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歌词花粥五线谱:中国的革命恐惧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5 08:54:36

中国的革命恐惧

美国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薛涌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字号 背景 评论[249条] 打印 电邮 收藏 腾讯微博新浪微博  

读到这些文字,先抛开其中的诸多谬误不说,最让我吃惊的是,韩寒作为青年偶像,思想却很老,似乎更接近“40后”、“50后”。

他所谓的“文化人”,在八十年代初叫“知识分子”。这些人那时大力推崇普及民主自由的观念,自有其历史功绩。不过,这些人的知识成长期大多在1949年以后,虽然从现实的痛楚中感受到自由民主之必要,但很少有机会对自由民主有细致真切的研究。因此,他们有意无意地秉承了传统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精神,坚信民主自由的前提是广大民众接受他们这些“知识分子”的启蒙。有了充分的启蒙,知识分子登高一呼,即万众相应,于是中国在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中有了民主。

这就是韩寒所说的文化人总想自己扮演哈维尔的情景,是他对以民主自由为目标的“革命”观的解读。只不过现在他要说:老百姓尚没有被启蒙,素质还差得远,不是文化人想象得那样,所以中国还不能民主。“文化人高素质、老百姓低素质”这种从鲁迅到八十年代初一直在中国知识分子们心中根深蒂固的信念,还是韩寒的基本思想预设。他自己“作为一个文化人”,字里行间也充满了这种优越感。

其实,自八十年代后半期,中国知识界已经开始对这种启蒙主义进行反省。其中一个兴奋点,是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的翻译出版。林教授研究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反传统主义,结论是:这些人反对传统的思想内容,但依然未经反省地接受了传统的思想模式。具体而言,他们虽然要引入西方思想,但依然固守着“以思想文化来解决问题”的士大夫文化模式,觉得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被化约为老百姓的思想意识形态问题,即所谓现在所说的“素质”。国民素质如此,还谈什么民主?于是他们就把“改造国民性”作为首务。

此书出版后,包括笔者在内的一批当时还比较年轻的人,开始批判“启蒙心态”,挑战知识分子的道德优越感。我后来撰写一系列文章,称中国需要一定的“反智主义”,以破解“知识分子”的独断,其思想来源也可以追溯到《中国意识的危机》。事实上,最近十几年许多知识分子被网民以“砖家”、“叫兽”相称,早已丧失了启蒙者的光环,成了“带路党”。在知识界本身,也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大家不再以“社会良心”相标榜,而更多地分成各派、彼此指责对方为“既得利益集团”。笔者对大呼“文学是个屁,谁也别装逼”的韩寒之所以推崇,恰恰在于他嘲弄了知识分子这种自以为是的心态。

不过,韩寒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知识界许多人走出“启蒙心态”后,开始探索新的路径。地方自治这种基层民主权利,已取代了以知识分子(文化人)为中心的启蒙主义,成为这些人的思考核心。大家都知道,小岗村的农民开启了整个中国的改革,乃至使韩寒有条件成为闪亮的文化明星。这并非因为他们接受了知识分子的启蒙,而是他们通过“群体事件”掀起了一场革命。如今的乌坎,也被当作小岗村式的“群体事件”,大家希望由此能引起一场同样深刻的政治革命。

在这个背景下,韩寒的《谈革命》当然就成了对这些草根“革命”的某种诋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