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共产党与国民党的革命理论争夺战

[导读]高华：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不是极权主义的党。它的思想来源有三个部分：一是所谓中国正统思想；二是苏俄的一党专政思想包括领袖独裁、思想控制；三是英美特别是美国的思想和体制。

国共分化渐分高下

中国国民党的体制、结构、话语系统和中国共产党是两码事，实在是力所不能

财新《中国改革》：那么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叙述”是从何时开始形成大规模影响的？

高华：始于1924年开始的国共合作。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时中国国民党的宣传工作是由中国共产党包办的。汪精卫看中毛泽东的才华，让他做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部长。毛泽东对理论有兴趣，但跟书斋式的理论家又不一样，他主办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刊物《政治周报》，办得有声有色。

最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是理论家。1927年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之后，李立三、周恩来等“行动派”占据上风，当然，在莫斯科的安排下，他们是需要“理论派”——得到斯大林真传的王明等人——的“帮助”的。“行动派”上台，是出于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因为大家发现空谈理论不能解决现实问题。最现实的问题是，党要生存。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有了自己的理论，从与中国国民党共享的革命叙述中分化出来，形成具有鲜明的阶级意识的独特叙述。这套叙述主要强调两个特点，一是阶级斗争，一是诉诸底层。

财新《中国改革》：这是否意味着，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才建立了与中国国民党不同的意识形态？

高华：大革命失败之前已有萌芽，比如刚才说的“劳工神圣”，已经带有凸显工人阶级作用的特点。后来，“劳工神圣”演变成“打倒土豪劣绅”，甚至一段时间还出现了“杀杀杀，杀尽一切反革命”，这与中国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迥然有别。“杀尽一切反革命”这个口号后来也淡化了，被认为是 “左倾盲动”，把它算到了瞿秋白的账上去了。但是这套凸显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精神一直继承了下来，以此重新组织阶级队伍。

阶级队伍很重要，过去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力量多是知识分子，“行动派”上位以后，很多知识分子都脱党了，变成左翼知识分子。当然，有些人虽然脱离了组织，写小说、做研究，但是满脑子还是共产党意识。这时中国共产党重新组织阶级队伍，上山的上山，起义的起义，迅速农民化、中国化。没有上山的就在上海变成“密谋革命家”，联络三教九流，保卫中央机关，暗杀叛徒、秘密接头，每天都高度警惕。

财新《中国改革》：中国国民党在国共分化之后，其“革命叙述”有何变化？

高华：中国国民党也有自己的话语系统。对内，它用很中国化的、比较温柔敦厚的四个字，就是黄埔军校的“亲爱精诚”，这是蒋介石提出的，在蒋的嫡系内颇有凝聚力。对外，就是“反共剿匪”，也很有号召力，起码在1927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是有效的，因为这种提法满足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民族资产阶级非常害怕中国共产党，光是“共产”这两个字就让他们发抖。

中国国民党骂中国共产党为“土匪”，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发动打击、消灭地主的暴力革命，很像历史上劫富济贫的农民起义，但中国共产党毕竟是有思想有组织的政治军事集团，“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还是有很大差异的。此外，中国共产党除了有中国背景，也有国际背景，瑞金和延安都有与莫斯科的电讯来往。

抗战初期，中国国民党的口号是“抗战建国”，不仅要抗战，而且要在此过程中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所谓“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中国国民党的“军、公、教”系统，国统区的大中小学生，都会说这句口号。抗战期间，中国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表面合作，实际上很防范。中国国民党一直以“正统”自居，它的词汇也有进攻性。大革命时期，用“跨党分子”称中国共产党，就有一些贬意。抗战期间，在内部先用“异党”，后用“奸匪”“奸伪”暗指中国共产党。我查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抗战档案，连张治中这样的温和派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也用这类词汇指称中共。毛泽东也发明了“反共顽固派”“摩擦专家”等词汇，给中国国民党戴帽子。

财新《中国改革》：中国国民党的“抗战建国”口号，听起来似乎符合民众期待，为什么效果不佳？

高华：这个口号固然不错，但惠及百姓的实事做得太少，这是导致效果不佳的最重要原因。另外，宣传不能空对空，必须依托组织。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有组织的，每个支部里都有宣传委员。中国国民党没有这样的依托，抗战期间主要是靠叶青(微博)（又名任卓宣）等少数理论家。1940年叶青写了一本《毛泽东思想批判》，但是没有形成几个脍炙人口的中心概念，文笔不流畅，影响也不大。

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像打乒乓球一样打来打去，中国共产党批判中国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中国国民党指责中国共产党游而不击、保存实力；但是两者的影响力、传播面不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根据地实现了思想全覆盖，蒋介石在1944年日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已造成“极权制度”。

在国统区，应该说对于大部分民众而言，还是中国国民党的宣传作用大，但是中国国民党远没有创造出与中共针锋相对的，能够支配人心的观念。比如，根据地军民一开口就会讲“毛主席”“边区政府”“三三制”等，中国国民党虽有 “领袖至上”“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等口号，却不能使其广泛社会化。蒋介石后来多次提出，要学习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做法，但是中国国民党的体制、结构、话语系统和中国共产党是两码事，实在是力所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