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影音安卓电视版:第三章 商业危机的利弊关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9 06:08:06

    论马克思的思想误区之一:资本主义商业危机最终置资产阶级于死地的发展规律。

众所周知,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不断爆发的一次比一次剧烈的商业危机现象,是马克思主张通过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彻底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现实依据。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要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循环中愈来愈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吞噬了社会的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愈来愈少的办法。”[1]

即便就是在当今人类社会,尽管全球性的私营经济乃至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方式的迅猛发展与高速进步所必然导致的周期性商业危机,已经绝对不可能导致世界大多数人长期面临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从而引发全球性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了。但在商业危机期间所出现的相对来说危害越来越小的经济萧条、市场疲软、生产过剩、商业危机、通货紧缩、储蓄上涨、金融混乱、股市低迷、失业加剧、犯罪增多等现象,仍然是所有已经采用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国家和地区,难以避免也无法消除的社会矛盾和弊病。

但是,谁都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无论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的经济萧条、市场疲软、生产过剩、商业危机、通货紧缩、储蓄上涨、金融混乱、股市低迷、失业加剧、犯罪增多等现象多么严重,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没有像马克思判断和确定的那样:“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作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活下去了,就是说,它的存在不再同社会相容了”。[2] 反倒无可争辩地向我们展示:资本主义社会完全可以从根本上逐步制约和缓和以及转化乃至消除许多直接威胁其生存的社会弊病和坏的方面,并且迅速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和社会全体成员生活的整体实际水平,使得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能通过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的扩张、特别是迅速蓬勃兴起的第三产业的无限扩张,而成为资产者乃至新的资本家,使资产阶级占人口比例越来越大,以至于超过多半数,从根本上不断巩固和加强资产阶级的统治,以至于现在已经看不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有爆发大规模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任何可能性和必要性了。

毫无疑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的蓬勃兴旺、迅猛发展和高速进步的社会现实,已无可争辩地向我们证实: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商业危机是最终置资产阶级于死地的经济运动的政治判断是绝对不真实的。

那么,为何资本主义世界一次比一次剧烈的周期性商业危机,最终不仅没有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暴力革命,反倒促进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乃至全世界的蓬勃兴旺和迅猛发展以及高速进步,马克思的这一政治判断的思想误区在哪里呢?

本章将全面阐述和论证:资本主义世界周期性商业危机由恶性循环向良性循环转化和演变,迫使资产阶级进行产业调整和还利于民,最终成为不断促进资本主义世界蓬勃兴旺和迅猛发展以及高速进步的社会改良运动的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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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6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3



     第一节  商业危机的经典理论


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几十年来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要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循环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1] 

毫无疑问,这就是马克思在当时敲响资本主义社会丧钟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也是马克思主张通过无产阶级社会暴力革命和专政推翻并取代资产阶级政权,彻底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从根本上消灭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等,并完全摧毁以此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等一系列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和“社会主义”施政纲领等的思想基础。

何谓周期性商业危机?恩格斯对其有段十分精彩并相对准确的描述:“商业停顿,市场盈溢,产品滞销,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工厂关门,工人群众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资料过多而缺乏生活资料,破产相继发生,拍卖纷至沓来。停滞状态持续了几年,生产力和产品被大量浪费和破坏,直到最后,大批积压的商品以或多或少压低了的价格卖出去,生产和交换的运动逐渐恢复起来。运动逐渐加快,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为跑步,跑步又转为工业、商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障碍赛马中的狂奔,最后,经过几次拼命的跳跃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如此反复不已。”[2]

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商业危机从1825年第一次爆发至今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虽说爆发过多次,而且每次爆发的主要特征和一般表现大同小异,其根本性质亦无多大区别变化,只是这些周期性的商业危机,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料和推测的那样,很快就置资产阶级及其统治于死地。非但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次次商业危机,反倒推动和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迅猛发展和高速进步,乃至当今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兴旺发达到,再也看不到无产阶级能够通过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以解放自己和社会生产力的任何迹象和条件以及可能和必要了。

不可否认,主要特征和根本性质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商业危机,客观上并没有置资产阶级及其统治于死地的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周期性商业危机的发展趋势的推论和预测至少是不准确的,已在某些地方陷入了思想误区。

那么,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误区表现在那里,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现在让我们从资本主义周期性商业危机的根源——商品过剩现象入手,进行一下全面的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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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6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37



第二节  商品过剩的一般现象 


所谓商品过剩现象应区分成两个概念:即商品绝对过剩现象和商品相对过剩现象。

何谓商品绝对过剩现象?

我认为:产能已经能够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或者客观上已经不被社会全体成员所需要的商品过剩现象,谓之商品绝对过剩现象。

何谓商品相对过剩现象呢?

我认为:产能远不能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只是因为广大民众没有购买能力或贸易保护等原因,从而导致商品大量积压的商品过剩现象,谓之商品相对过剩现象。

从表面上来看,商品绝对过剩现象和商品相对过剩现象都是商品的积压现象,对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产生影响的实际作用和效果应该是一样的。其实不然,由于两者之间本质的不同,它们的主要特征和一般表现是有很大区别的,决不能同一而论。

下面我们先来简单分析一下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

人类社会的商品绝对过剩现象必须具备以下基本要素:

(一)整个人类社会客观上已经拥有能够满足全体成员实际需要的同类商品,无论其是否能够卖出去。

(二)商品绝对过剩现象只能是一种全球现象。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商品不论怎样过剩,只要达不到全人类所需要的实际数量,就不能称之为商品绝对过剩。

(三)人类社会必须已经拥有能够生产满足全体成员不断增长的需要的同类商品的现代工业规模和物资基础。

那么,人类社会能够出现具备以上基本要素的商品绝对过剩现象,客观上又需要具备怎样的生产规模和物资基础等等呢?

我们可以简单推算一下:当今人类社会有六十亿人口,按照每个家庭都应该拥有一辆家用轿车,而平均每个家庭有三个成员来推算,我们人类社会现在至少要保有二十亿辆以上的家用轿车才能满足这一需要。以十年更新为平均期限,人类社会仅家用轿车的年产量就应该保持在两亿辆以上。也就是说,当今人类社会的家用轿车的保有量必须达到二十亿辆以上,年产量必须保持在两亿辆以上,家用轿车这一生产领域才有可能出现商品绝对过剩现象。

以此类推,所有商品的绝对过剩都必须首先满足这一数量要求,除了那些不是每个人客观上都需要的商品和淘汰商品。由此可见,商品绝对过剩现象,对于现代人类社会来说,应该是绝难出现的一种物质现象,它所必需的生产规模和物质基础以及相应的客观条件都是令今人难以置信的。

但是,只要人类社会生产的整体规模和物质基础以及相应的客观条件达不到所必需的程度,不具备商品绝对过剩所必需的基本要素,人类社会客观上也就绝不可能出现商品绝对过剩现象。因此,当我们在探索和认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时;在了解和揭示人类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时;在观察和分析现实社会所出现和存在的各类矛盾时;在推论和预测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时;在制定和实施统治社会的法律和制度时……,就不能以商品绝对过剩为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否则就难免出现大前提失真的思想误区和错误判断了。

因为,按照当今人类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和发展速度来粗粗推算,人类社会能够出现所有商品绝对过剩现象,至少也是几百上千年以后的事情,过去和现在对此的谈论都不过是人们的一种奢望和想象。所以,“商品绝对过剩”这一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在过去、现在乃至将来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不可能是真实的。

从根本上来说,人类随着生存环境和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增长的各种物质和精神的需要,形成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原始动力。人类社会为满足这种不断增长的各种物质和精神的需要,而产生的各种生产和流通行为,便构成了人类社会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基础。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就是人类社会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上所产生的自然历史现象。

与以往任何时代的统治阶级的根本性质截然不同的是:资产阶级不是单纯依赖对自然资源的强行占有和支配,来实现和维持自己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的,而是依赖生产工具以及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进和变化乃至资本的积累、运作和增值等,来实现和维持自己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的。

所以,“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1] 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客观上只要还存在生产工具以及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进和变化乃至资本积累、运作和增值的空间和条件,资产阶级就决不可能被彻底消灭并退出历史舞台。

然而,只要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商品生产没有出现绝对过剩的现象,生产工具以及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进和变化乃至资本的积累、运作和增值就必然还有产生和发展的空间和条件。

由此可见,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断定的,最终必然会导致资产阶级灭亡的周期性商业危机是“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2] 的政治判断,属于客观前提不真实的思想误区。

既然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肯定,迄今为止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所有周期性商业危机,都决不可能是由商品绝对过剩造成的。那么,我们也就只有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过剩现象都只能是相对的客观现实的基础上,去观察和剖析私营经济乃至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发展和进步的自然历史过程,才有可能真正了解和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商业危机的生成原因和真实关系以及发展趋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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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4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7



第三节  商品生产的相对过剩


商品相对过剩现象,主要是指资产阶级大工业时代所特有的、人类客观上还普遍需要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而不能去占有和消费的、从而导致商品大量积压和浪费的一种社会现象。因此,我们要想了解和认识商品相对过剩现象的生成原因和真实关系以及发展趋势,就必须先了解一下商品相对过剩现象的基本属性及其主要特征。

根据商品的基本功能和实际用途,我们可以把商品相对过剩现象分为两大类:一是生活必需品供大于求的商品相对过剩现象;二是生活奢侈品供大于求的商品相对过剩现象。

(一)生活必需品供大于求

生活必需品属于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物质,人类每天都必须大量消耗它,再加上它本身受生产周期和保质时间的局限等原因,此类商品就是出现绝对过剩现象,对整个人类社会的需求而言,也只能是暂时的、相对的。

毫无疑问,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可以维持生命的物质在一定范围内是多多益善,生活必需品的过剩本身无疑有利于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无论这些过剩的生活必需品最终如何处置,受益者必然是广大消费者,其损失主要表现在占有这些商品的资产者身上。

(二)生活奢侈品的供大于求

生活奢侈品属于同人类基本生存需要没有直接关系的物质。既然和生存没有关系,那么它的过剩与否决不会直接威胁人类的生存。不仅如此,相对来说,生活奢侈品的生产量越大,过剩的越多,意味着社会的需求量越大,消费的越多。而生活奢侈品的需求量越大,消费的越多,说明人类生活整体水平越高、质量越好。

显然,生活奢侈品的过剩本身不会影响消费者的生活,而且,无论这些过剩的生活必需品最终如何处置,受益者必然也是广大消费者,其损失也主要表现在占有这些商品的资产者身上。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相对过剩现象,其本身对人类社会和广大民众是无害的,直接受害者应该是资产阶级。而对人类社会和广大民众造成相对危害的是商品相对过剩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危机。那么,为什么没有直接伤害消费者的商品相对过剩会导致社会危机呢?这种似乎有害的社会危机是怎样发生的,它同商品相对过剩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导致商品相对过剩的根本原因。

在恩格斯看来,导致商品相对过剩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机器的改进,这种改进由于竞争而变成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强制性法令,同时就使工人遭到不断的解雇:产生了产业后备军。”[1] 

这很好理解,为了使自己的工厂生产的产品能够长期保持产销两旺、利润丰厚,就必须不断提高产量和保证质量以及降低成本,而大量利用科学技术和发明创造并改进生产机器,又是现代大工业不断提高产量和保证质量以及降低成本的主要手段和途径。大工业生产的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越高,所需要的熟练工人就会越少,富余下来的工人就会不断地被解雇。失去工作的工人必然就会失去收入,没有收入必然也就没有了购买商品的能力,于是,社会上出现了商品大量过剩的现象。

这个推理似乎是无懈可击的,其实不然。如果“机器的改进造成了工人的失业”现象单指一个生产部门,那是真实的。机器改进了,生产效率提高了,一部分工人必然会因富余而被解雇,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导致这些工人被解雇的机器又是谁生产的呢?而生产这些机器所必需的原料、材料、设备、机器、工厂等又是谁生产的呢?毫无疑问,“机器的改进”背后必然还有相应的机器制造业以及相应的生产服务部门。每部机器的生产也都必定凝聚着大量的劳动力。由此可见,“机器的改进”本身又在给社会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和条件。所以,认为“机器的改进”单纯就是导致工人失业的原因的判断是不真实的,因为“改进机器”本身确实也是一些工人就业的原因。

“另一方面是生产的无限扩张,这也成了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强制性的竞争规律。”[2]

这也很好理解,为了强占市场;为了赚取更大的利润,至少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工厂的生产能力以早日收回投资,每个工厂主都必然会在各方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无限地增加产量以供应市场。一旦市场饱和,商品卖不出去,大量的产品积压下来,就造成了商品相对过剩现象。

这个推论似乎也无懈可击,其实也不然。“生产的无限扩张”这一现象如果单指某件商品的生产行为,那它肯定是造成商品相对过剩的主要原因。但是,如果泛指整个社会的生产行为,那它就不一定是商品相对过剩的主要原因了。因为,我们也可以把新的生产领域的不断开发视为“生产的无限扩张”行为,而这种“生产的无限扩张”行为,更有可能的是给社会带来通货膨胀和劳力紧张之类的危机。因为这种“生产的无限扩张行为”,首先必须投入大量的物资和劳动以及资金才能实现,这就必然会提高社会的消费能力和增加民众的就业机会。

所以,认为“生产的无限扩张”单纯就是导致商品相对过剩的原因的判断,也是不完全真实的,因为“生产的无限扩张”,客观上也是资本主义社会某个时期物质供应紧张和劳力严重匮乏的主要原因。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恩格斯所说的导致社会商品相对过剩的这两个主要原因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局部的、暂时的。非但如此,如果客观条件发生变化,基本概念可以泛指的话,资本主义社会“机器的改进”和“生产的无限扩张”这两种现象,不仅不会导致商品大量过剩和劳动者普遍失业,而且还会引起物资供应紧张和劳动力严重匮乏。所以,恩格斯就此所下的结论:“这两方面造成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供大于求、生产过剩、市场盈溢、十年一次的危机、恶性循环;这里是生产资料和产品过剩,那里是没有工作和没有生活资料的工人过剩”,[3] 因其客观前提是不完全真实的,其推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完全正确的。

那么,导致商品过剩并引发商业危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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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6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6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6



第四节  生产规律与商业危机


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发展与进步,必然会导致周期性的商业危机,而且还会引发社会暴力革命的发展规律,在相应的历史时期内,无疑是真实的。而且,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和二十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世界不断爆发的周期性的商业危机,也确实直接和间接引发了世界上无数次局部战争乃至两次世界大战。俄国和中国等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社会暴力革命的成功,以及这些国家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乃至东西双方持续近四十年的冷战,客观上无疑都是资本主义世界不断爆发的周期性商业危机直接或间接促成和造就的。

所以,如果我们不能真正认识和了解人类社会这段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而单从局部的、表面的、暂时的社会变化和现象来观察那个时代的话,那么,马克思有关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将会因其自身发展而导致的周期性商业危机而被消灭的推论和预测,似乎就是正确的。

因为,这一推论和预测,至少已在俄、中等国家和地区应验了。

问题在于,俄、中等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暴力革命所产生的国家体制,绝对不是马克思所希望和预测的,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发展的不能继续发展的社会基础上,产生的所谓“社会主义”国有计划经济统治体制。而是在生产资料以自然资源为主,生产方式以手工劳动为主,整个民族的生存环境极为恶劣和艰难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所产生的必须暂时消灭和禁止私营经济,将社会生产资料全部收归国有统一计划、统一生产和统一分配,以便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存条件,客观上为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相对平稳和人道地全面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奠定物质基础和创造客观条件的国有封建特权专制统治体制。

因此,只要各方面的客观条件成熟,俄、中等国家和地区的私营经济乃至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方式必将重新产生,并势不可挡地大规模和大面积发展和成长起来,新生的资产阶级将会重新成为统治阶级,并逐步建立和完善以私营经济和自由竞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民主法治统治体制,从而真正全面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事实上,这一演变过程和发展趋势已随着苏东等国的资本主义化全面变革以及中国等国资本主义化改革开放而日趋明显。

所以,俄、中等国的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社会暴力革命的成功以及国有特权专制统治体制的建立,并不能证明马克思有关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方式将会因其自身导致的周期性商业危机而被消灭的推论和预测是正确的,它们两者之间显然是风马牛不相及,根本就不能相互证明任何规律。

摆在我们面前的客观事实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以私营经济和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在经历了数次周期性商业危机的猛烈打击以后,不但没有全面崩溃、一蹶不振,被所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所取代,反倒越来越兴旺发达起来,并且正在实现对整个人类社会生产的全面垄断。对此恐怕已经没有多大争议了。

那么,对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来说,明明是一次比一次剧烈的似乎能造成毁灭性打击和破坏的周期性商业危机,为何会产生相反的社会效果,客观上不但促进和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且还促进和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呢?

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商业危机究竟是恶性循环还是良性循环?或者说,它在什么基础上是恶性循环?它在什么基础上是良性循环?

下面我就从分析人类社会生产的性质、对象和目的与人类生产的规模、空间和方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来尝试着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商业危机的内在规律以及利与弊。

由于商业危机是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现象,这个概念用在其他社会形态中不太准确,为了避免理解上的误会,故而在分析其在人类社会运动形态中的一般表现时,用社会危机这个概念取而代之。其实商业危机只是社会危机的一种表现。

(一)  生产类别与社会危机

人类社会的生产行为按其性质、对象和目的应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一类是人类追求享受的生活奢侈品的生产。

1)生活必需品的生产

相对来说,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规模、空间和方式无下限而有上限,受整个人类生存的本能需要所制约的。人类社会对这类产品的需求的宗旨是:没有是绝对不行的,过剩也就没有必要和意义了。人类生产这类产品本身在一定规模内不受任何限制,规模过大就自然会被限制。也就是说,所有人每天都必须消费一定量的生活必需品来维持和延续自己的生命,但太多也就没有必要和意义了。所以,由于人类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是有限度的,人类社会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规模必然也是有限度的。在人类社会的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领域,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是很容易造成暂时的相对的商品绝对过剩现象的。

正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活必需品的这种本质,在相应的历史时期里决定着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命运,当然也在决定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商业危机的利与弊。

我们知道,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活必需品的匮乏,是造成人类大面积饥饿和死亡的根本原因。“与其饿死,不如战死”,是广大人民群众发动或参与社会暴力革命的主要动机。不论处于怎样专制的统治条件下,只要广大人民群众能够“丰衣足食”,是绝对不可能发生任何性质的能够推翻现存统治的社会暴力革命的。由此可见,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任何时代的任何类型的统治者,不论采取怎样的手段和措施,只要能够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就决不可能被社会暴力革命运动推翻。

同样,资本主义时代的任何类型的统治者,只要能够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那么,不管发生如何剧烈的周期性商业危机,也决不会被社会暴力革命运动推翻的。

所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统治体制能否维持和巩固,完全取决于现实社会里客观上是否能够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也就是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是否适应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存在和发展,而并不取决于它的统治体制和意识形态。

“国以民为本”,任何类型的国家统治者原则上都不会在具备充足食物的前提下,坐视自己的臣民百姓忍饥挨饿、濒临死亡而不去解救,等待他们揭竿而起、武装暴动来推翻自己的统治的。不难想象,既然人类对生活必需品的最低需求是有限度的,而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又很容易在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领域造成暂时的商品绝对过剩现象,那么,仅从这一点上来推论,只要已经具备相应的社会物资基础的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政府,相对来说,恐怕更容易从根本上来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

2)生活奢侈品的生产

相对来说,人类追求享受的生活奢侈品的生产规模、空间和方式有下限而无上限,也受整个人类生存的本能需要所制约。人类社会对这类产品的需求的宗旨是:没有是完全可以的,越多反倒越有必要和意义了。人类生产这类产品本身在一定规模内必受各种限制,规模一大反倒没必要限制了。也就是说,生产生活奢侈品的规模越小,说明人类的综合消费能力越小,其发展和进步的规模、空间和方式就必然会受到限制。相反,生产生活奢侈品的规模越大,说明人类的综合消费能力越大,其发展和进步的规模、空间和方式就必然会无限扩张。

具体说就是:一个人在基本生存条件能够得到保障和维持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去追求生活奢侈品的享受;而由人组成的社会,也是在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能够得到保障和维持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出现对生活奢侈品普遍追求和尽情享受。假如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受到威胁,他就必然会停止对生活奢侈品的追求和享受,先想方设法甚至不择手段地维持和延续自己的生命。假如一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那么,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少数人对生活奢侈品的追求和享受,就必然会引起大多数人的愤怒和敌视而受到打击和限制,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矛盾一旦激化,富人就必然会因此而成为穷人斗争的目标。

因此,人类生活奢侈品的生产规模,最初是受人类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所严格制约的。人类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的水平越低,人类社会生活奢侈品的生产规模就会越小。与此相反,人类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的水平越高,人类社会生活奢侈品的生产规模就会越大。直到人类社会生活奢侈品的生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对生活奢侈品的追求和享受变成多数人的生活方式的时候,生活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不但不再会引起大多数人的愤怒和敌视而受到打击和限制,而且还会因为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逐步提高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和生活水平。

由此可见,人类生活奢侈品的生产规模受人类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规模的制约和影响,人类生活奢侈品的生产规模随着人类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扩大,到了一定程度以后,人类生活必需品的生产的地位就会因为能够轻易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而退居其次,人类生活奢侈品的生产规模必将会无限扩大而没有止境。这是人类社会生产由人类的本能需要和欲望而决定并必须遵循的自然发展规律。

(二)生产规模与社会危机

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供大于求、生产过剩、市场盈溢、十年一次的危机、恶性循环;这里是生产资料和产品过剩,那里是没有工作和没有生活资料的工人过剩”[1] 的商业危机现象,为什么就不会越演越烈并最终导致资产阶级的灭亡呢?

假如我们人类社会生产领域是个一成不变的有限空间,人类赖以生存和生产的大地万物都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人类的生产活动都是单纯消耗而不会创造的行为,人类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都是无法减少必要劳动和强度的工作,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必然导致的周期性危机就必定会迅速致资产阶级于死地,并迫使它永远退出人类社会生产的历史舞台。

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客观现实是:人类社会生产领域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无限大的空间,人类赖以生存和生产的大地万物中有许多已知和未知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可再生的资源,人类的生产活动也绝不仅仅是在单纯地消耗自然资源,同时也在合成创新各种资源和生产能力,人类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并不是一个无法减少必要劳动人力和强度以及时间的工作,采用高新技术的现代化大工业生产,将会把这一生产领域的必要劳动人力和强度以及时间降低到令今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既然人类社会生产领域是一个人类决不可能满足的无限大的空间,那么,人类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人类生活奢侈品的生产之间就不存在争夺生产空间之类的根本无法解决的基本矛盾。

既然人类赖以生存和生产的大地万物中,有许多已知和未知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可再生的资源,那么,人类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人类生活奢侈品的生产之间就不存在争夺自然资源之类的根本无法解决的基本矛盾。

既然人类的生产活动绝不仅仅是只能单纯地消耗自然资源和生产能力,而是可以大规模地创造各种资源和生产能力的行为,那么,人类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人类生活奢侈品的生产之间就不存在争夺生产能力之类的根本无法解决的基本矛盾。

既然人类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并不是一个无法减少必要劳动人力和强度以及时间的领域,现代化大工业生产将会把这一生产领域的必要劳动人力和强度以及时间降低到令今人难以置信的程度,那么,人类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人类生活奢侈品的生产之间就不存在争夺必要劳动之类的根本无法解决的基本矛盾。等等。

显而易见,既然人类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人类生活奢侈品的生产之间,不存在水火不融而且非要你死我活的根本无法解决的基本矛盾,那它们之间的任何冲突和制约以及斗争都只能是暂时的、局部的、表面的、最终可以缓和和化解的。

正是由于“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的发展规律,[2] 所以,残酷的现实处境逼迫所有资本家乃至资产者,不由自主地不但要向人类社会生产现有的所有领域拼命发展,而且还要不断地开拓新的生产领域,寻找新的消费热点。也正是由于“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的发展规律,[3] 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不管资产阶级大工业生产所导致的商业危机多么剧烈和恐怖,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适应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方式发展与进步的空间,本质上“贪得无厌”、“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是决不会永远退出历史舞台的。不仅如此,资本家乃至资产者还每时每刻都在想方设法把越来越多的生活奢侈品,变成人们难以离开的生活必需品以扩大牟取暴利的空间。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仅因为人类社会生活奢侈品的生产以及消费领域和空间是无限大的这一客观现实,就能确定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整个经济演变过程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阶段,至少在没有垄断整个人类社会生产之前是决不会结束的。如果我们站在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整个自然历史演变过程的基础上来观察,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的周期性商业危机是良性循环,它始终都在促进和推动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方式一步一步地实现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垄断。

那么,我们又应该怎样解释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发展过程中,其必然出现的商品过剩所导致的周期性商业危机而引发的整个社会的剧烈对抗和动荡的事实?我们又应该怎样看待历史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爆发的消灭私营经济和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方式的社会暴力革命运动呢?

其实,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发展与进步所必然导致的周期性商业危机而引发的整个社会的剧烈对抗和动荡,最终能否引发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关键在于当时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整体实际水平所形成的客观的生产条件和生存环境,能否适应仅存于几个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发展与进步,而非其他原因。

(三)生产条件与社会危机

人类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所形成的客观的生产条件产生相应的生产方式,这是毫无疑义的。没有机器,也就不可能产生用机器生产的方式。一个时代的主要的客观的生产条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则构成了这个时代的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4]

因此,什么性质的生产条件产生什么性质的生产方式;什么性质的生产方式产生什么性质的生产关系;什么性质的生产关系产生什么性质的社会关系;什么性质的社会关系产生什么性质的社会结构;什么性质的社会结构产生什么性质的社会意识;什么性质的社会意识产生什么性质的社会制度;什么性质的社会制度产生什么性质的统治体制。

同样,生产条件发生变化,生产方式也就必然会发生变化;生产方式发生变化,生产关系也就必然会发生变化;生产关系发生变化,社会关系也就必然会发生变化;社会关系发生变化,社会结构也就必然会发生变化;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社会意识也就必然会发生变化;社会意识发生变化,社会制度也就必然会发生变化;社会制度发生变化,统治体制也就必然会发生变化。

总之,是生产条件决定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决定社会关系、决定社会结构、决定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制度、决定统治体制,而不是相反。因此,不管谁在统治一个国家和地区,只要统治体制与社会制度、与社会意识、与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与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与生产条件之间能够相互适应,社会必然会呈现一片和谐和繁荣的景象,否则就必然会产生混乱和动荡甚至战争。这就是马克思所发现的客观存在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私有制就是这样产生的。”[5] 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也就是这样产生的,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意识、社会制度、社会统治等等,都是这样产生的。

生产机器的发明和普遍运用,自然会产生大工业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大工业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自然会产生占有和经营它们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占有和经营大工业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自然会形成自己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意识、社会制度、社会统治等等,资本主义时代就是这样产生和发展的。

所以说,是机器生产以及围绕机器生产所必然形成的生产和交换的条件和方式,创造了整个资本主义时代,而不是相反。由此可见,人类社会只要机器生产以及围绕机器生产所必然形成的生产和交换的条件和方式达到相应的程度,就必然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

当然,受人类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所决定的客观条件和生存环境的制约,任何新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都必然会经历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自然演变过程,特别是既能迅速提高人类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又能在初期导致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甚至引发战争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的产生和发展的自然演变过程。

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因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的产生和发展的自然演变过程是极为动荡和残酷的,尤其是它的原始积累和初级发展阶段,对于大多数劳动人民来说,简直就是噩梦和地狱。

那么,明明是先进的能够迅速提高人类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为何就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噩梦和地狱呢?

说到底还是由于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整体实际水平,暂时还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在所有国家和地区发展和进步的缘故。

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国家只有实现了普遍运用机器进行生产的大工业的全面垄断,也就是生产资料以工业资本为主、生产方式以机器生产为主,才能形成真正的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经济基础。

一个国家如果只有小规模的私营经济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方式,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还是以自然资源为主,生产方式还是以手工劳动为主,那么,即便国家统治阶层大多是资产者甚至资本家,也还是不能实现真正的资产阶级统治。因为,此时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大工业还处在原始积累阶段和初级发展阶段,社会上的资本家乃至资产者、也就是资产阶级不仅人数稀少而且势单力薄,还不能实现对整个社会的真正统治,还必须受统治阶层不得不保留的各种形式的封建特权专制统治体制的制约,还有可能与统治阶层一道被社会暴力革命消灭,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俄国和中国等国家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社会暴力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和统治阶层的命运就是如此。

因此,即便就是以维护和保障私营经济和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方式的根本利益为建国宗旨的国家,无论统治阶层如何崇拜和推行资本主义,也会因为没有形成由普遍运用机器进行生产的资产阶级大工业全面垄断的社会经济基础,而被迫继续保留和采用各种形式的封建特权专制统治制度和观念来制约社会和民众;而不能实现真正的资产阶级统治;而不能真正全面进入资本主义时代。

再则,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方式发展和进步的自然规律,迫使资产阶级必须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所以,我们只能站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基础上,来观察和分析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发展与进步的实际水平,来衡量和确定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所处的时代的性质。

掌握以上标准,我们就不难认识社会生产的条件和方式,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所导致的周期性商业危机之间的关系了,也就不难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剧烈对抗和动荡能否引发社会暴力革命,完全取决于社会生产的条件与方式是否协调的观点了。因为,在人类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极为低下和落后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时代,几乎完全依赖自然资源和手工劳动的社会生产的条件和方式本身,确实就是不断发生社会危机的主要的客观原因之一。

(四)生产性质与社会危机

人所共知,人类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产生以前极为低下和落后,社会生产资料主要是自然资源,必须依赖大多数劳动者直接从事农、牧业以及其它手工生产以维持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相当简陋和原始,根本就没有驾驭自然界和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只能靠天吃饭。一般来说,风调雨顺则丰衣足食,逢灾遭难则忍饥挨饿。因此,对于这个时代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所有类型的统治阶层来说,客观上根本不存在能够永远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存条件的彻底解决办法和措施。一旦连年灾荒、粮食歉收,就必然会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由此而引起的各类社会矛盾一旦恶化,人类社会也就只有通过各种形式的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来消灭大量过剩人口,重新分配物质财富,社会生态也就会重新恢复平衡一段时期。这是任何人都不可能阻止和改变的。

显而易见,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一自然历史阶段里,能够决定和支配人类命运的只能是自然资源。因此,争夺占有和支配自然资源的权力,也就必然成为这个历史时期社会斗争的焦点。当然,最终总会有人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夺取了一个地区的自然资源的占有和支配权,然后就能根据当时的情况,建立自己的庄园、部落、番邦或国家,并使自己以庄园、部落、番邦或国家的名义来占有和支配社会生产资料,统治自己的臣民或者奴隶。于是,人类社会就自然而然地进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统治基础的历史发展时期,并且根据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分为奴隶主义时代和封建主义时代。

通过各种方式夺取和占有一个地区,再通过各种方式将其封闭起来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然后建立自己的军队、政府、法庭和监狱等基本设施,以便对外抵御侵略和对内镇压反抗,把社会生产资料(主要是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分配给自己的臣民,尽可能使“耕者有其田”。统治者主要依靠地租和税收来维持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从而构成了一个封建主义国家的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和统治体制。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各种客观的和人为的原因,社会生产资料(主要是自然资源)的使用权的很大一部分,必然会通过各种所谓合法的手段和方式逐渐转移到民间的少数富人手里私有化,而使大多数劳动者成为失去土地和生产资料被迫受雇于他人而生存的雇佣劳动者。这样一来,社会物质财富也就很快聚集到民间的少数富人手里私有化,而国家的统治者反倒被架空,实际可以支配的社会物资财富必然会越来越少。一旦发生连年的自然灾害以及所引发的社会暴乱,国家统治者就会因客观上没有能力继续维持统治而被推翻,剩余人口就会因为饥饿和战争等原因而被大量的消灭,社会生产资料和物质财富通过战争以及其它方式又聚集到胜利者——新的国家统治者手里,被严重破坏的生态平衡又得到了相应的恢复。通过各种方式夺取了统治权力的人们,就又开始以国家的名义重新分配社会生产资料和物资财富,并且建立和巩固相应的特权专制统治体制来保障和维持自己的特权统治地位以及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地演绎着封建时代的一幕幕改朝换代的历史。

不难看出,社会生产资料(主要是自然资源)私有化一直就是打破封建土地所有制内部平衡的政治原因。社会生产资料(主要是自然资源)的占有和支配权向民间少数富人手里的大量聚集,必然会使大多数依靠土地而生存的农民因失去土地而变成赤贫者,最终不得不依赖国家统治者的救济而生存,而国家统治者又因为社会生产资料(主要是自然资源)的占有和支配权向民间少数富人手里的大量聚集而日益贫困,逐渐难以负担救济贫民的重任,而将越来越多的贫民推向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最终酿成民怨和民愤以及对抗和动乱。毫无疑问,如此恶性循环下去,必将导致社会暴力革命。

由此可见,私营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从来都是封建社会不断出现大面积的饥饿和死亡现象,并最终导致大规模动乱和战争以改朝换代的主要社会因素。

当然,由于封建时代的社会生产资料主要是自然资源和物质财富,而只能单纯以占有和支配自然资源和物质财富为基础的私有体制,从根本上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稳固和永久的。特别是理应属于全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很容易被人们通过暴力手段和其它专制方式重新聚集到国家统治者手里。所以,在以自然资源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生产资料私有化现象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周期性社会危机,只能局限在给封建国家改朝换代的范围内,决不可能从根本上摧毁和否定国有封建特权专制统治体制。

同以往任何时代所出现的私有制现象有所不同的是,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唯一能够从根本上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并彻底摧毁和否定封建特权专制统治体制的所有制形式。当然,也就是因为能够彻底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的缘故,资产阶级私有制在其最初的发展时期才表现的如此激烈和残酷,以至于经常导致社会危机,并引发大规模的极为野蛮的动乱和战争。

但是,无论资产阶级私有制的产生与发展的自然过程,相对来说有多么残酷和野蛮,它都将最终取代人类社会的一切所有制形式,并成为再也不可能被人们通过暴力手段和其它方式重新聚集到国家统治者手里的所有制形式。

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私有制主要是以占有和支配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而不仅仅是自然资源和物质财富。

从表面上来看,资产者一开始主要都是通过个人的拼命劳动、创造发明、辛勤创业,艰苦奋斗、精打细算、投机倒把等手段和方式创造和积累私有财产和资本的。资产者特别是工业资本家的发家致富,似乎都是个人在合情合理和机会均等的社会基础上努力拼搏的结果,并不依赖任何暴力和特权,决不同于过去那些依靠暴力和特权占有和支配社会生产资料、特别是自然资源,来为自己和家人积累和创造财富的有产阶级。

所以,只要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存条件客观上能够得到确切的保障和维护,资产阶级追求个人幸福和享乐的精神和原则以及行为和方式等,最终还是很容易被整个人类接受和效仿的。以此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私有制和社会民主法治统治体制,也就必将取代一切类型的所有制和统治体制而征服整个世界。

但是,在人类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极为低下和落后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时代,先进的资产阶级占有方式本身却是社会危机的主要的政治原因。

(五)生产方式与社会危机

在封建国有土地所有制统治条件下的社会发展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极为低下和落后,生产方式主要以手工劳动为主,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生活奢侈品的生产都必须依靠大量的劳动力,所以两类生产是相互依赖而又相互制约的。

一般来说,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奠定了生活奢侈品生产的基础,但又因争夺劳动力而制约着生活奢侈品生产的发展;生活奢侈品的生产保障了生活必需品生产的安定,但又因浪费劳动力而制约着生活必需品生产的发展。农忙时,劳动力自然会涌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领域;农闲时,劳动力又自然会涌向生活奢侈品的生产领域。如果人为地违背和打破这个规律,就必然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并给社会的安定带来隐患。严重的时候会造成生活必需品的生产由于缺少劳动力而大量减产,导致日后社会因生活必需品的匮乏而出现大面积的饥饿和死亡现象,并引发大规模的动乱和战争。

所以,在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时代,生活奢侈品的生产客观上只能处于依附和次要的地位,随意打破两类生产的平衡是必然会导致社会灾难和浩劫的。只有等到人类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客观上已经达到能够轻易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存条件的程度,生活奢侈品的生产地位才能逐渐由依附和次要转变为独立和主要。

通过如此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由于人类社会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时代的生产资料主要是自然资源,生产工具十分简陋和原始,生产方式只能是以手工劳动为主,不管是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还是生活奢侈品的生产,客观上都需要大量的简单劳力,这就自然而然地给大多数劳动人民提供了就业机会,无形中保障和维持了广大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和简单生活方式。由此可见,需要大量简单劳动力的手工生产方式是封建时代能够长期保持生态平衡和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之一,尽管这种生态平衡和社会和谐极为落后和脆弱。

然而,普遍使用机器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很快就打破了这种生态平衡和社会和谐,把相对固定和温和的社会生产行为,变成了极为动荡和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搏杀。这是因为,在人类社会现有的生产领域里,大规模使用机器以及其它先进工具的结果,必然会迅速减少大量的劳动力,迫使许多劳动者失业和无业。而资产阶级和现实社会又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很快创造和开拓大量新的生产领域来吸纳失业和无业者,从而导致许多社会成员因失业和无业而长期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

一般来说,“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是决不会也决不能心甘情愿地去无偿保障和维持大规模的失业和无业者的基本生存条件。因为,在社会生产能力极为低下、物质财富普遍匮乏的时代,乐善好施的资产者有可能使他们自己成为新的失业和无业者。而国家统治者又因为社会生产资料和物资财富大都聚集在资产者手里,使得国库空虚而爱莫能助。这样,社会上因为失业和无业而导致的饥饿和死亡现象必然会越来越普遍和严重;社会上因为反抗和拼命而导致的动乱和战争行为必然会越来越频繁和剧烈,客观上以大量消灭过剩人口和重新分配物资财富来争夺生存空间和恢复生态平衡的社会暴力革命也就在所难免了。

所以,在人类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极为低下和落后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时代,先进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本身就是社会危机的主要的社会原因之一。

(六)小结

通过对人类社会生产的自然形态和变化规律同社会危机之间的真实关系的分析和了解,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由人类社会生产活动所引起的、周期性的能够导致大规模暴力革命运动的社会危机,客观上存在于以往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时代里,只不过在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以及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产生和发展的初级阶段表现的尤为残酷和剧烈而已。

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人类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极为低下和落后,是有史以来人类社会所产生的一切形式的能够推翻现存统治的社会危机的经济基础。而社会生产资料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逐渐私有化,而使社会物资财富聚集到个人手里不受统治者控制,则是产生一切形式的能够推翻现存统治的社会危机的政治原因。两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而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发展和进步,即是能够不断激发和催化社会危机并使其转变为社会革命的经济力量,又是能够彻底消灭和根除社会危机并使其转变为社会动力的物质基础。

由于“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打破,而且果然被打破了。”[6] 而且,受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制约,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发展和进步,又是以征服和统治整个人类世界为最终目的的。因此,我们考察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危机现象以及它的利弊和发展趋势时,不能以个别国家和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和局部变化为依据,而必须以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实际水平和总体变化为基础,才有可能认识和揭示人类社会这段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

下面我们就站在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实际水平和总体变化的基础上,来全面分析和研究一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商业危机现象及其基本特征和运动规律,看它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恶性循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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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6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4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4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08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18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6



第五节  商业危机的恶性循环


通过对人类社会生产规律与社会危机之间的真实关系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已经基本了解和认识了这样一个发展规律:即人类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极为低下和落后,是有史以来人类社会所产生的一切形式的能够推翻现存统治的社会危机的经济基础;而社会生产资料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逐渐私有化;使社会物资财富聚集到个人手里不受统治者控制,则是产生一切形式的能够推翻现存统治的社会危机的政治原因。两者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

所以,有史以来,人类社会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统治者,不管声称自己处在什么性质的社会发展时期,声称自己具备什么性质的社会意识形态,声称自己拥有什么性质的社会民众基础,声称自己建立什么性质的社会统治体制等,客观上只要同时存在和具备以上两个必要条件,那么,产生能够推翻或者改造现存统治的社会暴力革命或者政治改革运动的社会危机也就在所难免。

“革命不能预先随心所欲的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都是完全不以个别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1] 不难想象,有史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一切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以及政治变革运动等,虽然从表面上来看似乎都是人类有意识的社会活动。但是,受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和内在规律的制约,人类所有能够付诸实践的意识,都必然会被局限在相应的范围内。

所以,从根本上来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以及政治变革运动等,是决不可能根据任何人的意志来随心所欲地决定和控制的。而且,任何类型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以及政治变革运动的客观的社会功能和历史使命,特别是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说到底就是通过消灭大量过剩人口和重新分配社会物资财富来恢复生态平衡和促进社会发展。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商业危机而引发的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以及政治变革运动等也不例外。

也就是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时期内,受人类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的制约,周期性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以及政治变革运动等,客观上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于当时整个人类社会的生态平衡的恢复也是完全必要的。因此,相对来说,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以及政治变革运动等具体是怎样发生的,由谁领导的,如何进行的,怎么结束的,则是无关紧要的表面现象。

       (一)生存条件决定商业危机的性质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一切人类的命运和行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类,客观上都必须受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制约。没有哪个个人、哪个政党、哪个阶级、哪个民族以及哪个国家统治者,可以不顾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的现实状况以及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随心所欲地创造理想社会的。

而且,也不管是谁,即便就是通过社会暴力革命或者其他方式夺取和掌握了国家权力,所能做的任何事情,也都只能局限于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以及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所能允许的范围内。“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2] 并不是统治者想得到什么经济基础就能得到什么经济基础,想建立什么统治体制就能建立什么统治体制,想创造什么社会形态就能创造什么社会形态的,想实现什么美好理想就能实现什么美好理想的。

从根本上来说,人类社会所有国家和民族的所有时代的统治者,在实施自己的统治时,客观上都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使自己的统治能够适应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维持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确保自己的统治不被推翻;要么使自己的统治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遇到天灾人祸就无法维持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难保自己的统治不被推翻。

根据这一论点来推理,人类社会所有国家和民族的所有时代的统治者,不管在表面上坚持的是什么性质的意识形态,不管在表面上崇拜的是什么性质的政治信仰,不管在表面上建立的是什么性质的统治体制,不管在表面上推行的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制度,只要能够保障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只要能够确保自己的统治不被推翻,就表明自己的统治能够适应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是合理的存在。与此相反,只要不能保障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只要不能确保自己的统治不被推翻,就表明自己的统治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是不合理的存在。“存在即合理”,不合理也就不能存在。

从根本上来说,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历史,在任何时代的任何统治条件下,都决不可能因为统治者的更换或错误而向后倒退或者向前跨越的。所以说,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自然历史过程的立场上来看问题,人世间所出现的一切事物和人世间所发生的一切变化的性质都是相对的,随着由人类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所决定的人类生存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包括各个时代所发生的社会危机以及由社会危机所引发的社会暴力革命或民族之间战争,当然也包括能够导致各种战争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周期性商业危机的恶性循环。

(二)经济基础决定商业危机的性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理解,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所必然导致的周期性商业危机,无论表现的多么剧烈和残酷,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自然历史过程来说,也是不可避免的,十分必要的,其客观的社会性质和历史作用,完全取决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整体实际水平。而且,资本主义社会的即便就是属于恶性循环的商业危机,那也是相对的、暂时的。说到底还是通过战争逼迫人类消灭过剩人口以及重新分配社会生产资料和物资财富来恢复生态平衡,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的进一步发展和进步奠定相应的基础。

但是,只要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商业危机没有引发大规模的战争,也就表明它客观上没有必要通过战争逼迫人类消灭过剩人口以及重新分配社会生产资料和物资财富来恢复生态平衡了。那么,无论它表现的多么剧烈和残酷,也会因为它没有把大多数人推到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并导致战争而变为良性的了。显而易见,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商业危机的性质,取决于它能否引发大规模的战争。能够引发大规模的战争的商业危机,才能谓之恶性循环的商业危机,否则就是良性循环的商业危机。

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商业危机,是不是在任何社会基础上发生都必然会导致大规模的战争呢?当然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发展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商业危机,在怎样的社会基础上发生,才必然会导致大规模的战争呢?前面已经说过,人类社会的任何国家和地区,在任何历史时期,在内部爆发足以推翻现存统治的大规模战争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客观上必须存在大规模的足以推翻现存统治的长期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广大革命人民。当然,并不是只要出现大面积的饥饿和死亡现象,就一定会爆发足以推翻现存统治的大规模战争的。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迫使长期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广大革命人民揭竿而起,发动足以推翻现存统治的社会暴力革命运动呢?

一般来说,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人类社会出现大面积的饥饿和死亡现象,根据其当时的经济状况和统治能力主要分成以下几种自然形态:

1)整个社会客观上根本就没有能够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存条件所必须的生活必需品,统治者客观上也没有条件和能力阻止和镇压人民因饥饿和贫困而组织的反抗和革命;

2)统治者和资产者们拥有大量的生活必需品,但由于货币和财富都聚集在少数富人手里,广大社会成员没有能力正常购买和消费;

3)生活必需品都积压在资产者那里,但由于货币和财富都聚集在少数富人手里,统治者和广大社会成员都没有能力正常支配和使用;等等。

显而易见,如果人类社会所出现大面积的饥饿和死亡现象,属于第一种状况,那么,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在所难免。因为,“与其饿死,不如战死”,无疑是所有濒临死亡的广大人民群众都有可能萌发并付诸实践的正当的革命理由。只要统治者和社会上确实没有相当的食物来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那么,人类自身通过各种暴力行为消灭大量过剩人口和重新分配物资财富就是恢复生态平衡的唯一途径了。

如果人类社会所出现大面积的饥饿和死亡现象,属于第二种状况,那么,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则绝难发生。“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再昏庸和吝啬的统治者,也决不会守着足以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的大量食物,坐等濒临饿死的广大人民群众起来革命并置自己于死地的。更何况在统治者拥有足够的食物来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的前提下,镇压大规模社会暴力革命运动的成本再低,也绝对不会低于为广大饥民免费提供食物以从根本上防止他们造反所需要的成本的。

如果人类社会所出现大面积的饥饿和死亡现象,属于第三种状况,那么,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能否发生就很难说了。食物、货币和财富都聚集在民间的少数人手里,也就等于广大饥民甚至国家统治者的命运都掌握在分散在社会上的非统治者手里。严酷的现实和未卜的前途,迫使这些人不可能甘心情愿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和统治者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同心同德、共渡难关,贪婪的欲望和吝啬的本性,也使这些独立的个人很难明确觉察到社会上所出现的大面积的饥饿和死亡现象,对他们生存的直接威胁。

所以,面对社会上层出不穷的大面积饥饿和死亡现象,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此起彼伏的大规模动乱和战争行为,资产者中的有些人可能会动恻隐之心,从而慷慨解囊,帮助广大饥民和他们的统治者渡过危机;资产者中的有些人可能会明哲保身,从而无动于衷,设法回避并坐视事态的进一步变化;资产者中的有些人甚至可能直接参加革命运动,支持和帮助革命人民推翻现存统治。

总之,生活在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任何时代的资产者们,他们所拥有的私有资产和物质财富以及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的阶级本质。他们在社会斗争中的政治立场,是由他们在维护自身阶级利益的原则上,对社会政治局势的观察和分析而得出的结论来决定的。一般来说,作为资产者,原则上是帮强不帮弱,帮多不帮少,帮官不帮民,帮胜不帮败。如果社会政治斗争形势明显有利于统治者,资产者中的大多数人肯定会见利忘义、助桀为虐,尽力帮助统治者镇压社会暴力革命以确保自己的阶级利益。但如果社会政治斗争形势明显有利于革命者,资产者中的大多数人又肯定会见风使舵、推波助澜,纷纷帮助革命者推翻现存统治以寻求自己的个人利益。

当然,处在这个发展时期的新旧统治者,为了确保自己的特权统治地位,也必然会在利用各种专制权力和暴力手段阻止和镇压社会动乱和民众反抗的同时,想方设法、竭尽全力地为广大饥民提供食物以维持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从而防患于未然。而且,在统治者认为必要的时候,他们还会不惜以牺牲资产者们甚至自己的部分利益为代价,采取各种严酷的专制手段和强权措施收缴和集中生活必需品并进行统一分配以渡过困难时期。

不过,统治者的这种选择也需要相应的社会经济基础。假如把社会上所有的食物和财富都强行集中起来平均使用,仍然不能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的话,那么,人类之间的各种方式的相互残杀甚至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也就难以避免了。

综上所述,社会上大面积的饥饿和死亡现象,能否导致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或者民族之间战争,完全取决于人类社会当时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和社会物资财富的实际积累,以及广大民众对饥饿和贫穷的承受能力。简言之,也就是完全取决于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

毋庸置疑,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是在封建社会经济基础上产生并成长和发展起来的。“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中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3] 毫无疑问,这决不是只有哪几个国家和社会才能发生的独有的人类历史现象,而是整个人类世界的所有国家和社会都或早或晚会必然会发生的人类历史现象。不仅如此,处于“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4] 所以,资产阶级也必须到处逼迫所有国家和民族接受“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5] 因此,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发展和进步,最终将会迫“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共同行为。[6]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在任何时期都决不是那个国家和地区的独立现象,它的发展和进步在任何时代都必然会受到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实际水平的制约。

既然如此,我们在任何时候观察和分析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发展与进步所必然导致的周期性商业危机,都不能把眼光仅仅局限于发生商业危机的那几个国家和地区,而是要放眼于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因此而发生的变化和反应,才有可能认识和了解其中的真实关系。

(三)全球经济决定商业危机的性质

回顾人类社会现代的自然历史发展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现象,能够引发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的商业危机的恶性循环,都集中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上半叶。而且,商业危机主要发生在发达的工业国家和地区,大规模战争的策源地也就是这几个国家和地区,但主要战场却在一些极为贫穷和落后的封建国家和地区,因此而爆发的最终推翻现存统治的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也发生在这些极为贫穷和落后的封建国家和地区。

这些已经发生过的不可否认的客观现象,至少向我们证明了现代人类历史运动的几个必然的因果关系:

1)资本主义社会商业危机的恶性循环,局限在一个特定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内,因此而引发的波及整个世界的大规模战争,主要发生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在这之前不可能发生,是因为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的规模,还不足以引起世界大战。在这之后也不可能发生,是因为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的规模,已经足以制止世界大战。

2)资本主义社会商业危机的恶性循环,没有、也不可能引发本国的能够推翻现存统治的社会暴力革命。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客观上并不存在大量的足以推翻现存统治的长期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广大革命人民,所以也就不存在爆发足以推翻现存统治的社会暴力革命的社会基础。

3)资本主义社会商业危机的恶性循环所引发的战争,只能直接和间接地推动和促进一些古老的封建国家和地区的能够推翻现存统治的社会暴力革命。

这是因为,这些古老的封建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当时极为低下和落后,整个民族的生存条件和环境极为恶劣和艰苦,社会生态平衡极为脆弱,客观上本来就始终都存在着大量的足以推翻现存统治的长期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广大革命人民,根本就经不起任何大规模的天灾人祸,所以本身始终都存在着爆发足以推翻现存统治的社会暴力革命的必要条件和社会基础。

所以,当时发达工业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转嫁本国商业危机所导致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而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所进行的疯狂掠夺和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必然会沉重地打击和摧毁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传统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社会结构,破坏由自然资源和手工劳动所维持的极其脆弱的生态平衡,致使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长期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进一步激化和促进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暴力革命运动,迫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革命人民和政党,通过社会暴力革命更新统治体制和重新分配物资财富以恢复生态平衡。

(四)生产规模决定商业危机的性质

倘若仅限于观察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少数几个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状况,当时社会上普遍贫穷和饥饿现象似乎是因商品过剩导致的。但是,只要放眼世界,观察整个人类世界的社会状况,则不难看到,所有没有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当然也没有商品过剩所导致的商业危机的贫困国家和地区,则存在着更为严重和普遍的饥饿和死亡现象,而这些现象并非是商品过剩而主要是粮食歉收所造成的。也就是说,对于当时的整个人类社会来说,因商品过剩而失业并导致饥饿和死亡的工人毕竟是少数,而因粮食歉收而面临饥饿和死亡的农民则难计其数。

因此,无须任何统计资料证明,仅仅根据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工业化水平极低的历史事实就能确定:当时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所发生的各种形式的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的主力,只能是因为农业生产歉收而面临饥饿和死亡的农民,而决不可能是因为工业生产过剩而失业的工人。

由此可见,整个人类社会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所面临和必须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显然是如何大量生产和统一分配可通过各种方式获取的生活必需品,以保障和维持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而决不是如何计划生产和平均分配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的生活奢侈品,以改善和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整体生活水平。

我们应该不难理解,当时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不管形式有多么复杂,内容有多么残酷,过程有多么曲折,结局有多么失望,其根本原因都是因为当时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极为低下和落后,以至于整个人类的生活必需品长期普遍匮乏,有许许多多的人始终都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有些国家和地区的统治者,根本没有能力对付各种内忧外患。世界各地到处都在爆发争取生存条件和反抗野蛮压迫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一些工业强大的专制国家的统治阶层,为了独霸世界转嫁危机,可以肆无忌惮地发动各种形式的侵略战争,以至于整个人类社会不得不通过消灭过剩人口和重新分配财富来恢复生态平衡。

所以说,人类社会要想从根本上永远摆脱各种战争的阴影和威胁,就必须将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实际水平提高到相应的程度。没有相当的生产规模和物质基础,人类一切美好的愿望和理想都不可能实现。

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人类社会在大多数劳动人民都长期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历史时期,客观上真正需要通过相互厮杀和残酷战争来争取基本生存条件和空间以及权利的,并不是生活和活跃在上层社会的统治阶层和几个政治领袖,而是成百上千万永远都值得同情的、始终都希望过上和平安宁、幸福美好日子的、因各种原因而失去基本生存条件和空间以及权利的、迫不得已才拿起武器发动和进行各种战争的、原本善良的平民百姓。

但是,根据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到了一定程度以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就必然会成为从根本上全面提高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实际水平的唯一方式和途径。而且,无论它在发展和进步过程中所必然产生的社会弊病和坏的方面,暂时多么令人难以容忍和接受,它最终也必然会将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提高到不可能再发生任何战争的程度。

因为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所导致的商业危机的主要特征和一般表现是商品过剩。假如这种商品过剩使整个人类社会物资财富的积累和生产能力,已经达到能够给所有人类长期提供丰衣足食的生活条件的程度的话,那么,仅仅因为它们巨大的数量以及食物容易腐烂变质的特性,我们也不难想象,不管这些商品控制在谁的手里,由谁来支配,人类社会也决不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旨在通过消灭过剩人口和重新分配物质财富来恢复生态平衡的、各种类型的残酷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要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所导致的商业危机,还能引起社会暴力革命和各种形式的战争的话,只能说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的规模和范围还不够大,客观上还不能给整个人类社会提供足够多的剩余产品,特别是足够多的生活必需品。也就是说,过剩商品的数量,还没有达到能够让所有统治者和资产者以及富人们,仅仅为了自身的安宁,就能从容不迫并且心甘情愿地去救济饥民以防患未然的程度。

不难看出,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所导致的商业危机,能否引起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从根本上来说还取决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在整个人类社会的总体规模。

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在整个人类社会的总体规模越小,则说明不适应它发展和进步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结构的总体规模就越大,必须依赖旧的生产方式来长期维持极为低下的生存条件的人口也就越多。这样以来,旨在彻底摧毁一切旧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统治体制的商业危机,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生态平衡所造成的危害无疑也就越严重,劳苦大众直接和间接的因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而被逼到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现象必然也就越普遍,因此而爆发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也就越频繁、越残酷。

所以,只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就不能容忍和接受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所带来的社会弊病和坏的方面;只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统治阶级,根本就没有能力控制和阻止由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所导致的社会动乱和暴力革命,就充分说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还完全不适宜这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基础,它就必然会在这个国家和地区暂时被取缔和禁止,以待这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提高到适应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产生和发展的程度。

(五)小结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发展规律,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危机是否是恶性循环,最终能否导致足以推翻现存统治的社会暴力革命,完全取决于当时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整体实际水平;取决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在整个人类社会的总体规模;取决于当时整个人类社会有多少长期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穷苦民众;取决于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结构和统治体制乃至意识形态,能否容忍和接受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存在和发展,而并不是由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自身发展的内在因素和法则决定的。

就一个国家和地区而言,假如没有极为严重的威胁民众生存的食物匮乏现象;假如没有相当数量的长期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广大劳动人民,又怎么可能爆发大规模的能够推翻现存统治的社会暴力革命呢?没有多少平民百姓会在丰衣足食的状况下,甘愿“以身试法”,冒着生命危险去同庞大的国家机器和军队武力抗争,去作无谓的牺牲的。而且,再英明的革命领袖和再伟大的革命政党,也决不可能在一个国泰民安、政权稳固,广大民众都能丰衣足食的国家里,发动能够推翻现存统治的社会暴力革命并取得成功的,不管这个国家的统治体制有多么专制,也不管这个国家的统治阶层有多么腐败。

就整个人类社会而言,假如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统治者都能轻而易举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需要;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国力都能抵御任何武装侵略和干涉,又怎么可能发生大规模的能够吞并一些国家和征服一些民族的侵略战争呢?没有哪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会在明显的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贸然发动毫无把握取胜的侵略战争以自取灭亡的。而且,再勇敢的民族和再强大的国家,也决不可能在强国如林的世界上,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并吞并其它强国和征服其它民族的。

因此,从表面上看,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商业危机,似乎是人类社会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所发生的各种形式的大规模战争的根本原因,其实不然,假如当时整个人类社会不存在极为严重的威胁广大民众生存的食物匮乏现象;假如当时整个人类社会不存在相当数量的长期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贫苦百姓;假如当时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统治者都能轻而易举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需要;假如当时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国力都能够抵御任何武装侵略和干涉的话,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商业危机再严重,商品过剩的再多,也决不可能爆发任何形式的全球性的大规模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的。

由此我们可以肯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商业危机,决不是人类社会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所发生的各种形式的大规模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的根本原因。其根本原因,应该是当时整个人类社会的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结构和统治体制,还远远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发展和进步,或者说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和民主运动以及生存观念和法治原则,还不适宜当时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和进步。

毫无疑问,只要我们站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个自然演变过程的高度,来俯瞰近代以来的世界变化,就不难认识和了解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所导致的商业危机,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直接和间接引发的一切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不管有多么剧烈和残酷,从根本上来说,是整个人类社会由封建土地所有制时代向资产阶级所有制时代演变和过渡过程中,所必然发生的社会现象,是整个人类社会即将全面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序曲,而决不是资本主义时代即将在整个人类社会终结的征兆。

我们不难想象,假如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都达到能够导致商业危机的规模的程度的话,那么,整个人类社会客观上将会存在多少过剩的食物和其它商品。而再吝啬的统治者、资产者和那些富人们,又怎么可能守着大量的食物和其它商品坐视广大劳动人民冻饿致死,等待他们组织起来拿起武器发动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置自己于死地呢?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所导致的商业危机,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引发大规模的暴力革命运动,只要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能够全面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时期,那么,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所导致的商业危机,客观上也就决不可能再引发任何性质的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了。

根据以上历史事实和理论推理,我们不难理解属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对于我们人类社会的整个自然历史发展过程来说,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在人类社会产生的那一天开始,至少要到资产阶级能够“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7] 的那一天为止,“整个历史运动都集中在资产阶级手里;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8]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所导致的商业危机,能否引发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无疑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能否全面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划时代标志。

也就是说,只要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所导致的商业危机,能够在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引发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而且革命和战争的结果是取缔和禁止了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的话,则充分证明这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暂时还不适应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存在和发展。

与此相反,只要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所导致的商业危机,已经绝对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引发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因此而产生的各种政治变革和社会变化,都明显是在适应和促进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存在和发展的话,则充分证明这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已经能够适应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发展和进步,并开始全面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了。

因为,就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本身的主要动机和消费对象以及发展趋势和最终目的而言,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无疑是人类在生活必需品已经能够基本满足的基础上,将花色品种越来越多的工业奢侈品,逐渐转变成消费范围越来越大的生活必需品的根本方式,归根到底就是为了不断满足人类对奢侈生活的无止境的追求和享受的社会行为。因此,从根本上来说,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只能是社会普遍康宁安定和大众都能丰衣足食的产物,它的迅猛发展和高速进步,无疑需要所有民族的和平共处和整个人类的生存无忧。由此可见,资产阶级本质上是反对任何理由和任何形式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的。所以说,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还能发生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本身,就充分证明这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还没有完全进入资本主义时代。

由于资产阶级实现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只能是以彻底否定和摧毁世界上一切与之相对立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为代价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要资产阶级还没有实现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所导致的周期性商业危机,就应该是最终致所有阻止和妨碍资产阶级实现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的社会因素于死地的革命运动。

当然,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否定和掩饰这样一些十分残酷和非常悲壮的历史事实,那就是:在人类社会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结构、统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等,还完全不适宜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发展和进步的历史时期,由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发展和进步所导致的周期性商业危机,对人类社会一切旧的生态系统的一次比一次猛烈的毁灭性打击,导致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原本就极为落后和原始的经济基础迅速全面崩溃,十分严重地破坏了整个人类社会原本就极为脆弱的生态平衡,迫使整个人类不得不越来越频繁地通过消灭大量过剩人口和重新分配物资财富来解决这些根本矛盾,于是在相对短的历史时期内引发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大大小小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使整个人类社会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发展与进步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而且,我们更不能因此而否定和掩饰这样一些十分残酷和非常悲壮的历史事实:在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极为低下和落后的时代里,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为了保障和维护自己建立在大多数劳动者极为贫困并不时面临饥饿和死亡威胁的基础上的奢侈生活,不惜充当灭绝人性的刽子手、侵略者、暴徒和恶棍,利用自己通过各种方式所获取的权利,冠冕堂皇地采取各种卑鄙无耻的暴力手段,残酷地打击和血腥地镇压广大劳动人民因不堪忍受饥饿和死亡的长期困扰和威胁而爆发的暴力反抗和武装革命,直接和间接地屠杀和致残了亿万无辜的生灵,因此而对整个人类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

总而言之,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由封建主义时代向资本主义时代过渡所起的总体作用,无疑是非常革命和进步的,但它在还能引发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的历史时期,其局部作用无疑又是反革命和反人民的。

当然,“问题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9]

用辨证的眼光来观察和分析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发展和进步所导致的商业危机,就会发现这样一个发展规律:由于周期性商业危机是一个国家和地区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逐渐成熟的唯一途径,也是这个国家和地区能否全面进入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时代的重要标志。因此,什么时候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发展和进步都能导致商业危机了,而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发展和进步所导致的商业危机,客观上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再会引起大面积的极端贫困和生存危机了,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再会引起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以及民族之间战争了,什么时候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发展和进步所导致的商业危机,也就成为不断促进和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良性循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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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19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08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2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4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6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4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5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9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



   第六节  商业危机的良性循环


为什么说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发展和进步所导致的商业危机,在人类社会能够全面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就必然会成为良性循环呢?下面我就根据资本主义时代的两大阶级以及社会形态在商业危机中的一般表现和主要变化,大概分析一下其间的自然规律和真实关系。

(一)商业危机中的资本家

资本家在周期性商业危机到来前后的一般表现,客观上应是怎样的呢?

一般来说,一个资本家在自己的工厂所生产的产品适销对路、供不应求的时候,尽力扩大生产能力、不断增加产品数量以获取更大利润是他的本能反应。一旦产品滞销开始积压时,他的资本就会逐渐物化成生产资料和剩余产品而无法正常流动了。资金周转困难最终必然会迫使他限产、停产和转产甚至破产。显而易见,仅受资金欠缺这一大生产要素的限制,他的工厂的产品积压也是有限度的。没有几个资本家能够把产品积压到送都没人要的地步才停止生产的。

作为一个资本家,面对已经出现的产品过剩现象,所必须和能够采取的对策和措施及其结局,大概是怎样的呢?

1)限制产品数量、提高产品质量、减少生产成本、降低销售价格等,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以好取胜、以慢求生、消极防守、等待转机。

2)寻求同业兼并、建立共守同盟、力争优化组合、实现行业垄断等,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趁火打劫、压价收购、扩充实力、以攻为守。

3)转让生产资料、退出市场竞争、持币默默观望、等待投资机会等,在力不能及的情况下,忍痛割肉、保存实力、以静制动、以守为攻。

4)申请破产保护、免去内外债务、重归穷人行列、另寻生活出路等,在力不能及的情况下,撤出江湖、明哲保身、得过且过、等待时机。

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的资本家和准资本家们,在琢磨新的消费热点,探索新的投资方向,寻找新的创业领域,等待新的发财机会。至于孤注一掷、铤而走险、销毁产品、荒废产业等极端行为,决不可能是历次商业危机期间,所有资本家都非如此不可的普遍选择。客观上恐怕也没有多少资本家会在商业危机中走上绝路的。

根据资本家在周期性商业危机中一般能够或者必须采取的对策和措施及其结局,我们就不难看出整个资产阶级在周期性商业危机中将会失去什么和得到什么了。

假如此次商业危机没有引发大规模的民族战争和社会革命的话,一般资本家的命运大概会有以下表现:

将有一部分资本家保存了实力、提高了竞争力、从商业危机中挺了出来;

将有一部分资本家扩充了实力、增强了垄断力、从商业危机中闯了出来;

将有一部分资本家抽回了资金、拥有了选择权、从商业危机中走了出来;

将有一部分资本家丢掉了资本、失去了经营权、从商业危机中熬了出来;

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资本家、准资本家们筹集了相当的资金,静观社会的剧烈变化,客观上为即将到来的经济腾飞和商业繁荣奠定了相应的经济基础。

毫无疑问,不管资本家个人在商业危机中的具体的处境和结局如何,对于整个资产阶级来说,没有引发大规模民族战争和暴力革命的周期性商业危机,必然会通过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残酷的自由竞争过程,扩大资产阶级的强者势力、减少资产阶级的弱者数量、调整资产阶级的生产能力、聚集资产阶级的闲散资金,从而为全面提高资产阶级的经营素质、增强资产阶级的生产能力、拓宽资产阶级的创业空间、促进资产阶级的发展速度奠定了相应的社会基础。

显而易见,从根本上来说,周期性的商业危机将会迫使资产阶级一步步成长壮大起来。

(二)商业危机中的无产者

无产者在周期性商业危机到来前后的一般表现客观上应是怎样的呢?

一般来说,一个无产者在所在的工厂所生产的产品适销对路、供不应求的时候,拼命提高工作效率、自愿增加劳动时间以争取更多劳动报酬是他的本能反应。一旦工厂停工失业回家后,他的积蓄就会逐渐转化成生活资料和必要开支而无法继续增加了。生活逐渐困难最终必然会迫使他继续择业、求职和谋财。显而易见,仅生存危机这一大基本要素的驱使,他在现实中的搏击方式也会是多样的,没有几个无产者会坐等到自己已经活不下去的地步才去谋求生路的。

作为一个无产者,面对已经出现的生活困难现象,所能够采取的对策和措施及其结局大概是怎样的呢?

1)接受苛刻条件、自减工资标准、提高劳动效率、搞好劳资关系,在能够忍受的基础上,以优取胜、以勤求生、讨好雇主、共渡危机;

2)积极提高技能、主动适应社会、不愿屈从将就、到处谋求高薪,在广泛选择的基础上,以才取胜、以动求生、自强不息、从容过关;

3)被逼失业无靠、迫使改变观念、降低择业标准、匆忙寻找生路,在紧缩开支的基础上,有啥干啥、能挣则挣、穷不嫌少、饥不择食;

4)自小缺德少才、一向厌恶劳动、幻想天降财运、经常惹是生非,在没有饿死的基础上,有啥吃啥、能混则混、给饭叫爹、给奶认娘。

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的无产者和准无产者们在研究怎样消灭剥削,讨论如何组织反抗,争取彻底解放自己,筹划早日实现理想等。至于捣毁机器、破坏工厂、劫富济贫、武装暴动等极端行为,决不可能是历次商业危机期间,无产者非如此不可的普遍选择。客观上恐怕没有多少无产者,会在丰衣足食的状态下参加武装暴动反抗国家的。

根据无产者在周期性商业危机中,一般能够或者必须采取的对策和措施及其结局,我们就不难看出整个无产阶级在周期性商业危机中将会失去什么和得到什么了。

假如此次商业危机没有引发大规模的民族战争和社会革命的话,一般无产者的命运大概会有以下表现:

将有一部分无产者降低了标准、适应了环境、从商业危机中挺了出来;

将有一部分无产者另谋了高职、提高了待遇、从商业危机中闯了出来;

将有一部分无产者变换了工作、获得了新生、从商业危机中走了出来;

将有一部分无产者失去了希望、变成了游民、从商业危机中熬了出来;

当然,也有许许多多的无产者、准无产者们因此而提前告别了人世,成为被消灭的过剩人口,客观上为即将到来的经济腾飞和商业繁荣奠定了相应的生态基础。

毫无疑问,不管无产者个人在商业危机中的具体处境和结局如何,对于整个无产阶级来说,没有引发大规模民族战争和暴力革命的周期性商业危机,必然也会通过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残酷的自由竞争过程,扩大无产阶级的强者队伍、缩小无产阶级的弱者数量、增加无产阶级的生存空间、降低无产阶级的依赖条件等,从而为全面提高无产阶级的生存素质、增强无产阶级的适应能力、拓宽无产阶级的就业领域、改善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奠定了相应的社会基础。

显而易见,从长远上来看,周期性的商业危机也将会迫使无产阶级一天天成熟理智起来。

(三)商业危机的社会形态

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在已经不可能引起大规模民族战争和暴力革命的周期性商业危机中,其一般表现和变化特征以及发展趋势又是怎样的呢?

1)商业停顿、市场盈溢。

商业应该泛指已经成为商品的劳动产品的流通领域。商业停顿也就是因商品过剩而造成的社会现象。商品过剩也就是商业资本家购进的劳动产品卖不出去所导致的积压现象。已经成为商品的劳动产品出现卖不出去的情况而导致积压,这首先说明商业资本家的存货和供货能力,暂时大大超过了社会公众的购买和消费能力。

从根本上来说,这种社会现象大概还要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 受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的制约,社会大多数成员的生活水平及其购买和消费能力都极为低下,即便是维持基本生存条件所迫切需要的生活必需品,都经常没有能力购买和消费,就更谈不上大量购买和消费生活奢侈品了。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连生活必需的商品都很容易大量过剩,更不要说生活奢侈品了。尽管此时的社会生产总体规模相对来说无疑还非常弱小。

2)受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的影响,社会大多数成员的生活水平及其购买和消费能力都有所提高,已经普遍能够长期维持基本生存条件了,不过暂时还没有能力大量购买和消费那些与基本生存无关的生活奢侈品。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大量过剩的无疑是生活奢侈品。此时的社会生产总体规模相对来说无疑已经颇为强大了。

3)受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的促进,社会大多数成员的生活水平及其购买和消费能力都大大提高,不仅能够确切保障和相对满足基本生存需要,而且已经有能力大量购买和消费那些与基本生存无关的低、中挡生活奢侈品了。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普遍过剩的无疑是那些中、高档生活奢侈品。此时的社会生产总体规模相对来说无疑已经十分强大了。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从表面上来看,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各个时期所造成的商业停顿、市场盈溢现象似乎没什么区别。其实不然,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越低,人类普遍的生活水平及其购买和消费能力也就越差,商业停顿、市场盈溢的总体规模也就越小。与此相反,商业停顿、市场盈溢的总体规模越大,说明人类普遍的生活水平及其购买和消费能力也就越强,说明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也就越高。所以,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发展时期所造成的商业停顿、市场盈溢的总体规模,客观上严格受人类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的制约,绝对不可能存在与人类生活的普遍水平反差不相对应的商业停顿、市场盈溢现象。

由此推论,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在整个人类社会所造成的商业停顿、市场盈溢的总体规模大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充分表明人类普遍的生活水平及其购买和消费能力也达到了相应的程度,整个人类的基本生存条件也就很难因此而受到根本的威胁和破坏了。因此,只要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在整个人类社会所造成的商业停顿、市场盈溢,客观上已经不能引起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的话。那么,不管它的表现在表面看来多么剧烈,也不管它的损失在表面看来多么惨重,首当其冲直接受害的,无疑是占有积压商品的商业资本家。

毫无疑问,商品的大量积压必然导致商业资本家的大量资金物化而难以周转。资金周转困难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又必然会迫使商业资本家做出一系列痛苦的抉择。同产业资本家一样,商业资本家此时所必须和能够采取的对策和措施及其结局大概也无非就是以下几种:

1)限制进货数量、提高进货质量、减少商品成本、降低销售价格等,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以好取胜、以优求生、竭力维持、力挽狂澜。

2)寻求同业兼并、建立共守同盟、力争优化组合、实现区域垄断等,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趁火打劫、压价收购、扩充实力、以攻为守。

3)转让积压商品、退出市场竞争、持币默默观望、等待投资机会等,在力不能及的情况下,忍痛割肉、保存实力、以静制动、转守为攻。

4)申请破产保护、免去内外债务、重归穷人行列、另寻生活出路等,在力不能及的情况下,撤出江湖、明哲保身、得过且过、等待转机。

当然,不管商业停顿、市场盈溢期间商业资本家所必须和能够采取的对策和措施及其结局如何,商品价格普遍不断降低,则是这个时期的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不难想象,商品价格普遍不断降低,必然会使广大消费者手中的货币不断升值,使他们的实际购买和消费能力因此而不断增强。假如广大消费者的个人收入没有因为商业停顿、市场盈溢而降低的话,那么,他们无疑是商业停顿、市场盈溢的最大收益者。

2)产品滞销、工厂关门

产品应该泛指已经生产出来但还没有销售出去并成为商品的物资财富。产品滞销也就是因生产过剩而造成的工厂经营不良的现象。生产过剩显然就是由于工业资本家组织生产的物资财富卖不出去,而产生的工业运转不良的现象。已经成为产品的物资财富,普遍出现卖不出去的情况而导致积压,这首先说明工业资本家的生产和供货能力大大超过了商业资本家的存货和销售能力。

从根本上来说,造成这种工业运转不良现象的主要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1)由于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生产机器的不断改进,产业结构的优化演变,劳动强度的逐渐降低等原因,使得工厂生产的速度迅速加快,以至于现有的个别生产领域的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暂时迅速超过了社会的购买能力,从而造成局部的生产过剩,导致一些工厂因此而运转不良;

2)由于经济基础的低下水平,生产资料的自然属性,统治体制的专制结构,人民生活的贫穷落后等原因,使得大工业生产的扩张受到局限,以至于不能很快的开拓和创造新的生产领域和消费空间来不断满足人类的各种需要,从而造成局部的生产过剩,导致一些工厂因此而运转不良;

3)由于物资财富的普遍匮乏,广大民众的愚昧无知,统治阶级的封建观念,贫民百姓的嫉富心理等原因,使得资本流通的方式严重受控,以至于广大劳动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不能随着资产者和富人们对奢侈生活的疯狂追求和享受而迅速得到改善和提高,从而造成局部的生产过剩,导致一些工厂因此而运转不良。

当然,造成产品滞销、工厂关门的主要原因和造成商业停顿、市场盈溢的主要原因一脉相承,它们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它们互相的表现也是大同小异的。因此,只要表面看来是由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发展和进步所造成的产品滞销、工厂关门等社会现象,客观上已经不能引起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的话。那么,不管它的表现在表面看来多么剧烈,也不管它的损失在表面看来多么惨重,首当其冲直接受害的,无疑是占有生产资料并经营工厂的工业资本家。

毫无疑问,产品的大量积压必然也会导致工业资本家的大量资金物化而难以周转。而资金周转困难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又必然会迫使工业资本家做出一系列痛苦的抉择。同所有资本家一样,他们所必须和能够采取的对策和措施及其结局,无非也就是前面分析的那几种,在此就不重复了。

同商业停顿、市场盈溢的主要特征一样,不管产品滞销、工厂关门期间,工业资本家所必须和能够采取的对策和措施及其结局如何,工业产品和物资财富以及生产资料的价格普遍不断降低,也是这个时期的工业经营活动的主要特征。不难想象,工业产品和物资财富以及生产资料的价格普遍不断降低,必然会使货币不断升值,使整个社会的实际购买和消费能力因此而有所提高。而且,产品滞销、工厂关门也只是相对的局部和暂时现象,已经创造出来的生产资料和物资财富并不会因此全部消失,它们将会换种形式继续为社会服务。所以,只要人类社会没有因为产品滞销、工厂关门而引发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那么,暂时的产品滞销和个别的工厂关门现象,也是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

3)银根奇紧、信用停止

毋庸置疑,一旦商业停顿、市场盈溢、产品滞销、工厂关门等,几乎所有经营实业的资本家,都有可能因为资金周转困难,而无法如期偿还银行的贷款本息。商店和工厂以及各类企业的纷纷倒闭破产,给银行造成的许多呆帐、坏帐和死帐,而经济的萧条和通货的紧缩现象又导致银行不敢轻易发放贷款。而社会广大民众特别是那些有钱人,面对疯狂的商业危机和恶劣的投资环境以及凶险的生存条件和动荡的政治态势等,也不得不逐渐压缩开支、减少消费并将余钱存入银行以求保值。

这样一来,银行必然会由于一方面旧的贷款收不上来,新的贷款放不出去而减少利润;一方面又因为存款余额的不断增加而加重负担,长期下去必然会导致银行出现全面的经营性亏损。如此亏损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必然会迫使金融资产者做出如下痛苦的抉择:

1)不断降低存款利率,迅速减少银行的直接损失;

2)不断降低贷款利率,积极寻求可靠的放贷对象,给信用好的贷款者提供各种优惠条件,争取尽快恢复银行的资金周转速度;

3)竭尽全力收回旧的贷款本息,并清理各种呆帐、坏帐和死帐,把银行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4)在亏损严重、资不抵债的情况下申请破产保护,彻底清盘以偿还债务;等等。

显而易见,只要银行不倒闭破产,那么,虽说降低存款利率会给广大储户造成一定的利息损失。但是,相对商业危机期间货币不断增值所带来的利益,社会公众因为银行在商业危机期间的全面亏损而直接承担的风险还是很有限的。损失惨重的应该是金融资本家。

当然,不管各个银行在商业危机期间的账面亏损有多大,社会全部资金仍然以各种形式存在并流通在社会上,继续为人们的生产和消费服务。所以,银行的亏损本身必然会使社会公众整体受益。而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又必然会迫使银行大量聚集闲散资金、谨慎选择投资对象、放弃落后亏损项目、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等,客观上为国民经济的复苏和腾飞奠定相应的资金基础。

(四)商业危机的循环规律

周期性商业危机期间的商业停顿、市场盈溢、产品滞销、工厂关门、银根奇紧、信用停止等现象,无疑会因为历次周期性商业危机发生时所处的时代和区域的不同而出现一定的差别,但这并不是我要研究的。我只是想根据其一般表现和主要特征以及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来大概论证一下,周期性商业危机所出现的这些非常现象,在没有引发大规模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的基础上,给社会发展和进步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利与弊。

长期以来,人们受资本主义时代的各个时期所爆发的商业危机的错综复杂的表面现象的迷惑,很容易忽略其中一个十分简单但能揭示商业危机内在规律的事实。

这个简单的事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推理来论证它:

不言而喻,在任何一次商业危机期间,商业停顿、市场盈溢,商业资本家纷纷因资金周转困难而破产,说明商业资本家手里不会有大量的属于自己的货币;产品滞销、工厂关门,工业资本家纷纷因资金周转困难而停产,可见工业资本家手里也没有大量的属于自己的货币;银根奇紧、信用停止,银行的旧账收不上来,新贷放不出去,银行普遍亏损,说明金融资本家手里也没有大量的属于自己的货币。但是,国家发放的货币总额是绝对不会因为商业危机而减少和消失。那么,在商业危机期间,大量的货币应该掌握在谁的手里还难以想象吗?

仅仅根据居民储蓄存款必将随着商业危机的发生和加剧,而不断增长的社会现象我们就能确定:在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商业危机期间,持有大量货币的应该是非资本家阶级的广大社会成员。

资本家阶级占有和支配着大量的生产资料和物资财富,并不等于就能够占有和支配大量的银行存款和货币资金。不会投资赚钱的人,是很难成为资本家阶级的成员的。所以,一旦爆发大规模的商业危机,压在资本家阶级手里的只能是大量的生产资料和物资财富,而决不会是大量的银行存款和货币资金,这是客观规律。

同样,广大社会成员不去疯狂地购买大量的生活资料和追求奢侈的生活方式以及投资去赚钱和开厂当老板,并不等于他们不拥有总量大的惊人的银行存款和货币现金,只是平均到每个人头上微不足道而已。再则,作为普通百姓,不能大把地挣钱,谁又敢大把地花钱呢?所以,一旦爆发大规模的商业危机,面对失业和贫穷甚至饥饿和死亡的威胁,广大社会成员都必然会通过压缩日用开支、降低生活水平、躲避投资风险、增加个人存款等方式来防备不测的。“坐吃山空”“有备无患”的道理,恐怕古今中外的人都懂。由此可见,在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商业危机期间,总量大的惊人的银行存款和货币资金,肯定分散掌握在广大非资本家的社会成员手里,这也是客观规律。

了解了这个简单的事实以后,我们就不难发现,周期性商业危机在没有引发大规模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的基础上的一般循环规律:

工业资本家用大量的资金改进机器、扩大生产,最终必然会导致暂时的生产过剩、产品滞销等现象,而资金周转困难必然会迫使一些工业资本家裁减工人甚至关闭工厂;

工业资本家用于改进机器、扩大生产、购买原料、积压产品等的大量资金,又必然会通过各种方式流入社会,分散掌握广大在非资本家手里;

社会上越来越普遍和严重的商品滞销和就业困难以及经济萧条和生活紧张等严酷的现实状况,又迫使几乎所有人都不得不通过压缩日用开支、降低生活水平、躲避投资风险、增加个人存款等方式来防备不测,从而大大降低了整个社会的购买和消费能力;

整个社会的购买和消费能力的普遍降低,必然会导致商业停顿、市场盈溢,而商业停顿、市场盈溢又必然会导致一些商业资本家的破产以及社会流通和服务领域的大面积减薪和失业;

普遍的生产过剩、产品滞销、商业停顿、市场盈溢,又必然会给金融系统造成许多呆帐、坏帐和死帐,使整个资本家阶级的社会信用普遍降低,从而逼迫金融资本家不得不紧缩银根,以防发生更多的呆帐、坏帐和死帐而导致自己的破产;

处于困境的各类资本家得不到必要的资金进行维持,必然会有更多的资本家亏损和破产以及更多的无产者减薪和失业;

于是,人们又不得不进一步压缩日用开支、降低生活水平、躲避投资风险、谨用个人存款等以防不测;

这样,又势必会导致商业继续停顿、市场继续盈溢、产品继续滞销、工厂继续关门、银根继续奇紧、信用继续停止、破产继续发生、工人继续失业等等,周而复始、越演越烈,形成商业危机的基本循环规律。

认识周期性商业危机的基本循环规律以后,我们就不难发现周期性商业危机产生和变化的真实关系。毫无疑问,导致周期性商业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商品流通暂时相对停顿。而商品流通暂时相对停顿,无疑是因为“流通手段即货币成为流通的障碍”。[1] 既然我们可以肯定,大量货币在商业危机期间,主要掌握在非资本家的广大社会成员手里,那么,我们也就可以肯定,非资本化的货币占有是导致周期性商业危机的主要社会根源。

显而易见,这一观点必然会得出与马克思的有关论点截然不同的结论:资产阶级时代的周期性商业危机,并不是由于“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达到剧烈爆发的地步”[2] 而产生的,而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和非资本化的货币占有之间的矛盾达到剧烈爆发的地步所造成的。

(五)商业危机的进步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客观上没有引发大规模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的商业危机爆发以后,在社会暂时和相对的商业停顿、市场盈溢、产品滞销、工厂关门、银根奇紧、信用停止等过程中,就直接损失的绝对值而言,损失最大的莫过于资本家阶级。他们中的一些人有可能因此而将过去所赚取的所有利润全部赔光,转眼成为身无分文的无产者。

由于社会货币总量不会因商业危机而发生变化,所以,资本家阶级大量赔钱,也就意味着非资本家阶级在大量赚钱;

由于降低商品价格是资本家阶级应付商业危机的主要手段,所以,大规模的通货紧缩,也就意味着民众手里的货币在不断升值;

由于社会物质财富不会因为占有者的破产而消失,所以,周期性的商业危机,也就意味着社会物资财富的重新分配。

由此可见,商业危机中的真正的主要收益者,应该是整个社会和广大非资本家阶级,特别是那些没有因商业危机而引发战争的社会,以及没有因商业危机而减少收入的人们。

而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发生的没有引发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的周期性商业危机,不管表面上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有多大、损失有多重,实际上都是在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

“有几个数字可以大体表明现代生产资料即使在资本主义压制下也有巨大的张力。根据吉芬的计算,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全部财富如下:1814年——22亿英镑,等于440亿马克;1865年——61亿英镑,等于1220亿马克;1875年——85亿英镑,等于1700亿马克。”[3]

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在能够引起社会动乱甚至战争的剧烈的经济危机的不断打击下,还能如此迅猛地增长,更不用说当今绝无动乱和战争之忧的工业已经极为发达和经济已经非常繁荣以及国家已经十分强盛的资本主义世界了。

所以,只要我们能够站在整个人类社会的自然历史演进的高度上,来观察资本主义时代的周期性商业危机现象,就不难发现人类历史运动在这个时期的真实关系和发展规律:

在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极为低下的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发展时期,由于各方面客观条件的制约,人类只能通过不时爆发大规模的民族战争和暴力革命来消灭大量剩余人口和重新分配物资财富以恢复生态平衡;而在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存条件,客观上已经能够得到确切保障和维持的以资产阶级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发展时期,同样受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客观条件的制约,人类就只能通过不时爆发大规模的商业危机和产业革命来重新分配物资财富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恢复生态平衡了。

至于部分社会成员因商业危机而减薪、待岗甚至失业等所造成的损失,相对来说就很间接和相对了。虽说损失的总值可能惊人,但摊到具体个人的头上恐怕就十分有限了,同整个社会和广大民众因商业危机所得到的巨大实惠相比,损失肯定大大小于收益。

再则,商业危机对社会和民众所造成的危害的程度,也是随着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的提高而降低的。也就是说,广大劳动人民普遍的生活水平及其购买和消费能力越低,其个人的经济基础和应变能力也就越差,因暂时的减薪、待岗甚至失业给个人带来的损失,也就越容易危及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甚至直接造成他们的饥饿和死亡以及反抗和革命。与此相反,广大劳动人民普遍的生活水平及其购买和消费能力越高,其个人的经济基础和应变能力也就越强,因暂时的减薪、待岗甚至失业而给个人带来的损失,就越不能破坏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因此也就根本不可能再直接造成他们的饥饿和死亡以及反抗和革命了。

从表面上来看,资本主义时代的各个时期所爆发的商业危机的一般表现和主要特征似乎没什么区别,由它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必然结局也应该是一样的。

其实不然,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整体实际水平越低,说明世界上依赖封建土地所有制和手工劳动生存的人口越多,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的总体规模相对来说也就越小,整个人类普遍的生活水平及其购买和消费能力也就越差,因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而导致的生产过剩而失业的劳动者也就越多,周期性商业危机引发大规模社会暴力革命以及民族之间战争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与此相反,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整体实际水平越高,说明世界上依赖封建土地所有制和手工劳动生存的人口越少,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的总体规模相对来说也就越大,整个人类普遍的生活水平及其购买和消费能力也就越高,因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而导致的生产过剩而失业的劳动者也就越少,周期性商业危机引发大规模社会暴力革命以及民族之间战争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所以,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所导致的周期性商业危机的总体规模和实际危害,客观上严格受人类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的制约,绝对不可能出现与当时人类普遍的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不相对应的商业危机现象。

由此推论,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在整个人类社会所造成的商业危机的总体规模越大,表明整个人类普遍的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越强,同时也表明人类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越高。而当整个人类社会的工业生产的规模和物资财富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以后,整个人类的基本生存条件,客观上也就很难因为任何类型的商业危机和自然灾害而受到根本的威胁和破坏了。

当然,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自然历史演进的角度上来看,那就不管资本主义时代的周期性商业危机,是导致大规模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的“恶性循环”;还是导致大规模社会资产重组和产业结构革命的“良性循环”,其客观的历史使命和必然结果,都是在通过各种方式恢复生态平衡,为下一轮的生产扩张和经济腾飞奠定相应的社会基础,实际上都在推动和促进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时代的周期性商业危机的历史作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进步的。

其实这个道理现在看来很简单,人类的基本需要和生存本能,决定人类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会完全停止消费和生产的,至少决不会完全停止对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和生产,这是从根本上决定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最基本的客观规律。

根据这个客观规律,我们不难想象:在人类社会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供应,根本就无法满足所有人类不断增长的基本需要的发展时期,人类社会就自然会产生争夺生存条件、空间和权利的民族和阶级对抗和斗争。人类社会民族和阶级对抗和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通过各种战争和革命以及其它方式相互残杀、掠夺和征服。而且,不管人类社会民族和阶级对抗和斗争的过程多么野蛮和残酷或者多么“文明”和“合法”,其最终结果无非就是一部分人被残杀、掠夺和征服,失去了过去那种生存的条件、空间和权利,一部分人通过残杀、掠夺和征服,得到了现在这种生存的条件、空间和权利。

由此可见,即便就是人类的所有惨绝人寰的非正常死亡现象,客观上也都是在为活着的人活的更好而创造条件和机会。说到底就是用少数人的牺牲和痛苦,来换取多数人的生存和幸福。从根本上来说,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所出现的所有客观上不可避免的相互残杀、掠夺和征服,其本身也是当时促进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要方式和主要途径。既然人类社会的所有不可避免的相互残杀、掠夺和征服,都是促进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要方式和主要途径。那么,没有引发大规模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的资本主义周期性商业危机,不就更是如此了。

我们可以简单地想象一下,由于商业危机主要是因为社会货币非资本化而导致的。那么,至少由于人类一刻也不能停的生活必需品的大量消费,也必然会迫使所有非资本家手里的货币逐渐向资本家手里转移。等到资本家或准资本家手里的货币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社会剩余商品也就消耗的差不多了。于是,新一轮的投资、新一轮的创业、新一轮的生产、新一轮的投机、新一轮的奋斗、新一轮的消费等也就重新开始了。

经历过数次的商业危机,饱尝了许多的酸甜苦辣,总结了丰富的经验教训,积累了相当的物资基础,资本家或准资本家们,肯定会纷纷将资本投向那些前景看好、风险较小的生产领域。于是,先进的生产空间会不断扩大,传统的生产结构会得到调整,科学的生产方式会大量运用,过时的生产工具会逐渐淘汰,合理的生产行业会迅速发展,饱和的生产领域会自行压缩等,这就势必会使整个人类社会,在每次没有引发大规模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的周期性商业危机发生以后,都能以更为强大、更具活力的崭新面目出现,并一步步繁荣昌盛起来。

总之,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发展和进步所导致的周期性商业危机现象,并不是有害无益的;它的爆发频率和历史作用,是由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整体实际水平和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的利与弊也是因时、因地、因人、因社会经济基础的不同相对而言的。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第237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第237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第244



                本章小结


通过本章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所导致的周期性商业危机的一般表现和主要特征以及客观变化的全面剖析,我认为至少可以论证以下几个理论观点:

(一)对整个人类社会而言,迄今为止从来都没有也决不可能出现普遍性的商品绝对过剩现象。所以,也绝对没有出现过因商品普遍绝对过剩而导致的周期性商业危机现象。以往任何时期的周期性商业危机,都决不可能是“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1] 而造成的。

(二)人类社会生活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空间,是人类绝对不可能满足的无限大的领域。因此,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发展和进步的空间也是无限大的。资产阶级绝对不会“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2] 而被消灭。

(三)理想的资本主义社会只能是世界长期安定和人类普遍康宁的产物。周期性商业危机只要还能引发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就充分说明整个人类社会还没有完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时期,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还不适宜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发展和进步。

(四)机器的不断改进和生产的无限扩张,不是只能导致周期性商业危机的主要因素和根本原因,也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最终垄断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和消费,并逐渐将人类社会的生产和消费推向更广阔和高级的空间和领域的主要方式和重要手段,当然也是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周期性商业危机的唯一途径和积极办法。

(五)周期性商业危机并不是由于“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达到剧烈爆发的地步”[3] 的结果,而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和“货币资金非资本家占有”之间的矛盾达到一定程度以后而相互影响和剧烈冲突的结果。

(六)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能够得到确切保障和维持的基础上,任何类型的剧烈的、严酷的资本主义周期性商业危机,也绝对不会导致所有商业停顿、整个市场盈溢、全部产品滞销,当然也不会造成所有工厂关门、整个银根奇紧、全部信用停止的。此时的商业危机的客观作用,只是迫使过剩的社会生产和过热的社会流通进入一个相对低调的发展时期而已。

(七)良性的周期性的商业危机,客观上是迫使资本家阶级降低商品价格、让利社会大众、回笼社会货币、积累创业资本、减少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寻找消费热点、开发适销产品、调整产业结构、淘汰传统行业、采用高新技术、改进生产工具、拓宽创业空间、扩大投资领域等,为下一轮经济腾飞奠定基础的社会经济运动。

总而言之,从根本上来说,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是封建主义时代人类社会恢复生态平衡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式和重要途径;周期性商业危机,是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社会恢复生态平衡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式和重要途径。

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危机,之所以能够引发民族之间战争以及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暴力革命,这是整个人类社会由封建主义时代向资本主义时代演变和过渡初级阶段所必然产生的残酷现象,其根本原因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暂时还绝不适宜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发展和进步。

然而,只要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能全面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时期,那么,资本主义周期性商业危机也就再也不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而是在不断地推动和促进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了。

所以,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所导致的周期性商业危机,将会很快置所有资产阶级于死地的推论,其前提是不真实的。而且,马克思的这一论点,已经被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商业危机的一般表现和主要特征无可否认地证明:它是一个客观前提不完全真实的明显的思想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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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7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7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