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谈读书与做人:日本侵华的罪魁祸首

近代侵略中国的开始-田中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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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中奏折由日本第26任内阁总理大臣田中

            义一（1864年7月25日－1929年9月29日）所提他任内积极进行了反共产主义的政策，并对蒋介石政权提供援助。其主张“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最为人所知。

            田中奏折在1929年2月曝光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刊出一条让世人震惊的新闻：《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据称由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1927年7月25日呈给昭和天皇的秘密奏章，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主要内容为：

            确立以满蒙为侵略扩张基地的战略。“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

            确定以美、苏为假想敌国。“然欲以铁与血主义实保中国东三省，则第三国之阿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之煽动起来而制我，斯时也，我之对美角逐势不容辞”“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击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我国为独立计，不得不与美一战”“将来在北满地方比与赤俄冲突。”

            歪曲历史，否认中国对满蒙之主权。“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之特殊区域”“我国此后如有机会时，必须阐明其满蒙领土权之真相与世界知道；待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方法而进入内外蒙，以新其大陆。”

            提出要尽力扩大日本在满蒙的权益。包括铁路建筑权、土地商租权和交通、外贸、金融权，以及在满蒙的各个部门设日本顾问或教官。

            要求改变满洲铁路经营体制，以欺骗世界舆论。“南满铁道之一举一动往往而累及内阁，皆因南满铁道之组织虽为半官半民，其实权皆操诸内阁之手，是每每欲发展于满蒙之时，国际间每不满南满铁道公司为一经济公司，而竟看作政治的纯然机关。”“故拟南满铁道公司根本变更，将南满铁道公司之附带事业中，择其利多益大事业悉数提出为独立公司，暗附南满铁道公司之势力而急进满蒙……为帝国使命而猛进。”

            《田中奏折》完整版

            　田中义一与"田中奏折"

            田中义一，1861年出生于日本长州藩的一个士族家庭，从小深受长州军阀山县有朋的影响，具有疯狂的侵华野心。1892年，他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先后参加过甲午中日战争与之后的日俄战争，从陆军参谋逐步升为陆军省军务局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军衔晋升为陆军大将，继山县有朋后成为日本陆军长州军阀的统帅与新一任巨魁，他长期从事侵华可行性的研究工作，熟读《大清一统制》与《曾文正公全集》，有“中国通”之称。从1913年开始，他公开赤裸裸鼓吹侵华，首先是割裂与霸占中国的东北地区——日方称之为“满洲”，宣称：“大陆扩张乃我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日本政府“必须确定经营满蒙的大方针”，将“满蒙”变成“世界上最昌盛的殖民地”。在日本军部的支持下，1927年4月20日，田中义一上台组阁。在这届政府中，田中义一除担任首相外，还兼任外务大臣与拓殖大臣(即殖民大臣)，亲自掌管对外扩张事务。他任命主张“满蒙第一主义”、积极鼓吹以“外科方案”解决“满蒙问题”的强硬派侵略分子森格为外务省政务次官，分掌外交实权；他们与日本军部的法西斯分子勾结密谋，策划加紧侵略与分割中国东北的阴谋计划。

            1927年，田中义一担任首相不久，就主持召开了一个研究积极侵华政策的内阁会议——“东方会议”。会议由田中义一亲自主持，由森格外务次官策划与组织召开，日本驻中国东北、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南京等地的使领馆要员与驻蒙特务机关首领，以及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长官、南满铁路总裁等参加了会议。这次历时11天的会议是日本对华关系史上一次至关重要的侵略决策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制定“对华政策的根本方针”。会议确定以将“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为根本方针的日本国策。会议公开发布了一份《对华政策纲领》，这份文件措辞含蓄隐晦，但其基本内容与精神实质则是“征服满蒙侵略中国”。

            “东方会议”闭幕不久，1927年8月16日，日方又在其占领下的中国旅顺、大连召开会议，研究落实“东方会议”所确定的侵华方针的具体步骤，调整对华外交工作，修正分离与侵占中国的整体系统计划。1927年年底，田中义一首相将上述“东方会议”与大连会议的全部结果及其制定的侵华方针与计划写成奏折，上呈裕仁天皇。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炙手可热的《奏折》与蔡、王英雄

            《田中奏折》上呈后，田中义一即抛出会议宣言，向世界宣称：“中国内乱能波及满蒙，紊乱治安。帝国因有特殊地位与权益，不论乱自何方，帝国决予以适当之处理。”

            田中义一的会议宣言抛出后，立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极度震荡。“这一宣言对世界各国犹如晴天霹雳，颇为震惊，都预料日本行将占领东北，然后用‘以战养战’方式，征服中国和南洋。因之各国情报人员到达东京一地者，即达二千余名之多，企图侦察‘东方会议’及‘大连会议’的真实内容；东京警视厅为此增加外事警察三千名，严密监视，邮局税关添员千余名，检查邮件，并在海军部内新设间谍速成学校，招募学生九百名，实施训练。这时驻上海的英国记者已探知田中首相业已密奏日皇，决定武力并吞东北。世人对于田中密奏内容非常关注，因此奏折成为追求对象。其后外电又传田中密奏已经苏俄由日本外务省高官手中取得，代价三十万日元。当时我外交部长王正廷对于田中密奏，当然也亟欲一知，秘密派员专赴东北哈尔滨，欲截购苏俄买去之件，准备出价五十万现洋。又传美国也愿出款二十万美元，志在必得，但结果都成泡影。”

            1928年6月4日，日本驻东北之关东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田中政府又派出特使林权助对张学良威胁利诱，企图阻止东北“易帜”与全中国统一。日本田中政府上台一年多对中国野蛮的侵略行径，引起了东北地方政府新上台的领导人张学良的深深忧虑与不安。

            张学良是有爱国心的军人。他在其父张作霖被炸死后，于1928年6月上旬化装从北京回到沈阳。当时东北政局危急，日本关东军虎视眈眈，张学良处境艰难。他审时度势，很快决定了基本方针。他一方面为其父发丧，并宣布在沈阳戒严以稳定东北局势，挫败了日军乘乱夺占东北的企图；另一方面，他派人与南京国民政府谈判言和，准备改旗易帜，归顺国民政府，实现全国统一，以对抗日本的压力与粉碎日本分裂、吞并东北的阴谋。与此同时他拨出专款，派出各种人员，通过不同渠道，加紧搜集日本对华政策的情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获取《田中奏折》的内容。

中国义士夜闯日本皇宫-获《田中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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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炙手可热的《奏折》与蔡、王英雄

            《田中奏折》上呈后，田中义一即抛出会议宣言，向世界宣称：“中国内乱能波及满蒙，紊乱治安。帝国因有特殊地位与权益，不论乱自何方，帝国决予以适当之处理。”

            田中义一的会议宣言抛出后，立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极度震荡。“这一宣言对世界各国犹如晴天霹雳，颇为震惊，都预料日本行将占领东北，然后用‘以战养战’方式，征服中国和南洋。因之各国情报人员到达东京一地者，即达二千余名之多，企图侦察‘东方会议’及‘大连会议’的真实内容；东京警视厅为此增加外事警察三千名，严密监视，邮局税关添员千余名，检查邮件，并在海军部内新设间谍速成学校，招募学生九百名，实施训练。这时驻上海的英国记者已探知田中首相业已密奏日皇，决定武力并吞东北。世人对于田中密奏内容非常关注，因此奏折成为追求对象。其后外电又传田中密奏已经苏俄由日本外务省高官手中取得，代价三十万日元。当时我外交部长王正廷对于田中密奏，当然也亟欲一知，秘密派员专赴东北哈尔滨，欲截购苏俄买去之件，准备出价五十万现洋。又传美国也愿出款二十万美元，志在必得，但结果都成泡影。”

            成功获取《田中奏折》的是这样两位英雄：蔡智堪、王家桢。

            蔡智堪，原藉台湾苗粟县人，1888年出生于日本一个华侨家庭，4岁时改姓山口，长大后在日本经商，开设“蔡丰源贸易行”，因经营得法，成为日本商界的巨富。但他虽身在异邦，却心系中华，不忘祖国，时刻关心着中国的存亡兴衰，为祖国的独立进步、繁荣富强而尽心尽力。早在清末，他就加入了同盟会，以财力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反专制政府的民主革命活动。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他不惜钱财疏通日本警察当局，掩护蔡锷将军经日本返抵云南，发动讨袁护国运动。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应好友、革命党元老李烈钧等人的委托，密切关注日本的侵华政策动向，提供日本的各种情报。他与东北地方当局张作霖父子也建立了秘密联系，多次将获取的日本军政情报密报给他们。在这同时，蔡智堪还以“山口”为笔名，在日本报刊上多次撰文，忠告日本朝野泯除侵华思想，修睦中日邦交。

            王家桢，黑龙江双城人。北京大学肄业。1924年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经济科。曾任张学良的外交秘书主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1930年为接收威海卫专使，次年任出席国际联盟会议中国代表。后任外交委员会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5年出席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任中国代表团顾问。建国后，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研究员，第二至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28年6月的一天，蔡智堪正与中野正刚等人在私宅饮酒，家中下人接到从中国沈阳寄来的一个邮包。打开一看，竟是一块大点心。中野十分喜欢中国口味，加上几杯酒后兴致正浓，于是，毫不见外地对蔡智堪说：“中国的大饼可否转赠于我?”

            因为当时国内通常用邮寄食品的方式传递消息，蔡智堪机智地说：“此饼并未煎过，食之有害。”待饭后，蔡智堪送走了日本朋友，立即将这个来自沈阳的大饼切开，看见了一张纸条。这张纸条是时任东北外交委员会委员的王家桢的亲笔手书，上写：“英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章，对我颇有利害，宜速图谋人手，用费多少不计。树人。”“树人”是王家桢的大号。

            于是，蔡智堪以私人身份，宴请前内务大臣、民政党的床次竹二郎和田中内阁的外相永井柳太郎。床次和永井都是蔡智堪多年的老朋友，在金钱上也有往来。日本政党党首中许多人是很穷的，他们对外还要讲排场，所以开销很大。尤其是床次、永井以及内阁大臣牧野伸显伯爵等人，他们不仅吸鸦片，而且还喜欢喝中国的五茄皮酒。蔡智堪经常请他们喝酒，并不时提供一些经济资助，所以关系处得比较密切，说话也比较随便。

            蔡智堪认为永井是最容易接近秘密奏折的，于是他先向永井提出，请永井帮助搞到《田中奏折》，在自己主办的《日华》杂志上发表。没想到此话一出，永井竟一口回绝。蔡智堪无奈又找机会和

            另一个日本人床次讲了：民政党要扳倒政友会，就应该揭发田中极力主张的武力占领东北的政策，这样国内外都会向田中内阁施压。

            床次说：“《田中奏折》对满蒙固然利害，但是要想搞到它十分困难，容我再想想办法。”几天后，床次来见蔡智堪说：“皇道派元老认为，田中武力吞并满蒙，将引起国内军人的革命，危及万世一系的天皇。元老们正为此事进退两难。我将利用这个机会谋取奏折。”又过了几天，床次来说：“牧野伸显伯爵称：中国政府如敢将《田中奏折》公表国际，元老们方可利用英美等国的舆论，阻止田中发动武力入侵。中国如能应允这一点，牧野密许你去抄写。”蔡智堪立刻将此情况秘密函告王家桢。

            几天后，王家桢以“王川”名字，电汇五千元，并有简短电文：“病床费5000元奉返，其病如要至欧美医治者，余担保负责。”蔡智堪见到电文很高兴，于是和床次拿着电文去见牧野伯爵，牧野看后也感到高兴。他当即让妻弟山下勇约妥皇室书库官，夜间潜入抄写《田中奏折》。

            《田中奏折》是用日本内阁奏章专用的“西内纸”精缮而成，约六七十张，标签上写着“田中首相奏章”。蔡智堪将民政党总裁专用的很薄的碳酸纸铺在原件上，用铅笔描写。第二天夜里，还是同样进入皇宫。经过两夜的时间，终于将《田中奏折》全部抄完。

            为了尽快将如此重要的情报转送国内，蔡智堪将抄写的《田中奏折》秘密藏在皮箱的夹层里面，从东京亲自护送回到沈阳。在小西关外王公馆，他亲手将《田中奏折》抄件交给王家桢。王见后大喜，立即将此送达张学良将军。回来后，王家桢方为蔡智堪庆功洗尘。次日王家桢前往南京政府报告。蔡受命继续监视日本方面的动静，也随即返回东京。

            国民政府立即将《田中奏折》交给南京的《时事日报》，该报于1929年12月将《田中奏折》全文公诸于众。《田中奏折》的公布不但震惊了中国，也轰动了全世界。

            《田中奏折》是由王家桢翻译成中文的，张学良立即让王家桢到官银号印刷所，用上等白纸印刷了两百册中译本，立即呈送南京国民政府。

侵略中国的罪魁祸首-昭和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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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和天皇（本名裕仁，1901年4月29日－1989年1月7日），是日本第一百二十四代天皇（1926年－1989年在位），现任天皇明仁（年号平成）的父亲。出生时的徽印印号为“若竹”。

            裕仁在任皇太子期间曾访问欧洲。大正十年（1921年）因父亲大正天皇患病而出任摄政。大正十五年（1926年）继位，以尚书中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一句改元昭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日本国民的象征。除了神话中的天皇之外、他是历代天皇中在位时间最长及享寿最高的。

            1926年裕仁登上皇位。当时日本正日益民主化，于是裕仁采用昭和作为年号。尽管年号中包含和平的含义，但日本却很快地走上了军事扩张之路。随着1927年一场银行大危机，新上任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开始在中国东北扩张日本的军事势力。裕仁致力于履行自己立宪君主的职责，很少过问内阁的政策，但他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扩张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鼓吹对天皇要绝对服从，反对立宪民主制。但他无法驾驭军国主义分子，为日后战争爆发埋下了隐患。

            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进一步促进了日本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政策。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后，在那里建立了“满洲国”傀儡政权。30年代，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制造了一系列政治暗杀事件。1932年5月15日犬养毅首相遭暗杀，标志着政党领导的内阁之结束和日益为军队控制的官僚内阁之开始。这个独裁体制要求学校讲授绝对的爱国主义，他们强迫大学开除具有民主思想的教授。

            1936年2月26日，“皇道派”极端狂热的法西斯主义少壮派军官发动的“二二六兵变”，在裕仁的严令下被严酷镇压，结果是日本军部内部的“北上派”和“南进派”内斗最终以裕仁支持的“南进派”获胜而结束，军部控制了政府，裕仁借此也绝对掌控了日本中央政府过去难以控制的日本军队。

            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日本很快吞并了大部分东亚地区，使其加入“共荣圈”。裕仁被指责同意导致这场战争的对外政策，并批准东条英机与纳粹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结成法西斯主义轴心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的战争，侵略中国等国家。

            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然袭击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致使美国及其盟国加入对日本的战争。1945年8月，美国向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后，裕仁被要求参加战时最高国务会议的特别会议，以考虑和讨论美国及其盟国提出的投降条件。裕仁和当时的首相铃木贯太郎主张日本投降。由于委员会中的政治和军事成员就是否投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首相要求天皇做出最后的决定。裕仁同意投降接受波茨坦公告，其中“无条件投降”暗含一个条件：不废除天皇。8月15日，裕仁通过无线电广播，史无前例地向日本民众解释了投降的原因。此段广播被称为“玉音放送”，使用大量汉语文言的《终战诏书》使很多日本平民无法具体理解广播的内容。

            战后，包括苏联在内的国家要求废除天皇，但是美国为防共产主义在亚洲散布，故需要在亚洲建立一个非共产的经济强国，如果没有天皇，日本国内社会必然动荡，因为之前日本长期推行神话天皇、效忠天皇的教育，天皇已经成为多数日本人心中的精神支柱。所以因美国策略上需要，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和其他官员共同表示，裕仁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负主要责任。

            其实昭和天皇在位的63年是有史以来日本天皇统治最长的时期，也是一段经历了几大动乱和变化的时期。

            对于昭和天皇的争议很多，有人认为他是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也有人认为他只是军部的傀儡，并无实权。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他对军部的日益壮大视至不见，而且他是有权力去制裁不听指示的军人的，但他并没有去做，而是乐观其成。

            裕仁有一句名言：“问题不在我们干了什么，而在于全世界对我们所干的事情有什么反应”，表示他最顾及的是自己的名声和责任。

            日本投降后，苏联、中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都将裕仁列为日本头号战犯。英国首相艾德礼、苏联统帅斯大林分别致电麦克阿瑟，要求严惩战争罪犯裕仁天皇，建议经公审后绞死。

            麦克阿瑟考虑到为了在远东扶植与苏联进行冷战的盟友，一个因审判处决天皇而陷入混乱的日本不利于美国的利益，而天皇制能起到凝聚日本保守反共势力的作用，因此麦克阿瑟本人支持放弃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就此给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急电报告：

            “

            日本国民……对日本天皇崇敬备至，已达百余年之久。在太平洋战争中，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曾以此作为煽动民族主义的狂热手段，号召为天皇而自我牺牲。而战后日本国民对裕仁天皇的崇拜有增无减，视如国神。我认为，如果对裕仁天皇公审处决，必将使全日本国民信仰的支柱彻底崩溃，甚至在日本全国引起反对盟国的疯狂骚乱和暴动。处决裕仁为日本举国所不容，我们重建和改造日本的前途则不堪设想，结果可能是历史的悲剧。

            因而，我本人作为盟国驻日本国的全权代表，出于对日本国未来命运的考虑，决定对裕仁天皇免予战争责任的起诉。

            如果盟国决定逮捕和作为战犯处决天皇，那么驻日盟军统帅部将需要增援100万作战部队……

            ”

            华盛顿很快回电同意麦克阿瑟的意见，于是麦克阿瑟颁布了盟军总司令部第一号令：

            出于对日本前途和国民信仰的考虑，盟国决定对日本天皇裕仁不予追究发动战争的责任，不予起诉和逮捕。今后裕仁的人身地位和人身自由，应与其他日本国民同样受到宪法的保护。

            日本天皇在美国的保护下逃脱了战争的责任为日后的中国安全留下了非常大的遗祸.

            已故的昭和天皇侍从小仓库次，其后担任东京都立大学法经系主任，他在二次大战时期所写的长达600页的日记副本被发现，并刊登在《文艺春秋》4月号上。文中记载了裕仁自1939年至1945年期间，未曾对公众发表的言论，包括他曾说“满洲事变令人饱尝痛苦”。

            日军1937年全面侵华。3年后，日皇已经开始暗地埋怨，低估了中国的军力：“每个人都对战争判断错误，特别是陆军的专责部门应尽快结束战事，并在未来10年重整国防军力。”1941年，裕仁甚至暗自批评当时首相近卫文麿：“大东亚战争开始前我已十分忧心，近卫在任时，好像毫无准备便带领我们进入战争，东条英机接任后我们才真的准备好。”

            可见日本的侵华战争是得到昭和天皇首肯和支持的只是他低估了中国军民的抵抗能力和抵抗意志.

法西斯头目-东条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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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条英机（1884～1948）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法西斯主犯之一

            东条英机，日本陆军大将，日本统制派军官，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仅次于希特勒、墨索里尼、昭和天皇的法西斯头目，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亚洲、侵略中国的头号战争罪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任日本陆军大将和第四十任内阁首相（1941年10月18日－1944年7月22日），战后被定为甲级战犯，在其出任日本陆军大臣和内阁总理期间，发动太平洋战争，日本军队策动攻击美国夏威夷珍珠港，疯狂侵略、践踏亚洲10多个国家和地区，造成数以千万计的生灵涂炭。

            　东条英机1884年12月30日生于日本东京一个军阀家庭。其父东条英教一个从下级军官逐步晋升为陆军中将，甲午战争时期任日军大本营参谋，后任《日清战史》编纂部部长；日俄战争以来历任日军第八旅团旅团长、留守近卫第一旅团旅团长、朝鲜京城守备旅团旅团长；晚年从事兵学书编写，著有《战术麓之尘》等。东条英机是东条英教的第三个儿子。东条英机在其父的熏陶下，从小就在灵魂深处埋下了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思想。

            1941年近卫内阁倒台，1941年10月，东条英机任日本内阁首相兼内务大臣、陆军大臣和对满事务局总裁，授陆军大将衔。此前，他发表宣扬法西斯精神的“战阵训”，强调日军士兵“命令一下，欣然赴死”、“不自由应思为常事”。一上任便在政府声明中重申“既定国策”，即“完成支那事变，确立大东条英机畏罪自杀未遂东亚共荣圈”。同年11月初，以东条为首的日本政府，在御前会议上通过了对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的决定。11月中旬，东条在临时议会发表战争演说，谴责英、美阻碍日本进行侵略扩张，号召国民节衣缩食，叫嚣“一亿国民齐上阵”。临时议会根据东条的要求，通过了38亿日元的临时军费追加预算案。东条英机大力宣扬个人英雄主义，并抚恤士兵家属，关心国民日常生活，形成当时日本民众心中最平易近人的“爱国英雄”型首相。东条英机为人十分霸道，为事专断，有“剃刀东条”之称。

            1941年12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日，日军根据东条英机的命令，陆续开始对泰国、马来亚、菲律宾、关岛、威克岛、吉尔伯特群岛及香港等地发动进攻。12月8日，美国、英国宣布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

            1942年5月，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日本政府，命令日军联合舰队占领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6月5日，日军在中途岛战役中受到重创，损失大型航空母舰4艘、重巡洋舰1艘、飞机400多架、兵员3500人。

            1944年4月中旬，为加强中国大陆日军与南洋日军的联系，东条英机命令在华日军执“一号作战”手令，尽快打通横贯中国的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这是东条在中国大陆发动的最后一次较大的攻势。同年7月18日，由于日本在与美国的海战中屡遭重创，在侵华战争中连遭失败，1944年7月9日美军攻克塞班岛，18日内阁会议上被迫下台。东条内阁被迫辞职，东条英机辞去日本首相、陆军大臣及参谋总长职务，退出军政舞台。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11日，作为日本头号战犯，被列入甲级战犯名单中的东条英机看到院子外面的盟军警察（M·P）进入住所，便用当年希特勒赠送给他的瓦尔特自动手枪向心脏开枪（几天前，东条英机曾让自己的私人医生用炭笔在自己胸口的心脏部位画了一个酒杯大小的圆圈），罪魁——东条英机恶像但由于是左撇子且心脏畸形的原因，子弹打偏了。美国大兵冲入室内，输血救活了东条，东条说自己朝心脏开枪自杀是为了“让别人能够看清楚自己的脸，从而知道他已经死了”。三个月后，伤愈出院的东条被直接送入了日本巢鸭监狱。1946～1948年受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在狱中，其他甲级战犯都不和他说话，东条只能一个人专心写自己的口供和辩护词。在法庭上，在全部的55项罪行中，东条是最多的，占了54条之多，当数首恶。1948年11月12日，东条英机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犯有发动战争，侵略别国等罪行判处死刑；1948年12月23日被执行绞刑。

            1948年12月22日午夜23时30分，东条英机在东京巢鸭监狱被执行绞刑。焚尸后美国大兵将骨灰抛入大海，但负责焚尸的三文字、飞田和市川并未将骨灰全部装入箱子，让美军带走。三文字、飞田和市川来到松井石根修建的兴亚观音寺，并交给伊丹夫妇剩余部分骨灰，伊丹夫妇将其秘密保管起来。10年后建起了堂堂正正的“七士之碑”，由首相吉田茂题写碑名。东条英机后来以伟人的面目被搬上了美化军国主义的影片《大日本帝国》。东条英机灵位被供奉在日本靖国神社内。

侵华间谍头目：土肥原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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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日本确定以中国和朝鲜为侵略对象的大陆政策后，在中国建立了许多特务机关。其中，最著名的是一脉相承的日本陆军三大特务机关：清末时期的青木宣纯机关、北洋政府时期的坂西利八郎机关和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土肥原贤二机关。

            　　1883年8月8日，土肥原出生于日本冈山县的军人家庭。其父土肥原良永为少佐，其兄曾被授予少将军衔。土肥原14岁进入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学习，后转到东京陆军中央幼年学校学习。1904年10月，土肥原以优秀成绩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同年11月被授予少尉军衔，前往高崎第15步兵联队任职。1905年4月，调往第49步兵联队。1907年12月晋升为中尉。1912年11月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1913年1月调到参谋本部任职。同年7月被派往北平坂西公馆工作，8月晋升为大尉，直到1918年6月为止担任坂西利八郎武官助理，由此开了他在中国的特务生涯。

            坂西公馆是日本陆军设在北平的特务机关。由板西利八郎中将主持。板西利八郎先后担任过袁世凯、黎元洪的顾问，乃是老牌的从事特务活动的中国通。土肥原对坂西利八郎十分崇拜，以其为师学到了不少特务活动的手腕。

            1918年6月，土肥原调回参谋本部，同年11月调到齐齐哈尔，任黑龙江督军顾问。1919年8月晋升为少佐。1902年调到第25步兵联队任大队长。1921年5月，赴欧洲考察军事。1922年12月重返坂西公馆工作。1923年8月晋升为中佐。1927年7月晋升为大佐。曾先后在第2步兵联队、第3步兵联队及第1师团司令部任职。

            1928年3月，土肥原应聘出任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顾问。主要任务是：指导奉军以日军为典范进行训练，以便一旦有事为日军所用；与关东军及奉系军阀所辖范围内的帝国官宦、陆军武官等保持密切联系；大力搜集奉军所辖范围内的有关军事、内政、交通、财经及资源等情报。土肥原个子矮小，小仁丹胡子总是修剪得齐刷刷的，外表好说好笑，性格外向，善于交际；内心阴险毒辣，两面三刀，居心叵测，善于玩弄权术。土肥原不仅熟悉中国的风土人情，而且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是日本军界有名的中国通。土肥原广泛接触社会各界人士，周旋于北洋军阀各派系军政要员之间，从事谍报和阴谋活动，十分活跃。1928年6月，土肥原参与策划关东军制造的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事件发生后，他被解除顾问职务。1929年3月转任高田第30步兵联队联队长。1930年4月起，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处于交战状态。张学良借口调停，于9月中旬率奉军7万进关，1931年以后，又将关内部队增至11万人。日军为了瓦解华北张学良的势力，1931年3月，正式在天津设立特务机关，并任命土肥原为天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企图拉拢阎锡山，并利用石友三排斥张学良的势力，一并解决华北与满洲问题，但以失败告终。

            土肥原调到沈阳后几个月，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时，土肥原正奉召到东京汇报东北情况。但是，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仍然判定：“土肥原贤二确为1931年沈阳事变的共谋者之一”。主要理由是：1、事变发生时他虽然不在沈阳，但由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务机关是发动事变的中心。2、土肥原被召回东京时，在报刊公开主张：“关于满洲一切悬案应从速解决，如有必要应以武力进行解决”。3、事变发生后3天，土肥原即从东京返回，就任沈阳市长。4、土肥原是将逊帝溥仪由天津转移到东北的阴谋策划与实施者。因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土肥原对“九·一八”事变有“共谋侵略计划罪”而提出公诉，并认为罪证“均确凿无疑”。

            “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提出在东北建立以逊帝溥仪为首的满蒙“五族共和”体制的日本傀儡政权。在关东军的支持下，他亲自赶赴天津，制造“便衣队”暴乱事件，乘机将溥仪从天津劫持到东北。在土肥原等人的导演下，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政权很快成立，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在长达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下，日本从中国东北掠夺了大量资源，东北人民遭受了深重灾难。

            1931年土肥原10月15日辞去奉天市长的职务，新市长由留学日本的华人赵欣伯担任。10月25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召见土肥原，正式授予他劫持溥仪拼凑伪满傀儡政权的任务。两天之后，土肥原亲自前往天津。当时，溥仪正居住在天津日租界地的“静园”，在日本的卵翼下幻想着重新登基当皇帝。11月初，土肥原在天津多次会见溥仪，对溥仪软硬兼施，投其所好，诱迫溥仪前往东北，充当伪“满洲国”元首。在土肥原的威胁利诱下，溥仪为了实现其复辟梦想，同意前往东北。那时，溥仪身边很复杂，既有张学良的人监视着溥仪，也有蒋介石的人以上海安全、可以恢复皇帝费用为由劝说溥仪前往上海。而且，日本政府的外务省和关东军在如何利用溥仪问题上意见也不一致。后来由于土肥原的坚持和板垣参谋及驻津日军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的支持，1931年11月8日，汉奸李际春等人纠集流氓、兵痞组成的便衣队1000余人在驻津日军的配合支持下，不断向中国军警发动武装挑衅。驻津日军司令部立即下令断绝日租界和外界的交通，并将溥仪驻地“静园”封锁起来。乘天津发生骚乱之机，溥仪11月10日化装秘密离开了天津。

            1932年1月27日，关东军司令部通过《满蒙问题善后处理要纲》，决定成立傀儡政权。2月16日至17日，所谓“建国会议”在奉天大和旅馆召开，28日正式公布“建国宣言”。同年3月溥仪开始在新京“执政”。由土肥原一手策划的伪满洲国政权终于出笼了。

            1932年1月26日，土肥原调到哈尔滨，出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主要任务是，镇压抗日力量，稳定北满局势，为日军侵占整个东北做准备。1932年3月，土肥原晋升为少将。

            1933年2月，关东军侵占热河，并进一步向华北和内蒙渗透。同年10月土肥原被调回奉天，再次出任奉天特务机关长。

            1935年6月，土肥原又被关东军派往华北，任务是协助天津日本驻军司令官多田骏少将策划各派军阀进行所谓的自治运动。

            1935年5月底，4名日本特务曾潜入察哈尔省境内偷绘地图。6月5日在张北县被宋哲元指挥下的第29军扣留。日本向国民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屯兵察哈尔边境进行威胁。6月23日，土肥原伙同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等人同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进行谈判，6月27日强行达成协议，即所谓的“秦土协定”。这一协定使日本侵略军控制了冀察两省。

            1935年7月，关东军司令部公布“对内蒙施策要纲”，鼓吹扩大和加强对内蒙的工作，企图使内蒙自治化。为此，土肥原曾多方活动，但成效不大。后来，土肥原又转到北平，做冀东行政专员殷汝耕和宋哲元的工作，策划拼凑伪政权。1935年11月24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成立。成立当天，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从通州发布脱离南京国民党政府而独立的宣言。

            1936年3月，土肥原晋升为中将，被调回东京，任留守第1师团师团长。1937年3月转任宇都宫第14师团师团长。芦沟桥事变爆发后，8月20日，他率兵在塘沽登陆，来到华北，在保定、石家庄、开封一线直接与中国军队作战。

            1938年6月，土肥原率领日本侵略军侵占开封，逼近郑州，并准备转攻武汉。后因蒋介石下令炸开了郑州以北花园口黄河大堤，黄水南下，土肥原所部因此受阻而放弃进攻郑州的计划。

            1939年5月，土肥原出任第5军司令官，驻扎在佳木斯。1940年9月，土肥原改任军事参议官兼陆军士官学校校长。1941年4月晋升为大将。1941年6月，土肥原调任陆军航空总监。1943年5月，土肥原出任东部军司令官。1944年3月，土肥原调任第7方面军司令官，驻扎在新加坡地区。1945年4月，土肥原奉调回国，出任教育总监。1945年8月土肥原任第12方面军司令官兼军事参议官。1945年9月，在第1总军司令官杉山元自杀后，土肥原接任第1总军司令官，但不久就被盟军司令部以战犯嫌疑逮捕，关进了横滨监狱。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土肥原死刑。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土肥原面对起诉书公开声称无罪。而在长达三年的监禁和审判期间，土肥原始终坚持顽固立场，除辩护律师为其辩护外，始终缄默，以示抗拒。1948年12月23日在东京巢鸭监狱执行绞刑，这个号称“满洲劳伦斯”的“土匪源”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关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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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东军是日本陆军驻扎在中国东北的一支军队。编有31个步兵师团，11个步兵和坦克旅团，1个敢死队旅团和2个航空军，以及伪满洲国部队等，共约120万人。

            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强占了中国的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不久，日本将辽东半岛改名为关东州，在旅顺设立关东都督府，下设民政部和陆军部。1919年在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的基础上，在旅顺口设关东军司令部。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后，根据《朴次茅斯和约》将关东州（中国辽南旅大地区）的租借权和南满铁路转让给日本。日本为维护其殖民利益，派遣2个师4万人的兵团进驻关东州及南满铁路附属地，并设立关东总督府。次年，总督府改为都督府，下设陆军部，辖1个陆军师、6个独立守备营、旅顺重炮营和宪兵队等。

            20世纪上半叶，长期侵驻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陆军重兵集团。

            1919年，都督府撤销，改设关东厅，成立关东军，首任司令立花小一郎，司令部设在旅顺，直接隶属于天皇。

            1926年进入昭和时代后，日本加紧推行侵略中国和准备对苏作战的大陆政策。1928年，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中国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1931年策划“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全境。次年炮制伪满洲国，司令部迁至长春，司令兼任日本驻“满”大使和关东厅长官，掌握伪满军政大权。从此，关东军对中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残酷镇压中国抗日军民，疯狂掠夺粮食和矿产资源，把中国东北建成日本进一步侵略扩张的重要战略基地。

            1928年，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并以此为借口炮击东北军大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拉开了长达十四年的侵华战争的序幕。1932年，建立满洲国。

            1939年5月，满洲军队跟蒙古军队在诺门罕发生小规模边境冲突，後演化成为关东军对苏联红军的正面对决。朱可夫指挥六个旅七万名苏联远东军，以机械化部队击败两个师团约四万名关东军。一万八千名日军战死或受伤。日本全国震动，平沼内阁请辞。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及参谋长矶谷廉介被撤职。

            1942年，太平洋战争开始後，关东军主力逐渐被抽调至太平洋战线。在1943年战况逆转後，不少关东军在太平洋的岛屿上被歼灭。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关东军被击毙八万三千人，被俘五十九万四千人。战后，余下的关东军官兵作为俘虏被送到西伯利亚从事强制劳动。

            侵略中国的急先锋1904年，日本出兵入侵中国东北挑起了日俄战争。经过一年多厮杀，日本获胜。长期觊觎我国东北土地的日本侵略者，借口保护南满铁路权益，专门成立了一支所谓的“满铁”守备队，另外还留驻南满一个师团。两部兵力大约两万人，归属关东总督指挥。当时日本在其控制的东北地区设置了“关东州”，所以这支部队也称为“关东军”。由此，关东军便开始了盘踞东北长达40年之久的罪恶行径。

            1919年，为提升关东军地位，日本撤销了关东都督府，设立了权限较小的关东厅，并在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的基础上组建了关东军司令部，统帅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各部。关东军从此直接受日本天皇指挥，独立性大大增强。

            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磨刀霍霍的关东军借机从南满铁路属地冲出，一天内便占领沈阳、长春、辽阳等城市。与此同时，关东军开始急速增加兵力：1931年关东军仅有3个师团，1932年达到6个，1933—1936年保持5个师团的兵力，1937年达到7个，1938年9个，1939年11个，1940年12个。1941年七八月间，为了配合纳粹德国对苏联的进攻，关东军接连组织以苏联为目标的特别大演习，并再次调集大量部队囤积东北。到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关东军的总兵力已经达到31个师团，人数上升到85万人，号称百万。

            太平洋战场的炮灰

            眼看德国进攻苏联受挫，日本十分忌惮，不敢贸然进攻苏联。趁英法等国忙于欧洲和非洲战事，无力东顾之机，日本人决定先发动太平洋战争。关东军于是奉命南下。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次年6月，日军在中途岛海战中遭到惨败，被迫停止了战略进攻，转而采取守势。关东军也不再敢主动挑起事端。1942年下半年，日本《陆军综合作战方案》专门指示关东军，要“防止对苏发生战争，维持北方静谧状态”，但仍在继续扩充关东军力量。1942年10月，日本将关东军司令部升格为关东军总司令部，增设两个方面军司令部和装甲军、关东防卫军司令部以及第2航空军司令部。

            从1943年下半年起，为挽回太平洋战场的颓势，日本大本营开始陆续从关东军抽调兵力增援太平洋战场，指望这支“精锐之师”能够挽救自己失败的命运。1945年1月，大本营又从关东军抽调13个师团和一支特设的具有高度机械化的常备兵团赴太平洋战场。可是，关东军不但没能扭转太平洋战争的败局，反而白白充当了对美作战的炮灰。4月初，美军攻占冲绳岛，并对日本本土开始空袭，日本不得不集中兵力进行本土决战的准备，为此又从关东军抽走7个师团，并将关东军储备的近1/3的战略物资以及大批人员调回国内。

            1945年5月初，德国无条件投降后，苏联的视线逐渐转向远东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各抗日武装也不断打击和消灭日军力量。关东军只好重新扩充力量，进行备战。为此，关东军将在东北的25万退伍的日本军人重新征集，并编成8个师团、7个混成旅团、1个坦克兵团和5个炮兵联队，作为临时部署兵力的补充。经过迅速补充，关东军兵力一举达到24个师团，约70万人。关东军兵力的增加只是一种表面的膨胀，武器装备和战斗素养仅仅相当于以前的8个半师团。特别是由于日本在各个战场连遭惨败，士气低落，关东军往日的威风已经不复存在。

            成为逃跑兵团

            欧洲战事结束后，苏军开始腾出手来对付关东军。1945年8月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此刻，苏军元帅华西列夫斯基指挥的150万重兵已经利用夜幕掩护在中苏边境展开。9日凌晨，苏军突然从三个方向同时向日军发起了强大的突击行动。拂晓，苏军几乎在所有方向上跨过了国界，强渡了额尔古纳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分别从后贝加尔、黑龙江沿岸和滨海地区进入了中国东北境内，在5000公里的正面战场上展开了强有力的攻击。9日，毛泽东主席也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配合苏军的进攻行动。

            尽管关东军早有对苏作战的准备，甚至一度还拉出与苏军决战的架势，但是，由于关东军设想决战的时刻是1946年，不仅未能侦察到苏军的实力，甚至连苏联正式对日宣战的消息，他们也没能提前得到。在苏军的强大攻势下，关东军精心布设的阵线很快就土崩瓦解，总司令部慌忙决定放弃“新京”(长春)，固守通化，并指令伪满洲国皇帝溥仪随总司令部迁往通化，企图在通化一带与苏军决战。此时的关东军官兵已经完全没有了斗志，纷纷逃命。原来设想的大决战竟然化为一场拼命的追逃游戏。苏军各个方面军的作战行动都进展顺利。特别是由克拉夫钦科上将指挥的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在大兴安岭的突击行动收到了奇效，在不到一周时间已前突到东北中部地区，创造了一个奇迹。关东军从此一蹶不振。

            难逃灭亡

            8月10日，日本大本营下达命令，指示关东军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放弃满洲，退守朝鲜。但长期以日军“王牌”自居的关东军为了维护自己“皇军之花”的脸面，仍然负隅顽抗，不肯投降。可是，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姿态并不能重新唤起日本的士气。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公开宣布投降。但骄横的关东军借口没有收到日军大本营的停战命令，仍然继续抵抗。到17日，除海拉尔、虎头和东宁等少数筑垒地域的残余日军仍在顽抗外，关东军已经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眼看败局已定，关东军最后一任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终于向苏军提出了停战谈判的请求。

            8月19日中午，苏军阿尔捷缅科上校率5名军官、6名士兵组成的军使团，在9架歼击机护航下到达长春机场与日军进行谈判。迫于压力，山田乙三向苏军代表交出了象征指挥权的军刀，宣布自己和部属成为苏军俘虏。此次战役中，关东军损失约67.7万人，其中8.3万人被击毙，59.4万人投降，而苏军仅伤亡3.2万人。

            不仅如此，那些靠关东军发家的日本高级战犯大都也没有逃脱正义的审判。曾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参谋长的东条英机，曾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曾任关东军参谋长的木村兵太郎，曾供职于关东军司令部、后任第7方面军总司令的土肥原贤二，曾供职于关东军司令部、后任第14方面军参谋长的武藤章，均被送上了绞刑架。其他一些臭名昭著、恶贯满盈的关东军将领要么受到惩罚，要么背着千古骂名苟且偷生。

            伯力审判

            1949年12月25～30日，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在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对研制和使用细菌武器的日本战犯前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医务处长隆二、兽医处长高桥隆笃等12人进行的公开审判。

            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在关东军成立了代号为“东乡部队”的细菌试验室。1935年至1936年间扩建为“关东军防御给水部”和“关东军兽疫预防部”两个研制细菌武器的机构。1941年改名为第七三一部队和第一○○部队。以后，在中国的华中和华南又组建了代号为“波”字、“荣”字两支细菌部队。在审判中被告供认:为了准备并实施细菌战,他们培养了大量的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细菌,研制细菌武器。在研制过程中,惨无人道地用中国人、苏联人和战俘进行实验，惨遭杀害的不下3000人。并于1939年在哈拉哈河地区对苏蒙军队作战期间，1940年、1941年在中国宁波、常德等地，使用了细菌武器。上述罪行严重违反了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关于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国际公约。根据被告犯罪事实，法庭判处山田乙三有期徒刑25年，对其余11名战犯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25年。

最凶残的魔鬼--日军731细菌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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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部队是旧日本军（关东军）防疫给水本部的别名。该单位由石井四郎所领导，因此也称之为“石井部队”。731部队也是在抗日战争（1937年－1945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陆军于日本以外领土从事生物战细菌战研究和人体试验相关研究的秘密军事医疗部队的代称，也是大日本帝国陆军在占领满洲期间（从1931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5年）犯下的许多战争罪行之一。

            731部队在官方文书上的伪装为关东军第659部队（防疫给水部）下之第731防疫饮水净化部队，实际隶属于日本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研究内容除了研究防治疾病与饮水净化以外，更多时候是使用活体人类进行生物武器与化学兵器的效果实验。731部队把基地建在中国东北哈尔滨附近的平房区，这一区域当时是傀儡政权满洲国的一部分。一些研究者认为超过3000名中国人、朝鲜人和联军战俘在731部队的试验中被害，但是对于数量的多少还存在争议.

            　　日帝国主义侵占东北，设在哈尔滨东南的进行细菌试验、研究和制造细菌武器的秘密部队-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以掩人耳目。

            这支部队由关东军司令官直接管辖，石井四郎主持，以活人为试验对象，有些重大问题直接听命于日本大本营参谋本部的指令。

            731部队在林口、牡丹江、孙吴和海拉尔设有4个支队，在安达设有试验场，人数最多时达到3000人左右,也从事细菌炸弹外壳的生产.抓捕的中国人作为试验的材料--将以所谓“反满抗日”罪名逮捕的中国人由宪兵队直接送往731部队进行各种惨无人道的细菌试验。

            电影《黑太阳“七三一”》中的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进行的就是冻伤实验.

            731部队将实验用的活人统称为“原木”，意即可裁割的整体材料。“原木”均由倭国宪兵队“特殊运输”，每年约五六百人，包括中国抗日志士、无辜百姓及苏联人、朝鲜人。1937～1945年，仅731部队用于细菌试验惨死的有4000余人.

            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准备细菌战的特种部队，在战略上占有重要地位。日本军人所谓的"小小的哈尔滨，大大的平房"，在某种意义上正说明了这一点。就其规模来说，实属世界上最大的细菌工厂。就其地位来说，它归属日本陆军省、日军参谋本部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双重领导。人事配备是很强的。拥有从事细菌战研究工作人员二千六百余人，其中将级军官五名，佐级军官三十余名，尉级军官三百余名。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二年七月由石井四郎中将为部队长，一九四二年八月到一九四五年二月北野政次少将接任部队长，一九四五年三月到同年八月石井四郎又重任部队长。它的直属各个部以及各个支队都配备佐级军官负责，对一些重要部门都配备了少将级军官负责。第七三一部队分为八个部和四个支队：

            第一部（细菌研究），菊地少将为部长。下属有专门从事鼠疫研究的"高桥班"，从事研究的"笠原班"，从事细菌媒介--昆虫研究的"田中班"，从事冻伤研究的"吉村班"，从事赤痢研究的"江岛班"，从事脾脱疽研究的"太田班"，从事霍乱研究的"凑班"，从事病理研究的"岗本班"和"石川班"，从事血清研究的"内海班"，从事药理研究的"草味班"，从事立克次氏体（包括跳蚤）研究的"野口班"。

            第二部（细菌试验），由太田大佐兼任部长。这个部下设一个分部，专门培育和繁殖供散布鼠疫菌用的寄生虫。下属一个航空班和在安达东三十五里的鞠家窑的特别试验场。这个部的主要任务是除了用人作细菌试验之外，还通过"八木泽班"对植物进行病毒研究和试验。

            第三部（细菌武器制造），由江口中佐任部长。这个部下属两个工厂，一个是滤水器制造厂，这是为掩人耳目而设的。另一个是在杨马架子的瓷弹壳制造厂，专门生产"石井式"细菌炸弹等细菌武器。

            第四部（细菌生产），由川岛少将任部长。这个部下设两个分部，每一分部按照分工独立地进行各种细菌的生产。

            总务部，起初由中留中佐为部长，后由太田大佐兼任。该部是七三一部队本部的综合部门，权力很大，它不仅负责整个部队的财务管理、生产计划、人事分配，而且更重要的是直接与宪兵队联络和接收作细菌试验的人。

            731部队行径只是大日本帝国陆军在占领满洲期间（从1931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5年）犯下的许多战争罪行之一，在这期间，1500万中国人，朝鲜人，菲律宾人，印度尼西亚人，缅甸人的平民，太平洋岛上居民和联军俘虏被杀害。

            731部队的前身，是石井四郎于1932年在中国东北哈尔滨市郊的背阴河设立的东乡部队，该部队最早的开始进行了在日本国内无法进行的人体实验。

            1932年, 石井四郎率部队修建中马城，在哈尔滨市郊的监狱。1935年的一次监狱暴动迫使石井关闭中马城.

            石井到离哈尔滨更近的平房区重新设立一个新的设施。

            673部队在黑河孙吴县建立细菌实验基地，包括动物饲养、制菌室等300间建筑。

            　　活体解剖 - 一个代号为“马路大”的特别项目进行人体试验:受试验者从中国的住民中抓来，也被称为“木头”

            手榴弹试验，用人在不同的距离和位置进行手榴弹试验

            冻伤试验

            :冻伤试验资料为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专业人员与驻蒙军团联合进行的一次野外冻伤试验的资料，题目为《极秘·驻蒙军冬季卫生研究成绩》，资料编成者为冬季卫生研究班，形成年代为昭和十六年三月(1941年3月)。

            从1940年起，731部队曾连续多次在中国抗日战场对中国军队和和平居民施行细菌战.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以后，石井四郎被招回日本，接受日军参谋本部的紧急指示---石井四郎说："一切扩大细菌武器生产的办法之所以必须施行，是因国国际形势已发生变化，德对苏战争已开始，以及因为关东军已实施反苏军事措施准备的'关特演'计划（即一九四一年夏季关东军计划进攻苏联的特别演习），所以我们的军队应当充分具有足够的细菌武器，以便在必要时去反对苏联".

            731部队在进行细菌研究的同时，也频繁的进行各种野外训练，包括毒瓦斯使用方法训练、滤水器使用方法训练等。731部队积极参予了诺门罕战争，并在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我国的常德宁波金华等地也有其罪恶痕迹。

            1945年，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731部队唯恐暴露其细菌武器杀人的秘密，将在押人员全部杀害。并将无法携带的罪证全部销毁，并炸毁了主要设施。将细菌战的主要设备和资料偷运回国，杀戮了最后一批用作实验的人员.

            败逃时，将大量染有鼠疫菌的鼠放出，造成了平房地区1946年的大面积鼠疫流行。

            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索赔案---迟迟不能够胜诉!中国境内现在埋藏的细菌在底下究竟还有多少处?这些遗留问题---距离真正解决的日子还很遥远.日本官房长官说:"作为日本政府来说，这是一个很严厉的问题。司法判断存在分歧，还有很多历史因素。

            731细菌部队三大未解谜团

            　谜团之一：逃亡前的暴行

            　1945年8月9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10日，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接到命令后开始溃逃，11日开始炸毁‘七三一’的地面设施，而此时监狱里面还关有400多人等待进行试验。日军将这些人全部杀死后，把他们的尸体扔进在四方楼天井挖的大坑中，浇上汽油进行焚烧，然后将残留的大块尸体扔进松花江，通过炸毁四方楼将剩余的尸骨掩埋起来。

            “原‘七三一’队员对这400多名试验者的死因介绍分为两种：一，将试验者关入毒气室，开放毒气致死；二，在试验者饭中投放致命毒药，再对幸存者进行补射致死。”这些试验者的真正死因目前仍是个谜。

            谜团之二：试验人数及种类

            “七三一”部队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疯狂研制鼠疫、伤寒、赤痢、霍乱、炭疽、结核等各种病菌，并在至少5000名中、苏、朝战俘和平民的健康人体上，进行过包括活体解剖和各种生物菌培养在内的大量惨无人道的实验，但这十多年间被试验的具体人数和人种却一直是个谜。

            谜团之三：神秘的地下攻势

            当年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号称是地上3000，地下3000，地上有多大攻势，地下就有多大攻势，由于没有经过验证，“七三一”的地下攻势目前仍然是个谜。

东方魔女-川岛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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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岛芳子（又名金壁辉），这个被称为东方魔女的"男装女谍"，作为日本策动伪满独立、与国民党居间调停、互相勾结的"秘密武器"，在日本侵华战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她曾参与"皇姑屯事件"、"9·18事变"、"满洲独立"等重大秘密活动，并亲自导演了震惊中外的"1．28"事变及营救秋鸿皇后等臭名昭著的卖国活动，成为日本谍报机关的"一枝花"，受到特务头子田中隆吉、土肥原贤二等的大加赞赏。

            　70年前，松本高等女子学校的林荫大道上，人们常常会看到一位英姿飒爽的女子扬鞭策马，绝尘而去。这位骑马上课.我行我素.放荡不羁、经常在上课时溜出去玩的女学生，就是日后作乱满蒙、声名狼籍的没有日本国籍的日本人——川岛芳子。

            对女子学校的师生们来说，川岛芳子的身世就好象远隔日本海的"支那国"（支那是日本对中国的卑称）一样神秘。人们只知道她是日本著名的军国主义者、浪人川岛浪速的养女；只知道她来自一衣带水的中国.

            这位独领风骚、为许多男性心折的"马背公主"，真名叫爱新觉罗·显纾，是满清皇室肃亲王善春的第十四位公主、生于1906年，即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宣统）继承皇位的前2年。

            字东珍的显纾公主出身具有高贵血统的名门望族。其生父肃亲王家在清王朝的八大世袭皇族中乃是"泰山北斗"，独占鳖头。肃亲王的曾祖是武肃亲王豪格，乃皇太极的第一王子，是开创200年大清基业的元勋。由此，可以想象川岛芳子家世的显赫与权势。身为肃亲王第十四公主的芳子，为亲王的第四侧妃所生。在小东珍天真烂漫的童年时期，正值中国内忧外患、革命风潮骤起、清室统治摇摇欲堕的多事之秋。身为股肱大臣的肃亲王，眼看着老祖宗的社稷不保，心中五内俱焚。他在联络日本浪人川岛浪速游说日本军部出兵干涉南方革命党"叛乱"的同时，又策动蒙古王公喀喇沁王与惯匪巴布扎布组织蒙古义勇军，企图制造"满蒙独立"的既成事实。然而，排山倒海般的辛亥革命使肃亲王的美梦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为了实现"匡复清室"，的夙愿，肃亲王将自己的几个儿子分遣满洲、蒙古和日本，让他们伺机而动，为满洲独立而"殚其力，尽其心"；甚至不借将自己最钟爱的显纾也送给川岛浪速作养女，以图日后"有所作为"。于是，作为东方公主的爱新觉罗·显舒便于1912年跟随养父飘洋过海，来到一个原本陌生、但却造就了她的一切的国度——日本，开始了具有特殊目的——匡复清室——的特殊教育——日本军国主义教育。

            为了适应日本的生活，川岛浪速不仅给显舒起了一个日本名字——川岛芳子（这个名字在全日本乃至整个远东地区可谓闻名遐二迩以至于世人知其本名者屈指可数。至于其字"东珍"，更是鲜为人知），而且还专门为她请了家庭教师，帮助她学习日语以及日本的各种风俗习惯。

            此时的芳子，在松本高等女子学校中因面容佼美、行为开放而著称。她常穿水兵式服装，头发有时梳成辫发，有时又随意飘散在两肩。由于年龄渐长，加之其生父和养父的事业急需有才华的后备军，川岛芳子开始接受有关政治事务、军事技能、情报与资料的收集等方面的专门训练。这种"额外"的学习使芳子不得不经常性地休学一二个月，以至被学校勒令退学。退学对芳子来说，非但没有任何失落感，反而使她能无所顾忌，投入那种令她痴迷且疯狂的"男人的运动"中，川岛芳子首先下定决心剪去一头青丝，女扮男装，用她的话来说，这是"永远清算了女性"。接着，这位身穿黑色礼服，头戴太阳帽并戴着墨镜的女中"豪杰"，便开始和养父的徒弟们一道，学习骑马、击剑、柔道、射击。据说芳子的骑术精湛，枪法超群，她策马疾驰中连续击落百步开外的苹果的故事被传为佳话。就在这时，早已发现芳子作为一名优秀间谍所具备的天生禀赋的川岛浪速，开始着手训练芳子收集资料、使用谍报通讯器材、制造阴谋。散布谣言以及利用美色获取情报等技巧，为她日后成为全日本"军中之花"般的超级间谍作必要的准备。面对养父的悉心栽培，芳子的心中早已种下了"成大业、立殊功"的日本武士道思想的种子。很快，一个如鲜花般娇艳美丽的天真少女用纤嫩的双手敲开了日本谍报机关的大门。

            留着男人头、行事果敢谨慎、为人颇有手腕的川岛芳子，在其养父和军界朋友的保荐下，快获得日军特务机关的重视。恰逢东北巨枭——奉系军阀张作霖由于自己在东北三省的利益受损，而同日本关东军屡屡发生磨擦；而且日方担心张作霖与北伐军作战失利退守关外，会把北伐军的势力引到满蒙，从而破坏日本对满蒙乃至全中国的侵略计划。于是，日本军部派员到东北集结，着手准备暗杀张作霖。由于行动不便，急需有中国国籍的可靠人士"协力共进"，于是驻扎在东北三省的日本关东军特务处便派与川岛浪速有师生之谊的倔田正胜少佐回国，游说川岛，希望他为了日本国的利益派养女芳子到奉天协助关东军完成一项"秘密任务"。后经直接参与皇姑屯炸毙袅雄张作霖事件的关东军少佐掘田正胜、岩原一夫、大村骏证实，所谓"秘密任务"即为刺杀奉张之事宜。出于帮助肃亲王完成"匡复清室"大业（实际上，清朝的残余势力早在冯玉祥拥兵闯宫、派鹿钟鳞率手枪队将宣统连同满清遗老"清"出紫禁城之日起，就已成强弩之末了）的宏愿，川岛浪速很快就答应了关东军的"邀请"，并作为交换条件从陆军大臣岩崎男爵那里弄到了一笔巨款，供芳子及寄居旅顺、生活日渐窘迫的肃亲王之用。于是，留着男人头的芳子，突然来到上海找胞兄宪立，声称要和哥哥一道去旅顺看望生父，这下可把立宪弄得"目瞪口呆、啼笑皆非"。事实上，当川岛父女受命协助关东军完成"秘密任务"时，为了不走漏消息，并争取足够的时间让川岛芳子变成肃亲王第十四公主显舒，驻上海的日本领事馆领事，中国方面的特务组织负责人吉田茂（此公后因与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一起建立了大日本新秩序而蜚声海内外）特地电告川岛芳子到上海接洽具体事务。于是，在日本谍报部门的授意下，便出现了令宪立也目瞪口呆的"省亲"要求。

            在接到上峰的指令后，川岛芳子只身来到奉天张作霖的私邸，要求与少帅张学良密谈。当时张因忙于处理后方事务，迎接父亲安全抵奉，正忙得不可开交，于是便派侍从贴身副官郑某与这位颇有艳闻的公主相见。见面过程中，芳子施展自己与生俱来的魅力，使郑某对之唾诞不已。川岛芳子见有机可乘，便约定下次与郑某见面的时间、地点。经过短期然而频繁的接触，拜倒在川岛芳子石榴裙下的郑某，将自己了解到的绝密消息和盘托出，使川岛芳子顺利地知悉张作霖为掩人耳目、瞒天过海对外界公布自己将随军返辽实则先于军队乘坐慈禧花车回到奉天的具体事宜，并立即向总部做了汇报。虽然在收到川岛芳子的情报之前，日军已通过潜伏在张作霖身旁的日本特务先一步获悉了这一消息，但关东军稽查处也因此时川岛芳子的谍报才能大加赞赏，称她为"东方的玛塔·哈丽"，其名声不胫而走。

            身材娇孝无论何时何地看上去都显得嫩若娇花的芳子，往往使男人失魄落魂、蚀骨销魂，即使是身为日本驻上海特务处主任的田中少佐，也难以抵挡她旗袍下的诱惑。不久，田中"就为她购置一所住宅，成为他藏娇的金屋"，以后不论公私两方面，芳子部成为田中的"不可或缺的人物"。在田中一生中的某一时期，"她作为一个难以忘怀的女性"，极大程度地左右了他。

            其实，这种不比一般的"魔鬼恋情"早是芳子计划中的事情。田中当时虽是个少佐，但却是特务机关长。日本的特务机关长有怎样的神通呢？这才是芳子兴趣所在。因此，对芳子来说，田中比大村、岩原、掘口、山家更有利用价值，更有魅力。而且，出于本能，川岛芳子也感到田中是一个架骛不驯、精力旺盛的暴徒，这一点正好能满足她那如同洪水猛兽般汹涌澎湃的性欲。于是，川岛芳子施展养父川岛浪速和情夫大村洋传授的"绝技"，为自己走上支那的"谍报舞台"拿到了头等入场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