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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神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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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说“神纛”

 《周礼》中讲到：“及葬执纛，以兴匠师”。纛为何物？《史记》卷七《项羽本纪》曰：“纪信乘黄屋车，傅左纛”。李斐的《集解》对纛做出了解释：“毛羽幢也。在乘舆车衡左方上注之。”蔡邕也进一步描述它的具体形制，“以牦牛尾为之，如斗，或在騑头，或在衡上也。”“黄屋左纛”作为天子舆制，不鲜见于后世的史籍。如石勒称赵王后，就开始了典章制度的完备，其中之一就是“制轩悬之乐，八佾之舞，为金根大辂，黄屋左纛，天子车旗，礼乐备矣。”细心品读中国古代史料，我们就会发现，“纛”并非是中原王朝的专利品，突厥、回鹘、契丹、蒙古乃至满洲等民族存在着树纛的现象。并且，北方少数民族对“纛”的理解，有别于中原。她拥有着“神祀”的地位，承载着“民族信仰”与“政治”的双重寓意，并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拜纛”文化传统。

曾在北方草原称雄的突厥族阿史那可汗，“建廷都斤山，牙门树金狼头纛，坐常东向。”他把“纛”设在自己的牙帐之外，以此来标示王汗的身份。可以说，这成为北族纛崇拜的滥觞。到了唐后期，爆发历史上著名“安史之乱”，安禄山和史思明二将逞凶一时，唐皇室所豢养的卫戍军队不堪一击，溃败千里。肃宗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借师助剿”，闵求于回纥兵南下讨逆。唐大将郭子仪与回纥兵会呼延谷时，回纥族的葛勒可汗“恃其强，陈兵引子仪拜狼纛而后见。”我们姑且不论谁是谁非，但这里传递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讯息，即回纥同突厥族一样，也奉行拜纛。“纛”上为什么施之金狼头呢？这恐怕与民族宗教崇拜和尚武传统不无关系，“侍卫之士，谓之附离，夏言亦狼也。盖本狼生，志不忘旧。”在盛行狼图腾北族中，“纛”被置于万分神圣的境地。“狼头纛“也成为是突厥族、回纥族的族徽。

 除此之外，“纛“在“礼仪”与“信仰”双重作用下，又衍生出了她的另一功能，即王权的象征。根据《旧唐书》第五十五卷《刘武周传》记载：“突厥立武周为定杨可汗，遗以狼头纛。因僭称皇帝，以妻沮氏为皇后，建元为天兴。”该书第五十六卷《梁师都传》也记载着类似的故事，其中也讲到“突厥始毕可汗遗以狼头纛，号为大度毗伽可汗。师都乃引突厥居河南之地，攻破盐川郡。”诚然，对于熟稔唐代历史人都知道，刘梁二人为了僭越称帝，不惜以突厥为宗主，从而博得突厥势力亲睐，获得强大的军事援助。相应的突厥可汗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考虑，便遣以“狼头纛”诰封此二人为“可汗”。通过此举，刘武周、梁师都得以如愿，获得了突厥人授予他们的权利，这也说明，凝结着民族象征“狼头纛”，更喻有深刻的政治内涵，即行使着可汗权利。生活在11世纪穆罕穆德·喀什噶里把“纛”突厥语里的含义表达的更为明了，在其颇有影响的《突厥语大词典》将“纛”解释为：“旌旗，有九面旗的国王或者可汗。”按照喀什噶里的理解，“纛”是与“可汗或者国王”等同的，是最高权利象征。

 大抵十世纪的时候，契丹族作为草原上新兴的力量逐步崛起，游牧“松漠之间”。在所有关于记载契丹族的史料中，我们已经找不到“狼头纛”的痕迹。代之而来的是，美丽的“青牛白马”传说，她则凝聚着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不过根据史料中记载，契丹人依然继承了前族的“拜纛”习俗，植有“纛”。辽大康元年（公元1075年），在中国科技史具有重要成就的一个宋人，他叫沈括，曾作为使臣向契丹皇帝耶律洪基朝贺。返程后，他整理一份旅行日记《熙宁使虏图抄》，是这样讲述在辽国见闻的：“东毡庐一，旁驻毡车六，前植纛，曰太庙，皆草莽之中。”契丹“纛”也是被奉若神明的，称之为“神纛”，采取措施加以安奉。并且制定了相应的法条，凡亵渎者论法诛之。保宁五年二月丁亥日，有个契丹侍人叫实鲁里误触神纛，就险些被处死。通过多种记载，我们得知契丹的“神纛”为数不少，共有十二个。这“十二神纛”被列入“国仗”首位，“凡大祭祀、大朝会，以十二纛列诸御前。”可惜的是，《辽史》中仅留下一次契丹人举行“十二神纛礼”的记录，发生在公元1048年，当时在位的皇帝是辽兴宗。

 那契丹族“神纛”究竟有无政治寓意呢？想解开这个疑问，这得在元人脱脱所修的《辽史》中寻找答案。该书第五十八卷《仪卫志四》记载：“遥辇末主遗制，迎十二神纛、天子旗鼓置太祖帐前。”这里提到的“遥辇末主”当指的是痕德菫可汗，他将“十二神纛”传于耶律阿保机，意味着契丹社会最高权利易手，由“遥辇氏”转入“耶律氏”。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每逢王朝更替，后继者总要使劲浑身解数，为自己寻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以此来宣扬政权之正统。耶律阿保机代也不例外，他要向契丹人民表明，就像原来遥辇氏承袭大贺氏那样，他不过是遥辇事业继承者。因此，必须通过某种方式来粉饰其“得位之正”，而得有契丹“神纛”成为他的首选目标。尔后，他的儿子耶律德光即位时也同样如此，置神纛于大殿之前。这是因为契丹传统世选制的遗存，时为皇太子的耶律倍以及李胡均有继承皇位的资格，这对辽太宗始终是个潜在的威胁。他和乃父一样，刻意强调拥有“神纛”，意在说明自己是契丹政权的合法继承者。这一点表明，契丹“神纛”也成为君王兴替的标志。

 蒙古人征战欧亚大陆，有着数不尽赫赫战功。殊不知，这个民族勃兴史与“纛”有着深刻的渊源。波斯人拉施特在《史集》中记载：“成吉思汗击溃乃蛮人并杀死太阳汗之后，虎儿年，他在斡难河流域，竖起了九尾白纛举行大会和大宴；并[在那里]被尊为成吉思汗。”这件事情对蒙古族来说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成为民族历史的转折点。同样也被载入了《蒙古秘史》，该书卷八（第221页）曰：“既平毡壁之百姓，寅年聚会于斡难河源。建九斿之白纛奉成吉思合汗焉。”而今在鄂尔多斯民间，仍然流传着有关于“纛”的传说：有一次成吉思汗出战失利，损失惨重，在万般无奈之下，他将自己的马鞍朝天反置，下跪向长生天祈祷：“我的天父，请您救救我，赐予我力量吧。”于是空中一声霹雳，降下一柄神矛挂在树上。他立刻命木华黎取下，用八十一匹公马的马鬃做成神矛的缨子，命人备一万只羊供奉。从此，蒙古人将神矛作为战纛，打仗时由木华黎高举，所向披靡。当成吉思汗去世后，“纛”承继和寓含着蒙古人对成吉思汗本人的信仰，称为“阿拉腾苏鲁锭”（altan süld）。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俄国学者符拉基米尔指出，“依照蒙古人的迷信，以为成吉思汗的灵魂凭依于这个纛上，因此它就变成了该氏族（黄金家族）和其属下蒙古人民的守护神。”乌云格日勒博士曾对护守成陵的达尔扈特人做过调查，“苏鲁锭”确实被视为该民族的“天将神物”。时至今日，它犹在成吉思汗灵宫外150米处的苏鲁锭祭台上享受着“日祭”、“月祭”、“年祭”，每逢龙年的“龙年威猛大祭”。

不同的土壤却滋养着相似的文明，这得益于文化的交融性和传承性。生活在东北地区的满洲人定鼎中原后，依然延续着拜纛的传统。每逢郊劳时，“筑台于郊，设黄幄，………建凯旋纛于台上。”纛台居正，属于“天位”，供皇帝褥拜。经略大将军、从征各官于西班，王公大臣于东班，进行礼拜，整个仪式甚为隆重。皇帝检阅八旗军队队时，在“帐殿外，左右两翼，各建黄龙大纛一。”“八旗给使官及各侍卫按翼乘骑排列两旁，东西列八旗门纛，台前左右三旗，蒙古角五旗。”武备中，有八旗都统纛、八旗佐领纛、八旗催领纛等，其职能各异。

 马背上的民族逐水草而居，游牧于广袤的大漠，皇帝的牙帐不择一地，四季移动。他们所敬奉的“纛”亦如此，突厥“狼头纛”树于汗帐；契丹“神纛”伴随着太庙游动；蒙古人的“苏鲁锭”与安置成吉思汗陵寝的“八白室”一起迁移。在《辽史》记载中出现了“神纛车“和“总纛车”，他们驾以御驼，载着“神纛”随行皇帝四时捺钵。至于北族“纛”是什么样子？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话题。《辽史?国语解》对“神纛”作出大致描述，其谓：“从者所执。以旄牛尾为之，缨枪属也。”可惜，契丹人早已消逝于历史长河之中，契丹“神纛”的形制也就无从可考了。但是那个由达尔扈特人世世代代守护的，被蒙古人奉为“神物”的“黑纛”（即苏鲁锭）依在陵园。“主纛”位于中央，由四个“臣纛”环绕四周，均呈剑形，马鬃作为垂缨。这与记载中“神纛”，“以旄牛尾为之，缨枪属也。”的形制颇为类似。根据对达尔扈特老人的采访，苏鲁锭亦可称为“慧眼黑纛”，如《苏鲁锭桑祭词》所诵，她“用千只智慧眼怒目而视，把遍地的妖孽之敌，踏在脚下连滚带爬”。这里一味强调“黑”，这便于与契丹人尚黑风俗联系在一起。燕北录曰：“柴笼之制，高三十二尺，用带皮榆柴迭成，上安黑漆木坛三层，坛安御帐。”契丹人的常服，以紫黑色为贵。国舆中的“木辂”和“芳亭辇”皆为黑质。达尔扈特人神圣的“苏鲁锭”祭拜仪式与契丹人“十二神纛礼”、“苏鲁锭”随行于“成吉思汗八百室”与《熙宁使虏图抄》所谓“太庙前植纛”的记载等。这种种的相似之处，载写着“纛”在游牧民族的传承与延续，再次诠释着北方游牧文化的深邃。而蒙古族世代相传“苏鲁锭”，以及祭拜仪式，为我们认识契丹族乃至其他民族的“纛”提供了蛛丝马迹。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应当感谢蒙古族，她为世人保留了着游牧习俗，成为民族文化的“活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