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娇中文字幕:国际新闻报道与媒体变迁：一种理论思考

                      新闻社会学带给我们的启示

    “什么是新闻？”“新闻报道与现实社会是怎样的关系？”“新闻的内容有怎样的取舍原则？”“新闻职业标准确立的历史文化条件是什么？”“新闻对受众观察世界的方式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是新闻社会学要回答的问题。“新闻”作为一种有组织的社会活动，不是天然就有的，而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从西方历史来说，印刷术的普及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新闻事业产生的两个重要条件。随着技术和社会生产制度的变化，新闻的制作机制也在不断的变革之中。然而，人们普遍对新闻有一种单纯的看法，即新闻以纪实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外界的信息和我们生活的世界图景。这种朴素简单的看法既源于人们对媒体技术忠实再现社会现实能力的信任，也归功于新闻媒体为维护自身权威和利益持续不断地自我标榜。

    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初，一些学者就对新闻再现事实的自我标榜发出了置疑。记者和社会学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认为，随着现代社会日益复杂化和专业化，个人不可能完全凭借自己的经验和知识来了解与自己生活相关的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制度，对媒体和专家的依赖将会越来越大。因此，媒体与其说是在提供未加整理的原始信息，不如说是在指导人们如何思考，以及从何种角度认识社会。关于社会的图景由此分为三个部分：我们头脑中的意识，媒体中所描绘的世界，以及外界社会本身。我们头脑中的意识在一个媒体饱和的时代主要来自于媒体的描述而不是与外部社会的直接接触。而媒体描述的世界由于个人偏见的存在、机构程序的制约，以及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与真实世界之间的鸿沟也越来越大。[1] 之后几十年对大众传媒的社会学研究表明，新闻是依据既定规则的话语体系，它所提供的“事实”是经过体制化的选择、整理、加工的关于社会的某种特定描述。在“报道”现实的同时，新闻也在构造着这个世界，并且构造着受众观察这个世界的方式和逻辑。

    既然新闻是一种话语活动，它又是依据何种力量或原则来构造世界图景的呢？为什么在一个社会内部，即便是体制上相互独立的媒体机构在实际运作中也体现出基本稳定和一致的叙事风格和采编原则？沙德逊（Michael Schudson）在“新闻为什么是它所呈现出来的样子”一文中给出了三种解释。[2]第一种是个人行为，即记者是根据自己的情感、好恶以及价值观念来决定新闻的内容。社会新闻整体上的一致性体现了新闻教育的结果，或是新闻记者来自相似的社会阶层和生活经历。比如，在经济新闻的报道中较少关注劳工的视角，而主要以资方的标准来评价企业兼并、工资水平、失业率等经济指标，这也许是因为大多数记者来自于中产阶级以上的富裕家庭，并熟悉和认同那个阶层的价值观念，或是因为他们接受了统一的、服务于资本运作的经济学教育。第二种是社会行为，即认为新闻是组织规范和限制的结果。组织规则使新闻业务得以顺利进行，并减少其中的不确定性。比如，市场体制下的电视新闻为吸引观众，倾向于报道有画面感的新闻事件，过程复杂又不易通过画面来解释的事件或视角很容易被忽视，而不论记者个人是否对此感兴趣。第三种解释是文化行为，即一个社会有其特定的观察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不论新闻教育和机构规则是否世界通用，每个国家中的新闻内容总会呈现出各自的文化特色。比如，中国新闻和美国新闻对于突发事件和灾害的报道方式有明显不同，前者更关注结果和如何使事情恢复原状，而后者更注重对惊险过程和细节的渲染。这三种解释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充分地勾勒出新闻活动所受到的各种影响和牵制。波克斯（Dan Berkowitz）这样描述一个假定的情景中做出新闻决策的复杂过程： 

    当一位电视编导开始策划一个每日新闻节目，新闻职业原则只是决策因素之一。他还必须考虑可调用的记者和摄像的人数，节目时间的长短，选择或放弃某些内容会对收视率产生的影响。他还要考虑采访每个新闻故事所需要的时间和花费，以及如何将所有的素材都编辑成连贯的新闻内容。[3] 

    这其中涉及到了体制、价值观念、社会文化、经济条件、文学习惯等等多方面的制约因素。只有经过层层中介施加影响，“原始事实”才能以新闻的面目出现在受众面前。因此，与其说新闻反映了外部世界的真实情况，不如说一个社会的新闻作为整体折射出这个社会的文化、制度、价值观、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特点。新闻是一个社会的自我复制的过程。 

                    国际新闻报道与国家意识形态

    既然新闻报道是一种话语活动，参与对人们理解的社会图景的建构，那么当受众对某部分内容不够熟悉、没有亲身体验、或缺少其它渠道获得信息的时候，新闻的指导作用是最大的。国际新闻就是这样一个领域，由于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知识资源可以调用，对国际新闻报道的辨别和批判能力远远低于国内新闻。因此，观众口味和价值观念对国际新闻报道所产生的压力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不管作为“专家”和“亲历者”的记者如何选择报道视角和内容，观众大多数时候只能被动接受，并习惯性地相信报道的“真实”、“客观”。许多学者对美国媒体国际新闻报道的研究表明，美国新闻对其他国家的报道经常与国家的外交政策保持一致。对他国社会、经济、政治情况的描述是根据美国的全球利益以及美国政府的立场出发的。

    巴里（Berry）和哈林（Hallin）都曾指出，在进行国内报道时，记者都尽量与特定的政府政策和政府官员保持距离。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报道国际新闻时，似乎表现出“客观性”和“让双方发表意见”的努力是不必要的。特别是当美国政府直接或间接成为冲突的一方时，新闻媒体对自己与政府立场保持一致的姿态毫不掩饰。他们自然接受了官方定义的国家利益和对其他国家进行的价值判断，对官方发布的策略和目标当作简单的“事实”进行报道，而不是一种需要评判和分析的观点。

    哈林对此做出的解释是，分享国家经济和政治权力的统治精英在不同的议题上达成不同程度的共识。当共识很强大时，媒体的作用只是被动地强化社会秩序和统一的意识形态。而当统治精英内部对某项事务产生分歧，媒体也倾向于发表不同和相互对立的观点。在国际事务中，各个精英阶层基本上认同一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虽然在组织上相互独立，国际新闻报道与政府的外交政策非常接近。[4]

    而巴里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并不认为掌握政治权力的人与控制新闻报道的阶层结有意识形态的联盟。他认为，新闻媒体在报道国际新闻时之所以表现得像政府的传声筒，是因为媒体缺少独立的渠道来了解外国事务，因此也就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评价美国的外交政策。他们只能接受政府的观点和立论前提，简单地作为政府的喉舌来向公众提供必要的信息，而无法作为政府行为的观察者提出评论和批判。[5]但是，这样的结论显然低估了新闻界精英的信息资源，并夸大了美国政府控制信息的能力。如果新闻记者缺少独立的渠道来了解外国事务，那么他们又凭什么声称自己对关系民生的重要国内事务有独立评论的能力呢？

    卡烈基（Carragee），戴尔格林（Dahlgren）和莫拉尔斯（Morales）等三人针对具体的国际新闻做了案例分析，进一步证实美国对某国的外交政策直接指导了新闻媒体对那个国家事务的报道。卡烈基分析了《纽约时报》贬低、诋毁前联邦德国的绿党所用的各种话语策略。绿党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等议题上都被认为有明显的反美立场。[6]戴尔格林指出，新闻与其说是在“提供信息”，不如说是“整合公民意识”的工具。在报道第三世界国家时，美国主流媒体通过对内容和报道角度的挑选，巩固了大众对这些国家的刻板成见。这些僵化的印象为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提供了依据，也强化了公众对这些政策的支持。[7]莫拉尔斯的研究集中在第三世界的一部分：拉丁美洲。他发现，某个拉丁美洲国家受到美国新闻媒体关注的程度，以及这个国家在美国新闻中有怎样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对美国利益的重要性。政治和战略上“不重要”的国家基本上被新闻媒体所忽视；那些有经常性社会动荡的国家，特别是当他们威胁到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权威时，总是被主流媒体描述为落后、混乱、极权主义和危险的地方。这些刻板成见定义了美国的“国际环境”，并且使美国基于这样的“环境”做出的外交政策有合法的根据。[8]

    有些时候，媒体报道其他国家的视角确实有所变化，但这些变化的发起者常常不是媒体机构，而是政府，从而进一步证明将媒体和政府在意识形态上联系起来是有理由的。昂特曼（Entman）追述了美国电视新闻对越南战争报道的变化轨迹。主流新闻对越战的看法从最初支持美国的军事干涉，到后来置疑南越政府的公信力以及美国介入的效果，其实是与统治精英内部面对公众抗议的压力对越战看法的转变息息相关的。[9]也就是说，部分统治精英对越战的怀疑在先，主流媒体的批评报道在后。只不过这些报道更强化了精英中质疑越战的群体的影响力。无独有偶，鲁尔（Lule）通过对《纽约时报》的内容分析也发现，报纸对被驱逐的海地总统的报道框架随着克林顿政府对海地政策的变化而变化。[10]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1]

    但是，这样的结论很难被现实情况所证实。当今新闻报道的机构设置和行为规则都表明，新闻媒体日益依赖外界信息来源获得新闻线索。[2]不论从质量上还是数量上来说，最可靠的信息来源是政府。政府为新闻媒体设置议程，而不是相反。为了理解外国发生的新闻事件，新闻媒体依赖一套既定的词汇和意识形态框架，而这些并不是通过他们自己的生活体验得来的。政府依据自己的利益对各种事件做出的解释，是这些词汇和意识形态框架最系统，也是最容易得到的来源。在特定时期媒体的国际报道似乎失去了明确的指导原则，并不是因为媒体报道独立于政府，而只是反映了美国政府在冷战结束初期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后冷战政策。[3] 

                        网络媒体的介入

    在探讨网络媒体对国际新闻报道的影响之前，有必要先将CNN作为电视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过渡形态做一番分析。CNN的全称是有线新闻电视网（Cable News Network），特纳（Ted Turner）于1982年建立CNN时，24小时的新闻频道还只是一个有趣的设想，没有多少人认为它能对传统电视新闻报道体系产生冲击。对于拥有有线服务的美国人来说，CNN更像一个方便的有线录像服务，不断提供最新的新闻与股票、天气等相关信息。但是，如果提到对重大新闻的了解，人们还是习惯于依靠传统的电视网新闻。经过长期的经营，三大电视网的晚间新闻已经赢得了严肃新闻的信誉。如果没有海湾战争，和之后兴起的现场直播报道模式，CNN可能仍旧徘徊于传统新闻的边缘，被当作可有可无的补充，或仅仅是方便的信息服务。

    对海湾战争的报道使CNN一夜成名。由于是24小时新闻台，新闻是CNN唯一的业务。它可以集中所有的资源和智慧，为新闻报道服务。而传统电视网的新闻栏目还需要和其它节目类型进行竞争，并且由于市场压力，新闻部门经常处于受挤压的状态。按照以往的运作惯例，电视网很难对海湾战争做出超出常规的反应。而CNN在其它新闻媒体纷纷撤出的时候留守巴格达，并现场同步报道战争的进程。罗森（Jay Rosen）预言了CNN的作法对电视行业形成的巨大冲击： 

    战争的第一个晚上，CNN在炸弹落下的同时保留了一条通往巴格达的热线，这一举动震惊了新闻界的同仁。当CNN记者们向我们生动地描述他们所看到和感受到的美国的轰炸攻势，各电视网仿佛目睹了它们自己的死亡。大约200家事先与CNN签署协议的地方电视台转播CNN的战争报道，其中不少是三大电视网的附属电台。如今它们放弃了Dan Rather，Tom Brokaw或Peter Jennings（三人分别是三大电视网的明星新闻主播）。洛杉矶所有的四家独立电视台都在转播CNN，纽约有三家。我们突然瞥到了未来的景象：地方电视台会保留它们利润颇丰的新闻部门，并将CNN作为全国或国际新闻的主要来源。谁还需要Rather，Brokaw或Jennings呢？[4] 

在给全世界观众一个震惊体验的同时，CNN主导确立了新的电视新闻报道模式，并迫使其它电视网模仿它的做法以适应市场竞争。在此之后，遇重大事件便中断正常节目进行现场直播，成为电视台的惯例。除此之外，CNN的播报风格在一些方面冲击了传统的新闻原则。CNN放弃了三大电视网设立的“明星主播”制度。低成本大量报道新闻的意图是不培养明星主播的原因之一，这样就可以节省付给明星的高额工资来增加报道点和报道能力。此外，信息在瞬间的大量引入，以及即兴的，以画面而不是解说为主导的报道原则也使“明星主播”的形象显得不合时宜。三大电视网的当家主播全部是中年白人男子，在气质上老成持重，在镜头前一脸严肃。由于在新闻报道中更重视深入分析和背景介绍，晚间电视网新闻播出前都经过精心的编辑，于是，观众早已熟悉并信赖的“明星主播”便成为人们进入新闻世界的领路人。观众不自觉地随着主播的指引，站在主播的立场，按照主播为他们设立的框架和情绪来理解发生在世界上的事件。

CNN报道的随意性似乎打破了这个模式，并成为网络媒体新闻报道风格的一个先兆。镜头上出现的直播间并没有为主持人划出独立的空间，整个背景看上去像一个生产新闻的工厂，不时有工作人员来回走动，观众似乎可以感受到新闻经过不同部门的处理最后到达播音员手中的过程，并且增加了同步、即时的印象。由于是画面引导对事件进展的介绍，主播并没有主导现场记者的报道，而只是作为在不同新闻点采访的记者的协调人。画面的切换和新消息的引入经常是突然性的，对画面的解说也很即兴和表面化，缺少严密的逻辑和对事件背景的解释，给人的感觉是就连CNN也未经准备，与观众一样随时期待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当然，这种“现场感”和“悬念感”是通过某种技术性的安排精心构造出来的，它只是代表一种目前占统治地位的新闻播报模式，成为世界各新闻机构效仿的对象，而并不表示这样新闻制作程序真的减少了“把关人”的权力和对观众的引导，只是这样的权力和引导变得更不易察觉罢了。从CNN后来对许多重大国际新闻，尤其是美国参与的战争新闻的报道中就可以看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对国际新闻报道的影响和控制，并没有因为报道风格的改变而改变。政府对大多数新闻信息源的占有，仍然能够确保国际新闻报道的主要口径不明显偏离政府的主导。只有网络新闻的出现，才真正给人们带来新闻报道“去中心化”的期待。

比CNN更进一步的是，网络新闻在技术上不但不需要明星主持，甚至连普通主持人都可以省去，人们理论上可以凭自己的好恶随意浏览新闻标题，并选择点击感兴趣的新闻故事。由于通过互联网发布新闻的技术比印刷和电子媒体要更加大众化，新闻来源也不仅限于由精英控制的专业新闻媒体或政府机构。但是到目前为止，由于惯性和传统媒体长期形成的品牌效应，最有影响力的新闻网站仍旧是传统媒体的延伸，网站的新闻资源也主要以传统媒体的内容为依托。尽管这样，网络新闻还是显示出了一些不同于传统媒体的特点。诺艾克(Noack)认为，尽管主要的新闻网站是已有的新闻机构设立的，在网站与旧的新闻机构工作的是两个不同的职业团体，遵循不同的职业规范和价值观念。[5]据斯坦因(Stein)的观察，传统媒体，尤其是平面媒体，仍旧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即新闻的收集、写作和编辑要和广告客户的商业利益分开。但对于网络新闻的编辑人员来说，将新闻与广告在一起编辑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也许还是技术上必须的。[6]网络编辑人员与传统媒体从业人员来自不同的教育背景，在网站应聘，技术知识和市场知识要优先于对新闻素养和专业能力的要求。技术的发展也许会对传统的新闻理念形成冲击，并相应削弱大众基于传统新闻所形成的对新闻机构和报道的信任感。但是，在已有的“权威”开始动摇的同时，新的权威开始兴起。由商业利益主导的网络新闻遵循的原则不是准确、客观、深刻等传统的教条，而是刺激、迅速和新奇等迎合消费心理的观念。政治和文化精英在允许任意点击的网络中失去了既有的特权，取而代之的是大公司对网站的控制以唤醒欲望、引导消费。[7]消费主义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意识形态，它与现有的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不能以简单的对立或共谋来解释。在要求国民抑制消费欲望为国家服务或遵循传统道德观念的同时，强国也经常以保护自己国家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为理由，在国际关系中施展霸权。因此，对网络“去中心化”的某些形态的观察，并不能代替对网络世界权力关系的进一步分析。

最后，网络并不是一个完全普及的大众化技术，它的用户局限性也影响了网络新闻的内容和结构。虽然技术和体制壁垒要低于传统媒体，对网络的使用程度还是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阶层分化和权力分配的不平等。研究表明，美国网站的用户主体仍旧是高收入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男性。[8]而这些人与在美国社会其它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基本重合，他们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制定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一群体也包括新闻从业者以及新闻机构的管理者。事实上，新闻记者为了传送文件和寻找新闻故事，已经成为互联网的经常性使用者，互联网通过提供信息源，对传统新闻实践施加影响。[9]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社会主流话语的制造者可以借用互联网技术加强相互的沟通和借鉴，进行意识形态的整合。如果网络新闻的制造者和使用者主要是现有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的倡导者和维护者，在一个本国文化是强势文化的社会里，互联网技术本身能在多大程度上带来观念的创新就值得怀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