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真逸史 封禁:“进京‘赶考’去”——开国前夕的一段轶事

　开国前夕，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反复思考如何防止出现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从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到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到1949年3月从西柏坡迁往北平的途中，毛泽东发出了“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豪言。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率领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平城。出发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去”，并且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为什么会这么说？我们认为，这是毛泽东自延安整风以来，一直长期思考的问题，即如何防止出现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这段轶事有个来龙去脉，说来饶有兴味，并且发人深思。

　　一、从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说起

　　1944年3月10日，郭沫若为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打进北京推翻明王朝又仓皇败出北京城三百周年，写成了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17日，郭沫若把文稿送交在重庆的董必武审阅。19日，重庆《新华日报》开始连载，到22日全文载完。郭沫若在这篇文章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精辟地分析了这次农民大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文章认为，这次农民大起义之所以从巨大胜利的顶峰迅速跌落下来（1644年进入北京，1645年就以失败终），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它的一些首领因为胜利而骄傲起来，生活腐化了。文章说：“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荚降官，搜刮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享乐。”“就这样在京城里忙了足足一个月，到吴三桂已经降清，并诱引清兵入关之后，4月19日才由自成亲自出征，仓皇而去，仓皇而败，仓皇而返。而在这期间留守京都的丞相牛金星是怎样的生活呢?‘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二是屠戮功臣，进行宗派斗争。文章写道：“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然而对于李岩们的诛戮却也未免太早了。假使李岩真有背叛举动，或拟投南明，或拟投清廷，那杀之也无可惜，但就是谗害他的牛金星也不过说他不愿久居人下而已，实在是杀得没有道理。”李自成不仅没有采纳李岩提出的一系列正确意见，反而听信牛金星的谗言杀了李岩，自折臂膀，由此而导致了起义领导集团的“解体”，最终难以逃避失败的命运。

　　《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不久即传到延安，立即引起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视。在抗日民族战争即将胜利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式农民战争，会不会重稻李自成的覆辙，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深深思索。

　　自从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军队中的实际领导地位以后，党一直重视对于自己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学习。到延安以后，为着进一步地提高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1941到1943年进行全党整风运动的同时，党中央政治局还在这个时间内，曾经几次进行了关于党的历史的讨论；随后又在1943到1944年这个时间内，领导全党高级干部进行同样的讨论。正在此时，看到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毛泽东立即指示印发党内学习。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和5月20日在中央党校第一部，发表了《学习和时局》的讲演。毛泽东在讲演中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为着获得和巩固胜利，就必须避免骄傲和努力学会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事物的方法。他结合郭沫若的文章，专门总结了党的历史上由于骄傲而招致失败的教训。毛泽东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他历数了1927年上半年陈独秀路线的错误，1930年李立三路线的错误，1931至1934年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错误，1938年王明新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等，说：“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并特别指出：“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他进一步要求同志们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即解除精神上的负担，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他说：“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我们就会胜利。”

　　4月18、19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党中央并指示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学习。《解放日报》编者按语中指出，发表这一文章的目的是帮助同志们整风。接着5月19至26日，《解放日报》又全文刊载苏联A?科尔内楚克的剧本《前线》。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指出《甲申三百年祭》和《前线》，都是反对骄傲的。这两篇作品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党的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与戈尔洛夫（《前线》中的主人公——引者注）的覆辙。

　　8月下旬，周恩来托专人从延安给郭沫若带去了延安版的《屈原》和《甲申三百年祭》的单行本。当天，郭沫若即给毛泽东、周恩来和在延安的许多朋友一一致函，感谢他们的鼓励和鞭策。11月21日，毛泽东专门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信中提出：“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信中指出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国际条件是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接着，毛泽东谦虚地说：“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你看到了什么缺点错误，希望随时示知。”他赞扬和鼓励郭沫若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从那时起，如何防止出现胜利时骄傲的毛病，就成为党中央和毛泽东思虑得最多的一个重要问题。随后不久，黄炎培到延安又向毛泽东发表了那个“周期率”说，毛泽东对革命胜利后如何避免骄傲和走向失败的问题考虑得更加深刻了。特别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形势发展极快，只经过短短三年时间，中国共产党就从根本上摧毁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其摧枯拉朽之势，与明末李自成的攻陷北京，不无相似之处。那么，这一举世瞩目的巨大胜利，会不会使共产党人也“纷纷然，昏昏然”，沉沦入过分的陶醉中去呢？党中央和毛泽东不无担心，然而，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出发，从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历程出发，他毫不犹豫地向世人宣告：“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毛泽东的宣告代表了党和人民的心声，代表了共产党人的无比信心和坚定信念。
二、和黄炎培的“窑洞对”，毛泽东提出“民主新路”

　　1945年7月1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谲、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王云五因病未能同行)，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邀请，为推动国共合作进行商谈，在王若飞的陪同下，从重庆飞抵延安访问。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亲到机场欢迎。六参政员共在延安参观访问了5天。其间，发生了毛泽东和黄炎培的被世人称为“窑洞对”的著名对话。这是毛泽东继读《甲申三百年祭》后的思考的又一次深刻的思考。

　　7月4日下午，毛泽东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特地邀请黄炎培和冷谲到家里作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黄炎培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家，抗日战争以来，一直热心于团结抗战工作。在重庆国民参政会上，他结识了共产党人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对共产党有了一定的了解；此次来延安访问并能和毛泽东交谈，使他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们在延安参观访问时，起初受国民党宣传的影响，还担心会触犯这里的“戒律”，因此处处小心谨慎，不敢造次。不久，他们便发现这种担心纯属多余，不仅无人前来干预他们的行动，而且主人还一再鼓励他们“随便走走，多提意见” 。他们一行人“要到哪里，看哪里，都绝对自由”。几天下来，好动的黄炎培几乎跑遍了小小的延安城。

　　毛泽东在和他们的谈话中，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各方面的政策，谈到了教条主义的危害和刚结束不久的延安整风运动，说从多年的革命实践中，觉悟到过去的种种错误，就错在中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毒害。并询问黄炎培等参观延安的感想。

　　对共产党有了一些新的了解，又熟读古今历史、有着六十多年的丰富阅历的黄炎培，此时很大胆而又诚恳地向毛泽东发表了他那个有名的“周期率”说。他说：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人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拉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例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这段话是一位老资格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在饱经世事沧桑之后，向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袖明确而尖锐地提出的一个重大而发人深思的问题。黄炎培所提到的“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引自《左传?庄公十一年》，原句为：“禹汤罪己，其兴也浡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这两句话用了两个典故。一是用了“禹之下车泣囚”、“汤之桑林自祷”的典故，说明由于夏禹王和商汤王勇于承担责任，不诿过于人，他们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呈现了勃勃生机；一是用了桀和纣的典故，说明夏桀王和商纣王总是将过错全推给别人，他们就很快地失败了。两两形成鲜明的对照。黄炎培将这两句话用在同一对象身上，则说明了这样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中国过去的历史上，没有一个阶级集团，没有任何一个政党，乃至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跳出这由兴旺走向衰败的周期。黄炎培是针对国民党提出这历史的“周期率”的，而其落脚点却在共产党身上。在延安的几天参观访问，使黄炎培大开眼界，延安的政兴人和、生机勃勃的景象，使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但是，黄炎培在振奋之余又有所担心：共产党廉明的政治作风和蓬勃的革命精神能够维系多久？最终能否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实际上，黄炎培提出的问题，也正是毛泽东思索已久的问题。从1944年读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就在考虑如何避免跌入这历史的“周期率”的泥淖。李自成的结局也是这“周期率”的反映。因此，对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已经是成竹在胸了。听了黄炎培的提问，毛泽东略作沉吟，便朗然答道：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听了连连点头，认为毛泽东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黄炎培认为“怕是有效的”。

　　毛泽东当时没有展开论述这条“民主新路”。但从延安时期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大量论述中，人们可以看到这条新路的涵义是相当深刻和丰富的。而其最核心的部分，一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是认真严肃地批评和自我批评。

　　延安时期，根据共产党的宗旨，毛泽东多次向全党提出，共产党员必须以人民利益为重，真正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

　　1938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整整两天的长篇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以深沉的笔调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他说：“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

　　1941年11月6日，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郑重宣布：“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共产党“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他并批评了一部分共产党员身上存在的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 他希望共产党的参议员与党外参议员很好地合作共事，共同把国家的事情办好。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上，从总结经历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张思德为人民利益而献身的高尚品德中，再次强调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又进一步阐述了共产党的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他进一步强调：“总之，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突出地强调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他说，我们是一个准备全国胜利的党，那就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用自己的行动向全体人民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最高利益的代表者。只有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形成一股强大的向心力，在全国人民中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开辟“民主新路”的根本前提条件。

　　实行认真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将这形象地叫作“内外夹攻”。这是走“民主新路”的根本方法。1941年11月6日，他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说道：“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的。但是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

　　毛泽东十分重视听取党外人士的批评意见。他在上述参议会上说：“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 毛泽东和党中央带头给全党作出了榜样。就在这次参议会上，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等11位参议员提交了“精兵简政”的议案，议案提出：“军事政治的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因此，“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毛泽东看到这个议案，非常高兴，把它抄在笔记本上，并批注道：“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三年后，毛泽东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重提此事，他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毛泽东更重视党内的自我批评，重视党内教育和党内的积极的思想斗争。

　　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的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就强调了党内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的重要性。决定这样指出：“巩固党的中心一环，就是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阶级教育与党的教育，使党员认识马列主义与三民主义、民族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的关系。”决定要求全党“必须在党内开展正确的思想斗争，保证党内思想上的一致。”

　　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就是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过程中，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延安整风对建党理论和实践的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它创造了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最佳方式，即：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开展正确的、积极的思想斗争，使全党在新的思想基础上更加巩固地团结起来。

　　延安时期，我们还实行了“三三制”的民主政权，这是建国后我们实行“多党合作制”的一种早期示范。再加上当时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民主选举的体验，就大大地增强和提高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的民主意识、参政意识和政治觉悟，提高了边区人民的政治文化素质。其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的问题时所提到的：“人民来监督政府”和“人人起来负责”。

　　由上述可知，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周期率”的提问时，是充满信心的。一个最根本的依据，就是我们党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依靠人民民主，必将能够打破历史上屡屡出现的“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人存政兴”、“人亡政息”的周期率。而到了1948年底和1949年初，中国革命的胜利大局已定，中国共产党实际准备建国的时候，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如何避免掉进这“周期率”的泥淖、防止因骄傲而失败的问题，又向全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进京‘赶考’去”，毛泽东豪言：“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1949年3月23日，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新闻公报，由新华社向全国发表。就在这同一天，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相坡，前往北平城，正式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入城市，并开始建国的直接筹备工作。这时北平和平解放已经一个多月了。

　　这天凌晨3点，毛泽东才上床睡觉。临睡前他吩咐警卫员：“9点以前叫我起床。”可是，周思来伯毛泽东休息不好，去北平的路上太疲劳，直到10点钟才让警卫员叫醒毛泽东，让毛泽东多睡了一个小时。毛泽东醒来有点不高兴，责问警卫员：“让你们9点以前叫醒我，为什么现在才叫呢?”当得知是周思来的吩咐时，毛泽东才没有再说什么。

　　午饭后，十几辆旧式军用吉普车，一长溜儿停在西柏坡村边的大路旁，这些美国人制造的马力强大而吼声震耳的战场指挥车，都是前方将士浴血厮杀缴来的战利品。司机和保卫人员早已站在汽车旁边整装待发。

　　同毛、朱、刘、周、任“五大书记”一同进京的还有陈云、李富春、张闻天、李立三、杨尚昆、陆定一、王稼祥等人。这些中共最高层的领袖们，今天都是满面红光，精神格外的好。毛泽东和周思来在兴奋地谈笑。

　　周恩来对毛泽东说：“多休息一会儿好，长途行军坐车，也是很累的。”

　　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思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毛泽东和周思来的这一段历史性的对话，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决心和信心。而这也正是自从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和黄炎培发表“周期率”论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人一直耿耿于怀的问题。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曾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被蒋介石断然拒绝；接着，蒋又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建国的问题就提不到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上。内战开始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虽然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但国民党的力量还处于优势地位，毛泽东估计“成败两个可能还在斗争”，要胜利也得准备五年到十五年的长期斗争。战争进行到1947年底，虽然我们取得了很大胜利，但四分天下才有其一，建国的问题也还谈不到。1947年春夏之交林彪曾打电报给毛泽东，建议考虑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在7月25日复电称：“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时机尚未成熟，在第二年作战再歼敌一百个旅左右，攻占中长、北宁大部，平绥、同蒲全部，并向长江流域发展，全国人民更加同情我党之时，可以考虑此问题。” 12月党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又有一些同志提出了这个问题，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做出决定说：“组织革命的中央政府的时机目前尚未成熟，须待我军取得更大胜利，然后考虑此项问题，颁布宪法更是将来的问题。” 但当时的形势我们确实占足了优势，为了防止出现骄傲情绪，周恩来、彭德怀、贺龙在12月会议上发言，都提到了“切忌骄傲”的问题。这说明党中央领导人考虑问题的一致性。

　　1948年9月，党中央在西柏坡举行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毛泽东作报告还提出“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当时说的5年时间是从1946年算起的，预计到1951年完成消灭国民党军主力的任务。毛泽东还说明：所谓蒋政权就表现在他的军队上，消灭了他的军事力量，也就算把它打倒了。

　　可是，战争的形势发展非常迅速，到了1948年底和1949年初，随着“三大战役”相继胜利结束，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已成定局。于是，在巨大胜利面前，党中央和毛泽东在提出建国的同时，更切实告诫全党要防止胜利前夕再出现曲折、防止取得全国政权后又因骄傲而出现李闯王式的失败。

　　1949年1月6日至8日，党中央在西柏坡村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提出的在新的一年里的17项任务中，就有一项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组织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及时提出了值得全党警惕的几个问题。

　　首先是“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毛泽东说，胜利冲昏头脑，今天更有可能，胜利越大，包袱越大，紧张困难时易团结。这必须警惕，要教育干部，首先是要使高级干部懂得，战争打完了，真正要做的事情才开始，届时很可能感觉打仗还容易些。列宁说过“推翻敌人容易，建设国家难”。要把因为胜利而带来的思想包袱丢下，否则就会损坏一些干部。

　　其次，毛泽东指出，阶级关系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广大群众脱离国民党转到我们方面来了，自由知识分子也向我们找出路。现在，站到我们这方面来的民主人士中，有的是右的，来不轻易，风色看好才来的。我们已有了胜利的把握，国民党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处于极大混乱与崩溃状态中。这年元旦，毛泽东曾为新华社写了新年献词，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任务。说明革命人民对垂死的敌人决不能妥协，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许半途而废。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在这种时候，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容妥协。

　　第三，毛泽东提出要警惕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和实施“内部破坏”的问题。他指出美帝的政策有两面，一面是帮助国民党打我，另一面是唆使右派织织反对派，要求否决权。将来，美帝甚至可能承认新中国，以便派人搞破坏工作，必须提高警惕。

　　以上三个问题，毛泽东在1949年初反复讲过多次，目的就是一个，防止因骄傲而失败。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村召开。这次全会决定和通过了各项大政方针，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为建立新中国做了直接的准备工作。因为胜利来得很快，只经过短短三年时间，便从根本上摧毁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过短的时间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一巨大胜利，会不会也使共产党人“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而“纷纷然，昏昏然”起来，因而重蹈李自成的覆辙？为此，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特别用重槌向全党敲响了警钟。

　　毛泽东在会上谆谆告诫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毛泽东以不无豪迈的心情进一步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他说，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序幕，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再过三个月多—点，在庆祝建党28周年的纪念文章中，毛泽东再次指出，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是值得庆祝的，“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一再向全党指明新的历史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就是为了使全体共产党人不要过分地陶醉于胜利之中，而要以清醒的头脑为即将承担的建设任务做好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毛泽东以身作则，给全党作出了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作风的表率。

　　1947年党中央十二月会议期间，正是毛泽东54岁生日，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当然很想给他做寿。但是，毛泽东坚决不答应，并且讲了三条理由：一是战争时期，许多同志为革命流血牺牲，应该纪念的是他们，为一个人祝寿，太不合情理；二是部队和群众都缺粮食吃，搞庆祝活动会造成浪费，脱离群众；三是我才五十多岁，往后的日子长着哩，更用不着祝寿。做寿是不会使人长寿的。这样，12月26日那天，毛泽东白天主持会议，晚上和大家一起观看了贺龙从晋绥解放区带来的评剧团演出的《恶虎村》。这就算是过了生日了。1948年8月3日，时任华北大学校长的吴玉章给周恩来发了一封电报，在电报中，吴玉章表示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并说，“这样说是否妥当，请同主席和少奇同志商量后，赐以指示”。毛泽东见到这封电报后，联想到当时有的同志在报刊上把自己的名字与“马恩列斯”并列的情况，十分不安，即于8月15日给吴玉章回信说：“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思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再三再四地强调提出了“力戒骄傲”的要求。他指出：“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毛泽东还提出了若干禁令，即：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毛泽东提出的这些禁令，此后就成为制度在党内被确定下来，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起到了十分有益的作用。

　　有一件事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在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从西柏坡村迁往北平的途中，到了保定市，闻知保定市要举行庆祝大会，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立即电告华北局：“闻此地将举行庆贺大会，主席认为不妥，连北平也不要开庆祝大会，因以我党中央迁移名义，号召人民庆贺并不适当，望速停止北平及各地庆贺行动。”而在这之前一个月，即2月14日，中央曾给华北局一电报，电报指示，在林伯渠将已到东北的一批党外民主人士迎来北平，同已在这里的民主人士汇集后，要专门召开一次欢迎大会。一个是要开欢迎会，一个是不要开欢迎会，两相比较，适成对照。这不仅体现了中共严于律己和谦虚谨慎的态度，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中共对各民主党派和一些爱国进步人士真诚团结合作的政策。

　　还有一件事更令人感动，就是1949年10月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写的一封信。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开国大典刚刚举行过，他的一位表舅向三立在来信中谈到他的另一位亲戚希望能在长沙谋个“厅长方面位置”。毛岸英在给向三立的回信中专门就此事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

　　毛岸英的这封信，句句铿锵，义正词严，掷地有声。就在写这封信的一年之后，毛岸英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在朝鲜战场上英勇牺牲了。他是这么说的，也真正是这么做的。他用自己的行动，向党向人民也向他的父亲，交了一份共产党员的正气长存、永不褪色的考卷。毛岸英是“考试及格”了。他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同毛泽东对他的严格要求，勤加教诲分不开的。开国后那几年，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全党团结一致，兢兢业业，聚精会神，艰苦奋斗，在很短的时间内，在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上就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些事实充分说明，毛泽东在进京途中所发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誓言是实现了，而且，的的确确是考出了个“好成绩”。——这是举国人民所公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