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参崴需要签证吗:经济自由化与政治民主化

经济自由化与政治民主化

小布什总统在2005年1月的就职演说中强调了在全世界范围内改善政治自由的重要性：“这是美国政府为了实现和支持民主运动、每个国家的机构和文化的发展所制定的政策措施，最终的目的在于结束世界范围内的独裁统治。”无论在什么地方，自由的选举权和其他方面的政治自由都很受重视，并且具有很大的价值，许多伊拉克人在第一次公开选举时有自由投票的权利，其脸上愉悦的笑容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埃及、黎巴嫩和沙特阿拉伯向更广泛的民主迈进了一小步，就表明在中东国家，来自民主政治的压力在逐渐蔓延与加大。

这里，“每个国家的机构和文化”中的男人与女人也十分重视经济自由，包括获得财产权并受到法律和有关合同的保护，跳槽的机会，远离农场去其他的地区和城市，有权自主经营，有在成百上千种产品和服务中自由选择的权利。

印度人在1947年从英国大不列颠独立出来之后就获得了足够的政治自由，所以他们不怎么要求有多少经济自由，直到40以后。

既然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都十分重要，那么我们就有必要理解一下在国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这两者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史都明确地表明一国的经济自由推动着整个社会朝着政治自由发展。我们来举一些例子，比如韩国、中国台湾和智利，它们都在军事政权下开始自身的经济增长，韩国和中国台湾在集中管理经济未能促进经济增长之后，自1960年左右开始实行经济自由。智利在1981年皮诺切特将军的带领下开始开放经济。在20年内，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实现或者迅速朝着政治民主化的方向发展，并且允许有言论自由。

然而，从政治自由转向经济自由的途径就更为缓慢和不稳定了。印度花了超过40年的时间放松对私营企业、劳动力市场、初创公司、进口和大量其他活动方面的管制。然而，这仍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墨西哥在一个世纪里实现了言论自由和大量的政治自由，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开始实现经济自由。以色列政党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但同时对经济的管制也过于宽泛。

当然，一些案例研究不具有概括性，部分原因在于某些学者可能会挑选一些自己比较偏好的例子，所以案例研究必须要尽可能多地从国际性的研究中获得支持。社会学家西摩·马丁·利普塞特开始做有关这些问题的国际间的比较分析，其他许多学者，尤其是最近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都在继续从事这种比较分析。这些研究得出的一致的结果就是，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能够使得国内平均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那么这些国家就可能实现民主。一个国家拥有更多的经济自由，那么就会有自由的市场，更能保护私有财产，从而比那些在经济上限制过多的国家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经济自由与经济增长之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都独立于政治自由的程度。

这些研究还发现，政治自由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力较弱。在独裁者的领导下，经济增长具有更大的波动性，而从一般水平上来讲，集权主义和民主主义政权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差异不大。我相信民主政权不会成功地促进经济繁荣，因为许多权力集团都是在民主政治（和其他政权体制）下发展起来的。这些权力集团常常为了争夺经济利益而互相争斗，这么做就会以降低经济效率为代价。比如，民主国家在转变政策方面存在困难，比如在限制国外或国内私人投资方面，政府不愿插手，印度就一直在这样做，因为政府和私营企业会从中获得好处。

与之相反，在经济自由引起更大规模的经济繁荣的同时，人们对于政治自由的渴望也会越来越强烈。随着市场自由化的不断深入，企业家和管理者会经常到国外访问客户和供应商，时不时地了解各地区的经济自由状况。不断成长起来的中等收入阶层，经常去国外旅游，他们会送自己的孩子去国外重点大学读书。大学生可以读到许多有关实行政治自由的优势的书籍。越来越多的家庭会更加重视教育进步，通过光缆、卫星电视以及网络更多地了解这个世界。

这些活动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会关注发达国家所享受的政治自由，同时从言论自由、阅读自由以及选举自由中获得更大的满足感。他们开始要求更多的政治自由，到最后人们就容易忽视这些政治自由了。

以上的分析都暗示出，如果一个缺乏政治自由的国家的经济继续快速增长，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就会越来越不满足当前的政治自由程度。民众施加的压力汇成一体，我相信不久之后就会造成政治更加公开化与民主化。

为了绝对清楚地表达观点，我并没有说相比于政治自由，人们更加注重经济自由。经济自由不久后会转向政治自由，但是反向的因果进程就比较缓慢与不确定了。从其他角度来分析，保护私有财产和建立自由市场有助于经济增长，这赋予了实现政治民主化进程一种巨大的推动作用。基于这一点，小布什总统的就职演说应该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经济自由上来。

贝克尔

作者：[美] 加里·贝克尔 理查德·波斯纳 译者：李凤 出版：中信出版社

评论

我同意贝克尔高质量的生活水平会引起更广泛的民主这一观点，中间阶段就是实现政治自由的阶段。正如约翰·奥·比尔森在其文章《公民自由——有关计量经济学的调查》中解释的一样：“几乎任何一种合理的自由化理论都预测在自由化程度与实际收入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从需求角度，自由被看做一种奢侈品，当人均收入很高时，用来维持个人自由程度的资源也会更丰富。从供给角度来看，抑制富人的自由程度比限制穷人的自由程度成本更大，这样做不明智。”尽管我们试图将政治民主与反对强权政治（比如美国议会所赋予的权力）联系起来，但想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维护这些权力是十分困难的，那些不要求参选的统治者其权力常常太大了，以至于在法庭上要受到限制。

关于国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时如何实现民主化，贝克尔举了很好的例子。我同意，在现行的经济条件下，迅速的经济增长需要自由的市场。既然知道这种增长要减少政府干预，为什么统治者或统治集团还要允许经济自由呢？有人可能会想，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统治者可能会让国家一直处于贫困状态。事实上，对于大多数统治者而言，这是一种有效的策略。只有当自身的权力在减少时，统治者才会实施经济自由的政策以换取民心，减缓权力变小的速度。

民主不一定会促进经济自由的实现，我同样赞成贝克尔的这种观点。事实上，每一个民主国家所赋予国民的民主权利都不是针对大多数人的，正如美国政府所做的《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一样，仅对用于公共用途的财产予以补偿。这是一种意识，即民主可能会威胁到经济自由。当我们谈论民主政府的需求时，我们所说的民主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开放的政策，而是一种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政府中重要的官员要通过选举票数来决定由谁任职。在一个富裕的社会，我所勾画的民主结构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经济自由；但是在一个贫穷的社会，就不会有这样的体制存在。也许在贫穷社会会有选举，甚至是最为诚实的选举，但是那里没有明确的判断能力，没有足够的独立能力保护物权和依法执行。从执行政策的角度来讲，一个民主政府可能是民粹主义的，实现公平以经济增长为代价。这就是为什么在民主与经济繁荣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但是我想，小布什总统在宣称全世界应该实现更广泛的民主的同时，他还有一些其他的想法。我不认为他的主要目的是要促进国家的经济自由。我想关键点应该是民主政府应该不那么具有军事侵略性。原因就是，在任何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都不愿意面对风险和遭受战争。当然，也许民主政府会发现自身已经卷入了防御性战争之中，但是彼此之间进行战争的例子却少之又少，也就是说，民主国家很少成为侵略者（是很少，不是没有）。所以，美国要促进全世界范围内实现民主，因为一旦所有国家都成为民主国家，全世界范围内对于美国的军事威胁就会大大减少。当然，中东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可能会通过一些国家开展的伊斯兰运动获得动力。但是，如果这些国家在实质上是民主的，它们就会发现号召人民支持对外军事侵略政策或恐怖行动是十分困难的。

波斯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