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性教育：从无知压抑到反叛放纵

[导读]从1990年代开始，多元化的性观念和性行为接踵而来，各种性观念以各种面貌出现，有时是时尚、有时是反叛、有时是放纵、有时是自由与权利的彰显、有时是价值的虚无、有时是守旧与腐朽……

我从哪里来？

我从哪里来？关于这个问题，小孩和家长都有若干“标准”答案。

幼儿园小孩A：我觉得男生是爸爸生的，女生是妈妈生的。

幼儿园小孩B：我觉得小孩是拉屎拉出来的。

学前班小孩A：我觉得我是神仙下凡，齐天大圣孙悟空转世。

学前班小孩B：医生给孕妇开刀了，小孩子就生出来了。

小学生A：男生女生睡在一起就会有小孩了。

小学生B：爸爸妈妈生出来的。

家长A：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家长B：垃圾堆捡来的。

家长C：别人家送给我们养的。

家长D：你是妈妈从肚脐眼儿里生出来的。

家长E：爸爸妈妈爱情的结晶。

家长F：上帝派来的天使。

家长G：是卵细胞和精子结合受孕后分化后再生出来的。

家长H：爸爸身上藏着很多种子。有一天，爸爸把其中一个小种子放进妈妈的肚子里，它和妈妈肚子里的另外一个小种子结合在一起，那就是你。然后你就在妈的肚子里慢慢生根，慢慢发芽，慢慢长大，慢慢能听到声音，也会动弹了。等到你快有小熊玩具那么大了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妈妈身体里太黑了，开始又踢腿又晃脑袋，想要出来。当你长得足够大时，妈妈就会到医院里，请医生和护士阿姨帮忙，把你拿出来。

实习记者 黄茜茹 整理

北京小学生性教育试点教材《成长的脚步》所引发的争议，

是中国青少年性教育尴尬现状的一面镜子

首都师范大学性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玫玫不再随便跟记者说话，打到她手机上的陌生电话，她选择了不接或挂断。她的烦恼来自媒体最近关于青少年性教育的报道。

8月18日，媒体在报道2011青少年性教育国际论坛时，提到了一本北京市小学生性教育校本课程试点教材——《成长的脚步》。报道中引用了一段配有漫画图释的原文：“人类繁衍后代是靠男、女两性共同完成的……为了让淘气的精子能尽快找到卵子，爸爸用阴茎插入妈妈的阴道里，用力把精子射入妈妈的阴道内……”

在此之前，中国中小学的性教育教材里，几乎没出现过这么直白的图文。报道刊登后，引发了争论。参与编写此书的老师对此表示不满，特别是对于报道中网友的言论“图文解释男女性交过程尺度过大，堪称‘黄色’、‘赤裸裸’”感到失望。

如今的北京正在制定《北京市中小学性健康教育大纲》，《成长的脚步》作为中小学生性教育校本课程试点教材，今年9月将在定福庄二小试点使用。

“学校计划在下学期开始试用，开课前将首先开展家长培训，使家长理解项目的内容和教材的意义，并在征得家长同意的前提下，学生开始使用本教材上课。”张玫玫解释。

性教育不能难以启齿

2007年初，北京市曾经组织过小学生性教育冬令营。张玫玫是组织者之一。活动准备长达一年，遇到诸多困难，许多学校并不支持。定福庄二小的39名学生参加了此次冬令营。对于这些原本大都认为“自己是捡来的”的孩子来说，通过参加活动，大抵明白了自己是精子和卵子结合后的产物。

但是，“爸爸的精子是如何进入妈妈体内的？” ——如何向孩子解释这个关于生命诞生的关键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的家长、老师和研究者。此次冬令营也不例外。

冬令营上，当老师把所有与性有关的话题以千回百转的方式讲完之后，还是没对孩子们解释清楚“爸爸的精子是如何进入妈妈体内”的。连家长也感到不满：我们带孩子来参加冬令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让我们难以启齿的问题，可是，你们还是没有讲。

活动组织者对此进行了反省，在此后类似的活动中，他们把这一“难以启齿”的过程绘制成了漫画，分发给家长，告诉他们，倘若孩子问到此话题，照着漫画讲就好了。通过家长的反馈，发现这样做效果不错，《成长的脚步》延续了这一经验。

张玫玫认为，“爸爸的精子如何进入妈妈体内”这个问题不能回避：“大多数孩子都很关心这个问题。问题的答案关系到孩子和爸爸的亲子关系，关系到对有关性问题的科学态度，关系到及早渗透对新生命诞生意义的认识，关系到孩子们对生命的责任感的建立。如果我们不科学地讲解，孩子们会自己去探索，得到的结果可想而知。”

因此，张玫玫和她的伙伴们在课题研究中，提出将“爸爸的精子是如何进入妈妈体内的？”这部分内容放在小学一二年级。之所以这个时候进行这方面的性教育，“因为，此时学生的心理发展，对性没有任何歧义，能够像对身体的其他器官和生理现象一样，平静地接受，包括科学的知识、价值的判断、情感的回报等等。”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对于青少年性教育的态度更为直接：“所有搞教育的人都是居高临下的，你忘了你小时候，青春期是怎么过来的吗？网上流行的语言就是装B，你装什么装啊，小时候没遗精吗？18岁没青春梦吗？你没想过白马王子吗？一代一代都是这么活过来的。你得明白法制社会的规则，强奸人是要蹲大牢的，这些是需要教育的。我们要教育他们社会底线是什么，而不是想象他们变成什么样子。全世界都告诉你手淫没问题，但不能让人看见。这就是社会底线。”

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模式中，老师的引导无处不在，惟独性教育，基本没老师什么事情，靠的是学生各自的“悟性”。“孩子们自己去探索”的现状和结果，在2003年的一项调查数据可以看到：我国未成年人的性知识近70%来自黄色杂志、三级片和成人网站；24%以上是自己通过各类书籍获得；仅有1.66%来自学校，1.32% 来自家长。与之相伴的是，未成年怀孕、流产等问题发生的频率加大。中国的中小学生们，不仅容易沦为未被性知识启蒙的“无知者”，更面临成为各类与性相关的恶性事件受害者的危险。

“青少年性行为年龄在提前，频率在上升，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性教育当不了灭火器。我们只能减少悲剧。性不能百分之百带来快乐，也会有伤害。伤害可以减少，但不可能消灭悲剧。慢慢把悲剧减少1%就好。给学生上性教育课的老师要有保障，不能让老师因此担全部责任。我在培训老师的时候说过，一旦有事你马上举报我，说是我说的，抓就抓我啊。小孩什么都干得出来，什么都找老师的麻烦怎么行？”潘绥铭说得很干脆。

性教育的体制困境

在中国，“性教育”有着更委婉的称呼：“青春期教育”或“生命教育”。1988年8月，原国家教委和计生委联合发出了《关于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1996年、1998年又发出了《关于开展和加强青春期教育的通知》，明确要求学校开展青春期性教育。2008年12月，教育部下发《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要求学校通过学科教学和多种宣传教育形式开展包括性教育在内的“健康教育”。

首都师范大学性教育研究中心和北京性教育研究会于2009-2010年间承担了北京市教委委托课题《北京市中小学性教育模式初建》。课题组设计了不同学段的性教育内容，并于2010年11月推出《北京市中小学学校性教育大纲(草案)》。

大纲的编写初衷，在于目前国内性教育的“第一阻力是对适合中国特色的性教育并没有很好的研究。这个大纲就让大家知道该教些什么东西，它的理论背景是什么，具体可行性在哪里”，主要编写者张玫玫这样介绍。而大纲最终的目标，则是“使孩子们在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3个层面得到发展，成为一个健康、自信、快乐的男孩或女孩”。

《成长的脚步》是北京市中小学生教育这些年研究成果的体现。从全国范围来说，有的地区走的脚步更早一些，也各自为政。

2001年，中小学性教育课本作为学生自由购买的辅导书在南京面世，但发行量很有限，处境也十分尴尬；2002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国内第一部青春期性教育系列教材；同年9月，北京市海淀区部分中学开始试用由海淀区教委、计生委、妇联联合编写的《高中性健康导向》和《初中性健康导向》；2003年，重庆市健康教育专家历时两年编写的性健康教材走进了课堂……在没有可参照范本的情况下，各地自行编制的性教育教材常常出现不规范、不系统、互不认可等等问题。

就全国范围来说，中小学生的性教育问题按理归教育部管。“但教育部又不能直接管中小学，中小学归各省市教育厅管。在这个行政体制下，没有一个官员或老师愿意冒这个险，何必呢？”潘绥铭分析，“开展性教育的学校，都是凭着老师的积极性、校长的责任感，体制上没有保障。在僵化的体制中，性教育的开展主要面临3个问题：没有师资岗位，没有经费，没有课时。你让学校老师怎么办？不要说教材的内容好不好，就算内容是保守的，没有这3个条件，性教育还是推广不了。”

(本刊记者林珊珊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