回头叙述我的祖父，他在个人衣着上花钱很少，但购买书籍费用极大，而且直到他一生的最后几年，他还保留着一条小帆船，他常常从早到晚在附近乘船闲游，不料这条船终于导致他的死亡，因为有一天，在驶离布利尔港的时候，他看见那个方才用大块干泥向他的船上乱投的小孩子，一个不小心跌到了水里，眼看要被潮水卷走。他跳下船来，救起了那个孩子，把他好打一顿，便又上船驶走，没有想到换下他的湿衣服。当天夜里他就发冷，三天后患肺炎去世，这是终生做着他爱做的那种事情的人们落得的一种适当的下场。
打开他的遗嘱时，发现他把自己所有的钱统统遗赠给一个历史悠久的海员之家，要求给那里的海员们每年举行一次盛宴，让他们到时候尽情地吃吃喝喝，快活快活。
在他临终那天，一个牧师来看他。当时议论纷纷，说是老船长已经奄奄一息，如果没有人代表正式受到任命的牧师参加他的葬礼，讲几句赞美的话，那是不堪想象的。来到的这位牧师是个和蔼的人，当地十四个牧师中间只有他一人有时曾被怀疑为具有一定的世俗倾向。用那时的话说，他是个“自由思想家”，曾经任意篡改《圣经》，对于耶稣赋予的精神使命颇感兴趣，而对于耶稣宣布这个使命时所披的斗篷的颜色并不重视。这次他的同道者推派他来看望这个垂死的罪人，大概是认为他不致被撵出门外。这位好心肠的牧师极其巧妙地完成了他的任务，态度既不过于热诚，也不过于疏远和高高在上。他无意之间说，大多数人在发现自己即将向我们大家的主宰汇报职责时（这里有点愉快的口吻，病人很不爱听），总希望有机会同尽毕生精力拯救灵魂的人讨论他们的经历。
“老牧师啊”我的祖父回答，“我知道你的为人，我听说了我所爱听的关于你的许多事情。第一，你的大多数同事都希望你踩在苹果皮上滑一跤，跌到水沟里淹死。在我家对你说这话，这是一种劝告。但是你希望为我做些什么呢？”“哦，”那位牧师回答，“我们不妨谈谈你得救的可能性。比方说，你对最神圣的正教誓约一直抱什么态度？”“对，”我的祖父说，“这倒是个相当重要的问题，然而只是我佩服你的胆量，所以我才要回答你。我认为你们的十诫是空谈。”“不过对于一个到了坟墓边缘的人来说，这岂不是个危险的论调吗？”“我看不出有什么危险。我衷心希望正教誓约和基督本人同归于尽。证明基督本人就不相信十诫的最有力的事实，就是他从来不守十诫。”“这纯粹是在骂神！”“一点也不是。但是基督除了严守安息日之外，其余各条他都违反了。”“恐怕我跟你没话可谈了。”“这你就又采取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做法！请你对待一个垂死的人忍耐一点，我要把话说清楚。打定主意不杀害你那些同道者，这到底对不对？我的亲爱的朋友啊，旧约全书充满了杀戮。你们的耶和华就是个庸俗而爱报复的人，象个惯坏了的小孩子那样老在发脾气。他一发怒（几乎任何事情都可能激怒他），就拳打脚踢，暴跳如雷，象在酒店酗酒闹事的海员。一个个的村庄、城市和整个国家都给毁灭了——但是人们究竟做了些什么坏事呢？往往是些连普通的行政官都敢为他们开脱的小事情。”“就拿埃及的事情来说。我一直认为埃及人完全做得对。埃及毕竟是他们的国家。犹太人毕竟是为了免得饿死而跑到他们那里的，但也受到了十分优厚的待遇。据我所知，埃及人是个善良的民族——比他们的客人好得多，那些客人倒是象布谷鸟一样，总是把自己的卵生在别的鸟窠里。但是埃及人却活该遭受各种流行病的感染，牺牲他们的儿女，忍饥挨饿，受苦受难，就因为你们那位荒唐的耶和华又发怒，想要杀害一些人。”
那牧师面露窘色。“我从来没听见过对这件事作这样的解释，”他说。“我相信你没听见过，我表示抱歉，如果我伤了你的感情。但是这正是我对这件事的看法。””不过，”他还在有气无力地争论，“这件事发生在耶和华向我们宣布他那可贵的教规之前。”“真算是可贵的教规！但是宣布之后，事情同样糟糕。我知道，他守过安息日，但他只做了这一点。叫我们孝敬父母，这话他说起来很便当，因为他根本没有父母，没有人一天到晚抱怨他是‘不孝子’，惹他不耐烦。至于第七诫，你可曾想到过耶和华怎样看待尊重他人之妻的贞操这一条神圣的命令吗？”那牧师准备走了，但是病人喊他回来。
“你别走，老牧师，”他说。“如果这话太伤你的感情，我们就谈点别的事。”“它并不伤我的感情，”牧师回答，“但是任何一个在基督徒中间活了一辈子的人，如果竟象你这样说和这样想，都会使我感到满心悲伤。”“这你可说对了！我的确是在基督徒中间活了一辈子。我四十岁的时候曾经发过誓。我对自己说，只要我能碰到三个确确实实按照基督的训诫而生活的基督徒——三个宣布属于你们教会的确实是谦逊和善而宽宏大量的男人或女人，那我就会信教。”“现在你多大年纪了？”“八十二岁了，不过我绝对活不到八十三。”“到现在你还是个异教徒？”“不，牧师，我什么教徒都不是。”“那你自己说，你算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这样的人。你往这儿瞧，”他勉为其难地拉开左肩上的睡衣，因为他病得厉害，衰弱无力。“瞧瞧这个烙印。六十年后的今天，你还能看清它吗？一个红色的大字母‘H ’。天主教法庭在我的背上烙出这个印痕，是想在以后再捉到我的时候，能够认出我是个异教徒，用相应的办法惩治我。等我到了天堂的门口时，我要让圣彼得看看这个烙印，我相信他会让我进去的，因为他违背了他父亲的教规，他自己不是异教徒是什么？我还要去参见上帝，也让他看看这个烙印，并且对他说：‘我为我所认为的正义事业奋斗了六十年，我只落得了这个红色的H 标志着我的劳苦。他们给我打下这个烙印，就因为我象古代一个杰出的哲人那样，觉得内心里发出的还很微弱的声音，是对待自己同胞所应遵循的最好的指导。
“‘他们所以在我的颤抖的血肉上打下这个烙印，是因为他们说，我是异教徒一—是个不支持他们所标榜的意见的人。他们把这个烙印当作耻辱，我却一直把它当作荣誉的标志背在身上。上帝，我不知道你到底想要我们这些可怜的人做些什么。也许你还得花费一两个星期的时间，把我们这个世界重新整顿一下，因为我虽无意冒犯你，但目前这个世界确是一种十分可悲的混乱。如果说，我所读的全部历史还有点用处，那么我认为自从你把这个世界丢开不管，把我们留给老亚当来照应之后，它一直就是一团糟。现在我也许全想错了，不过在我看来，任何事情要想办好，只有让我们中间某些人时常采取与众不同的立场。唯唯诺诺的人们永远百事无成。而敢于反对的人们有时却能鼓动他们的邻居去做正当的事情。我是个敢于反对的人，是个异教徒，是个不肯同流合污的人。只要你让我带着自己的智慧来到世界上，那我就当然认为，你是要我对世界做出点事情的。
“‘但是这就意味着，我必须怀疑，必须发问，必须把问题单独提出来，看我能得出怎样的解答。如果我做错了，上帝，请责备我，惩罚我，但是如果我做对了，而且我并没有充分运用你所赋予我的头脑而给我的同胞指出了通向比较合理的世界的道路，那么我宁愿沾辱你那神圣的名誉。’”
老人以最大努力讲完这番话，累得筋疲力尽，躺着直喘气。那牧师的确是个十分善良的人，这时候他想改变话题了。
“我们的教皇自会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个问题答复得比我所希望的更为完善。但是如今的世界到底怎么样呢？你做过海员。你依靠罗盘确定你的航线。但是你过生活，却没有依靠过足以指导你的行为的任何规矩。”
老人睁开眼睛笑了笑，不过笑得很轻微。“我感到遗憾，牧师，可是你又说错了。称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必须热爱我的同胞，更不必说信赖他们，无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但实际上我能够信赖的有生之物，除了我的妻子之外（不过她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就只有一条狗。我从十五岁起，就一直少不了一条狗。
“我知道，你们并不怎么看得起狗。你们甚至不愿让狗有个灵魂或者升天堂。想想看，如果富丽堂皇的大街上尽是善男信女，连一条狗也没有，那还成什么样子！不，无论白天或黑夜，我都不曾离开过这样一个四足的同伴。它们占了我许多时间，但是它们充分报答了我的操劳。因为狗很聪明。比人聪明得多。人们说，狗不会讲话。也许它们倒懂得怎样使自己摆脱那无尽无休的烦恼和糊里糊涂的议论，只是不肯用声音表达罢了。但是它们懂得我们所不懂的各种事物，它们具有比我们更锐敏的是非感。每逢我干了一天工作（有时是十分粗重的工作），夜间回到家里或船上，我总要瞧瞧我那条狗的脸，如果它仍然向我摇尾乞怜，我就知道一切平安无事，但是如果它不这样，我就知道必是什么地方有点什么不对头。它发出的声音也许简单些，但这声音是诚实的，而最可贵的是，这声音起作用。”
“我们的教派就不起作用？”“你们的教派不起作用。它只会空谈，现在如果你能不见怪，我就要睡觉了，我已经不象从前那样身强力壮，如果你对了，那我明天还要和你进行这类的谈话，我还得准备点话跟你谈呢。”“如果我错了呢？”“如果你错了，那我就能安息啦一一永远安息。”“这么说来，你是很厌倦了？”“难以想象地厌倦。”“厌倦生活？”“不，只是厌倦从前过的生活，”病人说到这里，拉起毯子围住自己的肩膀，从此再没有说过话。
第二天早晨，那个做仆人的海员进来拉开床帐，向主人问安。
但是船长已经得到了他的全部问题的答案。
第十四章 伦勃朗约我一晤
在我们的城市里，罪人就是罪人。他既然触犯了上帝，那就必须受惩罚，无论多么冤枉。
就在那天晚上，我拜访了一位市长。此人对我多少有些感激，因为我给他的长子看过病，医好了他的十分危险的假膜性喉炎。我把发生的事对他谈了谈，他派他的女仆（我国富裕人家很少敢用男仆，因为那太富有外国气派）带了一封便函去找警察局长，要他来一趟。警察局长到了，并答应尽力搜集关于这个不幸事件的情报。这时候，我哥哥的尸体却仍然给放在解剖室里，因为当局怀疑他的被害，是“和一个或更多的尚未查明身份的人合伙暴动”的结果。根据阿姆斯特丹的法律，这样的人不能安葬，只能交给医学界作实验，或者吊在城门外面的绞首架上，让他的尸体腐烂消失或者让鸟啄光。
幸亏这位警察局长是个非常能干的人。没出二十四小时，他就带着情报来到了我家里。
他的两个助手已经清查了各个旅馆，第一个助手的报告如下：
本星期一有三个人来到阿姆斯特丹，在一个叫做邱斯廷的老太太所开的旅馆里借宿，二男一女，虽然其中有一个说的是流利的荷兰语，但显然都是英国人。他们大部分时间躲在屋里不出去，说是因为经过了剧烈颠簸的航行之后，他们仍然觉得不舒服，膳食是叫送到他们的房间里去吃的。有一个男人喝了很多酒，似乎跟女的吵了架，那女人显然就是他的妻子。在星期二的五点钟左右，他们出去了。邱斯廷老太太问他们夜晚是否需要什么，他们说不需要，不过其中那个小个子男人曾经回来一趟，并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了“霍特渠畔”字样，让她看了看，用手比划着说，他需要知道这条街在哪里。老太太尽可能告诉了他，他们就分手了。
当天深夜，那对夫妇也曾回来一趟，并且叫给他们开好账单，因为他们第二天一早就得动身走。后来他们对女东家说，他们要出去再逛一圈，于是在黑夜里又出去了。
第二天早晨，邱斯廷老太太来敲他们的门，但是没人答应。夫妻俩都溜掉了。他们把行李撂下没带走。其中有个破破烂烂的皮箱，里面装些零零碎碎的衣服，一文不值。开有银币十九元八角（大部分是酒钱）的一张账单也没有付（账单附在报告书上）。
第二个警官追查了他们离开邱斯廷老太太那里之后的行踪。他们显然是出来找我的，因为他们在“波希米亚王饭店”里吃过东西，两个男人中间有一个喝了很多法国酒，他们在这家饭店又一次打听过上霍特渠畔去的最近的道路。他们离开那里时，那个小个子男人已经显然醉得很厉害，在门阶上绊了一跤。要不是那女人上前拉住他，他就要摔倒，但是他不但不感谢她的帮助，反而骂她一顿，另一个男人出面调停，建议大家最好一道回去。但是那个小个子男人说不行，而且还说了些什么，强调那一夜和其它任何一个夜晚一样能为他们所利用。于是他们走了，以后的行踪也就无法追查。
他们显然还到过其它几家饭店，但是店主们怕被牵连到丑事里，而且又是同杀人犯和大强盗有关的丑事（因为我哥哥的尸体被发现时，他的各个口袋早给掏得干干净净），所以全都不着边际地胡说八道。不错，他们看见过跟警察所说的模样相符合的三个人，但是这三个人只到他们的店里去过一下便又走了，显然都很愉快。这就是店主们知道的一切。直到后来有几个从婚礼上散席回家的十分高尚的市民偶尔发现了死尸，才报告了警察局。
情形既然如此，而且愈来愈明显地看出，牺牲者不是在格斗中给打死的，而是当他拒绝给他的同伴指引上我家来的道路时被谋杀的，所以当局认为，他们可以作为特殊案件处理。他们不能直截了当答应我，让我把哥哥埋葬在某个教堂里，但是如果我能在教堂周围偶尔埋有某些穷人的院子里给我哥哥找个安葬的地方，他们并不反对，一个阴雨的早晨，我去给哥哥送殡。但是到了墓地，我发现我的三个朋友已在等我。我讲不出他们是怎样知道或打听到的。不过他们已经到了那里，当灵枢默默放入墓穴时，柏纳多从口袋里掏出一小本书，把它翻开来。“这个可怜的人遭受了很多磨难，”他说，“我们要朗读短短的一章安慰灵魂的书，跟他告别。”他朗读了第一百三十首赞美词。然后教堂职员和他的助手们很快地把墓穴填满，我们就回去了。
在圣安桑奈水闸的桥头，我跟他们告别了，但是让一路易斯仍旧跟着我。
“在悲伤时候，”他说，“朋友们是唯一可靠的解闷人。”于是他来到我家，同我住在一起，虽然很少说话，但是每逢我外出或回来的时候，他总是面带愉快的笑容，高兴地跟我打招呼。要不是有他，天晓得我会怎样熬过那可怕的几星期。
几天以后，一个傍晚，有人把一个扁平的小纸包送到我家来。里面包的是一幅腐蚀铜版画《浪子归来》，这幅画的下面用铅笔写道：“永志悼念。
请来舍一晤，让我同你分担忧伤。伦勃朗。”
第十五章 我有幸同市长共进晚餐
我在小时候常听人说，人生是悲剧，后来稍大几岁的时候，我有时竭力使自己相信，人生是喜剧，但如今，当我迅速接近人们常说的七十高龄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两个定义都是错误的。
人生既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它是乐剧，一种原始时期的乐剧，如果哪个剧作家现在胆敢把这种乐剧搬上舞台，他的作品必给哄下台，他本人也必给当作骗子而为观众公然嘲笑。
先以我哥哥为例，他是个最为安分守己、敦厚可爱的人一一一个吃苦耐劳、勤勤恳恳的工匠——这样的人理应成为一个快乐家庭的一家之主，他以自己的大部分岁月追求难以发现的幸福，到头来却死在一家普通饭店的门阶上。再以我本人为例，我对生活只有一种兴趣一一安静地坐在我的书房里，努力探索一种减轻病人痛苦的方法。我是个十分怯懦的人——对人生有点怕惧，完全愿意和旧有的几个忠实朋友在同一个城市里、同一条街上、同一座房子里住一辈子——但却忽然被迫流浪到天涯海角，在白种人从未到过的一个荒凉之地度过了八年漫长而孤寂的岁月。
这件事非常奇怪，然而似乎是根本不可避免的。命运的摆布在已有的每个事件里都可以显然觉察得到。我作过全人类开天辟地以来就在进行的那种斗争。我反对，我反抗，我诅咒，我坚决要求得到答案。但天神只是悄悄地对我说了声“不可避免”，就又冷淡而超然地退缩到高高的云朵后面了。
我显然不能再在这个城市里住下去，因为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会使我想起我所遭遇的横祸。我的朋友们看出了这一点。他们劝我出外旅行，到意大利参观几所大学，在那里，我会看到和听到跟我自己的研究工作很有关系的许多事情。但我缺乏这种勇气和精力。
我虽然照常做着我的工作，按时到医院上班，各处走走，看看我的病人，但是我却象人们在纽伦堡发明的一部自动的机器一一这部机器早已旋紧，而机器的钥匙都被一个粗心的仆人放得找不到了。
我觉得自己一天比一天衰弱。象北欧这一带大多数人一样，看来我也必然要患忧郁症。我从前一向鄙视这种不体面的“阴郁的性子”，认为这是精神脆弱的一种表现。而如今，天啊，我也在迅速变做它的一个牺牲品。
再过几星期或者几个月，我就会开始为自己感到悲哀。我很知道，那就是末日的开端。下一步便是慢慢走向墓地的行程。这决不是因为希望过早地夭折，而纯粹是因为缺乏再活下去的兴趣。
后来，正当我要开始告诉大家说，乐曲已经奏毕（我竟想到了这种表现法），天空已经失色，花朵已经失香了的时候，总之，正当我要开始变成我自己和对我抱忍耐克制态度的人们所十分厌恶的一个人的时候，那种经常潜藏在专门揭示人类愚蠢的大剧场两侧的“出乎意料的不可避免”或“‘不可避免的出乎意料”的命运，突然跳到舞台中央，用巴兰的驴子颚骨大快人心地痛击我的脑袋，把我揪起来，活活抛到大海大洋的彼岸，让我在异常陌生的环境中间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使我不久就得忘掉自己的全部灾难，或者蒙受被狼、熊吃掉的耻辱。我的这些奇异惊险的经历是从我在一天早晨收到的一封便函开始的。那封便函里说，市长安德烈·拜克尔阁下邀我于某月某日趋府小酌，并于饭后作私人谈话。
这件事的本身就颇为神秘，因为我们这个繁华城市的市长，照例是不肯招待象我这样的普通市民的。固然不错，我曾以医生身份上他家去过一两次，但这很难说是社交的引进。我的大多数邻居当时仍然认为我是高级的理发师。如今医学研究固然已经渐渐被提高到科学的重要地位，但实际上我们中间只有少数人比单纯的大夫或丸药供应者的地位略高一等。但在三十年前，阿姆斯特丹这个主权城市的市长绝不肯跟卑贱的伊斯库雷皮亚斯的门徒同吃一块面包，除非是市长有求于他，而且的确迫不得已。
市长安德烈·拜克尔共有四兄弟，他们在父亲去世时继承了一大笔遗产，接着便又平分天下，就仿佛这也是某个郊区的一部分不动产。有人说，我们的共和国不应当称为尼斯兰七州联邦，而应当称为拜克尔四州联邦，这话确有道理。我从前一直对财政不太关心。也许这不很对。我现在虽关心了，但方法欠明确。数目字和统计表对我丝毫不起作用。如果你今天对我说，去年我国进口八十万棵柠檬树，四百万磅大米，五十万磅扁桃，或者说十年前，东印度公司付给我国百分之二十二·五的红利，去年只付了百分之十八，那么我会很有礼貌地回答你说：“对的，的确，这多么重要啊！”但是一小时之后，我就会忘得一干二净。但是如果你对我说，冉森的父亲是因某种疾病死去的，他的祖父是因某种病痛过世的，那么，即使在五十年后，如果这个冉森请我看病，在我进入病人房间之前，我对诊断就已经有了五成把握。
我的祖父是大家所说的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他屡次向我标榜拜克尔一家人，想唤起我这个年轻人的羡慕之情。“他们是我国的栋梁，”他常说，“诚实和勤劳的人。他们毫不愚昧。如果在别的国家，他们必会成为公爵和大贵族，住在富丽的楼房里，摆出一副气派来。”（每逢谈到这里，我的祖父就会竭力表现得象个直率朴实的民主主义者）“你瞧瞧拜克尔一家人！他们必有两百条船和比任何人都更多的大公司的股票。他们的收入百倍于那许多到处炫耀自己的头衔和祖先的德国小公子。但是他们仍然住在他们的码头、啤酒厂和仓库中间，他们对我说，他们每星期只吃一次肉，跟一般市民一样。”然而这些啤酒厂、码头和仓库，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北极公司和南极公司的股票，在我看来毫无意思。不过我了解这著名的四兄弟的父母，我和那位为他们行医多年的医生是好友，我随时都能劝告他们中间任何一位应该吃什么和喝什么，以及要戒绝什么，我能够相当准确地预告他（只要他有兴趣听），究竟哪一种疾病会终于把他带进坟墓。既然肉体和灵魂不是两个不同的实体，正如中世纪的神甫们告诉我们的那样，而只是对于同一个神秘的东西，即对于我们所说的生命的两种不同说法，所以我觉得，我去参加这次奇怪的宴会并不算毫无准备，在宴会后的谈话中我也将能坚持己见，因为我对主人的可能有的思想动向的了解，要比他对我的了解深刻得多。我想不出会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市长也许打算多少改变对市立医院的领导，需要先和一个医生商量一下，然后再在市长们的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
但是不久我就体会到，原来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酒席的精美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们全家出席作陪，并介绍我认识东家的各位女士，这对我这低微的行业中的一员来说，是个了不起的光荣。
我甚至被领到一旁，接受一个满头褐色浓发而且非常漂亮的六七岁的小姑娘庄重的问候。她十分优美地向我施个礼说：“您好，医师，“于是我深深鞠个躬，彬彬有礼地吻了她的手（因为如果认为小孩子观察大人的礼貌，不会象大人观察他们时那样仔细，那是错误的）。我说：“你好，亲爱的，你叫什么名字？”她回答说：“叫文苔拉，先生，我妹妹生了耳下腺炎，所以我到安德烈舅舅这里来住了。”说罢她又向我施个礼，羞答答地跑回她舅母的身边。舅母吻了她，说道：“再见吧，可爱的曼茜莱，时候到啦，该坐上你那辆白马曳的马车回去了。”这时她请求道：“再给我一只梨子好不好？”于是她挺神气地走开了，小小的右手里紧紧握住她的梨子，左手撩起她的长绸裙，生怕下台阶时会绊跤。
我此后好多年没有看到她，后来在一种截然不同的场合又曾和她相遇。
因为后来她嫁给了被许多人认为是当代最伟大的政治家德·威特阁下，生了好几个孩子，但自从一六六五年最后一次分娩，她一直没有完全复元，所以请我看病，我对她说，就她的情况而言，再也写不进为神所救而永生者的名册里了，如果再生孩子，她自己和婴孩都有生命危险。这么一讲，似乎使她满心忧虑，她说：“因为我的丈夫大部分时间忙于国事不能回来，如果有婴室里没有小孩，叫我怎样消磨孤寂的时间？”再回来谈我们的宴席吧。酒席很精采，而且时间不长，这种宴席值得备加称赞。有蚝，有汤，还有一只好大的卤阉鸡。“今天晚上我们本来应当杀只公鸡来敬伊斯库雷比亚斯，”安德烈阁下在切鸡的时候说，“但是因为今天不是招待伊斯库雷比亚斯本人，而只是他的一个可靠的门徒，所以我们认为，阉鸡也同样可以。况且这种鸡要比发育得比较完善的公鸡鲜嫩得多。”于是他敬我一只鸡腿，这又是一种根本没想到的光荣的象征。
“这些善良的人一定有求于我，”我暗自说道，而且不久就发现，我想得果然不错。因为宴会一结束，主妇们立刻向我们告别，主人和他的弟弟柯奈里斯请我同他们一起上楼，他们把我领到这座房子前半边的一个大房间里，这里的四壁全被书架和地图所遮没。他们让我在一个大地球仪旁边一把低矮的椅子上坐下，这时女仆端着托盘进来，上面放了几瓶法国酒、马六甲和马德拉群岛的酒，以及一些酒杯。安德烈阁下给我倒一杯，说：“尝尝这种酒吧。这是勃艮第的产品。是在曾经忠实地为法国国王服务了五十年的一个人的领地上酿造的。后来这个人做了一件本身倒是很光荣的事，但它违背了他的君主的个人利益他给囚死在巴黎监狱里了。我的弟弟和我同他有些来往，为使他的妻子不致进入济贫院，我们买下了他的荡葡园。请吧，为你的健康干杯。”柯奈里斯阁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装满烟草的大铜盒子，递给我一个新的陶制烟斗，说道：“请尝尝这上好的烟草。这跟华尔特·列里走上绞刑台时所抽的那种烟草同样的好。他也是浪费了五十年岁月侍奉一个皇后，皇后体谅他的全部劳苦而称他为无神论者，叫他向她那个做国王的愚笨的情人逢迎取悦，后来因为他没有能给国王找到那个任何人都知道根本不存在的金矿，国王立刻砍了他的头。”说到这里，兄弟二人都举杯说“为我们自己的健康干一杯吧。上帝知道，我们是生艰难的时代里。”我的面部表情流露出，我对这种奇怪的举动有点莫名其妙，这时他们叫我重新点着我的烟斗（我常常忘记保持这种陶制烟斗不灭熄，希望能有人给我们发明一种比较令人满意的办法，来吸尼古丁的香味），柯奈里斯说“请不必担心，亲爱的医生，我们还没有发狂。”安德烈补充说：“这不过是个小小的玩笑，现在我们谈正经事。”于是他长篇大论讲了一通。我觉得这番话十分重要，所以那天晚上我一到家，立刻把我所记得的全都写下来，以下就是我那天晚上的笔记。
“医生啊，”他开始说，“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也许你认为，我们多少有点颠狂，但我敢向你担保，我们兄弟二人都十分健康。不过有一件事，我必须求你帮忙。这件事必须绝对保守秘密。在一种公开的会议上，从来是任何事情都办不成的。如果上帝得同天使长组成的十几个委员会一起讨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一天到晚被一群普通的小天使包围住，那他就没法统治这个世界了，因为小天使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根本不懂上帝在谈什么。我们打算向你提出的事情，只可能有益于我们祖国的福利。但是如果想叫我们的计划顺利实现，我们必须严守秘密。至少要严守若干年。”等我点头答应时，他才又接着说“我不想给你讲解目前政治局势，不过你也决不是个迟钝人。否则不用说，我们绝不会请你来，我认为这是一种尊敬，虽然我做得不够委婉，但你善于观察，善于倾听，你和我同样了解实际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也了解今后几年将要发生的事情。
“你当然早已听到了人们对我们的议论。他们说，我们把共和国当作我们自己的财产来管理。那么到底怎么样呢？我们都是生意人。我们的责任就是说明利润。是否有人敢说，叫我们不要赚钱呢？我们赚钱固然是为我们自己，但通过为我们自己赚钱的过程，也就为其他每一个人赚了钱。我们的城市过去是否象先父加入了政府之后这样富裕？我们的共和国过去是否象近来有了我和我的兄弟们教导大家做事以后这样强大？有许多懒散的游民在酒馆里虚度他们的宝贵光阴，喝着淡而无味的薄酒，你一言我一语地说我们是暴君，说我们应该给刺死，说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是人民管理国家。也许他们说对了，但是这既不是古罗马，也不是古希腊，这是尼斯兰七州联邦共和国，而且我们的时代是一六四二年。
“不，这种‘人民之声’，这种关于民主、关于布鲁塔斯和凯撒的胡说八道，在任何地方都吓不倒我们。老实说，它也不会对我们有太大的损害。
“我们大权在握，我们认为我们是在为公众福利而行使着这种权力。因此我们要把权力牢固地握在我们自己手里，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这些乌合之众终于会发现，我们的这种权力是在力图有所创建。我们是和平的市民。
“我和我的兄弟连一只苍蝇也不会伤害。但是我们必须有法残杀。而战争一旦结束，他们就又回到他们的小木屋里，安分守己算完了。他利用人们和人们的感情，就象老音乐家斯威林克运用他的风琴那样自如，因此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十分稳定的政府。在他的心目中，我们的共和国本来能够存在下去，甚至可能比威尼斯或热那亚存在得更长久。但是他被刺了，我们得让他的儿子们管辖。
“他的儿子都是些卓越的战士。老摩里斯除了同枪支或马匹、步兵或炮兵有关的事情之外，从来不曾想到过别的东西。夏天他进攻城市，冬天他进攻女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得不到他所向望的东西。
“可是他是个德国人。他的父亲固然也是德国人，但是不知为什么，人们从来不认为他是德国人。他属于全世界，但是摩里斯因为有许多豪华的宫殿，宫廷和寺从，所以始终使我认为他是个普通的争城夺地的人。他身上总有着一股子马匹的臭味和放坏了的啤酒气味，每逢他到我们家来吃顿饭，我就得把窗子敞开一个星期。
“现在我要对你讲一些我们这一行的秘密。一般老百姓都相信，共和国总督和阿姆斯特丹的市长们是好朋友，两方面都在为我国的根本利益而诚心诚意地合作。止他们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事吧。只要我们继续稳坐在市政厅里那些舒服的椅垫上，我们就能提供一些这类的亲切的神话故事。
“但是我们实际上是同床异梦，这个事实我们还能隐瞒多久？等街上的人们发现一切都不对头，还需要多久？事情已经爆发过一次了，那时的情景令人难忘，我用不着再提醒你。你的年岁不小了，一定记得那个可怕的星期一，十三号。我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人物那天被刺了，而且是被他五十余年来终生律，有秩序，有繁荣！任何人胆敢干涉我们，必被高悬在市政厅的窗外，决不留情！
“不过有一件小事使我们非常担忧。同西班牙的战争不久将有结束的一天。我们现在实际上是独立的，但是一旦签订和约，全世界都必将承认我们是个主权国家。那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奥伦治王室将会怎么办？我们一向同王室的那些德国人保持着友好关系。老威廉是个伟人的人物。我听我们祖父谈起过他。他很了解那老头。我们的父亲也同样了解他。一个非常伟大、聪明、机智而毫无偏见的人。一个士兵固然算不了什么，但那时世界上遍地是兵，政治家就象元月里的玫瑰那样稀罕。可惜得很，正当我们迫切需要他的时候，他被刺了，如果他能多活几年，许多事情都会和现在截然不同。但是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可挽回的事哭也无益。
“他的几个儿子也都很有用。不过是在其它方面。老威廉是个有学问而又风趣的人。他有眼力，明事理。他见义勇为。他懂得如何支配他所掌握的一切。如果他需要教会支持，促进国家利益，他就会同福音堂的牧师们联合起来。如果他觉得他们做得太过火，企图左右大局（因为那种人不识抬举，得寸进尺），他就会巧妙而坚决地使他们想起他们的应有地位，回到克莱欧的盒子里，直到下次用得着他们的时候再出来。需要打仗的时候，他不但找得到军队（请注意，他的国库里往往是一无所有，况且你听说过为爱打仗而打仗的职业士兵吗？），而且统一了各种不同兵员的意志，做到了做不到的事情，那种兵倘若由一个才智稍差的人去率领，真会不等看到敌人的影子，便早已自相为之效力的人们刺死的。因为他了解了前人很少怀疑的事情，那就是我国当时是在迅速趋向君主专制，也就是说，如果公爵（共和国总督）忘记了我们这些人是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实际上是他的雇主，忘记了是我们在养活他，就象付给佣人工资那样付给他一些钱，那么我们的共和国立刻就会变成德国的另一个小公国。
“但当然，如果没有某个政治组织支持摩里斯执行他的计划，他早就垮了台。我不知道是哪个聪明人建议他跟教会合伙，但他确实这样做了。从那时起，我们谁也不曾有过充分的保障。奥尔登巴奈维特的遭遇，几乎每天都可以轮到我们任何人的头上。现在的这位总督不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他常常发怒，暴跳如雷，这样的人从来就容易被控制。况且他只顾忙于用兵。在战场上他真算一个勇将！霸勒杜克、马斯特里赫特、布雷达、鲁尔蒙特、威捷尔等城市都被他接连攻克，就象高明的棋手吃去对方的小卒子那样巧妙而又轻而易举。而且步步得力。但是他在健康方面每况愈下。等他把我国最后一个城市里最后一个西班牙人赶走时，他就要寿终正寝了。他的肺部不健康。请记住我的话，我们将在他的棺材上签订和约。
“到那时，所有那些现在在我们的军队里过着军官的阔绰生活的德国公子们怎么办？战事一结束，我们将立刻遣散我们的军队。那些尉官、校官和辎重兵监都要失业，他们当然不高兴。他们已经过惯了每天三顿或四顿大餐的花天酒地的日子。你觉得他们会满足于他们故国的那种稀薄的麦片粥，或是波美拉尼亚湾的啤酒汤吗？我很怀疑，而且如果我们所听说的英皇军队和瑞典人正在德国领土上互相追逐的情形是真实的，那恐怕就更不行了。
“好了，你自会得出结论的。他们必会希望留在我们这里，因为这里一切都好，又舒服又温暖，而且在这里，就连叫花子也不肯尝一尝他们那里常吃的薄粥，除非里面放有半磅左右的食糖。那么他们将怎样达到这个目的呢？当然是使他们自己变为少不了的人物。谁所少不了的人物呢？公爵；因为只有这个人还需要他们服役。
“做共和国薪俸最高的官员，固然很不错了。但是如果跳出薪水阶级，变成一个独立的小君主，当然是更加称心如意的事。我并不是要说我们那位年轻公爵的任何坏话。他只是个小孩子。不过一个小孩子处在他的地位，十六岁时就足以使我们看出他的性格上的某些征兆，我不能信赖这个黄口小儿。我一刻也不能信赖他！如果他仅仅是立志继承他父亲的职位，他为什么急急忙忙跟查理国王的女儿结婚？查理急着等钱用。他在跟他的人民周旋。我不能过分责备那里的人民，因为他们的可爱的君主很象一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他在向他们搜刮大量的金钱。但当然，他需要他能得到的一切帮助，所以我们的幼君才能在高贵女郎大跌价的时候娶了个公主来。
“那么下一步他将干什么呢？他有军队，因为我方才已经向你指出，军官知道他们能在哪里吃饱饭，阿姆斯特丹或者海牙的一个舒服自在的小宫廷，自会使他们过得非常愉快。
“但是单有军队是不够的。我们对银行依然有信用。我们可以派人到瑞士雇来十几团步兵，或者从英皇那里雇来六七个军团，随带骑兵、马匹和一切装备，完全可以结束这一切蠢事。而且海军是在我们这边的，如果万不得已，我们就让海军登陆，他们都是勇猛的好汉。但是我们国内还有另一批人，他们很不喜欢我们，甘愿集结起来投靠任何人，只要那人答应给他们一个甚至是同强者作对的机会。这就是教会。
“我本人是个善良的基督徒，从前我的父母也是的，今后我希望我的子女都是。但是那些愚蠢、偏狭而自以为了不起的野孩子（市长在这里用了许多难听的字眼，我决未料到他会说出这种舌，我觉得还是不重述为妙），在某个神学院里混了四年，然后回到城里，讲些不伦不类的关于惩罚和地狱的故事，吓唬那些无知的良民，并且居然对我们——我们！——说，应当怎样管理我们的市政府和我们的国家！不，谢谢，我宁肯象老王威廉在世时人们所做的那样，让大水冲毁这个国家，奋战至死，也决不肯对这些家伙作丝毫让步。
“我想，我们市政厅的全体人员郁有这样的想法。嗯，当然，这一点牧师们知道，公爵知道，他的叔父、侄子和那些私生的小亲族们都知道。这你就明白我国的局势了。同西班牙的战争一结束，内战就要开始。交战的一方是我们，是已使我国变得象今天这样繁荣的一些商人，另一方是想当国王的公爵和一些无知的人，这些人相信公爵对他们许的愿，认为他是他们的救星，会引导他们走出他们喜欢称之为异教的荒野，进入那个可怕的家伙加尔文所允许的境地。”听安德烈市长谈到这里，我觉得应该恭敬地提出几点疑问。第一，奥伦治王室真有过象他方才所暗指的那种野心吗？如果他们想使自己变为我国的最高统治者，他们当然早就能够多次地做到这一点。第二，他对那些曾经在争取自由的伟大斗争中最初几年里奋战过的男男女女所作的估价是十分公平的吗？那些人曾经毫不在乎地饿死战死，曾经心甘情愿地默默忍受过几乎足以摧毁任何其他民族气节的艰难困苦。但是市长立即作了答复：
“我谅解你的异议，”他说，“但是你就看不出，自从我们实际取得了自由之后，一切都已经完全变了样？我愿意把这件事大大归功于那位有学问的加尔文博士的教条，那种教条完全适用于当时的情况。对于被围困的城市来说，那种教条是极好的行动法则。它使男人们坚强不屈，使妇女们不可战胜。它甚至使小孩子刚毅无比。它是一种就连头号恶魔亚尔伐的老兵也无法摧毁的倔强的教派。当亚尔伐攻克哈雷姆，淹死我国数百人的时候，人们临死还要抓住那些刽子手，想把他们也给拖到水里。
“但是这种宗教对和平时期的任何人来说，都没有实际用处。它象铁匠的大槌，要有效地使用它，就得垫上铁砧子。把铁砧子一拿开，它就成了一件没用的工具，传递时砸伤人们的脚趾，放下来又碍大家的事。我国的牧师们过去懂得，现在也仍然懂得这一点。他们一定要永远站在某个被围困的城市的壁垒上。他们一定要偷偷地在街上走来走去，寻找暗藏的奸细。他们一定要煽惑鼓动和怂恿激励他们的可怜的信徒，就好象敌人仍然围在城门口，准备象罗马教皇的军队那样抢劫奸淫。他们一定要使人们经常对自己内部的某种可怕罪行痛恨入骨或者起而闹事。所以他们要永远使国家不太平，永远煽动老百姓徒劳无益地追逐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妖怪。
“有一天，他们叫嚷着要砍奥尔登巴奈维特的脑袋，以处他死刑的可怕情节取悦于人们。然后他们一定要指派一个委员会，调查这老头儿的所作所为，让公众看看他是个怎样的无赖汉，你瞧瞧！委员会回报说，他们平生从未看到过这样的光明磊落。这方面的调查以此告终。但是他们立刻就又获得了另一群异教徒的线索，这一次是发现了某一个倒楣的教派的成员，这个教派认为，象日内瓦的老头子那样看待三位一体是不妥当的。
“三位一体和人间俗事毫无关系，我们要真正弄清楚在这件事上谁是谁非，还需要很长时间。但是对这种事情他们却不操心。他们那种人的想法跟我们不同。所以说，他们是散旦的雇佣。全是该上断头台的家伙！他们逼得可怜的霍特比兹上吊自缢；德·格鲁特做了瑞典或法国某地的亡命之徒；成百个完全无害的牧师、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某些优秀善良的人们，都被剥夺了生计，过着面包师助手的生活，变成了补鞋匠，逃到德国北部某个可怕的市镇里避难，他们在那里只得让自己的子女求乞度日。这都是神教院的人们做的好事。
“他们对某些人说来是理想的牧师，因为那些人相信，他们已经看到魔鬼顺着一根长长的黑色扫帚柄滑到我们的烟囱里，相信我们正在做准备，等到结束暴君统治的必要手续一旦办妥，我们就要虐杀甸山的后裔。”“你认为我说得太过火？那么请回忆一下在你年轻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在我们终止这批新起的牧师的暴虐统治之前，我们不得不在这个城市里进行的那些战斗。那时发生的事情给我们一次教训。这个联邦是建筑在生存和允许生存、信仰和允许信仰的原则上的。这在过去是威廉一世的信条，在今天是我们的信条。我们希望使自己永远站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我们做不到这点，我们就要战斗。同时，象有眼光的商人一样，我们要对将来有所准备，这就是我们请你光临的原因。我们看到你来作客，觉得很高兴。不过我们也希望使你成为一个实业家。我来另外点起两支蜡烛，请你看点东西。同时请再喝杯酒，再装上一袋烟。”安德烈阁下走到一个食橱旁，拿来两支蜡烛，插在铜蜡扦上，端到墙上挂的一幅大地图前面。他向我招招手，叫我走过去，我上前一看，知道那是麦卡特绘制的一幅世界地图，一幅新地图，据说这种地图对促进航海术起过很大作用。
“这是一幅相当老的地图，”安德烈阁下评论道，“不过暂时还能用，布雷阿兄弟答应最近给我们绘制一幅新的来。现在请看吧，”他向我指出了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各个不同地区，“这些地方都属于我们，这里的全部岛屿，”他指着马来半岛说，“都是东印度公司的属地。这里，锡兰已经归属于我们四年之久。老头儿卡本蒂尔已经征服了福摩萨。我们有了一条从对马海峡进入日本的畅通的途径。这虽算不上了不起的途径，但十分有利。这里，在科罗曼德尔海岸和马拉尔巴海岸，我们至少掌握住二十多个港口，我们在马斯卡特设有贸易站，控制着波斯湾的贸易。再往南边来，就是毛里求斯岛，听说总督凡·迪亚门打算派塔斯曼去看看爪哇和南极之间是否真有几大块陆地，因为这样的传说由来已久。
“尽拿这些琐事纠缠你，真对不起。我讲话的声调，就象一个教师在给一班小学生讲地理。稍等一下，你就会明白我的意图。这里，在美洲的西海岸，我们占有几个海港，我国船只可以在这里得到淡水供应，然后启航北上，到斯匹茨卑尔根群岛，我国的捕鲸公司已经在这里建设了一个钱财象鲸油一样丰富的城市，再过来就是巴西，我们在这里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咖啡、茶叶和烟草大帝国，虽然这些地方不幸属于西印度公司，而且天晓得他们在这里经营得有多糟！这边就是西印度群岛。老头子哥伦布误认为这些岩石岛屿是蒙古大帝国的一部分，显然是失迷了路途，但我们已开始在这些地方种植作物，到一定时期，自会有利可图。北面的这个地方，是我们根据哈得孙的发现而占得的土地。我们要请你注意的一个地方，就是毛里求斯河口的那一块陆地，以及非洲大陆尖端的另一小块土地，就在所谓好望角的这个地方。
“我对你说过，我们胆心同西班牙人讲和之后，立即可能发生的事情，担心士兵们加入庞大的失业者队伍，以及现在在我们的武器库、海军造船厂和火药厂工作的人们在另找工作时要过一段十分艰苦的日子。所以我们希图早作准备。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请你光临的原因。你能够帮助我们，而且我愿意告诉你怎样帮助，不过请先坐下，再喝点这种酒，再抽一袋烟。这一袋烟会使你想到忠于公爵的人们必将有怎样的命运。不过我们还只是市长而已。”酒杯又都斟满，安德烈阁下拿出一张纸，给自己削了一枝新的鹅管笔。
“我手里拿一张纸和一支笔，就能想得更周到，”他说，“你先听了一篇实际政治方面的谈话，然后又听了地理方面的。请允许我再讲一点数学，对我们商会会员来说，这恐怕是唯一的实惠的科学。请到我的书桌旁边来，我要让你看看我们经过多年的细心研究而得出的结论。”
他草草数笔，便画成一幅图画，它很象一块跷跷板，两头用细绳系着两个小汤盆。
“这是什么？”他问。
“一架天平，”我猜道，我说对了。
“这架天平就代表我们的共和国，”他继续说，“这就是目前的形势。天平是完全平衡的，”于是他又在两个秤盘里各画一个小方块，在一个方块里写上“公爵”，在另一个方块里写上“商人”。
“要想使我国继续繁荣，就应当保持住这种平衡。我们商人对于有一个坚强的中央政府，没有任何异议。我们自己的事情已经够忙了，顾不得过问那许多行政事务，那种事情由总督来管要高明得多，因为他对行政训练有素，天晓得在多少世纪以前，他的世家就把行政当作是专业。我们希望共和国里有这样一个人，至于他希望称自己为总督或者国王，或者其它什么，我们其实并不怎么介意，只要他不干涉我们的事情，让我们随便赚钱就行，没有钱，共和国就象没有帆的船那样毫无办法。恐怕我渐渐把各种不同的比喻混为一谈了。我不是个文人，我希望，我已经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了。”我告诉市长说，他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得十分清楚。
“那很好，”他继续说，他在已经标上“公爵的货船”那个秤盘里又画了一个方块。然后他在这个方块里写上“教会”，又一次拿给我看。
“假使我在天平的一端另外加上这批货物，那会怎么样？”这一堂数学问答课渐渐使我感到了兴趣。
“那就会失去平衡，”我回答。
“要想恢复平衡呢？”“那你得找一个足以抗衡的重量放上去。”“你说得真对，医生！你当初就该做数学家，而不该去制造丸药。你会建议放上怎样一种足以抗衡的重量呢？”我想了想，为使谈话不致过于严肃，我说：“你不妨用道德上的劝告试试看。”拜克尔两兄弟互相望望，然后举起酒杯。“我们一定要为这句话干怀。用‘道德上的劝告’去对抗牧师们！真是妙计。不过你可知道第一个试图以道德劝告来压倒君主大权的人落得了什么下场吗？”我说，知道的。我想我记得非常清楚。
“所有其他这样的人所落的下场呢？”我又点头表示知道。
“那就得了，医生。现在请放聪明点，再猜一次吧。”“金钱，”我暗示道。
“这回你说对了。需要多少钱呢？”“一大笔钱。”“很大一笔钱，”市长说。
“甚至更多，”他的弟弟补充道，于是市长继续谈下去。
“怎样赚钱？”他问我。
“勤勤恳恳，艰苦朴素。”“对，这是你从小时候学读书写字所根据的字帖里看来的。但实际上，怎样才能赚钱呢？”我对他说，我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件事。我只对一个问题感兴趣，那就是怎样使病人恢复健康。钱到底是怎样赚来的呢？
“嗯，”他用教师开导一个很笨的学生时竭力保持耐心的口吻说，“方法多得很。我不想远远追求摩西和凯散的时代，甚至也不谈论那些高贵的男爵和爵士，他们现在还在试图讨娶我们的女儿，只要我们愿意陪送足够的嫁妆。我知道，希腊人和腓尼基人，或都叫做其他什么人，都常常在地中海沿岸零售他们的商品，在中世纪，犹太人也做了很多买卖，而且就象急需一小笔借款的某个微不足道的小君主那样，常常卖光一切。然而总的说来，从前威尼斯和热那亚，纽伦堡和安特卫普，以及我们这个城市，部使人们更善于经商，他们赚钱的方法是，把几船的同胞用狗颈圈勒住脖子捉了去，强迫这些人为他们的利润干活，就好象这些人是马或者狗，他们当然是马，除非杀了一匹头等种马的人，要比仅仅谋害一个农奴的人们受的惩罚来得严重。
“不过这都是一去不返的事情了，至少在世界上的文明地区是如此——这文明地区当然是我们这个地区。至于幸福的世界上其它地区情形如何，并不会使我关心。从经商的观点来看，它们稍微落后一点也许倒是好事。同时我们要竭力谋取‘利润’。什么叫做利润呢？我出九角九分买来的东西卖了一元，我就发财了。我出一枚银币买来的东西卖了九角九分，我就要进济贫院。做生意实际上非常简单。这仅仅是要买得便宜卖得贵。其它的一切都是废话，都是有关‘股东的权利’之类的小册子里该写的东西，那种小册子尽是聪明的律师们在酒馆里喝过几瓶酒之后写成的。买得便宜卖得贵，这就是全部秘密，这件事你怎样才能做得尽善尽美呢？”我再次承认我根本不懂。
“你不懂？你真的不懂？不过说来简单透顶。你只要掌握一种合适的小小的垄断权就行了。一旦掌握住它，你的苦恼就会从此结束。你可以安静地坐在你的办公室里，雇一个人给你计算利润。不久以后，你就需要十几个人给你管帐。”我有点气愤地打断了他的话。“这就是你们需要我干的事？你想叫我放弃医师业务，做个记帐员？”市长阁下蓦然跳起。“哪有这种事，”他失望地摆了摆手，“世界上到处都是能干的记帐员，老实、聪明、勤快，他们甘愿为每星期五枚银币干一辈子，直到老死也不会有别的想法或愿望。想叫你做记帐员？哪里的话！任何时候只要我们宣布说，拜克尔家需要一个新的记帐员，我们的门口便会站成长队，一直排到萨安水闸。不，我们并不是想叫你改行去做记帐员。”我惊奇地望着他。“那么，市长阁下，我究竟怎么会在你的计划和打算之中出现了呢？”“很简单，我们想叫你去为我们找到那个小小的垄断权。”于是市长阁下又拿起鹅管笔，开始画个示意图。
“要想使我们自己对抗住我们预见到的和担心的政治结合，”他一边说，一边在画他的锅钩形示意图，连头也没抬，“我们需要很大一笔额外的岁入。
为了这一点，我们需要完全把持住一种生活必需品。大多数生活必需品早已落在别人手里。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各种香料。这项生意做不成。西印度公司垄断了奴隶买卖。这项生意也不行了。况且这是一种肮脏买卖，我算不上一个神学家，还不能用圣经里某些章节麻醉我的灵魂，那些章节对搜捕奴隶加以推崇，认为是半宗教性的义务。再说北方的情况，那里出产鲸油和鲸骨。
但是这一切都给一个公司把持住了，他们不让任何外人向他们的渔场里望一眼。此外我还听说，他们已经使用残忍凶狠的方法追逐那些可怜的不会说话的鲸鱼，要不多久，斯匹茨卑尔根沿岸一千英里之内就连一条鲸鱼也不剩了。
而且假使法国的裁缝宣布说，妇女们以后不再穿胸衣，那时这种鲸骨工业会怎么样呢？它不出一月就得倒闭。
“我们可做的生意看来似乎不多了，是不是？当然，我和我的兄弟都是那些公司的股东和经理，我们有红利可分。但是我们的对方，即公爵的党羽，也是股东，有时候他们可能会比我们得票更多。这正是我们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我们要有自己的一种垄断权，它得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一家人和我们少数亲戚的手里，它得是一种完全独占而绝无外股的垄断权，我们要能随意利用才行。而且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发现了一种可以垄断的买卖。
“让我再给你列举一些数字。人要活命就得吃东西。这毫无疑问！大多数人家日常所吃的主食是面包。这也毫无疑问！面包是一种叫做粮食的东西做成的。对于这一点，恐怕不会有什么争论。粮食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然大都不是我们共和国所出产的。我们责成我们的两个最能干的记帐员对这个问题研究了三年。他们审阅了港务部长的全部报告，仔细看完了国内岁入监督官的税收统计表，数字就在这里，”（他拉开写字台抽斗，拿出一个蓝色封套，里面装有一叠资料）——“你瞧瞧。去年单单我们这个城市就需要四万二千吨粮食，但其中三分之一供给了啤酒厂，你知道的，我们造的酒实际上供应了全国各地。共和国的其它地方另外消费四万吨粮食。进口总数是十六万吨，这可见另有将近八万吨粮食又出口了，而且我可以肯定对你说，利润很可观。因为即使在现在的情况下，我国实际上也在垄断着全部粮食运输。
我国驻哥本哈根的商务代表报告说，从波罗的海穿过海峡驶向北海的七百九十三条船中，有七百零二条船上飘着我们共和国的红白蓝三色国旗。这不是一种坏的标志，对不对？而这七百零二条船中，至少有五百九十条是驶向我们这个城市的，其中半数以上载的是粮食。那些粮食产于德国旧日的属地波兰、库尔兰和爱兹兰，以及属于波兰和俄国的乌克兰尼亚。
“在往昔，这一行十分容易干。当然是丹麦人和他们那苛刻的通行税把我害苦了，不过只要我们肯付（虽然我们往往付出惊人的数目），我们的船只就能通行。但是波罗的海周围的政治局势如今渐渐使我们担心害怕。波兰正在一天天混乱下去。那是一个共和君主国，在那里，一个愚蠢的爵士（无论他是醉是醒，不过照例是醉的）就有权力推翻其他一切人所需要的任何法律——这样一个国家注定迟早是要瓦解的。瑞典人已经征服了爱兹兰和利弗兰，但考斯道夫·阿多发已经去世，他的女儿克利斯廷娜（即使她很有才智，能把格劳秀斯请去做她的一个顾问），我们不妨说，是有点‘精神失常的’。我听说，她已经开始看见了鬼怪，想上罗马去告诉教皇如何统治世界，然后就进修道院。所以那个国家，我们根本不必估计在内，至少在目前是如此。所有的瓦萨人都一向有点颠狂——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很出色——但总是有些靠不住。
“另外还有俄国那个著名的大公，他现在自称为‘凯撒’，娓娓动听地胡说自己是古时拜占庭皇帝的权利和特权的继承者。这些说法最后将导致什么结果，只有天晓得。我们有个代办驻在莫斯科，他对我们说，自从沙皇伊凡（你记得吗？就是打死自己儿子的那个人）即位以后，俄国人就一直在谈论他们对整个波罗的海东岸的‘继承权’。那些继承权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确实了解，那里有很多野蛮人，他们一旦打起仗来，无论瑞典人、波兰人或普鲁士人，都抵挡不了。
“那些地区的小规模战争，比方说，即使只打两三年，也会害得我们全饿死。我们需要粮食，西班牙需要粮食，意大利需要粮食。我们需要，是因为我国沼泽比陆地面积还要大，到现在还没有人发明一种方法，在沼泽里种植象稻子那样的庄稼。西班牙和意大利需要粮食，是因为他们那里遍地都是修道院，连自己种几公顷麦子的地方都没有了。但请想一想，如果我在波罗的海的供应基地给截断了，那对我们的运输业将意味着什么！我们的一多半船只将要停顿下来。其余一少半中，大多数也必将无事可做，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黄金从海外购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那么，医生，该拿出什么对策来呢？”我承认自己不知道。
“对策很简单。我们必须不再满足于运输和贩卖别人的粮食。我们必须自己种。而我们能种粮食的，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在好望角上。但是东印度公司决不会让我们在那里落脚。直到现在，他们自己还没有占住那个地方，不过我听说，他们几乎任何时候都可以占住它，他们的特许状使他们有权利宣称整个南美洲是他们的领地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就会徒劳无益。我无意去做第二个列马利。那个可怜的家伙声明说，他经由合恩角驶至东印度群岛一事，并未违反公司的委任状；毫无疑问，他完全有权这样做。但是老头子科恩还是从他那里把船要了回去，年轻的列马利纯粹因为灰心失望而送了命，他的父亲上诉到最高法院，打赢了官司，但当最后一个法官签署了最后宣判之时，老头子已经变成一个破产者，这种情形也会轮到我们头上，如果我们企图去干那种蠢事。不，出路只有一条。请你过来一下，”市长阁下端起一支蜡烛，回到墙上挂的地图旁，指着北美洲大陆的中央说：
“现在我们就要对你说明你能为我们做些什么。这个地区当然全部属于西印度公司。一六二一年的特许状把这个地区划给了他们。但是那个公司一直没有经营好。我说不准原因在哪里。我想，大概是东印度公司把我们可以利用的多余资金全都吸收去了。在东印度群岛，几乎每一种农作物都能生长，而且那里的土著是性情温良的小个子棕种人，即使你对他们十分刻薄，他们也都肯为你干活。在美洲，土著们宁可死，都不肯为别人干活。而且气候恶劣。不出产胡椒、肉桂和肉豆蔻。只有少数的海獭皮和小干鱼，就连这些东西，你也得拿实物跟那些头发上插着羽饰、有力的右手里握住战斧的赤身裸体的红种人去交换。
“而且他们曾经被他们后来撵走的人欺负得苦恼不堪。他们渐渐变得失常了。哈得孙那个人可能是个能干的航海家（我想他是的），但他对他的主子忠心耿耿，几乎同我们雇来为我们打仗的那些英国人一模一样，他把苏特芬和德文特两个地方出卖给了西班牙人。我愿意说，他驶入毛里求斯河，算做了一件出色的工作，但是如果阿德利安·布洛克没在曼哈顿岛沿岸沉了船（那次战争也是件怪事，但在那种情况下，又是一件十分侥幸的事），如果布洛克不是那种勇敢的人，那么我们今天对美洲的了解，就不会比当初更详细，那时哈得孙第一次在他的‘缺月号’船上宴请了美洲土著，并用荷兰的烧酒把他们灌得醺然大醉。那是一种十分可怕的做法，那个恶劣的开端似乎给我们要在那一地区进行的一切事情都增添了一种特别的不吉利。我们已经派了许多能干的人，作为摩鹿加群岛和爪哇的统治者，但在毛里求斯岛，统治者一个更比一个糟。皮埃得·麦缪特固然是个光明磊落的人。但其余的，我的天哪，是多么可悲的一批笨汉啊！梅伊只是个普通的办事员，甚至称不上廉洁。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把他给派去，除非说，在当局迫切需要一个人的时候，他碰巧就在手下。克罗尔是个逃亡的牧师，而且完全不可靠。凡·特威勒是个傻爪，他认为，如果他从事一种小小的私人投机，他的良好的人事关系不致象当局后来听做的那样，使他蹲监狱。现在统治那个殖民地的是基埃佛特，他是个未付清债务的破产者。你现在还可以看见钉在绞刑台上的他的画像。
“他似乎是那种倒霉的‘精力充沛的’人，他那种人一定要经常‘干’点什么事，特别是当他们座着不动也可以充分达到目的时，他们也要没事找事。他使他的公司跟土著们狠狠地打了一仗。我忘记了那些土著的名称，大概是叫阿尔哀琴人或者类似的民族。
“叫做‘幸福号’的那条大船，上星期载着海獭皮驶入我国海港，我和它的船长谈了很久。若干年前，当我们的啤酒厂比现在多，需要粮食也比较多的时候，他常为我们做事。他娶了一个有点钱的妻子，把钱投资于西印度公司，他自己也到那个公司去做事，因为据他说，要想看到人家用他的资金在干些什么，进去故事是唯一的办法。他在整个美洲，从特拉斯克河直到兴鲁滨角，都做过生意。我们是老朋友，他知道他可以相信我。经过五分钟的谈话，我从他那里知道的情况，就比我从那些学识浅陋而又爱绕圈子的统治者们冗长的报告书里所得知的情况要多些。
“他告诉我们说，跟印第安人闹纠纷完全不必要。任何一个稍有常识的人（非常识性的东西我更喜欢，但非常难以找到），都能够避免那种麻烦。那个地区的野蛮人似乎完全是无害的，只是以我们的观点来看，有点脏，有点懒，但却很象小孩子，脾气挺好，一旦他们发现你企图哄骗他们，他们就会忽然完全失去自制力，杀人放火，乱打一阵，等到他们出了气，便又笑了，好象根本没有发生过事情。
“我们这位朋友跟他们相处过十二年或者更久。他访问过他们的村庄，在他们的帐篷里过夜，当时他根本没有带武器，而且几百英里内只有他一个白种人。但他并没有出事情。他对我说，要不是那些可怜的野蛮人的妻子和女儿有点不开通，而且表现感情时索然无味，他就几乎宁愿在任何一个印第安村庄落户，而不愿回到他那处于伏列斯兰最偏僻的内地的故乡。
“由此看来，你根本不必害怕。你不会给狼吃掉，或者给烧死在火刑柱上，或者让狗咬死。我知道，在奥伦治堡附近传道的几个耶稣会传教士，曾经碰到过这种惨事。我为他们惋惜，但是他们为什么不肯待在家里？比方说，阿尔哀琴族，或者叫做别的什么民族，有几个和尚和男巫，就在我们的鱼市附近水闸上劝告那些正在买卖小虾和贻贝的亲爱的公众们，叫他们停止买卖小虾，去听山上下来的白妖精的讲话，那妖精劝告男男女女把面孔抹得鲜红，头发上插根羽毛，一口气说出四十次‘哗啦，哗啦，哗啦’，以避免黑妖精的冷遇，这种事可以设想吗？你能想象到这样的插曲以及这些可怜的野蛮人会落得什么下场吗？嗯，我是能够的，我想你也能够。
“不，印第安的土著一点也不会使你烦恼。你是个机智的人，我们给你一船小玩艺儿、小镜子、念珠和手镯，这些东西似乎能使那些头脑简单的自然之子看了高兴。将来等你有空了，我们希望际从那里越过大洋，到新阿姆斯特丹去。我们在请你光临之前，已经搜集了关于你的许多情报。我们知道，你对于减轻我国医院里进行的外科手术所引起的痛苦这个问题，是深感兴趣的。告诉你，我不想说那种手术是不必要的，不过那种罪我自己受过一次。那次手术不算怎么严重，但是我每逢想起他们对我采取的医治办法，我仍旧会变得脸色发青，浑身发冷。这很好，你就向大家宣布，你要上美洲去一趟，因为你想考查那些不断传到我们这里的关于某些药草的故事，那个新世界的土著们就是利用那些药草减轻病痛的。”
我打断了市长阁下的话。“对不起，”我说，“为什么要撒谎呢？”但是这个相当直率的问题连一刻也没有难住说话人。
“第一，”他继续说，“这也不完全算散谎。我的书商常把出版的各种关于美洲探险的书籍送给我。在伦敦、塞维里亚和里斯本，都有人经常供给他这类的书籍。我看不懂那些葡萄牙文的书，但我请一个年轻聪明的犹太人把那些书籍翻译出来，那是个很有才干的人，似乎是唯一的逃出了宗教法庭的人，能对后人讲些当时的故事。”“我认识他，”我说，“他是我的一个朋友。”“真的？呃，他是个聪明人，应当有一份比现在所干的更好的工作。我们自己已经提出要录用他，但他似乎满足于就这样混下去。嗯，正象我方才所说，我仔细读了叙述那些神秘土著的每一个字，最引我注意的是，他们似乎懂得很多事情，而对于那些事情，我们虽然常常学习，却还没有丝毫的概念。他们的确似乎能够使自己的身体对于疼痛失去感觉。这也许只是一个滑稽的传说，正象华尔特·拉利先生用一种铜冒充黄金而被揭穿的那个著名传说一样，或者象那个西班牙老头子的‘青春泉水’的故事一样，土著们把那老头子扔到密西西比河里淹死了（你瞧，我熟悉美洲地理），所以如果你肯花几年工夫，采集一些灌木和野草之类的药材，拜访一些戴着鼻环的医生，恐怕不致是白费光阴。”我也认为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但是为什么不说实话呢？
“因为，”安德烈市长回答说，“这就是一件说了实话就会垮台的事情。
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是控制能用很低的成本种庄稼的大片土地，这我就谈到了事情的要点了。根据我们最可靠的情报来看，沿海地区岩石过多，森林过密，不宜种庄稼。据我从一切书上的叙述所见，深入内地几百英里之后，就有一片片的大平原，在那里，庄稼几乎一夜之间就能长好。也许从大西洋到另一个海洋（多半是太平洋，不过我们还不能肯定。我听说，哈得孙声称在遥远的北方发现了另一个海洋，大概是能通到墨西哥的一个小海洋）之间的土地全都这么好。不过夫列什河和南河之间的整块土地，都属于西印度公司。那个组织的经济非常困难，如果我们提出要买几十万平方英里之地，而且付给现款，经理们必会十分乐意听。
“等你回来告诉我们说，那里的土壤适于我们的用途，我们立刻这么办。
我们有这笔钱，我们打算使这件事完全成为家事。本市以外任何人都不得投资分文。只要我们有办法，就不组织任何的十七人或十九人委员会。这一次，这个企业将得到妥善经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大大地依赖你的报告。如果你告诉我们，那片陆地能长庄稼，我们就购买大片土地。我们已经在拟订一种殖民制度。共和国有千千万万人愿意到海外去，在爪哇或巴西，甚至在新尼斯兰落户，只要他们能不被迫处在半农奴的情况下到那里去。假使我们发现，没有奴隶劳动我们就不能经营农场，我们将从非洲运来足够的奴隶。我本人不太赞成这种做法，但是如果这是赚钱的唯一途径，那么我们将也要象其他人一样这么做。
“但是我们内心的打算，跟作为我国两家印度公司永久支柱的那些贸易场，很少有相似之处。我们需要一劳永逸。我们要使我们在那里的领地（如果我们能够得到）确确实实变成一个新尼斯兰。这么一来，如果这里旧尼斯兰的情况不妙，我们在另一个世界里还有一个家，可以安居乐业。
“也许我有点过于悲观。也许那个年轻的奥伦冶公爵没有足够的才智，或者没有足够的勇气，试图去做我怀疑他要做的那些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倘若我们成功了，我们就又增加了一个财源，一点外快即使在我们中间最富裕的人看来，也总是可以接受的。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情况恶比，我们还另有一个新的祖国。而且这对千千万万人来说，是一种新希望和新勇气。”他突然停顿下来，转向他的弟弟。“这一切你都听清楚了吗？”他问。
“十分清楚，”料奈里斯阁下回答。
“那么，”他又转身对我说，“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有的，”我回答，“还是我方才透露过的那个问题。这一切为什么都要保守秘密？为什么不让任阿人知道我到海外去的目的？”“原因多得很。第一，如果公爵和教徒在共谋剥夺我们的权力，把共和国变成君主国，那么如果他们知道了你的使命，他们当然要采取措施阻止你去，而且他们要尽可能破坏我们的计划，因为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对抗那两种势力的结合。第二，如果西印度公司董事会听说了这种意图，他们就会以自己的土地进行敲诈勒索，使整个计划成为泡影。第三??”但是我已不想再听别的原因。我知道的已经够了。我个人完全同情他们两兄弟，他们已经看到我们的前辈曾经为之奋战的那些理想，即将在自私自利、结党营私和偏颇固执的绝壁上破灭。当然，他们是商人，是完全根据银币和金元考虑问题的，这和我的做法不同，我糊糊涂涂地生活在科学领域里，很少议论过钱，因为根本不大能看到足以引人注意的大量金钱。但总的说来，我并不怀疑他们的动机的正直。只是我需要一些时间对事情加以考虑。我把这一点告诉了他们，他们立即表示同意。
“你随便考虑多久都可以，医生，”他们非常真诚地对我说，“我们已经十分坦率地向你表达了我们的意思，把我们的一切托付给你。现在请回吧，因为你听了这么久的谈话一定很累了，你一作出决定，请立刻通知我们，你究竟打算怎么办。”
我告辞之后，慢慢走回去。在从圣安桑奈水闸桥上经过时，我看见伦勃朗家楼上的窗子里还有灯光。自从殡葬了我的哥哥之后，我一直没有看望过他，我想进去坐一会儿。入睡以前，我需要找个人一起把事情谈一谈，因为我很兴奋，一时睡不着。
我敲敲门，但没有听见回答。
我又敲一次，而且对方才稍微响些。
我听见房子的后半边有个人踉踉跄跄在走动。门终于打开了几英寸宽的一条缝。小泰塔斯的保姆站在门里边。她手里端着一支蜡烛，眼睛盯住我，就好象要把我杀了才解恨。“主人已经睡了，不能惊吵他，”她怒喝道，“请走开。”她卡嗒一声在我的脸前锁上了门。
我回家了。
我不很喜欢我方才看到的情形。
第十六章 我在久居新世界的年月里听到的故国消息
我在海外的新荷兰所遭遇的奇异惊险事件，几乎使我付出生命代价。我在漫长的逐渐恢复健康的期间，给我的儿子写了许多封信，详述了我的那些遭遇。信里很少涉及我同伦勃朗的交往，所以不准备在这里重述。感兴趣的人们可在别处读到那些信。这里所要谈的是，我学到了对于我这一行很有用的许多东西，我发现了直到那时我从未设想过的关于我的同胞的许多事情。
当我终于又能旅行（我曾跌断两腿，受到了在我们的居留地仅被看作野蛮人的最体贴的护理），重新回到新阿姆斯特丹的时候，我发现我的长久失踪，曾引起很大的恐怖。柏纳多显然仍旧和他的莫霍克族朋友们住在一起，他把听说的关于我的谣传，写信告诉了德·佛莱斯船长：说我到达了属于“五民族”的领土的最远边界，说我遭到了不幸，正在太平洋以东数英里处小湖地区附近一个印第安长官家里医伤，而且说，我也许在那年初冬，在契卡索人向温嫩多加人发动的著名猛攻中牺牲了。
这个真假情报相混合的奇怪消息，使那位出色的船长专诚跑到首府，想从猎兽和捕兽的人们那里打听到更详细的情况，因为那些人每年春天总要集合在一起，把海獭皮和熊皮出售给西印度公司的商人。他们的确听说小湖地区发生过一场骚乱，但是有人认为，那只是奥尼达人和阿尔哀琴人的一场争执，也有人确实知道，那只是开由斯人和折洛歧人的一场小小的边境冲突，这两个民族都住在将近一千英里之外的南方，当时在跟定居于维基尼亚的英国人公开作战，但是似乎没有一个人能确切告诉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因此，他听说我已经回来，感到非常高兴，并写信对我说，他打算两星期之内来到新阿姆斯特丹，希望能够看见我。同时，在过了若干年比较自由的生活之后，我已经习惯于随随便便，受不了住在租界里的那些拘束。而且因为在过去两年里，安德烈市长的钱，我只用去了很少一点（我遭到不幸时身上所带的一切，都由安布洛秀斯神甫小心地用他的一件旧袈裟包起来，放在担架上我的枕头底下，当时就是他使我幸免遭受屠杀），所以我决定花费几百吉尔德，自己买一所小房子。
我从一个叫做华尔法埃特·格利茨松的农场里买到了一小片土地。买得很便宜，因为这片地方靠近一个大沼泽，但是这个一年当中多半年都是一片汪洋的沼泽，却使我幻想着自己是住在湖滨。我在斯塔腾岛找到两个印第安人，他们说，他们能够给我造一所象五民族的部落中常有的那种木房子，后来证明他们果然是能干的工匠，不到一个月，我的房子就能住人了。
房子一造好，我就给柏纳多送个信，要他来和我住在一起，但他给了我一封相当神秘的回信。那是一小张羊皮纸，上面潦草地画了一个外貌跟柏纳多本人有点相象的印第安人，下边题了几个神秘的字：“十个失踪的部落又增加一个。”于是，我放弃了跟他见面的希望，只好等到我能再上北方的时候去看他；同时我在等候佛莱斯船长，他因为林赛拉尔威克殖民点最近出了乱子（这是一种常有的事：一个贪婪的庸夫把荷兰烧酒大量卖给某些土著，使他们喝得醺醺大醉，在各村乱窜乱撞，打死了三个女人和两个小孩之后，他们自己才被枪决）而误了来期，但他终于在八月初赶到，当时正值一连串的大热天，我那个可爱的沼泽几乎完全干涸，它那强烈的气味，使我想起了我在维尔河滨泥泞的洼地里度过的幸福童年。他不但来了，而且带给我一个我最欢迎的包裹，因为里面包有让- 易斯在前两年寄给我的九封信。
“我最初听说你回来，就该把这些信托人送给你，”他对我说，“不过人们总是对这样的小包不经心，所以我想，还是等一等，我亲自把它带来。
我本可以送到城堡里，但是总督现在又很不愉快。因为已故但未追悼的威廉·基佛特的市参议会又出了麻烦，所以这时候我还是不见他好，他正在扮演尼罗和赛曼·马卡比两个人的角色，在他的小屋里跺着脚兜来兜去，抱怨说，整个殖民地每个人都是奸细，应当绞死。我知道，那老头子的用意是好的，但他一发脾气，就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讨厌的人。”“恰恰相反，”我回答，“为办理这块土地最后的买卖手续，我昨天还曾看见他。我要把这片沼泽也买下来，否则不知哪个老实的农民就会到这里来，全靠习惯力量把沼泽排干，而我是喜欢保持住我这个小湖的。我发现总督象黄油那样柔软，象六月天那样温和。你决猜不透他是在干什么。”“向你宣读了他给八人委员会的最后一封信，把那些虔诚的先生称为一群搜刮钱财的恶棍，一群鄙卑、欺诈、行窃的无赖？”“完全不是！他是在写诗。那首诗描写日落和红色的天空，以及悠然自得地走回家去的一个幸福的农夫。”“那岂不同样糟糕吗？”“更加糟糕。我想，这是从装了一条木腿而且秃顶的替巴拉斯时代直到如今最为伤感的一首诗。整个事情是相当悲惨的。因为这老头无疑是在竭力把事情办好，而家乡的经理们却仍然象往常一样悠闲懒散。总有一天，所有这一切都会突然告终，大祸临头。老头子知道这一点，但他无能为力，所以他在写些挺有情趣的小哀歌，歌颂那粉红色的日落和古罗马主妇们的美德，藉以消遣。现在请把我的信给我吧。”船长把细心地用皮包裹住的一小束信札递给我。“皮包请保存好，”他说，“你看信吧。我听说，我们的总司令官正在这附近给自己安置一个住所。”“对的。房子已经动工。你去看看吧，三点钟回来，我们吃午饭。”船长出去了，接下来的四个钟点，我一直在了解大洋彼岸故国的生活。
共有九封信。我原以为这都是让- 路易斯的来信，但发现有一封是赛里姆写来的。这封信很短，语调颇为悲伤。
“自从你离开柏纳多以后，”他写道，“这个大城市就变得十分冷落。”
让- 路易斯固然是个风趣人物，但他在把更多的数学问题同菜肉蛋卷混在一起，吃饭时他总是先请我从汤里得出立方根，在布丁里找出小数点，这我就不高兴坐下吃了。
“也许上帝的确只是个抽象的东西，的确只是笛卡儿最近某一天就要为我们算出的一个公式，但是我的头脑不够聪明，领会不了我们这位朋友所理解的东西。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是独自待着。
“近来赛蒙·加里诺维亚斯牧师的来访，使我异常高兴，他是老实人约翰·基本奈的儿子，你必能根据我们的戴麦米尔之行想起这个人。这老头在圣安桑奈城门外面那条路的左边开了第三家旅馆。他的这个大有前途的后代希望成名，并企图通过使土耳其大王的外交代表改宗来达到这个目的。你看我会不会裹着绿色的大头巾，穿着和我的高官身份相称的红色长礼服去浸礼呢？嗯，我看是不会的，但他显然觉得我会这样做。他认为这件事会是他那体面的法冠上一根漂亮的羽饰。
“他进攻我的方法很奇特，使我深感兴趣。他居然不怕麻烦，向我读了译成西班牙文的可兰经。他对我说，他已经得出结论，认为伊斯兰教和加尔文教是一样的，两者的教义都相信有关人类生存的一切事实的预定。这无疑是个新观点，在可能对这种事感兴趣的人们看来，理应很有趣。
“但我听了讨厌，而且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在我这个爱好和平的亡命之徒看来，愈来愈有引诱力。如果这个唠叨不休的加里诺维亚斯再来纠缠三次，我就要乘船回祖国。
“我到底在这里干什么？我们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到底都在干什么？当一个人有了这种心情的时候，你就可以等着听他的任何坏消息。
“拥抱你和出色的柏纳多。记住我的话，如果你不注意，柏纳多那个人就会变成当地的土著。他和我一样，是个道地的流浪汉。他几乎和我一样孤独。阿拉使我们幸能这样相象。再见！”
接着是一段附言：“你的好朋友伦勃朗曾来访一两次。他对土耳其人有一种真实的感情。他要求我给他做模特儿。我问他，他是否缺乏模特儿，他说：‘不，不过我的模特儿大都是荷兰的流浪汉。我固然可以给他们穿上绫罗绸缎，缠上头巾，但那并不能使他们变成土耳其人。他们依旧是荷兰的流浪汉，只不过偶尔穿上了穆斯林教徒的漂亮衣服罢了。’也许最近某一天我就要答应他的要求了，只要那个黄口小儿般的牧师不再来纠缠我。”
这封信是我多少可以预料得到的。我又开始翻阅让- 路易斯的字迹工整的四五十页长信，我发现这些信包括着近两年来的全部历史，其中涉及我和他两个人。
法国人往往使我生厌。他们的行为也常常使我愤恨。他们相当不可靠，而且漫不经心。他们对于居家常有的整洁美德没有概念。他们喜欢争吵而且自鸣得意。但是当我对法国及其各种作品厌恶透顶的时候，却竟有一个法国人会做出、说出或写出一些东西，使我看了忘却我对他那个种族感到的种种厌烦，使我觉得世界上如果没有法国，就会象婚札上没有音乐那样索然无趣。
让- 路易斯的这些信有起始，有正文（说是核心更恰切），也有收尾。它们告诉我的事情既不累赘，又很全面。它们好比他有时为我们做的饭菜那样恰到好处，既使人觉得充分满足，而又没有相伴而生的那种不舒服的过饱感觉。我很喜欢这些信札，所以我把它们交给总督看一看，他对我说，这些信给他提供的关于故国现状的情报，比他的经理们全部冗长的报告都更充分而精彩。他请求允许他把这些信再保存一个时期，后来当我出乎意外地上船回国时，他忘记了把信还给我。他把那些信送到“德赖依·克罗宁号”船上转交我，但是那条船驶离维尼基亚海岸之后，再也没有消息了。因此我只好凭记忆重述其中最重要的内容。
每一封信的开头，都有一条消息说，在写信之前，让- 路易斯曾到霍特渠畔我家看望过，发现我的儿子十分健壮。那孩子完全忘记了我（这当然是可以想象的），他眼看就要长成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很懂礼貌，每星期上伦勃朗老师那里去两次，学习绘画。他对这种艺术似乎赋有决定性的天才，伦勃朗花费许多时间，帮助这孩子取得进步。
接着他又谈了些更重要的事情。期待已久的事情终于实现了，西班牙和荷兰共和国已经媾和，后者已被完全正式承认为独立的主权国家。老公爵未能活到他自己长久以来那样英勇为之奋斗的事业取得这种最后胜利的时候。
他在几个月前去世了。他的结局很悲惨，多种疾病集结在身，这是他在永无止境的战役中度过的艰苦生活产生的结果。先是两腿肿得使他上不了马。继而一连几次肺病发作，最后，他头脑糊涂，在临终前的两星期里，他的护士们只得象照顾小孩子那样护理他。
他那个同英国女人结婚的儿子，已经继承了他的职位，做了军队的总司令，可能要引起相当严重的祸害。因为他是个野心勃勃的青年人，希望取得他父亲和叔父曾经享有过的伟大的战略家的盛名。众所周知，这位年轻的公爵曾利用他的全部权势避免缔结和约，希望至少再给共和国的领土增加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两个城市，但是阿姆斯特丹的市长们非常害怕这一着。他们唯恐安特卫普一旦变成荷兰的城市，就会跟他们争权夺利。他们控制了斯刻尔特，只要安特卫普依然是敌人手里的一个城市，他们就能继续控制斯刻尔特；而且封锁住斯刻尔特，他们就能把他们的由来已久的竞争昔置于死地。
所以阿姆斯特丹断然宣布赞成立即媾和，而且象往常一样，阿姆斯特丹得胜了。
市长阁下和公爵殿下现在互相认为是公开的、直言不讳的敌人，大家担心的是，性子暴躁的年轻的威廉恐怕正在计划突袭这个大大打击了他的骄傲感的城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事情，但是国内这两个最有权势的集团之间的摩擦，已使人心惶惶，这一点为害很大。
这件事偏又发生在商业情况十分萧条的不凑巧的时候。只要共和国跟西班牙作战，我国商人就能利用我们西班牙敌人的经费而组织世界规模的走私体系。但现在，西班牙是个友邦，而不再是可资任意掠夺的敌国，因而这种走私事业就等于失去数百万吉尔德的经费。
其次还有那直接或间接从事造船、造大炮、造火药，以及为永远处在战场上的陆军和很少驶回港湾的海军运送各种各样军需品的为数甚多的工业。
当然，造船厂现在尚可开工，因为商船、风篷和绳索也许还象从前一样需要，但是也有许多商品都已经没人问津。这对原来的投资人来说，意味着很大的损失，而且还意味着千千万万人的失业，这一点，凡是朝港口的方向走过的人都已经看得很清楚。在从前，运输行必须去找兵贩子和人贩子帮忙，希望能使它们的船上有人干活，而现在，它们那里的办公室被成群结队饥饿的人们包围住，而且往往带着同样饥饿的女人和小孩，齐声要求给予机会，让他们到波罗的海或者东印度群岛去。
另外还有那些海军士兵和水手，他们全都失业了，日甚一日地把组织抢劫作为正当的谋生之道。所有这一切，当然大大影响金融市场，有两三家大商号原指望战争会继续下去，在仓库里囤满了大量存货，现在却在廉价抛售，它们的这种失败严重动摇了公众的信心，使大家认为还需要数年之久，局势才可能有希望趋于正常。
当然，正象让- 路易斯数次指出的那样，穷艺术家将首先发觉这种现款的缺乏。伦勃朗曾经对他说，已经有六个多月不曾接到过肖像画订件，其他画家似乎也并不比他的日子好过。凯旋初期，用以庆祝荷兰民族种种胜利的寓意画，曾多少有所需要。但是两幅最重要的作品，都约伦勃朗的两个学生弗林克和凡·德·赫尔斯特去画了。老师自己却给丢在后边。他曾经试图作一幅想象的历史画，表现荷兰的局势平定，而且为这幅画作了许多草图。但是这幅画没有人要，直到让- 路易斯写信时，它仍然在伦勃朗的画室里竖立着。
他的许多其它绘画也都是如此。他所画的东西近来似乎没有一样是成功的。
他虽然仍旧偶尔接到一幅肖像画订件，但他正在迅速地被一些年轻画家取而代之，因为这些人不但索费低廉，而且百般迁就，能让模特儿们随便摆出怎样的姿势。
的确，那八封信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于约丹布利街那家人的深刻而严重的忧虑，那个可怕的保姆仍在他家，变本加厉地叫嚷着喜爱小泰塔斯，但却变得一年比一年更使人忍受不了。看来她的确常常象是发了疯。她往往拼命纠缠着去见她主人的那些倒楣的客人，不让他们走，一定得听完她的全部苦楚——她怎样卖力地照应小傣塔斯，她怎样为了他而甚至决心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遗留给他，她怎样累死累活地操劳家务，并且手指着主人的画室门口说，因为“他”太懒惰，太不经心，什么事都不管，不过这种重活她也支持不了多久啦。她能讲出许许多多关于她自己和著名的凡·莱茵·伦勃朗的事情，那些事情要叫大家知道了，真会惊讶不置；讲完许多事情之后，竟还要问，他们看见过他给她的珍珠和金戒指吗？如此等等，唠叨不休，叫那些不加怀疑的客人们听了困窘不堪，他们渐渐开始宁可不上这位画师家里去，也不愿出席那个生一双野兽眼睛的保姆的诉苦会，听她哭诉伦勃朗亏待她。
谁也不知道这种情况会导致什么结果，但是有几个朋友终于联合起来，直接去找伦勃朗，建议他找个熟悉神经错乱症的医生，把这个女人检查一下。
伦勃朗象往常一样，耐心地听完大家的话，谢谢他们的善意关怀。他也同意应当辞退这个女仆，但他又暗示出几个困难，这些困难使他无法做得象他所希望的那样果断。
这些神秘的“困难”究竟是什么，让- 路易斯未能告诉我。有些人认为，伦勃朗惜了基尔蒂一笔钱，他当时还不起她。萨丝佳继承遗产的事一直没有解决。凡是有关金钱的案件，都会使法院调查双方当事人的经济情况，而一般人认为，伦勃朗不能让地方长官较为仔细地打听他的私事的安排。
他比从前更加努力地进行创作，他在印制大量的非常优美而有趣的铜版画。但是他跟一班老朋友完全停止了交往，因此谁也知道不清，他怎样处理他应该为孩子经营着的那些款子。甚至谁也说不出，给孩子留下的钱究竟还有五千或一万吉尔德。样样事情全部混乱不堪，而且由于伦勃朗自己从不记帐——用钱毫无计划——今天买一张运输行的股票，明天又买一幅拉斐尔的绘画——这就不可能对他手里的钱作出任何揣测。
几个好朋友提议替他把事情安排一下——把这一团混乱整理出一个头绪来——但他十分客气，同时也十分坚决地谢绝了。说是等他一完成那幅他寄予很大希望的新的铜版画，他自会立即料理这种事。那是一幅描绘基督为人医病的绘画，他指望能卖到一百吉尔德，卖到铜版画的打破记录的售价。那幅画会使他重新得到公众的赞扬。那时他就可以稍微喘口气，不再象最近三四年来这样，一直为谋生而赶制作品，他会请个能干而可靠的公证人，帮助他结算帐目，整顿一切。在这之前，他只好尽可能对这个女仆迁就忍让，同时她对小泰塔斯也很能经心照料。
这还是从前那种老调，但收尾不同。这种收尾使让- 路易斯认为，伦勃朗所以不愿或不能打发保姆卷铺盖，恐怕另有原因。自从萨丝佳去世，伦勃朗一直过着十分孤独的生活。据大家推测，或者他可能已经答应跟基尔蒂结婚，或者她已怀孕，再不就是故意假装怀孕而贵怪主人。对她那样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很难猜出真情，所以根本没办法，只好等着事态本身来收场。
 随着时日的演进，似乎愈来愈清楚地可以看出，一种危机即将发生，它会使伦勃朗摆脱他那个可憎的同伴。同时他的朋友们都在希望并祈祷这种危机早日发生，免得使事态发展成为一种公开的丑闻。教会讲坛上已经发出一些旁敲侧击的讽刺，说什么有些人在画救世主为人医病的绘画之前，最好先把自己的疾病医好，而且有一个牧师居然暗示说，在《埃美阿斯的晚餐》一画上，有个人物很象某个著名画家家里的仆人，那个画家自己也很喜欢请人吃晚餐，只是晚餐的性质迥然不同。
所以问题是，要趁这种低声的抨击还没有变成太公开的言论之前，就得让那女人平安无事地离开，但是谁也无法预测，将来会出什么事，因为大家知道，伦勃朗无论对好事或坏事都很固执，就象据说现在在领导新尼斯兰政府的那个勇敢的战士一样。用这句好听的恭维话暗示了斯屠维山特阁下之后，聪明的让- 路易斯结束了他对约丹布利街的事情的叙述，因为他知道，信件有时要被官方启封审查。
接着，他对我讲了许多关于欧洲局势的议论，其中大多数我都已知道：
英国人即将处死他们的国王，因为他犯了一系列似乎比较含糊的罪恶，但因为陛下已经取得当代或任何时代最为老练的大骗子之一的名声，而且已经屡次背弃他的诺言，谁也不肯再对他有丝毫信任，所以他也许还要被宣判死刑，不过他究竟将被绞死，或者仅仅斩首而已，目前准也无法预言；政府也许会落在一个叫做克伦威尔的人的手里，这个人当然要宣称自己是国王，并会给荷兰共和国引起许多麻烦，因为大家知道，他极力赞同保障英国全部利益的非常激烈的政策。法国国王和他本国贵族之间发生了颇为有趣的争执，一个名叫马萨里尼的意大利人，臭名昭著的红衣主教黎塞留从前的一个支持者，现在把握住了法国政府，因为他使自己变成了老皇后的一个少不了的人物，那皇后原是一个生有连鬓胡的不太聪明的西班牙女人，却被他奉承为具有高雅的西班牙风姿，他年轻时候看到过那种风姿，因为他当时是科伦纳公爵的随员中的侍者，曾经随同那位高贵的先生到过亚尔喀拉大学，给伟大的塞万提斯先生的陵墓献过花圈；这个狡狯的西西里岛人，耶稣会教育方法的得意门生。样子很象葡萄牙籍犹太人，他象一个从英国男爵口袋里摸钱的意大利娼妓那样，公然从公共宝库盗窃财物，所以不久便会击溃贵族的反抗，而法兰西君主国是否会走它的英国对手的道路，还大可怀疑，虽然荷兰共和国有许多人都在指望这种结果。阿姆斯特丹同丹麦和瑞典人关于松德海峡通行税的“素有的”纠纷，依然处在“素有的”状态，即将以战争或者条约加以解决。其它并未发生什么重要事情，只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学者笛卡儿博士曾经回他本国作短期访问，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的红衣主教当时奉送他三千法郎的年俸，并答应在官廷给他找个职位，这对于《方法谈》和《哲学原理》的作者来说，似乎是一种奇怪的野心，不过，即使是很有学问的人，也总得吃饭；以及如此等等，长达四十八页。
当我在第三次重看这些信的时候，佛里斯船长回来了。
“一种奇怪的感受！”我对他说，“旧世界忽然又在新世界里被我感觉到了。我想不通自己发生了什么变化。旧世界的事物从前使我很感兴趣。它们从前使我非常感兴趣。它们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而现在，它们只象是有个人在这座房子另一部分一个房间里弹奏音乐而已。我很想听，但这种音乐在我听来毫无意义，它只是一种低沉含糊的响声——不很有趣，反而有点令人讨厌和不舒服。我是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原因就在于新鲜空气和视野。我们的这种奇异的视野。在欧洲，一种视野只意味着陈旧的和熟悉的事物的终点。在这里，它意味着新奇的和陌生的事物的起点。这种视野将会迷住你，正象它已经迷注了我们大多数人。除非在阿姆斯特丹统治我们而从未看到我们的那些老傻瓜强迫我离开这里（如果他们继续执行现在的政策，对大洋彼岸千百万人民扮演不管喂奶的保姆角色，他们很可能这样做），我永远不回祖国了。在我国那种美好体面的小城市里，我会因为缺乏新鲜空气而窒息致死。再过六个月，你也会有同样感觉。”我承认，我已经被这种辽阔无边而令人愉快的幻觉迷住了。
“那你就把你的儿子叫来，在这里作为医生开业吧。拉·蒙塔格不会介意的。他年岁越来越大，不愿意在夜里出诊。其他都是些庸医。在这里落户吧。讨个老婆，过幸福日子吧！”我本来也许要听从他的劝告，但是在整整两个月后，我收到一封便函，上面仅仅写道：“我希望你能回国。我迫切需要你的帮助和你的友谊。”下边签了一个大写字母R 。
第十七章 我又获知阿姆斯特丹的一些坏消息，决定回国
至于另一封信，不知怎的，我竟一直保存下来了，这封信的性质和前信截然不同，它谈的是同我们国内的利害多少有关的事情。
“上星期的今天（让- 路易斯写道），我决定去访伦勃朗。但在沿着欧德斯堪斯街行走时，很偶然地碰到了你的那位住在罗金街的老书商，他也经销伦勃朗的一些铜版画。他首先向我打听你的消息，然后问我是否听说了伦勃朗最近的一些烦恼。我说没有。这老头显然已经结束一天的买卖，所以似乎很喜欢找机会跟人聊天，他高兴地接受了我的邀请，一同到我家吃饭，因为我决定把自己的事情留待以后再办。将近半年来，我一直没上约丹布利街伦勃朗的家里去。上次我去访他，曾经闹得很窘，所以我暗自发誓，今生决不再到那里去。那个保姆基尔蒂仍旧住在那里，比从前更加凶狠而令人难以解释。但不久以后，据这位书商对我说，她和她的主人就已公开决裂，那以后，她的所作所为十分奇怪，只得把她的亲属给叫来，大家决定把她送到精神病院观察几个月。但她设法逃掉了，并开始对伦勃朗进行一系列小小的迫害——现仍在继续中。例如，她上法院告状，并发誓说，她从前的主人向她借了一笔钱，没有还他，第二次她又诉说道，他答应和她结婚，但没有实践诺言，第三次她竟然明确地说，她和她从前的雇主发生过肉体关系，他对她的企图实现以后，便把她撵了出来。以及如此等等。一直闹到有关方面全都真相大白才算了结，原来她已经疯颠到顺口胡说的地步，于是立刻把她押送到她的老家果达镇，交给当地的精神病院看管。
“精神病院也许是个有点恭维过分的字眼。只要你回想一下我们阿姆斯特丹的疯人院是什么样子，你就会想象到象果达那样一个小省偏僻的小镇里疯人院的情景。那些疯人院似乎只是当地监狱里另加的几间房子，只在狱吏偶尔想起来的时候，才给那些可怜虫们吃点东西。但无论如何，那女人总算不再为害了，我很高兴，因为现在同过去一年半相比，我有较多的机会去看伦勃朗了。我始终很喜欢这个人，虽然他打破了色彩方面的各种自然规律，因为上帝认为色彩只能有‘白的’和‘黑的’。
“但这只是书商对我讲的故事的一半。因为所谈的那个女人似乎还有一些亲戚，他们全都鄙卑得很，只要遇到时机而不致有什么严重危险，他们便会敲诈勒索。何况就这件事而言，危险本来很小，因为伦勃朗是世界上头脑最糊涂的一个理财人，只要他一时需要几个吉尔德买面包或者买肉，他一定会向他儿子的保姆借一点钱。毫无疑问，他这个人很愚笨，不过你也知道他愚笨到什么程度。当他在工作的时候，就是魔鬼的钱他也有借，只要省得别人打搅他就行了。全部家事，用你们贵国的话说，真是一团混乱，一团糟（我想，这是我学会的第一个荷兰字）。确实是一团混乱，不堪救药的一团糟。
零碎东西满布在布利街，我简直料想不到会得到什么结果，我要等几天再去访他，而且作些细心的侦察，然后告诉你。
“我送走客人（有才智的书商是世上的风趣人物，可惜象三月里的晴天那样罕见）以后，认为坐下工作已经太迟，睡觉又嫌太早，心里仍在想着布利街，我拿起帽子和大衣，去访犹太牧师门纳塞。我见他正在家里招待许多客人，而且发觉这个古怪的老头子已经养成一种新的嗜好。如果柏纳多（我已有五六年不曾得到他的消息。最初他倒常来信。他还活着吗？）确实找到那些失踪已久的部落，带着好消息回来，他将成为一个大为沮丧的人。因为门纳塞牧师甚至会不肯听他讲话；这回他反而要对柏纳多大谈他自己拟订的把犹太人带回英格兰的宏伟的新计划。他完全被这个念头迷住了。他听任他的印刷所倒闭，往往忽略他应当教那些犹太小孩子学习犹太教法典，他那样全神贯注地考虑这个奇异的计划。
“据我所知（因为象往常一样，大家都在异口同声地议论），他坚信救世主即将回到人间，犹太人这次为了不失良机，应当散居在全世界的每个地区，准备迎接住这个期待已久的神灵，无论他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选择什么地方降临。这虽然不是这位善良的犹太牧师表达自己意见时的说法，但也可以使你对他的想法有个相当精确的概念。他一定是根据东印度公司得出了他的‘宇宙的’观念，因为那家公司已经给它从前的属地增加了很多领土，如果现在来到地球上而不碰到某个荷兰商人的钱包，绝不可能赚到分文利息。
“谈了半小时之后，他才终于停庄喘口气，这时我赶快向他问起，他希望怎样达到这个目的，因为自从十三世纪末叶以来，英国就不许有一个犹太人入境，但他回答说，那只是件小事。杜绝犹太人进入那个王国，正是英国国王们干的事。他们所以这样做，是为泄忿，因为犹太人同他们本国那些头脑迟钝的萨克逊臣民相比，是较为聪明的商人。他们究竟多么憎恨和害怕犹太人，大家从那位著名的宫廷苦文人威廉·莎士比亚的那部小作品中便能看出。莎士比亚终生没有看到过犹太人。他出生时，英国已经整整二百七十四年不曾有过一个犹太人，但他还是写出了夏洛克的可怕的悲剧，企图使犹太人不受欢迎，并取悦于皇后。然而上帝——公正而愤怒的上帝——已经重重责罚了那个忘恩负义的国家的邪恶统治者。其中最后一个已经象普通罪犯那样给砍了头，现在新时代正在到来。一个真正踏着那和华的足迹前进的人，已被请出来，领导他的人民走出邪教和残忍的荒野，不久将又许可犹太入进入英王国各地和英国所有的殖民地，因为公正的克伦威尔不但尊重犹太人的宗教原则，而且承认基督教对阿布拉罕的后裔应有的感激。
“这时有个十六七岁的黑眼睛小伙子开口了，他相当枯燥他说：‘毫无疑问，克伦威尔是这样的，亲爱的老师。他无疑因为我们高尚的宗教原则而喜欢和尊重我们。不过他也许还相当赏识我们作为一个民族而具有的商业才能，这一点你想到了吗？’“这位卓越的门纳塞听了勃然大怒。‘巴鲁奇，’他大喝道，‘你是要做阿索塔第二，反对你自己的民族？你胆敢来到我家当面对我说，这个高尚的英国人，这个摩西第二，这个拥有十几个国王的大权而依然过着比他的无数最简朴的臣民更简朴的生活的先知，竟会仅仅为贪图金钱的卑劣欲望所驱使？我实在为你感到耻辱！’“但是那位不知姓什么的年轻的巴鲁奇，仍旧十分冷静，不慌不忙回答说‘不，亲爱的老师，我丝毫不愿追随可怜的尤利尔，我认为做一个违反世界良好秩序的罪人，就是自缢。我完全和你同样景仰克伦威尔将军，但我听说，他这个人对一切事情都很认真，不久以后，人民就会尊称他为自己的君主和保护者。如果他接受这种荣誉，那他很可能不但要保护人民的灵魂，而且要保护他们的钱袋。几千家犹太人商店由阿姆斯特丹迁到伦敦，在现在这样的时候不会是不适当的。这会是克伦威尔阁下的帽子上又一根羽饰。’“我听到这里打断了他的话：‘我认为这样好的一个清教徒是不肯戴羽饰的，’但是那小伙子只朝我看了看（他生就一双我从未见过的乌黑的眼睛），便又继续说：‘我说的是他的象征性的帽子，先生。在这座房子里，每当老师不赞成我们的意见时，我们就常用象征性的说法，’于是他解释说，就在那天下午，他曾经给请去翻译他父亲的一个邻居收到的伦敦寄来的一份拉丁文文件，人家在那份文件里向他（指他父亲）提供了商业上的种种好处和机会，只要他父亲同意结束生意，从阿姆斯特丹迁往伦敦。
“因为这个话题并不特别适合我的兴趣，不久以后我就向他们告别回去。不过这份关于门纳塞家这场辩论的真实准确的报告，将会向你表明，世界上的这个地区在刮着什么风。人民处于困境。他们为获得自由而奋斗了三个世代。如今他们自由了，而北海彼岸却有一个对头，企图切断他们的喉咙，他们逐渐认识到，这只是他们的困难的开端，而不是结束。他们还得十分谨慎地驾驶他们这条新近造好的小船，如果他们不希望驶出港口不到十二英里就翻船。
“如上所述，他们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焦急地望首舵楼甲板，船长和大副理应在那里和睦相处，把全部思想和注意力集中在航行的困难上，但是人民看到这两个重要人物在进行一种不光彩的争吵，它几乎随时可能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拳击。整个事态令人十分气馁。那位年轻的公爵一不留神，就会闹场笑话而毁灭。阿姆斯特丹的长官们如果继续暗示，只应当由他们统治共和国，公爵和议长都只为点缀外观而存在，那么总有一天早晨，他们会发现自己被关在洛文斯廷地牢里，门外站着一个说来有趣但很凶恶的公爵的警卫。
“如果他们再不越过本国城市和村庄极为狭隘的界限而看得稍远一点，那么这个国家将会有何种遭遇，只有上帝才能预言。他们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却已经取得了这样庞大的殖民地，使他们变成前所未有的最大一个帝国的主人。但是他们试图采用本来是为中世纪某个族长所管辖的五十几个小村庄而拟订的那套法制，来统治这样一个帝国。如果对他们说，现在他们统治的是个大国，应按大国办事，他们就会面红耳赤，惶恐不堪地回答说：‘哦，先生！’然后尽快逃到某个传统自治市熟悉的城壕后面最近的一个安全地带，匆匆通过一个议案，调整城市扫垃圾工人的工作钟点，或者规定喂奶保姆按其很有帮助而令人称心的工作所可讨取的工钱。目前我所能希望的，只是你和柏纳多能在发生战争以前平安回国。否则你们将不得不永远滞留在你们的森林里，而我们这里需要你们。
“至于我们大家的那位朋友，大约一星期前，当我想买一条鱼做晚餐（我仍然遵从着小时候我父亲的听忏悔的牧师教给我的饮食准则）的时候，你猜怎么样！我在鱼市上正好碰到约丹布利街那位出色的画家！我以为他会设法回避我，因为我们上次的会见不太愉快，但他迎面向我走来，握住我的手说：‘想必你已经听说了发生的事情吧？’我回答说：‘听说了，’他有点羞愧地微笑一下，然后望着我说：‘呸！’我回答道：‘是的，的确，呸！’接着我们两人一齐哈哈大笑，这是我好几年来第一次听到他大笑，所以我断定，那个可怕的女仆的纠缠已经告终。
“后来我问他是否已经加入我们的圣教会，在买小虾做星期五的晚餐，但他说：‘没有那种危险！他们已经说服了老诗人翁德尔，应该暂时满足了。有一天，一个年轻的意大利贵族来访，他问我是否愿意按照拉斐尔的手法给他画一幅圣母像。我对他说，我已经按照伦勃刚·凡·莱茵的手法画过很多圣家族。他是个非常温和而有趣的年轻人，他说，这正是他所需要的。罗马有个艺术奖励人（可惜他不能把那人的名字告诉我），对我的作品极为重视，认为我是当代最伟大的画家。当然，我的主题多少受了我的生活环境的影响，但是如果我愿意稍微作些改动，  例如给我画的爷母和圣子加上一片后光，——这只是我本人无疑会看得出的很小的一种改动——那么他那方面就会不计较价钱。我对他说，我蒙他过奖，深为感激，然而我所以按照我画画的方法画画，是因为那碰巧就是我画画的方法，要叫我改变我的绘画方法，和叫我改变我的头型一样困难。他后来要求允许他看一看我近来的作品，我让他看了我为一幅大画《慈悲的人》所作的一些草图，和我为明年必须完成的大幅绘画《基督和抹大拉的玛利亚》所作的另一些草图，以及完成了一半的绘画《阿布拉罕宴请天使》，他表示对每幅作品部很喜爱，并对我说，他将写信告诉他的主人，而且尽快地给我回音。你瞧，如果我愿意买些够画十几片后光的黄颜料，我就又可以变成富翁了。’“‘你当然不肯这样做的！’我说。
“‘我当然不肯这样做，’他回答，然后向站在他后边的一个提着大菜篮的女人转过身去，完全是随机应变地说：‘你最好再买一条大比目鱼，因为如果我没有猜错，我们这位朋友今天晚上要在我们家里吃晚饭。’这话说得那样令人高兴，使我一下子忘光了我从前对他那异乎寻常的做法所怀有的全部气愤。那天晚上我同他一起吃晚饭，我从未在任何人那里看到过这样大的变化。他家整齐清洁，看来使人十分舒畅，虽然地毯已经开始显出破旧的迹象，门窗和地板不妨重新漆一遍。
“小泰塔斯现在已经是个十分漂亮的孩子了，长长的金黄色卷发很象他母亲，他也被允许站在餐桌旁。从我初次看到他的时候起，他一直带有一种被猎获的动物的表情，现在这种表情已经消失。饭菜做得鲜美可口，端来时也不象从前那样啪地丢给我们吃。我问他在哪里找到了这个可贵的仆人，他对我说，她是靠近德国边境一个小庄子里的农村姑娘，但她来到阿姆斯特丹，想找个普通女仆的活干，有个朋友叫他把也找了来，因为朋友知道，那个泼妇给送进疯人院之后，他正在另找仆人。
“‘我对她没有了解，’他坦白说，‘只知道她似乎没有别的亲属，只有个姐姐住在布里佛尔特村，离这里约有一星期的路程。这一点对我非常合适，因为我已经讨厌有兄弟姐妹住在附近的仆人，他们遇事立刻就会接到通知，发誓抵赖。再说，她还是个高明的厨娘，房间也收拾得很整洁，对待小泰塔斯就象亲生母亲一样好，用钱方面又很精明，这个优点在这种特殊的家庭里恐怕不是不合适的。’“‘她同时也是个漂亮的女人，’我冒昧地说。“‘对的，’他回答，‘她给我作模特儿真太好了。我在考虑利用她画一幅将来打算画的大型油画——拔示马像。’“我瞧瞧伦勃朗，又瞧瞧那个女仆，这时她已变成保姆，在跟小泰塔斯说，该道晚安去睡觉了。
“‘你要记得大卫！’我警告他。
“‘我已经想到了这件事，’他回答，‘不过这种事的危险其实很小。
我有了这样一个仆人，简直太高兴了。这种类型的人如今很少见。一般仆人现在都宁肯到工场里干些枯燥的工作，象烘制烟草或做纸盒，也不愿给一个老鳏夫做饭。’他站起吻吻他的儿子，叫他去睡觉，并且走到门口，给那个如今很少见的类型的仆人开开了门，我看见，他象对待一个高贵的夫人那样跟她道了别，这时我忽然发觉：她的确是个高贵的夫人，即使她不会读书写字。
“后来伦勃朗带我到印刷间去，我们看了他的一些铜版画，他又让我瞧瞧他要怎样对那块数百枚银币的版子作第十六次或第十七次修改，当我在午夜以后不久回到家里的时候，觉得我们之间好象根本没有发生过误会。我们成了比从前更知己的朋友，等你回来时，你会亲眼看到一个奇迹——这个人明确地表现出种种迹象，说明他会成为一个正常的和很有修养的人。他也似乎在经济上很困难，但谁会关心？他在创作比从前更好的作品，但境遇又有什么不同？再见了，愿你早日回国。我们想念你。”这封信消除了依然留在我心里的最后一点关于是否应该回国的疑问。这毕竟不完全是一次愉快的旅行。我原是奉命来做一件十分明确的工作，我已尽最大可能完成任务。我变得非常喜欢这个新地方。我在这里一直是愉快的。
但是既然负担这次航行费用的安德烈阁下和他的弟弟目前处于困境，或者在跟公爵争执过程中即将陷于困境，那么我就该回国把情报告诉他们，这种情报目前对他们来说，也许具有最大的价值。我把我的计划写信告诉柏纳多。
我的两个英希干族仆人中年长的一个表示愿意亲自去送信。两星期后他回来了。
“你的兄弟仅仅摇摇头，”他对我说。
“别的没说什么？”“没说什么。”我决定不卖掉我的房子。我对那个地方已经恋恋不舍，不忍心全部放弃它。我算了算帐，发现手里还剩一千多吉尔德。我对两个仆人各赏价值一百吉尔德的黄金，送他们返回祖国。这点钱能使他们今后永远过富裕日子，他们他完全应该得到这样的报酬。我将把这笔开支向我的主人加以解释，他们无疑会赞成的。至于那座小房子，我叫人给它做了牢固的门和百叶窗，请假把钥匙寄存到城堡里。斯屠维山特阁下亲切地答应说，他每隔一星期，便派手下一个人去看看房子。
我不相信冗长的告别是好事。同一个亲密朋友告辞，很象施以不关紧要的外科手术，它对身心两者都没好处。这许多年来我所采集的药草（我和安市罗秀斯神甫一起采集的不计，那一批在伊利族人放火烧掉我们的卡乌加村时给烧毁了），都给安全地装在大木箱里。我还搜集了相当多的活的植物，这些都放在粗糙的木盆里，摆在轮机舱附近的桅楼甲板上，它们在那里可以尽量少受海水的浸蚀。
然后我正式拜访了斯屠维山特阁下，他在祝我一路顺风时所表现的感情，使我深受感动。
“这恐怕是我们两人最后一次会面了，”他说，他用他那条木腿不耐烦地跺着地板，一再重复我从前听他用过的那些词汇：“一百年后，这个地方具有的价值将比爪哇和马六甲群岛加在一起的价值还要不知大多少。但是国内的人们不相信我。他们不相信我。等他们相信我的时候就太迟了。”说到这里他确实哭了，但究竟是因为怒还是因为愁，我说不出，虽然我看多半是因为怒。
六月末的一个下午，我向那个山城眺望了最后一眼。一大早我就乘船出发，连续几个钟头我们一直是随着落潮驶向港口。我们的右边是斯塔腾岛，左边是布鲁克伦和新乌特来支的农场。我们驶过了从深入内陆的海湾通向大海的一条狭窄的孔道。远处，科尼宁岛上的白色沙滩在阳光下闪耀。三四条印第安人的独本舟一直跟在我们的船后边。他们是驶回希姆斯特德的渔民。
他们一直追到大船的近旁。最近的一条小船上有个人向我们挥手，并喊了些什么。我原以为他说的是他的本国语，我俯在栏杆上，用手罩住耳朵细听他的话。这时我听懂了。这是荷兰语。“Goedereis ！”这个印第安人是在祝他的白种人兄弟一帆风顺。
这时所有的帆都扬起来，我们转弯向东驶去。一小时后，我向这个新世界看了最后一眼。七星期后，我回到了我的祖国。
第十八章 我遇到了我的同行叶夫雷姆·布依诺医师，他在我旅美期间，
一直照料着伦勃朗一家人大约十二年前，在我尚未开始我的美洲历险时，让- 路易斯、柏纳多、赛里姆和我自己，几乎每个星期日上午都要聚一聚，在离城不太远的某个酒店里玩一天。
现在赛里姆已经去享受好客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所提供的清福，柏纳多已经变成莫希干人的一个酋长，只剩下我和让- 路易斯两个人了；因为即使是最好的朋友，如果彼此只能听着对方的永远没有完的独白，也不免生厌，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地不再作长久的休息日散步，我们渐渐养成一个习惯，那就是至少要同我们的布利街那位画家朋友一起消磨休息日的一部分时间。
只有朝气蓬勃的青年人才会在大清早就兴高采烈，喜气洋洋。然而我们都已迅速接近老年，总喜欢在二十四小时当中至少有一部分时间独自侍着，当别人去做礼拜时，我们常常在家里转来转去消磨时间，直到十一点钟稍过一点，让- 路易斯才会来找我，这时忠实的苒蒂总是一字不变地说：
“我想殿下是要在我们这里吃饭的。”（他是她所见过的唯一的男爵，所以她要竭力利用机会）。让- 路易斯便惊奇地拍着手说：“啊，我的漂亮的安托伊奈蒂，不过在这儿吃饭会给你添很多麻烦。”而她总是回答说：“一点麻烦也没有。我早已料到你会来的。”于是他们两人会心地大笑一阵，然后我们男人们便退到我的工作室里，在那儿东扯西拉地聊天，直到苒蒂进来对我们说“请来用饭”的时候才停止。多年来我一直竭力教她说：“MonsieurleBaronestservi ，”但等事到临头，她就又总是失去勇气，只肯采用这种颇欠文雅但较直率的折衷办法宣布开饭，虽然即使这种诸人分享她的烹饪劳动成果的方式，在她看来也是法国女人风情的直接表现。按照她最隐秘的信念来说，这种风情总有一天会破坏我们高尚的北欧文明的全部结构。
吃饭时，我的儿子和我们同桌就餐，他也有自己的座位、刀子和汤匙（我决不赞成那种风行的习惯，即让小孩们立在桌旁用手抓来吃），饭后我们再回工作室抽一袋烟，等到南教堂的钟一敲过下午三点，我们立即拿起帽子和披肩，绕过街角向约丹布利街那座房子走去，这个时期那座房子的外表已经显得好看而亲切，不再给人一种印象，认为它是前天才造好的。它的内部也已经有了许多变化。底层看来仍象骨董商人的储藏室——一尊尊雕像和一件件古老的兵器，以及从欧洲大陆各个地方收集来的各不相同的绘画；一个好大的橡木橱上放着两个大地球仪和几星期前戴在伦勃朗的哥哥阿德里安头上的那顶外国式样的金盔。
通向二楼的扶梯给一条挂毯遮去一半，这条毯子曾经是安特卫普近郊法兰德斯人一座小楼房里豪华的装饰品，一五八五年被围期间，楼房给打毁了。
前厅中央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很大的大理石冰酒器和两把意大利制造的短剑。通往侧屋那扇门的上方，挂着一面镶有黑檀木框的威尼斯镜子。我只讲述一个人记得的进来时看到的东西。其余的东西还足能写成一小本目录，但是那些东西远在它们的主人去世以前就已拍卖，所以我若试图一一列举，那就会说明严重地缺乏敬意。
但是从前的零乱，不知怎的，已经有了改变。在萨丝佳临终的那些日子里以及她刚刚死后，人们总觉得这座房子有点不对头。桌椅、绘画和地球仪上，都积了厚厚一层灰尘。牛奶壶放在不该放的门口，有时会有一桶被遗忘的垃圾，放在作为装饰品的西班牙座椅绿色天鹅绒椅垫旁，叫人看了不愉快。
现在样样东西整齐清洁，焕然一新。人是在这座房子里生活的，而不是象哈雷姆城门外小木屋里那些残废的士兵和他们那野蛮的妻子一样，在荒郊露宿。
然而在这座房子后半边的那间大住室，即所谓大房间里，才最能使人充分觉察到，伦勃朗似乎已经开始了“新生活”。这里依然是全家的起居间、吃饭间和接待室，伦勃朗仍旧在萨丝佳临终时所睡的那张造在墙壁里的大床上睡觉。我想总有一天，人们会懂得不能在曾经有生肺病的人死在上面的床上睡觉。我常根据自己的经验说，这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从未能说服任何人。甚至伦勃朗这样本来就有丰富常识的人，也不肯听我对他说，叫他绝不要让小泰塔斯接近他母亲穿过的任何衣物。他嘲笑了这个意见，并且对我说，我们做医生的，总是企图吓唬可怜的门外汉，其目的只是要向大家显示我们多么有学问。他指着小泰塔斯，问我可曾看见过象他这样强壮健康的孩子。
在离开将近八年以后，又第一次看到泰塔斯时，我也这样想。他必已超过十岁，将满十一岁了，一个漂亮逗人爱的小伙子，生着他母亲的那种清秀的面部轮廓，笑容可掬，而萨丝佳在伦勃朗给她画那幅戴一顶大草帽的小肖像——这是我们清理他在鲁辛渠畔那间房子时，在他的财产中发现的唯一的绘画——时，也必有过这样的笑容。但是这孩子并没有给人一种认为他非常强壮的印象。按他的年龄来说，他的面颊还嫌太瘦，他那双惊异的大眼睛发出一种奇怪的亮光，这是人们在那些为诸神所宠爱而被认为应该早日归天的孩子们眼里所常发现的亮光。
我的第一个感触就是要跟伦勃朗谈谈我的疑虑——建议让孩子长时间地在室外活动，别让他在铜版画室里度过大部分的时日，那里的酸性蒸汽呛得连健康的人也喘不过气来。但因为考虑到在我赴美以后，一直是由布依诺医师照料着伦勃朗一家人，所以对于采取这个步骤，我觉得有某种顾虑。
布依诺是个犹太人。他的全名叫叶夫雷姆·布依诺，前半段是父名，他就是跟父亲学会了看病的。他是个风趣而谦虚的人，个子不高，据我听说，他是个高明的医生。但当然，他的社会地位始终有点难堪。
第一，直到即将同克伦威尔作战时（我想，这是在一六五二年，但也可能稍迟几个月）为止，犹太血统的葡萄牙侨民始终没有得到全部公民权。直到那时，从严格的法律观点来看，他们仅仅是暂准侨居而已。这就使他们不可能加入任何一个同业公会。即使他们开个铺子或者做样生意，在专业方面也算犯了违法之罪。同业公会常常派代表团上市政厅请愿，要求地方长官干涉或禁止这些不受欢迎的竞争者经营任何行业。但官方极为重视这些有益的侨民的商业才干，不肯采取这样的步骤。他们对待这些历史悠久而颇有名望的团体代表，当然也不敢象有时对待教会的势力人物那样草率，那些人物也常来要求他们排斥某种吓人的异端。城市自卫队全是由各种同业公会的成员组成的，只有军官属于富商阶级。因此地方长官总是彬彬有礼，有时几乎是以谄媚方式，倾听来自有组织的面包师或卖肉的、本匠、车匠或肥皂工人的抱怨。这些可敬的同业公会成员们因为长官的接待而受宠若惊，坚信事情不久就会做出结果，岂不知他们刚刚离开官府，那些请愿书和申请书就飞进市参议员的火炉，事情从此石沉大海。
因为我们的城市自始至终一直是个商业建筑。自从一般葡萄牙籍犹太人证实自己是最为优秀而勤劳的市民以后，他们就被认为是一部分有利可图的商业资本，要把他们撵走或者使他们变成流浪汉的一切企图，都依次彻底失败，这同英国国教要使阿姆斯特丹变为以加尔文博士的简明教义问答为基础的新甸山的企图，一样徒劳无益。
但在犹太人终于取得全部公民权以前，他们的地位总有些难堪。他们的医师无论能提出怎样的学位或衔头表明他们的资格和能力，在一六五一年以前，实际上一直无权开业，所以如果哪位市长愚蠢透顶，竟要实施严格的法律词句，他就可以发布命令，让绞刑吏把所有犹太医生统统驱逐出城，借口是，他们是江湖医生和庸医，无权居住在城市管辖区。
因此，我在对待叶夫雷姆·布依诺的方法上灵是谨慎。我非常尊重他的学识，不伤他的感情。有时如果发生小小的意外（有一次，伦勃朗的一个学生在把一块铜版加热时烧伤了自己，还有一次，泰塔斯咳嗽起来，伦勃朗吓得几乎不知所措），而我碰巧就在附近，我便会给请去，这时我就只做点必要的事（例如泰塔斯那次咳嗽，只需要告诉他别吃太多生冷的硬壳果），但等紧急时刻一过，我总是立刻给布依诺医生送个急信，请他得空时尽快前来布利街。后来是布依诺自己使我停止了这种有点过分的谦恭。
“我的亲爱的同事，”有一天，我们一同从医院下班回家时，他说，“我们犹太人有时被说成神经过敏，也许我们对邻居们的意图有点太爱猜疑。但是我们这些人现在已经在这里住了五十来年。这个城市存在多久，我们也许就要在这里住多久。我们别再那样可怕地彬彬有礼而弄得彼此难堪了，我们做个朋友吧。”接着他又懊悔地补充道，“我是犹太人，这很不利，我的许多邻居总是不知倦怠地这样提醒我。但是我们两人都是医生，这就更加大为不利。”他在这一点上说得很对。因为我从美洲回到阿姆斯特丹以后，立刻又一次深深感到我们的地位不正常。在新尼德兰，医生还很少，人们信赖我们的善良意愿，往往非常尊重我们。但是这个共和国里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江湖庸医，公众似乎不是不能够，就是不愿意区分哪些人是念过五六所大学、在医院工作了七八年的认真负责的开业医生，哪些人是常到乡下集市上去的骗子、接骨医生和卖膏药的。
在“社会各上层阶级”的心目中，我们仍然属于我童年时代的“剃头师傅”或“拔连鬓胡者”的同业公会，我们的任何劳动效果，似乎都无法克服这种偏见。
的确，我还记得伦勃朗去世不久，有一天我应邀到海牙为约翰·德·威特阁下看病的情形，当时他是共和国公认的领袖，他要我留下吃午饭，并介绍我人只了他的一个年轻的表弟（确切地说，是他妻子的表弟），那人名叫拜克尔，说来奇怪得很，他是苏格兰一个警卫团里的旗手。我试图逗弄这个年轻人，说了几句恭维他亲戚的话，而这个爱用奇怪的英语腔调的青年人却说：“哦，对的！我想我记得我的叔父对我说过。每当他公务繁忙，无法离开会议室的时候，你就替他刮胡子。”这种说法并未得宠，因为约翰阁下用他那双象冰柱一般令人镇定的眼睛慢慢地注视着他的表弟，脱口说道：“很抱歉，你的军职不允许你坐下跟我们同桌吃饭。”说罢，拉着我的胳膊，把我让到餐室里，再也没有理睬那个垂头丧气的青年人，他被留给那位在这个简朴的家庭里还兼任膳司职务的女仆去应酬了。
不，我们自己的社会地位也绝不是很愉快的。这种地位相当卑微。但是，正如布依诺有一天对我所说，它本来可能更加远为卑微。我们当初做艺术家就好了！
第十九章 谈谈商业国里艺术家的地位
叶夫雷姆·布依诺说的那句话，原是开玩笑的，但在他的话里，却也包含着很多真情实理。在我国获得独立的初期，艺术家们的地位确实是一种很奇怪的地位。我听我的那些曾在意大利留学的同事们说，统治着那个国家的各个不同的公爵、国王和大公，如果见有哪位著名的画家、雕刻家或诗人肯于光临他们的宫廷，他们便认为是自己的无上荣幸。我也曾从我的祖母那里得知，在她青年时代，在法兰德斯，每逢有人要来给他们的教堂画一幅或者塑一尊新的圣母像，全城的人都会出去迎接他。她对我说，著名的艺术家常常应邀陪同国王或皇帝周游全国，我当时还不大相信。但在我这一生中，我们曾经大为惊奇地听说（这必是三十年代初期的事，因为那时我刚刚迁居阿姆斯特丹），安特卫普的画家鲁本斯，不久以前作为西班牙国王的大使而被派往伦敦的查理·斯图阿特的宫廷。我记得曾听许多人说，他们认为这样一个步骤是个很危险的先例，因为画家应当永远做画家，外交家应当是绅士。
我现在遗憾地说，这几乎是社会上各个阶级共有的态度。
也许有一些人能解释对待艺术的这种奇怪态度，但我不能布依诺医生病心地说，在商业社会里，一个能干的售货员是有某种实际用处的，但一个雕刻家却没有。这话也许有几分对，但是如果说它全对，那该怎样解释威尼斯和热那亚，以及佛罗伦萨和布鲁治这样一些城市的情况？所有这些城市，也都仅仅是政治性的帐房，和我们的共和国一样。它们也都被银行家、布厂主、盐商、平凡而讲求实际的商人所统治，那些人喜欢索尔多，同我们本国小小的统治者喜欢杜勃隆一样狂热。我看过那些可敬人物的肖像，他们活象我们的市长们的亲哥哥和堂兄弟，我读过一些关于他们的故事，他们和我们市政厅的长官们一模一样地庸俗、慷慨、精明、堕落。但是无论何时，如果有位画家或音乐家愿意参加他们的晚会或午宴，他们就显然觉得洋洋得意，但在我国，某个经营鲸油的巨头，或者带着从十几个出产香料的岛屿劫来的大批赃品而新近回国的某个海盗，一旦肯于大人降低身份，同某一个“泼颜料的人”讲几句话，那么画家就得把帽子拿在手中，顿首屈膝洗耳恭听。
我并非在夸大其词。不久以前我亲眼看到，一个不可容忍的妄自尊大的年轻人（他和我同姓，但绝非亲族）向老头子鲁依斯达尔问起，他的儿子为什么不跟堂兄合伙去做画框卖，反而从事绘画。
有个名叫霍柏马的人，住在鲁辛渠畔离伦勃朗临终时的住所不远的一间顶楼上。我听说，他是我国历来最优秀的风景画家，但有一天，在开往哈雷姆的船上，我听到旁边两个年轻商人粗鲁地骂他是骗子，因为其中有个商人出二百吉尔德买了他一幅风景画，事后听父亲说，如果他当时对那个可怜虫杀价杀得狠一点，出四分之一的价钱就能买到那幅画。
哈雷姆的哈尔斯的遭遇更不堪言，他在几年以前去世了。毫无疑问，他是和伦勃朗同样伟大的人，却受面包师的逼迫而破了产（难道一个人能吃这么多的面包？），他去世时的财产，只有三条褥垫、一个食橱和一张桌子，这些东西经拍卖后，款子付给了他所寄居的济贫院。
不，我一直不很理解我国的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而其他各国则截然不同。但是如果我有时感到奇怪和烦恼，我的忧虑却必然不能为遭受这种悲惨的公众冷遇的人们所分担。
离美回国后，我和许多画家朋友一起消磨很多时日，但是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对自己的命运逆来顺受，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无须作为公开讨论或乞求怜悯的话题。他们每逢聚在一起，就只谈本行。他们谈论磨颜料的各种不同的方法，谈论用以处理铜版的各种酸类新的化合法，或者涂清漆的较好的方法。只在某些极罕见的情况下，他们才偶尔诅咒自己的贫困，并说伦勃朗是个极其幸运的人，竟能住在一所两层楼房里，娶过一个市长的女儿。
但把他们总括起来作为一个集团来看，他们都是一些特别知足的人。其中少数几位当然十分沮丧，灰心绝望，一天到晚坐在我们城市里为数很多的酒店里借酒浇愁，麻醉自己，过早地进入了坟墓。但大多数都象泥水匠或铅管匠那样生活下去——我应当说，象倒楣的泥水匠或铅管匠，因为他们在任何方面都比不上被招雇到堤坝上为雅可布·凡·康本修筑新的市政厅的那些有才能的泥水匠和铅管匠。
毫无例外，他们都是勤勤恳恳的工作者。世人指责他们不按时作息，白天和夜晚任何时候都能看见他们在街上走来走去。这话倒也有点道理。他们的确过着没有规律的生活。他们照例都是穷得付不起较贵的房租，但他们又至少需要一个大房间作为画室，所以他们往往到城市的郊区找一间破仓房，改为一间多少比较合适的工作室。因为我国画家和意大利画家不同，他们似乎不会在室外作画。他们有时虽也到露天场合画一幅风景、一棵树或几条船的草稿，但随后就又尽快地回到家里，以此后三星期的时间完成这幅绘画，原来的画稿只作为画家画这幅绘画时的提醒者，而不是作为一种灵感。
但是因为他们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画室里度过的，而画室同时也是他的餐室、起居室、卧室、厨房和育儿室（因为他们很少租得起一间以上的房子），所以整个屋子几乎总是乱七八糟。
于是他们那些住有五六个房间的富裕邻居们，看到可怜的画家坐在昨天的一堆菜盘和前天的一堆刀叉之间的画架前——看到小孩子的换洗衣服晾在顺着天花板扯起的一根绳子上——瞧见画家的妻子在屋角里一小堆炭火上忙着烧一锅准备吃一星期的豌豆汤，他们就摇着头说：“哎呀，我的天！哎呀，我的天！一个多么不会打算的家伙！他一定经常是穷得精光。”然而他们完全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穷困往往是邋遏的原因，而不是整洁的原因。
但是人们对于既有的成见，象对于他们继承父母的那些桌子、箱子和木橱一样，总是顽固地抱住不放。我早已灰心，不再试图说服他们改正这种错误看法。因为即使我说得他们不得不同意我的看法，而且对我虎：“对，你说的也许有点道理，”他们也还会找出另一些理由，说明艺术家不应该被看作应受尊敬的社会成员。这些理由之一，就是所有那些靠画笔和才智为生的人们有一种所谓党派性。
和精湛的绘画技巧，画中人物代表着十七世纪荷兰社会的各个不同阶层。主要作品有《养老院军官和院长肖像》、《茨冈女人》等。
“他们为什么不和我们联合起来？”我曾经听到相当有地位的商人们问，“他们为什么一天到晚老待在彼此的画室里？他们为什么只跟同行通婚？”对这个问题，我常作如下的答复：“你们做出口生意或粮食生意的人，为什么总是跟同行通婚？你们卖鲸骨和酿烧酒的人，为什么只认识所有其他的鲸骨商人和烧洒酿造者，而很少看见你们本行以外的任何人？”但说到这里，我当然要被一阵喧嚣的抗议所喝倒。
“啊，但这是另一回事！我们彼此结识，是为了便于做生意，我们跟同行冤家的女儿结婚，是因为我们十分确切地知道她父亲能够陪送她多少嫁妆。我们是讲究实惠的生意人，同时我们也喜欢坐下来，跟那些能和我们一起谈论我们自己的工作的人们聊天。”“很好，”于是我继续辩明我的理由，“为什么画家们就不该也喜欢跟那些能和他们谈论本行业务的男女聚会呢？
这全是枉然。我用我的脑袋碰撞偏见筑成的花岗石墙壁，徒劳无益。艺术家是可爱的懒汉，不会或不愿做一种正当的日间工作，所以活该忍受他在贫穷和冷遇的道路上碰到的一切遭遇。一个人当然可以既是艺术家，同时又是值得尊敬的社会成员。然而这种两者得兼，几乎是很少见的例外情况，只有丢尔普医师做了绅士和市府的成员，虽然他当初是作为一个医生而走上生活道路的；或者象在德文特市画肖像的基拉德·特·鲍治那样，据说他曾经做过那个城市的一任市长。
是的，我国是个奇怪的国家。
但也还有一种安慰。除了两三个比较脆弱的同胞之外，我从不知道美术家公会中哪位成员对不属于他们本行的任何人的意见有过丝毫的思虑。这并非因为他们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而是因为他们太忙，没有时间顾及社会对他们是否尊重等小事末节。人生是短暂的，一天当中一个人能用来画画的时间，至多不过十小时。这就是以上第二个谜，即众所周知的艺术家的“古怪”这个谜的答案。艺术家绝不是懒汉，而且更为异常重要的是，他对自己的工作深感兴趣。
但愿艺术家的邻居们也能这样说。
第二十章 我的两位老友永别了，寂寞之中，我更加常访伦勃朗
然而回到阿姆斯特丹，最初生活相当枯燥，我们想念我们的老朋友。赛里姆已在他的祖国变成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回国的船长们讲了一些精彩的故事，谈到他的官殿如何奢华，还谈到他有二百名妃子，并由至少三百名宦宫做卫士），柏纳多杳无音信地失踪在美洲的荒野中。让一路易斯和我试图继续我们的星期日散步，但不久我们就发现，漫游中的两人对话，很容易蜕化为坐下来的一个独白，同时啤酒也喝得太多。
我们暂时想尽办法邀请伦勃朗参加，但我从未见过有谁会这样彻底厌恶各种活动。我常常奇怪他，而且对他说，任何人要过他所过的那种生活，都等于在用自己的画架和座椅给自己掘墓。每逢说到这里，布依诺医师便极为热诚地支持我。我长篇大论地讲解生理学基础，大量引用我从让一路易斯那里听来的名言，而让一路易斯的这些话，则是从笛卡儿先生的著作中摘引下来的。我常解释说，人体就是一种机器，正和风车没有了风就不能运转、或水车没有了水便会停顿的道理一样，人体也需要新鲜空气和活动，才能保持健康。
我在他的某些画稿背面画过一些图解，向他说明人的肺其实就是风琴的两个风箱，必须依靠适当的活动，才能使风箱永远不停地翕动，因为否则风琴就发不出任何声音（这个隐喻有些含糊）。我常从风琴的比喻再回头说到没有风便会停顿和腐朽的帆船，而风仅仅是在运动中的新鲜空气。但是我如果对悬在港口附近市府设置的绞刑架上的骨骼讲了这番话，也同样会产生我使他产生的全部印象。
伦勃朗从不发脾气，我惊羡他的耐心，然而一天晚上我终于发现，他根本没有听。他只管继续作画，让我随便唠叨，仅在一星期前，他还向我诉苦说，他的心脏有点难过——他常在半夜里由于心脏激烈跳动而醒来，而且两边肩胛骨痛得厉害。我要他请布依诺医生为他检查心脏，并且说“你常在什么时候最显著地觉察到这种痛苦？”他记不太清，但他觉得，往往是当他在版画印刷机旁工作了一整天之后。“你知道吧，”他脱口说道，“我的那些学生用意很好，他们总是尽力而为，但是如果我需要一幅印得确实很好的版画，我就得亲自动手。近来我一直没有接到很多的肖像画订件——在有战争的时候，这种情况你是知道的。人人担心害怕。人人都要尽量节省。肖像画毕竟是一种奢侈品。不过人们还是肯买铜版画的。它们是有利的投资，我接到了几百份订件。所以在晚上，当那些学生们都已就寝的时候，我常去亲自动手拓印若干份。”“你几点钟开始？”“大约七点钟。”“什么时候停止？”“哦！有时候很早，但有些晚上，我一直印到四五点钟。”“不停地印？”“也停的。有时我也停顿一刻钟光景，喝杯啤酒。会口渴的。这是艰苦的工作。”晚上七点钟到清晨四五点钟——这就是说，在他那间闷热的小屋里一直站立九小时，推着那种连拉车的马都几乎曳不动的印刷机的轮子。
“人是活的！”我回答他，“没有人支持得了那种紧张的劳动。这种事你已经做了多久了？”“哦，不很久。从去年元月开始，也就是那些版子有了订件的时候。”去年元月——这就是说，这种不要六个月便会把砖瓦搬运工人也累死的繁重工作，他已经干了整整十五个月。
“不过，”我说，“当你做这种工作的时候，你当然就不画画了吧？”“画的，白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画室里画画，直到没有亮光的时候才停止。然后我带着蜡烛到印刷间去。”“几支蜡烛？”“照例是一支。有时我的眼睛发昏，我就再点一支。”“你的眼睛什么时候开始发昏的？昏得很厉害？”“不太厉害。我们一家人的眼睛都很好。这是父亲的遗传。母亲遗传了衰弱的肺，父亲遗传了健康的眼睛。不，我的眼睛没有毛病，我仍然能够不用眼镜作干刻。不过作了五六小时之后，我就会发现自己淌出大颗的泪珠，就好象我是在大风里行走；作了十小时之后，我就感到奇怪的疼痛。”“怎样痛法？”“就象有人把一根大头针刺到我的眼球里。和我刚才同你讲的我的鬓角的痛法不一样。鬓角痛只在我的心脏奇怪地跳动时才会发生。但有点象针刺那样恼人，有时我只得停顿几分钟，等疼痛过去了再工作。”的确，对这个人简直毫无办法。
“你可曾想到过，”我问他，“如果你再那样干下去，你可能弄得双目完全失明吗？要是眼睛瞎了，那你才真会做个出色的画家呢！”说罢我准备站起就走。他立即改变了口吻。“别生我的气，医师，”他向我恳求道，“你大概是对的，我无疑是错了，不过有什么办法？我不能停止工作。我必须继续干下去。”“为什么？”我打断他的话。
伦勃朗在他那件蓝色的工作服上擦擦双手——这个习惯使风靡一时的意大利画派中他的几个敌人说，他把他的最好的作品挂在他的肚子上——从屋角里一把低矮的椅子上拿起一瓶硫酸，他弯腰拿起瓶子，拔出软本塞，瞧瞧它，闻闻它，然后说道：“这是两星期内换上的第六个软木塞。硫酸太浓。我对学生们说过，他们配得太浓了。我一定要找个玻璃塞子。”然后补充说“我还能够把这次工作做完，如约交出订件。虽然我的整个脑袋都发痛，但我仍然可以这样干下去。你问我为什么象个疯子一样拼命干？那好吧，我愿意告诉你。这是因为我确实有点颠狂了。”
“从我这一行的角度来说，”我打断他的话，“我从未发现你颠狂。”“当然你没有。我并不是象那个泼妇那样颠狂法。你用不着把我锁起来。但是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平常的、精神很正常的、颇受尊重的社会成员，而且我也知道，无论我怎样力争，我也决乎当不上。这就是干我这一行的实情。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进济贫院。但这只是因为我侥幸继承了萨丝佳的全部钱财。遗产虽然迟迟难以拿到手，但无论如何，它使我有了信用，这几乎跟手里有钱一样能办事。你可以买到你所需要的一切，人们决不会有疑问。他们都很乐意卖给你。
“但是如果我没有那笔钱，我真不知道我早就有了怎样的遭遇。我的作品卖不出去。
“起初，也就是我从莱登迁到这里的最初十年，我算得上一个奇人。我是个很受欢迎的画家。在那些日子。许多记得大暴动的人们还都活着。当然，你我两人从理论上说，也都经历了那次暴动。但是我们看到了什么结果呢？一无所有！我们照样交税，而且有时在街上，会有某一个失去了四肢的从前的士兵向我们讨东西吃，如果他过分纠缠，我们便喊警察把他捉去。
“人民——我所指的是你常同我谈起的你的祖父，或我自己的父亲、我自己的祖母那样的人，也就是逃过劫数保住了性命的男男女女，但是他们的兄弟姐妹和儿女都给绞死了，烧死了，绑在车轮上轧碎了——似乎多少理解我当时企图画出些什么。他们出身都很贫寒。我也是一样。
“曾经有个时期，我常假装我是一个大贵族。那是我刚刚结婚时的事情。我喜欢穿得阔气。萨丝佳是个可爱的姑娘。我喜欢把她打扮起来。我喜欢想象着我们真是上流人士。她倒是的，但我是个磨坊主的儿子，我的哥哥是个鞋匠，全世界所有的绫罗绸缎和一切的装饰打扮，都绝对不会使我有任何改变。
“这就是为什么老一辈人喜欢我的作品。这就是为什么年轻的一代害怕我。我想他们也认识到，我是个相当好的工匠。我会画画的，如果我自己肯这样说，而且他们也知道这一点。但是我不会按照他们要求我用的那种方法去画画，这一点他们也知道。
“当然你会说，我应当讲求实际，应当试图按照他们要求我用的方法去画画。哼，我愿意告诉你一个秘密。我曾经试过，而且很下功夫地尝试过，但我做不到。我简直做不到！这就是为什么我有点颠狂了。
“一个平常的卖葡萄干或青鱼或干酪的人，或者为谋生而画画的人，总是仔细研究他的行情，行情毕竟就是他的面包和黄油。他的顾客的口味一有转变，他就赶快跟着改变他所力图售给他们的那些货物的性质。如果顾客们需要干青鱼，不要泡在盐水里的那一种，那他就会买几公顷土地，把鱼挂在阳光下，晒得象岩石一样硬。如果顾客们需要涂上红色而不是黄色的干酪，那他就把它涂上红色而不涂黄色。如果时尚趋向于意大利风景，  上面要有意大利天空和吃着一种东西——那种食品叫什么名字？通心粉？——的意大利乞丐，那他就给他们画意大利风景，上面有意大利天空和成把地往大张着的嘴里填塞通心粉的意大利乞丐。
“我个人并不想责备那些人，只是因为我有时听说，人们指责我太骄傲或者太高傲，不肯改变我的绘画方法去画画。这并不是因为我太骄傲或者太高傲。我只是改变不了——这就是全部实情。所以我固守自己的路线，而且我想，我要固守到走迸济贫院或者坟墓里为止。如果你在我的坟上立一块石碑，在上面写道：‘这里埋着一个傻瓜’，那么在你一生的经历中，要算你在订制那块墓碑的那一天做得最正确。”
第二十一章 伦勃朗蛮得健谈了，肯于对我讲起他的若干艺术观点
这是我所听到的伦勃朗的最长的谈话之一。而且他打破原有习惯，借此机会讲述了他的若干艺术理论。
尽管战争还在时胜时挫地继续着，但当时国外仍有大量的金钱。千万人都在倾家荡产；但是也有几百人精明透顶，会做投机买卖，经营海军迫切需要的粮食、木材、军火和其他一切供应品，大发横财。他们不知道该把新发现的财富用来干什么，只管到处购买奢侈品。
今天绘画大为畅销。明天就又轮到瓷器。小小的日本茶杯原来每只售价三枚银币，忽然猛涨到三千。瓷器狂接着被珠宝狂取而代之，等到所有奸商的太太们都戴上了胡萝卜那样大的耳环之后，珠宝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又变得俗不可耐，而纽伦堡的钟表匠继而又大捞一笔，他们做些异常奇怪的钟表，它们不但能报分，也能报秒，而且到了一个钟头，还能发出一种小小的声音，就象新建的市政厅上的那些钟一样叮当响。
因为奸商们也曾听说，犹太人区住着一个画家，他家就象个博物馆，一个人可能希望收集到的东西，那里样样都有，于是他们中间好多人都摸索到了通往市利街的道路。
最初，伦勃朗还觉得颇为得意，认为这意味着人们又对他的作品发生了兴趣。但是不久他就发觉，那些叽哩喳啦的客人和他们那些叽喳得更厉害的太太，丝毫不注意他的艺术——往往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称他为隆尼勃朗或伦斯基特——以荒谬绝伦的方式“惠顾’他——给泰塔斯一些糖果，抚摸他的脑袋，夸他是个很好的犹太小孩，然后他们问主人，一把土耳其的彩饰宝剑或一件东印度群岛的象牙雕要多少钱。这时他便对这样侮辱大发脾气（因为他很知道他自己的作品的价值），他不会让这些可怜的发战争财的奸商付出惊人的巨款，买去他自己一时喜爱而买来的某件艺术品，虽然他的客人们情愿出十倍于原价的数目：相反，他会以粗暴方式下逐客令（他仍然能够非常流利地讲莱登的韦德斯蒂格村土话），于是这些惊异的客人只好离去，并在他们所有的朋友中间散布谣言说，朗姆波特这个人自己摆出一副所谓艺术家的气派，实际是个脾气很坏的恶棍，大家应当离他远点，别再跟他打交道。
这种谣言终于闹得满成风雨，说是约丹布利街那个画家，你记得吗，就是画过班宁·科克那幅怪画的人，是个愠怒执拗的野蛮人——脾气坏、性子躁的家伙——他那粗鄙的坏脾气已经使他不自觉地变成一个隐士，他因为狂暴粗野而被他所有的邻居遗弃了。
这当然完全是无稽之谈。伦勃朗在本性上是个随遇而安、很讲交情的人，十分愿意和善待人，只是要求别打搅他。但是问题就在这里！我们的那些暴发户就不喜欢有独立人格的人。他们曾经长期向那些比他们阔气的人们举手敬礼，如今他们也取得了一个迫使别人向他们举帽致敬的地位（通过他们的钱包和经济势力），因而沾沾自喜。任何人如果笔直地站立，走自己的道路，绝不乞求恩赐，而且也不接受恩赐（这越发恶劣），都是他们的智力所完全不能理解的，他们只可能用一种方法解释这个人的态度，那就是指责他高傲不逊，而高傲不逊同这个人的本性的格格不入，正如恶毒和妒忌，他甚至没有想到过世界上曾有这些东西。
我写到这里，产生一种怀疑。假设我这本日记流传到我的某一代后裔的手里（如果我的儿子能活到我去世之后），两三百年以后被他们看到了，他们会不会本能地感觉到，我夸张了我的朋友的性格呢？他们会不会说：“我们这个神秘的祖父在默察他的其他同时代人时，头脑似乎十分清醒，但一说到伦勃朗（我们听说过关于这个人的一些完全不同的故事），他就觉得不得不耽迷在最为高尚动听的字眼里，就好象他的朋友是一切美德的典范。然而，当我们默察他的生活时，象破产管理法院和阿姆斯特丹孤儿事务院官方监护人的记录向我们表明的那样，我们看到的是个不负责任的人，他跟我们的祖先所展示的这幅光辉的画面很少有相似之处。”我说，我从未见立这样一个不会有任何妒忌，无意存心害人的人，这我并非是说，伦勃朗是个圣人，他在静剧沉吟一生之后，终于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变成了一个完人，绝不会企图（而我们大家却永远有这种企图）把每一个人都看作他的可能的竞争者，因而也就是看作他的暗藏的敌人。
再没有哪种说法比这更虚伪了。伦勃朗也是个凡人。他在我国一般俗人看来，是过时了，我们也不该忘记，我国比海面要低十五英尺。但跟他的大多数邻居相比，他有一个伟大的优点。象大多数其他艺术家一样，他有一个生活目的，他为解决自己的课题已经够忙了，没有空暇，而空暇是说闲话和发牢骚的温床。
这种追求单一理想的热诚，有时是以非常令人不快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我从未看见他读过一本书。他藏书很丰富——前厅里放满了书，但是每一本都跟艺术有关，例如莱登的鲁加斯的木刻，根据拉斐尔的蚀刻铜版画复制的铜版画，复制成铜版画的世界名画，鲁加斯·克兰纳赫的木刻，波伦亚的圭多·勒尼的铜版画复制品，以及其它许多这类的画册。两世纪来所有优秀画家的作品这里应有尽有——鲁本斯、提香、约丹斯、米开朗琪罗、米列维尔特、卡拉基、凡·戴克，以及其他许多画家，也不曾忽略阿尔布列赫·丢勒的著名的透视手册。
但就所谓“文学’而论，阿姆斯特丹任何一个普通人家，无论多么平凡，几乎都能夸口说，它的藏书比布利街这个奢华的博物馆要丰富些。
我这一生是在书堆里度过的。当我被请到一个没去过的人家看病时，如果可能，我总要浏览一下书橱。对不同的书名审视一分钟，就会使我知道我要看的病人的许多情况，他的习惯、兴趣，甚或他的疾病的性质，这比用在单纯的身体检查上的几个小时还有效。但是如果我试图把这个方法用在伦勃朗身上，我的诊断就会全错。
因为我觉得，在我和他亲密交往的这许多年中，我在他家至多只看见五六本一般的书。其中有一本是以无韵诗写成的悲剧，叫做《米迪亚》，这是作者约翰·西克斯赠给他的。西克斯是个亚麻布商人（后来做了市长），伦勃朗和他做过一个短时期的朋友，并向他借过一小笔钱，结果受了很大的害。其余都是几本宗教书，如约瑟福斯的《犹太人历史》，《圣经讲道集》。
而且所有这些书，包括他的朋友科宾诺尔的某些有趣的书法家艺术作品，都是赠书，因为除了一个德国人所写的那本论战略的书，不知怎么曾经引起伦勃朗的兴趣之外，我觉得他一生从未花过一文钱去买书。我甚至不相信他曾经感到需要书。如果他感到需要，他必会成车地买书，因为他对金钱的价值根本没有认识，想买什么就要毫不在乎地买到手，就象一个很小的孩子，把母亲的最美丽的玻璃花瓶从桌上拉下来，让它掉在地板上摔得粉碎，还觉着自己做得完全正确，笑眯眯地借口说：“我需要啊。”伦勃朗买到了他所“需要”的一切，我们总是多少有点含糊地暗示说，生活根本不能这样过法，一个人必须随风转舵，并引用其它一些谚吾式的格言来劝他，但全部没有使他产生丝毫印象，而且从未激起其它反应，只听到这么一句赞赏：“可是这东西不是很美吗？”——从佐尔佐内的一幅绘画直到放置小泰塔斯的襁褓的一个黑檀木箱，几乎样样东西他都这样称赞过。
我有点担心这样滥买东西的最后结果，所以有时暗示他买书，别再买那些他的房间里已经堆满了的价钱贵得多的艺术品。有个时期，他对哈雷姆的无可比拟的法朗土·哈尔斯的一个学生阿德里安·布劳韦尔的作品大感兴趣。这个才能惊人的年轻人死在安特卫普一个医院的下等病房里，当时只有三十二岁。所以他的作品相当难得，在他去世十二三年以后（他是在四十年代初期去世的），他的作品大大涨价。
一天晚上，我发现伦勃朗家前厅里挂满了布劳韦尔的作品，收集得很是齐全，女人像、小孩像、点心匠像、赌徒群像，还有个在烧一种很油腻的菜肴的厨师，所有这些都是以极为美妙简练的线条和色彩画成的。
“这些作品不是都很出色吗？”伦勃朗问我，他已吻了泰塔斯，叫他去睡觉，这时手里端着蜡烛，正从楼梯上走下来。
我说不错，这些作品都很有趣，不过它们一定使他花了好大一笔钱。我指了指其中的一隔，它的售价恐怕要等于我家半年多的开销。我祝贺他的成功，并且说，他近来过得不错，这使我很高兴。
“近来过得不错？”他反问道，举起蜡烛，让我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一幅描绘一间小画室的绘画（也是布劳韦尔的作品），这幅画我刚才一直没有注意到。“近来过得不错？天啊，两年多来我连一件作品也没卖出。”“那么就是你的印度公司的冒险买卖做得很兴隆。”（因为虽然他竭力对我瞒住这件事，但我还是知道他向一个颇为可疑的印度公司投了资）。
他有点惊奇。“哦，你说的是那三条船。你听说了那几条船？”（谁还没有听说呢？）“不，那几条船的事并不能叫人确切说是一种成功。有一条船上的水手出了事情，其余的也都患了严重的坏血症，他们驶到好望角就停下了。不，恐怕我向那项事业投的资已经算丢了”。
“但我想，购买布劳韦尔的这些作品是要现款的吧？”“要的。我是借钱买的。这些作品不是都很出色吗？”于是他把我领到侧屋，点着灯，给我拿出一瓶淡啤酒，至少花了两小时解释他对用钱的概念和艺术家对自己应负的责任。而且他对他的观点作了振振有词和言之有理的辩护，使我回到家里还深信他是对的，而我是个抱有顽固偏见的守财奴，从来看不破金科玉律般的“量入为出”的处世之道。这种道理（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长者）乃是共和国繁荣昌盛的基石。
“你一直劝我谨慎，”他开始说，“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劝我谨慎。你是个机智的人（这就是我喜欢你的原因），不大肯直截了当地叫我别买绘画。金盔以及这个房间和其它房间里（他作个手势，表示指的是整幢房子）的一切东西，你曾经鼓励我买书——读书。‘如果他忙着读书，’也许你曾对自己说，‘他就不会在犹太人中间花费那么多时间，细看他们的骨董了。’但是读别人所写的书，对一个艺术家有过什么好处呢？
“你使我想起了从我十四岁起，就一直常来看我的那些人，他们也都曾在若干块画布上抹过一些颜料（恐怕他们抹得很糟）。‘我的亲爱的少年人，’他们常说，‘这一切都不错，都挺好，但是这不会有任何结果。你在这里学不到你的技巧。就艺术而论，我们北欧人都是些野蛮人。意大利，即南欧，才是你该去的地方呢。’“接着他们便会背出一长串从阿姆斯特丹、哈雷姆、莱登、多德勒喜特，以及从共和国的大小村庄前往罗马、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去学‘绘画’的学生名单。
“我的态度往往使他们大为愤怒。‘绘画，’我常说，‘就只是看。你看见一样使你感动的东西，你就把他画下来，或者你有别的什么天才，你就把它描下来或者在一块大理石上把它刻下来，象希腊人从前常做的那样，或者你把它作成一支曲子，用风琴弹奏它，象老头儿斯威林克在我们小时候所常做的那样，有一天，他为刚刚听到的一场大雷雨深深感动，因而他把第一一六号序曲弹得极象大雷雨，教堂里听众中有七人听得昏倒在座位上，只得叫人把他们抬出去。’“接着我还会补充道，绘画固然取决于你所看到的东西，但更要取决于你怎样看它，，一个高明的画家从一家平常的乡村肉店里扶梯上所挂的一头死公牛身上得到的启示，比一个拙劣的画家从拉斐尔本人的故乡村庄里五六所美丽的教堂上所得到的启示还要多。
“所有这些话，在我从小到大一直处在我周围的那些善良的人们听来，都象是可怕的异端。他们把我拉到一旁，对我耳语道，如果我知道什么对我有好处，我就不会这样心直口快，对那些意大利卓越的画家表示这种公开的轻视，而那些画家，全世界都认为是在古希腊的雕刻家以后而出现的最伟大的巨匠。在那些日子，我比现在性急得多，我常发脾气，把时间花费在愚蠢的争论上——竭力证明我绝未说过意大利画家不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画家——我的意思只是说，生活在意大利的意大利人，应该受到意大利的题材的感动（灵感一词是神学家和业余艺术家最适用的字眼），但我们生活在荷兰的人，则应该受到我们所熟悉的我国的题材的感动，而不是千里之外某种东西的感动。
“然而不行，我算全说错了，就连康斯坦丁阁下那样胸怀开阔的人，又是我终生的厚道而坚定的朋友，都不能这样看问题，而且粗鲁地责骂我，因为我拒绝利用他向我提供的多次上意大利去的机会。有一次我对他说，他的那些可爱的意大利人很不重视他们本国的伟人，他们甘愿让他们的全部优秀绘画卖到国外，因而在这里，在阿姆斯特丹，人们从拉斐尔、佐尔佐内和提香的作品上所能得到的领会，比在佛罗伦萨和罗马还要深刻（当然要把他们画在教堂和修道院墙壁上的那些无法撬起的绘画除外）。他听了不知说什么好，后来回答说，无论如何，这种旅行对我是有益的，说我还太年轻，不宜把全部时间都用来在气闷的画室里进行工作。不作任何活动而一天到晚坐在或站在画架前，有害于我的健康，还说什么如果我仍象过去那样干得太过火，我会夭折的??”（“这一点他说得很对，”我插进去说，但没有得到回答）??最后还对我讲起他在去威尼斯途中看到的绝美的风景，那种风景只在太阳象明亮耀眼的金黄色火球那样的地区才可能有，而在我们自己这个肮脏的国家里，太阳只象一个好奇孩子的鼻子在一块窗玻璃上弄出的一个油斑。
“但是我还是不会信服，并回答他说，如果一场大雷雨受到一个有能力观察和感受大雷雨的人所观察和感受，而且这个人能象某些意大利人观察和感受他们故乡礁湖上的日落那样深切，那么这场大雷雨跟他所十分喜爱的月光下的罗马会场同样地可为一幅绘画提供良好题材；十二年后（如果我记得对，这是一六四三年的事），我寄给他一幅铜版画，就是以大雷雨为远景的那三棵树，而且写信对他说：
“‘阁下还记得在我二十五岁那年，即将迁住阿姆斯特丹时，我们两人的那次谈话吗？你能否把这幅拙劣的铜版画作为我的最大感激的标志而惠纳，能否告诉我，当时我所说的雷雨能够跟日落画得同样有趣那句话是否正确？’“他回信时照例客气地说，他渐渐理解到，我也许毕竟是对的，后来在一六五○年，公爵进攻了这个城市之后，他化装到这里住了几天，当时我请他看了后来卖给一个英国人的那幅描绘风车的画，并且又一次问他：‘阁下，这上面的磨坊，是否同佐尔佐内在他的音乐会背景上所画的那间小房子异曲同工？’（佐尔佐内那幅画藏在巴黎，不过我看过它的一些很精彩的临摹作品），他把我那幅画端详了好一会儿，就防佛在回忆很久以前发生的一件事，然后好象自言自语地说：
“‘当然，那个漂亮的年轻女人，很难在你的磨坊墙脚下按她原来的方法吹笛子，’我回答说：‘阁下说得对，不过波提切利的那些贵夫人也不能在这里用雪球彼此乱投。’他说是的，我也许毕竟是对的，但又说，我本来可以象我们去年埋葬的可怜的约翰·阿赛莱茵那样，做到两全其美。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你认为他的作品比我的高明得多？’他回答说：‘不，当然不是，而且他其实是个法国人，所以这种比较并不十分公平。我碰巧看到了你为他作的铜版肖像画。这也许就是我偶尔提起他的原因。’“接着，他猝然改变话题说：‘我想问你一件事。这件事我始终弄不明白，我一直想问，但没有机会，你到底在试图画什么？’“我尽可能清楚地诉他（正象方才我对你所讲的那样），当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曾经认为，绘画的问题，无非是观察，感爱，感觉到某种特定的物象或意念，并把你所观察和感受的东西用线条或色斑表达出来。
“后来有一天，当我在我父亲的磨坊里工作的时候，我得到了一种体会。我说的工作，并不是说我在我父亲的磨坊里画画。在那些日子，并没有人大力鼓励我做画家。我们一家都是淳朴的人，而且很虔诚。他们对艺术抱住素有的偏见，对艺术家尤其如此。每逢有人提到画家这个词，他们立刻就会想起巴比伦和所多玛。我第一次对他们说，我要做个象鲁加斯·凡·莱登那样伟大的画家，因为我最先看到的就是他的作品，当时他们就摇摇头说：‘不行，’他们要我做个虔诚的基督徒，出人头地。
“我似乎是有相当机灵的头脑——我比我的弟兄们聪明得多。他们中间有一人能够在磨坊里继承父业，其余的都学了某种手艺，使他们能在某种体面的工匠同业公会里做个相当有身份的成员，保住饭碗过一辈子。但是我却要上大学，得个学位，让我的父母能够夸口说：‘我们的儿子是法学博土，’同时也让他们得到一种安慰，觉得他们在把我们养大成人的整个过程中共同付出的艰苦劳动没有落空。
“这个打算成了泡影。我虽然确实进了大学，但作为一个学生，我彻底失败。我从未听过一堂果。我在一个大本子里写下了我的名字，然后收到一张纸条，如果你愿意相信，它非常庄重地向我宣告，伦勃朗·哈门士·莱登西斯，现年十四岁，是光荣的莱登大学正式注册生——不管它意味着什么——而且被赋予了同这个卓越地立有关的一切权利和特权。
“但这毫无作用，我从未接近过一位教授或一本书（那时我象现在一样不注意读书），反而到雅·斯瓦宁堡那里去学习了，他是我们城市里的名人——是曾在意大利学过绘画的一个人——他学得十分精通，所以回国时甚至带回一个意大利女人：每逢我们请到一个漂亮的模特儿，学生们都兴高彩烈的时候，他的这个妻子便用盘子和刀子投他——有一天，斯瓦宁堡来到韦德斯蒂格村，对我的父母说，我有才能成为一个最有成就和最合时宜的肖像画画家，不过要请他们为我付学费，这时我的父母才对我做了逃学者的行为予以原谅，而且因为斯瓦宁堡的收费比大学学费低一些，所以他们决定不妨让我在我已经去了的地方学下去，让我仰仗自己最突出的才能独立自救。
“但是在那以前，我只在没有人看着我的时候才能画画，而且在每天下午放学以后，我的哥哥柯奈里斯和我常常到路旁磨坊里帮助父亲做工作。
“你上磨坊去过吗？你去过的。你不曾在天气晴朗、阳光明媚的日子上磨坊去过？唉，那你真错过了机会。因为在那样的日子，风车的翼会给室内创造奇观。磨坊的窗户一般都很小，但当太阳明亮地射出光芒，特别是在春天，当空气被一连三星期的风雨刷洗得一尘不染的时候，磨坊的整个内部便充满一种奇异而非常明亮的光线——一种奇怪的光线，跟我所看到的任何亮光都不一样——虽然我必须补充说，我没有到过很远的地方，所以如果我说，这种光线只在我们这片有如浮冰的地方才能看到，也许完全不对，但在我们这里，太阳和雾确实往往给光线造成各种奇迹，无论在我们的室内或室外。
“对，那天正是四月里的这样一个日子——我记得日期，因为那天的经验使我产生了深刻印象。那天是四月十四日，柯奈里斯和我给派去清点堆放在楼下的若干袋粮食，并把它们扛到磨粉的二楼，整齐地垛在一个角落里。
我们清点了粮袋，把它们扛上二楼，我的父亲检查了粮袋，发现有一两个袋子需要缝补，叫我们去找针线立刻补好。我找到针线，在一个角落里坐下缝补麻袋，柯奈里斯又给另派到别处去干活。我要把这件工作做完，并不需要多久，但我怕如果我对父亲说，我已经补好，他就会另外再给我找个活干，所以我不作声，很安静地坐在我的小角落里，装出很忙的样子。外面刮着一种时急时缓的东风，风车的翼从窗口掠过，发出恰克—恰克—恰克的响声，很象一种喉音，象扳动毛瑟枪的扳机那样的声音，后来那些巨大的木臂忽然一挥，在空中掠过。每当那些风车的翼掠过一个窗口时，光线便给遮去也许只有百分之一秒钟——只有一瞬——短得无法以时计衡量——但还是可以看得出的——的确看得很清楚，因为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屋里就变得漆黑。
“现在你也许还记得，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全国遭受着鼠疫的危害——或许是被围困和牺牲的许多人所产生的结果——但无论如何，我们的房子里和地下室里到处都是老鼠。于是有些人一辈子什么事都不做了，专捉老鼠——专业的捕鼠人。他们一般都是些老兵，很脏，很能入画，我画了很多捕鼠人，因为他们是看来很有趣的流浪汉。
“那天早晨，就有个捕鼠人在我们的磨坊里捉老鼠。那个磨坊里老鼠很多，我们有时担心，它们真会把那座旧房子抬到它的老家诺德外克去。捕鼠人喜欢在黑暗里工作，不到天黑是不会回去的，一个装满了老鼠的巨大的铁丝笼子就用一根牢固的链条挂在磨坊的椽木上。那些老鼠——个子都很大——真会把任何一种绳子都咬断，但是它们虽然似乎全都用后腿直立起来，一直在啃那条吊着笼子的钢链，它们还是没有机会跑出来。然而由于那些生着明亮的圆眼睛和讨厌的长尾巴的小动物在急急爬动，搭搭作声，笼子也渐渐开始左右摇摆，它在墙上映出一种奇异的影子。而这时，磨坊风车的翼一直不断地从窗前掠过，每当它掠过窗前的时候，房间里就变到漆黑，但接下来的两三秒钟里，它又充满了明亮的阳光。
“不过这种情形我从前就看见过千百次，它从未作为非常惊人的东西而引起我的注意。然而忽然间——的确象扫罗受到了神的启示那样，我注意到了它——我发现，那个笼子不仅象我一向所确认的那样，是在亮光和空气里挂着，而且它是一个被许多不同种类的空气所包围的物体——所有这些空气都是结构不同的东西。在最初，我一点也弄不清楚，我不指望用三言两语把我的意思向你讲明白，但你当然知道，有许多种类的颜色，象黄色、蓝色、红色和配合而成的色彩。我们画家应当完全懂得那些色彩和色彩的配合，这也就是我们画画的方法。我们是用色彩的涂抹来讲述故事的，正如别人用线条或借助于文字或音符讲述故事。至少说，这是我从前一直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我曾经尽力学习如何运用那些色彩。
“但是那天早晨磨坊里任何色彩都没有，至少说，自从我很小的时候某个人送给我第一盒颜料的那一天我就熟悉了的那些色彩，连一种也没有。那个老鼠笼子前面的光线，跟它后面的光线不同，后面的又和左面的有所不同，并且所有这些不同种类的光线并不一直保持原样，而是时刻在变。当然，我说‘光线’，即指空气，我说‘空气’，亦即指光线。我实际指的是充满于我们各个房间、各幢房屋和整个世界的那种空间——即我们所呼吸的那种东西，鸟儿从中飞过的那种东西。后来我忽然产生一个念头（这就是我从扫罗变成保罗的时刻）：所有这种空间——这种空气——是否真有我们所谓的颜色，是否可能用颜料把那种颜色表现出来？
“让我给你作个比方看，”他说到这里拿起泉上放的一只锡镴酒杯——“让我给你作个比方看。你看这只酒杯。它离你大约三英尺远。而现在（他把酒杯向自己身边移过来），它只离你两英尺远。假使我想画这个酒怀。我可以运用纽伦堡的大师丢勒在他那本小书中所讲述的透视规律而得出对距离的幻觉。当我用铅笔或者钢笔和墨水画它时，这一点就够了。但是当我用颜色画它时，我就应该能够用另外一种方法创造出对距离的印象——用自然所用的那种方法，或者说，用我所认为的自然创造距离的那种方法。因为近四十年来，我一直用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包括星期日，这使我那好心肠的父母都感到惊愕——力图解决这个问题，而今天，还象我当初开始解决这个问题时一样，没有什么心得。
“你的法国朋友，即那位男爵，有一天对我说，他有时谈起的那些著名数学家的工作方法，和我们所料想的完全不同。泥水匠盖房子的时候，先挖地下室，然后修筑底层，接着再造第二层，这样一层一层地造起来，直到盖好屋顶为止。但是数学家似乎倒是先盖屋顶，然后再把下面几层填进去。他们有疑问，’那位法国人说，他们先‘设想’二乘二等于四，并把他们的‘设想’认为是既定事实，然后再倒退着验算，通过这倒退的验算，他们终于“证明’，二乘二确实等于四。我可能说得有点含糊，但我想，他就是这样论证那种过程的。数学家们首先‘设想’和‘推测’，然后‘证明’。当然，这并不是能使我自己的或萨丝佳的亲属感到高兴的念头。他们听了不是没精打采地痴笑，便是跑去找他们的牧师，建议把我关进疯人院。而且我也不很相信，我已经把自己的意思向你讲得很清楚。
“但是从那一刹那起，从我看到挂在我父亲磨坊椽木上摇晃着的铁丝宠子里那些激动的老鼠那一刹那起，直到今天，我一直坚信，世界上的每个物体部被一种东西（把这种东西称为光线或空气或空间或其它什么都可以）围绕着，而这种东西无论如何一定可能借助于光线、阴影和五六种原色而被表现出来。
“有时我甚至认为，至少在我的某几幅绘画上，我曾经相当妥善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我承认，我又在倒退着工作，先把画作好，然后再力图发现我当初为什么好样画。那些经常寻求异国情调和异常情调的人们，背后说我有一种秘密。这是胡扯！我好比一个研究植物问题的数学家，我从一个公式出发，现在正在力图证明这个公式有作用而且是正确的。”这话说得似乎很有道理，但我警告他说，我曾经听说一个数学家忽然想起一个似乎完全正确的新公式，可惜他在证明他的论点之前就去世了。
“对，”他回答说，“我有这种危险。我也可能在我探索到应当如何确切解决这个问题之前而去世。但我心满意足。有几次在画人像的时候，我曾经取得过似乎可以证明我的理论的某些效果。然而在我去世以前，我所希望知道的就是——我究竟怎样取得了那些效果？为什么当人们观看我的一幅绘画时，他们能够说：‘画上那个人确实是在房间里一把椅子上坐着的，而不是仅仅以椅子和房间为背景靠在那里’；或者说：‘那个天使的确是在穿过空间而浮动，不是坠落或静止在一块云彩上，而是在浮动！’“如果那天早晨我父亲没有叫我在他的磨坊里补麻袋，我也许已经在我的工作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现在我把我的一半或更多的时间，用之于在我以前正没有人解决过的问题上——据我所知，甚至没有人想到过这个问题。
“鲁本斯是个伟大的画家，但他根本没有想到三十年来我一直力图画在画上的这样一种东西是存在的。哈尔斯大大接近了这种东西。布劳韦尔这个人（你责备我，因为我买了他的那么多的绘画）在这方面创造了奇迹。我听说西班牙有个给国王画画的人（他的名字叫委拉斯开兹或者委拉兹开兹，我不大清楚），似乎是在这种基础上进行工作的。我从未看到过他的任何绘画，只听别人叙述过某一幅画，总是很难想象那幅画究竟如何。
“公众当然不懂我在力图做什么。也许在四百年后，如果我的绘画还留下几幅，公众就会互相跟对方说：‘凡·莱茵这个人至少走的是正确的道路，是在往正确的方向走。’但是我的邻居们——他们看到我的某一幅绘画倒画得很好，而在另一幅绘画上，当我试用一种新方法，以证明二乘二等于四的时候，他们就完全看不出是怎么回事，他们就讥笑：‘这个人只是个业余画家。他对待自己的艺术不严肃。他画的东西跟我们自己看到的不一样。’“我绝不应该象他们那样去看事物！他们可以让我饿死（他们很可能要这样做），但是他们夺不去我的这种信心：我是对的，他们错了。任何人都能学着去画实有的东西。然而要画一个人仅仅觉得有，但还不能证明实有的那些东西——这，我的高明的医生啊，这才是使人生富有兴趣的一种工作。
同时这也就是使别人害怕我的一种东西。现在我们到后屋里去吧。”“去下盘棋？”我问。
“不，不再下棋了。人生太短暂了。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短暂得没有空读书和下棋——短暂得只好研究一个问题，而这一个问题我也解决不了。不过如果你愿意跟我来，我就会让你看样东西。你记得一两年前我作的福斯培斯医生的铜版肖像画吗？嗯，当时作得不对。从那时起，我又在上面进行了许多次干刻，现在我终于觉得，我知道了必须怎样做，才能把它修改对。
我愿意让你瞧瞧那幅画，然后你就会理解，怎样可能（即使只用黑白二色）使互相投射在一起的各种不同的光线，看来象倒进一怀水里的酒一样。等我们谈论那幅画时，亨德丽吉必会给我们烧一壶比乔普，但是如果我继续买画而不买书，请别冉责备我。第一，那对你不会有什么好处。我无论如何要买画的。第二，我需要画。它们经常会教给我一些新东西。我已经将近五十岁了。我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岁月已经过去了，但仍有这么多工作要做。多得可怕。”我们到了后屋。伦勃朗点着两支蜡烛，找到了福斯塔斯医生那块版子。
泰塔斯在修筑在墙壁里的一张床上睡得很熟。亨德丽吉去拿酒和香料，打算为我们准备饮料。酒壶是在火炉前地板上放着的。我朝她那边瞧看时，她正好弯腰去提酒壶。于是我这医生的眼光忽然看到一个明确无疑的、我这一行应该注意的事实，她怀孕了，而且已经有七八个月。
这也是个空间问题，但是伦勃朗似乎把它忽略了。
第二十二章 我开始理解到约丹布利街那座大房子里情况不佳
说来奇怪，但确有某些事情，是一个人不能对另一个人讲明的。一个人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很有礼貌地使他的朋友注意到自己是个流氓或小偷这一事实，但是无论以何种借口和如何谨慎，他都不能告诉他的朋友说，他的袖口实在需要洗一洗，他的领子需要浆一浆，或者他那件大衣在穿了许多年、沾了许多餐的菠莱和荷包蛋之后，已能使十几个流浪汉满怀妒忌，唾涎三尺。
一个人即使对他最亲密的朋友，也不能当面去问：“请原谅，嫂夫人是否就要生双胞胎了？”然而这一次，命运是以很受欢迎而已小心谨慎的方式参与事件之中的。
亨德丽吉出了意外，而伦勃朗的家庭医生这天出城了（他早晨就乘般出发，到奥德凯克去送殡了），所以来请我，因为我就住在邻街。我赶到时，发现伦勃朗在后面大房间里画画，亨德丽吉在将近十二年前萨丝佳临终时所睡的那张床上躺着喘气。我当然认为，她这样显然觉得气急，是同她的怀孕有关，但是伦勃朗立刻对我讲了方才发生的事情，这时我才明白，她的病因原来简单得多。
这天早上她象往常一样，到楼上打扫画室。前一天晚上，有两个学生曾用一种新的混合剂在这里腐蚀一块铜版，这种混合剂应当比一般的“硝镪水”更有效。它包括硝酸和硫酸铜，以及若干其它成分，但硝酸是用在这种特殊混合物里的主要东西。那两个聪明的学生专心致志埋头干活，忘记了盖住装硝酸的瓶子。忠实的亨德丽吉没有注意房间里这种奇怪的气味——细心地打扫擦拭——呼吸了这种有毒的空气——感到胸口渐渐开始疼痛，眼睛开始刺痛——流酸泪——她终于惊慌地离开了房间，对伦勃朗说，她快要昏倒了，请他立刻派人请医生。
这并不是个很难医的病症。我要求去看看她方才打扫的那个房间，因为我认为，她可能试图烧掉一些破布，这种东西有时会冒出一种很危险的浓烟。
我们一进画室，伦勃朗立刻发觉了这是怎么回事，他把两个窗子都打开，找到装硝酸的瓶子，把它盖好，然后喊来那两个学生，那么熟练地打了他们两耳光，这使两个年轻人也许直到老死还记得，一瓶硝酸可不是好玩的，应当象对待装上弹药扳上扳机的枪支那样小心。
于是我们把亨德丽吉从不大通风的后屋里搀出来，让她躺在花园里的躺椅上，她立刻开始觉得舒服了点。几分钟后，她就睡熟了。因为无论如何，我的这个上午或多或少是给浪费了，所以我决定索性再坐一会儿，让这时情绪还很烦乱的伦勃朗安下心。
“多少由于我自己的不当心，所以我在这座房子里已经失去了一个妻子，”当我们回到画室的时候，他立刻说道。从敞开的窗子里刮进来的一阵温和的旋风，不但驱散了硝酸的臭味，而且把伦勃朗正在画的亨德丽吉的肖像也刮掉了。这幅肖像表现的亨德丽吉，戴着萨丝佳那副大珍珠耳环，这是他在大约十五年前买来的，而且在著名的反毁谤案件中显得很突出；他妻子的某些亲属指控他们夫妇是败家子和无用人，他不得已提起那次诉讼。那次反毁谤诉讼没有得到结果。法院虽发现伦勃朗在这件事上是对的，但因为他仅仅是个画家，萨丝佳仅仅是个画家的妻子，所以他们俩都是无足轻重的“平民”，他们要求的赔偿金额从一百二十八枚银币被减低到八枚，结果，这次起诉使伦勃朗大大地得不偿失。他显然还保存着这副珍珠耳环，因为在这幅肖像上，亨德丽吉戴的就是这副耳环。当伦勃朗用一块软布把画上的灰尘掸掉时，我发现这是一幅很精彩的作品。也许他把亨德丽吉画得比她实有的“女士”风味稍重了一点，但她那双漂亮的眼睛中敦厚善良之情全给画出来了。
我很喜欢这幅画，我对他讲了这一点。他在画架前坐下，在白色中搀点褐黄，点出了耳环（方才掉下时多少碰坏了一点），并且说：“如果你认为敦厚善良都画出来了，那我很高兴，我对这一点很下功夫。她对泰塔斯和我一直很好。我愿意为她做点事。”“我方才进来时，不得不给她壶查一下，”我说，“因为老实对你说，我第一个印象是认为她怀孕了。而且我发现她是怀孕了。你说你要为她做点事，是否就指的这一点？”我知道，我犯了一次可怕的大罪。我做了一件令人难以相信、难以置信的事情，如果一个人一生犯了一两次这种罪，他将永远忘记不了，他将在最为料想不到的时刻，在不眠之夜，重新想起它，懊恼得背上打冷战。我一说出这几句话，立即悔恨万分，但是已经迟了。
然而，伦勃朗拿起调色板上放着的一把小刀，往上面抹了一些生赭土，用它轻轻地在背景上点了点，倒退一步，以便更清楚地端详他所画的东西，然后用毫不介意的声音说：“不，我指的可不是那一点。我是在考虑这幅画，因为这是我所画的最好的绘画之一，在我们将来死了很久之后，人们将会瞧着它，赞赏它——还有她。至于你方才提到的另一个小话题，我要遗憾地说，那是我们的一个错误。这件事的发生，我们两人都很高兴，它虽既成事实，但它是个错误。这种事从前就发生过一次，但那时你还没有回国，婴儿死了。
很可惜，因为那是个女孩，有个女孩倒是很好的。也许这次我们更幸运。”他说这番话时，就仿佛他在对我讲起他打算画的某一幅新画，我确实相信，这番话在他看来，意思也不外如此。这幅画只是生活中一件小事，是一段有趣的插曲，其中讲述的是，人以其智力同不自觉的自然势力进行的搏斗。
婴儿是生活中一件小事，其中包括自然以其无理的势力同人的智力进行的搏斗。有时人得胜。但往往是自然得胜。这没有什么不同。每一样“实有”的事物，在伦勃朗看来，都是现有事物规律的表现。有些人力图用烦恼解决这个问题。另一些人则力图用工作解决它。伦勃朗在创作——绘画，铜版画——儿子。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人提出疑问——也没有人期待或作出答案——但愿永远如是。感谢神恩。
“不过，”我说，因为我这个人毕竟是在具有深刻的中产阶级正义感的环境里长大的（一个人能否从他的记忆园地上清除象杂草一样的不可侵犯的尊严呢？），“不过当然，萨丝佳已经去世，你是个自由人，你可以同亨德丽吉结婚，而且我认为，”（那天早上我怎么这样莽撞啊，是什么可恨的妖魔缠住了我？）“你也应当。”“对的，我应当，”他忽然用他童年时代的土话回答道。“当然，这我知道。我应当，这甚至是十二分地正确，但是我不能。”“为什么不能？你是个自由人啊。”“我是的。我绝对自由。我高兴同谁结婚，就可以立刻同谁结婚，只要女方愿意嫁我，只要在教堂里作过结婚预告。这我都知道。我和她谈过这件事。但是办不到。”“为什么？”“有遗嘱在。”“你指的是萨丝佳的遗嘱？”“对。可怜的萨丝佳用意很好。她爱我。她留给我一份遗嘱和她的全部财产。”“不过那份遗嘱是非常好的。”“当然。不过财产可并不怎么样。它们在羊皮纸上看来很吸引人。但它们并不存在。也许它们是存在的，但我那些亲爱的伏列斯兰的姻亲把它们抢去了。我不知道，而且老实对你说，我不再过问了。这无关重要。我要做的事太多了。我可能应邀为新建的市政厅画一幅画，我认为我已经发现了在那副画上引人注意的一种新方法。我愿意让你看看画稿。我认为现在我知道了这幅画应当怎样画。主题是波提乏的妻子。二十年前我试图画过这类人物——一个裸体——但我不喜欢它。我喜欢把我的人物画成穿有衣服的。裸体对古希腊人来说是好东西，他们就是用那种方法创作塑像的——他们看惯了裸体，我们则不然。我们一生中至多不过看到三四个裸体，我们不能画那些不是我们每天常见的东西——不是我们十分熟悉的东西。对的，我要重新来画那幅画。波提乏的妻子，或类似的人物。后来我买了一件古老的甲胄——花了三百吉尔德——相当贵，但东西做得很好。我将利用它来画各种东西，因为我从未画出太阳照耀下的黄铜所实有的样子，我也要再试作几幅风景画，我至少已有二十几幅铜版画要作。你知道的，这工作足够十年做！——只要我能活那么久。如果我要去解决所有其它那些问题，那我别的什么工作都不能做了。”“那些问题都很难解决？”我打断了他的话。
“非常的难。我的唯一办法就是继续忘记它们的存在。最近总有一天，公众会回到我这边的。他们将会理解我在力图做什么。我是个快手。不要一年，我靠画画就能使自己跳出这个穷坑。那时我就能还帐，就能同亨德丽吉结婚。我喜欢她。非常喜欢。她是个漂亮的姑娘。善良的姑娘。她给予我所需要的一切。我要不同她结婚，就不算个正派人，但她必须等到那时。而且她也不介意。她常说，等一等对她没有什么不好，同时又可以使这个家庭不受牵累。”“但在这段时期，你能保住大家不说她的闲话？邻居们当然会发现她怀孕，会议论的吧？”伦勃朗放下他的调色刀，眼睛里带着怒火瞧着我。“那有什么关系？”他卤莽地问。“那有什么关系？他们反正要议论的。他们一直在议论。他们还要一直议论下去。他们活在世上就只有这点用处，议论，别的他们什么事都不会做。他们就会——《圣经》上是怎么说的？——他们就会劈柴打水和议论那些比他们优越的人们的丑事。这些邻居们，真是！该死的邻居们！我根本不考虑他们。亨德丽吉也是这样。让他们继续拆墙脚和成桶地在周围泼水吧。他们就只有这点用处。但是这座房子是值得挽救的。亨德丽吉喜欢它。泰塔斯喜欢它。我在这里面过过幸福日子。有几幅很好的作品就是在这座房子里创作的。我们应当挽救这座房子。这就是目前我们工作的目的。”我听不出前后有什联系，并且对他讲了这一点。
“你记得那份遗嘱吗，萨丝佳的遗嘱？”他问我。我对他说，我只是依稀记得，我没有那种善于记忆文件语言的头脑。
“哦，”伦勃朗说，“愿上帝保祐萨丝佳，她不但很喜欢我，而且对我非常信任——绝对信任——她要在遗嘱里表示出她的情感。她的亲属曾经说过我一些相当卑鄙的话——说我是个败家子和挥霍者——说我不知道金钱的价值——钱象水一样从我的手指缝里流出去，还说我宁肯花五百吉尔德买一幅使我感兴趣的绘画，却不愿拿这点钱尝还食品店的债务。也许他们是对的。
“我对数字一向弄不很清楚，当我想到我正在贡献给世界的东西和我已经贡献给它的东西时，这样的琐事就无关紧要了。
“无论怎么说，萨丝佳总算把一切都留给了我——毫无保留而且直截了当——没有监护人监视她儿子的利益，没有公证人好奇地干涉我们的事情，孤儿事务院也没有来人提出难以回答的问题。一切由我处理，只是有几个条件。我要让泰塔斯受到第一流的教育，年龄一到，就让他在某一行立足。不过，如果我死了或者再结婚，她的财产要直接移交给泰塔斯。你懂这句话的意思吗？如果我再结婚，泰塔斯要接受一切。如果我同亨德丽吉结婚，按照遗嘱上的说法，我就得上法院去，填写无数的表格，发几十次誓，把一切移交给泰塔斯。可是现在我所得到的就只是口头应允和屡次的口头应允，只是诉讼和家庭纠纷，其它一无所得，更没有现款，这叫我怎样移交‘一切’呢？就连我要买这座房子时，我也得借钱。我本来应该出得起全部房价的。但是伏列斯兰反复无常，我们要想从那些人手里拿到分文，都必须大费周折。
“而同时，所有的人都当然认为我是个富翁。他们总是说：‘伦勃朗，把这东西买下来吧！’或者说：‘我弄到一幅小小的意大利绘画。你一看见立刻就会买去的。’再不说是：‘伦勃朗，我的孩子们两星期没吃过一顿饱饭了，我的妻子就要生第七胎了。你是个有钱人。给我十枚吉尔德吧。’谈到理财，我是个不中用的人。我们小时候从来不曾有过钱。后来竟被认为是个大财主，实在好笑。不过在过去有什么关系？那时认为总有一天，那笔遗产会全部拿出来，那我就有将近五万吉尔德用以偿还我的全部债务。
“同时我还在画画，不过自从画了班宁·科克那幅绘画以后，公众似乎不再喜欢我的作品了。我有什么办法？迁出去？放弃这座房子？如果我低声说句要卖房子，我的债权人立刻就会一齐扑到我背上。如果我想把帐拖下去，我只有硬撑着场面。一旦我失去信用，我们一家立刻就得进济贫院。泰塔斯、亨德丽吉，和我自己。从前那些认为我毫无问题而鼓励我借钱的厚道的朋友们，也会象一群狼似地向我扑来。那就一切都完了。所以说（他在亨德丽吉肖像的前景上点了最后一笔），请不要问我：‘你为什么不跟那个姑娘结婚？’因为我办不到，她知道这一点，她对这一点很能谅解。这在她并不好受，但她常说，她了解的，所以我认为，我们暂时最好让事情维持原状。”我大体上同意他的意见，但我这个人喜欢做事情循规蹈矩。我不把衣服穿整齐、胡子刮光、头发梳好，就不能工作。我的工作室必须干净整齐。我的书桌必须干净整齐。否则我的脑筋就使唤不动。作为一个习惯于这样拘泥、几乎是过分注意小节的人，我喜欢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有条有理。我知道，我没有本领处理经济问题，所以我让在这方面比我强的人去处理。但是如果我觉得并不是随时打开抽屉就有钱可用，或者我不确切知道，在两三百吉尔德以内，我到底欠别人多少或别人欠我多少，那我简直没法过生活。我知道，过分重视这种事有点愚蠢，但人毕竟是人，而我也是一个人。所以，虽然我竭力避免讲起话来太象教师，但我不禁说道：“不过，伦勃朗，我的朋友，你必须大致了解你的处境！”然而他以毫不在乎的方式在工作服上擦了擦手，快活地对我笑笑，回答说：
“我连一点也不了解，这是实话。”于是我试图跟他辩论。我向他解释说，如果不先大致知道他究竟欠了多少债，那他永远还不清。跟不知数目的债务搏斗，就象在一个黑暗的地下室里跟一个看不见的敌人搏斗是一样的，规律和秩序是唯一的道路，一个人沿着这条道路才能够有希望杀掉破产恶魔。但是他不会严肃地考虑这个问题，反而试图分散我的注意力，领我到印刷室去，三个学生正在那里印制一大幅铜版画——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立刻发现前景上那个有胡子的法利赛人的阴影里有个缺点，便叫一个学生把他当天下午买来的钢针磨尖，因为他不愿意再去腐蚀版子，想用干刻的方法修改，终于，他把我完全忘记了。我瞧着他在一支烛光下进行工作（这对他的眼睛来说，是一种可怕的紧张，对任何一个必须靠艺术为生的人来说，都有严重损害），我在那个房间里停留了大约一小时，后来觉得即使在那里坐到早晨四点钟，也不会被他注意到的，于是我下了楼，发现亨德丽吉睡得很熟，她的意外事故不会有什么恶果了，我便回去了。
到家发现康斯坦丁阁下从他的乡下住处写来一封信，其中虽未谈到绘画，但谈了许多政治方面的事情。
“如今在我们中间那些喜欢多少从哲学角度默察历史的人们看来，”这位老绅士写道，“真是奇怪的时代。我从童年起就常听说，历史不会重演。但由于人类的某些感情是永久不变的，所以直接由人类的这些感情所产生的某些政治情况，彼此也有一种很密切的相似之处。
“且以自治政府——你也不妨称它为民主政府或其它什么——这种怪物而论。一般人只是微弱而模糊地感觉到，他们应当独立自主——管理他们自己的事——所以他们要求共和国——要求共和政治——在这种国家里，每一个自由人都将有权对国事表示己见。只要他所隶属的国家或者他所居住的城市或村庄继续处于和平状态，他就十分安谧，身边挂着宝剑，喜笑颜开地高视阔步，拍着自己的脊背说：‘我是一个逍遥自在的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以及其它等等。但当他一旦发觉危险的兆头——当他一旦面临危机——他的勇气和高兴全都烟消云散，奔到市场大叫大嚷：‘领袖！给我一个领袖！给我一个比我自己坚强的人。给我一个只要出面领导，我就能够服从的人。我仅仅是个懦弱的小人物——方才那些漂亮话只是自我欺骗。拉我一把吧，告诉我应当怎么办。’“我们当初一获得自由，就觉得我们再也不需要任何一个骑马的人——任何一个骑在骏马上的年轻英俊的将军。于是我们驱逐了奥伦治王室。我国人民从此要自治了。一般群众当然没有机会过问政治。他们从来没有，而且多半永远不会有。我们的市长、司法官、市参议员和商人要统治这个共和国。
“同时，在北海彼岸，我们的英国邻居们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他们在本性方面比我们激烈或理智，所以砍掉了他们的统治者的脑袋，宣布他们自己的国家是共和国——正和我们一样——而代表人民愿望的国会，要统治国家。这种事态在两个国家里正好持续了三年。后来这两个国家打起仗来，这是必然的，因为两国同时需要同一种东西，现在请看吧！英国名义上虽仍是共和国，但它是被一个得志的将军统治着的，这位将军虽然仅仅称自己为‘护民卿’，不过他的权势之大，是旧日国王们所梦想不到的。因为首先他拥有一支三万人的常备军，而每逢斯图亚特王家胆敢要求自备一排警卫，在圣詹姆士皇宫花园里维持秩序的时候，人们便喧嚷着说他是暴君和杀人犯。某个州里的一个谁都不曾听说过的无名的乡绅，竟掌握了任何统治者都不可比拟的大权；曾经梦想当权的教会为他涂油、穿靴和上靴刺。所有可怜的小民一齐拥到他的王旗下高呼：‘我们的领袖万岁！’如果他要他们从多佛海峡的悬崖上跳下，他们也许就会照办，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懦弱而又缺乏信心，但对领袖的力量坚信不疑。
“而同时，在北海的这一边，我们却渐渐对若干年前的勇敢感到懊悔不及。我们惊慌失措。我们不知道同英国的这场战争将怎样结束。正当我们决定要自治的时候，正当我们认定，自由的人屈服于小小的德国强盗兼男爵的后裔便是愚蠢的时候，我们却似乎失去了勇气，而那陈旧的历史又将重演。
“两年前，我们驱逐了洛格王，而今天，在群众的热情欢呼声中，我们又在试图引进斯托克王。昨天你的老友约翰·德·威特被任命为荷兰州长。这个衔头本身没有什么意义，掌握在那人手里的官府却意义重大。它会使他成为整个共和国的独裁者。如果他需要，他就会招募一支陆军，建立一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强大海军。他会把他希图得到的金钱全用光。他自己也就是外交部长和司法部长。他手下有一个完整的特务系统，专门注意着他的邻居。根据议会的正式决议（几天前才通过），要鼓励每个普通公民监视他的邻居，如发现邻居有不忠情绪——当然是指不忠于约翰阁下的情绪——应立即报告警察。
“奥伦治王室从不敢做的事情，这个内地三等小市镇里的酒商（也许德·威特一家人是经营木材的？）的儿子倒敢故，而且人人都说：‘多么了不起！多么精明！多么高贵！’因为我们在同一个很危险的敌人作战——因为我们害怕自己的影子——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接受一个比我们自己能干和坚强的人的领导，我们就决不能希望打胜仗。
“请看！这个国家立刻就有了新的勇气。自从多佛海峡发生战争以来一直跌价的股票现在上涨了。公债利率已从百分之五跌到百分之四。我们完全可以消除战争第一年带来的危害。特罗姆普去世了。凡·加林去世了。我们已经损失六百多条商船，但是约翰·德·威特已经掌握大权，我们相信，一切都会一帆风顺，我们会打胜这一仗。
“我不愿意作出任何结论。
“不过我已经读了柏拉图。
“我想，我已经读了关于共和政治这个稀奇题目的一切著述，以及关于由一般公民而不是由少数特殊人物组成政府这个更加不平常的题目的一切著述。当一个人无事可做的时候——当日常杂事已经做完而祖国使每一个人都很安闲的时候，读书很有启发。不过一旦需要行动起来，那种著作立刻就变得非常无聊——变成一些没用的书，其中讲的尽是毫无实用价值的学问。
“这都非常难以理解，但就我本人而言，我始终在为一个公爵服务，我将满足于这样做，直到老死。
“再见了。
“如果你能看到我最近种的杨毒（我自己的发明，我自己的专长，我自己的手所悉心培植的），你必会高兴。我也会高兴，因为这意味着你到了这里，我必须承认，我很希望能有你那样令人快慰的同伴。”我把信放在一旁，去睡觉了。
次日早晨起身很早。
夜里我拟定一个小计划，它似乎能够产生良好结果。决不能让伦勃朗继续走他正在走的道路。该有一个人出面帮忙了，我有意做这样一个人。
我拿起帽子和大衣，没有象每天早晨那样向左转弯上医院，却向右转弯，朝着让- 格易斯最近二十五年来一直居住的地方走去了。因为虽然这次我是想做个活动家，但谨慎从事，总不致有害。
我敲门进去，瞧！让- 路易斯在一大盆水的前面躺着，水里漂浮着一只小纸船。他的身边跪着一个红胡子巨人，在拉风箱，他就利用这个风箱在纸船附近制造一阵劲风。
“请进来跟我合作吧，”让- 路易斯喊道，但他依然保持住他那不舒服的姿势，一点没动。“进来跟我合作吧。我在装朱庇特，这一位就是我的伊奥拉斯。我在研究一个新问题。我发现了一种新东西，比对数要有趣得多。而且它会使我们大家富裕起来。进来跟我合作吧。你吃过早饭了吗？没有？那你等着跟我一起吃吧。这里这个凶手跟着阿尔及利亚一个州的总督做过五年司厨，专做美味洋葱汤。再等十分钟，你就会知道那个老总督为什么宁愿淹死他的三个爱妻，都不肯放弃这样一个厨师！”
第二十三章 我走访银行经理，得知伦勃朗的经济情况可悲
我进入洛德威克的办公室，看见他正在给自己削一支新的鹅管笔。
“多可恨的日子！”他一看见我便喊着说，”多可恨的日子！世界上有过这样的天气吗？这是今天上午的第六支笔了。它们握在手里就溶化了——象新鲜黄油一样。”后来当他按照自己的愿望削好了那支笔时，说道：“哦，今天您有什么吩咐？想知道一下您的股票的行情？在前方的坏消息影响下，股票在稳步上涨。不过这些日子你绝不能抱太大的希望。如果我们战到底，至多丢掉十或十五个据点，我们就应当高兴。你想知道的是什么？”我告诉了他。
他耐心地听着，但似乎并不惊奇。
“这件事我全知道，”他回答，“我们都知道。那个人到处欠帐，背了一身外债。情况很糟。他是终于要进破产管理法院的。”“这就是我所担心的事情，”我对他说，“这就是我今天来找你的原因。情况究竟糟到什么地步呢？”“啊，这风难说！我没法给你开一张详细的借贷对照表。我说这件事我全知道，这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他到这里向我贷款，我完全知道不能给他分文，其它的事情我就不感兴趣了。不过如果你想知道详情，请在一星期后再来一趟，那时你就会一切都明白了。”后来他撇开这个话题，对我讲了一些我将在后面某一章里叙述的我自己的事情，然后他带我上沃尔温街的一个小馆子里吃饭，那是一个善于逢迎的大胡子斜眼睛的亚美尼亚人所开的馆子，他在门外的招牌上自称为道地的犹太风味的店家。他请我吃了一种奇怪的土耳其混合菜，这种菜使我想起赛里姆曾让我们大家吃坏了肚子的那种黄褐色的小豆子，饭后我便告辞上医院，虽然我相信，那天下午我的病人中间谁也不致象我那样觉得不好受。一星期后，我又到辛格尔街去访问，拿到了一份由洛德威克本人所写的简短的报告书，其中包括许多事实，它们使我觉得我所最担心的事情即将成为现实，伦勃朗的处境确实毫无希望了。
“请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洛德威克警告我，“这并不是股东报告书。
我们这些商神的门徒通常总是对邻居们的私事知道得很多。或者说，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至少能打听出来。但是这桩事毫无希望。我告诉你，毫无希望！这个人自己也不知道他已经穷困到什么地步。他是一个连锁借贷者——这是财务处理中可能有的最危险的方式。他会向某个朋友借贷一千吉尔德，为期一年，利息百分之五。同时他又向另一个朋友借贷一千五百吉尔德，为期八个月，利息万分之七。五个月后，他又向第三个朋友借贷九百吉尔德，为期十三个月，利息百分之六又四分之三。他用这笔钱的半数还给第一个朋友，当即又从他那里另借二千银币，为期一年，利息百分之五又二分之一，他用这笔钱把欠第二个朋友的债偿还三分之一，把欠第三个朋友的债偿还七分之二，外加累积利息。又因为他似乎根本没有记过帐，而把这些复杂的巧妙处理完全置于脑后（他的脑海里已经充满同财务毫不相干的其它事情），所以你自会理解他的事情在经将近二十年的混乱后形成的这笔无法算清的糊涂帐。
“他有时还凭一些尚未画成的绘画，或者凭一些已经允许给第三者的绘画去借钱，这就使事情更加复杂。他曾数次以抵押房屋作为有效措施，至于他妻子继承的遗产，原是托他为他的小儿子保管的，他究竟凭那点遗产做了些什么事，只有等到世界末日的审判来解决这个谜的那一天才能知道。
“不过请拿去看吧，我的朋友。这里是我根据二十多份不同的材料并凑成的一份报告书。请坐在那边屋角里去看吧，我要给自己削一支新笔。天又在下雨。这个可恨的国家里老是下雨。现在请坐下看吧。”我按照他对我说的那样做。我坐下看了，因为我一直保存着这份报告书，所以我能够把它全文抄录在这里。
密件“仅供参考，幸勿外传。本报告书的调查对象是淳朴清贫之辈的儿子，但他的父母并非毫无资产，除其它东西外，尚有一部风车、两所小房屋和莱登城内一个较为贫寒区域里的一宗不动产。子女共六人。其中有几个似乎已经夭折。尚且在世的几个一向过得不很好，现在实际处于每况愈下的境遇。据说他们的弟弟（即本报告书的调查对象）在养活他们，使他们幸能不进济贫院。
“至于本报告书的调查对象，以下将称为某某人，是全家最聪明的一个，被父母指定从事法律生涯。一六二○年他十四岁时，作为法律系学生在莱登大学注了册。他实际似乎从未学习任何课程，因为当时他已决心做画家。一六三○年，他的父亲去世。长子的一只手不幸残废，以致不能工作，从此落伍，靠兄弟姐妹供养，不过他们每人都分得一小笔现金遗产。某某人拿到他的一份，离开莱登，迁居阿姆斯特丹，在布洛埃姆渠畔置下一间画室，后又迁居安桑奈·布利街，亦称约丹布利街，他在这里住过六年多。
“最初，他在自己那一行曾取得很大成就。他发展了一种新的绘画风格，这种风格风靡一时，达十二年之久。他的订件人都是我们城里最富裕最高贵的家族，而且甚至曾经应邀为公爵画画，虽然那次他在讨取报酬时似乎费了不少周折。同时他和雷瓦登的一个姑娘订了婚，这是从前的一位市长兼政治领袖，名叫罗伯塔·凡·奥依林堡的人的女儿。那姑娘是个孤儿，据说很有钱。父母去世后，她最初寄居在家乡的两个姐姐家里，后来迁居阿姆斯特丹，起先同堂房姐姐，即约翰·柯奈里斯松·西尔维亚斯牧师的妻子住在一起，她这个姐夫是一六一○年应邀迁至本市的，并被认为是很有势力和很有口才的传教士。
“某某人是通过姑娘的一个堂兄而和她相遇的，那人叫亨德里克·凡·奥依林堡，当时是个古董商人，也做风靡一时的画家们的‘企业家’——这就是说，他也做有钱人和穷画家之间的掮客，如果卖掉一幅绘画或接到一个订件，他就向画家讨取百分之二十或三十的佣金。某某人于一六三四年六月和这个姑娘结婚，同她一起住在布利街他那所房子里，早在那时，他己开始使那所房子变成一个博物馆，把他那相当可观的收入大部分用来购买古画、雕像和漂亮的丝绸锦缎。
“结婚后，他又在他的收藏品中增加了珍珠、钻石和其他珠宝。据说他现在仍有这些东西。至于那个时期他每年的收入，我们找不到详细材料，但在他定居阿姆斯特丹的最初十年，他靠肖像画似乎平均每年就有五百吉尔德左右的收入。除他自己的绘画外，他还有权售出他的学生的作品，这必能使他每年净得二千至二千五百吉尔德。因为我们未能查出这一时期他靠铜版画挣了多少钱，所以无法讲出这一时期他的每年收入的总数，但可能超过一万吉尔德。
“然而早在一六三八年，他以乎已经陷入经济困难。也就是在那年，他置买了现在他占有的布利街的那座房子。房子原属于柏尔登斯牧师。是桥那边的第二座。某某人今天仍然住在那里。原来房价为一万三千吉尔德。议定在置买一年后先付四分之一，其余在六年内分期付清。他为什么买了一座完全超出他的生活地位的房子，倒不清楚，除非是在那个时期，据说他曾力图能够配得上他妻子娘家的社会等级，这种意图也曾在他的艺术中表现出来，因为每逢他画自己或画他妻子的时候，他显然想使世人相信，他是佛罗伦萨的麦迪奇家族的成员，而不是小小的莱登城里一个淳朴的磨坊主的儿子。即使在他不惜大笔金钱，热衷购买到他喜爱的古画或银器时，他也付不出分期偿付的房价。根据本地谣传，他的妻子继承父母遗产共四万吉尔德，这笔钱他似乎分文没有拿到，因为他一直等到一六四○年他母亲去世时，才拿到了他自己继承母亲的一份遗产，共二千四百九十枚银币，这以前他对前业主分文偿付不起。
“最后，从他妻子的一个姑母（也是她的教母）那里继承了一笔意外的遗产，连同他自己的一部分积蓄，他才把拖欠上述柏尔登斯牧师的继承人的那一万三千吉尔德偿付了一半。此后他似乎忘记了房子的事，因为他甚至连累积利息也不打算偿付了，而利息逐年增长，到今天为止，已达八千四百七十枚零六分银币，这是他的现有财力所完全不能偿付的。因为与此同时，他似乎又在四面八方债台高筑。所有的债都是向私人借来的，所以我们无从发现他所拖欠的实际数目。除了八千多吉尔德的房价外，还有一张出给著名的市参议员柯奈里斯·威森的四千一百八十吉尔德的借据。另一张钱数相仿（确切地说，是四千二百吉尔德）的借据为本地一个商人伊萨克·凡·赫兹比克或哈兹比克所有。这两笔奇妙的数目，某某人似乎是借来抚慰布利街他那座房子的原业主的，因为原业主最近八年来一直得为这项产业交税，最后威胁着要控告他，除非他拿出一点钱来。
“同时，虽然如果他不付请契约规定的全部房价，外加累积利息和累积欠税，这座房子实际还不能算是他的，但是据说他已在考虑把房子连同附属的院落一起移交给他的儿子泰塔斯，作为儿子继承母亲的四万吉尔德的半数。然而这只是一种闲谈。因为要想这样做，他就不得不把自己的事情向孤儿事务院作一次公开声明，而且因为他本人似乎根本没有从奥依林堡家的财产（这笔财产似乎仅仅空有其名）中得到分文，所以看来他不大可能采取这个步骤。因为众所周知，孤儿事务院的计算方法极其严格，一个做父亲的既被怀疑动用了儿子的一部分继承财产，那么即使他能证明那是一笔虚构的财产，他也很可能在本市监狱里做几个月的苦工。所以我还回头来讲那些多少能够证实的债务和事件。他向他的朋友约翰·西克斯，名门出身的亚麻布织造商人，借了一千吉尔德，然而约翰阁下似乎认为这笔钱是一项很危险的投资，最近他要转卖那张借据，根据证券交易所的谣传，他情愿随便换点什么票据。后来某某人又向一个名叫丹尼尔·弗兰逊的医生借了大约三千银币，或者正在协商借贷中，最后还有拖欠全市各种不同人物的无数宗小额款项。
“其中包括未曾偿付的食品店帐单，面包师的帐单，医生的帐单；包括他拖欠画框制造商，画笔、颜料、油画颜料经售者，铜版和油墨制造商等人的钱；也包括以各种借口向这些倒楣的小商人借来的五十吉尔德以上的小数目。
“同时某某人已失去公众的好感。他在一六四二年妻子去世时为班宁·科克大尉的自卫队画的一幅画，使他自己的名誉一落千丈。自卫队成员对画中人物的布局异常愤怒（但他自己坚持不改），有几个人拒绝付钱，据说原来议定为五千二百五十吉尔德，但他仅仅拿到一千六百吉尔德。
“如果某某人欠你债，那么作为你的银行经理，我奉劝你尽快讨回。如果他愿意用古董抵账，你最好挑几件贵重的拿，但你休想拿到分文现金。某某人已经陷入无法解决的债务纠纷中。他娶过一个有钱的妻子这个名声，也许能使他再稍微支持一个时期。但是他的信用完结的日子迟早必将到来，那时就会大大出丑，因为某某人一无所有，而负债累累。我们这份调查报告的结论如下：
“资产：以高价抵押出去的一座房屋和满屋子的艺术品，但由于当前对英作战而导致的不利的经济情况，这些艺术品此刻很难变卖；虽还有意还债，但无现款或任何证券。
“负债：总数不详，但必远远超过三万吉尔德。
“此人的信用地位等于零。”我慢慢叠起这份文件，打算把它装进我的口袋。
“我想这份文件可以由我保存吧？”我问洛德威克。“可以由你保存，我的朋友。不过请不要让它落在不适当的人的手里。情况确实够糟了。我深怕可怜的画家不久就要给逼死。”于是他放下方才一直用来写数字的那支鹅管笔，用一只手搓了搓他那光秃秃的脑袋。
“太糟了，”他访佛自言自语地说，“太糟了。可怜的人！我想，他总是在看我们所看不到的某些东西，所以他却觉察不到我们一般人必须始终注意着的另一些十分重要的东西。”我直盯盯地望着他。
“洛德威克，”我说，“我方才听见你咕哝着说，‘十分重要的东西？”‘不，”他回答，“我说错了。我想，那些东西并不太重要。事实上我也知道它们不太重要，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大家都必须活命。要活命就只有一个办法——随俗浮沉，循规蹈矩。”“但是假使你的性格偏要使你离开常轨，探索自己的道路，否则就活不下去呢？”洛德威克又用手搓了搓他的脑袋。
“那么，”他慢吞吞地回答道，“你就活该倒楣。”但说到这里，他不肯再讲下去了。
第二十四章 牧师们干涉了伦勃朗的私事
哈得孙河畔一个衰老的葡萄牙医生和来自平凡地区的一个偶然怀孕的农村小姑娘，似乎远不能引起阿姆斯特丹大街上公众的骚动，也不会导致我本可以用来使伦勃朗免于丢丑的一笔巨款的损失。然而世界上竟有比这更奇怪的偶合，而且这段插曲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如果没有这段插曲，那些人决不会听说我这个人或我做的工作。
亨德丽吉怀孕了。在她那次中毒、伦勃朗把我请去时，我发觉了这一点。
不久以后，别人也发觉了这一点，于是麻烦从此开始。这并不是伦勃朗的朋友之间的事。他们了解情况，知道他为什么不能跟这个姑娘结婚。就连极其体面的约翰·西克斯阁下一家人（世界上还有任何家族，比一个力图挤进略高一等的世袭地方官僚阶级的亚麻布织造或啤酒酿造世家，更注意自己的尊严？），对于这一行为也似乎并未吹毛求疵，而这种行为使他们震惊的程度，必不亚于他们的某一个近亲的破产。
我一向不很理解出现在伦勃朗和这个亚麻布富商之间的友谊。不过当时我根本不曾看到过那个年轻人。伦勃朗屡次建议，要我和他同去拜访约翰·西克斯，而且指责我神经过敏，说我是个假绅士，他一再要我相信，在西克斯家里，我只会发现最简朴的生活方式。对于这一点，我总是一成不变地重复说，我并不怀疑克洛文尼尔斯堡瓦尔街那个风趣的家庭中的文雅高尚，也不怀疑他的朋友们会以最大热诚接待我。不幸的是，他们的作风不同于我的作风，我的作风不同于他们的作风，世世代代的风俗习惯和偏见各不相同，我们最好不去试图共处。
到最后，证明我是对的。因为在伦勃朗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大的经济危机时，约翰·西克斯把伦勃朗出给他的那张借据卖给了一个专业典当商。伦勃朗从那些年代的交情和友谊中所得到的，只是以非常平凡的诗句写成的一本非常平凡的制腊戏剧的赠本。而西克斯家则落得了许多绘画和铜版画，这些作品将使这家人在它最后一个子孙死去以后，还久久闻名于世。
这真应了我国常说的一句俗话：同强者一起吃樱桃，确实是个坏主意。他们吃了樱桃肉，而你即使很幸运，也只能拾到樱桃核。
然而对这个不幸事件，约翰阁下和他的亲属都表现了我所难以料想的宽宏大量。当然，他们从未见过亨德丽吉，也从未有过任何举动足以表明他们承认她的存在。然而至少他们仍和她的丈夫（因为她现在总是这样称呼伦勃朗）保持住真诚友好的关系，而且大多数人的友谊，都很难谈得上如此深厚。
人们大惊小怪。
人们不以为然。
一旦容忍了这种事情，世界还成什么世界？
而且由于大多数人都习惯于把自己的偏见当作是一部分奠定秩序井然的宇宙结构基础的神圣法则，所以约丹布利街的丑事，就不可避免地变成家庭议论和茶会闲谈最常有的话题。因为虽然在社会上层阶级中生几个私生子（已故的摩里斯公爵所有的儿子均系私生，但都受到奥伦治王室的宫廷牧师的洗礼，并在共和国供职，取得崇高的荣誉和尊严），依然被认为合乎礼仪，但是一个画家家里即将出生的私生子，却仍旧被认为是罪大恶极的事，不应该被牧师们所忽视，因为牧师们应该日夜监视着须德海上我们这个新甸山的道德。
侥幸的是，这次牧师们至少又算走了运，现在我不得不对这件事加以叙述。
锡兰有句古话说“祸不单行”，在事后的日子里，我常想起前人这句至理名言。在一般情况下，小凡·莱茵这姑娘的出生，只可能引起一场暂时的家庭风波，但是一些令人遗憾的小事件最不幸的结合，使它演变成举国的丑闻。
事情完全起因于伏列斯兰的一个小村庄。我忘记了那个村庄的名字。那是一个可怕的村子，在那种村子里，人看来象母牛，母牛看来却象人，那里从未发生过事情，因而到后来，居民们由于单纯的无聊和激昂，愿意相信任何一个会使他们稍微激动的消息。
在那个可悲的村子里，半数的人已经死去多年，但是因为没有人肯对他们讲，所以他们在世时并未发觉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个偏僻的村子里，有一边的城墙早已需要修理。这种重修工作，反过来又引起几座坟墓的暂时迁移。
因为这些坟墓的最后一个占有者也已死去三十多年，所以绝想不到，建筑师们除了几个骷髅和骨架之外，还会发现别的东西。但当掘墓人突然发现一具完好如初的尸体时，试想他们多么惊奇！
“一个奇迹，”看到尸体的人大喊道，“这人是个圣徒。他很神圣。所以不会腐化。”，“相反，”一个年轻而热诚的候补神学家低声说，他是在这里准备他的大考的。“相反！这人是个头号罪人，连蛆都不肯吃他。”因为相信一个逝世的邻居的罪恶，当然要比相信他的美德愉快得多，所以人们由衷地高呼感谢神恩，而且立即开始追查这个可怜人的生前事迹，以便发现他犯下了怎样的罪恶而活该遭遇这样的命运。
这件事相当困难，因为这个人已至少死去三十五年之久。他在世时是个微不足道的鞋匠，做人并无出色之处，只是有些过分地尊重他的上帝，即耶稣基督的明智教训。他为人极其慈善，认为把自己的全部东西让给穷人十分之一是不够的，所以常常宁愿自己饿肚子，也要让比他更可怜的人们有饭吃。
邻村有个老农民清楚地记得他，并以最高尚的词句谈起他。他生前去做礼拜的那个教堂的执事（这时已八十多岁）也强调说，这样善良而虔诚的人，在这个不足道的世界上是罕见的。
的确，在最初，说他是圣徒的那些人似乎是对的，但那个候补神学家不肯信服。“所有这一切，”他争论道，“只能证明这个人也还是个很聪明的耍赖者，能够巧妙地隐匿他的邪恶事迹，终于在死了之后，还不曾被人发觉。”于是对于这个人生前事迹的追查，当然仍象过去那样兴致勃勃地继续进行。
后来发现这个神秘的死尸所留下的寡妇还活着。她是个七十岁左右的老妪，没有一个人知道她做过任何不够光明正大的事情。她只有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嫁给了哈雷姆的一个木匠师傅（而且冠冕堂皇）。当然，这一切家庭琐事平淡无奇，完全可以使那些最顽固的专事毁谤的人们泄气。但是那位年轻的牧师继续嗤之以鼻。那老妪已经老糊涂了，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待在小小的家屋里——照料着五六只猫，对那些愿意听的人们（为数很少）讲述她的丈夫生前是个怎样的好人。她也很迷信，而且十分怕死。那个无耻的牧师利用她对来世的畏惧，利用对地狱的可怕所作的有声有色的描绘，终于哄骗出她的全部经历。横穿墨西哥大沙漠干透了的荒野地带的西班牙探险家，在发现第一块黄金时的高兴，也比不上这个牧师在听到颤抖的老妪终于向他讲出她丈夫唯一的绝密恶行时所感到的喜悦。
她从未同他结婚。他们从未通过神圣的婚礼结合起来。他们的同居是罪恶的，但这样做的用意极为善良；如今她讲出了这个故事，而且后来在共和国里传得尽人皆知，因为这是个悲惨的故事，我们的民歌歌唱家把它编成小曲大唱特唱。
这件事确实是她的错，她愿意把全部责难揽在自己身上。她当年是个任性的姑娘，失身于一个歹徒，那人随即遗弃了她。她的父亲怀疑到她已怀孕，把她撵出家门。她挨村流浪（她本人是邻省格罗宁根人），后来才到了伏列斯兰的小镇里。当时天已很晚，饥饿难忍，她敲了他的门，因为他当时还在工作，而且他坐在那里钉板凳时，样子看来很和气。他让她进去，给她吃顿饭。第二天她病得很厉害。他留她住下，把住在隔壁的一个老妪请来看护她。
她病了将近整整两个月。等她病情好转，她怀孕的事已经变得很明显。于是她对她的恩人讲出了真情。他说，他愿意同她结婚。但他又不能这样做，因为他是有妇之夫。不过他的妻子在生了一个孩子之后，不久就失去了理智，因为那孩子很小就死亡了。她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宗教狂人，终于在一个牧师的帮助下私奔了，当时的许多牧师依然蹂躏着那个国家，尽管张贴了要对他们严加制裁的布告。这木匠曾经带他妻子见过宗教法官，但她当场参加了天主教，进了修女院。丈夫这方面为叫她回来而作出的一切努力全然无效。做法官的红衣主教公开吹嘘说，他战胜了反基督的人，事情最后闹到议长那里，连议长也无能为力。
这件事发生在二十年前，此后丈夫一直没有听到妻子的下落。屡次试图打听她是否还活着，但均未得到答案。大家认为她是在一个修女院里住，而那个修女院的院长却回答说，世界上凡是托给她照应的人，只要她们一跨进这个神圣门槛，就都算死去了；以后寄给她的信件，也全被原封退回。鞋匠离开了他家乡的村子，亦即事件的发生地点，迁到伏列斯兰北部那个被遗忘的小镇里，借以回避他从前的朋友们。在他新迁住的这个地方，没有一个人怀疑他结过婚。他为了怜悯上帝指引到他门前的这个可怜的姑娘，才决心实现一个不顾死活的计划。他散布消息说，他有意和她结婚，但她希望在格罗宁根她娘家的人们中间举行仪式。他们也确实上格罗宁根去过两星期，然后作为夫妻一同回来。此后不久，孩子便出世了，乡亲们得意洋洋地笑话他们这个老鞋匠，说他显然不是他们一向认为的那种圣人。但因我国农民中间配偶成双的人们不到万不得已，总是不肯结婚的，所以这件事不久就给忘记了。
没有一个人对自己亲生子女的扶养，比这个卑微的鞋匠扶养别人的孩子更经心，至于这女人自己，直到她的“丈夫”因为年纪大和工作重而去世的那天为止，终生不曾有过一个不幸福的日子，丈夫死时，她十分体面地埋葬了他，然后定居原处，珍爱着他的纪念品，照料着她的几只猫，度过她的晚年。
我初次听到这个故事时，觉得颇为奇异。但经过伏列斯兰小村里那个可悲的犹太教信徒的捏造之后，它变成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勾引和拐骗的故事，使所有虔诚的基督徒心里充满了最大的喜悦和满足。人们如此不拘形式地使这个可怜的皱缩的尸体重来人间，而上帝对这个尸体所加的惩罚变得显而易见，并且确有数千次的讲道，都大谈这个灵魂的可怕的苦难，说它既不能升天堂，也不能入地狱，卑鄙得连撒旦所住的最低下的地牢都进不去。
这种歇斯底里的大嚷大叫有个优点：不会持久。但是正当这个事件的详情细节开始在阿姆斯特丹闹得满城风雨时，正当约翰·加尔文的每一个自尊的信徒都在《旧约全书》中翻寻合适的讲词，支持上帝对鞋匠的事件时，画家伦勃朗·凡·莱茵和他的女仆公开同居的事，引起了一个名叫塞伯德阿·哈锡文达斯的牧师的注意，当时闹出的事情，是我国人民可能终身引为耻辱的丑闻。
我无须叙述这件事的详细情节。它们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了。
一六五四年六月二十五日，阿姆斯特丹宗教协会会员举行全体会议，作出决议说：“因为一个名叫亨德丽吉，又名亨德丽吉·雅芙尔斯的女子，同一个名叫伦勃朗·凡·莱茵的画家公开姘居，为时已久，住在后者的布利街的住宅里，所以应当命令她在本传票发出八日内前来宗教法庭，向法庭说明她对这种可耻行径所能提出的理由。”这个消息是在一天晚上六点钟左右在伦勃朗的家里宣布的，当时伦勃朗和亨德丽吉在做了一天的工作之后，正在他们家的门廊里作短暂的休息。送信人是西教堂的职员，兼做教区小吏。这个职员是邻居都很熟悉的。消息虽没人知道，但他们都能够猜到它的性质。所以不久整条街上，接着是第二条街，第三条街，全都哄传着这样的新闻：“那个画家和他的女人要受牧师们的审问了。他们活该！我们不是常常这样说吗。那种行为是落不了好下场的。”虽然没有一个人敢“说”闲话，但有许多人都在“看”笑话，这远不是处在亨德丽吉的地位的女人所想望的事情。不过这些好邻居们猜错了一个细节。这份叠得整整齐齐、盖有阿姆斯特丹宗教协会图章的文件上，并未提到伦勃朗的名字。那天夜晚我去访他们，看到了这份文件，并问起他为什么没有同亨德丽吉一起受到传讯，最初他也说不出什么理由。后来他恍然大悟。
“我不是教徒，”他说，“这也许就是他们不传讯我的原因。许多年前，我忘记究竟在什么时候，我就退出了，或者说是告辞了，总之是办了一个人在同教会分手时所办的手续。我通知牧师说，我不再参加礼拜，以后拒付教费，请他们从教会户籍簿中删除我的名字。他们回答说，我不能这样做，除非我拿出证据，证明我已加入另一教派。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所以去同我已认识多年的老牧师安斯洛商量。我问他，如果我加入他的教派，是否会有异议，并说明我不是个经常来做礼拜的人，而且也许甚至不是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他说，没有异议，门诺教派的信徒不主张在信仰上纠缠别人，什么时候我高兴来，他们就会很乐意地接受我加入他们的教派，不过如果为着某种缘故，我决定不加入教会，他们也不会麻烦我或纠缠我。
“所以我加入了门诺教派，我从未懊悔过。安斯洛是个好人。我喜欢听他讲道。他从来不说我如何邪恶，而只是竭力向我表明，只要稍加努力，就可能变得如何善良。是的，他是个好人。我加入了他的教派，现在觉得很高兴。如果不是为了亨德丽吉的事，我便会加倍高兴。”那姑娘本来一直在细看她手里的文件，这时抬眼望着我们。“对的，”她相当冷淡地说，“我不怀疑这一点。不过我该怎么办呢？”伦勃朗一句话没说，便把她手里那张传票拿过来，撕个粉碎。
“别理它，”他回答，“别理它，忘掉它。牧师们当然会对我们感到非常厌恶，但也不过如此而已。然而他们总不能派一连城市自卫队来，把尔带去当众坦白。你只管放心——完全放心——保险没事。”于是他把那些碎纸屑抛到空中，引得那两个在人行道上玩耍的犹太小孩子大喊道：“哎呀，哎呀！看啊！看啊！下雪啦！”接着便抢起“雪花”来，直到那份教会文件化为乌有，只剩一些肮脏的纸屑满布在布利街上的时候才罢休。
伦勃朗豪放地宣称，牧师们总不能派来一连城市自卫队，把亨德丽吉拉到他们那庄严的密议室里去。这话虽然完全说对了，但不久就证明，那些有势力的人物也并非完全没有防备。他们还拥有另一些发世怨忿的手段，而且他们立即利用了这些精神折磨的利器。
巴黎的贵族小姐对牧师们这种多管闲事的表现，当然可以弹指而笑，但是亨德丽吉不是巴黎的贵族小姐，而是出身于一个简朴的荷兰小农村的一个简朴的荷兰农家姑娘，带有农民的传统观念，尊重她从小就知道了的品行标准。公开被传到阿姆斯特丹这个大城市的宗教法庭上，指控她的“淫荡和通奸”（虔诚的教徒们从肮脏的字眼中究竟能寻得怎样的乐趣，倒很费解。如果有九种光明正大和一种卑鄙龌龊的办法，都能表示某种思想，那么他们必然采取后一种）的骇人听闻的罪行，这在她看来，是跟指责她在都市商场的中央脱下衣服同样可怕胁一件事。一星期后，在给她送来第二张传票时，我发现了这种严重考验的效果，不过这张传票根本没到她手里，因为伦勃朗从教区小吏的手里把它夺过来，甚至没有拆封，便扔到了路旁水沟里。
每遇这种情况，他那位曾经是大暴动初期的著名战士的老祖父的精神，便会忽然突破他自从同萨丝佳结婚以来一直保持住的那种端庄的外表而流露出来。
“给我滚开，你这个该死的乌鸦！”他向传递了消息之后正在匆匆退去的那个可怜的家伙大喝道，“滚开，不许你再来，不许你再纠缠我的妻子。如果你的主子有话对我说，那就让他们亲自来讲，我要把他们捽到安桑奈·斯鲁伊斯水闸里。你这个怯懦多事的老笨蛋！干你自己的傻事去，让我画我的画儿吧。”
这番话毫无疑问都很自然，而且是多少料想得到的（偶尔痛痛快快骂一场，这比任何事情对人类健康都更有益），只不过有点不中肯。因为宗教法庭毕竟没有时伦勃朗说，不许他画画。它只是告诉他的女仆，不许她罪恶地和他同居。而且它继续这样做，一直逼得可怜的亨德丽吉苦恼不堪，十分悲惨，走投无路，只好服从他们那庄严的命令，出庭认罪，恳求他们那庆严的饶恕。
她究竟在什么时候出了庭，我倒没弄清楚，因为这件事她一直瞒住伦勃朗。一天下午，她悄悄地从家里溜出去，等她回来时，事情已经办完。她径直走进自己的房间睡觉了。那天半夜里，伦勃朗打发泰塔斯叫我立刻来一趟。
享德丽吉似乎在发烧。她神智昏迷。她讲起地狱的烈火和撒旦，还说撒旦手执一束熊熊燃烧的庄稼做成的火炬在追她。后来她仿佛十分痛心地哭起来，一边呼唤她的母亲，一边说，她本是个好姑娘，而她所以做出这件事，是因为这个人对她太好了。“他待我很好，可是你和父亲待我不好，”她继续嚎陶大哭。
我给她喝了点热牛奶，在她前额上敷了一剂冷膏，不大一会儿，她就安静下来。第二天早晨，她欢欣愉快，就仿佛根本没有出过事。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日，我又按照老习惯，在午餐后来访，我问她（确实对自己要说的话欠考虑），“怎么样，亨德丽吉，今天上午的讲道是说的什么呀？”但她神色沮丧，相当冷淡地回答说：“我不知道，我没去。”三天后，我发现了她没去的原因。因为她的罪恶的生活方式，人家禁止她参加圣餐式，作为惩罚。
这也许是良好的宗教纪律。但对一个怀孕八个月的妇女来说，这并不是世上的一件大好事，我们不久以后就会看出这一点。
第二十五章 亨德丽吉喜主一女，阿姆斯特丹的牧师们对我在无痛外科手术方面的研究表示了意见
一六五四年九月，大祸突然降临。
这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我的病人忽然死去两个。她们是在我使用普通的一剂麻醉药时死去的，这件事使我大为惊异，因为她们给送进医院时要求动的手术并不严重，在一般情况下，她们恢复健康的可能很大。但是她们在吸进几口大麻毒烟之后竟死去了，为使她们甦生而作出的一切努力全然无效。
她们俩都是中年妇女，象我国大多数妇女一样，都是从十九或二十岁起，就一直被迫生孩子，她们的健康情况比较差。
这个不幸事件的消息很快就闹得满城风雨，一向不赞成我的医疗方法的人们幸灾乐祸。他们早就知道，这类事件总有一天要发生的。如果让我继续这样行医，我终究会把全阿姆斯特丹的居民都治死。当局应当加以干涉，封闭那个所谓的医院。至于我本人，则应被勒令退出医师公会。我违反了上帝的意志，试看现在得到了怎样的结果！
没出二十四小时，我就收到了由一位市长签署的公文。其中告诉我说，在这次事件未经官方查明前，不许再用麻醉剂。三个颇有名望的医师奉命前来对我那两个不幸的病人进行解剖，并向当局汇报。其中一人是我的好友。
另外两位都是旧派医生，暗中认定我是江湖骗子。
尸体抬进解剖室。后来三位医师一致报告说，死亡大概是由自然的原因引起的，因为两个女人似乎都患了瓣肿大症，在这种情况下，对循环系统的任何突然震荡都可能致命。因为即使动手术时不用任何麻醉剂，她们也几乎是同样肯定要死亡的，所以可以认为，解痛剂的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对事件的不幸后果并无责任。这是一个很能使我宽慰的消息，但不幸当局认为，不必把他们的委员会的这种发现告知公众，因而全城依然谣言纷纷，说是有个医生惯于毒死病人，企图获得他们的尸体，把他们切成碎块进行研究，然后便拿那些碎块喂老鼠。
这是第一件倒楣事。
第二件倒楣事接踵而来。
我对亨德丽吉既然有了稍进一步的接近，她对我也就不再象起初那样羞怯，所以她同我谈起她对将来的分娩所怀的忧虑。她从前生过一个小孩。那孩子是在她到伦勃朗家居住一年以后出生的，但落地之后就死去了，她也经历了一次风险，几乎因剧痛而送命。直到如今，她每逢想起那件事，苦恼不堪的记忆便使她不寒而栗。她完全预料到，这一次小孩子势必不得不强行取出，假若果然如此，我肯不肯动手术？我对她进行了检查，发现她的担心也许有道理。她的骨盆生得特别窄，小孩子却已经长得很大。我答应她，我愿意按照她的要求做，并建议她到我那里去，那边地方宽敞，进行工作时，要比在一般人家造在墙壁里的闷气的床铺上方便得多。最初她犹豫不决。淳朴的人们似乎认为，在自己家外生下的孩子是有罪的。但是伦勃朗很赞成这种安排，在十月里第一星期的上半星期，亨德丽吉来到了医院里。
五天后，她感到第一阵疼痛。她的分娩延续了整整三天。最后她实在痛苦不堪，要求把她治死，甚至企图从床上爬到窗口跳下去。第四天早晨，看来我似乎非动剖腹手术不可了（我担心否则胎儿会死亡），这时她对我说，她忍受不下去，要求我给她吃些立即见效的毒药。我却反而让她服了大麻精汁。由于她已筋疲力尽，所以这种麻醉剂功效奇著，直到助产妇把新生婴儿（是个女孩，结果证明不需动手术）洗净擦干，抱给她第一次喂奶的时候，她还久久地昏迷不醒。她复元很快，两星期后，便又回到布利街原来的住处，看来面色很美，心情也挺愉快，那种兴致勃勃的神情一如往昔。
十月底的一天，婴儿在老教堂里受了洗。那牧师必已得到市政厅的暗示，认为再对他们作吹毛求疵的议论有欠妥当，小女孩柯奈丽雅这才作为伦勃朗·凡·莱茵和亨德丽吉·斯脱菲尔斯的女儿，正式记入户籍薄，没有提出令人难堪的问题。
但对我来说，这只是我的倒楣事的开始。
亨德丽吉深为感激。她确实感激不尽，她对服侍她的保姆说，我对她非常的好，当她认为已经忍受不了那次严重考验时，我救了她，使她没有再受苦。那个保姆虽是个能干而善良的女人，但象她的所有同行一样，也是个不可救药的多嘴的人，把这话告诉了邻居们。
“你们知道吧，约翰医师在最后关头给她吃了一种药，她就再也不觉得痛了。这不是太妙了吗？不过当然啰，这跟我在《圣经》上看到的不大一样。”这么一来，真是火上加油。
一星期后，塞伯德阿牧师以“分娩不念上帝咒文”为题，作了一次著名的讲道。两星期后，全市都知道了“这个装作比上帝更聪明的自由思想家兼阿明尼阿斯主义者”的医院里所进行的可耻的和亵渎的勾当。谣言一经传开，完全无法收拾。
没出一个月，塞伯德阿就觉得自己已有足够力量带领受害市民的代表们前往市参议会，要求立刻逮捕我，并建议永远封闭我的“诊所”。他率领着他那个教区的数千居民参见了当局。
我不愿意写下后来的事情，因为这样做在某一方面非常真诚地赞美当局对我个人的信任。当局对这个年轻的教区牧师说，如果他再为这件事纠缠他们，他们一定把他吊在阿姆斯特丹市设置的最高的绞刑架上，并令法警将他一骨碌踢出了会议室。
我希望这是我的最后一点麻烦，现在我又能安静地继续进行我的实验了。但是两天后，半夜里，几百个男男女女结成的人群，仿佛都在服从着一个意志似的，悄然无声而且很有秩序地突然闯进我的医院，把他们在那里发现的十八个病人抬到街上（幸亏那一夜不太冷），然后放火烧着了房屋，暴徒们又象来时那样悄然无声而且秩序井然地溜走了。
等我赶到火灾现场，房屋已经无法挽救。它一直烧到次日下午。我所投资建立的这个旨在造福人类的医院，已经化为乌有，只剩下四堵焦黑的断壁，一堆冒烟的木梁，许多火热的红砖。
我的梦想从此成为泡影。
我向市长们请愿，坚决要求赔偿。我的产业是由于他们未能镇压的一次暴乱而被烧毁的。
他们对我说，我做得很对，他们将采取必要步骤，满足我的要求。在把这个议案提到他们的日程之后整整七年，他们才终于作出决议，赔偿我所要求的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又过四年，他们才付给了他们所答应过的半数。
当我暗示出这种处理的不公正，并建议至少付我百分之五或六的累积利息时，他们却告诉我说，当局对我已经算特别慷慨，我多少拿到一点就该满足，否则恐将一无所得。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的这位穷朋友在破产的那些可怕的年代里，我一直爱莫能助。
那位精明的洛德威克又算说对了。我曾经力图造福人类——而这样做是否明智，不该由我来说。我曾经按照我的能力特长，力图为那些不如我幸运的人们做点事。而他们却怒不可遏，摧毁了我的事业，就因为我敢于使他们摆脱在他们看来比生命本身更宝贵的东西——他们的痛苦。
塞伯德阿·哈捷文达斯牧师作了一次洋洋得意的讲道。
我却又得靠挂牌行医维持生活。
第二十六章为逃避西班牙当权者的暴虐而来我国的犹太邻居们表明，宗教的固执不限于某一教派或教门
荷英战争已经结束。因为船只回国了，所以我遇到许多船长（因为现在我的空闲时间约有一半是在海军裁判所里消磨的），听到一些无与伦比的英勇故事，使我不得不改变我对人类的大部分原有的看法，或者至少是对我所隶属的这一部分人的看法。
从前每当我拜访让一路易斯，坐在他那海滨高楼里的时候，我常常无意中亲眼看到我们的勇敢的水兵出国的情景。酩酊大醉、须发蓬乱的男人们，和酩酊大醉、披头散发的女人们，结成紊乱的人群，啼饥号寒、浑身稀脏的孩子到处可见，偶尔有人丢给他们一颗烧酒泡过的葡萄干，哄他们暂时不哭。
这群人被数目众多的城市警卫队士兵向前推着，慢慢走下码头，他们的神情和行动，恰象被赶往屠宰场的一群哀号的绵羊。
鼓笛乐队不时试图掀起爱国气氛，甚或演奏赞美歌，但是刚刚奏出几小节著名乐曲，一片尖厉和撒泼的声音便打断了乐手的曲子，唱出亵读神明的小调，这种小调仿佛是直接从地狱里发出的，于是整个人群立即随声附和——他们一边行走，一边即席编词，尽情而疯狂地蹦蹦跳跳，乱踢一阵，同时作出一些粗俗的、连城市警卫队的士兵看了都不禁面红耳赤的姿势，他们一直重复着这种演唱，直到冲撞尖叫几小时后，终于到了上船的站口时才肯停止；在这里，这些烂醉如泥的“牲畜”乱七八糟地给推到许多平底驳船里，立刻就被转送到停泊在莱辛霍夫防波堤外面的大船上。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他们，后来我们听到了关于历次战役、冲突、胜利和一次偶然失败的第一批含糊的报告。
但是几年以后，有一天，一些高级的全权大使，聚集在伦敦威斯特敏斯特区中心一个大厅里的绿桌旁，在一张黄色羊皮纸文件上签名盖章，不久以后，疲惫的战船便费力地一摇一摆驶回港口——没有了帆，没有了桅，出国作战时把这些船只涂得崭新的那种油漆连一点也没有了。这时女人们又一次来到这个古老的防波堤旁，面色呆板的孩子们围在禽朽的码头前，每逢一船水兵靠岸时，他们就一齐拥上前去，细看水兵们的面孔，许多面孔在给火药熏黑后还来恢复本色，或者仍然裹着绷带，那些绷带清楚地表明粗笨的海军医生技术低劣。
接着便是一些焦急的问题：“是你吗，派伊特？”或昔‘你们听说过克拉阿斯的消息吗？他原是‘西尔维尔·斯特尔号’上的水兵。”或“约翰，啊，约翰哪，你回来了？”有时候回答是：“是啊，我回来了，精神还挺好，”然而更常听到的则是粗暴的回答：“回家吧，娘儿们回家，你的克拉阿斯牺牲啦，”或“人家用担架把你的派伊特抬回去啦。他的两腿打断了。”这么一来不是咒骂，便是哭泣（这取决于听到噩耗的那个女人的性格，现在她得依靠给别人擦地板和门廊而度过晚年），于是静默的人群一声不响地离开大群的旁观者，孤零零地向两星期前还是人人称道的“英雄豪杰”所住的市内一个地区移动，那些英雄人物如今却得在次日一早便不停地挨门求告各个工场和机关，而那里张贴的“概不雇用水兵”的条子，向他们说明了一个知恩的国家确实多么深刻地赏识他们的自我牺牲的勇气。
说也奇怪，这些酩酊大醉、漫无秩序和须发蓬乱的暴徒，原来都是些必须由全副武装的城市警卫队押送到练兵场去的人们，因为深怕如果无人押送，他们就会放火烧毁城市；然而这些一模一样的无赖汉一旦上了战船，竟认识到，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妻子儿女和他们认为是个家庭的那间小屋而战斗；他们居然会完成闻所未闻的英勇事迹，作出难以置信的忠实行为，所以如果说，个人的英勇是升天堂的护照（古希腊人曾信以为真），那么他们每人都有充分权利，要求至少在天国占据十平方码的地位。
这些“普通水兵”都是爱说话的人，就连他们那迟钝的头脑，也不愿回忆他们所看到的许多情景，厌恶永远存在于他们鼻孔里的血腥味。但是一篇篇短小的叙事文章渐渐出现在酒馆的闲话中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些作品远远胜过我国的安然待在家里的抒情诗人所创作的任何诗篇，荷马本人在最富灵感的时刻也未能想出这种勇敢热诚的功绩。有些人直到他的全体船员仅剩五六人时，直到他们那条水上藏尸所般的战船无可挽救，注定要沉没时，还继续战斗，并勇敢地跳吐敌船，赤手空拳，几乎生俘了他们以前的侵略者。
一次会战正酣时，一个水兵设法拉着绳索跳到悬有海军上将旗帜的船上，爬到桅顶，摘下了英国旗子，从而在英国其它战舰中间引起一次最可利用的混乱，因为敌人以为他们的领袖阵亡了。这个水兵在试图跳回自己的索具时，一个闪失，在四十英尺低处的甲板上碰得脑浆四溢，但是敌人的旗帜仍然被紧紧地噙在他那没有了知觉的牙齿里。
海军上将特罗普的儿子在利佛诺港指挥一条战船，管辖该港的大公禁止他在那里进攻当时驻扎在同一个港湾的英国敌人，但他半夜醒来时，发现他的战船已落在破坏停战协议的英国人手里。他不甘投降，跳下船去，游水三小时以上，才终于被一条荷兰单桅帆船救起。他驾着这条帆船驶回自己的战船，并收复了它。
在接着展开的一次战役中，约翰·凡·加仑船长的一条腿被炮弹炸断。他非但不肯进入病员船舱医伤，反而命令军官将他抬到舵楼顶上，从那里，他可以更有效地督战，就在这期间，他渐渐失血至死。
有一次，一个护送一百五十名商人的小船队，同实力雄厚得多的英国军队展开战斗，一连三天三夜，大部分时间炮火不停，后来因为弹药全部打完，这才放弃了战斗。虽然如此，它们不但救了全体商人，而且胜利地躲开了打击，仅仅损失两条船。
能有这种英勇作为的人，理应得到比他们通常所得到的待遇更好一些，我深为感激的是，州长坚决支持我，使我能够为他们做些事情。
直到那时，没有手术间的那些战船上（在大多数战船上，医生都是在枪炮中间进行工作的）的手术间，都安排在吃水线以下深深的船舱里。因而这些地方一片漆黑，根本没有新鲜空气医生们只好借助于一支烛光切除四肢（对一般伤势的处理），而且由于靠近火药舱，不许他们生火烧熨斗，所以他们没有合适的办法封闭动脉，只好用大量的麻布去包裹，这种方法一百次中有九十次无效。
此外，把如此严重的伤号顺着狭窄的船梯抬下来，真是人们对自己的死对头都不愿施加的一种苦刑。为改变这种状况，给我国战舰上的医务人员提供较为良好的条件，我建议海军裁判所悬赏五百银币，征求最好的设计图样，把伤病员船舱从船底移至上层甲板，且不致过于严重地妨碍满布在上边两层甲板上的大炮的操作。因为悬赏金额很大，所以实际上全共和国所有的海船工程师都参加了竞争，一连好几个月，我的办公室一直象个造船厂里的制图间。
我记得那个时期，我有一次奇遇。一天夜晚，女仆对我说，有一位看来象外国人的先生要见我。“他胳肢窝里夹着一个小小的战船模型，”女仆补充说。”他大概也是个那种滑稽的人，”她指了指满布在墙上和地上的设计图和说明书。
来访者果然是女仆所预言的那种人。他是来让我瞧看他自己的发明的。
可惜那件发明和我所关心的问题毫不相干。那是一种不需沿用当时所采取的拙条安排陋能加大炮火角度的新设计。我对这位神秘的生客说，他把他的小模型送错了地方，他应当把它拿到一定对它很感兴趣的海军裁判所里去。他回答说，他已经到过三个海军裁判所，但是没有一处表示过要对他的发明稍加研究的丝毫愿望，现在他在考虑把它卖给英国人或法国人。
我回答说，那样做似乎不是一种太爱国的行为，他立刻同意了。“但是，”他接着说，“我该怎么办？我是个穷教师，有个女儿又是瘸子，我需要钱，我想你也许能帮助我，因为我听我的一个学生谈起过你，”这时我才发现，他就是著名的福兰西斯卡斯·凡·登·安德博士，我久闻大名，但一直没有见过他。
这位凡·登·安德是生活在神秘领域中的一个奇特市民。他在四十年代初期来到阿姆斯特丹，开过一个书店，但生意萧条，几年后，由于缺乏现金和顾客，他不得已把它关掉了。然后他开办一所拉丁文学校，显示出他是我们城市历来最有才能的教师之一。他有一种真实的天才，能使不规则动词的学习津津有味，由他教来，即使最难学的六韵脚，也会象许多温顺的小猫那样听话。没过多久，我国的富家子弟就都知道凡·登·安德先生的学校里“所有高卢人被分为三部分”这个事实。因为这位博士是安特卫普的土著，喜欢人家用法文称呼他“先生”，而不爱听比较严肃的荷兰文的“先生”这个词。
他当然知道，邻居们对他的前辈觉得有点奇怪。但在人们尚未到他故乡城市里进行打听之前，他就把自己的出身完全告诉了我们，并且讲出了使他北迁的原因。
当时看来，他似乎是作为一个耶稣会会员而开始谋生的，但他丢掉了信仰，被迫逃亡。这个故事当然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而且很能使他讨取市长们的欢心，因为他们引以自豪（这也无可厚非）的事情是，阿姆斯特丹是全世界最宽厚最自由的社会。但是我当时发现，凡·登·安德不仅仅是个优秀的古典文学学者。他似乎还对医学下过几年功夫，而且无意之间谈出的几种看法（在回答我这方面同样是无意之间提出的几个问题时）表明，他对这一行也很精通。于是我劝他忘掉他那个无论如何不能使我感兴趣的战船模型，因为我所关心的是拯救人们的生命，而不是毁灭他们，我把他让到楼下餐室里，请他吃些茶点，因为我认为，愉快地接待一个同行，总是有收获的，即使你不希望以后再看到他。
于是我们谈起了许多事情——谈到耶稣会神甫们使用的良好的教法，他们能使他们所用的教材重合各个学生，而不是使学生适合他所应学的教材（象我国教师们的做法）；也谈到了我们两人都感兴趣的其它若干问题，后未这个比利时人十分出乎意料地说：“但当然，我早已知道了你的一切和你的观点。”我问他，这怎么可能，因为这才是我第一次高兴地和他会面，但他回答说：“不，但是我有个学生非常景仰你，他是葡萄牙籍犹太人，名叫本尼托·德·埃斯宾诺莎，”
这时我才想起，年轻的巴鲁克·斯宾诺莎经常对我谈起的就是这个人，并且说，作为一个教师，此人至少抵得上五六十个普通的犹太法学家和犹太法典教员。我把这种评论转告了凡·登·安德（哪有不爱听偶然的几句奉承话的有才能的人呢？），他听了十分得意。
“那位葡萄牙人聪明绝顶，”他对我说，“不过人们都打算苦害他，”谈话既已采取了这种特殊形式，我们就十分自然地进而谈起开始带有令人恐慌的成分的话题——有增无已地向我们城市源源聚来的犹太人的问题。因为大约就在凡·登·安德博士带着他的小船来访的一星期前，又发生一件荒唐事，事情本身虽然丝毫无关重要，但它很容易导致流血事件，幸亏在那一星期，指挥城市自卫队的那位军官不但是个纪律严明的教练员，而且对于滑稽事有一种幽默的理解和—种养之有素的嗜好。
犹太人在我们城市里，不必居住在犹太人区，这和他们在西班牙、波兰和德国的一般情况不同。他们高兴住在哪里，就可以住在哪里，但为习惯力量所驱使，他们必定集结在同一地区。但当然，葡萄牙籍犹太人都住在葡萄牙籍犹太人会堂的周围，波兰籍和德国籍犹太人则住在中欧、北欧犹太人庙宇的附近这两处都在我所住的市区以内，我常在弗鲁恩堡岛或称弗里堡岛（这是人们不久以后对它的称呼）一带散步，对这些异邦人的风俗习惯十分熟悉，甚至到现在，他们虽在我国住了将近整整一个世纪，却仍用葡萄牙语和意第绪语彼此寒暄，在使用我国语言（也应该是他们的语言）时，就仿佛它是一种不值得引起他们注意的外国语。所以我当然也完全了解那位著名的阿朗佐·本·伊曼纽尔医师，一般人称他为诊舌医生或看舌头先生。
他的真名不叫阿朗佐，他也不是他所伪装的意大利人，更不是一遇机会做便冒充的但丁的那位著名的犹太朋友的直系后裔。他是法兰克福一个医生的儿子，他自己也学过医生这一行，但后来，他爱上了一个基督徒姑娘，结果那姑娘并没有到他家当媳妇。当他试图同他钟爱的对象通信时，女方的父母喊来了警察，在法兰克福群众的一片喝采声中，那些警察把他推到了梅茵河里（如果你肯相信，当时是一月天），等他爬到一块大浮冰上的时候，警察向他开了枪。
警察没有打到他，但他永远离开了德国。他终于在一个曾到波伦亚师从马尔丕基学习解剖的法国医生那里找到一份差事。这孩子很有点小聪明，他在意大利那个著名的大学里读书的那两年中，就学得了相当多的医学知识，当时他白天给主人擦皮靴，利用夜晚时间阅读他的医学课本。后来这位法国人返回巴黎，伊尔·西格诺·多托·阿朗佐·本·伊曼纽尔继续向北流浪，终于来到这个建立在百万条死青鱼毫无价值的骨骼上的城市里，他到这里觉得十分安适，决定就在这个地方度过余生。
但由于这个城市似乎已经有了足够的医生和药剂师！所以莫利兹·斯克马尔兹（这是我后来发现的他的真实姓名）得出结论，认为如果他不想死在济贫院，就得设法标新立异，广泛引人注意。
他在他那有限的行李中，还带着一件他从前的主人丢弃的医生工作服。
另外他又置备一顶犹太法学家从前必戴的那种有檐的帽子，就这么一打扮，现在他就开始在弗里堡大街上兜揽生意，凭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一意第绪语和德语一希伯来语，宣称汹发现一种新的医病方法。凡愿把病医好的人，只需在自己房间的窗子里面伸出舌头让他看看。然后他便作出诊断，送给病人一些特效药。看病是免费的，但酌收药钱，抵偿药瓶、瓶塞和贴纸等等的成本。
长此以往，自有收获。此人不久便已发财致富。每天上午八点钟，他就来到这个著名的岛上，慢慢地从阿姆斯尔河走到威伦堡瓦尔河，然后再折回去。
他随带一个象煤炭一般的黑人，并诈称这人是阿拉伯人，是伊实玛利的一脉相传的后裔，而伊实玛利是夏甲的不幸的儿子，所以这个故事如果被居民中一部分基督徒听到，必会引起严重反感，但是这位先生一越过圣安桑奈水闸，进入基督教区，那个老实的黑人立即被改名为赛巴尔达斯，变成海军上将戴·鲁特在对突尼斯海盗的一次战斗中解放出来的一个努比亚奴隶，并诈称他来阿姆斯特丹，为的是按照海得堡教义问答接受正确的信仰方面的教诲。
很难相信，这个天才的骗子竟使犹太区居民产生那样深刻的印象，只要赛巴尔达斯又名夏加苏一摇响他左手拿的大铜铃（他右手提着一个小皮包，里面装着这位医生的假药），几十户人家的窗户便会打开，到处看见抱住小孩的焦急的母亲，她们举起孩子探身窗外（有一次，一个小孩当真跌到街上，但因摔在一个垃圾堆上，所以伤势不重），所有这些不幸的孩子都得向这位名医伸出舌头，医生奥秘地哭丧着脸，对舌头诊察几分钟，然后用一种听不懂的土话（想必是阿拉伯语）向他那位黑脸佣魔喊喳几句，于是那黑人便奔进病家住宅，给他们留下一瓶“万灵长生不老药”，换些钱来。若是男用药，索价一枚吉尔德，病者如果是女孩，则仅索铜板十枚。
有一次，我有机会化验了两瓶这种药，一瓶男用的和一瓶女用的。据我发现，其成分不外是一种无害的印度罗望子液和水的混合剂，每瓶仅值两分钱。但当我把这个数目告诉一个已经买了七十瓶药的人（一个十分可怜的屠夫，每星期至多赚三枚吉尔德）时，他却勃然大怒，言外之意说我企图摧垮我同行的营业，因为我妒忌他的成功。
这可能是毫无疑问的事。因为那位诊舌医生确实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不仅在行医方面如此，在社会方面亦然。远近四乡的人们向阿姆斯特丹蜂拥而来，有的请他看病，有的只欣赏一下他在这个冠冕堂皇的基督徒城市正中心所进行的娴熟的表演。
我不知道诸位市长为什么从未干涉他。不过看来市长们不是认为理睬他这种人有失尊严，便是相信（象从前的许多政府那样）闹出点笑话，对这些顽固的异教徒的灵魂会有好处，他们那样执迷地依恋他们自己喜欢的犹太人区，致使市长们往往让犹太人区自行其是，并要警察也这样做（除非遇到凶杀或强奸事件）。
但是葡萄牙籍犹太人远比他们的波兰籍和德国籍的邻居有教养，有修养，他们对这种滑稽戏感到深痛恶绝，竭力促使逮捕这个江湖医士，而且如果可能！希望把他从阿姆斯特丹驱逐出境。
然而市政厅对于他们的请愿和恳求继续装聋作哑，最后，他们自己动手处理，掀起一场十足的暴乱，当时倒楣的诊舌医生险些儿淹死在阿姆斯特尔河里（他似乎曾经企图拚命挣扎脱险），而且多亏警卫队那位军官足智多谋，一枪未发便恢复了秩序，否则当时无疑会有若干人牺牲。
但是这次事件引起了纷纷议论和惶惶不安。因为异邦人原是十分悲惨地来到我们这里寻求藏身之处，逃避外国迫害的，如今他们却对主人忘恩负义，在他们居住的城市正中心掀起对阵战，这还成什么世界？何况事情的起因，只是为了他们不能赞成或反对一个理应交由警察处理的傻老头？
犹太人中比较开明的人士（姑且不论他们生来就隶属的那种宗派），试图抚慰市政当局，答应尽力防止类似的失当事件的重演。但是那些犹太牧师们，特别是中欧、北欧教堂的牧师们，不愿听取任何和解，煽动他们的喽罗继续捣乱。最后，只得派武装警卫队巡视着整个犹太人区，为时达六星期以上，奉命执行这项额外任务的警卫对这件事愤恨至极，甚至扬言要烧光整个弗里堡岛。
前一年在莱登大为流行的鼠疫，这时又以变本加厉之势开始出现在阿姆斯特丹，这也许有助于使这批乌合之众趋于冷静。阿朗佐·本·伊曼纽尔医生受到一种温和的暗示，要他上别处施展他那种仁慈的医术，于是和平和秩序渐告恢复，但是许多人开始自问，事情将有怎样的结局。
“仅在不久以前，”他们这样议论道，“那些人还跪着来见我们，请求我们给予他们藏身之地，保护他们免受敌人的迫害，这一切我们都做了。况且我们允许他们信仰自由，虽然他们的信仰是对我国大多数公民的咒诅。后来他们要求允许他们开设肉铺，过自己的星期日，坚持穿那种和我们当时所穿的截然不同的衣服，而且继续使用过去曾是他们的残酷工头的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波兰人或德国人的语言，所以这些外国人中一百个里难得有一个会用荷兰文写一封普通的商业便函。而如今，在利用各种可能的方法表示了他们希望同这个使他们安居乐业的国家分裂之后，他们渐渐把法律掌握在自己手里，企图解决他们的私人争端，就仿佛他们拥有了这个城市，就仿佛上帝派给我们的长官并不存在，而他们倒可以凭着勤勉和智慧统治我们大家，这是绝对不行的！
“不，这是绝对不行的，如果他们继续这样胡个乱为，那末他们最好回里斯本，回马得里，回华沙，因为我们既不特别需要他们为感激我们的宽厚而对我们说声‘谢谢’，也不愿让我们的社会由这些傲慢的家伙来统治，他们是在我们从我国清除了他们和我们的共同敌人之后而来到我国的，如今他们却要坐享不劳而获的利益，况且试图对我们说，我们应该怎样管理自己的政府。”这种指责很欠公允，因为绝大多数犹太人，无论是葡萄牙籍或德国籍的，对于他们经常称为救星的那些人，几乎是狂热地感激，他们不但忠于我们整个国家，而且十分豪迈地倾向于他们所定居的城市。然而他们的牧师是一批任性的人，和我国正式教堂的牧师极为相象。他们通常都属于社会下层阶级，很少有机会从事买卖，所以才选择牧师的职业，因为这一行能为他们的野心提供出路。但是希望统治别人的傲慢的家伙，无不先从发现“不满情绪”入手，从而纠合他的喽罗；所以犹太牧师，同我国可爱的牧师们恰恰一样，永远在发掘危险的言论，据以发动最狂暴的攻击，而完全置真理于脑后。
这个时期是麦纳塞的倒楣日子，他几乎每天晚上都是在伦勃朗家里度过的，大抵是谈他的即将出版的那本书的插图，但事实上他之所以来，原因在于他不愿待在自己的书房里，因为在那里，他随时可能被他的一个同行犹太牧师的来访所搅扰。
可怜的麦纳塞！他最初的伟大梦想，是要找到在新世界的居民中间失踪的那些部落的后裔，这个梦想已成泡影。接着，为忘却他的苦闷，他埋头研究旧约全书，而且这件事他做得那样狂热，以致不久以后，他匣开始听到神秘的语声，后来有一天，他来到我们中间，大胆宣称他已偶然找到一本至今未被发现的预言书，它会使直到如今尚不理解的一切，全部了如指掌。
我深为他那种魔术所困惑，一直不大理解他到底在试图证明什么。不过他说的事总同尼布甲尼撤有关，甚或同尼布甲尼撒的梦有关，想必是一本讲述救世主的来临的预言书，这不是我们所崇拜的假救世主，而是尚未具形的真救世主，等等。
后来他又把那个巴比伦国王的梦，同大卫用来砸歌利亚的那块石头联系起来，同雅各做他那场著名的梦时用作枕头的那块石头联系起来，所有这一切都纠缠不清，但麦纳塞本人念念下忘他的新想法，所以劝伦勃朗（我想他很不乐意）为他的书作些插图，这本书将向不加怀疑而又漠不关心的世界解释这些秘密。
这本书是用西班牙文写成的，而不是用荷兰文，这也许就是伦勃朗不曾充分认识到他该画些什么插图的原因之一，以致作出些很不高明的插图。因为这一时期他自己困难重重，烦恼不堪，所以朋友们不便再对他说，这些插图如何低劣。但是这本尼布甲尼撒之梦的出版者作为一个商人，只从盈亏角度来看投机买卖，并不为这种高雅的艺术情趣所感动，索性把伦勃朗的插图扔掉，另请一位普通的穷画家作了一组版画，从一般观点来看，这组插图远比原来的令人满意。
但当这件事发生时，麦纳塞本人已不再待在我们中间。他的救世主的预告使他无法安静。他虽未找到失踪的部落，但他打算在伟大的预言实现时一定到场。他在阿姆斯特丹的处境已经不太愉快。凡·登·安德医生曾对我说，这个年轻的埃斯宾诺莎不久总有一天，会成为在我们城里犹太人中间造成严重困难的祸首；他这话说对了，麦纳塞不得不同意他的说法。但他为这一点而非常沮丧。
“那些犹太牧师，”麦纳塞抱怨道，“似乎已经忘记当我们在外国遭受许多年的痛苦和迫害时所认识到的一切。在这里，我们能够有自己的幸福的新家庭，而他们却全在提防出乱子。首先是德·阿科斯塔，不过他不太聪明，而且有点颠狂。但是埃斯宾诺莎这个人比我们大伙合在一起都更有头脑。牧师订不让他自由发展，而试图使他变成犹太人教堂的使者，变成一个穿黑色小外衣的小人物，每星期五的夜间他走到各家巡视，看他们是否把食橱收拾得干净整齐，看他们吃的是否以正当方法剁掉了头的鸡。真可怕！
“这位埃斯宾诺莎骄做不逊，他不肯屈服。他要反抗，于是基督徒们便会说：‘瞧那些犹太人，他们始终是这个样子。常常内哄，甚至同他们在尼布甲尼撒时代的做法一样。’说到尼布甲尼撒——我对你谈他的梦吗?”于是这个可怜的人便又撇开原来的话题，对你谈起他的伟大的发现。
可怜的老实人！不久他便离开我们，前往英国，因为那里又一次准许犹太人入境了，我相信这是四个或五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在伦敦，他为争取充分权利，使自己的同胞能在那个新共和国取得生存权而进行勇敢的胜利的奋斗。最初他常写信给我们——以流利的西班牙文和不甚流利的荷兰文写成的短函。后来他抱怨太忙，没空通信，因为护民卿已经赐予他年金，他当时可以把全部时间用在为救世主的来临准备道路的工作上，而救世主的出现，几乎随时都有可能。此后我们很久不曾得到他的消息。但在一六五七年夏天，我偶尔到维尔逗留几天，检查我继承叔祖的那些房屋的修理工作，因为房屋急待更换地板和楼梯。
一天清晨，米得堡的浸礼教牧师来访。他先请求原谅，因为在这样不适当的时候打扰了我，不过利导堡的医院里有个病人——他似乎是个犹太神学家——问起过我，因为知道我当时在维尔，所以他觉得有点责任转告我。我竭诚向他道谢，并和他一同步行返回米得堡，在中午到达了那里。那病人是麦纳塞。他生了一种肺病，当我走到他的床边时，他已经昏迷不醒。
我听说，他是在两天前到达弗拉兴岛的，随带着他那个死在英国的儿子塞穆尔的尸体，因为他想把他埋在阿姆斯特丹。他在到达弗拉兴岛之前已经得病，曾昏倒在送他上渡船前往另一岛屿的马车上。因而马车夫将他送进教堂。那里的女主管告诉一个牧师说，她收留了一个似乎是垂死的病人。但当似乎看出病人是个犹太人，况且又是个犹太牧师时，正式牧师们就几乎没有热情在病人的最后几小时中给予照料了。
这位浸礼教牧师在听说那个虔诚的女人的推断后，表示愿意伺候病人，他听见病人在发烧昏迷时一再提到我的名字，于是不辞劳苦跑到维尔通知我。
我们两人一同看护病人，到傍晚时，他清醒了一会儿。他认出是我。他微笑着咕哝道：“我喜欢我的阿姆斯特丹的所有的朋友。请转告他们这一点。并且叫他准备好。时候就要到啦。救世主要来了。他一定会来的！”麦纳塞就这样安静地与世长辞了，两天后，我们埋葬了他和他的儿子塞穆尔，
这就是一个善良而正直的人和我们一个忠实朋友的结局，正当我们一小伙人为一个较为理智和仁慈的世界而奋斗的时候，我们也未能拯救这个朋友，而我们这些人，又迫切需要他的耐心、幽默和从他那时常反复的沉吟中引来的一句令人满足的话语：“ja，am Ende ，wcnnwirnurWirkLiCKwUssteN ——如果我们早点知道就好了——如果我们早点知道就好了！”
第二十七章 我的儿子开始教育父亲
这时候伦勃朗的儿子小泰塔斯，已经长成一个将近十五岁的孩子，我自己的后代也己到了相当年龄，在这种时候，做父亲的总是望着他这个同长辈相象的小辈而自问：“我到底该让这孩子干哪一行？”说来遗憾，泰塔斯给伦勃朗的烦恼，比我那孩子给我的烦恼要多些。首先是，他一点都不强壮。他继承了父亲的脸型和母亲的娇弱——不仅是她那美丽的双手，纤细的骨骼，而且还有她那随弱的肺部，以及总的抵抗力的缺乏。这确实很不幸。如果翻一翻就好了！如果他继承了父亲的体质有多理想，他父亲的体格象一匹驾车的马，但面孔却象个善良、诚实、勤劳的铁匠或木匠，完全缺乏他的贵族夫人所有的妩媚与活泼。
让路易斯和我常常考虑这样的问题：总的说来，续承良好血统和受到良好教育这两点，究竟哪一点对人更有益，教育对出生于淳朴家境的人究竟能起多大作用，继承了良好血统的人是否可能完全辜负他的出身。后来我们两人得出结论，认为我们试图确立的任何规律，都有许多例外，所以我们最好撇开这个我们无力解决的课题。
讨论过程中，让路易斯忽然为“教育”想出一个非常聪明的新定义，说它和单纯的“才能”有所不同，因为他确定了一条规律，即“才能”可使一个人不受“教育”即能顺利做事，而“教育”则使一个人没有“才能”也能顺利做事。但是我忽然问他：”对的，不过这同我们所谈的题目有什么关系？”这时他回答：“完全无关，可是现在己是深夜两点多钟，一个人应该不再会讲得头头是道了。”我们于是就寝，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这是件憾事，因为就泰塔斯的情况而论，我觉得我面临一个至少我个人很难解决的问题。这个可怜的孩子从父母那里似乎恰恰继承了那些根本无可救药的弱点，设法使他顺利发展。他那副漂亮的外貌对他很少有用，因为他是个男孩；绘画天才他当然有，但很微弱，不显著，几乎看不出。
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乖乖的、有点温柔的男孩，待人彬彬有礼（这是亨德丽吉的教导，虽然我一直未能看出，她自己在哪里学会了这种礼貌），而且心地善良，但缺乏体力和精力。
我问他父亲，以后打算让他做什么，伦勃朗又用他那种草草结束同他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的一切话题的含糊的方法回答道：“哦，我想他会做个画家的。”我接着又问：“可是他将来怎样生活呢？”这时他说：“哦，可以的，我想他总有办法生活的。”说罢他又安静地续继画金匠约翰·路特马肖像，这幅肖像他已经画了很久，现在须全盘审查一遍。
但是那个天真而相当无能的可怜的孩子，将来在这个已被战争闹得天翻地覆的世界上怎能活下去？
他的父亲虽然有过很难做到收支平衡的时期，但至少曾在正常的世界上工作过。然而伦敦和约已经摧毁了全部原有物价。即使统治我国城市和农村多年、似乎已经根深蒂固、不可能遭遇任何意外的那些富商，也有很多人倒了运，从此一蹶不振，不得不放弃三四代以来已经习惯的奢华，恢复了远较朴素的生活方式。社会阶层较这类富商稍低的人们中间，也很少有人不曾受到那次大动乱的某种程度的影响。或者是他们的船只被英国人击毁，或者是在本应集中全力垄断大麻市场之时，他们却做了木材或军火的投机买卖，而同时，其他一些历史较短或野心较大，但也许不太保守而且无疑很欠慎重的商号，却在适当时机捞到了全部合法利润，大发横财。他们现在正在收买那些失策了的人们的城市房屋和乡下房屋，正在置备高贵的马车，偶尔还买件战袍，挂在那些车辆的门上。但是他们对家具、艺术和音乐的审美趣味，和他们在公共场合和私人交际中的举止一样低下，他们购买的绘画，几乎全部来自安特卫普和巴黎，那里的名副其实的绘画制造厂，这时都在为“荷兰趣味”开工。
软弱的小泰塔斯尽画些软弱的小肖像画（这是他父亲那些肖像画的无力的、因而也是拙劣的缩影），他将来怎能向这种繁荣的新时代里毫无教养的人们售出自己一件作品，是我很难预见的事情。不过这孩子年纪还很轻，等他到了成年，也许会决定做点别的事。
至于我自己的儿子，却从未引起过我的烦恼。他似乎根本没有继承任何人的任何特点，包括他的母亲和我个人，以及他的祖父和祖母。他倒很象他的曾祖父，即我的敬爱的祖父，我对这种生物学上的奇迹感到十分高兴。因为看到那些独立自主、热情充沛和富有能力的特质，又在同我自己有着如此密切的血肉关系的一个人身上显现出来，我觉得比什么都可喜。
这孩子对我从小就热爱的工作毫无兴趣。他对病人倒也很好，而且也以一种温和而欠明确的方式表示为他们难过。但他不喜欢他们。他自己十分健康，所以不可能对生病的人感到深切同情。他祖父的性格，也没有通过一种对军事的向往而在他身上表现出来。有一次他对我说，他不在乎打仗，不过打仗似乎是一种蠢事。它的破坏性太大——漫无目的，不符合讲求实际的趣味。他希望制造些东西。他希望不但用头脑，而且用双手制造些东西，因为他生就一些象钢钳般有力的手指，他喜欢使用它们。他从小就忙着做些风车、玩具马车和小疏浚机（这是我听说的，因为他出世后最初十年，我一直在美洲）。但当我从新阿姆斯特丹回来时，他已不再摆弄那些用他在海滨讨来或偷来的硬纸盒和破船帆做成的小小的磨粉机（他那忠实的保姆对这个过程，比对他在他那有点执拗和强横的经历中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更惊奇），他已经结束这种消磨时间的玩耍，渐渐把他的实际机械试验，列成某种抽象数学公式的各项——这种公式在我看来毫无意义，但他却对我解释说，它代表风速、木与木的摩擦和石与石的摩擦，以及其它一些我所永远不能理解的机械领域中错综复杂的细节。
他究竟在哪里学到了这一切，我一直未能发觉。我最初把他送进一个以善教拉丁文和希腊文而著名的学校。但是他在那里一无所得。他在上句法课时打瞌睡，他的笔记本里都是些新的升降机设计图，并没有可怕的希腊文动词，而这后一种知识却被公认为文人雅士的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每逢我向他说明这一点时，他只是作出痛苦不堪的表情，最令人难忘的一次是，他竟说我是在吹牛（他用了一种甚至更加不恭的说法，我决不能在这里重述），并且说，如果我这番话的意思是叫他在某个大学里消磨五年光阴，酗酒和追求城里的年轻女仆，以肯于光顾那些学府的游手好闲的青年人当时认为非常时髦的种种方式全盘葬送自己，那么，他就无意做什么文人雅士，他说，他同“母牛磨粉厂”（圣安桑奈城门外一家有名的磨粉厂，他常在那里消磨应该到校念书的许多时间）的厂主进行十分钟谈话，无论如何总比漫无目的地把一本枯燥的希腊文文法乱翻整整四年所学到的东西要多些。
于是我谈起古诗的优美，他沉着地望着我说：“但是，爸爸，你可听到过开足马力的磨粉厂的营营声吗？还会有什么声音比这更奥妙或更优美？”我这才开始发现了一件甚至亚当也必然明白的事情，而亚当当然并不是智力的明灯（可惜我们这位始祖是个如此愚笨的人！如果他是象雅各或约瑟那样聪明的人就好了！那么他在那场愚蠢的苹果斗技中，十拿九稳会击败那和华，但如今对这件无可挽救的蠢事，已经懊悔不及）。我逐渐明白，我们根本不能教会子女做任何事情。我们可以使他们受教育，希望他们能有所得。
但是他们究竟能够得到多少，取决于他们性情中某些神秘的因素，这种因素的实质，恐怕我们永远无法理解。
但是我完全知道，如果一个孩子对某些学科有一种明确的倾向”，那末纵有种种障碍，他也能“学得”那些学科。但是反言之，如果他没有这种“倾向”，他便会保持我们医生所说的“免疫力”，虽然我们能够尽量使他多受教育，他也永远不会使那门学科成为他的智力装备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过去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一直不象现在这样清楚，这是我的儿子试图在这方面教育我将近二十余年之后的结果。但总的讲来，我可以高兴他说，在我能够证实这一点之前，我早就怀疑这种教育原理的存在，而结果，我的孩子从未给我任何麻烦，我也尽可能不给他麻烦，因为我是他的父亲，所以或多或少也是他天生的对头。
可怜的伦勃朗！有时在星期日，我们带着我们的孩子出外散步时，我便替他难过。小泰塔斯总是满心不高兴，想要回家给他的绘画着色或看书。半小时后，他便抱怨说，他疲倦了。一小时后，他便坐下来哭，因为他实在太弱，很容易疲乏。
而我的那个野孩子，却总是一心一意摆弄他在前一星期搭配起来的机械装置——把它放在经常刮着劲风的阿姆斯特尔河的水中试验，并且常说总有一天，风车不仅可以抽水、磨粉和锯木，而且可以辗米、榨油和创造其它各种天晓得的奇迹。
这时泰塔斯总是望着他说：“我恨风车。它们难看。它们发出嘈杂的声音。”回答常常是：“哼！难看！它们就是有用！有用的东西就不难看。”伦勃朗虽然常听这种幼椎的谈话，但他似乎从未听出他们谈的是什么。“他们年幼，”他有时评论道。“他们两个将来都会抛弃这种看法的。”但是我对这话有怀疑。
可曾有人确实“抛弃”过甚至在他出生之日以前便已印入他的脑海的看法？
第二十八章 我们新建一座市政厅，伦勃朗为市政厅绘画功败垂成
一六五五年秋季，北欧局势不久即将导致危机这一事实，愈来愈见明朗。
我国波罗的海沿岸产粮区危在旦夕，那里的供应一旦断绝，我国人民必将饿死半数。
我想，全共和国对于作为一个民族或个人的波兰人稍有好感者不足百人，因为当时我国同瑞典人的关系一直非常真诚友好，况且波兰人是一种最明显最顽固的天主教徒，瑞典人则和我国的宗教信仰相同，虽然他们比较喜欢路德教派，不喜欢加尔文教派。然而一旦看到事关金钱问题，一切私人情面便全被草草弃置一旁，所以当但泽被国王查理的军队拿下时，我国一支舰人立即派往该城——城市收复了，并把它交还给波兰国王。
这种形势并不十分明显。甚至在这件事发生以后，我们仍被人为是同瑞典人和平相处的，德·威特阁下极力促成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两大强国，即瑞典和丹麦之间的联盟，而以尼德兰联邦共和国作为“忠诚的居间人’，维护这两个敌对国家之间的和平，防止它们互相残杀。
但是这个计划失败之惨，正如他在我们那次难忘的会见时向我解释过的英荷条约。在这两件事情上，都是阿姆斯特丹市粗暴地打乱了他的计划。州长是个“党派性很强的人”。他坚信“高尚人士”组成的政府，而这些“高尚人士”，当然都是他自己的亲属和亲属们的朋友，是我国各大城市的富商。
但是他是个才能卓著的人，有时他几乎不得不违反着自己的意志，暂时撇开他那一党的眼前利益；而在堤坝上新大楼里统治我们的各位市长，则相信世界仅限于本市的疆界以内，坚定不移地把他们自己的利润置于全国的利益之上。他们都是精明能干的长官，而且我要立即补充说，他们的政策照例符合于公认为对整个共和国最有利的那些政策。然而这是一种非常不幸的政府制度，因为它允许一个单独的城镇藐视其它各邻近城镇明确表达出来的愿望。
但从我国取得独立的初期起，情况一向如此，而且我想，这种情况将持续到最后一日，因为我不知道哪个人或哪个党有力改变这种局面，除非奥伦治王室的某个公爵能当上我国的国王，而这件事目前以乎不可能，因为那个家族只剩下一个人（另外还有住在我国北部的几个不足道的表亲），是个年轻孩子，况且患了严重的头痛症，看来注定活不太久。
在这个特殊的事例中，侥幸地证明阿姆斯特丹采取了较为明智的路线。
我的老友拜克尔兄弟去世后，市政便由凡·比宁根家族的一个成员接管。我国独立后最初半个世纪，给年轻人提供了许多良机。约翰·德·威特出任国家元首时，年仅二十八岁。康拉德·凡·比宁根在三十三岁时拥有的权力，已超过我们在历史书上看到的古希腊的许多独裁者。他所隶属的那个家属，非但对波罗的海的粮食贸易深感兴趣，而且对东印度群岛的香料买卖也很热衷，他本人对自己此后二十年间所担任的职务，具有非凡的才能，这既是天才，也是多年认真研究的结果。他仪表堂堂，又善于演说——遗憾的是，这种技能在我国社会上受到可悲的忽视，因为我国同胞对各种词藻优美的演说，往往皱起眉头，只对讲道坛上异乎寻常的变相演说是例外。
但是这位市长阁下对讲道不太热心。事实上，他是个思想很自由的人，据说（虽然没有人能提供真凭实据），他喜欢辛尼加和马卡斯·奥里拉斯的格言，不喜欢加尔文和诺克斯的格言。但因为他是个富豪，所以这种指责在过去仅限于暗中嘀咕，直到近年来，当他遭到家人的咒骂，说他颠狂了的时候，人们才逐渐稍较公开地谈论他的异教徒倾向。
但在我现在所叙述的一六五六年，没有一个神智清醒的人敢于暗示这种可能性。市长阁下能用全部的时间和充沛的精力，来实现他的计划，使波罗的海变成另一个须德海，变成一个为荷兰的利益所左右的湖泊。他的朋友，住在海牙的州长，大体上同意阿姆斯特丹观点，但主张进行时稍加慎重。他同海军的关系，比凡·比宁根密切，而且他知道，即使是装备良好的舰队，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也是一种很不可靠的东西，在紧要关头很少能依赖舰队。
骤然袭来的风暴和料想不到的大雾，就会使战争突然转胜为败。况且船只无法在一夜之间造茂。制造一条六七千吨的现代化大战舰，需要十四个月，但若不幸一炮打中火药库，战舰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便会葬身海底。
因此，虽然这位州长和阿姆斯特丹市长一样，急欲抑制瑞典君主的野心，使波罗的海产粮区继续对荷兰的贸易而开放，但他不大愿意拼上全部海军，去作这种冒险。
“英国会怎样做呢？”他向他的阿姆斯特丹的朋友问道。“如果英国护民卿利用时机，趁我国船只不在北方的时候，向荷兰海岸发动登陆，那会出现什么局面？”阿姆斯特丹的长官们回答他说，因为共和国同英国处于和平状态，甚至同那个国家签订了停战条约，所以我们不必对那方面担心害怕。
“国与国之间的公文算得了什么？”州长回答，“当一个民族认为进攻另一个民族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一张条约几时曾制止过他们这样做？”于是他引证许多事例，说明帝国、王国和共和国都曾把最神圣的条约当作废纸，因为这样做对它们有利，但是阿姆斯特丹不肯屈从。而且因为我们城市负担着荷兰州大半的捐税，又因为荷兰一州负负担着全共和国捐税的一半，所以阿姆斯特丹坚持自己的做法，我国海军连续五年一直忙于在北方作战。
在这次战争中，我获准提出的那些措施，有几条得到了实际试验，总的讲来，我欣慰地说。我的在船上工作的同行都很赞成，并热情地同我合作。
我本人参加了松德海峡的战役，当时在兰格尔指挥下的瑞典人吃了败仗，虽然我们也牺牲了一位最有才能的指挥官，即著名的韦特·德·韦斯，他有“海上野人”之称，说到做到，战无不胜，他象带有护身符一般闯过了许多次海上战斗。在这次，潮水把他的战船冲到岸边，他使战船迅速变为堡垒，进行自卫，一直战斗到他的部下伤亡殆尽，他本人受伤不支，奄奄一息。他的作为甚至在敌人中间也引起了无比敬佩，致使他们次日以庄重的军人葬礼将他的尸体送还我们。
我到场稍迟一步，未能同德·鲁伊特一同轰击努堡，并进入哥本哈根。
然而在我国这位海军上将驻守该城的那年冬天，我获准参观该城，发现这是个极为有趣的地方，觉得许多方面都很象我国城市阿姆斯特丹，但又深深感到这个民族远比我国同胞愉快开朗，而且地不象我国同胞那样倾向于暴行。
我觉得很难叙述这两个民族表面态度上沂以不同的原因。我听说，我们自从被放进“潮湿的摇篮’之时起，直到被送入水浸的墓穴之时止，终生生活在我国那片低地的恶劣气候中以及永无止境的雾里雨里，这就是我们那种沉闷的心情和沉闷的风气的主要成因。但是毫无疑问，丹麦首府的气候也非常恶劣，这地方同我国城市维尔一样，有如泥海上的一块浮冰。可见原因并不在这里。
另一些人对我说，“其不同音在于宗教。这些人是路德派教徒，而我们是加尔文教徒。”我愿意承认，我宁肯跟随威丁堡的改革者进行探索，不愿跟随他的日内瓦的同僚，但是我在这里看到的路德派牧师的所作所为，并未确切使我产生精神轻松的印象。的确，我发现他们很象我国的牧师——电许比较略有人情味，但也决不显著，而且极力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的那种欲望，和我国阿姆斯特丹的牧师同样恶劣。有个年轻人却给了我一个最适当的解答，他是海军上将凡·华生纳尔的一个助手。
这位上将是个大财主，奥勃达姆村的贵族，荷兰议会中的一个异教徒议员，海牙附近大片农田的地主，原是骑兵团长出身。但在最近一次荷英战争中，他忽然受命指挥舰队，初次上船时对于海军战略的无知，正如婴孩对于弹奏有键的乐器。
他所以能骤然摆升，是因为他是反对奥伦治王室那一党派的忠实支持者，而德·鲁伊特、特罗姆普、艾弗申以及其他海军将领、则均有倾向于那个小公爵的嫌疑。然而无论如何，这位马背上出身的海军上将，证明了自己是个非常能干而又足智多谋的人，他由于和霭可亲的态度和乐意听取部下建议而取得了他们的敬爱。
当我应召登上他的旗舰时，他正患严重的足痛风。四面透风的船舱对这样的病人来说，绝不是理想的住处，但他极其坚决地忍耐住疼痛，以大部分时间同他的助手玩西洋双六，后者研究出一种着实令人钦佩的输局的技巧。
这个年轻助手是一个伏列斯兰的贵族和一个法国女人的儿子，但他立誓不再回老家，因为那里每一平方英尺的空气，都象一千万法兰德斯金磅一样沉重。
他是个颇有才能的业余政治家，发展了一种使我深感兴趣的社会理论虽然我不久便认识到，就他所谈论的而言，大多是先有欲望，然后才产生了思想。
“我国的祸根，”每当我们在甲板上踱来踱去，等候那位面貌英俊但颇爱虚饰而且特别注重外表的海军上将结束梳洗打扮时，他便对我这样说，“就在于缺乏准则，这是没有宫廷的后果。就某些方面来说，这是我们的优点，但就其它许多方面而言，这是我们的人缺点之一。固然我们不致忽然被从床上抓起来，关进某个监狱的地牢，象我的一个姨夫曾经有过的遭遇。后来花费半年多的时间，才找到我的姨夫在什么地方，然后又经过荷兰议会和伏列斯兰的共同努力，并由州长亲自连写五封信，才把他保出来。事情的起因似乎仅仅是，当马萨体的一个女儿的法语讲得太拙劣的时候，他笑得有点太响亮了。这位红衣主教发觉了他的笑容，于是陛下便责成他的忠实仆人手持一张小小的羊皮纸文件，开始‘以国王的名义’问罪。
“好！可以放心，这种事决不可能发生在我国，我们把这一点算作优点。托上帝的福，我们没有君主。结果，我们的牧师就比较少，绞刑架也不象别国那样多。闯出的各种乱子，都是暴徒们干的事，而暴徒们又是受了牧师们的说教才颠狂到大肆破坏的地步，但这并不是莱个救世主一夜失眠或消化不良的结果。
“现在再谈我们的缺点。我们是个没有圆心的圆周。结果，从政治上说，我们彷徨不定，从社会上说，我们差得很远。我们被认为是个“国家”。巴黎或伦敦的那些可怜而天真的人，依然蒙在鼓里，以为我们是一个“国家”。总有一天、他们会发现我们根本不是个国家，而只是一些争论、号叫、斗争、吵闹的小省、城市和村落所组成的集团，各个组成单位又无不自命和俄国的大公领地相等；那时他们就会进攻我们，瓜分我们，就象马其顿的菲力普进攻所谓古希腊的独立民主国，并剥夺它侃的自由的做法一样。
“我们这些沿海居民是个快乐的海盗民族，谈到纪律全部格格不入，但是打起仗来个个英雄好汉，因此也许能够比波兰那样奇怪的内陆国存在得稍久一些，我们幸亏不是那种国家。今年上半年我曾在波兰度过整整六个月，或者说一百八十五天，那甲的每个车夫和脚夫，就权利而言都是伯爵或公爵，有权否决他所不喜欢的任何法令。
“不过我是在对你讲述我国社会制度的缺点。对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心所向的焦点——我们没有任何准则。行为准则、美的准则，风俗或习惯准则，对于天才来说可能都不需要，例如你常对我谈起的你那位画家朋友就是天才，他和他的厨娘同居，并且生了孩子，却仍若无其事地继续画画；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大才，我们没有准则，就会象海船没有罗盘那样迷失方向。
“还在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到过伦敦，威斯敏斯特谈判期间，  我又作为秘书到过那里。斯图亚特时代的伦敦和圆头党时代的伦敦，其差异令人难以置信。英王陛下的脑袋尚未砍掉时．我还很年轻，一个人很年轻的时候，总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不过那时这个民族尚且保有他们的风俗——他们尚且保有一种社会道德，这种道德告诉他们在各种情况下应当怎样行事，并推动整个社会机器运转得润滑而平稳，使各个有关方面皆大欢喜。
“但是两年前又去一看——天啊！真是截然不同！人们听到了那个社会机器发出咯吱声和嘈杂声。在街上遇到的男男女女，  似乎每人都创造了自己的一种行事规律，由于这种规律各不相同，结果便意味着继续摩擦——为互相冲突的利益闹得一团糟，使我觉得自己好象被我的叔父韦特马萨姆请出去看狗打架，我那位叔父是因他的许多狗而出名的，他一生的主要消遣，便是请亲友们去欣赏让那些畜生抢东西吃的场面。
“我们曾数次参见英国护民卿，我一生从未见过更风趣或更文雅的人。但这是因为他是个拥有土地的老派贵族，是在君主制度下长大的。
“然而再看法国或意大利吧，因为我相信你对我说过，你一度到过那里。这两个国家都有国王和宫廷，宫廷就是同保持文明有关的一切事物的准则所在。如果陛下决定不再用手指去抓古希腊牛肉，而要用叉子戳着吃，那么全国，至少那个希望被认为是文明的地区（其它地区无关重要），人们便争先恐后赶往银匠铺，为他们各自的家族中所有成员订制一些叉子。
“或者比方说，陛下希望给自己修建一座新官殿。他自己不懂砖瓦灰泥工程，于是把全国最优秀的建筑师召来，说‘先生们，尽力而为吧。’我并无意说，你我两人也部必然认为，按照我们本国的趣昧来说，这些人都是最优秀的建筑师，但这没关系，他们必是些最优秀的，否则他们就不会接到这项工作。
“或者说，陛下倾心于一个美女，想为她举行一次世人从未见过的盛大宴会。他把最高明的提琴手和最出色的舞蹈家都请来，说：‘先生们，是你们向我们显本领的时候了，请不要使我们失望，因为我们皇家的不赏识，就会是你们的名誉的致命伤。’他们岂不要绞尽可怜的脑汁取悦于陛下？我向你担保，他们一定会这样做。于是他们的音乐和他们的表演也就为所有其他人树立了一个标准。
“或者再比方说，陛下希望给他那枯燥的宫殿四壁增添生气。他先打听出谁是他那个王国里公认的最卓越的画家，然后要这些画家拿出调色反和画笔，为他画出最优秀的绘画。我再说一遍，这种‘最优秀的绘画’，如果按照他的审美趣味或我个人的审美趣味来说，可能不是‘最优秀的’，因为碰巧我们都是具有深刻的鉴别力的人，但它对于那些温顺的一群群臣民来说，至少是一种典范，那些臣民所有的审美知识，不会比我那条名叫尼罗的狗对如何捉鹳的知识更丰富。
“但结果却是一种令人高兴的行为准绳，喜剧、悲剧、绘画、雕刻、烹饪、舞蹈和恋爱的准绳。
“在我们的共和国里，也有少数人远远超过了这种准绳，因为我们决不是一个没有能力和才干的民族——我甚至可以说，它是有天才的民族。但是我们的‘准绳”太低。我们实际上没有准绳。我们有的只是每个城市和乡村的每条街道上每个男人和女人（有时是每个小孩）随心所欲而提出的准绳。这对他们来说倒非常好。这适合他们的要求。我们不喜欢这样做吗？很喜欢，我们自然懂得我们能够提出怎样的准绳！这么一来，当我们使自己上升到一个虔诚、繁荣和十分体面的国家地位时，我们在各项事业上都还保持住同我们的虔诚、繁荣以及高度的体面不相称的东西，还保持住我们四百年前的情况，即我们祖先用干草叉和大头棒打死你们祖先时的情况。我们依旧是一群粗鲁的乌合之众，自寻烦恼的愚笨的庄稼汉，不是欢笑便是呜咽，而且照例是，该哭的时候倒笑了，该笑的时候倒哭了?”
然而就在这时，海军上将梳洗已毕，请我入室，所以我一直未曾听完这番有趣的谈话。但我想，我懂得年轻的阿依兹玛的意思。丹麦是个由单独一个大城市所统治的国家，这个城市自从六百年前建成时起，一直是皇族住处，是全国各地人士前来求教的礼仪学府。而我们国内则是各自为政——争先恐后！当我返回阿姆斯特丹时，发现这种人人为己之风达到了顶峰。
近八年来，我们一直在修建新市政厅。威斯恃伐里亚和约签订后，我们的独立一经承认，雅柯·凡·堪宾便受命绘制新的市中心建筑图样。老市政厅被认为过于简陋，同我们这个宏伟的城市不相称。况且那座楼房已嫌太小，所以当它在一六五三年七月一个难忘的星期六夜晚烧毁时，不曾有一人感到惋惜，当时伦勃朗的朋友西克斯市长的一个堂兄弟，抢救了市立银行的帐簿，受到知恩的存户们终生的热情感谢。
堤坝上老市政厅废墟后面那个地区，八年来一直围以高高的板墙，使我们无法看到。同时我们却已听说围墙里面发生的许多奇闻，当时围墙也已变成绝好的广告，用以说明我国公立学校制度的严密，因为离地面一英尺高处，写满了通常的污秽之词，表明即使我国最年幼的儿童也会写字，而且拼得正确。
每个市民都确切知道，究竟有多少棵挪威松树已经埋入地下，以使这座楼房具有必要的坚固性（我是唯一的例外，没有记数字的头脑，但数目约在一万二千和一万四千棵之间，可以构成一个面积相当可观的松林）。而且每个市民都知道，底层的宽度和楼房的高度，以及房间数目（我记得包括三个不同的而且互相隔离的牢房）、烟囟数目和屋顶上用以防火的蓄水池数目，都被人们仔细地一再计算过。但是最使我们感兴趣的事情，则是所有这许多富丽堂皇的大厅的室内装饰计划，因为这里将是市长阁下的官邸，高级法院的所在，参议员、警察局长、收税官以及组成我们乐于称之为“长官”的其它许多显贵的为公处。这势必需要许多幅绘画，有谁会比伦勃朗更适于担负这个重任呢？他早已向他们表明，他善用巧妙的手法处理最复杂的题材：只要他对那个主题真正感兴趣，篇幅的大小和式样问题在他却可以迎刃而解。
所以自从我离美回国，就一直留意拜托所有可能对当局有影响的人士，请他们为伦勃朗进一言，因为他是这项重要任务的理想的候选人。我所接触的许多人都回答说：“对，这是个好主意。很好的主意。他就是道伊伦城堡里挂的那幅大画的作者？”于是毫无例外，他们个个应允尽力而为，至少要在打算约请本地画家绘制的绘画中让我的朋友接到若干订件。
但当我偶尔又遇到他们时，他们总是推诿搪塞。“哦，我们上次遇到第一市长阁下时，就向他提了名。”或者说“那间一百英尺长、一百二十英尺宽的客厅，正是该由伦勃朗去装饰的房间，不过屋顶尚未完全造好，所以无法判断光线效果，在屋顶完工前，不可能作出决定。”同时我得知，鲍尔、弗林克、约翰·里文斯和其他几位画家，都在各自的画室里忙于创作将会安排在这座新大楼里的肖像画和寓意画，约翰·布朗科斯特这时也即将提出为新审判庭的天花板而精心拟定的绘画计划。
一般公众对这桩事情并不太感兴趣。只要当局认为向某些画家订件适当，那又何须议论它？当局当然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绘画，而且当局当然知道得最清楚。
后来大家知道，所有必要的雕塑作品实际上部已委托一个安特卫普人阿伊特·癸林来完成，这时到处听见有人发问：“我们本国就没有艺术家能同外国人。一样做好这项工作？但是由于每一个自命为具有高雅情趣的人都承认，比利时画家比我国画家高明得多——题材不粗俗，处理裸体远较精细（而且癸林碰巧又是我们时代最有才能的雕塑家之一），所以这种责问从未受到重视，而且总的说来，一般人都极其热情地赞成他们的统治者的选择。
弗林克和鲍尔在跟伦勃朗做学生的时期，我就认识他们，这时我去拜访他们。他们都很忠于他们从前的老师，希望能对他有所帮助。然而他们两人都认为，如果他们试图为老师进行任何游说，都可能造成对当局计划的私人干涉，这对他们就等于自取灭亡。
“即使现在，”鲍尔坦白地对我说，“我们也随时部可能被某一个佛兰德斯人取而代之，因为他学鲁本斯的手法绘画，比我们高明。鲁本斯在这里是伟人。他和约丹斯是我们的英雄。伦勃朗呢？哼，他画得不是太浓重，便是太晦暗，再不就是太不怎么样，以致不能讨好于我们的公众。弗林克和我，以及曾经跟着我们这位老师学习过的所有的人，实际上都已经被迫改变了我们的技巧，变得稍带一些佛兰德斯风格，稍带一些鲁本斯风格——如果你能谅解——这是为了保持我们的订件人。如果我们一成不变，我们现在几乎要饿死，倘若你不信我的话，不妨去问任何一个画商，看他们是否有机会传出伦勃朗的画。不错。也常有人向意大利入售出了他的画。这也许是因为意大利的阳光灿烂，那里的人比我们能忍受稍较阴暗的东西。但是别的人呢？他们都不愿接触他。他们都不愿走近他。所以如果我们去见当局，提出伦勃朗的名字，他们就会时我们下逐客令，并要我们别管闲事，多做工作，而我们的工作就在于尽可能做到具有法兰德斯风格。”
我知道他们说得对，但仍不肯放弃机会。后来当我又到海牙时，我对德·威特阁下讲起了这件事。“我对这种事是外行，”他承认道，“而且如果让人知道，我竟敢提出涉及到纯系那个完全独立的城市的内部问题的建议，那还了得。假使有谣言说，我赞成黄色的窗帘，那些市长们立即便会下令把那里的每个窗帘部染成浅绿色。不，我无论如何不敢插嘴，不过我愿意写封信交你带给我的舅父。他是个理智的人，风雅的人，而且在本国不无威望。”这种说法十分谦和，因为尽人皆知，在阿姆斯特丹，不得到这位著名的波尔斯布鲁克村贵族的默许，任何事情都办不成。
这个称号是他在晚年获得的，因为他买得了波尔斯布鲁克村的领主权。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柯奈里斯·德·格拉伊夫作为平民时，已是远近闻名的阿姆斯特丹的无冕国王，而且是共和国里最有力量的人物之一。他其实并不是德·威特阁下的舅父，而是他的前妻温达拉·拜克尔的舅父。不过这井没有什么不同。即使这两个人毫无亲属关系，他们也必会真诚地互相景仰。因为他们两人在才智和廉洁上都远远超过一般人，又因为都不贪图表面荣誉或显职（职位已经很高，不愁没有荣誉），所以他们之间没有力单纯政策问题而发生冲突的危险。
这位波尔斯布鲁克村贵族是否同他著名的外甥女婿一样热衷于结党，或者是否暗中倾向于奥伦治王室，谁都不得而知。他从不吐露自己的心事，也许他是个造诣很深的哲学家，因而做了出色的政治家。他的事就在于监视阿姆斯特丹，使它继续作为欧洲最繁荣的城市，因此，他希望同在海牙举行会议的总议会所代表的共和国政府保持和好。他的外甥女婿由于姻亲关系而成为总议会中最有威望的人物。这确实是最好的配合。丈舅作外甥女婿的总顾问，外甥女婿向丈舅提供他那一隅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情报。由于这种协作，产生了丰功伟绩，有他两人在世时，全国一直丰衣足食。国泰民安，所以他们的合作时期，恐将作为我们共和国的黄金时代而永垂史册。
但对艺术问题，我发现他几乎也象他的外甥女婿所伪装的那样无能为力。
我在希伦渠畔他的寓所里找到了他，这是他在不再做布商而上升为富商时迁入的宅第。但是他的接待，可说是最为愉快和热诚的。像所有做大事的人一样，他似乎有充分时间应付每件事情，而且让我坐下之后，立即满怀同情，谈起我遭受的那次损失。“暴行，”他说，“彻头彻尾的暴行，完全不可宽赦。不过有什么办法？暴徒总是不时要找个牺牲者的。遗憾的是，这一次这种寻常的闪电（它几乎象伟大的宙斯神的闪电一样合乎道理）击中了我个人深切关怀的一个人。你必将得到全部赔偿。你必将得到你所损失的一切东西的全部赔偿。不幸这种事情进行得相当缓慢。这是我国这种政府最令人遗憾的方面之一。如果我们生活在君主制度下，这种错误以这里处理类似事件所需时间的四分之一即可解决。皇上签个字，困难便迎刃而解。但如果为着某种理由，皇上拒不签字，那你也就永远拿不到分文，你的子孙饿死在济贫院里，陛下也漠不关心。在这里，在我国的政府制度下，你至少有理由肯定，你在去世前总能拿到部分款子，你的儿子将能领得余数。我不知道政府做事为什么总是这样迟缓。但国库正象我在童年时代常用来捉黄鳝的那种巧妙的小圆篓，什么都能进得去，哪一样也休想出得来。不过我甘愿效劳，今天你有什么见教？”
我告以来意。他把双手朝上一挥，作出绝望的手势，“要求我做点别的事吧，”他说，“要求我做点容易的事，比如对皇帝宣战，或让东印度公司印出一份真实的去年的预算报告书。要求我派你到可汗的官廷去做全权大使。要求我让阿姆斯特尔河改道流入北海而不是须得海。但是请不要要求我在这种事情上拿我的地位和威信去冒险。”我呆望着他，哑然若失。这是波尔斯布鲁克村大贵族，不得他的许可（正如人们所常说），连老天都不敢在阿姆斯特丹下雨，而他竟向我这个可怜的医生坦白说，他不能为他的新市政厅向当代最伟大的画家订几幅画，为什么——到底为什么？我问了他。我虽问得谦恭而有礼，但毕竟问了他。究竟是怎样一些政治顾虑竟能使他给我一种如此令人失望的问答。
“怎样一些政治顾虑？”他忽然大嚷道，“政治算得了什么。我可以随意把任何人派到任何职位上，只要是政治方面的事情，但仅限于政治！而你谈的不是政治方面的事情。这是宗教方面——神学方面的事情，是我发誓终生回避的事情。”“但是，”我回答，“阁下当然不必要求伦勃朗画那种可能使教徒们震惊的寓意画。他最擅长肖像画。你一定需要很多肖像画来装饰新的市政厅。寓意画从来就不是他的特长。”“我的亲爱的医生，”他说，同时注视着我，他那种神情，我从前发现别人在听到我提出特别愚蠢的问题时，也都曾有过，“难道你还不明白底细？你也许认为，我们在市政厅大权独揽，为所欲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能这样做，但我们必须小心行事。我们的屋窗上毕竟还有几块破玻璃，要换掉它们颇费周折。牧师们依然在支配着我们哲学家往往易于忽视的群众。而群众不可忽视，特别是在象这样一个没有宫廷、因而也没有人身保障的城市里。我们的某些同事懂得这一点，而且利用这一点取得卓著的成效。我记得有一位伐尔基奈尔。他的父亲在东印度公司赚钱很多。他是我平生遇到的最无趣的一个人，脾气象鲟鱼咬住了人那样讨厌。但他颇有才智，野心很大。他希望继承凡·比宁根的职位，只要那个可怜的人在漫无止境的航海中遭到船舶失事。他在市参议员中没有朋友。但他需要一个党派——一个支持他的党派。我们眼看着他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教徒。他没有丝毫真正基督徒的气质，而且是个可恨而恶毒的人。但是每星期日——一日三次——你都能看见他坐在新教堂的座位上。
“那些‘卑贱的人’把他当作他们一个自己人加以崇拜。如果我建议向一个公开犯罪和自己女仆同居的人订制一幅官方需要的肖像画，那他会说些什么，或者不说什么？他只用给个暗示，牧师们便会把讲道坛捣得咚咚响，对那个新的撒旦掀起老一套雷鸣般的攻击，并以那个繁华部市的妓女为题大讲其道，可能终于会酿成流血事件。
“现在我还根本没有考虑，他是否可能在所有人们中间发现是你向我提出了这个建议。你不过是个医生，竟然企图让耶和华给人们派定的痛苦落空——你是个破坏圣像的人，企图解除女人的最悲惨的负担。哼，如果我胆敢提出凡·莱茵这个名字，让他画一幅画，那我们就势必要把这整个城市变成军营。
“要求我做点别的事，那甚至不等你表达出你的希望，我就会满口答应。但请让我安静地死去吧。我们的寿命不久就完了。我用大部分时间阅读历史书。每逢世界为理智控制五年之后，人类便坚持要它一连五百年服从他们的激情、偏见、愚蠢和自负的指挥。你看，我谈起这个题目就会滔滔不绝。人类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自己的愚蠢，但它又真实忠诚地喜爱这个敌人，就象那许多娶泼妇为妻的头脑简单的可怜虫，他们爱她，服从她，而她却使他们的生活变成一种人间地狱。
“我很愿意答应你的要求。我愿意发布命令，把新建的市政厅放火烧毁，只要这件事能使你高兴。但是至于向尊友凡·莱茵订件，这不行，我不肯这样做，因为我做不到。”我明白了他的谈话要点，谢谢他的招待，便告辞了。
新市政厅的落成典礼，举行很多仪式。老教堂举行礼拜，新教堂祈祷上帝，同市府有各种关系的全体要人列队游行，堤坝上公演文娱节日，乐声悠扬，一派爱国的表现和闹酒的气氛，一如此类场合常有的情景。我全天在家闷坐，晚上去访伦勃朗，帮他察亮几块铜板，因为这时他又一次为铜版画的热情所冲击，往往一天工作二十小时。
但在结束本章之前，我必须跃过几年，叙述许久以后发生的事情。
一六六○年二月，依然在为市政厅的大回廊进行装筛工作的果瓦尔特·弗林克逝世了。他病了很久，人们早就知道，他己无法完成他所开始的工作。
正在这时，我的老友和同事丢尔普医生出任阿姆斯特丹市出纳官。他在世上获得的荣誉远过于我，当时己是我们城里最受尊重的人物之一。不过我们两人始终保持着愉快真诚的交情，而且我知道，他很景仰伦勃朗，因为画家曾在二十多年前为他画过肖像，当时他们两人还部比较年轻，刚刚开始各自的事业。
从那时起，丢尔普从未会见伦勃朗，而且最近一次他需要画肖像时，却请一位外国画家做了这件事。虽然如此，我仍决定为伦勃朗进一言，因为这时市政厅已不再是新奇事物，没有人对它过分注意，只有因公前往市府的人和必须接待外国来宾的阿姆斯特丹本地人是例外，他们直接把客人从船上接到堤坝上，瞻仰这“世界第八奇观”，并对客人说，把守入口的大力士高擎的圆球里，至少可容三人因坐在一张中等大小的桌旁迸餐——总之，因为市政厅及其装饰工作已不再为公众及牧师之辈所注意，所以这位出色人物丢尔普答应实现我的希望，通知伦勃朗把他自己的学生未能完成的工作接下来。
要画的是一幅历史画，表达伟大的巴退维亚的英雄喀劳狄·西维里斯，他曾使我国摆脱罗马人的统治数年之久。全部事件当然发生在很久以前，没有人确切知道事情发生的地点或环境，但是每一个懂事知礼的孩子部能熟练他讲出日期：“纪元前一百年，罗马人入侵我国，纪元前五十年，喀劳狄·西维里斯使我国摆脱了罗马人的奴役。”伦勃朗表现的热情，低于我所意料。这个订件是他所谓的“饭后送来的芥末”，的确不错，仅仅作为变通之计而请他作画，不会使他很高兴。但他一动手，他的热情便迅速高涨。他断言，既然这是一次共谋反叛，那么场面必是在夜间、在黑暗中展开的，罗马人这时应该已经睡觉了。他挑选的一幅大画布将近六十英尺见方，这是他所采用的最大一幅画布，然后把这位巴退维亚族起义者画成一次盛宴上的中心人物，他正在宴会上向他的朋友和追随者解释他的即将进行的起义的计划。
要让整个场面沉浸在几盏油灯的亮光里这个问题，使他废寝忘食。他在这一点上花费了几个月的功夫，画出一种非常可怖而神秘的气氛，使我看了觉得惊异。一只眼睛的喀劳狄这个人物，在整个场面中占主导地位。他手中的宝剑闪出凶险之光。我期待着这件艺术作品产生巨大的感染力，渴望着它被挂在它的位置上的日子。
伦勃朗画这幅画，仅将拿到一千银市（不致多于弗林克所得），但我相信，这幅绘画将引起广泛议论，从而使他完全恢复他在邻居们心目中的地位，纯从实际观点未看，更重要的则是恢复他在画商心目中的地位。
但是市长诸君否定了它。他们断然而无礼地否定了它。有人说，喀劳狄·西维里斯看来太象汉尼拔。因为这位迦太基英雄也在战斗中打瞎了一只眼，他们这种责难不无借口，然而这对作为一件艺术作品的这幅绘画的价值，实际上毫不相干。
也有人说，它的色调太暗。还有人埋怨说，光线全画错了，没有人看见过会投下这种阴影的灯。这幅绘画根本没在大回廊里挂出。它立刻被送上顶楼，束之高阁，听候市长诸君有朝一日对这幅怪画另作处理，因为画幅太大，普通房间无法张挂；画得太美，凡夫俗子无法领会。直到今天，我仍未得知这幅绘画的下落。听说它被裁成四块，卖给了一个废物商。
约在一年前，我碰巧接待一个病人，他在上次驶往瑞典的航行中，跟凡·比宁根阁下做过秘书。他对我说，他在斯德哥尔摩看到过一幅画，很象我的墙上所挂的一幅草图。这里所说的草图，是《喀劳狄·西维里斯》的一小幅钢笔画稿，是若干年前我从伦勃朗的壁炉里拾起的（幸亏当时是夏天），伦勃朗在失望时把它扔在那里了。我问那个年轻人是否当真，他说的确不错。我问他那幅画有多大，他回答说，“约有你这个房间一边墙壁的一半大。”于是我请他较为详细地对我讲了那幅画的内容，后来我才明白，那是《喀劳狄·西维里斯》一画的中间的一部分。
但是那可能只是一幅临摹之作。不然就是那个年轻人看错了。因为虽然我曾向斯德哥尔摩写信，并在以后几年会见了从瑞典首都返国的每一个人，但始终未能发现那幅失去的杰作的线索。
弗林克死后在大回廊中留下的空位，被本地一个有才能的画家加以弥补，那人的名字我已遗忘。
伦勃朗只得把他所得的报酬让给这个年轻人，因为市长诸君认为，对一个实际上并未完成工作的人付以报酬，似乎有欠公平。
第二十九章 伦勃朗接待一位客人。原来他是破产管理法院的职员
说来奇怪，一个人在海上最容易忘记时间。况且我为视察我国波罗的海舰队而作的几次旅行，又是在不同定的时期进行的，因而使我对其中任何一次都没有很清楚的记忆。那几次旅行在我的记忆中变成了一个模糊的人斑点——它包括不舒适的船舱里不舒适的铺位，包括划向旗舰时的小船上潮湿而沮丧的可悲时刻，包括稍后便又划回海岸的那同一条小船上潮湿而沮丧的可悲时刻，包括同服务多年但很顽固的海军医生的争吵，包括船长们举行的愉快的宴会，他们终生只有一个愿望——邀请海军各部门首长来到他们的船上，然后让他们待在舱面参加大会战，还包括德国北部和丹麦的平坦的海岸边那些平稳的长帆船，以及那些不愿死亡但又不可能希望导救的伤病员，因为他们缺少最起码和最基本的医疗护理。
在这种模糊的记忆中，某些地方还穿插着短暂的休息时期，那是在岸上度过的一星期或两星期。在这些短暂的休息时期中，有一次，在为州长准备报告书而忙碌了一天之后，我决定出外散步，而我散步，总是一转弯就到伦勃朗的家里去。
那座房子看来与往常没有什么不同，但我一进去，立刻知道有点不对。
大门里边的桌子上放着两顶陌生的帽子，我听见楼上传来生客的吵闹声。我走进住室，发现亨德丽吉在安排小姑娘柯丽雅睡觉。她要我到房子旁边的小花园里等候她。不久以后，她就来找到了我。
“我们熬过了可怕的一天，”她一见面便这么说，“我累坏了。如果你不介意，我想跟你一起坐一会儿。”因为虽然我们都真心喜欢她，在各方面都真心把她当作伦勃朗的妻子看待，但是每当她同自己依然认为的社会上层阶级人物在一起时，她仍旧消除不了羞怯之感。
“出了什么事啦？”我问她。
“唉，还是那种常有的事。来了些讨帐的人。食品店的，卖面包的和卖肉的。接着又来一些讨帐的人。画商们，放高利贷的。他们的名字我都不知道，但是闹得挺可怕。”就在这时，伦勃朗来到了门廊里。
“我把那两位打发走了，”他说，“真不知道今天还会来多少讨帐的人。”
“也许没有人来了，”亨德丽吉说。
“不，只要他们一开始来，那就会整天络绎不绝。能给我弄点酒喝吗？家里还有没有烧酒？我得工作一整夜，把他们的搅扰弥补起来。”亨德丽吉拿来了烧酒。伦勃朗喝了两杯。
“这种日子真可怕，”伦勃朗说，“我刚刚开始画两幅新画，那些傻瓜就来同我谈还钱的事！哼，我还没有拿到分文呢。这是显而易见的事，不是吗？”这时又有人敲门。
“别去开，”伦勃朗对已经站起的亨德丽吉说，“别让他们进来。他们很快就会走开的。”“不过明天一早他们就又要来的。”“那我就能争取时间工作一个通宵。”“你近来做些什么？”我问他。
“大多是画油画。目前我在做一幅铜版画，金匠约翰·鲁特马的肖像。这是他的家人约定的。但其余的都是绘画。《圣经》上的题材。近来肖像画订件不多。而订件的人，又都不肯付钱。
“去年我为一个西班牙人画过一幅，是他女儿的肖像。他曾预付七十五枚吉尔德，后来他说，他认为画得不很象，要求退款。他至今还在约着律师追还定金。不，战争害得肖像画事业一蹶不振，况且我现在年岁大了，不肯坐在画架前让人指挥着画画，譬如他们要求画出手里拿一只死鹦鹉的小姑娘威米叶，要求小姑娘舒西叶的肖像一定得穿着那件褐黄和粉红的衣裳。即使肖像画上要画死鹦鹉，那我也要随自己的高兴把它安排在某个地方。所以我才要画《圣经》题材的绘画。我画这种画，模特儿不会跟我顶嘴。如果我想把约瑟夫安排在这里，把波提乏安排在那里，他们也不会说‘啊，先生，但是我们却想转个身，脸朝另一边。’我把他们安排在哪里，他们就待在哪里。当我画雅各为儿童祝福时，没有人要对我说，他床上的被单应该是什么颜色。”这一会儿外边那些敲门的人似乎已经失望了。至少他们总算不再敲了，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今天天气挺好，”我说，打算开始谈谈。但是这话却只激怒了他。“天气挺好？我的天哪！天气真太好了！是的，我相信，全天都有阳光，不过如果叫你过一天我这种日子——”“出了什么事啦？”“哼，还是那件旧事。”“来了些讨债的人？”“那已经不再是旧事。那已经成为一种传说。但这回是泰塔斯的事。”“不过那孩子身体挺好啊，不是吗？”“比从前好。但这回是他继承遗产的问题。”这时我才明白他谈的是什么。这就是我在洛德威克给我的那份报告中发现的那个问题。
长久以来我一直担心的事情似乎终于发生了。年轻的泰塔斯的舅父们和姨母们曾经要求算帐，而伦勃朗显然没有理睬这回事，并把他们的信件搁置一旁，甚至未曾分神作复。于是他们坚持公开检查他的帐目（而这个可怜的人却似乎根本没有听说过记帐这种事！），要查明他们外甥的那笔实际并不存在的财产是否至少有一部分依然原封未动，确实存在。后来他们又以依法起诉威胁他，并暗示说，他们将要求要孤儿事务院扣留布利街那所房屋，拍卖其中的财产，让泰塔斯得到他母亲的一份合法遗产。
这件事发生时，如果我在城里就好了，因为他很可能找我商量，我至少可以带他找一位能对他提出忠告的可靠的律师。但是伦勃朗惊慌失措，曾请求当时偶尔进入他的画室的第一个人为他找律师——“任何律师都可以”——而那人不巧是个名誉扫地的画商，他当时来访，是希望卖给伦勃朗一幅伪造的米开朗琪罗的作品。他回答说，“可以，某某人是个出色的律师。在他们哪一行级别最高。”他让伦勃朗去找了一位滑头律师。这人大概知道，事态已经不可挽救，但为至少捞到他的委托人的一部分可靠的诉讼费，他建议伦勃朗把布利街的房屋正式移交给泰塔斯，作为“这孩子继承的母亲遗产的一部分”。
这种移交的意义，在任何一个对这种事情不象伦勃朗那没有经验的人看来，都会是一目了然的。这是要欺骗其他债主而抚慰奥德林堡姻亲们的一种试图。这位律师怎样劝得伦勃朗同意采取这种下策，我不得而知，除非伦勃朗对所谈的事也许丝毫未加注意，而只是含糊而痛苦他说声“是”或“不”，问声“这件事要纠缠很久？现在我可以重新开始工作了吗？”但是要使这种移交成为“正式的”（泰培斯的舅父们和姨母们最乐意接受），那么移交契约当然必须交由孤儿事务院加以证明，这是一个有名的严格而认真的机关。
孤儿事务院诸君似乎并未提出问题，因为他们深知，如果房屋不再属于移交人，而多年来一直属于一伙债主，世上就不会有人敢于出面恭顺地请求他们把那座房屋登记为“孤儿财产”。但这次，这些可敬的人们错了。伦勃朗完全不懂处事方法，甚至没有想到对他们说，这座房屋已经高价抵押出去。
移交办妥之后，次日早晨，所有其他债主当然都知道了这件事。当时如果说是火上加油，还算温和的讲法。我在前厅看到的那两顶帽子，便是两个大债主脱下的。他们坚决要进来。他们称伦勃朗为骗子，我很唯责怪他们怒火太盛。他们要求在二十四小时内撤销那张把父亲的房屋作为母亲的部分遗产而移交给泰塔斯的契约，他们威胁说，如果他不立即给他们出一张字据，答应办到这一点，他们当天就要向破产管理法院递状子控告他。
伦勃朗失神地听完他们的话，然后清他们稍候一时。他要去问问亨德丽吉，究竟应当怎么办。但是画室的门一直是开着的，光线还很亮。当他从那扇敞开的门前经过时，忽然发现了他久已想在波提乏的着色头巾上加以修改的地方。他拿起画笔，进行这种小小的修改。这么一来，他把他的客人忘得一干二净，一直继续工作，后来听得大门砰然一声响，他才忽然想起他方才上楼来的原因。
最初，他对自己的失礼颇觉难堪，但在傍晚我看到他的时候，他的烦恼已经化为快乐。
“他们总该满足了，”他说，“他们在这样一个好日子打搅了我，总该满足了。现在他们大概要让我安静了。”然而就在这时，又有人在敲大门，那种敲法听来出自官方，不容置之不理。
“我去开门吧，“亨德丽吉说“你最好去吧，”我接着说。
“嗯，好吧，”伦勃朗就这么说了一句。
稍后，亨德丽吉转回来。后面跟来一个身穿黄褐色长外衣的小子，看来极象一个案件承办人的助手。
“我可以同伦勃朗·凡·莱茵先生说句话吗？”那小子问道。
“不必客气，”伦勃朗粗暴地回答，“什么事？”“没有别的，就只把这个交给你。”伦勃朗不知不觉接过了案件承办人助手递给他的一个黄色大信封。
“什么东西？”他问。
“破产通知书，”穿黄褐色外衣的差役回答。
“哦，”伦勃朗说，“来得这么快？不过我想你也没有什么办法。”“我的确没有办法，先生！”那小子说，“这碰巧是我的差事。”“那么也许你要喝杯酒？”“那我决不反对。”亨德丽吉又拿一个杯子来。伦勃朗把它斟满，但他自己并没有喝。
“祝你健康，”那小子说，只见他举起杯来一饮而尽，用手背擦了擦嘴。
然后他深深鞠个躬，向我们大家道了晚安。稍后，我们听见他砰然一声关上了大门，四周安静如常，后来南教堂上开始报时的钟声打破了沉寂。
“几点钟了？”伦勃朗问，“近来天黑得这么晚。”“十点了。”我数着钟声回答说。“那我还是回画室去吧。我想，我得过一段艰难的日子了。不过我还年轻。我画画把自己画进了这种困境。现在我要再把自己画出这种困境。”但他从未做到。
从那天起，直到逝世之时，他一直是个“债务未清的破产者”。
第三十章 布利街的房屋悄然屹立，空无一人
第二大，我们五六个人，都是情勃朗的好朋友，聚在他家商量对策。我们知道，拯救这条正在沉没的船舶的一切努力都将无济于事。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怎样才能使这条注定沉没的船上乘客尽快转移到别的船上，而且除非万不得已，不再引起任何人的烦恼。
他们一家人在这座房子里住不下去了，因为他们不得触摸任何一样东西，破产管理法院的职员现在随时可能来开清单，登记全部家具和绘画。然后甚至将不许他们睡在自己的床上。我表示欢迎亨德丽吉和小姑娘柯奈丽雅到我家去住。她们可以住在我的房间里，泰塔斯可以和我的儿子同住一间屋子。朋友们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因为柯奈丽雅才只两岁，还需加以照料，况且又不是一个很壮实的女孩。
伦勃朗还有待安排。我们必须给他找个住处，因为如果让他自己想办法，天晓得他会怎么力。他看到这次灾难的逐渐临头，想必至少已有十年之久。
但在那个身穿黄褐色外衣的案件承办人助手递给他那个黄色大信封之前，他始终未曾明确地认识到情况究竟如何严重。事后他却又一直漫无目的地在家里走来走去——不时拿起他收藏的一幅又一幅绘画，双手捧着它，长久地细级观看，好象是在同它道别。我们只得照看着他，全当他是个小孩子，而对泰塔斯，我们谁也不曾过分注意，但这时他却象个成年人一样忽然挺身而出，派人去找面包师、食品商和菜商，简单扼要地向他们说明事态，同他们达成协议，这使他父亲至少又能把债务多拖几天。
后来有个人（我想这是弗兰新，是画商，不是他的做医生的哥哥）说：“卡尔弗街有个好地方，叫做‘基塞斯克隆旅馆’。它是一个名叫斯库尔曼的人的产业，房钱不太贵。地方挺大。我想那里从前是个孤儿院。如果这里的一切必须卖掉”（他向四周指划着说），“拍卖的事不妨就在那里进行，同时伦勃朗也可以住在那里。”我打断了他的话。“拍卖这一切的时候让他在场，会不会使他很痛心？”但是弗兰新不象我这样注重情感。“当然会的，”他回答，“不过目前如何保全他的感情，没有如何保全他的家人来得重要。如果有他在场，或者商人们知道他在左近，那么他们就不敢象他们知道他不在场时那样，还价还得很低。其他各位先生意下如何？”其他朋友都同意，我也能看出弗兰新的说法有道理。为了证明我真心赞成这个办法，我表示愿意对伦勃朗说明我们为他和他的一家人拟定的计划。
我发现他在画室里擦拭他的调色板。“我想，这些东西都不再属于我了，”他说，“我想，严格地说，我甚至不能触摸它们。但我不能让它们糟蹋了。它们一直是我的很忠实的仆人。”我肯定地对他说，没有人会反对他整理工具，即使最严厉的公证人，也不致这样做。然后我把我们为他和他的一家人作出的决定告诉了他。他一面细心地擦刮他的大圆调色板上的颜料，一面听着，只是点头。“我们应当在什么时候离开？”他问。
“哦，这倒不必太匆忙。一星期或者十天之内都可以。”“为什么不今天就走？你知道的，既然这一切都要从我手里给拿走，那么再在这里待下去我是受不了啦。”“那好吧，”我回答，“我去问问亨德丽吉。”
我看见她正在柯奈丽雅的房间里收拾衣物。她十分冷静而沉着。“这对我实在算不了什么，”她解释说，“我一向很穷，老实对你说，这种阔日子我倒有点过不惯。不过这会使他非常难过。他的心就都在这些东西里头呢。但愿这不会使他有三长两短。”我对她说，我想不至于如此。他出身于坚强的家族，比大多数人都更能经得起打击，然后我又回到会议上报告说，我们已经决定了。其他几位朋友这才动身回去，只有诗人基里迈斯·德·德克尔和我留下来，看看是否还能帮些忙。我派泰塔斯上奥得·斯堪斯街那个木匠铺去租一辆大车，并要木匠派个助手来，把亨德丽吉的东西、泰塔斯的小箱子和柯奈丽雅的摇篮拉到邻街我家去。我请德·德克尔送她们去，让她们安全地到达新的住处。然后我上楼帮助伦勃朗，把几件新衣服、鞋子、衬衫、床单和毯子装到一个小小的旅行皮箱里。
装好之后，他又回到画室“我想，这些东西我一样都不能拿，”他说。我对他说，我想恐怕不能。
他拿起一根医生用的大针，这是我从前动小手术使用的工具，后来用得太钝了，而伦勃朗当时常常抱怨说，他简直买不到真正适于进行干刻的钢针，于是我便把这根针给了他。他拿出这根针让我看看，并问道：“这是你送给我的，是不是？”“不，”我回答，“我只是借给你用一用。”“那么这仍然是你的东西？”“当然是的！”“你肯让我再借用一个时期吗？”“很乐意。”我看见他在屋角那张小桌上一些剩余的旧颜料管和旧画笔之间翻寻一会儿，后来找出一个旧木塞。
“我只想从债主们手里骗去这个软木塞，”他说，把那根钢针戳在软木塞里，免得碰弯了针头，“还要骗去这块铜板。他们不会发现屋里有什么两样的，如果他们发现了，那他们就能为这事送我蹲监狱。不过现在我总算有点活干了，这可以使我熬过今后的几个星期。”他把钢针和铜板装到衣袋里。
我提起他的小皮箱下了楼。外面有人敲门。我开了门。两个身披黑色短斗篷的人站在门阶上。我问他们有何贵干。
“我们是破产管理法院的，要来开列财产清单，”他们回答。
“这未免太快了吧？”我问他们。
“对的，”他们回答，“不过有些债主深怕如果我们不快点来，一部分财产就可能找不到了。”我发现伦勃朗这时就在我的背后站着，这使我惊慌不安。他不可能没听到那最后一句话。我看见他从口袋里掏出了那块小铜版，把它递给那两个人中间年长的一位。“你说得对，”他说，“我正打算把这样东西偷走。你最好拿去吧。”但是那个职员摇了摇头。
“我们懂得你的心情，”他出乎我意料之外，颇为尊敬地说。“我们确切懂得你的心情，先生。你不是我所遇到的处于这种不幸境遇的第一个人，而且你多半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但请快活起来，不必为这事过于伤心。你是个有名的人。几年以后，你就会坐着自己的四驾马车再回到这里来。”他毕恭毕敬地向画家行个礼，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和一支铅笔，简短地说，“我相信，你能原谅我，”于是他便开始登记财产：
“前厅里有一幅绘画——作者是谁？——阿德里安·布劳威的作品，画的是——”但这时我己镇静地握住伦勃朗的手臂，把他推向门口。我们在门阶上站了一会儿，相对无语，然后我们两人抬着那个沉甸甸的小皮箱，转身向左走去。
伦勃朗再也没有走进过他那座房子。
两年后，房子卖给一个鞋商，他把它分隔成两小套房间，一套自住，另一套租给一个肉商。据我所知，他们目前仍然住在那里。不过我不能肯定，因为已有十年以上，我从未踏进过安桑奈·布利街。一个人在某条街道或某座房子里过了幸福的生活，那地方就会变得很神圣。但当那种幸福一旦消失，那里就只剩下凄凉的记忆。而且一个人不应当在去世的人们中间浪费过多的光阴。在世的人们远较迫切地需要我们。
第三十一章 伦勃朗显露出渐趋衰老的迹象
一六五七年的大部分时间，我是随同舰队在北海和波罗的海各地度过的。我的儿子竟是一个间断无常但诚实可靠的通讯员。他的书信并不全是缀字的范本，文章风格颇象建筑师为砌砖匠写的说明书，但他照例能把他认为我所关心的事情告诉我，所以我始终能够得到有关我自己一家人和我们的朋友的眷属的一切情形的详细报告。
亨德丽吉仍然住在霍特渠畔。最初我曾担心，她和我忠实的女仆苒蒂之间可能会发生纠纷。因为仆人们照例不会和睦对待她们的阶级中被认为混得较好的一些人，而且对这后一种人的任何“骄傲”都很过敏。但首先，亨德丽吉是最淳朴的一个人，她所遭到的不幸，也已使大多数人愿意忘掉，她仅仅是靠了一般的好感所驱使，而不是凭着结婚登记员交给她的盖了官印装进封套的证书当上凡·莱茵夫人的。
其次，苒蒂也是一个善良的人，十分喜欢那个有如衣裳和笑脸结合而成的小姑娘柯奈丽雅，两个女人和睦地住在同一座房子里，从未造成丝毫的摩擦或妒忌。至于那两个男孩，因为他们的爱好截然不同，所以也很容易保持友好。泰塔斯总是抱住他的颜料盒。我自己的孩子老在摆弄他的风车和进行计算，他们只在吃饭时才会相遇，有时也到迪埃麦米尔或奥德凯克（斯宾诺莎仍然和他的朋友丢尔普一家人住在那里，两个孩子总认为到那里白吃一顿绝无问题）去散步，但在其余时间，他们根本互不相干，很少惹长辈生气。
伦勃朗的处境稍较困难。他在基塞斯克隆旅馆租得一个很好的房间，但他很孤寂，并抱怨无法工作。我提议把我的工作室收拾一下，作为他的画室，但他说光线不好，他不能用，后来他又一次去见那位在把他的房屋移交给泰塔斯一事中曾给他做顾问的小小的滑头律师（正是那次事件，险些儿使他进监狱），那人显然颇费口舌地对他说，他本来无须那样慌张——他有充分的合法权利继续住在他的房子里，直到确实要开始拍卖的时候再迁出。他在焦急沮丧之时，竟相信了那人的话，并去拜访德·德克尔和弗兰新，责问他们当时为什么要他做出他根本不必做的事情，他很不同意那样做。
他们十分真诚地回答他说，他们要他及早迁出，只因为他们深怕如果继续住在那座房子里，会使他遭受许多不必要的痛苦，何况他的东西几乎随时可能开始拍卖，那时他将被迫在更为悲惨的情势下离开。
但他不相信他们；反而含糊地谈起原有的一个计划（究竟什么计划，他并没有讲明），后来他锁起房门，往往一连几天不出去——大量喝酒，以致危害健康，有时连续几整天蒙头睡觉，有时则又日夜不停地全力做铜版画，致使他开始感到目力不济。这后一条消息丝毫没有使我感到奇怪，因为借助于一支闪烁的烛光在耀眼欲花的铜版上刻划极细的线条，比任何工作都更伤眼睛。
幸而后来的一封信带来了较好的消息。
伦勃朗离开了他的旅馆，并且在他的家具和艺术珍品开始拍卖之前，不再到那里去住。他终于接受我的建议，搬到我的书房来住，而且又在画画了。
他的手又一次握住了画笔，于是他的大部分烦恼立即消失净尽，就象鸭背上的水珠那样一滚而下。他已不再借酒浇愁。他头脑十分清醒，一如往昔，但他依然抱怨说，他觉得不很舒畅，老在惦记拍卖他的财产的事情。每星期他至少要派泰塔斯或我的儿子上破产管理法院去一趟，打听几时开始拍卖，但他每次都听到这样的答复：“还没有开始。要再等几个星期。时候不对。我们一定要等战争影响进一步减弱，我们才能卖得较高的价钱。”这段时期他只得在捉摸不定的苦境中等待，因为他能指望的摆脱束缚的唯一办法，就只有赖于那次拍卖。如能卖得足够的钱，他就可以偿还债务，不再受法院追究。如果卖不到足够的钱，他将仍是一个破产者，而他所画的每一幅肖像和他所做的每一幅蚀刻，都将为债主们所有。
终于，在一六五七年秋天，监督官派托马斯·雅各松·哈林夫尽快地趁有利时机开始拍卖。伦勃朗又迁回基塞斯隆旅馆等待。但最初几次零星交易表明，公众尚未从最近一次战争灾难中恢复元气，一星期后，哈林夫去见监督官，建议大多数物品留待翌年出售，那时将有机会卖到目前价格的两倍或三倍。
监督官同意这个要求，于是伦勃朗小心慎重、严加鉴别而且付出巨款收集来的绘画、素描和蚀刻，才回到贮藏室。
这时债主们继续举行非正式会议，想出无数小小的诡计，使他们自己被列入优先选购的名单。但是这一切我都不得而知，仅在同朋友们谈话时偶尔听到三言两语。这时就伦勃朗而言，他那一阶段的生活已成既往——已经一去不返——已被置于脑后，仿佛并无此事。他知道，他的收藏都很珍贵，而且断定，既然交由他个人的一个朋友哈林夫作有效的处理，卖得之数必将远远超过他的负债。只要债主们从此不再纠缠他，让他能够安静地工作，为亨德丽吉和两个孩子争点零钱以资糊口，一切都将好转，但是债主们必须等待——他们必须等待，别来打扰他，别再不分早晨、中午和夜晚，来和他纠缠不情。
折磨他的人们继续不断地打扰他，最后他愤恨已极，叫苒蒂别再开门，除非她事先断定，来访者是个私人朋友，而不是那一帮讨债的人。一六五八年春天就是这样度过的，同时北欧战事正在迅速趋向最后结局，这时因为我已完成我所能希望做到的一切，所以返回阿姆斯特丹。我发现我那里住的是一个快乐的小家庭，伦勃朗画画，亨德丽吉照应柯亲丽雅，并且尽可能做些杂务（因为她仍然常常生病），我的儿子在设计一种载客帆船，它和斯特文所发明的截然不同，因为它还能逆风行驶，泰塔斯在用颜料画些小幅绘画，可惜它们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独到之处。
我们让两个男孩搬到顶楼上睡（这个变动倒使他们很高兴），我住他们的房间，第二天午饭后，我和伦勃朗畅叙别后，听他诉苦。因为被这闲着等待了漫长的一年，对他并没有什么好处，当他第一次向我倾吐积愫时，看来他似乎己生了格林和希波革拉第所知道的各种疾病。他头痛。两臂上觉得有百万只小蚂蚁上下爬动。他的手指发抖，就仿佛给冻坏了。只要静坐十分钟，他的两脚便失去知觉。他的脊背和前胸都发痛，他相信自己也要死于把萨丝佳送进坟墓的那种疾病。然而最使他痛苦的，则是他认为自己的骨头有毛病的这种奇怪想法，据他自己说，他的骨头在“溶化”，不久总有一天，他就完全没有了骨头，他就会软瘫在街上，死在那里给抬回来。
他究竟在哪里、从谁口中和怎样得到了这种念头，认为有这种疾病，我不得而知，除非他是从集市上某个江湖庸医那里听来的，那种庸医可能用“四分五裂的人”的老故事，企图吓唬他的听众，向他们兜售他的“长生不老药”。
不久我便看出，这个可怜的病人之所以有这些症状，其原因不外乎长年坐着不动，过于孤寂，以及饮食无常而不讲营养的坏习惯，结果产生一种过分专一而深刻地思虑他的病痛和债务的倾向。但是我从实际经验中知道，即使我对他说，“快活起来，我的朋友，这一切完全是因为想得太多。在新鲜空气和阳光之下游玩几天，你就会恢复健康”，这话也不起作用。我希望能够医好他的病，但需开始做这件事，就有待于他的财产拍卖变成事实，使他确切摆脱今后一切责任，其次还有待于他取得一种新的伟大成就，有待于全体公众表示承认他，从而使他觉得，他在邻居们的心目中毕竟有些威望，而并非象他这一时期所认为的那样，完全被他们遗忘了。
这个时期我只能踌躇，但愿他那深为忧伤的心情不致使他自尽。我十分小心地看守着他。每逢他出外散步，我必亲自陪同，或派我的儿子跟他去。
起初我还曾建议，等让一路易斯下次再作著名的海上探险之时，让伦勃朗和他同去，但不久，我不得不放弃这个意见，因为伦勃朗仍和往常一样厌恶船上生活，而已他抱怨说，他宁愿坐在监狱里（但仅指陆地上的牢房），受尽世上最残酷的折磨，也不愿去听那位当代最出色的法国人妙语如珠的谈话，而一旦他去航海，就不得不听这种谈话了。
另一方面，让路易斯却说，在那个以前的划船奴隶把航海秘密传授给他之后，他才完全懂得了他的生活意义。至于我个人，每逢星期日不是到瓦特格拉夫斯米尔和阿姆斯特尔河沿岸散步，便是在须德海上旅行。这个时期我在等待，伦勃朗在等待，亨德丽吉也在等待，我们一直等到一六五八年秋天，亦即他第一次被宣布为破产者之后整整两年之时，最后一个箱子，最后一幅绘画，最后一部蚀刻印刷机和最后六把椅子才终于拍卖出手，并由它们的新的主人从基塞斯克隆旅馆搬了出去。
荷兰、法国、意大利和德国蚀刻家的铜版画，都是伦勃朗严加鉴别，至少花了二十年心血收集来的（因为他购买第一批蚀刻画时，还仅是一个小孩子），这批著名的收藏品，在那年九月二十四日拿出拍卖。破产管理法院的会计员们顿时忙得不可开交，几星期后，我们就可以比较数字了。
据伦勃朗自己说（但在有关财务的各种事情上，他是一个最不可靠的指导人），他购买这些艺术珍品，总共花了三万至三万五千吉尔德。据法院职员们估计（这些人在估计时一贯很保守），卖得之数当在一万三千吉尔德左右，至少可以满足那些催逼最紧的债主们，使伦勃朗摆脱任何债务之累，有机会重新开始工作。但按照所有东西廉价售出之后开来的清单，伦勃朗实得之数不足五千吉尔德，或者说是他原来花费的七分之一左右。
房子卖得比较讨巧。购买房子的鞋商里文·西蒙斯出了一万一千吉尔德。
泰塔斯的亲戚们（经过一场激烈的诉讼）为他们年轻的外甥从中争去七千吉尔德。泰塔斯这时有了个正式监护人（名叫约翰·维尔乌特，一个老好人，就职业和爱好而言，是个公务员），但他此后始终孝顺父亲，令人感动，虽然在他母亲的亲属们看来，父亲只是一个败家子和无用的画匠，但在他看来，则是任何孩子从未有过的最好的和最仁慈的父亲。
第三十二章 亨德丽吉要求做事
情况非但未曾因为作出这次惨痛牺牲而有所改善，反而变得严重多了。
债主们依然在我家门外兜来兜去，象豺狼那样顽固地日夜围住我的住宅，一看到伦勃朗画出新画，他们便攫为己有。我认识破产管理法院的两位职员，所以去拜访他们，我发现，他们很了解甚至同情我们的处境，但要提出解决办法，对他们来说绝无可能。
我们的国家虽则背弃了古老的信仰，取缔了旧有的圣哲，然而他们的地位却又为一个新的神灵所占据，它的名字就叫做“崇拜资财”。小孩们不再祈祷往日以“你们要学仁爱”一语教导他们的那些过时的圣男圣女，却毕恭毕敬地跪倒在一个严厉冷酷的神灵面前，这个神灵对他们说，“你们要学发财。”这种变革究竟变好了还是变坏了，我在这里不能断言。我只愿意说，这种变革确已发生，凡未考虑到有此神存在的人们，全都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
伦勃朗为内在的创作欲望所驱使，只知道疯狂地画画；他能看到在他之前从来没人想到过的东西，可惜对这件事一无所知！善男信女们从早到晚乃至半夜三更，都在争先恐后奔向那个新的神灵的庙宇，而他经过那里，却竟视而不见。
他受到了惩罚。他被驱逐在外。
他永远恢复不了他在社会上层人士心目中的地位。（可叹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我们这些热爱他而不计较他的多次失败（原因也许有几分就在于这些失败）的人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使他的晚年过得比较幸福？而当我们似乎全都拿不出主意之时，倒是忠实的亨德丽吉向我们指出了摆脱困境的道路。
她身体很不健康。逆境给了她一次可怕的打击，她迅速地衰弱下去。伦勃朗认为，他自己是个病重的人，已经日薄西山，他总是对亨德丽吉说，在他去世以后，她应当怎样照应泰塔斯和小姑娘柯奈丽雅，但我知道，他的寿命比她长得多，而她虽然从不叫苦，但至多能再活三四年。
我想，她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但她是个难以置信的勇敢的妇女。家里没有一样重活是她认为她所干不了的。她照料着小姑娘柯奈丽雅。她为伦勃朗和泰塔斯做饭，不肯让我家苒蒂替她做。她给他们补衣服，为他们织袜子，她把家庭收入的每一文钱都记上帐，虽然我不知道，她怎样会在饿狼般的债主们永不间断的监视之下，保住了这一点少得可怜的钱。
后来有一天晚上，她想出一个计划。她来问我，她是否可以单独和我谈一会儿，我当然应允了。因为那是六月的一个令人舒畅的夜晚（每年六月，我们只能过两三个令人舒畅的日子，其余的日子常常是大雨如注），所以我带她到花园里去，在那里，她把她的打算告诉了我。
“我们不应当再指望那个可怜的人管钱了。”她说，“钱的问题他一窍不通。他的心在别的事情上呢。他会拿出自己最后一件衬衫或仅有的一条裤子，调换他所看见的一幅画，只要当时他碰巧需要它。住在那座大房子里的时候，我没有真正地快乐过。对我来说，它太堂皇太富丽了。我不配住在那里。我整天担心自己会碰坏什么东西，到后来，屋里摆得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了。而且我从来猜想不到，下回他还要买回些什么。虽说一想到住在这里打搅你，我就觉得过意不去，但就其它方面来说，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畅快。
“不过我知道，只要仑勃朗一摆脱法院的纠缠，他就又要去买东西了。并不是因为他需要它们——这件事很难说。那些东西本身对他并没有什么意义——原因不在这里。但是它们好象能弥补某个地方的缺陷——它们是他的内心的一些装饰品——说到他的工作，他在某些方面是我所知道的最奇怪的一个人，而且在某些方面，也是最懦弱的一个人。
“所以说，至少在一个短时期内，让他保持他现在的情况，也许倒是好事。不过他一定得重新画画和做蚀刻，不然他就活不下去。所以我一直在考虑的事情是：假定我和泰塔斯两个人开一家小画店，我们就能雇用伦勃朗为我们画画——我们付他工钱，就象一个本匠付工钱给他所雇用的助手或砌砖匠那样。我自己的一个哥哥是石匠，雇了两个人给他帮忙，其中一人有一次和妻子闹纠纷，妻子企图扣领他的工钱，但后来法官说，她不能领，所以我才想到了这个主意。
“当然，泰塔斯还很年轻，我又根本不懂绘画，不过你可以帮助我，弗兰新或德·扬夫或他的其他朋友都能帮忙，但我希望，你能对这件事加以考虑，也许肯去请教律师，问问我们可不可以那样做，要是可以，那我们就又能自己找个住处了，因为我们这样打搅你的日子已经够久了。”
我握住她的双手，对她肯定地说，她可以在这里住一辈子，同时我深为感动，这非但由于她的心地善良和忠诚，而且，我不妨坦白说，也由于她的建议的深明事理。
第二天是星期日，我约伦勃朗一同到奥弗屠姆渠畔散步。自从一六五○年春天在那里度过一个难忘的日子之后，我一直没有再去过，当时我在那里遇见了奥兰治公爵，并用他的竹手杖试探过海渠水是否在上涨。
我们随带一些面包和干酪，因为我知道，每当我为伦勃朗而必须另外花一点钱时，他说是觉得难堪，如果我们到饭馆吃饭，他必会不高兴。
我们坐在渠畔，眺望着小小的白色云朵，它们看来很象一群绵羊，在辽阔的蔚蓝色牧场上安静地啃吃青草。我讲了短短的一篇话，这是那天早晨我事先小心地准备好的言词。因为我知道，伦勃朗对于具体谈论他的经济困境，几乎有一种自然的反感，但是只要我们还想使他重新自立，事情就非谈不可。
这一次又和往常一样，他一听出谈话的趋势，立刻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小的写生簿，四处张望选材，想画一幅蜡笔画。但我说：“不必忙，写生画不妨等到下次再画。现在请听一听就要对你说的话。我并不是要向你讲道。我只是想看看我们是否能找出个办法，让你能重新工作。”他立刻猜疑起来。
“你是想说，我打搅你的日子已经够久了？”他倔强地问道。
“伦勃朗啊，”我说，“你是个大人，你的儿子不久就用得着刮胡子刀了。做事别再象小孩子那样了。这几年对你来说，可真够苦啦，所以即使你的神经受点损伤，我也不责怪你。至于我这方面，你尽管放心，你可以在我家住一辈子，这你也知道。”“当然，”他回答，“我很抱歉，但我觉得，我仿佛给锁起来了。脑袋里千头万绪。这些思绪似乎来得比往常更快。我需要个空旷的地方。我需要一个我能在里面随便活动的自己的房间。你知道的，有时候我觉得很难不叫苦，因为当我在版子上刻好一幅作品，希望印出来看看怎么样的时候——只印一份校样就够了——而我所能做到的，只是给它涂点黑色搁起来，等到两三天后，也许才会有一位朋友惠然允诺，把他的印刷机借给我使用几分钟。况且我也不能把你的房子变成印刷间。油墨气味和硫酸气味会弥漫在整个住宅里。你的病人就不愿来看病了。他们会认为，你在忙于炼制一种很厉害的毒药。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你要感谢我，”我打断他的话，“那就请你静听大约十分钟，并注意我要说的话。”“那好吧，”他说，“我愿意照办。”于是他合起写生簿，又把它装进口袋。“嗯，”我说，“现在我们了解你在经济方面的处境。”“我很难把这称为处境！”“不必计较这种小节。我现在是要同你谈经济学。推敲措词没有什么好处。如果你是个善于理财的人，你也许做了西印度公司的会计，而不会——”“哦。而不会怎么样呢？”他打断我的话。
“而不会画了几幅公众将来才会承认的绘画——”“在我去世三百年后，公众才会承认。”“也许，也许还要早些。你的朋友们所要做的事，无非是要使你回到自己的一个地方去，让你能够工作。”“但是我工作又有什么用？只要我画成一幅画，赫茨比克，或德·科斯特，或奥尼斯，或者那些高尚的爱国者中间的某一位，立刻就会带着法院的指令，来把画挟在腋下给拿走。法院只肯暂借给我几个吉尔德（他们从不付给全价），那么再过二十年，我也仍然欠债。”“这正是我们所要防止的，或者说是亨德丽吉所要防止的，因为正是她想到了一个主意。我们愿意帮助你。不过我们还是从头谈起吧。我并不想批评你，但我认为，你在选择律师的事情上不算幸运。”“他似乎是个好人。”“也许是的，但这并不能完全使他成为一个高明的律师。你怎么找到了他呢？”“哦，当我在画南教堂的时候，他在旁边停下脚步看我的画，我偶尔和他交谈了几句（他出生在哈捷斯武德，认识我父亲的一个姑母一她活到年岁很大的时候才去世），他向我作了自我介绍，并把他的住址告诉了我。”“巧妙的自我推荐！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我同基尔蒂的哥哥发生纠葛的时候。”这对我来说倒是新闻。我问他，那是什么纠葛，几时发生的。
“哼，”伦勃朗说，“你记得萨丝佳去世时我家的那个保姆吗？”“我想，我永远忘不了她。”‘对的，她很坏。但我很替她难过。后来我不得不把她送回果达镇一个疯人院里去。而且我答应支付她的生活费。无论如何，打发她走了就行！那个时期我很忙。她有个哥哥彼埃特，把她带回果达镇。我给他很大一笔钱。那些日子我的信用还很好，要多少钱都能凑到。嗯，两年前，这一切事情发生的前夕，我想，我要把那笔钱追回若干。那人拒不肯给。也许我没有权利再付了。我便去访那位律师。他打听到，那人当时就在阿姆斯特丹。他是一条船上的木工，当时即将启航赴印度。律师怕他企图逃掉，我们叫人把他押在债务人监狱里。这是我做的一件蠢事。但我当时正处在可怕的境遇中。我憎恨那个女人，很想刁难她的哥哥，借以出气。刁难是个恰当的字眼。我对那次所做的事并不觉得很得意。后来弗兰新为我找到一个正派的律师——阿诺特·艾布姆——你认识他的。他把这个案子公正解决……”
“那么现在总算‘解决’了——不管公正或偏颇，但求‘解决’？”“彻底解决了。”“再没有麻烦了？不打官司了？法院里没有案子了？”“没有了。只剩下恐怖院的那些案子了。”“倒也很好，”我回答，接着讲了亨德丽吉建议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个上策，”我结束道。“你认为怎么样？”他默不作声地坐了一会儿，拾起草地上的几颗石子，投到渠水里。
“怪事，”他终于说道，“这就是人家认为不配参加圣餐式的那个女人。”“那是另外一回事，”我说。“对，”伦勃朗说，“那是另外一回事，我当然同意。我们回去告诉她吧。明天我就又能开始工作了。”
第三十三章 亨德丽吉和泰塔斯合伙经商，但不甚顺利
然而第二天早上，第三天早上，直到数星期后，他并未开始工作。因为当天晚上，弗兰新来访，他另外提出一个计划，看来几乎和亨德丽吉的计划一样好。
“我在昨天离开你们的时候，”他对我们说，“想到了这一点。但是请让我们设身处地，为伦勃朗的债主们想一想。他们要的什么？他们要的是钱。只要他们能拿到钱，而且快点拿到，他们就满足了，至于如何拿到，在他们看来都是一样的。伦勃朗当然可以重新画肖像。这的确是他自己的事，但是画肖像是一种缓慢的工作，而且如今人们不是因为熬过刚刚结束的那次可恶的战争而破了产，便是因为担心挣钱不易而舍不得花费分文，肖像画事业很难有利可图。我知道，我自己将近两年来没卖出过一幅画。但是这期间，我售出了许多幅蚀刻铜版画。铜版画是目前的畅销货。二十年前的畅销货是山慈菇。如今则是铜版画。这并不是因为大多数买铜版画的人特别喜欢这样东西。他们甚至根本不看它。然而他们听说，别人花了几个铜板买一幅铜版画，第二天便卖了几百吉尔德，所以他们希望自己也同样财运亨通。市面上经常有人要买伦勃朗的铜版画。即使在人们不再喜欢他的绘画时（我并无意要伤他的感情，但他将会明白我内心的意思）——即使当他画了一些人们所不能完全同意——人们所不能完全理解的绘画时——他们仍出高价购买他的铜版画。现在我很想知道的是：那些版子都弄到哪里去了？”
“我不知道，”伦勃朗回答，“都给卖了。大部卖给了本地的画商。”“你能查出卖给了哪些画商吗？”“我想我们能够的，”亨德丽吉说，“泰塔斯放有一张名单。”“那很好，”弗兰新接着说，“版子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大的价值。他们固然可以托别人印制，但那决比不上画家本人所印制的。我们应该能够追回那些版子。我们也许得付一点钱，但是这些人在过去已经赚了你很多钱，因为每当你需要他们的一幅古画时，他们总是随意勒索，而你也肯付。也许我们能和他们达成一种协议，即每印一次，我们答应付给他们多少版税。但是我们应当把版子讨回。几天前，我偶然听说有个地方有一部好印刷机，我们出很少一点钱就能把它买下来。那部印刷机的所有人已经不再做铜版画，而去当仆人了。”“不是彼埃特·德·霍夫吧？”伦勃朗问。
“不，这是谁也没有听说过的一个人。当铜版画渐趋风行的一时候，他买了一部印刷机。原指望顺利地捞一笔钱。后来发现要学会印出一些能够卖给公众的作品，至少须下十年功夫，所以他很乐意地接受了年薪五十吉尔德的待遇，给希伦渠畔一家人去当司厨了。总之，这就是说，我们只要付出大约六十吉尔德，就能买到一部头等的印刷机。我愿意买下捐出来，作为我对这项新事业的赠礼。明天伦勃朗就可以去找住处，找一个其中有间房子能够布置成为画室的住处。同时亨德丽吉可以去买床铺和被单，买些锅子和盆子，泰塔斯和我遍访各家画店，看我们能否把旧版子追回来。”“我呢？”我问，“我做点什么呢？”“你暂时可以放心。”弗兰新说，“你做的事情已经够多了。你只须去问问文布姆，看他几时能为我们抽出一点时间，我好带着那三个无知的孩子去看他，签订一个正式合同。这件事开始有了同朱斯特·翁德尔的剧本情节相象的地方，在他的剧本里，美德出现在每一幕的末尾，给我们以快活的安慰。现在如果医师愿意派人买桶啤酒，我们就要为‘凡·莱茵父子和斯托菲尔斯’这个新商号的兴隆而干杯了。”
我认为此情此景应以美酒祝贺，而不是仅仅喝点啤酒，我亲自到地下室去，想把我所保藏的几瓶教皇美酒拿出一瓶。从狭窄的梯阶走下时，我碰痛了头，这是近二十年来常有的事，我咀咒一声，停下脚步，揉搓碰痛的地方，同时站在黑暗中回忆方才看到和听到的一切，我忽然想到，这种情景倒是同那位令人毛骨悚然的厄斯奇勒斯的文笔相吻合，而不是同我们本国温和可爱的翁德尔的文笔相吻合。
这位当代最伟大的画家依靠了一个病妇和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的共同努力，才幸免进入济贫院，而那个病妇，除了美丽的容貌和善良心肠之外，在世上一无所有，那个孩子固然敬爱他的父亲，但在自然之神追求自己的神秘目的之时，一旦把他推进一个女人的怀抱，恐怕他立即就会送命。
后来我找到了我应允拿出的那瓶酒，我们愉快地谈论着将来，度过了一小时。
两年多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亨德丽吉和伦勃朗面露笑容。
第三十四章 凡·莱茵一家人找到一个新住所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征得泰塔斯的监护人的许可，因为他的事情现在和他父亲的事情纠缠不清，致使后者每采取一个步骤，都必受到破产管理法院和孤儿事务院诸君的责难。
维尔乌特不久就发觉自己太忙，抽不出必要的时间处理这件事，于是由一位劳伊斯·克雷伊尔斯接替了他，我和这个人从前没有见过面，但他给我一封简短而谦恭的便函，说他很愿意在下星期五上午十一点钟接见我和我的朋友们。然而阿布拉汉姆·弗兰新和我一致认为，如今这个世道，由委员会办事总是一事无成，我们决定一切事情都由我们两人去办。等到一切谈妥，我们再向其他朋友交代办好的事情，并请他们对这个新家庭给予他们认为合适的帮助。
我们在指定的时间被迎接到克雷伊尔斯的事务所里。我们发现他很忙，抽不出太多时间同我们谈话，但同他这个人很容易共事，因为他一开始就讲得很中肯，而且处理整个事情爽快利落，就仿佛这仅仅是个数学问题，不过这也的确如此。
“二位先生，”他说，“我希望你们能了解我的处境。请让我向你们断言，在法庭上宣誓是要兑现的——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保护这孩子的利益。况且，我喜欢这个年轻人。遗憾的是，他的健康情况稍差一些，不过我听说，他的母亲就很娇弱，而他似乎象母亲，不大象父亲。虽然如此，但我很少看到过象凡·莱茵父子之间这样快慰人心的亲爱的关系。说到父亲，我对他并没有深切了解，但在业余，我有时也买几幅铜版画。不，我并不是在赶时髦。
“我当初收藏铜版画的时候，现在购买铜版画的那些人大多数还在新市区靠挖沟每天挣十枚铜板。我是个忙人，抽不出很多时间研究艺术，但我承认老凡·莱茵的天才。就我的审美趣味而言，他的某些绘画色彩稍欠鲜明，但当他画得得心应手的时候，我真不知道谁还比他强。然而谈到日常事务，唉，但愿上帝原谅我在最初研究这个案子的文件时所说的话！
“我并非想说难听话，但就这件事而言——当然，我完全是根据事务观点讲话的，因为我知道这孩子多么孝敬他的父亲——或以较为切合实际的方法来看这件事，那么，如果父亲去世而母亲在世，对孩子会有莫大的好处。不过这是无关紧要的话。母亲去世了，我们只好同他的父亲打交道。
“你们想知道我对你们的计划有什么意见。那好吧，我真心赞成你们的计划，只要我的那个幼年人的权利充分得到保障。这最后一点我很难彻底坚持，因为我认为，从经济上讲，老凡·莱茵不会改正他的作风——他年纪太大了，而且即使他比现在年轻二十岁，恐怕也同样改正不了。我真希望你们看到过我必须弄清的那笔混帐！简直一团糟！
“当破产管理法院的估价人清理他那所房屋时，收集起三满桶的帐单——旧帐单、新帐单、已付帐单、未付帐单、拒付帐单。我听说，屋子里十分整洁，但在各个食橱里，在许多绘画和镜子后面，他们到处发现帐单。
“但还不仅是帐单。更为不堪设想的是，他们几乎发现了同样多的票据、付款通知书和支票，都是开给伦勃朗的，而他竟没有分神拿去兑换现金。他们甚至还发现十几个装有钱的信封和若干小袋子，这是他随手一放，后来就完全忘掉了的东西——简直太粗心了。当然，我曾试图根据某些单据追回款子，但当事人有许多已经死亡，已经去世多年，或者已经迁走，无从追查。我们因此而损失的款子不下数千吉尔德。
“在一般情况下，我会把这种事称为‘过失’，如果它是其他任何人的事，我就会考虑提请法院予以处理。但是凡·莱茵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生活在自己的想象世界里，不知道生活中的事实。例如，我问他是否还有他可能继承其财产的亲属。他说有的，他姑母有个孙子，名叫彼埃特·凡·麦迪姆布里克，等这人去世时，他也许能拿到几千吉尔德，因为他上次同他的一个哥哥见面时，听说至少可以到得这样的数目。
“我调查了这件事，发现他说的是实话。他将能从这个远亲——让我们姑且称之为表亲——那里继承一点钱。但是我又发现，这个神秘的表亲，亦即他在正式文件中称之为他父亲的姐姐的儿子的儿子，原在一条船上做事，早在本世纪初难以查明的某一天，已随船前往东印度群岛，据报告，他所乘的那条船在驶离特克塞三天后，即在葡萄牙海岸旁沉没；最近四十五年来，这位彼埃特·凡·麦迪姆布里克音信全无，但据莱登市法院所解释的法律，至少须在此人第一次失踪五十年后，方可正式宣布‘死亡’；因此，在一六六五年前，继承人得不到任何遗产，而且即使到那时，连全部累积利息在内，凡·莱茵应得之数恐怕也不会超过八百吉尔德。你们两位自会明白，这只是个渺茫的希望，而他却在牢牢地依靠‘我姑母的孙子的遗产’，仿佛这是十拿九稳的东西，是中国皇帝送给他的一箱珠宝。
“两位先生，我对你们为尊友所做的一切将予以支持（我因为尊重他的伟大的才能而对他颇怀好意），同时我将使用我所有的各种手段，保护年轻的泰塔斯的利益。所以无论你们做什么事，我都主张要订合同，至于其余的事，你们将会发现，我完全站在你们这一边。”
我们对克雷伊尔斯的耐心和亲切表示感谢，并问他对订合同是否有什么建议。“没有，”他回答，“最好是订一份协作合同。我有个朋友，即公证人里斯廷，专为我做这类的事，他是个很可靠的人。当然，如果你另外有人，请不妨提出来——”但我们肯定对他说，我们没有更适当的人，并一致认为，目前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给我们的朋友找个能住的地方——一个既能开设画店又能使伦勃朗工作的地方。房子一找到，我们立即再上克雷伊尔斯这里来，请他拟定一些必要的文件。然后我们告辞，开始寻找房屋。
但是这件事却很不容易。战争期间很少建筑过房屋，致使人们为极其低劣的膳宿而付出很高代价。他们住在破旧的仓库里，改建的马棚里，没人住的地下室和顶楼里，以及城市的郊区。许多人家不得不满足于在正常情况下连养猪都认为不够合适的住处。最后我们总算找到一个地方，但这完全是侥幸，这种侥幸也就是别人的不幸（事情往往如此）。
有一天，一个年轻人来访，他对我说，是一个朋友介绍他来的。他的右手上一个小伤口里弄进了脏东西，受了病毒感染，问我是否肯为他动手术而不引起剧痛。他姓林格尔巴赫——琼奈斯·林格尔巴赫，他父亲是梅茵河畔法兰克福的一个德国人，他本人是个画家，在意大利工作过，希望到巴黎去，因为他听说，画家们在那里比在荷兰的日子好过得多。哎呀痛啊——但那一刀并不象他想象的那么痛。自从他踏进屋子，便这么东谈西扯，直到手给用绷带包扎整齐，手臂给用吊腕带吊起而离去的时候才住口。
三天后，他又来找我换药，当时我正在留心找房子，所以在他离去之前，我问他是否知道哪里有房屋出租，他回答说，“哦，知道的，我当然知道。我父亲是鲁辛渠畔迷宫——就在鲁辛渠尽头——的业主。你也许知道他？老头儿大卫·林格尔巴赫？二十年前他经营过鲁伊尔斯渠畔的‘柑桔园’，他是在阿姆斯特丹修建迷官的第一个人。不过后来他不得不拆掉几幢房子，腾出他现有的一片空地，但在我家正对面，还剩下三幢房子，其中一幢没人住，至少有半幢。这是我昨天偶尔看到的。”“房租很贵吗？”我问。
“今天我要上父亲那儿吃晚饭，”他回答，“我顺便进去看看，问问，明天告诉你。”第二天，他带来了我所要听的消息。
“那幢房只有左面一半招租，”他说，“里面有个大房间，我自己就曾经想占用——那间房子有个朝北的大窗子，能做一间出色的画室。其它四个房间小得多，另有一间厨房，租金每年一百五十吉尔德，不过你要租，可以稍微便宜些。房东名叫凡·里斯特。他就住在那幢房子里。我和他谈过。他似乎是个很正派的人——不是一般俗人。你最好去见见他，因为在这个城市里，如今能租得的房子非常少。”
当天下午将近黄昏，我约伦勃朗前往鲁辛渠畔。亨德丽吉说她走不动，留在家里没有去，但在圣安桑奈水闸旁的转弯处，我们遇见了泰塔斯和我的儿子，他们两人原是一道回家的，这时也和我们一同去了。我们看了房子，见到了凡·里斯特，当即签订租约，租金每年一百二十五吉尔德。
一星期后，凡·莱茵一家人迁入新居。
老朋友们都向他们家捐赠些东西。弗兰新送给他们四张床，丢撒特捐献一些床单和枕头，凡·登·伊克霍特和罗夫曼置备厨房用具，苏索夫筹划桌椅，我赠给他一个黄铜技形大吊灯，这个吊灯一向挂在他将近两年来用作画室的我自己那间房子里，他很喜爱它。我们租来一辆大车，把他正在画的那些绘画和我们已经追回的那些铜版全装上去，然后让亨德丽吉坐在上面，抱住柯奈丽雅（她这时已经相当大了，能为这次料想不到的横穿市区的旅行而感到无限高兴和快活），我们送她们前往新住所。
我们到了那里，发现一切都很混乱，床铺、桌子、面盆和椅子乱七八糟地放在前室里，床单、枕头、锅子和盆子以最有诗情画意而极不调和的方式堆在卧室中。我们原以为伦勃朗会站在门阶上等着迎接我们，但是我们到处找不到他。
后来亨德丽吉四处打量她的新居时，推开了后面那个大房间的门。伦勃朗正以难以想象的最不舒服的姿势，在房间正当中的地板上坐着，埋头完成一幅大画，那幅绘画就靠在装着家用瓷器的一个大桶上。
“哦，”他说，连头也没抬，“你们都来了？希望你们能原谅我，光线这么好——我想我还是开始工作吧。”“对，亲爱的，”亨德丽吉说，“你只管画吧。”于是她又回到我们这边，不慌不忙地开始打开装着柯奈丽雅的衣裳和玩具的那个小皮箱。
迷宫是游乐场之类的公共游玩场所。
“杜桔园”是宅第名称。
第三十五章 我为伦勃朗接到最后一幅绘画订件
我从海牙回到阿姆斯特丹时，听说亨德丽吉病得很厉害，泰塔斯正在把那间小小的前室佈置成一家画店，干得很起劲，伦勃朗本人忙着在画市政厅约订的一幅寓意画的草图，后来那幅画没有得到当局的赏识，终于给丢到市参议会顶楼上肮脏的角落里。
但当然，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后来的这种结果，不过他总算又忙起来了，单是这个事实就使他兴高采烈，连亨德丽吉也偶尔露出笑容，泰塔斯也又开始梦想着做个著名的画家，而不是终生当个绘画和古董零售商。
他们见我回来都很高兴，希望知道我在莱茵堡看到过的年轻的斯宾诺莎的一切近况，以及莱登的教授们说些什么（他们到那时为止，并未发表意见），他们留我吃午饭，并且对我说，这幢房子很不错，但当然，债主们仍然常来讨帐，企图发现一些可能被认为是属于伦勃朗的东西（“我所有的只剩身上穿的这几件衣服了，”伦勃朗插话说），然而鲁辛渠离市中心毕竟很远，只有真正关心他们的那些人，才肯走这么远的路程；顺便提到，我的那位法国朋友曾经数次来访他们，但他看来很憔悴，而且是由他的水手陪他乘马车来的，当他走上门阶时，水手就得搀住他，但他要求他们答应，不给我写信说他病了；弗兰新也来过，他刚从哈雷姆回来，在那里时看见过哈尔斯，即老头儿弗兰斯·哈尔斯。
我当然知道他们说的是谁。弗兰新对哈尔斯说，他是伦勃朗的好朋友，哈尔斯听了笑得很得意。
“请代我问候他，”哈尔斯说，“请对他说，现在我可以称他为兄弟了。还请对他说，他是个幸运的人。因为他破产时，城里还有几个最高贵的人物荣幸地做了他的债主，而我的财产则是遵照一个面包师的命令卖光的，一个普通的、一般的、平常的面包师，我曾为他画过幅肖像，描绘他在吹着牛角告诉人们新鲜面包已经出炉时的情景，企图讨好他。而且在我破产时，司法长官们在我家所能找到的只有三条褥垫、一张桌子和一个五斗橱，而我听说，他当时还有一所房子，象已故的所罗门国王的宫殿那样，里面放满了东西。”
弗兰新还带来其它一些消息。哈尔斯虽然已有将近二十年不曾动笔，这时又在画画了（他无论怎样也售不出任何一幅作品，所以画了又有什么用？），他想来看伦勃朗，因为他有一个奇异的发现，但他年已八十，自己不能够利用这种发现了。“但请告诉伦勃朗，”他说，“贫穷是任何一个画家都可能遭遇到的最好的事情。因为如果你穷了，你就买不起年轻时你父亲出钱买给你用的那些贵重颜料，你就得仅仅使用两缸或三缸颜料，在这时，你才会不用红、黄、绿、蓝等原色来绘画，而学会暗示各种颜色——仅仅暗示事物——暗喻事物，一旦你能够这样做，而且做得确实很好，那么人们有时就会象从前一样，象你还能用虹的各种色彩绘画时一样，明白你的意思。”
那老头儿如此等等他讲了很多，因为他已经有点糊涂，不断反复唠叨，前言不对后语，不过当时他正在济贫院住了很久，难怪他不如早年那样精明。
哦，对了，他们几乎忘记告诉我，克雷伊尔斯捎信来说，曾经侵吞实际应归泰塔斯所有的一部分破产拍卖款项的凡·赫茨比克，同泰塔斯之间的案子（“我的天！”我自语道，“又是一个案子？官司永远打不完了？”），可望于年底前作出判决，他自信，凡·赫茨比克必须退还给泰塔斯数千吉尔德，这将大有帮助，因为他们现在仍然必须省吃俭用。这样谈到夜晚，我终于动身回家（这时是十点钟，我险些儿被几个爱打闹的酒鬼推到河渠里，他们是从老头子林格尔巴赫的迷宫里给撵出来的，因为早已过了关门时间）——当我终于到家时，我比长久以来任何时候都更愉快。因为在我即将离开时，亨德丽吉的双颊胀得绯红，兴奋得睁大了眼睛，把我拉到屋角里，低声说道：“他整天工作，一切都很好。”的确，至少在这个时期，曾经顽固地紧跟着这个可怜人的那种厄运，似乎已经离开，另找新的对象了，因为不但债主们渐渐开始不再纠缠他，而且我终于为他找到一个委托任务，这恰巧又是他最喜欢画的一种绘画。
除了我的儿子之外，我在阿姆斯特丹市只有一个亲属。我和他怎样算是堂兄弟，我并不知道。我的祖母曾经向我解释过无数次，但我对那人不甚感兴趣，所以总是不肯细听，而她还要说下去，“你明白了吧，他的母亲的堂姊的祖父，是你父亲的叔父的侄子的伯父，”或者讲些诸如此类的话。但是我们彼此保持一种表面的亲热，很少超过单纯的礼貌范围，每逢过年，我们总要互相走访道贺：“你好，堂兄，祝你新年愉快，诸事顺遂。”但仅如此而已，因为我们除了偶然的一点血统关系和已故的玄祖之外，毫无共同之处。
这个姓凡·隆恩的人比我小几岁，是个规模较小的布商。但因为他没结婚，空闲时间比他的大多数同行都多些，所以数度当选为布商同业公会的经理委员会委员，这一年他又出任此职，这是我在罗金街转弯处偶然遇到他时听他讲起的，他的布店（他也经营零售业务）就开在那条街上，并和一个老仆人和三只很胖很懒的大猫一起住在那里。
我祝贺他重新荣任显职，并向他打听，他和他的同行是否已经打算找人画一幅群像。这只是为了要找话说，并不是真要问个究竟。他说没有，他们还没有考虑这件事。于是由于突如其来的一种激情，我不觉伸出双手搭在也肩上，脱口说道：“我给你们找了个合适的人。他是个出色的画家，索费又不会太多。你们什么时候找他画？”但是这位枯燥的绸布商急忙四下张望，看看是否有人可能看到我这种不适当的举动（他为人很古板，在私人交际中一本正经），然后简短地问道：“堂兄，你说的是谁呀？”我回答：“一个名叫伦勃朗的人，兄弟。”他又说：“堂兄，我可从未听说过这个人，”我说：“那也无妨，兄弟。我愿意陪你见见他，然后由你自己决定，兄弟。再见吧，兄弟，明天上午十点钟我来看你。”天晓得我怎能劝说这位枯燥乏味的梳羊毛人和他那些同样难以启发的同行，使他们相信伦勃朗是他们的合适的画家，但我终于劝得他们签订了一幅绘画的订件合同，而且价格公平合理，这是事实。
我很想看到伦勃朗将怎样处理这幅画。他久已不曾画过这类的绘画，而在这期间，正如他自己多次对我表述，他曾屡遭坎坷，致使一切都已不似当年，只有他的皮肤、骨骼和诚恳朴实的面庞一如往昔。二十年前，无论他需要多么大的画布，需要什么样的颜料，都能办到，而且丝毫不去考虑终须为绘画付出报酬的那些人们的意见。
这一次他不得不考虑到他的画室的贫寒，他必须精打细算，不浪费泰塔斯给他赊来的任何一种鲜明的沉淀颜料和昂贵的赭石，又因为伦需要钱，迫切地需要钱，所以他必须仔细考虑订件人的情绪，把他们每一个人都画得同样的注目。
我不是最有能力的绘画鉴赏家，但我深深感到，伦勃朗从来不曾象这次这样画得接近他的理想。我想起了弗兰新从哈雷姆带回的那个不够连贯的消息，在我从莱登归来的那天晚上，亨德丽吉把那个消息转告了我，那其实是那位老画家的奇怪的遗嘱，他劝告这位年纪较轻的画家“暗示色彩”和“暗喻事物”， “而不必以具中彩状和色彩把它们展现出来。”这幅画上的一切都是暗示性的东西，然而观众确实感觉到，那些诚实而平凡的绸布商活灵活现，就仿佛观众在参加他们的一次会议——观众意识到，那些绸布商对于他们的同行赋予他们的这种崇高的职务暗中深感自豪，同时观众也明白，这种深受羡慕的显职所以落在他们身上，完全是由于大家承认他们的廉洁无私和商业道德的完美无缺。
这是我所看到的最优秀的一幅绘画，而且有一点我坚信不疑，那就是任何画家都不曾借助于这种难以置信的朴素的手段而取得如此辉煌的效果。
我很高兴，这幅绘画完成后第二天，我便赶往罗金街那所门外挂着带有鹈鹕鸟印招牌的宅第，那块招牌向人们表明，这就是基拉德·凡·隆恩父子（这老头是所谓的“子”中尚在世间的一人）的绸布庄，我看见这位光荣的经理委员会委员在喝一碗扁豆汤作为午餐，他相当惊讶地望着我，因为他不习惯于这种熟不拘礼。我说：“你好，兄弟，看过了你们的那幅绘画吗？”他回答：“看过了，堂兄，我们没有一人对它产生特别的印象，不过钱我们还是要付给那个人的。”我立即转身就走，他在后面喊道：“堂兄，你不坐一会儿，在我家吃顿饭吗？”我回答说，“不了，谢谢你，兄弟，改天再来打扰你吧。”我回到家里，同我儿子谈论他要建造的一种新型锯木场——一次能处理三棵树的锯木场。他曾去拜访过我们的一个邻居，霍特渠畔残留的唯一的木材商，那人对他的设计很感兴趣，要他继续干下去，先制出一个模型，然后（只要能同木工公会商量好）他很可能请他在萨安德克街为他修造一所这样的工场。
这孩子（他比我还高，但因为我对他宠爱备至，所以始终只当他是个小孩子——这种感情有时在我们中间引起相当大的难处）对我怀有一种独有的深切敬爱，立刻发现我的情绪有点不对。
“出了什么事啊，爸爸？”他问，“伦勃朗叔叔又遭到了什么麻烦？”“没有，”我坚决地说，但他知道我在撒谎。
“真糟糕，”他自言自语道。“真糟糕。伦勃朗叔叔是个很好的人，我非常喜欢他，但他就是不机灵。在大家都需要工场的时候，谁还肯继续画画呢？”我想，这个问题是有答案的，不过必须承认（至少在当时），我想不起答案。
第三十六章 可怜的亨德丽吉与世长辞
现在我要写的是一六六一至一六六八年，这期间发生了许多事，然而说来遗憾，几乎没有一件事曾使我个人或我的朋友感到快慰。
首先是亨德丽吉重病在身。自从柯奈丽雅出生大约一年以后，她就一直不曾完全诙复健康，当时她患了一次感冒，不肯躺在床上充分休息，以致发展成为肺病，这不久便使我担心，她也将遭受痨病的袭击。命运的悲惨似乎难以置信，无法形容。当初萨丝佳就死于这种可怕的病症，而如今，亨德丽吉又将走上那条老路。
伦勃朗对于这类症状，感觉特别迟钝，丝毫未曾发觉。他有时指出他的妻子胃口不好，整天没精打采，每逢她拒绝陪他到住宅四周的荒野里去散步时，他就要温和地抱怨几句，但他总是草率地结束道：“哦，没关系，她的健康情况很快就会好转。等春天来了，我们送她回去一趟，换换环境，那就会使她恢复健康。”但是春天来了，她的病情大大恶化，夏天到了，她也毫无起色，到秋季，有一天她要我把那位帮助她和泰塔斯为他们那家小画店草拟合同的公证人请来，但又叫我小心谨慎，不能让他在伦勃朗在家的时候来，因为她不肯让伦勃朗知道她觉得多么不好受。她还能够稍微走动几步，她希望瞒住伦勃朗，不到临终，不让他知道自己的病情。
我知道，伦勃朗将在八月七日携泰塔斯拜访他的朋友约里斯·德·考列利，那人当时住在海牙，曾经卧病数月，但这时已经痊愈，能到阿姆斯特丹作短期逗留，处理一些私事。所以在那月七日，我和公证人里斯廷一同步行到鲁辛渠畔他们的住所，亨德丽吉立了遗嘱。
她这个可怜的女人能留下的东西太少了，但她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遗赠给她的女儿柯奈丽雅，如果不幸女儿夭折，即遗赠给她的前房儿子泰塔斯。
而且她讲明，只有伦勃朗才能做她的女儿的监护人，并坚持写上一段文字，说明倘若泰塔斯继承了她的财产，那么她的资金（当时算是她的）每年应得的红利，均应付给伦勃朗，直到他去世之日为止。因为她不会写字，她只在这份遗嘱的最后划了个十字。他们要我也签上名，但正在这时，克利斯蒂克·丢萨特忽然来了，他带着自己一星期前完成的一幅小画，想请伦勃朗过目。公证人认为，丢萨特做个证人比我合适，因为这份不平常的遗嘱很可能作为一篇忠贞无私、一片赤成的遗训而展示于后代子孙，倘若由我作证，伦勃朗或泰塔斯就可能认为，其中奇特的条文在某种程度上是我所促成的。凡·莱茵一家人所住的这幢房子的另半边的一个住户，做了第二个证人，并拿到一个吉尔德的报酬。
在根据法律办妥一切之后，亨德丽吉累得筋疲力尽，只得躺下休息。
曾经有几个星期，她似乎略有起色，但在十月里，她偶尔从窗口看到一个喝醉的流氓企图刺杀一个女人，他卑鄙地举起折叠式的大洋刀时，那女人极为愤慨。这场激动害了她。她倒在床上，再也没有起来过。
她又活了将近一年。她从不诉苦，而且直到临终，总是勉为其难地忙着做活。她对伦勃朗和两个孩子（泰塔斯完全把她看作是自己的母亲，而她对待自己的女儿萨丝佳的儿子，显然毫无差别）的爱，在她觉得自己日渐滑出人世之外的时候，非但不曾减弱，反而有增无已。她下定决心，绝不让任何人受她连累，所以不到最后一刻，伦勃朗和泰塔斯都看不出她的病情严重。
一天早晨，伦勃朗发现她昏倒在地板上。她显然是想下床打开窗子，呼吸点新鲜空气。她时常感到一阵阵的窒息，那时只有新鲜空气，才能使她稍觉轻松。泰塔斯尽快地跑来找我。等我赶到鲁辛渠畔他们的住处时，亨德丽吉已经过世。
当天下午，我们讨论即将举行的葬礼。伦勃朗想把她埋在老教堂里，同萨丝佳合葬在一起。但在他的前妻去世后，他已迁居另一市区，法律规定，所有死人都必须埋在“距其最后住处最近的教堂里”。如果死者家属希望另作打算，他们必须付给殡仪馆主人一种额外报酬，“在送殡行列前往他们选作墓地的那座神圣大厦的途中，每经过一个教堂，便须多付一笔报酬”。
这种办法根本无须考虑；费用太大。
次日清晨（这是一六六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伦勃朗把埋着萨丝佳遗体的那块墓地卖给了一个名叫彼埃特·凡·根宁的人，他掏的是现金。第二天，伦勃朗用这点钱在南教堂里买了一块墓地。亨德丽吉就安葬在那里了。
上帝一定很高兴地迎接她上了天堂。但是离别了丈夫和孩子，她在那里必然感到孤苦伶仃，因为没有了这些人，她自己确实也就没有了生存意义。
第三十七章 一个被遗忘的人在一所凄凉的房屋里继续画画
亨德丽吉的去世似乎并未使伧勃朗深感悲伤，这件事初看也许仿佛有点奇怪。然而我听某些人说——顺便说明，这些人从未看见过他，只是听说过他——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心肠很硬，而是精神痛苦和肉体痛苦一样，似乎有其饱和点。最近十年来，伦勃朗遭受了命运十分可怕而且连续不断的打击，因而现在任何事情似乎都不能使他产生丝毫反应。
在遭到布商经理委员会的冷遇之后，他就知道，以他的艺术生涯而论，“恢复声望”已成泡影。以当时常用的词句来说，他已经“不操胜算”，成了“时代落伍者”。
有一次我试图安慰他，把我从一个古希腊作家那里看到的一件事讲给他听。故事说，雅典人在运动场上赛跑，观众看到有个人落后于最后边的一个赛跑者数英尺之远，于是齐声责备他跑得太谩，但后来他们发现，这个人原来早已远远跑在全体竞争者的前头，因而看上去倒象是落在后边了，事实上他已经获得了优胜奖。但是这番话并没有引起他的兴趣和注意。他只是心不在焉地说了声“哦”，便又回到他的画架旁。
因为这个时期他正在埋头工作——那种勤奋之情，每当我用医生的眼光看他时，很难感到高兴。无论白天或夜晚，他都很少外出。他喜欢看到他的剩下的几个朋友，对他们也很诚恳，有时甚至要热情招待。但是他的心始终在别处，朋友同他讲几句话，他往往在若干时间之后才发觉那句话是对他讲的，他应当回答。这时他才会微微一笑，迟疑地说声“对的”，或者“我想不见得”，然后他便又继续沉思，他就靠那种沉思来麻醉自己的灵魂。
英国人（他们虽有各种缺点，但文学作品确比我们丰富得多）有句谚语说，风筝逆风则起，顺风则落。这也许有道理，但是如果风变成疾风，风力太大，风筝的线就会挣断，倒楣的风筝就会一筋斗栽下来，在地上撞得稀烂。
伦勃朗出身于体质强健的家族，他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姑且不说他母亲的前辈人）都熬过了大暴动时代，能对后人讲述当时的故事，他们都是百折不挠的人，然而如果受到过于猛烈的打击，即使是最硬的钢铁也会断裂。
有时候我看见伦勃朗深夜还把他那矮胖的身驱（由于缺少运动，臀部显得很臃肿）凑在一支蜡烛的亮光下（全家都借这么一支蜡烛的亮光做活或看书——他们点不起第二支），不停地在一块铜版上雕刻，我就不禁想到，健康垮台的时日已经为期不远了。
我试图说服他，要他每天至少作一次短时间的散步，但他说，“不行，我太忙。”
我也劝过他，要他多出去几次，看看他的朋友——如能时常和朋友们谈谈笑笑，消磨一个晚上，他的脑力就会得到调剂，这对他的绘画和铜版画都有好处，但他只是摇头回答说：“不行，办不到，我太忙。”后来每逢阳光灿烂，天气晴朗的时候，我必然穿过市区去找他，敲敲门说：“泰塔斯，去对你父亲说，我在这里等他一同去散步。”不到一分钟，泰塔斯便带了这样的消息转回来：“父亲说很对不起，他现在正忙着呢。他叫问您是否愿意进来，到画室里坐坐，看他完成他正在画的那幅画。”我一进去，便会发现他在忙着画草图，又准备再画一幅描绘哈曼的垮台和失宠的绘画，这个主题在这些日子似乎一直萦绕在他的心上，我看到，他至少开始并完成了三幅表现这个主题的大幅绘画。
这一时期他很少谈起他的作品，但是他所画的东西都带有阴郁的调子。描绘眉开眼笑的豪侠，以及打扮得如同快乐的外国皇后的宫女一般漂亮的萨丝佳和亨德丽吉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
在他现在这个贫寒的小屋子里，已经没有东西可以作为那种欢乐场面的合适背景。因为他读书不多，而且认为追求纯文学是一种丢脸的浪费时间的做法，所以他的题材选择，就必然受到限制，他只得依靠他童年时代的记忆，而那些记忆当然都仅限于他小时候听母亲所讲的《圣经》故事。
然而他画的基督，并不是他的意大利竞争者们所画的那个在圣山上烈日下的圆石中预告佳音的年轻英俊的先知。不，他画的照例是一个忧心忡忡的人——基督受难，基督和他的门徒告别，基督站在大教堂的垣墙前面沉思默想！后来他不得不以绘画形式，把其它一些郁积在他心头的问题详细表现出来，借以消除它们的萦绕——所有这一切，都同他从安桑奈·布利街寓所最后一次出外散步时忽然产生的感触有关，那种感触也就是历历厄运的感觉、碌碌无为的感情，以及试图徒然反抗的那种挑衅的情绪。
我常常坐在他的画室里，一连数小时看他画画。每逢这时，我就会不禁想起许多年前，他在很年轻的时候所画的一幅画，它描绘萨姆松威吓他岳父的情景，因为岳父欺骗了他。这是一个坚强的人，为了一些他自己所不能理解的原因（这些原因他确实完全不知道），受到一种他自己认为很不公平的打击，于是他公然反抗命运，嘲弄上帝，向上帝挥动拳头，天真地耀武扬威大喊道：“好吧！我要向你显显威风！我要向你显显威风！”因为这个时期伦勃朗就是在向人们显威风。他在勇猛地向他们显威风。
在鲁辛渠畔一所低劣的住宅中那间简陋的屋子里，这时正在创造色彩构成的奇迹，千秋万代的人们将会呆呆地静坐在这种奇迹的前面，不觉说道：“人们如果不使自己上升到神灵的地位，谁也超越不了这种造诣。”但愿这些绘画中能有几幅长久地流传后世，让人们有机会赶上它们的作者。不过这一点我觉得大可怀疑。因为这个时期伦勃朗完成的作品连一幅也不曾售出。如今他去世不过一年，而那些作品都在哪里，我已经无法奉告。
几个月前我在莱登的一家当铺里看见过他在这一时期所画的一个作祷告的香客，它给挂在一把廉价的提琴和一条海员的旧裤子中间。其它的作品命运如何，我不得而知，但我很担心。如果某一个明智的画商关心他子孙的幸福，他便会租赁一座栈房，把伦勃朗居住在鲁辛渠畔时期所完成的绘画统统收藏在那里，而那些绘画，伦勃朗当时连半个吉尔德甚或更少的钱都换取不到。
然而又有什么理由指望艺术界的兀鹰中间能有这样的远见？
第三十八章 伦勃朗又收一个学生
到了一六六四年年底，显然可以看出，伦勃朗已经付不起鲁辛渠畔那所房屋的租金，他必须另找一个房租较低的住处。泰塔斯在邻街找到一个地方，全家又一次收拾衣物，迁居于劳莱尔渠畔。在那里，他们只有三个房间，里面的光线都很暗。就在这时，泰塔斯想起一个办法，要他父亲画些书籍插图，这也许能比画画多挣几个钱。
他去拜访一个出版商，但那人也许听说过伦勃朗勉强答应为麦纳塞的论述尼布甲尼撒的那本书所作的铜版画插图并不高明，所以不愿倾听他的计划。
“如果你父亲懂得钢版雕刻就好了，那我就能给他找个工作。”泰塔斯渴望给父亲找到订件（任何订件都可以），所以回答说：“我父亲是本市当代最优秀的钢版雕刻家之一。请给一个工作机会吧？”那位出版商同意了。凡·莱茵先生是否愿意根据阿布拉哈姆·凡·登·特姆普尔六年前为约翰·安东尼德斯·凡·德·林登所画的一幅肖像复制一幅钢版画？伦勃朗说，他愿意的。但他是个腐蚀铜版画家，不是雕刻家，这次实验失败之惨，一如十年前他为论述尼布甲尼撒的那本书所作的实验。于是伦勃朗又一次遭到债主们的威逼。
这一时期我虽已手头拮据，但很乐于接济他，可是他根本不要听。“你自己的困难已经够严重了，”每逢我谈起要负担他家的某些开支时，他总是这样回答，“我的身体还算强健，能养活自己的孩子。”
有一天，一个年轻人前来自我介绍说，他名叫阿尔特·德·格尔德，请求收他做学生，伦勃朗听了无限高兴。德·格尔德当时必已二十岁左右，出生在多德勒喜特城，做过萨母耳·凡·胡格斯特拉廷的学生，那位老师在荷英战争以后不久，便迁居英国，据说到了那里一帆风顺，已经变成富翁。因为凡·胡格斯特拉廷也曾在伦勃朗的画室里学习过一个短时期，所以伦勃朗觉得深为感激，而且后来发现格尔德不但是个高才生，而且是个厚道忠实的朋友，伦勃朗很难说他所有的学生个个如此。
然而不幸的是，这个时期我不能经常看到伦勃朗。因为我们处在再次对英作战的前夕，我必须把大部分时间消磨在海牙，以便听候州长阁下的吩咐，他即将进行一次最危险的投机，但后来证明，那次竟是他平生最光荣的冒险。
第三十九章 伦勃朗依然在继续画画
八月下半月，我返回阿姆斯特丹。州长阁下曾给我一封信，恭维备至，对我的尽职表示感激，并述及在整个远征过程中，我们仅仅牺牲五十人。但是这件事不可完全归功于我的作为医生的技术和医疗队的组织（对这方面，我在某种程度上确有贡献），而应多半归功于一个事实，即英国人慌张失措（因为他们的国家几乎有六个世纪不曾受过侵袭），略事抵抗便仓皇溃退。
我先被调集在泰克塞尔，然后雇小船划到恩克华津，其余路程都是步行，因为过去好几个月一直被严格限制在军舰上，这时很愿意稍微活动活动。我雇个水手，送我渡过y 形海口，在薄暮中徒步归来，又一次回到本国人民中间，不禁感到高兴，我注视着过去四年来不顾战争费用之大而修建的宏伟的石头房屋和宫殿般的住宅，内心深深充满自豪感。
我的儿子不在家。在我出外期间管理家务井井有条的最好的女仆苒蒂解释说，他多半是求婚去了。我平生第一次恍然大悟，我自己已经上了年岁。
仿佛是在几天之前，我还望着他那裹在难看的襁褓里的粉红色身体，暗暗说道：“天啊！这也会长成一个人？”而如今，多谢上帝，我几乎随时可能做爷爷。但在我还未能使这种令人吃惊的沉思充分发展之前，苒蒂交来一封信，上面盖有一个大图章，我看得出，那是阿姆斯特丹的纹章，她对我说，这封信当天早晨才送到。
我拆开了它。
市长诸君通知说，鉴于那次“残暴的叛乱”导致我的产业的毁灭，他们决定付给我第一批赔偿金。市财政所已拨出三千吉尔德现金，我随时可以会同足以证实我个人身份的两个证人前去领取。
我虽由于方才那一段漫长而不习惯的步行累得精疲力尽，但我没有顾得戴上帽子，便冲出家门，尽体力所能，奔向劳莱尔渠畔那所住宅。伦勃朗已回工作室休息。泰塔斯和柯奈丽雅在前室整理挂在窗上所搭的横木上的许多幅铜版画，好让它们一夜之间能够晾干。他们看见我来都很高兴，立即把我让到画室里，伦勃朗在这里的一张狭窄的小床上躺着，还没有睡着。
“瞧瞧谁来了，”泰塔斯喊道。但是伦勃朗却只回答说：“请把那支蜡烛端走。亮光刺眼。”然后他才看出是我，想下床招待。我叫他躺着别动，我在仅能找到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泰塔斯和柯奈丽雅坐在床边上。当我多少能够适应这间低矮的屋子里的黑暗时，立即稍较仔纵地瞧了瞧我的老朋友。
他的两眼充满血丝，他似乎感到呼吸困难。他形体消瘦。
“伦勃朗，”我说，“我给你和孩子们带来个好消息。我拿到一部分赔偿金。现在叫我帮你点什么忙呢？”我发觉，这并不是一个接触话题的委婉的说法，但我当时很兴奋，开口便讲出最先想到的几句话。不过并没有立即听到回答。最后，一个有气无力的声音说：“帮不上忙了。已经迟了。”这时我才发现，在我们分别的三个月里，他有了多么可怕的变化。我稍微慎重一些，再次开始解释说，我不久就能拿到许多钱，希望伦勃朗分亨我的幸福。但是任何事情似乎都不再能使他产生印象。我们四人在那里坐了多半夜，最后，伦勃朗总算表示了一个希望。
“如果不致使你太为难，”他对我说，“我很喜欢再迁回鲁辛渠畔那所房子里去住。那里光线极好，这里太暗，如果再在这个黑暗的地窖里工作六个月，我怕我会变成瞎子。”他接着说明了自己的近况。“如果你不介意，我现在就想睡了。我每晚躺在床上，总有多半夜睡不着，明天早晨我要早起。我要开始画那幅《浪子》。泰塔斯认为，他已经发现有人想买这幅画。”
他伸出一只沾满颜料而略略颤抖的手。“请不要认为我不知好歹，”他说，“我深知好歹。但是一则我很疲倦，二则长久以来我没有看见过一个朋友，这使我近来不太健谈了。”于是他拉起毯子蒙住头，把脸转向墙壁。
我又同泰塔斯和柯奈丽雅谈了几分钟，然后动身回家。
“不，”泰塔斯说，“您不要认为事情真象他想象的那样糟。我终于拿到了我的钱，我这是说，我该拿到的我父亲的一部分房价。克雷伊尔斯为这点钱不得不上诉到最高法院，但是法官的裁判对我们有利，并在几个月前责令凡·赫茨比克付我现金，倘若拖延不付，就要判他徒刑。你知道吧，这笔钱是法院拍卖父亲的房子还债时所得房价的半数。数目相当可观——将近五千吉尔德。”“祝贺你，”我热烈地握住青年人的手说，“你打算拿这笔钱做点什么？”他有点羞怯地望望我。“我想，我要用这笔钱结婚，”他回答。
“谁是你那位幸运的姑娘？”我问。
“玛格达林娜·凡·卢。她同她母亲一起住在辛格尔街。我明天带她来看您。”我向瞌睡得脸色发青的柯奈丽雅转过身。“你呢，我宝贵的姑娘，”我说，“你也很快就会离开我们去结婚了吗，会不会呀？”她很懂事地摇摇头，那种神气是从小就不跟同年儿童混在一起的孩子们特有的本色，接着她庄严地回答道：“不，约翰伯伯，我永远不会离开你。我要永远待在这里，陪着爸爸。”
可怜的姑娘坚守诺言。
第四十章 泰塔斯结婚
我即将结束这篇故事。
为什么要详述那悲惨的最后几年？
固然，伦勃朗在经济方面大有好转。泰塔斯已经拿到了他的五千吉尔德，这点钱他用得很俭省，几乎可说吝啬，因为他从个人的悲惨经历中知道了贫穷的滋味，而且现在他还得养活自己的妻子。
关于他的妻子，谈得越少越好。她和泰塔斯同年——他们两人都是在结婚前夕庆祝了自己的二十七岁生日。她也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几千吉尔德，等母亲去世，还能再得几千。
但是她这个人一无魅力二无美貌。她深信，如果当初她稍加努力，她的婚姻大事便会美满得多。她折磨她的公公（他给她和泰塔斯画了一幅宏伟的肖像，但她不喜欢，因为那幅画把她画得稍嫌苍老），她高傲地耍笑她的后房小姑，称她是瞒住她而养出的一个私生子。
泰塔斯真爱她？
我一直看不出。
他似乎是以一种沉默的方式在爱她，但我觉得，他几乎会同任何一个肯于向他调情的女人结婚。象大多数注定要因肺病而夭折的人一样，他的性欲很强。但作为一个真心侍奉父亲的孝子，他在肩负着供养家庭的担子时，一直压制住这种欲望。
现在他终于能够娶妻成家，必然的事也就随之发生，这必然的事究竟是什么，即使没有学过医生这一行的人们，也大都知道。
那一年，我一直忙于拟订修建一所新医院的计划。我无意放弃我的研究工作，总想找出一种更有效的方法，在病人必须动手术时，对他们施行人工麻醉。但是正式医院仍旧对我关门，如果我想取得成绩，必须自设一所医院。
一六六八年九月初的一个晚上，自从泰塔斯结婚后就为伦勃朗管家的那个老仆人列别萨·威廉，深夜赶来找我，随带一封由柯奈丽雅签名的便函。她要我立即动身上苹果市泰塔斯的家里去，因为她的哥哥突然得病，看来情况危急。
当我赶到时，他已由于失血而昏迷。他患了一种内出血症，我知道，他已无可救药。将近早晨时他曾稍有起色，但到下午就去世了。
伦勃朗也在场。他坐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柯奈丽雅和列别萨把他搀回鲁辛渠畔。此后他病了两星期，未能参加儿子的葬礼。
柯奈丽雅想使他高兴起来，对他说，玛格达林娜有喜了，但他摇了摇头。
“无非是再给我添一个生离死别的人，”他只这么说了一句。
他已经到了力量和勇气枯竭之时，而且他知道这一点。
第四十一章 我读了创世纪中最后一章
然而不知怎的，数月之后，他似乎有了起色。
他至少又在试图画画。但是他在画架前静坐四十或五十分钟左右，便要抱怨腰酸背痛。卧病在床的时候，他还试图作些铜版画，但是他的目力大大衰退，已经支持不了那种紧张的工作。
到最后，他每天早晨只能在画室里踯躅两小时，然后便又躺在他那张小床上。他很少脱衣服，常常穿着那件沾满颜料的工作服睡觉，就象一名陷入绝境而不肯解除铠甲的士兵。
第二年三月，他的第一个孙孙出世。那是个女孩，跟据父名而取名为泰蒂雅。我们认为，如果伦勃朗去参加洗礼，对他会有好处，最后他听从了劝告。但在那个简短的仪式上，他几乎站不稳，当他想要签名的时候，双手抖得厉害，另一位证人弗兰斯·凡·拜列特不得不上前扶着他。
我每隔一天，总要来看他，对他讲些最近的新闻，转告他一些似乎常能为病人解闷的当地的杂谈，使他高兴起来。他彬彬有礼地表示感激，但很少对答。
曾有一两次，他问起萨丝佳，就仿佛她还活着，有时他也提到亨德丽吉。
“她是个善良的姑娘，”他常说。“她对我、对泰塔斯都很好。如果不是有她，我真不知道我们会怎么办。”我有时问他是否想要我给他念点书听，他说不，他要思考的事情很多。
但后来，一六六九年十月里的一个晚上，我在他床边（他不能下床，已有两星期左右）坐着时，他要我把家里的《圣经》给他找来，这使我觉得奇怪。《圣经》在柯奈丽雅的房间里，我叫了她，她把《圣经》拿来，放在桌上。
“我希望你把雅各的故事念给我听，”他说，“雅各和天使摔交的故事——你知道在哪里吗？”我不知道在哪里。柯奈丽雅记得这个故事在《创世纪》中。我逐页翻寻，终于找到了雅各的名字，然后又翻看几页，才找到了似乎是他所指的那一段。
“对的，”他点点头说，“就是这一段。雅各同天使格斗。现在念给我听吧。只念这一段，别的不念。”于是我念道：
“‘只剩雅各一人；有个人来和他摔交，直到黎明。
“‘那人看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交的时候就扭了。
“‘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
“‘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
“‘那人说，你的名字不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但当我念到这里时，病人动弹一下，我停下来注视着他，我看见他慢慢抬起右手，把它举到眼前，呆望着它，仿佛那是从未见过的一样稀奇东西。
然后他的嘴唇抽动一下，我听见他非常轻微地说道：
“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个人来和他摔交，直到黎明??有个人来和他摔交，直到黎明。但他不肯屈服，并且回击——啊，是的，他回击——因为那就是上帝的意志——我们也要回击。我们也要和他摔交，直到黎明。”于是他忽然鼓起劲，想从枕头上欠起身，但他起不来，他以无可奈何的目光注视着我，仿佛在要求一个他知道永远无法得出的答案。
“那人说，你的名字不再叫雅各，要叫伦勃朗，”这时他那依然沾满墨水和颜料的苍老多节的手指，又重新搁在他的胸口上，“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得到最后胜利。独自一人，但得到了最后胜利。”但在刹那之后，柯奈丽雅以询问的目光望着我说：“谢天谢地！现在他睡着了。”我走到她跟前，握住她的下臂回答说：“真该谢天谢地，因为现在他过世了。”

附录:伦勃朗(百科名片)

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因（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 1606年7月15日 - 1669年10月4日）是欧洲17世纪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也是荷兰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台湾简称为林布兰特。伦勃朗早年从师 P.拉斯特曼 ，1625 年在家乡开设画室。画作体裁广泛，擅长肖像画、风景画、风俗画、宗教画、历史画等。

个人简介

　　伦勃朗（也翻译成林布兰特）生于荷兰莱顿，父亲是磨坊主，母亲是面包师的女儿，他们共有九个孩子。

  

伦勃朗14岁进莱顿大学；17岁去阿姆斯特丹向历史画家拉斯特曼学画；1627年21岁时已经基本掌握油画、素描和蚀刻画的技巧并发展了自己的风格，回家乡自己开画室招徒作画，期间画了许多自画像；1631年离开莱顿去阿姆斯特丹，30年代就成为阿姆斯特丹的主要肖像画家。他的肖像画风格人物安排具有戏剧性，深深打动人心，他以神话和宗教故事为题材的作品供不应求。他对戏剧很感兴趣，经常利用如同舞台高光的亮色描绘在阴暗背景下的人物。1650年代后，他的画更为宽阔有力，利用迭色使画面更加有立体感。

　　从1640年代开始，他经常到乡村漫步和作画，创作了许多反映大自然的素描和版画，风格质朴。1661年是他作画最多的一年，1663年以后就作画较少，结交了许多中下阶层的市民，眼界更为开阔，技巧更为成熟，创造力达到顶峰。

　　伦勃朗和他的妻子生有4个孩子，只有最小的一个存活，但他妻子在生孩子后不久去世，他和女仆住在一起，女仆为他生了一个女儿，为此受到教会的正式谴责为“罪恶的生活”。由于他为了画画经常采购大量的衣物和绘画工具，从不计较财产，所以很快就到了破产的边缘。1669年他在贫病中去世，身边只有女儿陪伴，死后葬在西教堂一个无名墓地中。

编辑本段作品介绍

　　伦勃朗一生留下600多幅油画，300多幅蚀版画和2000多幅素描，几乎画了100多幅自画像，而且几乎他所有的家人都在他的画中出现过。

  

木匠家庭

荷兰莱顿：伦勃朗桥(4张)

　　伦勃朗在绘画史——不独是荷兰的而是全欧的绘画史上所占的地位，是与意大利文艺复兴诸巨匠不相上下的。他所代表的是北欧的民族性与民族天才。造成伦勃朗的伟大的面目的，是表现他的特殊心魂的一种特殊技术。光暗，这名词，一经用来谈到这位画家时，便具有一种特别的意义。换言之，伦勃朗的光暗和文艺复兴期意大利作家的光暗是含着绝然不同的作用的。法国十九世纪画家兼批评家弗罗芒坦（Fromentin)目他为“夜光虫”。又有人说他以黑暗来绘成光明。

　　卢浮宫中藏有两幅被认为代表作的画《木匠家庭》《以马忤斯的晚餐》，我们正可以把它们用来了解伦式氏的“光暗”的真际。

　　作品《圣斯蒂芬被石块击毙》（藏里昂美术馆），通过捕捉面部表情，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为了塑造有个性特征的人物形象，他毕生研究相学，其探索的成果是他绘画技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创作成熟

　　阿姆斯特丹时期（1632～1648）从1632年定居阿姆斯特丹到1640年，是其创作的成熟阶段。成名作《蒂尔普教授的解剖课》

  

《蒂尔普教授的解剖课》

（藏海牙莫里斯皇家绘画陈列馆），突破团体肖像画呆板的程式，在构图和人物神情上处理得逼真而又生动。这时期的大量宗教画，均表现世俗内容，具有巴洛克画风。1636年所作《参孙被弄瞎眼睛》，因表情刻画细腻而复杂，被评论家形容为相当于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夫人。类似的杰作还有《画家和他的妻子》、《怀抱萨斯基亚的自画像》（藏德累斯顿画廊）等。

遭遇不幸

　　1640～1648年，个人生活的不幸和折磨，使他更深刻地去观察和理解社会，艺术创作也进入一个深化的阶段。1642年儿子去世使他悲痛万分，而《夜巡》（藏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的问世，一开始又不被人理解，这幅带有风俗画和历史画性质，可以使人回忆起往昔荷兰人民反抗异族统治斗争的史诗性杰作，因其进一步突破了传统画法，开始不被订画者接收，一度形成僵局。此时期他的其他作品，也像《夜巡》一样采用更加接近舞台效果的表现手法，含蓄地描绘画面上的主要人物，因而不像30年代那样受到上层社

  

以马忤斯的晚餐

会人士的欢迎，以致生活越来越困难。

晚年创作

　　（1648～1669）伦勃朗晚年生活困难，家产被拍卖，油画作品买主不多，只有宗教题材的蚀刻版画还有人订制。其中一幅取名《100荷币版画》的作品，就是依其售价而定名的。这时期他最著名的作品是描绘荷兰古代英雄C.西菲利斯反抗罗马暴政的《西菲利斯的密谋》和《呢商同业公会理事》（藏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的团体肖像。

　　前一幅具有纪念碑式气魄，可惜现只存一块残片，藏于斯德哥尔摩国立博物馆；后一幅因表现了因人而异的外貌性格特征，成为他的不朽之作。家庭的不幸和一系列折磨并未摧毁这位倔强的老人，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艺术主张和创作方法，直至逝世前还画出了《浪子回头》、《扫罗与大卫》等名画。据20世纪60年代统计，他一生留存的作品有油画600幅，蚀刻版画350幅，素描1500幅，70年代以后还陆续有新的发现。

编辑本段伦勃朗的犹太情结

　　从19世纪开始，许多犹太人迁到了阿姆斯特丹市内伦勃朗曾经生活过的那片区域，而那里原本就已经有了一座犹太教堂。由于这些原因，那片区域被人称为阿姆斯特丹的“犹太区”，而关于伦勃朗是犹太教徒或是与犹太人有密切联系的说法也开始在民间流传开来。到后来，人们又“发现”伦勃朗经常描绘犹太人的形象并使用犹太模特，为这一类的说法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伦勃朗的许多作品都被冠上与犹太人有关的名称，比如著名的《犹太新娘》（The Jewish Bride）。还有人宣称，伦勃朗跟犹太裔哲学家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1632-1677）以及杰出的犹太拉比门那塞·本·以斯瑞尔（Menasseben Israel，1604-1657）过从甚密。“‘犹太’伦勃朗”展览的负责人埃德华·凡·沃伦说：“伦勃朗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圆顶无沿帽、大胡子、杏仁眼、大鼻子等事物，他也经常在作品中使用希伯来文字母，所有这些都使人们——尤其是19世纪的犹太收藏家——觉得他与犹太人之间有密切联系。有人甚至认为他已经接受了犹太教义。直到今天，还有人在各种会议上问我伦勃朗是不是秘密加入了犹太教。”然而，这类的说法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呢？

　　“‘犹太’伦勃朗”展览无情地否定了这些带有浪漫色彩的说法。根据展览内容，“犹太区”在伦勃朗时代的名称是“艺术家区”，而他作品中那些戴着无沿小帽、留着大胡子、读着希伯来文本的人实际上是基督教神职人员。根据传说，伦勃朗所画基督的原型是他在犹太教堂里遇见的一个模特；有关记载却表明，他那幅画是根据一名中世纪僧侣的描述来创作的。除此之外，“犹太新娘”也是一个错误的标题。根据艺术史专家的研究，那幅画描绘的是《旧约·士师纪》里的一个故事：在与亚扪人（Ammonites）作战的时候，以色列士师耶弗他（Jefta）向上帝许愿，战胜之后以从家门出来迎接自己的第一个人向上帝献祭，结果发现那个人是自己的独生女儿。因此，那幅画画的是耶弗他和他的女儿，并不是什么犹太夫妇。

　　凡·沃伦说：“实际上，只有一幅画经得起考验，那就是犹太医生厄尔拉姆·布埃诺的画像。他是伦勃朗的邻居，那幅画也的确出于伦勃朗的手笔。”除了这幅画以外，只有两个确实的证据能显示伦勃朗与犹太人之间的渊源：一是伦勃朗写的一封信，里面讲到了他和一位犹太邻居之间的争执；另一个是一位犹太商人发布的一份经过公证的声明，其中指责伦勃朗受托为该商人之女所作的画像跟本人完全不像。

编辑本段自画像

　　在伦勃朗的全部肖像画中，自画像要占很重要的地位，其数量之多在历史上所有油画家中，几乎找不到第二个。就现藏世界各地博物馆的他的自画像看，据不完全统计也有90幅左右，其中60幅是油画，20幅是铜版画，10幅是素描自画像。按其后来的遭遇以及他变卖家产等情况看，很可能还有散失在私人手里的自画像作品。有一位理论家计算过，他每年平均画两幅自画像，那末，总数要在百来幅以上。

　　他的自画像不仅数量多，艺术质量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尤其在

  

伦勃朗自画像

他的后半生，现实生活的磨砺使他能更深刻地认识自己。在60年代前后，他的自画像有鲜明的个性表现了。画家很注意脸部的内在气质，观者可以从中发现一种潜在内心语言。这一幅《自画像》作于1660年间，也是画家丧妻以后，家产变卖并被迁到罗桑夫拉哈特居住时期完成的一幅杰作。其时，他在事业上败落到如此地步：只能在亨德里治与前妻所生的儿子蒂土斯掌管"美术品处理公司"里以一个"雇员"身份，整天做着搬运制成品差使。这幅画，就是他当时的真实形象。

　　54岁的伦勃朗，左手握着调色板与画笔，右手叉在腰间，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露出他的贫穷与

作品图集(19张)

　　寒酸。胖胖的身材，缠着头巾，只有一对眼睛还在炯炯有神，他好象在思考着什么，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冷冷地伫立在画架前。背景被淡化了，突出了画家的上半身，象一座塔一样巍然不动，在他身上只有艺术的生命永恒地维系着他。 他的自画像一般不注年份，如若把他的全部自画像排列起来，可以看出，在34岁以前，他的自画像充满着信念，具有顽强与坚毅的性格。在这一幅自画像上，画家只用简约、阔大的笔触去雕琢他的内心情感，表情的严肃，正是他忍受着日益加剧的生活重压的外在反映。

编辑本段作品《夜巡》

简介

　　伦勃朗的名作《夜巡》藏于阿姆期特丹国立美术馆。

  

夜巡

这是一幅无价的珍品《夜巡》，但却也因为这副画，使得伦勃朗陷入了一个窘迫的境地。

欢迎

　　17世纪的荷兰，是一个绘画风潮泛滥的时代，但当时的绘画主要是为市井各种阶层做肖像画，故雇主的满意与否是一个画家能否成功的关键。这个时候，荷兰有一个成功的画家伦勃朗。

　　伦勃朗早年得志，当时他的画在荷兰十分的受欢迎，故而生活十分优越。伦勃朗的妻子是一个没落贵族的女儿，为了维持家庭的体面，伦勃朗购买了一幢很大的房子，也供给着妻子几个兄弟无度的挥霍。

设计

　　1642年，班宁柯克连长和手下1民兵16个人每人出了100盾请伦勃朗画一幅集体像。伦勃朗没有像当时流行的那样把16个人都摆放在宴会桌前，画出一幅呆板的画像，而是自己设计了一个场景，仿佛16个人接到了出巡的命令，各自不同的在做着准备。这幅画采用强烈的明暗对比画法，用光线塑造形体，画面层次丰富，富有戏剧性。从任何地方来看，都是一幅绝对的杰作。但是，粗俗的民兵们不干了，大家都是出了100盾，为什么有人在画中那么明显，而自己却要隐身在后面。民兵们要求画家重新画一幅肖像。可是出于一个画家的艺术感出于坚持自己的艺术主张和创作方法，伦勃朗坚持不重新画一幅。这件事情闹的整个阿姆斯特丹沸沸扬扬，打这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找伦勃朗来画集体肖像了，而在这个艰苦的过程中，伦勃朗的妻子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后，去世了。

态度

　　伦勃朗是一个为了绘画可以不顾一切的人，当他走进画室，也许就连着几个星期对外界不闻不问完全投入到了绘画中去，为了照顾自己的儿子，伦请了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年轻村妇来做保姆，后来又和她生了一个孩子。这下子整个阿姆斯特丹都兴奋了，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丑闻，这是一种通奸，整个小市民阶层陷入了一个有机会对高贵的灵魂泼脏水而兴奋的境地，每个人都在看好戏，每个人都在对画家进行嘲笑，而加尔文教派的牧师也开始谴责那个村妇，这下一场更猛烈的风暴爆发了。

　　再也没有人上门请伦勃朗来作画了，只有各种债主开始上门讨债。伦勃朗的生活从此陷入了困顿之中。伦勃朗晚年生活困难，家产被拍卖，油画作品买主不多，只有宗教题材的蚀刻版画还有人订制。其中一幅取名《100荷币版画》的作品，就是依其售价而定名的。一个高贵的灵魂就此沉沦，荷兰画派自此也开始没落。

　　那幅《夜巡》被民兵们带回去之后，因为太大无法挂在门厅里面就自行把周遍裁掉，使得整幅画丧失了原有的平衡。而挂这幅画的大厅是烧泥炭明火取暖的，泥炭的灰在画上落了厚厚一层煤灰，使得整幅画色彩变得黯淡，以至于18世纪的时候人们认为这个原本是白天的场景是在夜晚进行的，从而给他取名《夜巡》。现在这幅画在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有着自己独立的房间，当我们凝视的时候，仿佛感到画布上有生命在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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