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四六级考试技巧:胡适学术情结[【余一

胡适学术情结

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余宏超

指导教师    宋聚轩

摘要：人所共知，胡适与陈独秀以领导五四新文化运动齐名。关于他的学术成就，毋庸置疑。从哲学、史学、文学到政治、宗教、道德、教育等——有人亦步亦趋地追随他，有人引申发挥他的观点和方法，也有人和他从容商榷异同，更有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他施以猛烈的批评，但是几乎没有人可以完全忽视他的存在。这一事实充分表明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占据的枢纽地位，也是本人的立论所在。过去，人们对他只着意于政治批判，对他有深远影响的学术思想还很少有研究，甚至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主要从胡适一生的政治和学术生涯中，寻找他一生怎样在自由和暴力对抗中的无助，寻找一代人共同拥有的苦与痛。

关键词：胡适  学术与政治  潜政治  低学术

若让时光倒流半个世纪，做学生的我如果不认识您，那将是人世间莫大的怪事。那时先生您刚刚领导白话文运动，执掌北大，誉满国土，如日中天，“天下谁人不识君”……从达官贵人、文人志士到时为图书馆管理员的毛泽东，无一不对你敬佩不已。而我这个安徽老乡更应该对您左顾右盼，只可惜后辈晚生，无此缘分。但先生的一言一行永远沉淀在我的心中，在马克思主义拥有强大力量的今天，我仍不失时机地倡导您的学术地位和学术情结。本文试图从胡适留学时期，思想和立业的定型；“变态社会”中，大力奉行镇静主义；平和时期，崇尚学术独立，思想自由这三个方面阐释胡适学术情结，勾画出胡适一生生活的两种脸谱即“学术脸谱”和“政治脸谱”，以及在这两种脸谱下的原始心态，深刻展示20世纪一代学人在政治和学术边缘苦苦挣扎的足迹。

                        一、胡适的历史影响和学术背景

从1917年胡适因提出文学改良的纲领而在中国学术思想界暴享盛名，到1962年在台湾因一篇《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演说引发一场轩然大波，并在激烈的“围剿”中遽归道山，真是印证了胡适所说的在“左右为难”中经历了“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一生。但无论是誉还是谤，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始终是学术思想界的一个焦点：在思想和学术界的许多领域内——从哲学、史学、文学到政治、宗教、道德、教育等——有人亦步亦趋地追随他，有人引申发挥他的观点和方法，也有人和他从容商榷异同，更有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他施以猛烈的批评，但是几乎没有人可以完全忽视他的存在。这一事实充分地说明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占据的枢纽地位。^[1]这些并非过誉之词，胡适在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确是一位卓有建树的启蒙学者，他一生的学术思想及其弱点，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现代中国启蒙运动的缩影。

胡适尝言：“生平自称‘多神之徒’，在我的神龛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一位是张江陵，取其‘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我身鼻者，吾亦欢喜施与’。嗜好已深，明知老庄之旨亦自有道理，终不愿以彼易此。”这一段话，是胡适自傲现代中国学术思想界不断碰壁，既深感不被理解而苦闷却又不甘自暴自弃的心情的绝好写照；即使一切舍也不能使佛欢喜，他仍义无反顾地坚持自己的信念、收获不必在我，而耕种应该是我们的责任，并痴迷不悟地认定：“无心插柳，也可成荫；有意栽花，岂能完全不活！其不活者，只是耕锄不深，灌溉不力，只可责己，未可怨花也。”^[2]

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格局中，青年胡适达到了思想的成熟，并在归国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迅速在现代中国的学术文化界取得了一代宗师的地位。然而在独特的社会环境中，胡适又在政治的夹缝中徒步前进。时而辗转于对国民党的批判，时而又成为国民党任命下的北大校长、外交大使、中央研究院长，所以说胡适的一生都在寻求政治与学术的“中庸点”，既要做一名人民的哲学家，又要做一位自由的人文学者。

                 二、留学时期：思想和立业的定型

纵观胡适的一生，留学时期是一个相当关键的部分。他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主攻哲学和文学，留美七年，接受了自由主义和实验哲学的思想，为其思想和立业奠定了基调。这种基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政治的兴趣和敏感度逐渐增强，自由主义油然而生

胡适留学的时候正赶上厌战的美国人因“一战”的爆发而嗅到战争的火药味，因而各种国际主义、世界主义、和平主义等思潮大肆泛滥。生活的环境决定了他接受新思想新启示也不免深深打上诸如“不争”、主“人道”的烙印。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早年获取的倾向于改良主义的人生经验外，胡适在接受这些思想时还自觉地将其同传统中国的政治观念结合起来，进而用传统中国的政治观念来界定现代美国的政治观念。如胡适曾经以传统中国圣人的以“人”的概念来解释“仁”的涵义，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不欲施诸吾国同种之人者，亦勿施诸异国之人也。此孔子所谓‘恕’也……”^[3]在胡适看来，人世之混浊，生民之涂炭，正是夺取强权及一切违反公理残害人性的“兽道”促成的，“今世界之大患为何？曰：非人道之主义是也，强权主义是也。弱肉强食。禽兽之道非人道也。以禽兽之道为人道，故成今日之世界。”

不但如此，他在整个留学期间还一直关注着国内政治、社会、思想各方面的动态。他读《国粹学报》，留心章太炎、梁启超的文字；他也读国内报纸，记载袁世凯“尊孔”、“祀孔”的命令，甚至宋教仁被刺一案，他也剪贴了所有报纸登载的证据。^[4]关注国内外时事，崇尚自由主义，为他回国后在学术、政治上的一番作为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打上了资产阶级的印痕。

这种对政治的敏感度的逐渐增强，甚至能将美国世界民众的观点和中国社会现实的巧妙结合，构成了胡适的自由主义的根底。他认为，人民是最根本的，没有人民便没有国家。他将人民置于国家之上，并且认为各国人民都应该是世界公民，都应该生存在一个相互容忍没有暴力的大世界里。这种以民为本的人文观念贯穿了胡适的一生。他的自由主义不仅和政治同生共死，而且还和学术密切相关，这主要表现在他一直主张那种宽松自由的学术气氛上。不管在稳定的政局下还是在紧张的突围气氛中，他都强调学生的本分是做学问，是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传统文化。这时的自由主义被显现为狭隘的理想的“自由主义”，但是这种自由主义在今天这样的和平年代就显的重要了，这也是本文立论的一个原因。

第二，从农学转到哲学，彰显了其浓厚的学术兴趣

胡适在农学院学了三个学期后，他自己也不能不承认选择农科与他“自信有天分，有兴趣的各方面背道而驰”。也正是因为胡适的兴趣围绕着文学、哲学等领域展开，并持续不断地对中国传统思想学术进行严肃的思考，渐渐才显露出了他不满足于传统学术见解和在反思的立场上批判传统文化的端倪。如在读《诗经》时，他认为“汉儒解经之谬未有如《诗笺》之甚者矣。盖诗之为物，本乎天性，发乎情之不容己。诗者，天趣也。”1911年，那时他进康奈尔大学农学院读一年级，但是在一般功课之外，他还不断地私下自修中国旧学。他所点读的旧籍包括了经、史、子、集各部分，如《左传》《诗经》《说文》《荀子》等。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读诗三百言字解》，便是在这一年写成的。且不说这些以札记形式表述的见解对中国学术思想界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仅对胡适本来的学术生命就有重要影响，他隐约提出的关于管子、墨子、荀子与孔孟并尊的构想，已经构成了他在《先秦名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等论著中所阐述的主要观点。

胡适的这一转变，构成了他一生的转折。正如鲁迅先生弃医从文一样，成为构建其一生所有建树的伏笔和盲点。他的学术兴趣也随之显露，留学时期的弃农从文从哲，归国后整理国故、考证小说，退返台北后仍接受做中央研究院长为民族的文学、科学研究创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而自己也一直在孜孜不倦地研究《水经》疑案。这些都无疑是胡适一生“生为学术，死为学术”真实写照，也巧妙勾勒出了他的学术脸谱。

第三，留学时期逐渐领悟的“科学方法”

胡适在中国学术思想舞台的享誉最初完全是由于他提倡文学革命，倡导白话文运动，这也是他从事学术研究最初诱发因素。然而胡适一生的学术活动，用力最深影响最大还是其所谓的“科学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整个学术活动，无论是哪一方面的具体研究，都是围绕着“科学方法”展开的。正如余英时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文中所说，胡适思想中有种明显的化约论倾向，他把一切学术思想乃至整个文化都化为方法，所重视的永远是一家或者一派学术思想背后的方法、态度和精神，而不是实际内容。胡适曾经把它总结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其实是他的导师杜威先生在《思维术》中讲述人之有系统思想的“五个阶段”的精炼概括，但值得注意的是，胡适的这种“科学方法”的自觉，也发生在他留学美国时期。

大概是1910年赴北京参加庚款留学考试时，因为友人劝其不要专读宋儒著作，对汉唐诸儒所致力的《十三经注疏》也应稍事涉猎，胡适才开始接触汉学，并买了一套该书的石印本携往美国。^[5]但他在美读到《十三经注疏》中的《诗经》时，马上为汉、宋之间注释明显的差异眩惑了。读到《小雅·彤弓》“受言藏之”等句，才大有所悟，——实在不能接受汉儒根据古字典以“我”解“言”的注释。于是胡适摘“言”字句凡数十条加以考证，写成《诗三百篇言字解》^[6]这篇文章连同五年后所写的《尔汝篇》和《吾我篇》最能体现胡适最初治学时的怀疑精神，而按他后来自己的说法，这是他第一次企图发展其治学方法，首要兴趣是归纳法，即把相同的和不同的例子归纳起来加以比较研究，以求其概括性的结论。^[7]

胡适随着从农学转而哲学、文学后，实用主义哲学更是构成其 “科学方法”的重要方面，加上他在美国所受的西方校勘学的启示后，便完整地形成了在方法论层次上把杜威的实用主义和中国考据学的传统结合起来，成为倍受青睐的“科学方法”。“科学方法”对胡适以后的考证生涯直接产生了影响，《<红楼梦>考证》《<水浒传>后考》等都是在“科学方法”指导下的产物，“科学方法”甚至还直接影响了胡适思想的形成。总之，胡适的“科学方法”为晚清学术思想界已积压并积极寻求突破的许多问题打开了缺口，因此他的回国也就预示着现代中国学术思想界已难以保持平静了。

三、“变态社会”中：大力奉行镇静主义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王纲解纽、军阀割据，鲁迅曾称中国是“变态的中国”，也正是胡适所说的“变态的社会”。学者陈占彪在2008年第11期《学术月刊》上说，在胡适看来，在变态社会中，知识分子干政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求学”与“干政”之间，胡适提倡一种“镇静主义”，主张知识青年要像歌德那样，能够安心做某一与时局绝不相关的学问。这里就暂且引用“镇静主义”一词代表胡适的这一时期提倡的学术心态。

胡适作为重建中国文化的总设计师，在对中国文艺复兴在战略上，他从战略上分四步走：从“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到“再造文明”。^[8]首倡白话文拟属“研究问题”，译介杜威实验主义应归“输入学理”，那么“整理国故”，一个便是中国文学史，另一个便是中国哲学史。在救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候，他仍然奉行自己独特的学术人格，对中国文学的梳理一点都没有断过，从提倡白话文到出版中国第一部白话文诗集《尝试集》，再到日后的《白话文学史》。特别是20世纪初启动的，以校勘、考证、评判传统白话小说为重点的“整理国故”，学人夏中义曾把它称作“本世纪初中国学界的‘重写文学史’”。胡适自己也曾说，“从1920年到1933年，在短短的14年间，我以《序言》《导论》等不同方式，为12部传统小说大致写了30万字。”^[9]这些都无疑说明胡适在这样的多元和开放，众声喧哗，没有权威，否定偶像，各种思潮和价值相互衝撞、相互融合的社会中表现出少有的自觉的镇静，也正是这种镇静让他在学术上呈现生机一片。

然而胡适又说过，“新文化运动既然被称为‘文艺复兴运动’，它就应该是撇开政治，有意识地为新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基础”，“我并且特地指出我们要‘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10]，可是自1919年陈独秀被捕后，胡适又接过了《每周评论》，便开始对政治有种“不能不谈的感觉”，于是“发愤要谈政治了”，这些变化仅仅一年之隔，言说就自相矛盾了，而且当时胡适对政治有一种一发不可收拾的表现：1922年主编《努力》周报；1928年参与创刊《新月》的同时又筹办政治周刊《评论》，1932年更是推出《独立评论》……这似乎又在表明胡适经不住政治的诱惑，，吃不准“不谈政治”的自控力，胡适自己也曾坦诚过，“病源来一个‘热’字。任公早年有‘饮冰’之号，也正是一个热病者。我对于名利，自信毫无沾恋。但是有时候总有点看不过，忍不住。王仲任所谓‘心喷涌，笔手扰’，最易写此心境。自恨‘养气不到家’，但实在也没有法子制止自己。”^[11]

1931—1937年，胡适重返北大，出任文学院长。在他筹备了九个月的新北大开学后的第四天，日本军队便攻占了沈阳，造成了震惊世界的所谓“九一八”事件。1933年3月日本又攻占了热河，直到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整个华北都在不断扩大的日本侵略阴影下度过的。这段时间，胡适还是照样集中精力帮助蒋梦麟改革北大，希望建立一个不但注重教学而且强调研究高水平的现代大学，但是他的学术研究成绩明显比不上从前，唯一最有分量的论著大概要算1934年所写的《说儒》一文了。

1932年后，民族救亡的激情一天比一天高涨，连北大的学生也和胡适越来越疏离了（一直以来，胡适是青年学生心中的偶像，每次演讲会场都是爆满）。尽管他在青年学生心目中特别有号召力，但他仍希望青年学生越是在国家危难的时候要越冷静，更应该把握时机追求知识，“把自己铸造成器”，以成为将来救国的凭借。可在胡适认为的“赤色阴谋家”策划的一二•九运动后，北大便从酝酿到实行罢课，《胡适日记》中天天都有记载。胡适虽还试着上堂讲课，可效果微弱得可怜。试看12月13日（星期五）《日记》：

我上下午的两班都有学生来，上午约三十人，下午约有十五人。我就告诉他们，他们的独立精神是可爱的。

再看12月20日（星期五：）

下午重到大学，只有周祖谟一人来上课！谈到四点。^[12]

这样的课当然讲不下去了。但从长远利益来看，胡适的“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毕竟也自有其颠扑不破的真理。周祖谟后来在南北朝音韵学与史学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学术上的贡献很大。“爱国而不陷入激情，愤慨而仍能大致保持清醒和平静，”这便是胡适提倡镇静主义的深刻内涵。

可以说，胡适又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情、理解学生运动的，他说，“许多学生都是不愿意牺牲求学的时间的；只因为临时发生的问题太大了，刺激太强烈了，爱国的感情一时迸发，所以什么都顾不得了：功课也不顾了，秩序也不顾了，辛苦也不顾了。”^[13]鲁迅也说，“时势逼迫的啊！谁愿意如此呢？”“请愿，杀敌，更加是大事情，在外国，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们所做的。他们那里的儿童，注重的是吃、玩、认字，听些极普通，极紧要的常识。”^[14]尽管胡适同情并理解学生运动，甚至认为知识分子应当主持正义、干预时政，可同时他又很反对知识分子心有旁鹜、荒置学业，动不动就心动过速、血压升高、痛哭流涕、请愿游行。他主张知识分子应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稍安勿躁、安心向学。

胡适可以说是向来都反对学生的请愿活动的。就在一二•九学生运动前，胡适虽表示支持学生不南迁，不屈服，同情并支持学生游行，但他同时又力劝学生不要荒废学业，并要他们尽快复课。在《告北平各大学同学书》中，他说，“实际报国之事，决非赤手空拳喊口号发传单所能收效。青年学生认清了报国目标，均宜努力训练自己成为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以供国家需要。若长此荒废学业，今日生一枝节，明日造一惨案，岂但于报国救国毫无裨益，简直是青年人放弃本身责任，自己破坏国家将来之干城了！”这才是他的用心所在。一次，有学生名叫姜高琦者，在请愿中为军警砍死。胡适为之写诗，脱帽致哀，在致哀的同时，又表达了对学生们“不务正业 ”的不满。诗云：我们低下头来，哀念这第一个死的。——但我们不要忘记：请愿而死，究竟是可耻的！^[15]鲁迅虽也不主张学生请愿，但他并不是出于担心学生荒废学业，而是出于保存实力而考虑的，因为“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16]他不忍心看到学生珍贵而年轻的生命就此殒没，而这样的不幸和残酷在中国又常常会发生，这是他与胡适的区别之处。黄梨洲在《明夷待访录》的《学校篇》中说：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是非于学校。虽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17]胡适评说，“这就是说，学校不仅是为造毕业生而设的，理想的学校应该是一个造成天下公是公非的所在。”学校不只是培养技术性、工具性的人才，它还应教授和传承真理、正义、文明、道义等普世性的价值观。

这一切都彰显了胡适在“变态社会”中为了维护良好的学术氛围所做的努力。可他在解释自己议政或参政是，有句习惯话：“忍不住”，反对学生请愿活动，又同情并理解学生，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的心理。这里面暗含着一种“潜政治性”，即“政治脸谱”表现明显：罢课证明无益无用，学习方是正事正业，这是他的无奈之举，也是他在乱世中处于维护学术和教育的本位思想的学统地位的表现。但在胡适看来，他选择镇静主义理由大致有三方面：一、要在军事上和倭人相抗，是不现实的；二、退而求其次，惟有在文化上努力，方能免于亡国灭种；三、从根本上看，知识分子只有艰苦向学，救出自己，将自己铸造成器，方能救国家于将来。这里面的要求学生静心读书有一种安抚学生之嫌，这种在学术和政治的夹缝中寻求自己的生存的印痕表现得极为明显。一方面他一生铭记复兴中华文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又似乎不能忘却政治，淡薄政治，做一名纯粹的学人。

胡适在本质上是一个以学术为志业的学问家，讲究无事不证，这影响到他的思想主张，惟求小心谨慎，中规中矩，缺乏天马行空之气慨。胡适常常说的都是别人的话，而且说得有理有据，所以振振有辞。一个歌德的故事，几乎成为他关于救国问题理论支撑，然而在“求学”与“干政”之间，胡适提倡一种“ 镇静主义”，主张知识青年要像歌德那样，在国事危急时，他也放不下平静的书桌了。“大火烧起来了，国难已临头了。我们平时梦想的‘学术救国’、‘科学救国’、‘文艺复兴’等等这些工作，眼看就要被毁灭了。……我们这些‘乱世的饭桶’在这烘烘热焰里能干些什么呢？”^[18]这是他对他们一类人的反思，也是在特定环境中特定的情怀。虽能够安心做某一与时局绝不相关的学问，但是眼看这种氛围，这种环境就要消失了，他又表现得极为不“镇静”，话语失去平时的温文尔雅。与学人陈寅恪相比，他的学术之不纯表现的尤为明显，用学界的语言来说叫“低学术度”。胡适的这种“低学术度”和“潜政治性”构成了他人生两条曲线，它们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时而又重合，胡适的人生历程中表现为自由主义、镇静主义和中庸主义。这种“学术脸谱”和“政治脸谱”的巧妙结合，构成了胡适人格两个鲜明的方面，一方面他披着学术的外衣达到某种政治的意图，抗日战争期间出使中国驻美大使，搞一套学术外交便是明显的例子；另一方面，他有时候又打着政治的护体来实现学术的理想，这是他一生的追求，也是他一生学术情结的归结点，在一生的各个阶段都有显著的表现。这三大主义和两套脸谱左右着胡适一生思想和行径，才造成了胡适的悲剧，也形成了文学史中独特的一面。甚至可以说，把胡适的这种性格与这一性格生存的60年的环境放在一起，真是一件非常值得惊讶的事情。试想一个始终以容忍的态度批评着他的时代，不过火，不油滑，不表现，不世故，而且与这样乌烟瘴气的时代抗争了60年，这样的人，不是圣人，也是奇迹。

四、平和时期：崇尚学术独立，思想自由

抗战期间胡适时任驻美大使为我们积极寻求美国援助。日本投降后，1946年胡适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的社会角色已完全改变，和1937年的北大教授兼文学院长大不相同。一方面，他的俗世地位已达到了巅峰，不但是教育、文化、学术界的领导人物，而且是政治界的象征性领袖。另一方面，他也为这一显赫俗世地位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变成了他所说的“公共人”，私人的时间几乎被剥夺的一干二净，从此他身不由己，随着中国局势的动荡而动荡，真的成了“过了河的卒子”。

在他任北大校长的年间里，“他不但立志要把北大办好，也不但以华北地区的教育界的重镇自任，而是放眼于全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以振兴中国的高等教育为己任的。”^[19]这最有力的证据便是他在1947年9月提出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他认为国家与其每年花费几百万美金送学生到外国留学，不如省出一部分钱来在国内建设少数世界水平的大学，只有如此，中国才有学术独立的希望。这篇“十年计划”在当时新闻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但是他在北大开的教授会上却遭到奚落，向达先生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计划？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20]这些话使一个一直信奉“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也不得不“悲观”了。但是学术独立毕竟是他终生追求的一个中心价值，终于在其晚年担任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长的职位的时候，这个价值又在他心中复活了。1958年3月26日的《日记》说：

“十一年前（1947，九月）我曾发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主张“在十年之内，集中国家最大的力量，培植五个到十个成绩最好的大学，使他们尽力发展他们的研究工作，使他们成为第一流的学术中心，使他们成为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

我说的“学术独立”有四个条件：1、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中国自己应该有大学可以充分担负。2、受了基本训练的人才在国内应该有设备够用与师资良好的地方，可以继续做专门的研究。3、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科学问题、工业、医药、公共卫生、国防工业难）在国内都应有适宜的专门人才与研究机构可以帮助社会国家求得解决。4、对于现代世界的学术，本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应该能和世界的学人与研究机构分工合作，共同担负其进展之责任。” ^[21]

胡适在1948年匆促离开北平时，仍然把这个计划书带了出来，可见学术独立的计划在他心中占有多重的分量。可以说1946年胡适出任北大校长，他的全部精神都贯注在怎样“复兴北大”这个问题上面。他的心态似乎和1931年的时候没有什么不同，一方面把北大建成第一流的研究重镇，另一方面自己也仍以学人自处，争取时间做研究工作。然而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教育生态和政治生态已经完全改变了，内战造成的生计艰难逼使教授不能安心治学，学生也失去了求知的兴趣。自由学术的念头在他心里进入了低谷，戏剧性的变化是1948年春蒋介石突然推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这一下子把他逼上了政治的悬崖，既满怀踌躇，又恐慌不已。最后还是“我接受了。此是一个很伟大的意思。……”这个“意思”只有晚年的王国维感恩涕零“国士之遇”相比。1948年11月22日，蒋介石再次提议胡适做行政院长一职，重新组阁收拾残局，12月4日，北平已在围城之中，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最后说，我过了十二月十七日（北大五十周年纪念日），我想到政府所在地去做点有用的工作，不想再做校长了。不做校长时，我也决定不做《哲学史》和《水经注》！……”^[22]可见，胡适对当时的环境的悲观失望，对政治的刻骨铭心，这种“潜政治性”表现到了极致，置学术完全不顾了。

胡适在台湾的最后五年里，他曾说，“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政治是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23]这说明他又回到了学术的价值理念，变成了一名真正成熟的世俗先生。他说，“我希望有两三年的安静生活，当可将未完成的《中国思想史》全部完成，然后再写一部英文的《中国思想史》，接着要写《中国白话文学史》的下册。”固然，胡适这番话有故意回避敏感的政治问题的用心，但他的学术动机是真诚的。^[24]

胡适的初衷只能说是部分实现了。回到台湾后胡适果然卷进了一系列的政治风波，并再度成为“箭垛式”人物。虽然他也曾竭力抗争，继续阐释民主、自由为每个人不可让渡的权利，但他“爱惜羽毛”的怯弱本性，终究使他在政治上难以有所作为。而在学术研究领域，胡适的写作计划自然都落了空。不过，因为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胡适利用这一机会，仍不遗余力地为发展科学和开展学术奔走呼号，特别是1961年11月6日在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于台北主办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的开幕式上，胡适用英文发表的题为“Social Changes Necessary for the Growth of Science（《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演讲留下了与他学术声誉相符的最后辉煌。

由此想起“北大同学会”为胡适拟的挽联，“生为学术，死为学术，自古大儒能有几？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至今国士已无双。”真是精妙绝伦！胡适早年任教北大靠《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可谓“生为学术”，又是在中央研究院院士会上以身殉职，亦可谓“死为学术”，实为学统；而下联“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则指向胡适从政心态，和古人范仲淹相似，实为道统。这就构成胡适人格中最大的矛盾，也就印证了学者夏中义对胡适的评价：“道统未泯，既参政又治学，或因涉政而疏学、废学。”^[25]

综上所述，20世纪中国的学术思想发展是一个多元的复合的运动，单纯的学术研究几乎是没有的。内在的与外在的矛盾冲突，很大程度地制约着、规定着学术思想发展的方向和水准，即所谓的学术的纯度。但是对于胡适先生，“鉴于他如此真诚地要在中国培养的恰是‘现代文明’，所以我们不能忘记，他要奋力实现的重要目标，也正是我们希望看到其实现的东西。甚至，即使我们认识到他对于即将来临的事情的理解是不完善的，我们也不能忽略掉他对于未来和前途的想象是明晰透彻的。”^[26]因此，胡适的一生是矛盾的，复杂的，斗争的，他试图在学术和政治生涯中寻找“中庸点”，试图在学统和道统中寻求临界点，但是他并未走出这片阴影，直到倒下去的那一刻。“既然先生已经融入历史，既然先生的学术现象并非纯私人现象，而成为现代学人的心路历程的人格符号，那么，解剖先生的思想遗产，亦即解剖历史，解剖中国学界的灵魂。”^[27]

写于2009年4月22日

参考文献：

[1]（美）余英时著：《重寻胡适历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版第161页

[2]《胡适致周作人》，《胡适来往书信选》[M]中册第296—30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转引自章清：《胡适评传》[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3]胡适：《胡适留学日记》[M]，《胡适作品集》第35集，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86页

[4]胡适《留学日记》[M]卷六，第二册，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377页

[5]唐德刚《胡适杂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

[6]《胡适留学日记》[M]，见《胡适作品集》第34集，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30页

[7]唐德刚：《胡适杂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页

[8][9][10]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第97、183、36页

[11]胡明著：《胡适传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9页

[12]转载：美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

[13]《胡适文集》[M]，欧阳哲生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28页

[14]鲁迅：《且介亭杂文•难行和不信》，《鲁迅全集》[M]（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53页

[15]《胡适文集》[M]，欧阳哲生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177页

[16]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9页

[17]《胡适文集》[M]（第3卷），欧阳哲生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9页

[18]胡明著：《胡适传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0页

[19]李又宁主编：《回忆胡适之先生文集》[M]，第二集，纽约：天外出版社，1997版第70页，转载：美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4页

[20] [21]《胡适的日记》1947年9月23日，《胡适作品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49、152页

[22]（美）余英时著：《重寻胡适历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版第96页

[23]胡明著：《胡适传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24]见《中央日报》[J]1958年4月10 日，转载章清著：《胡适评传》[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68页

[25]夏中义：《谒胡适书》，见《文艺争鸣》[J]，1998，2第6—10页

[26]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页

[27]夏中义：《谒胡适书》，见《文艺争鸣》[J]，1998，3，第27—29页

致谢

毕业论文正代表着大学的终结，完成它既有一种收获感，又有一种失落感，可无论如何它代表着我四年的努力，代表了我四年的历程。当它终于完工的时候，我不禁想起了很多人，很多事，特别是辛勤培养我的老师们，谢谢你们！

感谢我的论文导师宋聚轩教授，大学四年来我一直对宋主任怀有敬意，只是无缘做他的亲学生，还好毕业论文他倒成了我的指导老师，让我满足一回。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宋主任他循循善诱的教导和不拘一格的思路给予我无尽的启迪；他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作风将是我今后工作、学习的榜样。

感谢赵思运老师，他既是良师，又是益友，他所教会我的不仅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有着做人的原则与风骨。

尤其要感谢的是南开大学的李新宇老师。在论文写作中，我通过博客与他交流，他的不少观点都给了我启发，谢谢！

再次感谢传授我知识的每一位老师，马上就要离开学校了，我将带着你们所传授的知识去继续学习，继续深造，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