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饮品店加盟哪个好:孟德卫：最初的碰撞三百年 |1582-1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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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碰撞
时间：2007-05-29
[美]孟德卫(David E.Mungello)著 江文君/姚霏 等译 新星出版社2007年2月版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学博士David E.Mungello在《The First Great Cultural Enconter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1582-1793)》一书中将"中国与欧洲的首次重要的文化接触"的时间界定在1582-1793年。见澳门文化署编辑出版的《The Jesuits 1594-1994,Macao and China,East meets West》第111页。http://www.xslx.com/htm/shgc/sxzh/2003-2-21-13103.htm
据D. E. Mungello的考察，这些交流主要在宗教、技术等领域，但Benjamin Elman则指出，西方科学技术也通过耶稣会士的翻译为中国人慢慢知晓，因此有助于引起思想界和方法论的变革。[
中国与西方文明的交流，前后共有四次浪潮：唐代的景教、元朝的教廷东使、明清之际随地理大发现而来的西方势力、以及鸦片战争后的全面冲击。其中前两次影响都极有限，谈不上碰撞，最后一次则人所共知——事实上，正是由于中国在近现代遭遇到西方文明的颠覆性影响，才迫使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头审视三四百年前的那次相遇：到底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彼此错失了这次对流的机会？
孟德卫此书以一种简洁的整齐的对称性结构回顾了这段历史，四章的主题分别是：中国对西方文明的接纳/排拒、西方对中国文明的接纳/排拒。这就清晰地从宏观上构造出了这类文明碰撞中必然出现的互动关系，便于此书所面向的普通读者理解，也迥异于中外交流史书写上的一种陈旧模式：即强调“友好交流”，却对相斥的深层悲剧性原因避而不谈。
交流所带来的压力
今天已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但仅仅在五百年前，地球表面的各主要人类文明，基本还处于相互隔绝的孤立状态。在地理大发现的浪潮中，西方文明成为第一个进行世界性探险活动的文明，表现出活跃的进取精神——多少有点讽刺意味的是：刺激这一探险活动的根本动力，竟是为了寻找到一条直接通向中国的道路。
在抵达中国海岸之前，有关中华帝国辽阔富庶的印象已经深入到不少欧洲人的心目之中，而中国人对此却长期一无所知。博学如顾炎武，竟也认为佛郎机国（西班牙及葡萄牙）“在爪哇南”；清朝修纂的《明史》则认为该国在马六甲附近，还以为这些碧眼黄毛的番鬼不过是前来恳请贸易的南洋土著呢。这种认识上的根本性差别决定了此后双方的态度：西方对中国深感兴趣，谋求在宗教、贸易、文化、军事上扩张自己的影响力；而这种过于积极的姿态却最终令中国统治者反感。按照社会学的理论，个人的经验越有限，他的相互作用方式就越死板；当强迫他改变时，他就越难以适应——这听起来就像是当时中国的写照。
从书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中国和西方对彼此都曾产生兴趣，并一定程度上接纳对方，但这种接纳也大异其趣。明清时期的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将自鸣钟等视为西方科技的代表，而是装饰品和可展现身份的域外珍奇；西洋画的透视画法或天主教义都被在传统的框架内予以重新解释，往好里说也仅仅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因此也决非不可放弃。而在西方，对中国的接纳却导致了一种对自身文明的反省，孔子在欧洲得到的欢迎远甚于耶稣基督在中国得到的欢迎，简直成了法国启蒙哲学家们“自己的圣人”。
交流必然包含对抗，或者用Barbara Tuchman的话说，“他们绝妙地将之称为国家间的交流，当然，我们都知道，事实恰恰相反，所谓的交流其实就是对抗。”在世界史上，两种文明相遇时，绝无可能不产生碰撞，它们的异质程度越高，文明程度越相等，碰撞就越是剧烈。中西文明的对撞，在上述两点上可能都是创下纪录的，也因此造成特别强烈的拒斥反应。此前中国所遇到的唯一相似案例，就是南北朝时佛教传入中国——国人经过数百年的接纳、排斥、融合的过程，才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而佛教的传入还不像后来的基督教文明：它并没有伴随着武力。
中国自古是农业文明，体现出一种囤积取向的性格，犹如一个谨守自己篱笆墙内田园的农夫，对贸易的兴趣仅限于必要的交换；而西方自古希腊起就扎根于一种城邦-贸易的机制。贸易的精神就是交流的精神，因为它与人的关系必须在交流之中才得以确认；对中国来说，这种开放体系却是一种威胁，而传统上，一旦感受到威胁，中国的政治姿态就是“坚壁清野”：舍弃不必要的物品，关门坚守自己的城堡。贸易和战争是人类社会的两种交流媒介，而古代中国却常常是既不要贸易，也不要战争。
孟德卫在书中列举了至少五条当时中国反对基督教文化的原因，这些原因加起来，大概就是白鲁恂所说的：“交流的压力导致传统社会的崩溃。”欧洲文明向外传播的过程中，在非洲、大洋洲等各地的土著传统社会中引起极多类似事例，原因之一是西方的海岸贸易促进了声望物品的分散，从而导致传统等级制度的解体；而西方文明本身就构成对传统社会的巨大压力：因为后者不再是必然的、唯一可能的生活方式了。
反观自身：自我意识的形成
1930年5月，生活在新几内亚高地的土著第一次遇到白人，该案例后来成为人类学上著名的“第一次接触”：他们并未将白人当作普通的旅行者，相反惊恐万分，以为这些白皮肤的人是返回人间的鬼魂。据早期的西方游记：中国人初次遇见白人时也有类似反映，有时全村两百多人都被吓跑了（见《东印度航海记》），其感受只有我们遇到外星人时才可以相比拟。
大洋洲及印度洋岛屿上的族群普遍使用“精灵”、“鬼魂”这样的词语来称呼白人——这想来中国人也不陌生，因为我们同样称欧洲人为“洋鬼子”或“番鬼”。这种称呼表明其使用者原先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以致无法承认遇见的白人跟自己一样是人类。然而在震惊过后，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交流的压力：因为既然自己所处的社会并非唯一，那么自己的风俗也就不再是必然之事。
对异族风俗的了解造成了自我意识。谢和耐曾说，“每个人都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来定义自我。”缺乏这种比较，则犹如“未经省察的人生”，因为生活在其中者从来只知其然，而不知另有可能。这种互动关系的深化必然导向这样一个后果：开始质疑生活中一向习以为常的习惯和准则。
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中西方在最初时的不同反应：传教士成功地在欧洲树立起一个强大、理性的中国形象，但在中国这边的同样努力，他们却失败了。当时法国对中国文化深为迷恋，而作为当时欧洲的潮流中心，法国又将这阵中国风传播到德、英等国。其结果是18世纪欧洲的顶级哲学家如伏尔泰等，都卷入了其中。歌颂中国者从儒家体制中看到柏拉图《理想国》中哲人王的形象，赞叹不借助宗教而只用理性来管理国家，借以抨击现行的教会；而厌恶中国者则通过抨击中国的专制政府来反思和界定基督教文明。他者就是我们自身的边界。
对欧洲当时长期激烈的关于中国的争论，国人基本一无所知。明清之际西方文明的传入虽然触及到这个庞大帝国的肌体，但却并未引发对全社会的震撼：在康熙帝下令禁教之前，中国天主教徒在高峰期也不到30万人，还不及帝国人口的1%。卡夫卡说，“与人交往诱使人进行自我观察。”但这必须在深入交往之后才成为可能——中国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才在危难之际开始被迫面对西方文明，全面反思自我。不论如何，这对我们是一个辛酸的教训：假使在三百年国人已能借助这面“西洋镜”来反观自身，那么鸦片战争时我们或许不至于惨败至此。
作为符号的他者
孟德卫指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16-17世纪，欧洲人普遍认为中国人是白种人；而当时少数并不尊重中国的欧洲人则认为中国人的肤色不那么白，根本就是黄色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终于慢慢“变成了”黄种人。他给这一段取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标题：“中国人是如何由白变黄的”。
过去五百年中，中西双方对彼此的印象都出现过剧烈的摇摆。期间中国在西方的形象长期以来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一种是极端丑化，另一种则高度理想化。这种摇摆不仅限于本书所探讨的1500-1800这三百年，事实上直到现代仍是如此：一时是可怕的红色巨龙，一时又是“空气清新得犹如另外一个星球”的新社会。中国对西方的印象同样如此，充满了矛盾交织的心态：从神秘贪婪的红毛鬼，到先进的师法对象；既是可怕的帝国主义敌人，又是国家富强的榜样和标杆。
虽说人都具备理性，但人际交往之中，相互的曲解、误会、夸张、想象只怕才是常态。传闻、揣测和一些简化的意见，通常就是人们认识彼此的根据。形象服从的不是写实定律，而是想象的有效性和合乎逻辑性。上述中西方相互的两极化看法，与诸多社会上的刻板印象何其相似：比如男性对女性的看法就常具有两种相斥的极端偏见：即视女性为“圣女”或“荡妇”，两者分别以母亲和妓女的形象为原型；城市与农村之间也都相互有两种极端镜像：农民视城市为文明或堕落，城市人则视农村为愚昧黑暗或淳朴。
在中西相遇中，我们也到处可看到这种空洞能指，即一种没有内容的符号性虚构。双方对彼此的印象往往只是一种名义，它无关真假：一个过于“本真”的对方形象，反而会缺乏效用和符号性，无法承担重任。伏尔泰、莱布尼茨等人心目中高度理想化的中国形象，显然并非真实的中国，但正因此，它才具备一种符号性的权威，借以号召启蒙和反对教会；孟德斯鸠和狄德罗笔下的中国，也无疑过于丑化，但他们也无须核实真实的中国形象。一个真实的中国形象，将使他们双方都承受不起。
好笑吗？同样的事，在伏尔泰时代一百多年后，以更剧烈的程度在中国也出现了，并且看起来至今也没有平息。
载2007年5月27日《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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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商榷：
P24：耶稣会中国传教团的创始人是弗朗西斯·泽维尔，按Xavier通译“沙勿略”
P30：“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感情上，妾都是家族的一员”。作者此说欠妥，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指出，妾在家长家中实非家属中的一员，她与家长的亲属根本不发生亲属关系，其地位近于奴仆。《两头蛇》中引徐光启言：“十诫无难守，独不娶妾一款为难。”其原因并非出于赶走家族成员而为难，而是因为继嗣等问题。
P37：山东白莲教改名“天主教”（lord of Heaven Teaching）：疑当是“天理教”
P40：福建省江乐的丘晟：按此处地名当作“将乐”
P71：“一些游方僧人和无家可归者在平民中散播谣言，声称巫师们拥有一种力量，可以利用剪下来的发辫实施诅咒巫术”：作者这一段全从孔飞力《叫魂》而来，孔著中“游方僧人及无家可归者”即是被指控为巫师者，疑此处译者理解有误
P88：“传说，香妃就是回族人。”按书后译名对照表：Kashgarites回部。当时新疆回部实系所谓“缠回”，即维吾尔族，说“回族”易有误会。
P123：Frederick William, t. 1640-1688年。按此处t.意为“在位时期”
柚园
读《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 ——兼论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
《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一书是中西交流史领域的权威专家孟德卫的近作，初版于1999年。一经出版就以其通畅清晰的表达，生动形象的叙事，吸引了很多非专业人士的关注和阅读。我所阅读的是本书在2005年的再版，较之初版，孟德卫在对学术观点进行了略微的改动，更加明显的改动是，他进一步加强了本书的可读性，“加入了一些叙述性的内容”，甚至连脚注都省略了。这种改进是本书的观点更加清晰易懂，语言更加通晓流畅，读来给人以在小说中观察历史之感。
在本书的开篇，孟德卫对中西方交流的历史进行了一个概览。他提出1500——1800和1800——2000两个历史模式。“在1500—1800年代，中国是一个真正强大的世界大国”，此300年间，东西方之间的相互影响时断时续，“尽管双方之间的影响并不平衡，但这种交流始终是双向的。在运用外来文明的某些观念时，双方通常有着大相径庭的态度，但双方吸收和同化外来文化的动态过程是相似的。”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产生较强影响的时期，但是1800——2000年间恰好相反，是欧洲和北美的西方文明对中国施加影响。
孟德卫认为通过这种历史模式，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过去。因为这种模式把客观历史和中西方主观选择的过去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动态的张力”。他采用一种很对称的方式安排本书的章节：中国对西方文明和基督教的接纳；中国对它们的排拒；欧洲对中国文化和儒学的接纳；欧洲对它们的排拒。这种安排很清晰地显示了1500——1800年间中西方文化相遇的动态过程，也解释了孟德卫所谓的“动态的张力”。
在1500——1800的中国，西方传教士可谓是中国人了解西方文明的唯一途径。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对西方和基督教的接纳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主导了16－19世纪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从第一个在中国取得伟大成就的传教士利马窦开始，耶稣会士就一直采用“本土适应”的策略，即通过把中国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明进行调和来宣传基督教和西方文明。因为“如果基督教想要在中国扎根，它就必须与中国文化‘同质化’。这就意味着基督教将不再被视为一种外来宗教，而是一种与中国文化想象甚至改造中国文化的力量。”耶稣会士“本土适应”的关键是与中国文人密切合作，首先使他们接收基督教，再利用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力，从上到下地传播基督教。那么中国文人又何以会接收基督教呢？孟德卫指出，“耶稣会士到达中国的晚明时期，中国文化正充斥着明显的实验色彩，儒学的正统地位已不可避免地动摇了。”文化的求同倾向十分明显。耶稣会士正是利用了这种“求同”倾向，“不过不是儒释道的结合，而是设法让基督教代替佛家和道教的位置，创造出一种基督教和儒学的结合体。”早期的文人基督徒徐光启程在这一过程中作用巨大，他提出了著名的“补儒易佛”概念。之后，信仰基督教的张星曜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提出和谐、补充、超越的三段论。即先从中国古代典籍里引用大量事例来显示基督教和儒家有共同之处，再阐述基督教在精神修养、道德培养甚至其他方面对儒学大有补充，最后指出基督教的宗教启示超越了儒家哲学。
在晚明时期，耶稣会士的“本土适应”策略大致是成功的，对文人的影响也达到了顶峰。但是随着1644年满族入关，“本土适应”进程变得很艰难。这是因为随着“求同”倾向的衰退，文人开始重新主张“道”，而非是儒家和其它学说的综合。此后，耶稣会士的传教中心从地方文人转移到中央核心人物，对满族统治者的影响在1644——1705年达到巅峰。汤若望和南怀仁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于此同时，西方的绘画技法传入中国，对中国画产生了一些影响。西方音乐和科技也一定程度上传到中国，但是影响甚微。文人们认为西方的透视技法更象是工匠的技艺，而非画家的技法。而且，从17世纪开始，一种反基督教的意识在中国流传开来。孟德卫详细分析了这种反基督教意识的根源：儒家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是文人对基督教的一些神秘理论，如道成肉身，三位一体很排斥；中国人的民族、文化优越感使他们排斥外来的基督教；理性的中国人反对基督教的宗教信仰，尤其使新儒家的理性宇宙观与基督教明显对立；具有秘密结社性质的方济会以及基督教士的外国身份导致了掌握政权的满族统治者对政权颠覆的恐惧；基督教与中国人传统观念的分歧，如风水、女性观等。
孟德卫认为，虽然基督教在16世纪后期以来，不时给人以濒临灭绝的迹象，但是与日本相比，中国的基督教还在伏伏沉沉中持续，呈现出一种长时期图景，即传教士们在16——18世纪播下的种子，经历了几个世纪能收获。
在1500——1800年间，传教士不仅中国人了解西方的唯一途径，也是西方人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因为当时赴欧的中国访客实在太少，只有传教士才能把中国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带回欧洲。为了向欧洲人证明基督教“本土适应”的合理性，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改造性传播。他们“成功地把儒学以一种哲学姿态呈现在欧洲人面前，充分满足了１７、１８世纪欧洲人的文化需求”，表明中国人的智慧和欧洲人等量齐观甚至更加优越。但是在“中国礼仪之争”问题上，耶稣会士遭到了失败。他们认为中国祭祖尊孔的礼仪只是社会和道德功能而非宗教信仰的观点遭到了驳斥，并被罗马教廷否决。（宗教本身的反对）
吳文璋：論儒家與儒教——從儒家是否為宗教談起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rujiao/lrjyrjcrjsfwzjtq.htm
虽然如此，耶稣会士的“中国陈述”还是在欧洲引起了热情回应，“中国”这一概念进入了欧洲大众文化领域，产生了一批早期汉学家。早期汉学家的研究大多出于热情，而非是严谨科学的态度和求知欲。他们的观点之一就是坚信存在“汉语入门”或“汉语捷径”，并坚持研究。与耶稣会士的“本土适应”相似，欧洲人试图在中国历史和欧洲文明中寻找呼应，调和《圣经》和中国历史的矛盾。莱布尼茨这样伟大的哲学家也做过此类努力。除此之外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他们需要提升儒学的某些地方来补充基督教，同时也摒弃他们认为与基督教不相容的部分。大多数传教士把宋明理学称为新儒学，认为它“受到来自印度的佛家影响，被腐蚀”，“推崇和强调早期没有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成分的儒家”。
在文化艺术方面，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的瓷器对欧洲的影响最大，与之相比，中国画在欧洲的影响较小。但是，18世纪流行的“中国热”导致来西方审美品位的根本变化。“古典风格强调的美是几何的这一标准，渐渐让位于一种崇尚不规律性、不对称性、变化性和明快的复杂性的全新审美标准。”中国园林风格的欣赏在这种变化中起到来重要作用。
但是，欧洲人为何又对中国文化进行来排拒？孟德卫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反宗教改革以来，西方人对同性恋行为严厉谴责，但是在中国，同性恋是明清的常态，而且中国人杀死女婴的做法让西方人无法接收。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儒家文化在向西传播过程中被歪曲。孟德卫把研究和初版关于中国图书的欧洲人进行了分类，第一类是传教士，第二类是早期汉学家，第三类是一些中国文化的推广者。前两类大致上是客观地介绍了中国，但是第三类则很大程度上歪曲了中国，他们不是要在中西文化间形成融合，而是为启蒙运动需求来自中国方面的支持。所以，他们的一些所谓传记文学、历史著作大多是胡编乱造，歪曲了中国形象。反对基督教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分为“颂华派”和“贬华派”，与中立型的早期汉学家不同，他们都带有对中国文化的浅薄无知和偏执，无非是从中国找到其理论的证据。这种建构于表象基础上的理解，很容易受思想潮流变化的影响。
伏尔泰为代表的“颂华派”轻易让位于“贬华派”，中国文化开始受到全面贬斥。同时，西方人种学的兴起，也是欧洲人开始把中国人看做文明低下的黄种人。其后，衰落的中国被西方所掠夺，帝国的荣耀早已成过眼云烟，中国文化也被人攻击，蔑视，排拒。
这就是孟德卫为我们展现的1500——1800年代中西交流的图景。他之所以去分析1500——1800年间的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并把这种交流成为“伟大相遇”，是因为在他看来，欧洲文化和中国文化都是世界上伟大的文化，“是因为它们被证实拥有影响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曾经的强大，还有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无知地蔑视。 “回到1500——1800这一时段，我们可以找到西方对中国的尊重和敬意。”从孟德卫为本书确定的宗旨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他的非西方中心主义和非民族主义倾向。作为一名中西交流史的权威专家，孟德卫已经在此领域耕耘了30多年。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一直从中西方原始资料入手，采取非西方中西主义和非民族主义的态度，对中西交流史进行深入研究，而且认为16 至18 世纪的中国人和欧洲人曾为建立文化和其他方面的联系进行过历史性的努力,在今天努力重现这些联系,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孟德卫于1979年创办《中国天主教史研究杂志(1550 - 1800年) 》，在1989 年后改名为《中西文化交流史杂志(中国天主教史研究) 》。这本刊物是中西交流史领域中的权威，它奉行历史主义态度，对各种文化一视同仁。刊物中收入了由中文、英文、德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所写的文章, 其世界性可见一斑。
但是，与孟德卫博士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如今的中西交流史领域中，西方中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场仍然十分明显。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研究立场十分明显。近日见到一篇关于本书的书评，作者认为1500——1800年东西交流根本算不上伟大，因为19世纪之后“西方文明向中国施加影响”的意义，远远大于此前这次“伟大相遇”。
“早期到欧洲的中国人寥寥无几，而后期奔赴海外的中国人数不胜数。从清政府派出的对外考察团到商人、劳工以及留学生等等，中国人头一次主动地要向西方学习，由此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全面现代化。这种相遇虽不能用‘伟大’来形容，但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是深远而且至关重要的。‘西方文明向中国施加影响’并非坏事，不能因为这有可能损害中国的 “辉煌”形象而贬低它的重要意义。”[①]作者显然是用“现代化”理论确定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大小，即19世纪以来的中西交流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对中国的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它的影响远远大于早期的中西交流。这种理论显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体现。
柯文对于现代化理论的种种深刻批判不用多言，中国的史学专家也指出“很多人包括大多数东方学者,都把自己的过去归结为‘传统社会’甚至‘古代’,而把现实的历史运动看作是进入现代,建设现代化,因而倾全力参照西方讨论‘现代性’问题,以为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样,西方中心主义就由西方人的偏见而以“现代性”的面目获得了东方的认同,从而成为实践上的‘世界主义’”[②]值得关注的是，为什么中国的学者会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泥潭呢？最根本的原因是民主主义的倾向，一方面他们希望中国文化能够有话语权，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所以，他们在中西交流史著作中大谈四大发明之类对西方的影响，对汉唐文化充满着怀念；另一方面，近代以来中国所遭受的种种打击又使他们看到中国文化话语权的弱小，西方的影响和中国文化西方化就成了一种判断文化进步与否的标注，在有关近代的中西交流史著作中，看不到交流，只看到中国的学习。
语言问题也是一个技术性的原因。因为中西交流史的研究者必须要掌握多种语言，才能翻阅种种原始资料。即便是通晓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如何理解这些资料也是个问题。孟德卫精通中文、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和西班牙文在攻读博士学位时,他主修中国宋朝至清朝的思想史,兼修1500至1914 年欧洲思想史和中国道教。在中西早期文化交流史领域有其巨大的优势，他曾指出由于研究中西交流需要的语言的种类很多，难度很大，所以“中西交流史是一个误解多于理解，失败多于成功的领域。”[③]中国的专家们真正像孟德卫一样通晓多种语言者甚少，既如此，又如何能够进行深入研究，对中西文化交流有公正、客观的理解呢？
读完此书，对孟德卫所持的对中国文化的尊敬颇为感动，但是后来突然有些觉醒，因为中国文化的伟大本是如此，持这种态度是理所当然，我又何必感激涕零。这恐怕还是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殖民地文化心态”在作怪。深入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当是我辈中国学人的重担。
[①] 黄敏兰，《1500－1800年间的中西相遇"伟大"吗？》，《中华读书报》，2007年5月23日
[②] 陈立柱，《西方中心主义的初步反省》，《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二期
[③] David E. Mungello, Some recent studies on the confluenc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 Journal
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现代史学的走向──一个跨文化全球史观的设想
http://blog.cat898.com/boke.asp?wangthis.showtopic.15826.html 首先，我们将看一下东亚史学。如同上述，东亚的历史研究有著悠久的传统，其成就和西方史学相埒，无法做严格的高下之分。况且，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东亚的史学传统也经历了显著的变化。譬如在十八世纪，就是一个剧烈变动的时期。这是由于，汉代以后，佛教传人东亚，在中国形成儒教、佛教和道教三教合一的状况（日本虽然没有道教，但其神道教其实也像道教，是产自内部而又吸收了佛教的作法而形成的一个宗教）。到了宋代，理学兴起，其目的是为了重振儒学的传统，抵御佛教的影响，但同时也吸收了佛教的一些成分。明代王阳明 (1472-1528) 的理学，也即“心学”，就明显地吸收了佛教注重内省、修炼功夫的实践。不管怎样，自明代开始，宋明理学逐渐在东亚的思想文化和宗教等各个方面，占据统治地位，其影响不仅在与中国邻近的朝鲜有明显的表现，而且也传到了日本。由于理学与佛教之间的相互影响，理学传人日本，起初是被视为佛教的一个支派。到了十七世纪的德川时代，理学在日本大盛，但最早的理学家如林罗山（1583-1657），为佛教僧徒出身。此时，欧洲正经历一场重大的宗教变革，由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影响深远，不但造成基督教的再度分裂（上次分裂形成了东正教和天主教），而且还引起了长年不休的宗教战争。天主教为了反击，也形成了一些新的支派，如耶稣会，便是一例。为了弥补由于宗教改革所造成的天主教在欧洲的“损失”，耶稣会士来到了东亚，企图在东亚传教，扩大天主教的影响。此时的中国，宋明理学的内部也纷争不已，如王阳明的“王学”与朱熹 (1130-1200) 的“朱学“之间，就各争高下。耶稣会士到了东亚以后，认为最后的策略是从上到下，争取中国统治者的支持。而中国的理学家、明代的重臣徐光启 (1562-1633)、李之藻 (1569-1630) 和杨廷筠 (1557-1621) 等人，也认为可以利用天主教，来抵御、清除佛教的影响。于是，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就频繁的开始了。
据D. E. Mungello的考察，这些交流主要在宗教、技术等领域，但Benjamin Elman则指出，西方科学技术也通过耶稣会士的翻译为中国人慢慢知晓，因此有助于引起思想界和方法论的变革。[6]
明亡之后，东亚的思想界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变革。由于满洲的入侵和建立清王朝，使得朝鲜的儒学家感到，正统的中国文化已经在中国本土消亡，只有在朝鲜，儒家的学说才得以完整保存。日本的儒学家伊藤仁斋 (1627-1705) 和荻生徂徕 (1666-1728)，也在他们的研究中逐渐认识到，中国的理学家并不完全代表儒家文化的正统，要想真正掌握孔孟学说，必须回到先秦并借助汉代学者的著作。而在中国本土，相似的“复古运动“也正在兴起。虽然清朝统治者将程朱理学奉为正统，但学术界则兴起了“汉学”与“宋学”之争，由此而激发了考证学的勃兴。换言之，自十七世纪以降，整个东亚都开始出现复古的倾向。为了探究和重建儒家学说的古典面貌，学者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运用音韵学、字源学、训诂学、修辞学等语言学的方法，对经典加以审查和解读，以求其真义，即所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在日本，伊藤仁斋所创建的“古学派”，荻生徂徕所倡导的“古文辞学”，虽然与清朝的考证学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其复古的精神，则与清代考证学大师惠栋 (1697-1758)、戴震 (1724-1777)、王念孙 (1744-1832) 和王引之 (1766-1834) 父子相同。至少，他们学说的影响为清代考证学之传人日本，提供了一个相似的认识论基础。
美专栏作家：中国 一个我们既无法遏制 又打不起的国家
美国专栏作家詹姆斯平可顿(James P. Pinkerton)在美国保守主义（American Conservative）杂志2005年11月号发表文章指出，美国需要一种新战略对付中国，一个我们既无法遏制，又打不起的国家。
美国历史就是一部与世界其他大国的对抗史，甚至就是冲突史。19世纪初，年青的美国发现自己面对那个时代的两大强国：英国和法国。我们与两国开战。人人都知道1812年的战争，但可能不记得1798-1800年与法国的那场准战争，那几年美国海军俘获了差不多80艘法国舰只。
20世纪开始，美国与英国法国恢复和平──尽管伦敦直到1869年代还巴不得华盛顿输掉国内战争──但美国很快又开始了热战或冷战，先是与德国，然后对日本，之后对俄国。
现在，进入21世纪，森然隐现的大国是中国和印度。所以，如果前车可鉴──应该是如此──我们前方难免又要与这两个国家碰撞。当然大部分美国人今天只想着穆斯林中东，但我们与伊斯兰的战斗并不能改变“亚洲双雄”对我们的挑战──这两个国家到本世纪中期各自的经济实力就可以等于甚至超过美国。同时，这两个大国之间，以及与次等的核国家如巴基斯坦之间，无疑也会互相争斗。
所以，本世纪美国的大战略应该是双重的：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崛起的大国本质上就是崛起的威胁；第二，应该使这些崛起的大国互相平衡，互相抑制，不与美国直接对抗。为什么？因为美国投入核大战代价太大，除非是事关国家存亡。美国明智的做法是在亚洲退居次要地位，以减少自己参与一个未来不可避免的地区冲突的责任。
我们应该记住拉丁词语“快乐的旁观者(tertium gaudens)”。即是说，没有法律规定我们一定要参加每场战斗，有时做个旁观者更好。但我们现行的政策却认为我们应参与所有潜在的战斗──尽管就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说，亚洲最好是中国、印度、日本及其他可能的一二只“虎”互相争权夺利，美国坐山观虎斗其乐几何。
今天，美国的政策已使国家危险到在两个不相关的地区近乎与中国摊牌的境地，这两个地区就是北朝鲜和台湾。中国肯定是当今亚洲最有血性的崛起者。美国人应该明白如果我们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一场战争，北京会很乐意与我们干。
但如果我们继续在中东战争消耗我们的资源，暴露我们的军事策略及弱点，则与中国打仗我们未必能赢。因为中国固然犯了很多错误，但如果他们不会从错误中学习，他们也不会是地球上最悠久连续的文明。
较之中国，美国像个少年，相信自己的永存──虽然在这方面古老的中国未必更聪明。的确，中国人为自己古老耐久的文明骄傲，但同时，多数观察家一致认为，中国从15世纪开始，在长达五百年的时期里饱受殖民者的掠夺，中国人对此是怒火中烧的。中国人直到近三十年才开始改变自己境况。
而美国人作为反对北朝鲜发展核武器的领军者、台湾的主要保护者和日本的最好的朋友，美国在中国人的心里是一种“沉重”的角色，一种过去由英国及其他殖民者所扮演的角色。同时，高踞世界顶点却无论如何都感受不到安全的美国，会因为感受到中国人的怨恨而憎恨中国人。在世界政治游戏中，怨恨就是备战的序幕，而备战往往就会迈向战争。
的确，尽管我们双手还忙于伊拉克和伊朗，亚洲的战鼓去却在美国擂响。克林顿政府曾将中国贴上“战略伙伴”的标签，在今天看来是幼稚的。布什政府则称中国为“战略竞争者”。作这样的外交名称游戏有必要吗？将一个国家公开地从朋友变成敌人从地缘政治学来说是聪明之举吗？显然，简单地称中国是太平洋彼岸的大国会比上述称法更好。
从2001年海南岛飞机相撞事件起，激进的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就与更传统的军事主义者结成统一战线，一致同意将中国视为敌人。9/11之后，班内特(Bill Bennett)告诉CNN，“美国正在进行一场善与恶的战斗”，将黎巴嫩、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和中国作为美国应该攻打的邪恶国家。中国？难道宾拉登长征去了中国？难道在紫禁城截获了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其后的几年，新保守主义者果然去了自己想去的地方：把中东搅成一团乱麻。有人还急着开辟“第二战场”，如不断寻衅的布特(Max Boot)在其文章“更在何处？(where else?)”中鼓吹实行“内部颠覆”中国的政策，他惟恐不能激怒中国，说，我们的目标就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化”。
人们往往倾向于忽视这种信口开河的政治份量。但在伊拉克自由之战发生以后，谁会怀疑那些吵吵嚷嚷的新保守主义者真有能力将他们好战的口水战转变成真弹实枪的战争？
事实上，对中国的战争的准备──理由是既然相信战争不可避免，为什么不争取稳赢──已经持续在进行。但很少有人注意这种幕后的准备，直到9月8日，警觉的华尔街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引人注目的文章《秘密武器：五角大楼内部，一个学者使对华观点定型。白邦瑞先生说，北京视美国为军事敌人；一个乐观主义者转向悲观》
头版的白邦瑞先生就是美国前国防部助理次长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一位从爱中国变成恨中国的学者，他告诉华尔街日报，中国“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挑战。”呵，比我们在1776、1861、1941、1962年面对的挑战还大？白邦瑞坚信不疑地：“北京将美国视作不可避免的敌人，并按此作准备。”
当然，谁说白邦瑞错了？6月，一位叛逃的中国外交官告诉华盛顿时报。北京视美国为“最大的敌人，最主要的战略敌手。”中国官员多年来就威胁要用核武器对付美国：今年7月，中国国防大学校长朱虎成将军告诉金融时报和其他媒体，如果山姆大叔在台湾问题上干预中国，“美国就要准备数百个城市被中国摧毁”。
同样的事实是，美国人也从来没少威胁过要对中国核打击。这就是关键：过去几个世纪，大国都互相威胁，威胁和反威胁的结果往往就升级为战争。
许多美国人，包括一些鹰派人物，肯定已表示反对这种升级。彼得斯（Ralph Peters），一位退休的美军上校，是伊拉克自由之战的坚定支持者，他更广泛的世界事务观点从他的新着的书名《新的荣耀：扩展美国的全球超级地位》就可以知道。但就是彼得斯也不情愿卷入一场跨太平洋的世界大战：“虽然我们总要作与中国冲突的准备，但我们要停止制造冲突。”
美国长期地模拟对中国的战争，中国人似乎也在同样地准备对付美国。近年来，中国的间谍和代理人不仅渗入FBI，而且渗入军事工业联合体，甚至在克林顿的白宫品尝“咖啡”，美国导弹机密也许就是这样流向了北京。近来，中国人又对美国的计算机系统发起几乎是持续不断的黑客攻击。最近我们获悉，中国山东大学的网络黑手破解了“安全散列算法-1”，这是美国军队的基础代码之一。
于是，阴暗的冲突不可避免论就这样慑服了我们所有人。如同一个美国人对这场未来战争之谜所说，“我们抓住了狼的耳朵”，即是说，我们既不能坚持下去，又不能脱手。中国人类似的成语是“骑虎难下”。而且，对太平洋西岸的我们来说，事关荣誉，对中国人来说，就是保全面子。
最近，九月号的《外交事务》杂志以大量篇幅鼓吹杜希曼(Barbara Tuchman)之类人的中美冲突不可避免论。如崔大伟（David Zweig）和香港大学毕建海的描述中国“全球搜求能源”的文章，说中美直接争夺同一处的石油供应。作者观察道，“既然白宫热衷于单边的干预和国会大声叫嚷中国军事威胁，北京自然会担心美国将竭力阻碍中国购买自然资源。”许多美国人看来也相信这一观点。加州大学的一位能源专家说，他看不到中美在能源方面的不发生对抗的可能。
同一期《外交事务》的另一篇文章，新加坡李光耀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墨布巴尼观察说，“中国的政策制订者越来越相信美国是决心遏制中国的崛起。”墨布巴尼回忆起多数美国人甚至可能不知道的一个事件:1999年美国轰炸南斯拉夫中国大使馆。美国官员借口说那是个意外错误，但许多中国人却“相信轰炸是故意的”。
这是中国人的偏执狂吗？或是北京的宣传机构有意唤起反美热？墨布巴尼，作为第三方，对中国人的担心表示理解。“美国比世界任何国家做着更多的动摇中国的事情，”他断言，还以一种遗憾的语气增加了一句，“华盛顿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更不用说执行过，一种美中关系的新的全面的战略。”
所以，是寻求一种不同的──既非鹰派也非鸽派的，而是现实的美中战略的时候了。这种战略应该是在过去大国博弈的历史考验中已经验证过的外交政策。
除了孤立主义，美国过去二百多年来采用的不外是三种外交战略：集体安全，遏制，战争。三种战略都有过成功和失败。第一种战略，集体安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威尔逊(Woodrow Wilson)提出的，但这位美国第28位总统从来就没有得到参议员和民众对此战略的体现“国际联盟”的支持。
最近，乔治?布什重新拾起了这个主意。实际上，在科威特和后来在巴尔干的联合军事行动是很成功的，但是，美国人从来就不喜欢集体安全的概念，选民们拒绝布什的伴有吓人的黑色直升机轰鸣声的新世界秩序观。
第二种外交政策模式是遏制。早在1807年，杰佛逊总统就在当时只有17个州的共和国提出过禁运法案，试图通过该法案阻止与欧洲的贸易，从经济上遏制欧洲。这个政策打击了美国的繁荣，被证明是新生的美国的灾难。
此后，美国又尝试过不同的禁运和遏制。特别成功的是持续四十年的对苏联的遏制──当然其他因素也起了作用。但作为一项全面的政策，更典型的是美国对古巴的禁运──结果也是深深的失望。美国过去二十年对伊拉克和伊朗的禁运，也是失败的。对伊拉克我们改变了它的政体，伊朗则变得更加反美和一年年走向核武。
第三种外交政策模式就是战争，或战争威胁。美国大部分历史──从无数的印第安战争到2001年阿富汗战争──美国都得以将敌人消灭。这种连续的胜利使美国得到一种天下无敌的感觉。
1992年，当时的国防部部长助理沃尔福兹（Paul Wolfowitz）拟订了一个文件，声称美国在后苏联时期的外交政策目标是保持压倒性的全球支配地位，防止“在一个较大的地区或全球范围内出现任何可能的竞争者”，用中国话说就是将所有可能构成竞争的对手消灭于萌芽状态。
的确，沃尔福兹声称，首要的是消灭任何可能的对手，美国必须全力“防止任何敌对国家支配一个资源足以给养一个全球强国的地区”。
这个野心勃勃的文件在1992年的时代算是很超前的，很快就撤回不交公众讨论。但十年后，沃尔福兹，此时已是国防部副部长，监管了一个类似文件的起草。
这份文件，2002年9月17日经乔治?布什总统签字通过。很多人将会记住在这个星球的前台和在困惑的世界听众面前表演的这篇狂放的唯我论的经典之作。沃尔福兹以Fukuyama式的自信和雄辩说，“事实上，历史已经作出结论，世界只剩下一种单一的国家稳定模式：自由，民主和自由经济。”换言之，就是美国模式。
这种不妨称之为沃尔福兹学说的另一个要点是，五角大楼将强化这种美国秩序。如果这就是单极力矩，如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所命名的，高层的新保守主义者看到了充分利用它的机会：“美国将利用这个机会的力矩将自由之光传遍全球”；其他国家，文件继续说，根本不应该梦想与美国军事竞争。
相反，世界其他国家应该放心地等待山姆大叔来解决问题。但学说的制订者似乎从未想到一个现实问题：如果美国要对所有人行使霸权，它就可能成为所有人的敌人。
这种沃尔福兹学说美国至上主义，被一种反历史的乐观主义吹得膨胀起来。惠灵顿公爵曾说过，大国无小战。这句话用于今天，就是说对多数国家来说，有美国军队的存在就意味着打仗。
霸权的野心在我们的日常思维中埋藏得如此之深，以至于把不正常的事情也看成正常。例如，将别人的国家置于自己的军事司令部的辖区，这是不正常的。但五角大楼却偏要这么做。世界的其他地区??五角大楼称之为“行(ROW)”──被分成美军的五个战区司令部的辖区：欧（洲）非（洲）司令部，中东司令部，南美（洲）司令部，北美（洲）司令部。
第五个就是亚（洲）-太（平洋）司令部，简称PACOM。这种划分并不是秘密，地球上是任何居民──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3亿人中的任何一个人──如果好奇想知道在美国的世界军事地图上自己国家属于哪里，看一下五角大楼网站就知道了。 对于很少关心军界事务的美国人来说，事情大概历来就是如此，美国司令部系统代表的不过是美国的一点永久的野心罢了。正如历史上的罗马人也曾无法想象自己不能在世界上肆意驰骋??他们同样将地中海直称为“咱们的海（Mare Nostrum）”──今天的美国人也异想天开地认为世界上的每个生活元素都需要美国来监管，现在和永远都是如此。
那些居住在华盛顿的人们听过许多从某个战争演习归来的军事人员的随意的谈话──演习中他们模拟美国军人保卫或解放世界上某个海湾，海峡或海岬。为什么？因为所有这一切都关系到我们的国家安全。
从左翼的索罗斯(George Soros)到中间派的克林顿，到右翼的布什，都认为美国将管理世界60亿人──他们的政治，贸易区，人权表现及幼鲸的保护。能不这样吗？按照克林顿时代的国务卿奥尔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的恢弘的构想，美国是世界上“不可缺少的国家”。布什更是强调美国的使命就是塑造自由的世纪。
婉转些说，我们已经经受了不少失望了。不仅世界不喜欢布什学说，而且美国人好象也不喜欢这样做。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卢特瓦克（Edward Luttwak）已经提交过一份有用的解释性文件。11年前，卢特瓦克预言美国会变成一个“不充英雄”的国家，这就是说，作为一个由小家庭组成的国家，我们再不会愿意将我们相对稀少的孩子送上战场。伊拉克战争支持者减少以及募兵率下降都已在人口统计数据上给出了证明。
但华盛顿并没有理会卢特瓦克所预言的现实的深刻影响。美国的人口变得充当不起英雄，但美国的政策仍然要充英雄，仍在寻求其全球野心。就以我们试图包围中国来说，需要建立从南海群岛到韩国和日本的军事基地；我们在蒙古有军事顾问；美国海军甚至被派往越南访问，海军上将毫不掩饰希望在曾经打败过我们的国家重建军事基地；当然还有太平洋中与美国有“特殊关系”的台湾。如果这种过度扩张的目标导致一场美国人并不想打的战争，那可真是不幸。
与此对应，中国人已经将那些被美国视为贱民的国家如苏丹和津巴布韦团结成一个混杂但资源丰富的反美战线。而且，2001年6月，中国带头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SCO），包括六个成员国：中国，俄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后来，SCO又扩大了：印度、巴基斯坦、伊朗成为“观察员”国家。当然，这个雄心勃勃的新欧亚联盟是否有足够的份量还有待观察；迄今为止，美国及其盟国对SCO关于美国军队应该离开阿富汗的决议视而不见。
但莫斯科和北京8月份举行一次有实质意义的联合海陆空军事演习。沿*其共同的Orwel式的战争就是和平的官方宣传传统，中俄两国将他们的军事演习名之曰“和平使命2005”。但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金灿荣（Jin Canrong）告诉半岛电视台，“演习的主要目标是美国”。
那么，中国人准备的是场什么样的战争？卡普兰（Robert Kaplan）似乎相信中国正在建设强大的海军──在2005年6月号的大西洋月刊的封面标题为“我们会怎样与中国打仗”的文章中，Kaplan称我们的海军可以迅速地击溃他们的海军。但也许中国人手中有我们不知道东西？也许所有的中国工程师和科学家，其中许多人进进出出美国，掌握了某种神秘武器？卡普兰可以放心装备精良的美国海军，它永远在准备着作深海的战斗，但中国人也许不会如我们所希望的那么不堪一击？
8月份，时代周刊报道了一波来自中国的针对美国政府计算机系统的黑客攻击，五角大楼将这次*击命名为巨人雨（Titan Rain）。一位国防合同商说，“此次*击持续如此之长，组织如此之好，只能说整个行动是政府主使的。”但这种黑客*击预示着什么？当前水平的黑客入侵被视为间谍类的活动，令人讨厌却可容忍。
但如果中国人成功了，比如瘫痪了我们的GPS系统，那怎么办？或者，如果他们设法删除了北美空间防御司令部（NORAD）的文件？或者，更可怕的，以他们下围棋的方式，利用我们的近乎开放的边境预先在美国国内安置设备，包括核武器？
那怎么办？两个不同的阵营各有答案，他们支配着对中国政策的讨论。
巴巴拉·塔奇曼：八月炮火 自序(2)八月炮火 孤独游侠|中文阅读网
《八月炮火》发行之初，书评界几乎没有人认识我，自然也没有什么名气让他们任意糟蹋；结果我的作品反而得到热烈回响。克里夫顿·费迪曼(Clifton Fadiman)在“每月一书俱乐部”的会刊中写道：“大话不能随便说，但是我认为《八月炮火》还是有相当机会可以成为一部历史经典。它的优点几乎是修昔底德派标榜的知性、简洁、轻巧不沉重。一如修昔底德史书的题材，处理一次大战爆发前后这段时间历史这样的题材，其层次远超过单以文字叙事的有限境界。这本字字珠玑的散文记录了塑成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历史时刻，它提供了一个长远的观点来为我们所处令人忧心的时代加以定位。假设今天世界上大部分的男男女女、大人小孩很快就要被烧化成原子，地球大概会直接迈向毁灭，重演1914年8月当时无数炮口述说的悲剧。这个说法也许有过分简化之嫌，但它贴切地说明作者默默提出的理论。她深信这个可怕8月的僵局决定了其后战争的发展和达成和平的条件，并促成后来两次大战间情势的演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接着费迪曼特别挑出我书中几个比较突出的角色，包括德皇、艾伯特国王、霞飞(Joffre)、福煦(Foch)将军，对他们描述了一番。他说，优秀史家的另一个高明之处是能预测人类的行为和事件的演变。这些人物在我笔下表现出来的性格正是我原先想要传达给读者的，我感觉自己在这方面算是成功的。费迪曼能体会我下的苦功令我感动万分，更甭提他把我和修昔底德相提并论了。听到他的赞美，我发现自己竟然热泪盈眶，这是我过去不曾有过的反应，毕竟能获此完美的知音，一生也许只有一次。
有关是否要推出本书的周年版一事，我想重要的是要看它是否仍保有原先在史学上的意义和价值。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书中的每一个段落章节，我都不想更动。
英王爱德华七世丧礼的开幕仪式场景可能是书中最为人熟知的情节，而后记中的最后一段替本书，或应该说本书的主题，阐明了大战对我们历史的意义。虽然这么讲可能不够谦虚，但是这段文字足以媲美我所知道的任何一本第一次世界大战概要。
除了费迪曼的赞赏，有“出版买卖界圣经”之称的《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也作出大胆惊人的预测，宣称《八月炮火》将稳居整个冬季非小说类畅销排行榜的冠军宝座。《出版人周刊》夸张得有点冲过头，竟然下了这么奇怪的评语：“这本书将会让庞大的美国读者群对那属于历史忽略的一章的激情时刻产生一种狂热……”。我不会选择“激情时刻”或“狂热”这种字眼来形容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我也认为没有理由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称为“历史忽略的一章”，因为你可以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书架上找到一长串与这个战争有关的书名。尽管如此，对于该刊由衷的欢迎，我还是觉得很高兴。在写作过程中我曾有过沮丧到写不下去的时候，我对斯科特抱怨说：“有谁会看这本书啊？”他回答说：“至少有两个人，你跟我。”这样的回答实在说不上鼓励，唯其如此，《出版人周刊》的评语更加让我讶异，后来结果证明该刊的预测完全正确。《八月炮火》上市以来气势如虹，有如一匹脱缰的野马，我把版税收入和国外版权指定给我的3个女儿，她们已陆续收到不少支票。虽然她们3人平分下来可能金额不多，但是知道在出版26年后，本书还能吸引新的读者的感觉真的很好。
现在新版本发行上市，我很高兴这本书能介绍给新的一代读者，希望这本书在走到其生命中年期时不会失去它原有的魅力，或者应该说是趣味吧！
《财富》推荐的75本商业书籍精选目录
Jerry Useem在推荐这75本《财富》杂志精选出的商业书籍时写道：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该有自己的“军师”，就像《教父》里的那位律师，或是德尔斐神庙的神使，他能一天 24 小时跟随我们，在我们耳边说著妙策良言: “用纸，不要用塑料。用 Google，不要用 Infoseek。不行，你的老板不会喜欢你这种古板和僵硬表情的……”且慢，实际上，你现在就有了睿智的顾问供你驱使，它耐心地待在那里，等著你的召唤，你甚至可以把它揣在包里。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总统从巴巴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的《八月炮火》（The Guns of August）一书中寻求智慧。这本书讲述了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过。肯尼迪对他的兄弟说，“我不会像书中的人那么做，否则，人们这次就可以写一本名为《十月导弹》（The Missiles of October）的书了。”你不可能总是随身携带你想要的书。但是，你手边却可以有一份完美的阅读书目。正因为如此，《财富》调动一切资源，选出了 75 本书，这些书将激发你的思考，甚至是行动。这些书，并不是那种干巴巴的所谓经典商业读物。一方面，我们选出的有些书其实与商业无关。巴诺书店（Barnes & Noble）可能会把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的《钱与球》（Money ball）归入体育类书籍，但该书谈到投资（和招聘）的内容，要比任何咨询师的文章都多。另外，它也不枯燥。虽然《我在通用汽车公司的日子》（My Years at General Motors）是一部经典，但却枯燥乏味。不过，有些经典作品我们还是喜欢的。《股票作手回忆录》（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虽然写于 1923 年，但该书仍然能够与《门口的野蛮人》（Barbarians at the Gate）摆在一起。这两本书都不是教人具体怎么做的书─总的来说，我们没有选那些有意识教导人的书，而是选了那些寓教于乐的书。而且没有比一手的信息更有价值的了。既然你可以读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自己写的书，为什么还要去读别人写他的书呢？当然，要读完书单上所有的书，大概需要 75 年吧。不过，我们可以给你提个建议: 不要只是因为你没有时间看完一本书，就不去读它。打开封面，看看介绍，直接跳到第九章。或者，留著这个书目，把它放到抽屉里。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它们正等待你去发掘呢！——这段推荐，使我想起了几年前阅读张五常的《卖橘者言》里的一句话，他说，实际上我们找书的时间，要比读书的时间花得还要多。这一点我本人深有体会，最痛苦的阅读经历，莫过于读了一半却依然没有获得什么资讯或新知，也没有什么启示。财富75本商业书籍精选，或许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取之可用的阅读框架，阅读它们，并不需要75年！以下是按主题方向分成16类的其中73本书，名称、作者、出版时间及简介。当然，主题所讲的商业是适合美国实际，而非中国的，但依然会有借鉴意义。
一、商业兴衰
1、《1929 年大崩盘》（The Great Crash 1929）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著，1955 年出版。这是本简明扼要但又富有见地的历史著作，初版以来一直在重印。原因何在？加尔布雷思本人在 1997 年写道: “每次它就要停印时，一场投机性泡沫……又会激起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兴趣，这是现代经济大起大落的重要案例。”
2、《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查理斯•麦基（Charles Mackay）著，1841 年出版（中译本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这本有关 1634 年荷兰郁金香狂热和 1720 年“南海泡沫”事件（南海公司成立于 1711 年，主要从事奴隶贸易。该公司的股票曾经在市场上炙手可热，吸引了大批投资者。1720 年 1 月，该股票从 128.5 英镑飙升至 1,000 英镑，引起了空前的投机热潮。但同年 9 月，股市狂跌，该股票跌至 124 英镑，使许多投机者破产─译注）等非理性狂热现象的编年史引人入胜，它深刻描绘了人类陷入投机狂热的冲动。
3、《有趣的钱财》（Funny Money）马克•辛格（Mark Singer）著，1985 年出版。纯粹从消遣的角度说，任何其它书的好看程度都比不上辛格讲述的俄克拉荷马州 Penn Square Bank 倒闭的故事。该书是第一批深入揭露丑闻的书籍之一。
4、《沸腾岁月: 华尔街 60 年代牛市兴衰记》（The Go-Go Years: The Drama and Crashing Finale of Wall Street‘s Bullish ‘60s）约翰•布鲁克斯 （John Brooks）著，1973 年出版。布鲁克斯是《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的已故撰稿人。他深入分析了上世纪 60 年代的共同基金热，其自信的商业写作手法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二、企业
5、《门口的野蛮人》（Barbarians at the Gate: The Fall of RJR Nabisco）布赖恩•伯勒（Bryan Burrough）和约翰•黑利亚尔（John Helyar）著，1990 年出版（中译本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讲述一起被奉为典故的交易─对 RJR Nabisco 公司的 250 亿美元杠杆收购─的故事（作者之一是《财富》的高级撰稿人）。好的商业新闻所必备的一切在书中应有尽有─诡计、香烟、从别人那里抢来的老婆，还有足以令华尔街覆灭的贪得无厌。要想了解人性中可悲的贪婪，最好看的莫过于这本书了。
6、《基业长青》（Built to Last: Successful Habits of Visionary Companies）吉姆•科林斯（Jim Collins）和杰瑞I•波拉斯（Jerry I. Porras）著，1994 年出版（中译本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该书以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为开头: 伟大的公司何以伟大？然后，对此做了深入研究。这是一个宏伟、艰巨而又大胆的目标。哦，对了，这些词就是这本书当时首先使用的。
7、《链锯》（Chainsaw: The Notorious Career of Al Dunlap in the Era of Profit-at-any-price）约翰•拜恩（John Byrne）著，1999 年出版。当邓拉普把他对大规模裁员的热情从斯科特纸业公司（Scott Paper）带到 Sunbeam 时，后者被搞得支离破碎，股价直线下跌。拜恩向读者详细描述了这次溃败的过程，叙述中不乏对邓拉普的针砭，因为作者本人很讨厌他的主人公。
8、《谁说大象不会跳舞？》（Who Says Elephants Can‘t Dance ?）郭士纳（Louis V. Gerstner）著，2002 年出版（中译本由中信出版社出版）。郭士纳讲述了他 1993 年担任 IBM 首席执行官以后，是怎样扭转公司局面的。 对那些认为“企业文化”只是咨询师口中令人费解的概念的人来说，这本书包含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之谈。
三、决策
9、《安那普尔那: 女人的地方》（Annapurna: A Woman‘s Place）阿琳•布鲁姆（Arlene Blum）著，1980 年出版。该书讲述了一支全女性登山队企图登上 8,000 米高的安那普尔那山的激动人心故事，故事中胜利和失败交织。作者是此次登山行动的指挥。 &
10、《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戴维•哈尔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著，1972 年出版（中译本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作者精彩地说明，为什么使用原始的烛光─在本书中，就是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越南战争时期美国国防部长─译注）手下的年轻干将试图把在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学到的知识运用到越南战场上─并非在一切时候都管用。
11、《大洋深处: 埃塞克斯捕鲸船的悲剧》（In the Heart of the Sea: The Tragedy of the Whaleship Essex）纳撒尼尔•菲尔布里克（Nathaniel Philbrick）著，2000 年出版。在“石油业”还使用鱼*的年代，南塔基特（Nantucket，美国波士顿南部的一个岛─译注）的一艘捕鲸船在太平洋沉没，事故的原因是该船被一头足有梅尔维尔（Melville）在他的《大白鲸》（Moby Dick）中描写的那么大的鲸鱼所碰撞。事故造成的痛苦后果，引起了对决策失败的研究。
12、《杀手天使》（The Killer Angels）迈克尔•沙拉（Michael Shaara）著，1974 年出版（曾被改编为电影《葛底斯堡》，该电影被誉为最真实、最雄伟地反映美国南北战争的影片 译注）。这部获得普利策奖的历史小说，让你像葛底斯堡战役的参战官兵那样亲历战场。这些人中有试图垂死一拼的罗伯特•李（Robert E. Lee）将军。
13、《十三天: 古巴导弹危机回忆录》（Thirteen Days: A Memoir of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著，1969 年出版（中译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罗伯特•弗兰克林•肯尼迪以第一人称叙述的这部令人著迷的书，读起来就像汤姆•克兰西（Tom Clancy，美国著名侦探和悬念小说家─译注）的小说。该书讲述了有关授权和做出正确判断的重要经验。
四、经济学
14、《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著，1942 年出版（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不要看标题，直接跳到第七章“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再看看四周，你会发现这种情况比比皆是。
15、《一切待售: 市场的好处和限度》（Everything for Sale: The Virtues and Limits of Markets）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著，1996 年出版。自由市场可以调动人们的创业热情，但也造成了亚洲金融危机。库特纳让人们思考为何看不见的手是有用的，但有时却不管用。
16、《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著，1936 年出版（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尽管凯恩斯作为文匠享有盛名，但其作品大多比较晦涩和过时。令人称奇的例外是本书的第十二章，该章讲述了金融市场让我们著迷和困惑的原因，其意义超越了时间，文笔生动诙谐。
17、《流行的国际主义》（Pop Internationalism）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著，1996 年出版（中译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位经济学家在一系列颇富争议和很有意思的文章中称，有关国际贸易的大多数看法都是一派胡言。克鲁格曼针对政治家、记者甚至经济学家同行的懒惰想法，甚至在提出批评的同时都没有忘记给他们上一课。
18、《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亚当•斯密（Adam Smith）著，1776 年出版（中译本由陕西人民出版社馆出版）。斯密常常被嘲笑为提倡自由放任的狂热分子，其实他不是。《国富论》雄辩地主张自由、开明政府和个人的内在价值。在捍卫资本主义的道德性方面，无人能出其右。
五、道德
19、《贼巢》（Den of Thieves）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ewart）著，1991 年出版（中译本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在这部有关道德的书中，善（一群执著的政府律师和侦探）战胜了恶［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伊万•布斯基（Ivan Boesky）、马丁•西格尔（Martin Siegel）、丹尼斯•利文（Dennis Levine）］。但是，在这之前，恶却得到了不少实惠。
20、《告密者》（The Informant）库尔特•埃痕瓦尔特（Kurt Eichenwald）著，2000 年出版（中译本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埃痕瓦尔特的这本书，以平静的语言、惊险的情节和身临其境的对话讲述了一个有些变态的告密者，单就悬念而言，完全可与勒卡雷的任何一本书相媲美。
21、《沉静领导》（Leading Quietly: An Unorthodox Guide to Doing the Right Thing）约瑟夫•L•巴达拉科（Joseph L. Badaracco）著，2002 年出版（中译本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终于，我们有了一本可供生活在真实世界里的人阅读的道德书籍。建议那些希望保住自己的饭碗，同时又想“正确做事”的人一读。
22、《房间里最精明的人》（The Smartest Guys in the Room）贝萨尼•麦克林（Bethany McLean）和彼得•艾尔金德（Peter Elkind）著，2003 年出版。这本讲述安然公司（Enron）崩溃的书引人入胜（由《财富》两位高级撰稿人合著）。它毫不留情地把该公司破产的责任归咎于有责任的各方，不仅解释了安然如何迷失方向，而且也解释了整个华尔街是如何迷失方向的。
23、《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The Way We Live Now)安东尼•脱勒洛普（Anthony Trollope）著，1875 年出版。这是特罗洛普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的经典嘲讽。作者认为，伦敦的投机家和信托基金人士“搞不清商业与欺诈之间的区别”。这种看法使观察当今企业恶棍的人士感到出奇的熟悉。
六、全球化
24、《北京吉普: 美国企业在中国的短暂而不幸的婚姻》（Beijing Jeep: The Short, Unhappy Romance of American Business in China）吉姆•曼（Jim Mann）著，1989 年出版。本书讲述了 AMC 公司 1979 年在北京合资生产吉普车，但最终以痛苦结局收场的故事，可谓一部关于在毛泽东之后时代的中国经商的经典著作。任何想去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闯荡的公司，都应当读一读。
25、《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著，1999 年出版。世界各地的独裁者都声称，威权对于经济发展是必需的，自由可以以后再给。1998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森说，他们彻头彻尾错了。自由是发展的基石。他指出，民主国家不会发生饥馑。
26、《资本的神秘性：为何资本主义在西方胜利，在其它地方却失败》（The Mystery of Capital: Why Capitalism Triumphs in the West and Fails Everywhere Else）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著，2000 年出版。秘鲁经济学家德索托向那些不太喜欢财产权观念的自由派人士解释了产权为何重要。
27、《非零时代：人类命运的逻辑》（Nonzer The Logic of Human Destiny）罗伯特•莱特（Robert Wright）著，2000 年出版（中译本由台北张老师出版公司出版）。该书将历史、神学、经济学、博弈论和进化论生物学奇妙地融于一体，认为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增强是件好事，同时也可能是不可避免的。
28、《石油、金钱、权力》（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丹尼尔•耶金（Daniel Yergin）著，1991 年出版（中译本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石油是地球上最重要的商品，是现代文明的动力。耶金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让读者对世界，特别是中东为何是今天这种状况有了深刻了解，而在讲述这一切的时候，始终像在讲述一个有趣的故事。
29、《工人：工业时代考古学》（Workers: An Archaeology of the Industrial Age）塞巴斯蒂奥•萨尔加多（Sebastio Salgado）著，1993 年出版。举著大锤的孟加拉船舶回收公司（指购进二手船，然后将船只分拆的公司─译注）的工人，西西里岛渔民焦灼的目光，浑身沾满石油的科威特技术人员，这些令人震惊的画面都出自一个原先是经济学家的摄影师之手，它们把我们带入了世界经济发动机机舱的深处。
七、投资
30、《巴菲特致股东的信》（The Essays of Warren Buffett: Lessons for Corporate America）劳伦斯•卡宁汉（Lawrence Cunningham）编，1997 年出版（中译本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巴菲特从未写过书，但他在每年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东的信中谈到了他对投资、管理和公司过火行为的很多看法。卡宁汉对巴菲特写于 1979 年至 1996 年的信进行了筛选，汇编成这本巴菲特精品文集。
31、《随机漫步的傻瓜－机遇在市场及人生中的隐蔽角色》（Fooled by Randomness: The Hidden Role of Change in the Markets and in Life）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著，2001 年出版。身为对冲基金经理的塔勒布对华尔街人士和自称了解市场的学者同样嗤之以鼻。他们预测的模式根本就不存在。塔勒布认为，几乎一切都是机遇使然。
32、《聪明的投资者》（The Intelligent Investor: A Book of Practical Counsel）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著，1949 年出版（中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沃伦•巴菲特将这本经典著作称作价值型投资策略指南。该书最近由《Money》杂志高级编辑杰森•茨威格（Jason Zweig）修订，是“历史上最好的投资书籍”。有了它，你或许什么都不需要了。
33、《钱与球： 在不公平比赛中获胜的艺术》（Moneyball: The Art of Winning an Unfair Game）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著，2003 年出版。本书描写的奥克兰 A 队总经理比利•比恩（Billy Beane）不只是一个点子多多的精明棒球队老板。他还是逆向投资的表率，知道如何采取与众不同的做法取得成果，这当然也是精明投资者赚钱的方法。
八、领导力
34、《永不退缩: 温斯顿 丘吉尔讲演精选》（Never Give in: The Best of Winston Churchill‘s Speeches）丘吉尔之孙 Winston S. Churchill 编，2003 年出版。“永不退却。事无大小，都不能退缩。决不要屈服于武力，屈服于敌人的貌似强大。”
35、《论领导力》（On Leadership）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著，1990 年出版。加德纳认为，领导力是一种通过学习不断提高的技巧，独立于地位和权力之外。他还仔细分析了领导力的多项内容，而没有使用花哨的语言和生硬的比喻。
36、《马丁•路德•金时代的美国（1954-1963）》（Parting the Waters: America in the King Years 1954-63）泰勒•布兰奇（Taylor Branch）著，1988 年出版。这本令人著迷的书讲述了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和其他人开展民权运动的故事，展现了运动过程中的创造性和破坏性领导能力。金和他的同志们没有任何的常规权力手段，但还是找到了运用权力的各种办法。
37、《个人历史》（Personal History）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著，1997 年出版（中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已故的格雷厄姆小的时候很害羞，总是感觉不安全，在他迷人的丈夫开枪自杀之前，她一直都是这样。后来，她有了接管华盛顿邮报公司（Washington Post Co.）的勇气。在她主政期间，这家公司无论在财务业绩方面，还是在新闻报道方面均达到了新的高点。她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捍卫，让她成了英雄人物; 她的晚宴聚会则让她成了传奇人物。
38、《工商巨子》（Titan: The Life of John D. Rockfeller Sr.）荣•切尔诺（Ron Chernow）著，1998 年出版（中译本由海南出版社出版）。如果这 75 本书不幸被烧，而你只能抢救一本的话，可能就是这本书。这部人物传记和他的主人公一样有影响力。
九、谈判和管理
39、《漫长的诉讼》（A Civil Action）乔纳森•哈尔（Jonathan Harr）著，1995 年出版（中译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哈尔讲述了一名律师与排放致癌毒物的企业作斗争的故事，这些毒物被排放在小镇的一个水塘里。故事读起来就像一部惊险小说，展现了一个执著的人与两家巨型公司较量的过程。
40、《有效的管理者》（The Effective Executive）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著，1966 年出版（中译本由求是出版社出版）。在你管理别人之前，你必须学会管理自己。在这本薄薄的书里，德鲁克将告诉你如何去做。
41、《你还记得我吗？》（Remember Every Name Every Time）本杰明•莱维（Benjamin Levy）著，2002 年出版。这本书兑现了自己的承诺。读了它，你就永远不会再出现盯著员工或客户、一脸茫然的情况。
42、《久分必合: 戴姆勒－奔驰与克莱斯勒合并内幕》（Taken for a Ride: How Daimler-Benz Drove off with Chrysler）比尔•弗拉西克（Bill Vlasic）和布雷德利 斯特尔茨（Bradley A. Stertz）著，2000 年出版（中译本由华夏出版社出版）。本书讲述了合并的过程，以及戴姆勒的于尔根•施伦普（J•gen Schrempp）为何总是比克莱斯勒的鲍勃•伊顿（Bob Eaton）出手更快。
43、《好女不过问: 谈判和性别鸿沟》（Women Don‘t Ask: Negotiation and the Gender Divide）林达•巴布考克（Linda Babcock）和萨拉•拉谢佛（Sara Laschever）著，2003 年出版（中译本由台湾晨星出版公司出版）。第一本适当地解释了男性和女性谈判方式的差异，以及女性为何如此经常地忽视要求她们在工作中应得的东西（首先就是平等薪酬）的书籍。美国的每位男性经理人都应当读一读。
十、办公室政治
44、《来自纽约现场: 周六晚间直播节目野史》（Live from New York: An Uncensored History of Saturday Night Live）汤姆•希尔斯（Tom Shales）和詹姆斯•安德鲁•米勒（James Andrew Miller）著，2003 年出版。周六晚间直播节目幕后充斥著性、毒品问题和尖叫比赛，但该节目最不可思议的地方是它竟然得以播出，而且还播了 30 季。把这本口头历史书当作管理那些极具创意和患有边际性人格综合症的人的手册好了。
45、《忠诚的代价》（The Price of Loyalty: George W. Bush,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Education of Paul O‘Neill）罗恩•苏斯金德（Ron Suskind）著，2004 年出版（中译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布什（“一屋子聋子当中的瞎子”）表现得并不怎么样。不过，无论你的政治观点如何，你都会被这本书对布什、卡尔•罗夫（Karl Rove，布什的政治顾问─译注）和副总统切尼如何工作的精彩描写所吸引。
46、《君主论》（The Prince）尼科洛•马基雅弗利（Niccol Machiavelli）著，1513 年出版（中译本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基雅弗利并非天生就精于权术。今天，我们可能会称他为“实用派”。但是，他在丢掉了佛罗伦萨的官职之后写的这本书坦率得令人震惊。他说，权力和理想主义从来就不可能同时存在。
47、《烦恼无穷》（Something Happened）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著，1974 年出版。这本小说是海勒《第 22 条军规》的后续作品，描写了一个人试图实现美国梦的故事。小说中的办公室颇类似于卡夫卡小说中的办公室，要想在工作中获得提拔，心至关重要。
十一、权力
48、《小沃森自传》（Father Son & C My Life at IBM and Beyond）小托马斯•沃森（Thomas Watson Jr.）和彼得•皮特（Peter Petre）著，1990 年出版（中译本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小沃森的视角（合著作者是《财富》高级自由编辑）描写了老沃森如何创办和经营 IBM，以及小沃森本人是如何接手公司的。该书语言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时而机智诙谐，时而牢骚满腹，时而愤愤不平，时而心平气和，讲述了两代人之间的权力交接的过程。 《权力的48条法则》（The 48 Laws of Power），罗伯特•凯斯特（Robert Keister）著，1998 年出版。该捏核心思想─宁愿骗人也不要被人骗─实在过于犬儒主义。作者的很多看法（“我沉默得越久，其他人就越先开口”）非常有用。
49、《大曝光: 好莱坞与华尔街之间的斗争》（Indecent Exposure: A True Story of Hollywood and Wall Street）戴维•麦克林蒂克（David McClintick）著，1982 出版。麦克林蒂克把联邦政府起诉哥伦比亚电影和戴维•伯格尔曼（David Begelman）事件写成了一部关于权力的戏剧。这场权力斗争在东海岸大亨赫伯•艾伦（Herb Allen）和西海岸的制片老板之间进行。本书可以让你了解他们在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之时，公司董事会里发生的种种细节。
50、《影响力: 你为什么会说“是”？》（Influence: The Psychology of Persuasion）罗伯特•恰尔蒂尼（Robert Cialdini）著，1993 年出版（中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怎样才能说服别人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心理学家恰尔蒂尼对各种现象进行了挖掘，其中包括火鸡妈妈、搭车情景、克里希纳派（Hare Krishna，印度教里膜拜毗湿奴神的教派─译注）以及“因为”这个词不可思议的功效。他列出了说服他人 过程中需要遵守的 6 条原则。
51、《权力掮客: 罗伯特•摩西斯和纽约的衰败》（The Power Broker: Robert Moses and the Fall of New York）罗伯特•卡洛（Robert Caro）著，1974 年出版。传奇式的城市建设者摩西斯（已故美国官员，纽约市众多公共设施和建筑的规划者，其中包括林肯中心和联合国总部大楼─译注）不顾市长、州长甚至总统的反对，建造了一部运转了数十年的政治机器。卡洛的经典传记是迄今对美国权力问题所做的最深入研究
十二、项目管理
52、《美国钢铁: 钢铁工人和传统制造业地区的复兴》（American Steel: Hot Metal Men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Rust Belt）理查德•普雷斯顿（Richard Preston）著，1991 年出版。如果纽克钢铁公司（Nucor）员工将溶态金属变成一块完整的带钢，他们将引发钢铁业的一场革命。如果出了问题，他们的新工厂将完蛋。写作了《伊波拉浩劫》（The Hot Zone）一书的作者，将故事讲得引人入胜。
53、《价值连城的分子: 制药艰辛录》（The Billion-Dollar Molecule: One Company‘s Quest for the Perfect Drug）巴里•沃斯（Barry Werth）著，1994 年出版。没有哪位作者像沃斯那样，深入生物科技公司了解一家公司的内部。沃斯讲述了 Vertex 公司药物开发中的种种艰辛、新创公司所经历的各种曲折，以及伟大科学与好生意之间的冲突。
54、《卡迪拉克沙漠》（Cadillac Desert: The American West and Its Disappearing Water）马克•莱斯纳（Marc Reisner）著，1990 年出版。美国西部不是靠著手捧黄金的枪手和妓女赢得的，而是靠著那些给了它水的人赢来的。关於政治、商业、野心以及七宗罪是如何合力改变美国面貌的问题的讨论，这本书是迄今最好的一部。《原子弹诞生记》（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理查德•罗兹（Richard Rhodes）著，1986 年出版。这本厚书不仅讲述了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和曼哈顿计划，而且还仔细地再现了历史上最重要和最可怕的科学项目之一的整个过程。
十三、战略
55、《孙子兵法》（The Art of War）作者: 孙子（约公元前 500 年）。这本书可能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兵书，里面有“兵者，诡道也”和“久暴师则国用不足”等名言警句。对希望了解战略的人来说，这是一部久经检验的佳作。
56、《黑鹰坠落: 现代战争记》（Black Hawk Down: A Story of Modern War）马克•博登（Mark Bowden）著，1999 年出版。没有人（就连五角大楼和鬼神，当然还包括那些从直升机上空降、进入摩加迪沙市中心的士兵）会想到他们将面临怎样一番困境。博登讲述的美国进入索马里的这段耻辱历史，雄辩地说明了制定作战计划的大忌。
57、《信息规则: 网络经济的策略指导》（Information Rules: A Strategic Guide to the Network Economy）卡尔•沙皮罗（Carl Shapiro）、哈尔•瓦里安（Hal Varian）著，1997 年出版（中译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有人说网络时代的多数作品就如同中世纪害人不治病的丹药，还拿这本书做例子。这么说是不对的，经济学原理并未发生变化。沙皮罗和瓦里安阐述了这些原理是怎样适用于信息世界的。
58、《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安迪•格鲁夫（Andrew S. Grove）著，1996 年出版（中译本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可以作为企业经理的特种部队培训手册。格鲁夫是英特尔（Intel）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该公司现任董事长。他向读者诚实地说明了怎样才能在最可怕的商业环境─竞争、科技或进入规则都突然间发生了变化的环境─下取得成功。
59、《引爆流行》（The Tipping Point: How Little Things Can Make a BigDifference）马尔科姆•格莱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著，2000 年出版（中译本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畅销小说、犯罪浪潮和打哈欠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呢？它们都是思想和群体行为从时髦“走向”大流行的例子。格莱德威尔的这本书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那就是兼容并蓄的自由思想者把上述现象为己所用。
十四、技术和创新
60、《最后的孤独发明家》（The Last Lone Inventor: A Tale of Genius, Deceit, and the Birth of Television）埃文•I•施瓦茨（Evan I. Schwartz）著，2002 年出版。这个警示性的故事讲述了杰出思想家[费洛 范思沃斯（Philo T. Farnsworth，美国发明家，电气工程师，早在 1927 年就发明了电视机显示管─译注）]与一意孤行的大企业（这里指 RCA 公司，范思沃斯指控该公司侵犯了他的真空管专利权，并最终胜诉─译注）作斗争的故事。你可以猜猜谁赢了。
61、《美国大众营销史话》（New and Improved: The Story of Mass Marketing in America）理查德•泰德洛（Richard Tedlow）著，1990 年出版。谁发明了购物车？Coke-Ola、Co Kola 和 Koke 怎么样了？美洲大陆的消费者最初是何时出现的？泰德洛是一位杰出的商业史专家，他回答了你希望自己会问的各种问题。
62、《他们造就了美国》（They Made America: Two Centuries of Innovation from the Steam Engine to the Search Engine）哈罗德•埃文斯（Harold Evans）著，2004 年出版。埃文斯向我们讲述了从蒸汽机到搜索引擎的历史，介绍了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 53 位革新者。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不羡名利，而是渴望实现社会的民主化─让更多人能够用上原先只有少数人才能享有的东西。
63、《富甲美国》（Sam Walton: Made in America）萨姆•沃尔顿（Sam Walton）与约翰•休伊（John Huey）合著，1992 年出版（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大多数伟大的主意其实并不那么复杂，沃尔玛（Wal-Mart）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沃尔顿的想法就是: 在那些其它零售商认为太小而无法赚钱的小城镇里开设平价商店。他的这些话（时代公司的编辑总监是合著者）至今仍然闪耀著朴素的智慧。
64、《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The Victorian Internet: The Remarkable Story of the Telegraph and the 19th Century‘s On-line Pioneers）汤姆•斯丹迪奇（Tom Standage）著，1998 年出版。那是一种可以让人人取得联系的新技术！它会使投资者致富！简直就像是互联网热潮─不过，主角是萨缪尔•摩尔斯（Samuel Morse，电报发射器和接收器的发明人─译注）。
十五、华尔街
65、《与天为敌: 风险探索传奇》（Against the Gods: The Remarkable Story of Risk）彼得•L•伯恩斯坦（Peter L. Bernstein）著，1996 年出版（中译本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生活总是有很多的偶然性，但把这个真理表述成数学模型则是最近的事情了。这样做的结果令人震惊: 概率理论在从桥梁建设到金融衍生产品和对冲基金交易等各个方面都起作用。
66、《华尔街之子摩根》（Morgan: American Financier）让•斯特鲁兹（Jean Strouse）著，1999 年出版（中译本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圆鼻子的摩根与其说是一个金融大盗，不如说是为金融大盗提供工具的人。 为 J.P. 摩根立传的作者看到了他的不足，但同时认为，现代美国经济的发展有很多要归功于摩根。正是在摩根的带领下，华尔街才拥有了如此之大的影响力。
67、《股票作手回忆录》（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李费佛（Edwin Lefre）著，1923 年出版（中译本由海南出版社出版）。这本传记的主人公名叫杰西•利佛莫尔（Jesse Livermore），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利佛莫尔可能是最早的日间交易员。该书饶有趣味地讲述了一个内幕人士对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不受管制的自由市场的看法。
68、《营救华尔街》（When Genius Failed: The Rise and Fall of 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罗杰•罗文斯坦（Roger Lowenstein）著，2000 年出版（中译本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罗文斯坦的书让我们获得了对神秘的对冲基金世界的难得一瞥。这本书讲述的是贪婪和权力变质的故事，这也使该书成了一部现代经典著作。
69、《客户的游艇在哪里》（Where are the Customers‘ Yachts?）小弗雷德•施韦特（Fred Schwed Jr.）著，1940 年出版（中译本由海南出版社出版）。在这本非常有趣的书里，一位原股票交易员透露说，股市中大多数专业人士都是贪婪、自私自利的家伙，而大部分客户都是贪婪的傻瓜。 （对了，这一点从 1940 年以来就没有太大的改变。）
十六、工作与生活
70、《美国生存体验实录》（Nickel and Dimed: On (Not) Getting by in America）巴巴拉•厄莱雷奇（Barbara Ehrenreich）著，2001 年出版。职业是记者的厄莱雷奇干了几个月的招待员、酒店服务员、沃尔玛的工作人员，竭力用挣到的钱来养活自己。她既可笑又令人痛楚的叙述，说明了美国的贫穷劳动者要出人头地是何等之难。
71、《成功人士战胜疲劳的秘密》（Reclaiming the Fire: How Successful People Overcome Burnout）史蒂文•贝格拉斯（Steven Berglass）著，2001 年出版（中译本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你迟早会感到疲劳。到那时候，你可以前往夏威夷，也可以努力了解疲劳的根源。本书的作者是一位为企业家和管理人员提供咨询的心理医师。所以，战胜疲劳就从本书开始吧。
72、《时间困扰: 工作家庭一锅粥》（The Time Bind: When Work Becomes Home and Home Becomes Work）阿利•罗素•霍奇柴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著，1997 年出版。我们的时间太少了。我们希望平衡。身为社会学家的作者采访了《财富》500 强公司中的每个人，从高管到工厂工人，得出了令人惊讶的结论。我们没有使用“灵活时间”和给男方的产假，甚至所有的休假都没有用。问题出在我们自己吗？
73、《美国人谈美国》（Working: People Talk About What They Do All Day and How They Feel About What They Do）斯塔兹•特克尔（Studs Terkel）著，1974 年出版（中译本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作者在书中记载了对美国劳动者的几十篇采访，这些人当中有牙医、掘墓人和家庭主妇等。你可以了解到他们生活的艰辛，以及在面对艰难时从容不迫的态度。如果你读完这些没有被打动，你一定是个硬心肠的人。特克尔爱怀疑别人的卓越才华和同情心，这些在他的作品里却得到了体现。
十七、十八世纪北京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之探因
发布时间：2003-2-21 文章来源：新青年 文章作者：余三乐
中国人"华夷大防"的观念本不自明代始，但到了明代则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直到16世纪末，即朱明建国200多年间，没有一个外国人获得在京居住权，更没有哪一个外国人能入朝为官，像唐朝的晁衡、元代的马可·波罗。这固然是由于明朝始建于一次反对蒙古族统治的民族战争，加之出身于贫苦农民之家的朱元璋是典型的农业文明的代表，同时也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失去了"无分夷夏"、广纳百川的博大胸襟，而将国门日益一日地禁闭了起来，特别是发生了自东南沿海直到邻国朝鲜与海上敌国日本旷日持久的战事以后。中国长达数百年的"闭关自守"就是肇始于明代。
然而，就在刚交17世纪的时候，数以百计的西方人来到这里，生活在这里，甚至死在这里，安葬在这里；大量的西方图书运到这里，藏在这里，其中一部分在这里翻译出版；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在这里传播，或通过这里向其他地区扩散；一幕又一幕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的生动活剧，一直延续了两个世纪，这个封闭帝国的封闭的都城居然成为中国版图上(除澳门以外)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这一特定的社会现象在1773年罗马教皇解散耶稣会后明显减弱，到1793年马嘎尔尼勋爵访华失败，标志着这个时代的终结。①
这是一个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又影响于世界的独特的社会现象。
一
使中国紧闭的国门稍稍有所松动的，是来自西方的耶稣会士；使北京在之后的两个世纪中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一个重要的动力，也是这些以利玛窦为代表采取"适应政策"和科学传教方式的耶稣会士。
1574年新任的耶稣会印度视察员范礼安在澳门住了9个月，仔细观察了葡萄牙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在澳门"那些改变信仰的中国人必须改用一个完完全全的葡萄牙名字(不仅仅是受洗的名字)，甚至必须穿着葡萄牙人的衣裳"。范礼安认为"这种倾向是被中国的文化所拒绝的"。他通过观察和交谈还了解到，"中国人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平时不携带武器；他们的上层贵族居住在有城墙围绕的城镇中，穿着长长的衣袍，吃着丰富的饭食，对僧侣(即佛教的和尚)不怎么尊重；重视文学的研究，非常看重学习。"他觉察到"这些中国人与外界没有什么朋友关系，也不与外国人交际。"对负责东方传教事务的范礼安来说，"在明王朝的统治下那禁闭的大门如何向天主教的传教士们打开，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葡萄牙人对在澳门的皈依天主教的中国人所实行的一套办法则应该被抛弃"。范礼安确信，"至少要有一位耶稣会士应该学会用中国语言交谈、阅读和写作，然后才能较深入地了解中国人的社会和中国文明"。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罗明坚首先被派到澳门。他改变了以往葡萄牙人的态度，使自己的行为举止遵从中国人的风俗和礼节。学习中文，树立起"尊重中国人的风俗习惯的思想"。他还到中国内地建立定居点，这是耶稣会士"适应政策"的开端和最重要的内容。
通过对中国政治、社会结构的逐步深入的观察和分析，耶稣会士认识到，要想在中国成功地传播福音，非要争取到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批准不可。利玛窦在1588年9月的一封书信中强调说："如派遣神父们出使中国，非得有皇帝的正式许可，或他属官员的同意不可。"他认为，"最大的困难，是如何晋见皇帝?如何进入朝廷?"②并为之作了积极努力的探索。
将西方的科学技术介绍给中国人，是利玛窦传教策略之一。这第一是为了改变中国人传统的认为"外国人是食人生番"观念，而证明西方也是"文明社会"；第二，使传教士们不仅改穿了文人的服装，也显示出学者的素养，因而得以进入处于社会较高阶层的文人学者的社交领域，进而结交官员朋友，争取他们的帮助，达到自己的目的。
1601年他终于进入了帝国的首都，并且将明王朝延续了200年的"不准外国人在京居住"的法律打开一个缺口③，获得在北京的长期居住权，甚至还破例享受到类似于正式官员的朝廷颁发的俸禄。他虽然没有真正地见到皇帝，但间接地与皇帝建立了联系；他虽然没有得到皇帝批准传教的正式文书，但是得到了事实上的默许。他生前获得在北京市内建造教堂的许可，死后又得到了靠近城市的墓地④。
这都显示了皇帝对天主教的容忍。他已经在客观允许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达到了目的。
从1601年进入北京，到1610年去世，这十年是利玛窦事业的黄金时期。这期间，他与徐光启合作，翻译出版了《几何原本》，与李之藻合作翻译了《同文算指》；这期间他陆续出版了《天主实义》、《二十五言》、《畸人十篇》、《辩学遗牍》、《乾坤体义》、《西字奇迹》等以中文撰写的书籍；多次修订和翻印了《世界地图》，直到把它挂在皇宫里；这期间，他将北京的第一座天主教教堂--南堂，办成展示欧洲科技文化的博物馆⑤，他发出了大量的书信(目前保存下来收入《利玛窦书信集》的有19封)，向欧洲介绍中国的情况。同时，作为他的随从与他一起进入北京的西班牙籍耶稣会士庞迪我，教会了宫廷乐师弹奏西洋铁琴。
利玛窦首先用以攻破禁闭国门和森严法律的"武器"，不是无敌舰队，而是"征服"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几何原本》和《万国地图》，是打动了不务正业的万历皇帝的好奇心的自鸣钟。接着，徐光启、邓玉函、汤若望等用以对抗"南京教案"的反教浪潮，继续捍卫天主教在京师存在的不是枪炮，而是帮助朝廷准确预报天象的科学知识，和抵御外敌的造炮技术。这两项"拿手好戏"，进而使耶稣会士们不仅顺利地渡过了改朝换代的动荡，而且创造了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好局面。在康熙亲政后，天主教则开创了在华的"黄金时代"。南怀仁做了皇帝尊敬的老师；钦天监几乎成了传教士们的固有领地；纪理安在紫禁宫里开办了玻璃车间；戴进贤服务于位于圆明园的被称作"蒙养斋"的数学院。康熙皇帝甚至还正式邀请更多的身怀绝技的西方传教士 到中国来，到北京来。法国路易十四国王果然派遣了"国王数学家"白晋、张诚等人来华。在康熙的亲自策划和组织下，经耶稣会士和中国学者的通力合作，两项堪称为中西文化交流结晶的大型工程得以完成，这就是编纂汇集了中外天文数学知识的100卷的《律历精蕴》，和第一部以西方先进方法测绘的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自然，书籍的编纂和地图的汇总，都是在北京完成的。
作为对耶稣会士遵循"利玛窦规矩"，在中国奉公守法，为朝廷、为宫廷勤劳服务的回报，康熙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采取了容忍甚至鼓励的态度。在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皇帝发布了利玛窦梦寐以求，为之奋斗了一生而没有得到的有关传教自由的诏书。他赐北堂给法国传教士；他题写了"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宣仁宣义，肇昭拯济大权衡"的对联和"万有真元"的横批，表示了对天主教的理解和支持。
就这样，利玛窦和遵循利玛窦"适应政策"和科学传教方针的耶稣会士们，成功地将西方文明，西方的科学技术、艺术和宗教带进了北京。在差不多整个康熙时代造就了中西文化交流空前繁荣的局面。
二
造成北京这一时期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主要原因，是以利玛窦为首的传教士采用"适应政策"和科学传教方式的结果，也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和皇室对部分西方技术，对精通西方文化的人才需求。如万历皇帝对自鸣钟的偏爱，天启年间引进"红夷大炮"和崇祯年间的修历、造炮，到顺治、康熙年间的继续修历、继续造炮、测绘地图等等，都是如此。
观天和修历是明清两代王朝利用西方科学知识和传教士的最重要的领域。在这其中，位于宣武门堂东侧的原晚明时代的"时宪局"和东便门一隅的清代的"钦天监"一度是耶稣会士最能施展卓越才华的地方。
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寄居南昌的利玛窦准确地预报了9月22日的日食，而官方则预报有误。他在进入北京的当年，即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又预报了6月5日和12月9日的两次月食；1603年(万历三十一年)5月1日发生的一次日食。实际的发生的天象又与利公测算的吻合。而朝廷中专管天文历法的钦天监，这几次预测的时间都与实际有较大的误差。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件小事，意味天朝代天而言的权威性受到了动摇。
随后发生的多次日、月食的误报，招致了举朝的非议，改历之说由此而起，虽有众议，说非徐光启及西洋传教士不能担此重任，但真正将此重任交给外国人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几经周折后，新上台不久的崇祯皇帝终于决定，由徐光启主持"时宪局"，延揽西士，采用西法，开始修改历法的工作。耶稣会士中邓玉函、罗雅谷，以及后来的汤若望服务其中。
1644年，当北京处于政权频繁交替、兵荒马乱之时。而汤若望却仍坚守在京，保护着尚未镌
刻完毕的《崇祯历书》的木版。为了表明新朝的顺天承运的合法性，入主北京的大清王朝非常需要有人替他们观测天象，颁布历法。摄政王多尔衮不但对汤若望加以保护，而且毅然将汤若望等编纂的新历更名为《时宪历》颁行天下，并在历书上批下了"依西洋新法"五个字。鉴于汤若望在天文历算领域的杰出才华和敬业精神，大清皇帝颁旨，任命汤若望为清王朝的钦天监掌印官，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主管钦天监的洋人官员。此后，南怀仁、闵明我、庞嘉宾、纪理安、戴进贤、刘松龄、鲍友管等耶稣会士先后主持钦天监，翻译了大量西方天文书籍，铸造了若干大型天文仪器，并一再修订了历书。他们不仅供职于国家天
文观象台，还在南、北两堂建有自己的小型的天文观象台，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了西方的科学知识。
其次是造炮。大明王朝到了熹宗的天启年间气数已尽，内忧外患接踵而至。1622年(天启二年)，后金大军直逼山海关，威胁京师。徐光启、杨廷筠等上疏，言澳门葡萄牙之兵能操红夷大炮，勇猛无敌，可以借来御敌。又言耶稣会士皆博学宏深、多才多艺之人，宣来京城，于保国大有好处。天启皇帝遂命传教士进京，接着被称为"红夷"的葡萄牙人制造的大炮乘舟北上。1626年，后金大汗努尔哈赤率13万大军包围了山海关外的孤城--宁远。守卫宁远的明军将领袁崇焕将红夷大炮架上城墙。没想到这种西洋大炮威力无比，把每战必胜的八旗铁骑打得落花流水。连努尔哈赤也被打成重伤，不久便忧郁地死去了。西洋大炮的使用改变了明与后金的力量对比。明军原来在善于骑射，长于野战的后金八旗面前一筹莫展，屡战屡败。自从有了西洋大炮，他们创立了"凭坚城用大炮"的新战术，多次击退后金的进犯，致使努尔哈赤的继任者--皇太极数年不敢再围攻装备有西洋大炮的宁远、山海关等战略重地。
崇祯末年，皇太极的满洲八旗兵与李自成的农民军对明王朝形成了钳形攻势，战争成了朝廷压倒一切的首要大事。这迫使崇祯皇帝朱由检求助于西洋的先进技术。买炮已经是远水不解近渴了，需要自己制造大批量的这种具有较大杀伤力的武器。崇祯皇帝决定由汤若望来主持制造火炮。
1642年(崇祯十五年)，在汤若望的设计和指导下，大小太监们一齐动手，先后铸造成数百斤和1200斤的两种大炮共20尊，经试验，威力很大，皇帝非常高兴，颁旨嘉奖，命再造500门。在这期间，他不但造出了优质的大炮，还与中国学者焦勖合著了《火功挈要》(又称《则克录》)一书。当然大炮并没能挽救了明王朝的灭亡。
1674年(康熙十三年)，平定三藩(起兵反清的三位汉族藩王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的战争打响了。皇帝命南怀仁负责修炮和造炮，南神父以不懂兵器和教士不应参与杀戮之事为由，竭力推辞，康熙帝甚为不悦，神父只好从命。南怀仁领旨后设计了一种轻型火炮，炮弹仅为3斤，炮身总重1000斤。在试射时，此炮射击100发，有99发命中目标，炮弹穿透4寸厚的木板。康熙得报大喜，命依样造20门，送到平藩前线。继而皇帝下令再造一种炮弹为8斤的炮，制成后试射时100发中96发，康熙兴致极高，亲自点炮，其中一发炮弹刚好落在前一发炮弹上，将其击碎。康熙当场把自己身上的貂皮大衣脱下来赏给南怀仁。后来南怀仁又奉旨造了炮弹为10斤的炮，前后共铸造火炮130门，并撰写了关于火炮的制造和使用的《神威图说》一书，有力地支援了平定三藩，统一国家的战争。为此南怀仁进一步得到了康熙皇帝的信任，被授予工部右侍郎之职。
在北京，外国传教士的另一"用武之地"是在外交领域。他们大多能通晓多国语言，熟悉国际交往的常规，因此中国政府在与外国办理交涉时，曾多次聘请他们作翻译，有时甚至请他们担任外交事务的顾问。
1655年(顺治十二年)，荷兰使者再次来华，汤若望应邀担任翻译。7月20日，荷使正式向皇帝进献礼物。"当时内阁大学士坐在略高一点的凳子上，其座位的右边是两位满人，左面坐的是汤若望，充当翻译。内阁大学士首先向荷兰使节致敬，然后汤若望谦和恭敬地向他们致欢迎词。"⑥7月30日，皇帝召汤若望到御前详细询问有关荷兰的情况。8月6日，朝廷将一份与荷兰的商务草约交汤若望征求意见。汤若望出于狭隘的国家和教派利益，迎合了中国传统的闭关自守倾向，阻挠了中荷建立正常商务来往。从中也可见他在外交活动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南怀仁也在中国与俄罗斯等国的外交接触中担任过不可缺少的角色。1676年(康熙十五年)，俄罗斯国沙皇派遣使者来到中国。清政府知道南怀仁通晓多种欧洲语言，又会汉语和满语，就让他参与此次外交活动。
俄使到达北京后，南怀仁就跟随中国官员去宾馆拜会。南怀仁用拉丁文与俄使者互致问候，交谈了一番。俄使高兴地说，感谢皇帝为我派来这样一名优秀的翻译。他不仅能口译有关两国君主的所有事务，而且还能逐字逐句正确地译出他的头衔和国事内容。通过南怀仁的桥梁作用，中俄互相承认了对方的主权国家地位，从而使彼此关系得以顺利地发展。10年后的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南怀仁又为荷兰外交使团担任过一次翻译。
另一位耶稣会士--刘松龄，也曾受命承办过外交事务，1752年-1753年(乾隆十七年-乾隆十八年)，葡萄牙国王遣使来华，朝廷委派刘松龄主持接待。乾隆因其交涉成功特赏给刘松龄三品官的俸禄，外加白银2000两。
为宫廷服务，特别是为皇室服务，是中国皇帝允许西方传教士在华、尤其是在京居住的第四个主要原因。万历皇帝破例让利玛窦居京的动机，就是负责维修他所钟爱的西式钟表。白晋、张诚用奎宁治愈了康熙的疟疾，而得到建造北堂的赏赐。纪理安在他的"玻璃车间"里不仅造出了望远镜所用的镜片，也制造了各种各样豪华的灯罩和其他礼品。雍正皇帝批阅奏折、办理公务离不开洋教士制造的眼镜。郎士宁、王致成作为乾隆皇帝的宫廷画师，在内务府"养心殿造办处"领取俸禄。郎士宁、蒋友仁直接参与了圆明园内欧式建筑和园林的设计工作。还有其他不少的传教士成为宫廷的工匠、乐师和医生。
综上所述，由于国家在修历、造炮、外交和皇室消费方面的需要，作为中华帝国政治、文化中心和最高统治者--皇帝居住地的北京，成为西方传教士施展其各方面才华的最佳场所。
这也就成为他们能够在一个"闭关自守"封闭帝国的封闭都城中长期存在，并使之在一个时期内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理由。
三
使耶稣会士成功地进入北京，并与之合作，将西方文化带入北京的，是一批思想开明、勇于进取的中国文人和官员。
明中叶以后，在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在江浙一带，商品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这里成长起来一批与以往不同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着炽烈的爱国精神，面对境外强敌的觊觎，胸怀富国强兵的伟大抱负；面对日益腐败的朝政、荒淫无度的皇帝，他们意欲破除祖宗成法，不拘一格进行社会改革；他们唾弃空虚不实的理论，讲究经世致用的实学，诸如天文、地理、数学、农业、军事、造器等等。
当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将崭新的西学介绍进来之时，以徐光启为代表的这批文人和官员，立即敏锐地觉察到它的价值，并给以积极的回应。当有的人看到在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上中国仅处于东方一隅，而大加指责时，他们则睁开眼睛，接受这从未见过的新天地。官居岭南道的王泮第一次刻印了《舆地全图》，广为散发，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出版了《几何原本》，李之藻与之合作翻译了《同文算指》，王徵与邓玉函合作编纂了《远西奇器录最》并为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作序，冯应京为利玛窦的《交友论》撰序，杨廷筠为庞迪我的《七克》作序并将其刻印出版，孙元化与庞迪我合作撰写《日晷图法》，李应试刊印名为《两仪玄览图》的世界地图，毕拱辰为邓玉函的《泰西人身说概》作序，等等。正是由于他们首先认识到西洋科学的先进性，并出钱、出力广为宣传，才使中国人逐渐对此有所了解。这就是认识作用和宣传作用。
王泮最初破例批准利玛窦在肇庆定居；瞿太素曾跟随利玛窦学习数学和几何，是他在利玛窦定居南京的计划失败后提议，南昌很适合他们"来中国的目的，是可以居住的好地方"⑦；而在南昌的医生王继楼将利玛窦引入当地的学者文人的社交界；石星和王忠铭对利玛窦进入南京和北京分别给予了决定性的帮助；当时属于"东林党"的不少官员，都对利玛窦等人鼎力相助，如曹于汴曾使神父们摆脱礼部的软禁，在宣武门附近租房暂住，及礼部尚书冯琦正式批准他们在京居住并命令有关官员及时将钦定的赏赐按时发给他们⑧；以及前述大学士叶向高在批准利玛窦墓地一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这就是帮助作用。
谈到中介作用，是指将具有先进的科学知识的技术并愿意为皇帝和朝廷服务的传教士介绍、引荐给恰恰对其有所需要的皇帝和朝廷。当然，最先将利玛窦介绍给万历皇帝的太监马堂不属此列，他不过以此作为取悦皇帝的手段。而徐光启和李之藻等人，不仅翻译了大量西方科学著作，为传教士们的书籍作序，予以介绍推广，而且在将他们和他们的科学介绍皇帝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最先提出采用西法，延揽西士，修订历书的是徐光启；提出用洋炮御敌，用洋人造炮的也是徐光启。应该说正是由于徐光启等人的中介作用，才奠定了耶稣会士在首都北京存在的基础。在这方面李之藻的作用也不能抹杀，早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他就上奏了《请译西洋历法等疏》，向皇帝举荐传教士参与修历，而利玛窦、庞迪我等人给皇帝的奏折，多经他修改润色。
保护作用是指在"南京教案"波及北京的不利形势下，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多次上书，驳斥诬陷不实之词，保护传教士。
即使是在西方传教士得到皇帝信任的康熙年代，作为文化交流的中国一方的主体的中国文人和官员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像王徵、梅文鼎、梅?成、明安图、何国宗等，正是由于有了他们的通力合作，西方传教士才能在译书、修历、制图及编纂《数理精蕴》和《皇舆全览图》等等方面的文化交流和建设上取得建树，北京也才能保持其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地位。
四
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铎罗作为罗马教皇调停"礼仪之争"的特使来到中国。他不仅坚持天主教教义与中国礼仪水火不相容的立场，而且对康熙化解矛盾的努力持口是心非的态度，使得康熙皇帝不得不转而禁教。他虽然禁止传教士向中国人传教，但并不一概排斥所有的外国传教士，相反，对所有"遵守利玛窦规矩"的耶稣会士和其他修会的传教士，诚心挽留，加以保护，仍聘请他们为宫廷服务，并不干涉他们的宗教生活。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3月，康熙颁发谕令："自今而后，若不遵利玛窦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对尊重中国风俗习惯的耶稣会士，他则说："倘教化王听了多罗的话，说你们不遵教化王的话，得罪天主，必定叫你们回去，那时朕自然有话说。说你们在中国年久，服中国水土，就如中国人一样，必不肯打发回去。"翌年，他又在给苏霖等教士的谕旨中，指出：
"自利玛窦到中国二百余年，并无贪淫邪乱，无非修道，平安无事，未犯中国法度。自西洋航海九万里之遥者，为情愿效力。朕用轸念远人，俯垂矜恤，以示中华帝王不分内外，使尔等各献其长，出入禁廷曲赐优容致意。"⑩
康熙之后的雍正、乾隆两朝，也基本上延续了这一政策，"重其学，不重其教"。一方面，禁止中国百姓信教，驱逐坚持排斥中国儒家礼教 的传教士到澳门；另一方面，继续容纳，甚至欢迎遵"利玛窦规矩"的，同时学有专长的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在宫廷服务。如戴进贤、刘松龄、郎士宁、王致成等，就是在这一期间比较著名的代表。
由于全国范围的禁教，在客观上起到中西文化交流桥梁作用的传教士们，不是集中在北京，就是驱逐到澳门。传教士们惨淡经营了近百年的各处教堂，包括利玛窦创建的肇庆、韶州、南昌、南京等地的教堂，都被没收和改为它用。而只有在北京的东、南、西、北各教堂，仍为在京任职的传教士的宗教场所，其作为展示西方科技文化博物馆的作用不减B11。栅栏公墓不但得到保护，而且继续收葬在京逝世的外国传教士。不仅如此，1732年(雍正十年)，来自法国的耶稣会士还得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墓地--正福寺墓地。可见在这大约一百年期间，清帝国的首都--北京，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除了澳门之外)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突显。
五
北京之所以在17-18世纪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从宏观上说，取决于中国社会的状况，取决于那个时代的国际环境，以及中国与西方国家实力的对比。
从明末清初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来看。一方面，封建中央集权制强化到了极点，皇帝位于权力的金字塔的顶端，有着一切生杀予夺的特权。朕即国家，诏令即法。嘉靖皇帝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尊封仅仅是诸侯王而并非皇帝的亲生父亲为献宗并入祀太庙；万历皇帝为了取悦心爱的郑贵妃，敢于违背传统的"长子继承"的法规，面对群臣的反对，将册封太子的大事拖延了十二年之久。这说明，只有皇帝才有改变传统的特权。另一方面，一千多年来，国家对意识形态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而历代反政府的起义暴动又常常是以一种异端宗教的形式所组织，所发动。因此，政府的各级官员对任何新的宗教，都抱着极高的警惕性，或者说是强烈的敌意。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来自遥远的欧洲的、以聚众作礼拜为主要宗教仪式的天主教，如果没有皇帝的特许，要想发展起来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利玛窦要百折不回地进入北京，取得皇帝批准的原始动力；也是他的"适应政策"为什么能获得成功的原因所在。
从国际环境上看。17-18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兴起，作为早期殖民主义代表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分别从东和从西开拓殖民地，随后荷兰也迅速发展成为海上强国而到远东拓展殖民地。但是无论是葡萄牙、西班牙还是后起的荷兰，在当时都没有能力以武力征服中国。中国虽然在社会进步、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等方面渐渐地落后于西方，但国家的总体实力还是强大的，因此能在对葡萄牙、荷兰、俄罗斯的多次武力侵扰中取胜。
同时，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中国民族的文化像长江、黄河那样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可以吸纳和包容外来的其他民族的文化，能令来自其他文明的开明人士倾心折服，而绝不可能被拦腰斩断，被外来文化所完全征服。
这就是天主教传入中国时不得不采取与其征服美洲时截然不同的方式，即"适应方式"的主、客观原因。诚然，利玛窦不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但是他的"适应政策"并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发明，正如上述所表明的，起码包含了沙勿略、范礼安、罗明坚、庞迪我等人的意见和智慧，而且得到了当时来华的绝大多数耶稣会士、甚至包括一些别的修会传教士的赞同，并在一段时间得到罗马教皇的认可。这就不是仅仅用个人品质所能解释的了。如本文第二节谈到的，与利玛窦同时代来到东方的传教士中，就有不少"欧洲人主义者"主张在中国用武力推行天主教，但是他们当时恰恰没有能够打败中国的武力，只能在中国的大门之外徒然叫嚣，而一事无成。加拿大学者李晟文分析道："与其他欧洲传教士及在北美的耶稣会士相比，在中国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表现得较为尊重与友好，但应该看到他们之所以持这种态度是形势所迫，而非出于他们的自愿。来到中国与来到北美的法国耶稣会士不仅同属一个修会、一种国籍，而且他们中间不少人还来自同一耶稣会学校，有的甚至还先后在北美中国两地传教。如果讲在北美的耶稣会士蔑视当地文化、以欧洲人的是非标准来衡量当地人的文化传统的话，那么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也会存在着同样的观念与意识。所不同的是两地文化背景的不同导致在北美的耶稣会士充分地表现出他们的这种意识与偏见，而不允许在中国的耶稣会士将之充分地表现出来。"应该补充一点，即不仅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更主要的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差异。当然也不能排除一些传教士，受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长期熏染后，使自己原有的"欧洲中心"的世界观得到部分的、甚至全部的改造。
这一国际环境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西实力对比的逆转，而逐渐发生着改变。由于欧洲实力的迅速增强，作为欧洲意识形态的天主教也日益强大起来，其对待中国的态度，也日益强硬起来。曾经得到教皇首肯的耶稣会的"适应政策"被后继的教皇所废止B14，直至奉行这一政策的耶稣会于1773年惨遭被强行解散之命运。与此同时，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英国迅速取代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而成为世界的霸主。当1793年英国的使者--马嘎尔尼勋爵来到中国的时候，历来外国人觐见皇帝时从未发生过异议的事情，即行中国传统的三拜九叩之礼，竟成了双方争执的焦点。这表明：强大了的西方人再也不愿意向东方的君主履行东方的礼节了。这同时表明，作为耶稣会"适应政策"的基础已经不存在了。自此以后，虽然不能说在宫廷服务的传教士就一个也没有了B15，但是，以遵循"利玛窦规矩"的耶酥会士为主要中介的"西学东渐"差不多就此偃旗息鼓了，而作为中华帝国首都的北京，再也不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了。自此以后，西方文明的输入主要采取的是与利玛窦和耶稣会士迥然不同的另外的方式，即西方商品(包括罪恶的鸦片)的输入和强加给中国的战争。
①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学博士David E.Mungello在《The First Great Cultural Enconter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1582-1793)》一书中将"中国与欧洲的首次重要的文化接触"的时间界定在1582-1793年。见澳门文化署编辑出版的《The Jesuits 1594-1994,Macao and China,East meets West》第111页。②《利玛窦书信集》台北光启书社1986年版，第89页。
③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二月，礼部题："《会典》止有西洋国及西洋琐里国，而无大西洋，其真伪不可知"，"不宜令入宫禁"，"勿令潜住两京"。见《明神宗实录》卷356。
④《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17页写道："在举行丧事弥撒那天，有大批教徒参加，其中有一个知名文士非常熟悉朝廷办事的手续，他回家之后忽然想到皇上或许可以赐给一块土地作为利玛窦神父的坟地。他认为这就等于认可教会和基督教在中国的合法存在了。"
⑤明末崇祯年间，刘侗、于弈正在《帝京景物略》中称利玛窦"其国俗工奇器"，并对南堂里的西洋器具作了如下描写："简平仪，仪有天盘，有地盘，有极线有赤道线，有黄道圈，本名范天图，为测验根本。龙尾车，下水可用以上，取意龙尾，象水之尾尾上升也。其物有六：曰轴、曰墙、曰围、曰枢、曰轮、曰架。潦以出水，旱以入，力资风水，功与人牛等。沙漏，鹅卵状，实沙其中，颠倒漏之，沙尽则时尽，沙之铢两准于时也，以候时。远镜，状如尺许竹笋，抽而出，出五尺许，节节玻璃，眼光过此，则视小大，视近远。候钟，应时自击有节。天琴，铁丝弦，随所按，音调如谱。"⑥魏特《汤若望传》，第356-357页。
⑦《利玛窦书信集》第154页。
⑧见张铠著《庞迪我与中国》第71-72页。
⑨⑩陈垣辑录《康熙与罗马教皇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
B11清乾隆年间，著名的历史学家、军机章京赵翼，参观了教堂里的西洋画、千里镜，用管风琴演奏了西洋音乐，赵翼事后撰写了题目为《西洋千里镜机乐器》的短文和题为《同北墅、漱田观西洋乐器》的长诗，对在南堂所见所闻作了详细的介绍。B12笔者在拙作《群星陨落之地》中曾写道："利玛窦虽然生于早期殖民主义时代，
但他并没有沾染上"白人至上"主义的恶习。他在中国的作法，也不完全是在力量对比不利时，违心采取的策略。在他尚未踏上中国土地之前，还在印度果阿的时候，就对那里的教会不允许当地的修士接受高等教育而强烈不满。他曾说："规定这种章程人所持的理由都不是实在的理由。"其根源所在就是"这边的本地人，无论怎样有学问，在白种人眼里，都没有什么地位。"这正是利玛窦心灵的美好之处。"见《中国文化杂说》第六卷(宗教文化卷)第407页。
B13见李晟文《明清时期法国耶稣会士在中国与北美的传教活动之比较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黄时鉴主编的《东西交流论谭》，第209-210页。B14关于所谓的"礼仪之争"，包括GOD的中文译法和中国教徒是否允许参加祭祖、祭孔的活动等，自利玛窦死后不久就开始，大多数耶稣会士坚持利玛窦的"适应政策"。1654年卫匡国专赴罗马，向教廷作解释。1656年，教皇亚利山大七世批准如下声明，即"如敬孔和敬祖的礼仪，真是像卫匡国所说，属于社会礼仪，圣座准许中国信友可以举行"。然而，教皇格肋孟第十一世于1704年颁布《自登基之日》诏谕，宣布禁止中国教徒参与敬孔、敬祖活动，否则将被逐出教门。见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94页、第101页。B15葡萄牙籍味增爵会修士福多明我于1801年(嘉庆六年)进京，同年12月19日被授予钦天监右堂，1806年(嘉庆十年)1月升任左堂，1808年(嘉庆十三年)又升正堂，并兼理算学馆。见《历史遗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118页。
(作者为北京市委党校副研究员)
（原载：北京文博2000第四期）
时间：2007-05-29
[美]孟德卫(David E.Mungello)著 江文君/姚霏 等译 新星出版社2007年2月版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学博士David E.Mungello在《The First Great Cultural Enconter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1582-1793)》一书中将"中国与欧洲的首次重要的文化接触"的时间界定在1582-1793年。见澳门文化署编辑出版的《The Jesuits 1594-1994,Macao and China,East meets West》第111页。http://www.xslx.com/htm/shgc/sxzh/2003-2-21-13103.htm
据D. E. Mungello的考察，这些交流主要在宗教、技术等领域，但Benjamin Elman则指出，西方科学技术也通过耶稣会士的翻译为中国人慢慢知晓，因此有助于引起思想界和方法论的变革。[
中国与西方文明的交流，前后共有四次浪潮：唐代的景教、元朝的教廷东使、明清之际随地理大发现而来的西方势力、以及鸦片战争后的全面冲击。其中前两次影响都极有限，谈不上碰撞，最后一次则人所共知——事实上，正是由于中国在近现代遭遇到西方文明的颠覆性影响，才迫使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头审视三四百年前的那次相遇：到底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彼此错失了这次对流的机会？
孟德卫此书以一种简洁的整齐的对称性结构回顾了这段历史，四章的主题分别是：中国对西方文明的接纳/排拒、西方对中国文明的接纳/排拒。这就清晰地从宏观上构造出了这类文明碰撞中必然出现的互动关系，便于此书所面向的普通读者理解，也迥异于中外交流史书写上的一种陈旧模式：即强调“友好交流”，却对相斥的深层悲剧性原因避而不谈。
交流所带来的压力
今天已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但仅仅在五百年前，地球表面的各主要人类文明，基本还处于相互隔绝的孤立状态。在地理大发现的浪潮中，西方文明成为第一个进行世界性探险活动的文明，表现出活跃的进取精神——多少有点讽刺意味的是：刺激这一探险活动的根本动力，竟是为了寻找到一条直接通向中国的道路。
在抵达中国海岸之前，有关中华帝国辽阔富庶的印象已经深入到不少欧洲人的心目之中，而中国人对此却长期一无所知。博学如顾炎武，竟也认为佛郎机国（西班牙及葡萄牙）“在爪哇南”；清朝修纂的《明史》则认为该国在马六甲附近，还以为这些碧眼黄毛的番鬼不过是前来恳请贸易的南洋土著呢。这种认识上的根本性差别决定了此后双方的态度：西方对中国深感兴趣，谋求在宗教、贸易、文化、军事上扩张自己的影响力；而这种过于积极的姿态却最终令中国统治者反感。按照社会学的理论，个人的经验越有限，他的相互作用方式就越死板；当强迫他改变时，他就越难以适应——这听起来就像是当时中国的写照。
从书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中国和西方对彼此都曾产生兴趣，并一定程度上接纳对方，但这种接纳也大异其趣。明清时期的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将自鸣钟等视为西方科技的代表，而是装饰品和可展现身份的域外珍奇；西洋画的透视画法或天主教义都被在传统的框架内予以重新解释，往好里说也仅仅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因此也决非不可放弃。而在西方，对中国的接纳却导致了一种对自身文明的反省，孔子在欧洲得到的欢迎远甚于耶稣基督在中国得到的欢迎，简直成了法国启蒙哲学家们“自己的圣人”。
交流必然包含对抗，或者用Barbara Tuchman的话说，“他们绝妙地将之称为国家间的交流，当然，我们都知道，事实恰恰相反，所谓的交流其实就是对抗。”在世界史上，两种文明相遇时，绝无可能不产生碰撞，它们的异质程度越高，文明程度越相等，碰撞就越是剧烈。中西文明的对撞，在上述两点上可能都是创下纪录的，也因此造成特别强烈的拒斥反应。此前中国所遇到的唯一相似案例，就是南北朝时佛教传入中国——国人经过数百年的接纳、排斥、融合的过程，才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而佛教的传入还不像后来的基督教文明：它并没有伴随着武力。
中国自古是农业文明，体现出一种囤积取向的性格，犹如一个谨守自己篱笆墙内田园的农夫，对贸易的兴趣仅限于必要的交换；而西方自古希腊起就扎根于一种城邦-贸易的机制。贸易的精神就是交流的精神，因为它与人的关系必须在交流之中才得以确认；对中国来说，这种开放体系却是一种威胁，而传统上，一旦感受到威胁，中国的政治姿态就是“坚壁清野”：舍弃不必要的物品，关门坚守自己的城堡。贸易和战争是人类社会的两种交流媒介，而古代中国却常常是既不要贸易，也不要战争。
孟德卫在书中列举了至少五条当时中国反对基督教文化的原因，这些原因加起来，大概就是白鲁恂所说的：“交流的压力导致传统社会的崩溃。”欧洲文明向外传播的过程中，在非洲、大洋洲等各地的土著传统社会中引起极多类似事例，原因之一是西方的海岸贸易促进了声望物品的分散，从而导致传统等级制度的解体；而西方文明本身就构成对传统社会的巨大压力：因为后者不再是必然的、唯一可能的生活方式了。
反观自身：自我意识的形成
1930年5月，生活在新几内亚高地的土著第一次遇到白人，该案例后来成为人类学上著名的“第一次接触”：他们并未将白人当作普通的旅行者，相反惊恐万分，以为这些白皮肤的人是返回人间的鬼魂。据早期的西方游记：中国人初次遇见白人时也有类似反映，有时全村两百多人都被吓跑了（见《东印度航海记》），其感受只有我们遇到外星人时才可以相比拟。
大洋洲及印度洋岛屿上的族群普遍使用“精灵”、“鬼魂”这样的词语来称呼白人——这想来中国人也不陌生，因为我们同样称欧洲人为“洋鬼子”或“番鬼”。这种称呼表明其使用者原先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以致无法承认遇见的白人跟自己一样是人类。然而在震惊过后，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交流的压力：因为既然自己所处的社会并非唯一，那么自己的风俗也就不再是必然之事。
对异族风俗的了解造成了自我意识。谢和耐曾说，“每个人都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来定义自我。”缺乏这种比较，则犹如“未经省察的人生”，因为生活在其中者从来只知其然，而不知另有可能。这种互动关系的深化必然导向这样一个后果：开始质疑生活中一向习以为常的习惯和准则。
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中西方在最初时的不同反应：传教士成功地在欧洲树立起一个强大、理性的中国形象，但在中国这边的同样努力，他们却失败了。当时法国对中国文化深为迷恋，而作为当时欧洲的潮流中心，法国又将这阵中国风传播到德、英等国。其结果是18世纪欧洲的顶级哲学家如伏尔泰等，都卷入了其中。歌颂中国者从儒家体制中看到柏拉图《理想国》中哲人王的形象，赞叹不借助宗教而只用理性来管理国家，借以抨击现行的教会；而厌恶中国者则通过抨击中国的专制政府来反思和界定基督教文明。他者就是我们自身的边界。
对欧洲当时长期激烈的关于中国的争论，国人基本一无所知。明清之际西方文明的传入虽然触及到这个庞大帝国的肌体，但却并未引发对全社会的震撼：在康熙帝下令禁教之前，中国天主教徒在高峰期也不到30万人，还不及帝国人口的1%。卡夫卡说，“与人交往诱使人进行自我观察。”但这必须在深入交往之后才成为可能——中国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才在危难之际开始被迫面对西方文明，全面反思自我。不论如何，这对我们是一个辛酸的教训：假使在三百年国人已能借助这面“西洋镜”来反观自身，那么鸦片战争时我们或许不至于惨败至此。
作为符号的他者
孟德卫指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16-17世纪，欧洲人普遍认为中国人是白种人；而当时少数并不尊重中国的欧洲人则认为中国人的肤色不那么白，根本就是黄色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终于慢慢“变成了”黄种人。他给这一段取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标题：“中国人是如何由白变黄的”。
过去五百年中，中西双方对彼此的印象都出现过剧烈的摇摆。期间中国在西方的形象长期以来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一种是极端丑化，另一种则高度理想化。这种摇摆不仅限于本书所探讨的1500-1800这三百年，事实上直到现代仍是如此：一时是可怕的红色巨龙，一时又是“空气清新得犹如另外一个星球”的新社会。中国对西方的印象同样如此，充满了矛盾交织的心态：从神秘贪婪的红毛鬼，到先进的师法对象；既是可怕的帝国主义敌人，又是国家富强的榜样和标杆。
虽说人都具备理性，但人际交往之中，相互的曲解、误会、夸张、想象只怕才是常态。传闻、揣测和一些简化的意见，通常就是人们认识彼此的根据。形象服从的不是写实定律，而是想象的有效性和合乎逻辑性。上述中西方相互的两极化看法，与诸多社会上的刻板印象何其相似：比如男性对女性的看法就常具有两种相斥的极端偏见：即视女性为“圣女”或“荡妇”，两者分别以母亲和妓女的形象为原型；城市与农村之间也都相互有两种极端镜像：农民视城市为文明或堕落，城市人则视农村为愚昧黑暗或淳朴。
在中西相遇中，我们也到处可看到这种空洞能指，即一种没有内容的符号性虚构。双方对彼此的印象往往只是一种名义，它无关真假：一个过于“本真”的对方形象，反而会缺乏效用和符号性，无法承担重任。伏尔泰、莱布尼茨等人心目中高度理想化的中国形象，显然并非真实的中国，但正因此，它才具备一种符号性的权威，借以号召启蒙和反对教会；孟德斯鸠和狄德罗笔下的中国，也无疑过于丑化，但他们也无须核实真实的中国形象。一个真实的中国形象，将使他们双方都承受不起。
好笑吗？同样的事，在伏尔泰时代一百多年后，以更剧烈的程度在中国也出现了，并且看起来至今也没有平息。
载2007年5月27日《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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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商榷：
P24：耶稣会中国传教团的创始人是弗朗西斯·泽维尔，按Xavier通译“沙勿略”
P30：“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感情上，妾都是家族的一员”。作者此说欠妥，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指出，妾在家长家中实非家属中的一员，她与家长的亲属根本不发生亲属关系，其地位近于奴仆。《两头蛇》中引徐光启言：“十诫无难守，独不娶妾一款为难。”其原因并非出于赶走家族成员而为难，而是因为继嗣等问题。
P37：山东白莲教改名“天主教”（lord of Heaven Teaching）：疑当是“天理教”
P40：福建省江乐的丘晟：按此处地名当作“将乐”
P71：“一些游方僧人和无家可归者在平民中散播谣言，声称巫师们拥有一种力量，可以利用剪下来的发辫实施诅咒巫术”：作者这一段全从孔飞力《叫魂》而来，孔著中“游方僧人及无家可归者”即是被指控为巫师者，疑此处译者理解有误
P88：“传说，香妃就是回族人。”按书后译名对照表：Kashgarites回部。当时新疆回部实系所谓“缠回”，即维吾尔族，说“回族”易有误会。
P123：Frederick William, t. 1640-1688年。按此处t.意为“在位时期”
柚园
读《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 ——兼论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
《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一书是中西交流史领域的权威专家孟德卫的近作，初版于1999年。一经出版就以其通畅清晰的表达，生动形象的叙事，吸引了很多非专业人士的关注和阅读。我所阅读的是本书在2005年的再版，较之初版，孟德卫在对学术观点进行了略微的改动，更加明显的改动是，他进一步加强了本书的可读性，“加入了一些叙述性的内容”，甚至连脚注都省略了。这种改进是本书的观点更加清晰易懂，语言更加通晓流畅，读来给人以在小说中观察历史之感。
在本书的开篇，孟德卫对中西方交流的历史进行了一个概览。他提出1500——1800和1800——2000两个历史模式。“在1500—1800年代，中国是一个真正强大的世界大国”，此300年间，东西方之间的相互影响时断时续，“尽管双方之间的影响并不平衡，但这种交流始终是双向的。在运用外来文明的某些观念时，双方通常有着大相径庭的态度，但双方吸收和同化外来文化的动态过程是相似的。”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产生较强影响的时期，但是1800——2000年间恰好相反，是欧洲和北美的西方文明对中国施加影响。
孟德卫认为通过这种历史模式，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过去。因为这种模式把客观历史和中西方主观选择的过去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动态的张力”。他采用一种很对称的方式安排本书的章节：中国对西方文明和基督教的接纳；中国对它们的排拒；欧洲对中国文化和儒学的接纳；欧洲对它们的排拒。这种安排很清晰地显示了1500——1800年间中西方文化相遇的动态过程，也解释了孟德卫所谓的“动态的张力”。
在1500——1800的中国，西方传教士可谓是中国人了解西方文明的唯一途径。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对西方和基督教的接纳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主导了16－19世纪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从第一个在中国取得伟大成就的传教士利马窦开始，耶稣会士就一直采用“本土适应”的策略，即通过把中国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明进行调和来宣传基督教和西方文明。因为“如果基督教想要在中国扎根，它就必须与中国文化‘同质化’。这就意味着基督教将不再被视为一种外来宗教，而是一种与中国文化想象甚至改造中国文化的力量。”耶稣会士“本土适应”的关键是与中国文人密切合作，首先使他们接收基督教，再利用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力，从上到下地传播基督教。那么中国文人又何以会接收基督教呢？孟德卫指出，“耶稣会士到达中国的晚明时期，中国文化正充斥着明显的实验色彩，儒学的正统地位已不可避免地动摇了。”文化的求同倾向十分明显。耶稣会士正是利用了这种“求同”倾向，“不过不是儒释道的结合，而是设法让基督教代替佛家和道教的位置，创造出一种基督教和儒学的结合体。”早期的文人基督徒徐光启程在这一过程中作用巨大，他提出了著名的“补儒易佛”概念。之后，信仰基督教的张星曜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提出和谐、补充、超越的三段论。即先从中国古代典籍里引用大量事例来显示基督教和儒家有共同之处，再阐述基督教在精神修养、道德培养甚至其他方面对儒学大有补充，最后指出基督教的宗教启示超越了儒家哲学。
在晚明时期，耶稣会士的“本土适应”策略大致是成功的，对文人的影响也达到了顶峰。但是随着1644年满族入关，“本土适应”进程变得很艰难。这是因为随着“求同”倾向的衰退，文人开始重新主张“道”，而非是儒家和其它学说的综合。此后，耶稣会士的传教中心从地方文人转移到中央核心人物，对满族统治者的影响在1644——1705年达到巅峰。汤若望和南怀仁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于此同时，西方的绘画技法传入中国，对中国画产生了一些影响。西方音乐和科技也一定程度上传到中国，但是影响甚微。文人们认为西方的透视技法更象是工匠的技艺，而非画家的技法。而且，从17世纪开始，一种反基督教的意识在中国流传开来。孟德卫详细分析了这种反基督教意识的根源：儒家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是文人对基督教的一些神秘理论，如道成肉身，三位一体很排斥；中国人的民族、文化优越感使他们排斥外来的基督教；理性的中国人反对基督教的宗教信仰，尤其使新儒家的理性宇宙观与基督教明显对立；具有秘密结社性质的方济会以及基督教士的外国身份导致了掌握政权的满族统治者对政权颠覆的恐惧；基督教与中国人传统观念的分歧，如风水、女性观等。
孟德卫认为，虽然基督教在16世纪后期以来，不时给人以濒临灭绝的迹象，但是与日本相比，中国的基督教还在伏伏沉沉中持续，呈现出一种长时期图景，即传教士们在16——18世纪播下的种子，经历了几个世纪能收获。
在1500——1800年间，传教士不仅中国人了解西方的唯一途径，也是西方人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因为当时赴欧的中国访客实在太少，只有传教士才能把中国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带回欧洲。为了向欧洲人证明基督教“本土适应”的合理性，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改造性传播。他们“成功地把儒学以一种哲学姿态呈现在欧洲人面前，充分满足了１７、１８世纪欧洲人的文化需求”，表明中国人的智慧和欧洲人等量齐观甚至更加优越。但是在“中国礼仪之争”问题上，耶稣会士遭到了失败。他们认为中国祭祖尊孔的礼仪只是社会和道德功能而非宗教信仰的观点遭到了驳斥，并被罗马教廷否决。（宗教本身的反对）
吳文璋：論儒家與儒教——從儒家是否為宗教談起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rujiao/lrjyrjcrjsfwzjtq.htm
虽然如此，耶稣会士的“中国陈述”还是在欧洲引起了热情回应，“中国”这一概念进入了欧洲大众文化领域，产生了一批早期汉学家。早期汉学家的研究大多出于热情，而非是严谨科学的态度和求知欲。他们的观点之一就是坚信存在“汉语入门”或“汉语捷径”，并坚持研究。与耶稣会士的“本土适应”相似，欧洲人试图在中国历史和欧洲文明中寻找呼应，调和《圣经》和中国历史的矛盾。莱布尼茨这样伟大的哲学家也做过此类努力。除此之外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他们需要提升儒学的某些地方来补充基督教，同时也摒弃他们认为与基督教不相容的部分。大多数传教士把宋明理学称为新儒学，认为它“受到来自印度的佛家影响，被腐蚀”，“推崇和强调早期没有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成分的儒家”。
在文化艺术方面，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的瓷器对欧洲的影响最大，与之相比，中国画在欧洲的影响较小。但是，18世纪流行的“中国热”导致来西方审美品位的根本变化。“古典风格强调的美是几何的这一标准，渐渐让位于一种崇尚不规律性、不对称性、变化性和明快的复杂性的全新审美标准。”中国园林风格的欣赏在这种变化中起到来重要作用。
但是，欧洲人为何又对中国文化进行来排拒？孟德卫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反宗教改革以来，西方人对同性恋行为严厉谴责，但是在中国，同性恋是明清的常态，而且中国人杀死女婴的做法让西方人无法接收。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儒家文化在向西传播过程中被歪曲。孟德卫把研究和初版关于中国图书的欧洲人进行了分类，第一类是传教士，第二类是早期汉学家，第三类是一些中国文化的推广者。前两类大致上是客观地介绍了中国，但是第三类则很大程度上歪曲了中国，他们不是要在中西文化间形成融合，而是为启蒙运动需求来自中国方面的支持。所以，他们的一些所谓传记文学、历史著作大多是胡编乱造，歪曲了中国形象。反对基督教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分为“颂华派”和“贬华派”，与中立型的早期汉学家不同，他们都带有对中国文化的浅薄无知和偏执，无非是从中国找到其理论的证据。这种建构于表象基础上的理解，很容易受思想潮流变化的影响。
伏尔泰为代表的“颂华派”轻易让位于“贬华派”，中国文化开始受到全面贬斥。同时，西方人种学的兴起，也是欧洲人开始把中国人看做文明低下的黄种人。其后，衰落的中国被西方所掠夺，帝国的荣耀早已成过眼云烟，中国文化也被人攻击，蔑视，排拒。
这就是孟德卫为我们展现的1500——1800年代中西交流的图景。他之所以去分析1500——1800年间的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并把这种交流成为“伟大相遇”，是因为在他看来，欧洲文化和中国文化都是世界上伟大的文化，“是因为它们被证实拥有影响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曾经的强大，还有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无知地蔑视。 “回到1500——1800这一时段，我们可以找到西方对中国的尊重和敬意。”从孟德卫为本书确定的宗旨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他的非西方中心主义和非民族主义倾向。作为一名中西交流史的权威专家，孟德卫已经在此领域耕耘了30多年。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一直从中西方原始资料入手，采取非西方中西主义和非民族主义的态度，对中西交流史进行深入研究，而且认为16 至18 世纪的中国人和欧洲人曾为建立文化和其他方面的联系进行过历史性的努力,在今天努力重现这些联系,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孟德卫于1979年创办《中国天主教史研究杂志(1550 - 1800年) 》，在1989 年后改名为《中西文化交流史杂志(中国天主教史研究) 》。这本刊物是中西交流史领域中的权威，它奉行历史主义态度，对各种文化一视同仁。刊物中收入了由中文、英文、德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所写的文章, 其世界性可见一斑。
但是，与孟德卫博士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如今的中西交流史领域中，西方中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场仍然十分明显。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研究立场十分明显。近日见到一篇关于本书的书评，作者认为1500——1800年东西交流根本算不上伟大，因为19世纪之后“西方文明向中国施加影响”的意义，远远大于此前这次“伟大相遇”。
“早期到欧洲的中国人寥寥无几，而后期奔赴海外的中国人数不胜数。从清政府派出的对外考察团到商人、劳工以及留学生等等，中国人头一次主动地要向西方学习，由此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全面现代化。这种相遇虽不能用‘伟大’来形容，但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是深远而且至关重要的。‘西方文明向中国施加影响’并非坏事，不能因为这有可能损害中国的 “辉煌”形象而贬低它的重要意义。”[①]作者显然是用“现代化”理论确定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大小，即19世纪以来的中西交流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对中国的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它的影响远远大于早期的中西交流。这种理论显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体现。
柯文对于现代化理论的种种深刻批判不用多言，中国的史学专家也指出“很多人包括大多数东方学者,都把自己的过去归结为‘传统社会’甚至‘古代’,而把现实的历史运动看作是进入现代,建设现代化,因而倾全力参照西方讨论‘现代性’问题,以为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样,西方中心主义就由西方人的偏见而以“现代性”的面目获得了东方的认同,从而成为实践上的‘世界主义’”[②]值得关注的是，为什么中国的学者会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泥潭呢？最根本的原因是民主主义的倾向，一方面他们希望中国文化能够有话语权，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所以，他们在中西交流史著作中大谈四大发明之类对西方的影响，对汉唐文化充满着怀念；另一方面，近代以来中国所遭受的种种打击又使他们看到中国文化话语权的弱小，西方的影响和中国文化西方化就成了一种判断文化进步与否的标注，在有关近代的中西交流史著作中，看不到交流，只看到中国的学习。
语言问题也是一个技术性的原因。因为中西交流史的研究者必须要掌握多种语言，才能翻阅种种原始资料。即便是通晓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如何理解这些资料也是个问题。孟德卫精通中文、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和西班牙文在攻读博士学位时,他主修中国宋朝至清朝的思想史,兼修1500至1914 年欧洲思想史和中国道教。在中西早期文化交流史领域有其巨大的优势，他曾指出由于研究中西交流需要的语言的种类很多，难度很大，所以“中西交流史是一个误解多于理解，失败多于成功的领域。”[③]中国的专家们真正像孟德卫一样通晓多种语言者甚少，既如此，又如何能够进行深入研究，对中西文化交流有公正、客观的理解呢？
读完此书，对孟德卫所持的对中国文化的尊敬颇为感动，但是后来突然有些觉醒，因为中国文化的伟大本是如此，持这种态度是理所当然，我又何必感激涕零。这恐怕还是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殖民地文化心态”在作怪。深入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当是我辈中国学人的重担。
[①] 黄敏兰，《1500－1800年间的中西相遇"伟大"吗？》，《中华读书报》，2007年5月23日
[②] 陈立柱，《西方中心主义的初步反省》，《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二期
[③] David E. Mungello, Some recent studies on the confluenc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 Journal
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现代史学的走向──一个跨文化全球史观的设想
http://blog.cat898.com/boke.asp?wangthis.showtopic.15826.html 首先，我们将看一下东亚史学。如同上述，东亚的历史研究有著悠久的传统，其成就和西方史学相埒，无法做严格的高下之分。况且，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东亚的史学传统也经历了显著的变化。譬如在十八世纪，就是一个剧烈变动的时期。这是由于，汉代以后，佛教传人东亚，在中国形成儒教、佛教和道教三教合一的状况（日本虽然没有道教，但其神道教其实也像道教，是产自内部而又吸收了佛教的作法而形成的一个宗教）。到了宋代，理学兴起，其目的是为了重振儒学的传统，抵御佛教的影响，但同时也吸收了佛教的一些成分。明代王阳明 (1472-1528) 的理学，也即“心学”，就明显地吸收了佛教注重内省、修炼功夫的实践。不管怎样，自明代开始，宋明理学逐渐在东亚的思想文化和宗教等各个方面，占据统治地位，其影响不仅在与中国邻近的朝鲜有明显的表现，而且也传到了日本。由于理学与佛教之间的相互影响，理学传人日本，起初是被视为佛教的一个支派。到了十七世纪的德川时代，理学在日本大盛，但最早的理学家如林罗山（1583-1657），为佛教僧徒出身。此时，欧洲正经历一场重大的宗教变革，由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影响深远，不但造成基督教的再度分裂（上次分裂形成了东正教和天主教），而且还引起了长年不休的宗教战争。天主教为了反击，也形成了一些新的支派，如耶稣会，便是一例。为了弥补由于宗教改革所造成的天主教在欧洲的“损失”，耶稣会士来到了东亚，企图在东亚传教，扩大天主教的影响。此时的中国，宋明理学的内部也纷争不已，如王阳明的“王学”与朱熹 (1130-1200) 的“朱学“之间，就各争高下。耶稣会士到了东亚以后，认为最后的策略是从上到下，争取中国统治者的支持。而中国的理学家、明代的重臣徐光启 (1562-1633)、李之藻 (1569-1630) 和杨廷筠 (1557-1621) 等人，也认为可以利用天主教，来抵御、清除佛教的影响。于是，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就频繁的开始了。
据D. E. Mungello的考察，这些交流主要在宗教、技术等领域，但Benjamin Elman则指出，西方科学技术也通过耶稣会士的翻译为中国人慢慢知晓，因此有助于引起思想界和方法论的变革。[6]
明亡之后，东亚的思想界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变革。由于满洲的入侵和建立清王朝，使得朝鲜的儒学家感到，正统的中国文化已经在中国本土消亡，只有在朝鲜，儒家的学说才得以完整保存。日本的儒学家伊藤仁斋 (1627-1705) 和荻生徂徕 (1666-1728)，也在他们的研究中逐渐认识到，中国的理学家并不完全代表儒家文化的正统，要想真正掌握孔孟学说，必须回到先秦并借助汉代学者的著作。而在中国本土，相似的“复古运动“也正在兴起。虽然清朝统治者将程朱理学奉为正统，但学术界则兴起了“汉学”与“宋学”之争，由此而激发了考证学的勃兴。换言之，自十七世纪以降，整个东亚都开始出现复古的倾向。为了探究和重建儒家学说的古典面貌，学者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运用音韵学、字源学、训诂学、修辞学等语言学的方法，对经典加以审查和解读，以求其真义，即所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在日本，伊藤仁斋所创建的“古学派”，荻生徂徕所倡导的“古文辞学”，虽然与清朝的考证学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其复古的精神，则与清代考证学大师惠栋 (1697-1758)、戴震 (1724-1777)、王念孙 (1744-1832) 和王引之 (1766-1834) 父子相同。至少，他们学说的影响为清代考证学之传人日本，提供了一个相似的认识论基础。
美专栏作家：中国 一个我们既无法遏制 又打不起的国家
美国专栏作家詹姆斯平可顿(James P. Pinkerton)在美国保守主义（American Conservative）杂志2005年11月号发表文章指出，美国需要一种新战略对付中国，一个我们既无法遏制，又打不起的国家。
美国历史就是一部与世界其他大国的对抗史，甚至就是冲突史。19世纪初，年青的美国发现自己面对那个时代的两大强国：英国和法国。我们与两国开战。人人都知道1812年的战争，但可能不记得1798-1800年与法国的那场准战争，那几年美国海军俘获了差不多80艘法国舰只。
20世纪开始，美国与英国法国恢复和平──尽管伦敦直到1869年代还巴不得华盛顿输掉国内战争──但美国很快又开始了热战或冷战，先是与德国，然后对日本，之后对俄国。
现在，进入21世纪，森然隐现的大国是中国和印度。所以，如果前车可鉴──应该是如此──我们前方难免又要与这两个国家碰撞。当然大部分美国人今天只想着穆斯林中东，但我们与伊斯兰的战斗并不能改变“亚洲双雄”对我们的挑战──这两个国家到本世纪中期各自的经济实力就可以等于甚至超过美国。同时，这两个大国之间，以及与次等的核国家如巴基斯坦之间，无疑也会互相争斗。
所以，本世纪美国的大战略应该是双重的：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崛起的大国本质上就是崛起的威胁；第二，应该使这些崛起的大国互相平衡，互相抑制，不与美国直接对抗。为什么？因为美国投入核大战代价太大，除非是事关国家存亡。美国明智的做法是在亚洲退居次要地位，以减少自己参与一个未来不可避免的地区冲突的责任。
我们应该记住拉丁词语“快乐的旁观者(tertium gaudens)”。即是说，没有法律规定我们一定要参加每场战斗，有时做个旁观者更好。但我们现行的政策却认为我们应参与所有潜在的战斗──尽管就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说，亚洲最好是中国、印度、日本及其他可能的一二只“虎”互相争权夺利，美国坐山观虎斗其乐几何。
今天，美国的政策已使国家危险到在两个不相关的地区近乎与中国摊牌的境地，这两个地区就是北朝鲜和台湾。中国肯定是当今亚洲最有血性的崛起者。美国人应该明白如果我们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一场战争，北京会很乐意与我们干。
但如果我们继续在中东战争消耗我们的资源，暴露我们的军事策略及弱点，则与中国打仗我们未必能赢。因为中国固然犯了很多错误，但如果他们不会从错误中学习，他们也不会是地球上最悠久连续的文明。
较之中国，美国像个少年，相信自己的永存──虽然在这方面古老的中国未必更聪明。的确，中国人为自己古老耐久的文明骄傲，但同时，多数观察家一致认为，中国从15世纪开始，在长达五百年的时期里饱受殖民者的掠夺，中国人对此是怒火中烧的。中国人直到近三十年才开始改变自己境况。
而美国人作为反对北朝鲜发展核武器的领军者、台湾的主要保护者和日本的最好的朋友，美国在中国人的心里是一种“沉重”的角色，一种过去由英国及其他殖民者所扮演的角色。同时，高踞世界顶点却无论如何都感受不到安全的美国，会因为感受到中国人的怨恨而憎恨中国人。在世界政治游戏中，怨恨就是备战的序幕，而备战往往就会迈向战争。
的确，尽管我们双手还忙于伊拉克和伊朗，亚洲的战鼓去却在美国擂响。克林顿政府曾将中国贴上“战略伙伴”的标签，在今天看来是幼稚的。布什政府则称中国为“战略竞争者”。作这样的外交名称游戏有必要吗？将一个国家公开地从朋友变成敌人从地缘政治学来说是聪明之举吗？显然，简单地称中国是太平洋彼岸的大国会比上述称法更好。
从2001年海南岛飞机相撞事件起，激进的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就与更传统的军事主义者结成统一战线，一致同意将中国视为敌人。9/11之后，班内特(Bill Bennett)告诉CNN，“美国正在进行一场善与恶的战斗”，将黎巴嫩、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和中国作为美国应该攻打的邪恶国家。中国？难道宾拉登长征去了中国？难道在紫禁城截获了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其后的几年，新保守主义者果然去了自己想去的地方：把中东搅成一团乱麻。有人还急着开辟“第二战场”，如不断寻衅的布特(Max Boot)在其文章“更在何处？(where else?)”中鼓吹实行“内部颠覆”中国的政策，他惟恐不能激怒中国，说，我们的目标就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化”。
人们往往倾向于忽视这种信口开河的政治份量。但在伊拉克自由之战发生以后，谁会怀疑那些吵吵嚷嚷的新保守主义者真有能力将他们好战的口水战转变成真弹实枪的战争？
事实上，对中国的战争的准备──理由是既然相信战争不可避免，为什么不争取稳赢──已经持续在进行。但很少有人注意这种幕后的准备，直到9月8日，警觉的华尔街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引人注目的文章《秘密武器：五角大楼内部，一个学者使对华观点定型。白邦瑞先生说，北京视美国为军事敌人；一个乐观主义者转向悲观》
头版的白邦瑞先生就是美国前国防部助理次长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一位从爱中国变成恨中国的学者，他告诉华尔街日报，中国“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挑战。”呵，比我们在1776、1861、1941、1962年面对的挑战还大？白邦瑞坚信不疑地：“北京将美国视作不可避免的敌人，并按此作准备。”
当然，谁说白邦瑞错了？6月，一位叛逃的中国外交官告诉华盛顿时报。北京视美国为“最大的敌人，最主要的战略敌手。”中国官员多年来就威胁要用核武器对付美国：今年7月，中国国防大学校长朱虎成将军告诉金融时报和其他媒体，如果山姆大叔在台湾问题上干预中国，“美国就要准备数百个城市被中国摧毁”。
同样的事实是，美国人也从来没少威胁过要对中国核打击。这就是关键：过去几个世纪，大国都互相威胁，威胁和反威胁的结果往往就升级为战争。
许多美国人，包括一些鹰派人物，肯定已表示反对这种升级。彼得斯（Ralph Peters），一位退休的美军上校，是伊拉克自由之战的坚定支持者，他更广泛的世界事务观点从他的新着的书名《新的荣耀：扩展美国的全球超级地位》就可以知道。但就是彼得斯也不情愿卷入一场跨太平洋的世界大战：“虽然我们总要作与中国冲突的准备，但我们要停止制造冲突。”
美国长期地模拟对中国的战争，中国人似乎也在同样地准备对付美国。近年来，中国的间谍和代理人不仅渗入FBI，而且渗入军事工业联合体，甚至在克林顿的白宫品尝“咖啡”，美国导弹机密也许就是这样流向了北京。近来，中国人又对美国的计算机系统发起几乎是持续不断的黑客攻击。最近我们获悉，中国山东大学的网络黑手破解了“安全散列算法-1”，这是美国军队的基础代码之一。
于是，阴暗的冲突不可避免论就这样慑服了我们所有人。如同一个美国人对这场未来战争之谜所说，“我们抓住了狼的耳朵”，即是说，我们既不能坚持下去，又不能脱手。中国人类似的成语是“骑虎难下”。而且，对太平洋西岸的我们来说，事关荣誉，对中国人来说，就是保全面子。
最近，九月号的《外交事务》杂志以大量篇幅鼓吹杜希曼(Barbara Tuchman)之类人的中美冲突不可避免论。如崔大伟（David Zweig）和香港大学毕建海的描述中国“全球搜求能源”的文章，说中美直接争夺同一处的石油供应。作者观察道，“既然白宫热衷于单边的干预和国会大声叫嚷中国军事威胁，北京自然会担心美国将竭力阻碍中国购买自然资源。”许多美国人看来也相信这一观点。加州大学的一位能源专家说，他看不到中美在能源方面的不发生对抗的可能。
同一期《外交事务》的另一篇文章，新加坡李光耀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墨布巴尼观察说，“中国的政策制订者越来越相信美国是决心遏制中国的崛起。”墨布巴尼回忆起多数美国人甚至可能不知道的一个事件:1999年美国轰炸南斯拉夫中国大使馆。美国官员借口说那是个意外错误，但许多中国人却“相信轰炸是故意的”。
这是中国人的偏执狂吗？或是北京的宣传机构有意唤起反美热？墨布巴尼，作为第三方，对中国人的担心表示理解。“美国比世界任何国家做着更多的动摇中国的事情，”他断言，还以一种遗憾的语气增加了一句，“华盛顿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更不用说执行过，一种美中关系的新的全面的战略。”
所以，是寻求一种不同的──既非鹰派也非鸽派的，而是现实的美中战略的时候了。这种战略应该是在过去大国博弈的历史考验中已经验证过的外交政策。
除了孤立主义，美国过去二百多年来采用的不外是三种外交战略：集体安全，遏制，战争。三种战略都有过成功和失败。第一种战略，集体安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威尔逊(Woodrow Wilson)提出的，但这位美国第28位总统从来就没有得到参议员和民众对此战略的体现“国际联盟”的支持。
最近，乔治?布什重新拾起了这个主意。实际上，在科威特和后来在巴尔干的联合军事行动是很成功的，但是，美国人从来就不喜欢集体安全的概念，选民们拒绝布什的伴有吓人的黑色直升机轰鸣声的新世界秩序观。
第二种外交政策模式是遏制。早在1807年，杰佛逊总统就在当时只有17个州的共和国提出过禁运法案，试图通过该法案阻止与欧洲的贸易，从经济上遏制欧洲。这个政策打击了美国的繁荣，被证明是新生的美国的灾难。
此后，美国又尝试过不同的禁运和遏制。特别成功的是持续四十年的对苏联的遏制──当然其他因素也起了作用。但作为一项全面的政策，更典型的是美国对古巴的禁运──结果也是深深的失望。美国过去二十年对伊拉克和伊朗的禁运，也是失败的。对伊拉克我们改变了它的政体，伊朗则变得更加反美和一年年走向核武。
第三种外交政策模式就是战争，或战争威胁。美国大部分历史──从无数的印第安战争到2001年阿富汗战争──美国都得以将敌人消灭。这种连续的胜利使美国得到一种天下无敌的感觉。
1992年，当时的国防部部长助理沃尔福兹（Paul Wolfowitz）拟订了一个文件，声称美国在后苏联时期的外交政策目标是保持压倒性的全球支配地位，防止“在一个较大的地区或全球范围内出现任何可能的竞争者”，用中国话说就是将所有可能构成竞争的对手消灭于萌芽状态。
的确，沃尔福兹声称，首要的是消灭任何可能的对手，美国必须全力“防止任何敌对国家支配一个资源足以给养一个全球强国的地区”。
这个野心勃勃的文件在1992年的时代算是很超前的，很快就撤回不交公众讨论。但十年后，沃尔福兹，此时已是国防部副部长，监管了一个类似文件的起草。
这份文件，2002年9月17日经乔治?布什总统签字通过。很多人将会记住在这个星球的前台和在困惑的世界听众面前表演的这篇狂放的唯我论的经典之作。沃尔福兹以Fukuyama式的自信和雄辩说，“事实上，历史已经作出结论，世界只剩下一种单一的国家稳定模式：自由，民主和自由经济。”换言之，就是美国模式。
这种不妨称之为沃尔福兹学说的另一个要点是，五角大楼将强化这种美国秩序。如果这就是单极力矩，如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所命名的，高层的新保守主义者看到了充分利用它的机会：“美国将利用这个机会的力矩将自由之光传遍全球”；其他国家，文件继续说，根本不应该梦想与美国军事竞争。
相反，世界其他国家应该放心地等待山姆大叔来解决问题。但学说的制订者似乎从未想到一个现实问题：如果美国要对所有人行使霸权，它就可能成为所有人的敌人。
这种沃尔福兹学说美国至上主义，被一种反历史的乐观主义吹得膨胀起来。惠灵顿公爵曾说过，大国无小战。这句话用于今天，就是说对多数国家来说，有美国军队的存在就意味着打仗。
霸权的野心在我们的日常思维中埋藏得如此之深，以至于把不正常的事情也看成正常。例如，将别人的国家置于自己的军事司令部的辖区，这是不正常的。但五角大楼却偏要这么做。世界的其他地区??五角大楼称之为“行(ROW)”──被分成美军的五个战区司令部的辖区：欧（洲）非（洲）司令部，中东司令部，南美（洲）司令部，北美（洲）司令部。
第五个就是亚（洲）-太（平洋）司令部，简称PACOM。这种划分并不是秘密，地球上是任何居民──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3亿人中的任何一个人──如果好奇想知道在美国的世界军事地图上自己国家属于哪里，看一下五角大楼网站就知道了。 对于很少关心军界事务的美国人来说，事情大概历来就是如此，美国司令部系统代表的不过是美国的一点永久的野心罢了。正如历史上的罗马人也曾无法想象自己不能在世界上肆意驰骋??他们同样将地中海直称为“咱们的海（Mare Nostrum）”──今天的美国人也异想天开地认为世界上的每个生活元素都需要美国来监管，现在和永远都是如此。
那些居住在华盛顿的人们听过许多从某个战争演习归来的军事人员的随意的谈话──演习中他们模拟美国军人保卫或解放世界上某个海湾，海峡或海岬。为什么？因为所有这一切都关系到我们的国家安全。
从左翼的索罗斯(George Soros)到中间派的克林顿，到右翼的布什，都认为美国将管理世界60亿人──他们的政治，贸易区，人权表现及幼鲸的保护。能不这样吗？按照克林顿时代的国务卿奥尔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的恢弘的构想，美国是世界上“不可缺少的国家”。布什更是强调美国的使命就是塑造自由的世纪。
婉转些说，我们已经经受了不少失望了。不仅世界不喜欢布什学说，而且美国人好象也不喜欢这样做。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卢特瓦克（Edward Luttwak）已经提交过一份有用的解释性文件。11年前，卢特瓦克预言美国会变成一个“不充英雄”的国家，这就是说，作为一个由小家庭组成的国家，我们再不会愿意将我们相对稀少的孩子送上战场。伊拉克战争支持者减少以及募兵率下降都已在人口统计数据上给出了证明。
但华盛顿并没有理会卢特瓦克所预言的现实的深刻影响。美国的人口变得充当不起英雄，但美国的政策仍然要充英雄，仍在寻求其全球野心。就以我们试图包围中国来说，需要建立从南海群岛到韩国和日本的军事基地；我们在蒙古有军事顾问；美国海军甚至被派往越南访问，海军上将毫不掩饰希望在曾经打败过我们的国家重建军事基地；当然还有太平洋中与美国有“特殊关系”的台湾。如果这种过度扩张的目标导致一场美国人并不想打的战争，那可真是不幸。
与此对应，中国人已经将那些被美国视为贱民的国家如苏丹和津巴布韦团结成一个混杂但资源丰富的反美战线。而且，2001年6月，中国带头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SCO），包括六个成员国：中国，俄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后来，SCO又扩大了：印度、巴基斯坦、伊朗成为“观察员”国家。当然，这个雄心勃勃的新欧亚联盟是否有足够的份量还有待观察；迄今为止，美国及其盟国对SCO关于美国军队应该离开阿富汗的决议视而不见。
但莫斯科和北京8月份举行一次有实质意义的联合海陆空军事演习。沿*其共同的Orwel式的战争就是和平的官方宣传传统，中俄两国将他们的军事演习名之曰“和平使命2005”。但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金灿荣（Jin Canrong）告诉半岛电视台，“演习的主要目标是美国”。
那么，中国人准备的是场什么样的战争？卡普兰（Robert Kaplan）似乎相信中国正在建设强大的海军──在2005年6月号的大西洋月刊的封面标题为“我们会怎样与中国打仗”的文章中，Kaplan称我们的海军可以迅速地击溃他们的海军。但也许中国人手中有我们不知道东西？也许所有的中国工程师和科学家，其中许多人进进出出美国，掌握了某种神秘武器？卡普兰可以放心装备精良的美国海军，它永远在准备着作深海的战斗，但中国人也许不会如我们所希望的那么不堪一击？
8月份，时代周刊报道了一波来自中国的针对美国政府计算机系统的黑客攻击，五角大楼将这次*击命名为巨人雨（Titan Rain）。一位国防合同商说，“此次*击持续如此之长，组织如此之好，只能说整个行动是政府主使的。”但这种黑客*击预示着什么？当前水平的黑客入侵被视为间谍类的活动，令人讨厌却可容忍。
但如果中国人成功了，比如瘫痪了我们的GPS系统，那怎么办？或者，如果他们设法删除了北美空间防御司令部（NORAD）的文件？或者，更可怕的，以他们下围棋的方式，利用我们的近乎开放的边境预先在美国国内安置设备，包括核武器？
那怎么办？两个不同的阵营各有答案，他们支配着对中国政策的讨论。
巴巴拉·塔奇曼：八月炮火 自序(2)八月炮火 孤独游侠|中文阅读网
《八月炮火》发行之初，书评界几乎没有人认识我，自然也没有什么名气让他们任意糟蹋；结果我的作品反而得到热烈回响。克里夫顿·费迪曼(Clifton Fadiman)在“每月一书俱乐部”的会刊中写道：“大话不能随便说，但是我认为《八月炮火》还是有相当机会可以成为一部历史经典。它的优点几乎是修昔底德派标榜的知性、简洁、轻巧不沉重。一如修昔底德史书的题材，处理一次大战爆发前后这段时间历史这样的题材，其层次远超过单以文字叙事的有限境界。这本字字珠玑的散文记录了塑成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历史时刻，它提供了一个长远的观点来为我们所处令人忧心的时代加以定位。假设今天世界上大部分的男男女女、大人小孩很快就要被烧化成原子，地球大概会直接迈向毁灭，重演1914年8月当时无数炮口述说的悲剧。这个说法也许有过分简化之嫌，但它贴切地说明作者默默提出的理论。她深信这个可怕8月的僵局决定了其后战争的发展和达成和平的条件，并促成后来两次大战间情势的演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接着费迪曼特别挑出我书中几个比较突出的角色，包括德皇、艾伯特国王、霞飞(Joffre)、福煦(Foch)将军，对他们描述了一番。他说，优秀史家的另一个高明之处是能预测人类的行为和事件的演变。这些人物在我笔下表现出来的性格正是我原先想要传达给读者的，我感觉自己在这方面算是成功的。费迪曼能体会我下的苦功令我感动万分，更甭提他把我和修昔底德相提并论了。听到他的赞美，我发现自己竟然热泪盈眶，这是我过去不曾有过的反应，毕竟能获此完美的知音，一生也许只有一次。
有关是否要推出本书的周年版一事，我想重要的是要看它是否仍保有原先在史学上的意义和价值。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书中的每一个段落章节，我都不想更动。
英王爱德华七世丧礼的开幕仪式场景可能是书中最为人熟知的情节，而后记中的最后一段替本书，或应该说本书的主题，阐明了大战对我们历史的意义。虽然这么讲可能不够谦虚，但是这段文字足以媲美我所知道的任何一本第一次世界大战概要。
除了费迪曼的赞赏，有“出版买卖界圣经”之称的《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也作出大胆惊人的预测，宣称《八月炮火》将稳居整个冬季非小说类畅销排行榜的冠军宝座。《出版人周刊》夸张得有点冲过头，竟然下了这么奇怪的评语：“这本书将会让庞大的美国读者群对那属于历史忽略的一章的激情时刻产生一种狂热……”。我不会选择“激情时刻”或“狂热”这种字眼来形容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我也认为没有理由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称为“历史忽略的一章”，因为你可以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书架上找到一长串与这个战争有关的书名。尽管如此，对于该刊由衷的欢迎，我还是觉得很高兴。在写作过程中我曾有过沮丧到写不下去的时候，我对斯科特抱怨说：“有谁会看这本书啊？”他回答说：“至少有两个人，你跟我。”这样的回答实在说不上鼓励，唯其如此，《出版人周刊》的评语更加让我讶异，后来结果证明该刊的预测完全正确。《八月炮火》上市以来气势如虹，有如一匹脱缰的野马，我把版税收入和国外版权指定给我的3个女儿，她们已陆续收到不少支票。虽然她们3人平分下来可能金额不多，但是知道在出版26年后，本书还能吸引新的读者的感觉真的很好。
现在新版本发行上市，我很高兴这本书能介绍给新的一代读者，希望这本书在走到其生命中年期时不会失去它原有的魅力，或者应该说是趣味吧！
《财富》推荐的75本商业书籍精选目录
Jerry Useem在推荐这75本《财富》杂志精选出的商业书籍时写道：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该有自己的“军师”，就像《教父》里的那位律师，或是德尔斐神庙的神使，他能一天 24 小时跟随我们，在我们耳边说著妙策良言: “用纸，不要用塑料。用 Google，不要用 Infoseek。不行，你的老板不会喜欢你这种古板和僵硬表情的……”且慢，实际上，你现在就有了睿智的顾问供你驱使，它耐心地待在那里，等著你的召唤，你甚至可以把它揣在包里。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总统从巴巴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的《八月炮火》（The Guns of August）一书中寻求智慧。这本书讲述了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过。肯尼迪对他的兄弟说，“我不会像书中的人那么做，否则，人们这次就可以写一本名为《十月导弹》（The Missiles of October）的书了。”你不可能总是随身携带你想要的书。但是，你手边却可以有一份完美的阅读书目。正因为如此，《财富》调动一切资源，选出了 75 本书，这些书将激发你的思考，甚至是行动。这些书，并不是那种干巴巴的所谓经典商业读物。一方面，我们选出的有些书其实与商业无关。巴诺书店（Barnes & Noble）可能会把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的《钱与球》（Money ball）归入体育类书籍，但该书谈到投资（和招聘）的内容，要比任何咨询师的文章都多。另外，它也不枯燥。虽然《我在通用汽车公司的日子》（My Years at General Motors）是一部经典，但却枯燥乏味。不过，有些经典作品我们还是喜欢的。《股票作手回忆录》（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虽然写于 1923 年，但该书仍然能够与《门口的野蛮人》（Barbarians at the Gate）摆在一起。这两本书都不是教人具体怎么做的书─总的来说，我们没有选那些有意识教导人的书，而是选了那些寓教于乐的书。而且没有比一手的信息更有价值的了。既然你可以读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自己写的书，为什么还要去读别人写他的书呢？当然，要读完书单上所有的书，大概需要 75 年吧。不过，我们可以给你提个建议: 不要只是因为你没有时间看完一本书，就不去读它。打开封面，看看介绍，直接跳到第九章。或者，留著这个书目，把它放到抽屉里。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它们正等待你去发掘呢！——这段推荐，使我想起了几年前阅读张五常的《卖橘者言》里的一句话，他说，实际上我们找书的时间，要比读书的时间花得还要多。这一点我本人深有体会，最痛苦的阅读经历，莫过于读了一半却依然没有获得什么资讯或新知，也没有什么启示。财富75本商业书籍精选，或许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取之可用的阅读框架，阅读它们，并不需要75年！以下是按主题方向分成16类的其中73本书，名称、作者、出版时间及简介。当然，主题所讲的商业是适合美国实际，而非中国的，但依然会有借鉴意义。
一、商业兴衰
1、《1929 年大崩盘》（The Great Crash 1929）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著，1955 年出版。这是本简明扼要但又富有见地的历史著作，初版以来一直在重印。原因何在？加尔布雷思本人在 1997 年写道: “每次它就要停印时，一场投机性泡沫……又会激起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兴趣，这是现代经济大起大落的重要案例。”
2、《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查理斯•麦基（Charles Mackay）著，1841 年出版（中译本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这本有关 1634 年荷兰郁金香狂热和 1720 年“南海泡沫”事件（南海公司成立于 1711 年，主要从事奴隶贸易。该公司的股票曾经在市场上炙手可热，吸引了大批投资者。1720 年 1 月，该股票从 128.5 英镑飙升至 1,000 英镑，引起了空前的投机热潮。但同年 9 月，股市狂跌，该股票跌至 124 英镑，使许多投机者破产─译注）等非理性狂热现象的编年史引人入胜，它深刻描绘了人类陷入投机狂热的冲动。
3、《有趣的钱财》（Funny Money）马克•辛格（Mark Singer）著，1985 年出版。纯粹从消遣的角度说，任何其它书的好看程度都比不上辛格讲述的俄克拉荷马州 Penn Square Bank 倒闭的故事。该书是第一批深入揭露丑闻的书籍之一。
4、《沸腾岁月: 华尔街 60 年代牛市兴衰记》（The Go-Go Years: The Drama and Crashing Finale of Wall Street‘s Bullish ‘60s）约翰•布鲁克斯 （John Brooks）著，1973 年出版。布鲁克斯是《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的已故撰稿人。他深入分析了上世纪 60 年代的共同基金热，其自信的商业写作手法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二、企业
5、《门口的野蛮人》（Barbarians at the Gate: The Fall of RJR Nabisco）布赖恩•伯勒（Bryan Burrough）和约翰•黑利亚尔（John Helyar）著，1990 年出版（中译本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讲述一起被奉为典故的交易─对 RJR Nabisco 公司的 250 亿美元杠杆收购─的故事（作者之一是《财富》的高级撰稿人）。好的商业新闻所必备的一切在书中应有尽有─诡计、香烟、从别人那里抢来的老婆，还有足以令华尔街覆灭的贪得无厌。要想了解人性中可悲的贪婪，最好看的莫过于这本书了。
6、《基业长青》（Built to Last: Successful Habits of Visionary Companies）吉姆•科林斯（Jim Collins）和杰瑞I•波拉斯（Jerry I. Porras）著，1994 年出版（中译本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该书以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为开头: 伟大的公司何以伟大？然后，对此做了深入研究。这是一个宏伟、艰巨而又大胆的目标。哦，对了，这些词就是这本书当时首先使用的。
7、《链锯》（Chainsaw: The Notorious Career of Al Dunlap in the Era of Profit-at-any-price）约翰•拜恩（John Byrne）著，1999 年出版。当邓拉普把他对大规模裁员的热情从斯科特纸业公司（Scott Paper）带到 Sunbeam 时，后者被搞得支离破碎，股价直线下跌。拜恩向读者详细描述了这次溃败的过程，叙述中不乏对邓拉普的针砭，因为作者本人很讨厌他的主人公。
8、《谁说大象不会跳舞？》（Who Says Elephants Can‘t Dance ?）郭士纳（Louis V. Gerstner）著，2002 年出版（中译本由中信出版社出版）。郭士纳讲述了他 1993 年担任 IBM 首席执行官以后，是怎样扭转公司局面的。 对那些认为“企业文化”只是咨询师口中令人费解的概念的人来说，这本书包含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之谈。
三、决策
9、《安那普尔那: 女人的地方》（Annapurna: A Woman‘s Place）阿琳•布鲁姆（Arlene Blum）著，1980 年出版。该书讲述了一支全女性登山队企图登上 8,000 米高的安那普尔那山的激动人心故事，故事中胜利和失败交织。作者是此次登山行动的指挥。 &
10、《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戴维•哈尔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著，1972 年出版（中译本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作者精彩地说明，为什么使用原始的烛光─在本书中，就是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越南战争时期美国国防部长─译注）手下的年轻干将试图把在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学到的知识运用到越南战场上─并非在一切时候都管用。
11、《大洋深处: 埃塞克斯捕鲸船的悲剧》（In the Heart of the Sea: The Tragedy of the Whaleship Essex）纳撒尼尔•菲尔布里克（Nathaniel Philbrick）著，2000 年出版。在“石油业”还使用鱼*的年代，南塔基特（Nantucket，美国波士顿南部的一个岛─译注）的一艘捕鲸船在太平洋沉没，事故的原因是该船被一头足有梅尔维尔（Melville）在他的《大白鲸》（Moby Dick）中描写的那么大的鲸鱼所碰撞。事故造成的痛苦后果，引起了对决策失败的研究。
12、《杀手天使》（The Killer Angels）迈克尔•沙拉（Michael Shaara）著，1974 年出版（曾被改编为电影《葛底斯堡》，该电影被誉为最真实、最雄伟地反映美国南北战争的影片 译注）。这部获得普利策奖的历史小说，让你像葛底斯堡战役的参战官兵那样亲历战场。这些人中有试图垂死一拼的罗伯特•李（Robert E. Lee）将军。
13、《十三天: 古巴导弹危机回忆录》（Thirteen Days: A Memoir of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著，1969 年出版（中译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罗伯特•弗兰克林•肯尼迪以第一人称叙述的这部令人著迷的书，读起来就像汤姆•克兰西（Tom Clancy，美国著名侦探和悬念小说家─译注）的小说。该书讲述了有关授权和做出正确判断的重要经验。
四、经济学
14、《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著，1942 年出版（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不要看标题，直接跳到第七章“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再看看四周，你会发现这种情况比比皆是。
15、《一切待售: 市场的好处和限度》（Everything for Sale: The Virtues and Limits of Markets）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著，1996 年出版。自由市场可以调动人们的创业热情，但也造成了亚洲金融危机。库特纳让人们思考为何看不见的手是有用的，但有时却不管用。
16、《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著，1936 年出版（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尽管凯恩斯作为文匠享有盛名，但其作品大多比较晦涩和过时。令人称奇的例外是本书的第十二章，该章讲述了金融市场让我们著迷和困惑的原因，其意义超越了时间，文笔生动诙谐。
17、《流行的国际主义》（Pop Internationalism）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著，1996 年出版（中译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位经济学家在一系列颇富争议和很有意思的文章中称，有关国际贸易的大多数看法都是一派胡言。克鲁格曼针对政治家、记者甚至经济学家同行的懒惰想法，甚至在提出批评的同时都没有忘记给他们上一课。
18、《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亚当•斯密（Adam Smith）著，1776 年出版（中译本由陕西人民出版社馆出版）。斯密常常被嘲笑为提倡自由放任的狂热分子，其实他不是。《国富论》雄辩地主张自由、开明政府和个人的内在价值。在捍卫资本主义的道德性方面，无人能出其右。
五、道德
19、《贼巢》（Den of Thieves）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ewart）著，1991 年出版（中译本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在这部有关道德的书中，善（一群执著的政府律师和侦探）战胜了恶［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伊万•布斯基（Ivan Boesky）、马丁•西格尔（Martin Siegel）、丹尼斯•利文（Dennis Levine）］。但是，在这之前，恶却得到了不少实惠。
20、《告密者》（The Informant）库尔特•埃痕瓦尔特（Kurt Eichenwald）著，2000 年出版（中译本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埃痕瓦尔特的这本书，以平静的语言、惊险的情节和身临其境的对话讲述了一个有些变态的告密者，单就悬念而言，完全可与勒卡雷的任何一本书相媲美。
21、《沉静领导》（Leading Quietly: An Unorthodox Guide to Doing the Right Thing）约瑟夫•L•巴达拉科（Joseph L. Badaracco）著，2002 年出版（中译本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终于，我们有了一本可供生活在真实世界里的人阅读的道德书籍。建议那些希望保住自己的饭碗，同时又想“正确做事”的人一读。
22、《房间里最精明的人》（The Smartest Guys in the Room）贝萨尼•麦克林（Bethany McLean）和彼得•艾尔金德（Peter Elkind）著，2003 年出版。这本讲述安然公司（Enron）崩溃的书引人入胜（由《财富》两位高级撰稿人合著）。它毫不留情地把该公司破产的责任归咎于有责任的各方，不仅解释了安然如何迷失方向，而且也解释了整个华尔街是如何迷失方向的。
23、《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The Way We Live Now)安东尼•脱勒洛普（Anthony Trollope）著，1875 年出版。这是特罗洛普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的经典嘲讽。作者认为，伦敦的投机家和信托基金人士“搞不清商业与欺诈之间的区别”。这种看法使观察当今企业恶棍的人士感到出奇的熟悉。
六、全球化
24、《北京吉普: 美国企业在中国的短暂而不幸的婚姻》（Beijing Jeep: The Short, Unhappy Romance of American Business in China）吉姆•曼（Jim Mann）著，1989 年出版。本书讲述了 AMC 公司 1979 年在北京合资生产吉普车，但最终以痛苦结局收场的故事，可谓一部关于在毛泽东之后时代的中国经商的经典著作。任何想去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闯荡的公司，都应当读一读。
25、《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著，1999 年出版。世界各地的独裁者都声称，威权对于经济发展是必需的，自由可以以后再给。1998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森说，他们彻头彻尾错了。自由是发展的基石。他指出，民主国家不会发生饥馑。
26、《资本的神秘性：为何资本主义在西方胜利，在其它地方却失败》（The Mystery of Capital: Why Capitalism Triumphs in the West and Fails Everywhere Else）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著，2000 年出版。秘鲁经济学家德索托向那些不太喜欢财产权观念的自由派人士解释了产权为何重要。
27、《非零时代：人类命运的逻辑》（Nonzer The Logic of Human Destiny）罗伯特•莱特（Robert Wright）著，2000 年出版（中译本由台北张老师出版公司出版）。该书将历史、神学、经济学、博弈论和进化论生物学奇妙地融于一体，认为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增强是件好事，同时也可能是不可避免的。
28、《石油、金钱、权力》（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丹尼尔•耶金（Daniel Yergin）著，1991 年出版（中译本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石油是地球上最重要的商品，是现代文明的动力。耶金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让读者对世界，特别是中东为何是今天这种状况有了深刻了解，而在讲述这一切的时候，始终像在讲述一个有趣的故事。
29、《工人：工业时代考古学》（Workers: An Archaeology of the Industrial Age）塞巴斯蒂奥•萨尔加多（Sebastio Salgado）著，1993 年出版。举著大锤的孟加拉船舶回收公司（指购进二手船，然后将船只分拆的公司─译注）的工人，西西里岛渔民焦灼的目光，浑身沾满石油的科威特技术人员，这些令人震惊的画面都出自一个原先是经济学家的摄影师之手，它们把我们带入了世界经济发动机机舱的深处。
七、投资
30、《巴菲特致股东的信》（The Essays of Warren Buffett: Lessons for Corporate America）劳伦斯•卡宁汉（Lawrence Cunningham）编，1997 年出版（中译本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巴菲特从未写过书，但他在每年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东的信中谈到了他对投资、管理和公司过火行为的很多看法。卡宁汉对巴菲特写于 1979 年至 1996 年的信进行了筛选，汇编成这本巴菲特精品文集。
31、《随机漫步的傻瓜－机遇在市场及人生中的隐蔽角色》（Fooled by Randomness: The Hidden Role of Change in the Markets and in Life）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著，2001 年出版。身为对冲基金经理的塔勒布对华尔街人士和自称了解市场的学者同样嗤之以鼻。他们预测的模式根本就不存在。塔勒布认为，几乎一切都是机遇使然。
32、《聪明的投资者》（The Intelligent Investor: A Book of Practical Counsel）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著，1949 年出版（中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沃伦•巴菲特将这本经典著作称作价值型投资策略指南。该书最近由《Money》杂志高级编辑杰森•茨威格（Jason Zweig）修订，是“历史上最好的投资书籍”。有了它，你或许什么都不需要了。
33、《钱与球： 在不公平比赛中获胜的艺术》（Moneyball: The Art of Winning an Unfair Game）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著，2003 年出版。本书描写的奥克兰 A 队总经理比利•比恩（Billy Beane）不只是一个点子多多的精明棒球队老板。他还是逆向投资的表率，知道如何采取与众不同的做法取得成果，这当然也是精明投资者赚钱的方法。
八、领导力
34、《永不退缩: 温斯顿 丘吉尔讲演精选》（Never Give in: The Best of Winston Churchill‘s Speeches）丘吉尔之孙 Winston S. Churchill 编，2003 年出版。“永不退却。事无大小，都不能退缩。决不要屈服于武力，屈服于敌人的貌似强大。”
35、《论领导力》（On Leadership）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著，1990 年出版。加德纳认为，领导力是一种通过学习不断提高的技巧，独立于地位和权力之外。他还仔细分析了领导力的多项内容，而没有使用花哨的语言和生硬的比喻。
36、《马丁•路德•金时代的美国（1954-1963）》（Parting the Waters: America in the King Years 1954-63）泰勒•布兰奇（Taylor Branch）著，1988 年出版。这本令人著迷的书讲述了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和其他人开展民权运动的故事，展现了运动过程中的创造性和破坏性领导能力。金和他的同志们没有任何的常规权力手段，但还是找到了运用权力的各种办法。
37、《个人历史》（Personal History）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著，1997 年出版（中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已故的格雷厄姆小的时候很害羞，总是感觉不安全，在他迷人的丈夫开枪自杀之前，她一直都是这样。后来，她有了接管华盛顿邮报公司（Washington Post Co.）的勇气。在她主政期间，这家公司无论在财务业绩方面，还是在新闻报道方面均达到了新的高点。她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捍卫，让她成了英雄人物; 她的晚宴聚会则让她成了传奇人物。
38、《工商巨子》（Titan: The Life of John D. Rockfeller Sr.）荣•切尔诺（Ron Chernow）著，1998 年出版（中译本由海南出版社出版）。如果这 75 本书不幸被烧，而你只能抢救一本的话，可能就是这本书。这部人物传记和他的主人公一样有影响力。
九、谈判和管理
39、《漫长的诉讼》（A Civil Action）乔纳森•哈尔（Jonathan Harr）著，1995 年出版（中译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哈尔讲述了一名律师与排放致癌毒物的企业作斗争的故事，这些毒物被排放在小镇的一个水塘里。故事读起来就像一部惊险小说，展现了一个执著的人与两家巨型公司较量的过程。
40、《有效的管理者》（The Effective Executive）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著，1966 年出版（中译本由求是出版社出版）。在你管理别人之前，你必须学会管理自己。在这本薄薄的书里，德鲁克将告诉你如何去做。
41、《你还记得我吗？》（Remember Every Name Every Time）本杰明•莱维（Benjamin Levy）著，2002 年出版。这本书兑现了自己的承诺。读了它，你就永远不会再出现盯著员工或客户、一脸茫然的情况。
42、《久分必合: 戴姆勒－奔驰与克莱斯勒合并内幕》（Taken for a Ride: How Daimler-Benz Drove off with Chrysler）比尔•弗拉西克（Bill Vlasic）和布雷德利 斯特尔茨（Bradley A. Stertz）著，2000 年出版（中译本由华夏出版社出版）。本书讲述了合并的过程，以及戴姆勒的于尔根•施伦普（J•gen Schrempp）为何总是比克莱斯勒的鲍勃•伊顿（Bob Eaton）出手更快。
43、《好女不过问: 谈判和性别鸿沟》（Women Don‘t Ask: Negotiation and the Gender Divide）林达•巴布考克（Linda Babcock）和萨拉•拉谢佛（Sara Laschever）著，2003 年出版（中译本由台湾晨星出版公司出版）。第一本适当地解释了男性和女性谈判方式的差异，以及女性为何如此经常地忽视要求她们在工作中应得的东西（首先就是平等薪酬）的书籍。美国的每位男性经理人都应当读一读。
十、办公室政治
44、《来自纽约现场: 周六晚间直播节目野史》（Live from New York: An Uncensored History of Saturday Night Live）汤姆•希尔斯（Tom Shales）和詹姆斯•安德鲁•米勒（James Andrew Miller）著，2003 年出版。周六晚间直播节目幕后充斥著性、毒品问题和尖叫比赛，但该节目最不可思议的地方是它竟然得以播出，而且还播了 30 季。把这本口头历史书当作管理那些极具创意和患有边际性人格综合症的人的手册好了。
45、《忠诚的代价》（The Price of Loyalty: George W. Bush,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Education of Paul O‘Neill）罗恩•苏斯金德（Ron Suskind）著，2004 年出版（中译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布什（“一屋子聋子当中的瞎子”）表现得并不怎么样。不过，无论你的政治观点如何，你都会被这本书对布什、卡尔•罗夫（Karl Rove，布什的政治顾问─译注）和副总统切尼如何工作的精彩描写所吸引。
46、《君主论》（The Prince）尼科洛•马基雅弗利（Niccol Machiavelli）著，1513 年出版（中译本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基雅弗利并非天生就精于权术。今天，我们可能会称他为“实用派”。但是，他在丢掉了佛罗伦萨的官职之后写的这本书坦率得令人震惊。他说，权力和理想主义从来就不可能同时存在。
47、《烦恼无穷》（Something Happened）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著，1974 年出版。这本小说是海勒《第 22 条军规》的后续作品，描写了一个人试图实现美国梦的故事。小说中的办公室颇类似于卡夫卡小说中的办公室，要想在工作中获得提拔，心至关重要。
十一、权力
48、《小沃森自传》（Father Son & C My Life at IBM and Beyond）小托马斯•沃森（Thomas Watson Jr.）和彼得•皮特（Peter Petre）著，1990 年出版（中译本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小沃森的视角（合著作者是《财富》高级自由编辑）描写了老沃森如何创办和经营 IBM，以及小沃森本人是如何接手公司的。该书语言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时而机智诙谐，时而牢骚满腹，时而愤愤不平，时而心平气和，讲述了两代人之间的权力交接的过程。 《权力的48条法则》（The 48 Laws of Power），罗伯特•凯斯特（Robert Keister）著，1998 年出版。该捏核心思想─宁愿骗人也不要被人骗─实在过于犬儒主义。作者的很多看法（“我沉默得越久，其他人就越先开口”）非常有用。
49、《大曝光: 好莱坞与华尔街之间的斗争》（Indecent Exposure: A True Story of Hollywood and Wall Street）戴维•麦克林蒂克（David McClintick）著，1982 出版。麦克林蒂克把联邦政府起诉哥伦比亚电影和戴维•伯格尔曼（David Begelman）事件写成了一部关于权力的戏剧。这场权力斗争在东海岸大亨赫伯•艾伦（Herb Allen）和西海岸的制片老板之间进行。本书可以让你了解他们在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之时，公司董事会里发生的种种细节。
50、《影响力: 你为什么会说“是”？》（Influence: The Psychology of Persuasion）罗伯特•恰尔蒂尼（Robert Cialdini）著，1993 年出版（中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怎样才能说服别人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心理学家恰尔蒂尼对各种现象进行了挖掘，其中包括火鸡妈妈、搭车情景、克里希纳派（Hare Krishna，印度教里膜拜毗湿奴神的教派─译注）以及“因为”这个词不可思议的功效。他列出了说服他人 过程中需要遵守的 6 条原则。
51、《权力掮客: 罗伯特•摩西斯和纽约的衰败》（The Power Broker: Robert Moses and the Fall of New York）罗伯特•卡洛（Robert Caro）著，1974 年出版。传奇式的城市建设者摩西斯（已故美国官员，纽约市众多公共设施和建筑的规划者，其中包括林肯中心和联合国总部大楼─译注）不顾市长、州长甚至总统的反对，建造了一部运转了数十年的政治机器。卡洛的经典传记是迄今对美国权力问题所做的最深入研究
十二、项目管理
52、《美国钢铁: 钢铁工人和传统制造业地区的复兴》（American Steel: Hot Metal Men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Rust Belt）理查德•普雷斯顿（Richard Preston）著，1991 年出版。如果纽克钢铁公司（Nucor）员工将溶态金属变成一块完整的带钢，他们将引发钢铁业的一场革命。如果出了问题，他们的新工厂将完蛋。写作了《伊波拉浩劫》（The Hot Zone）一书的作者，将故事讲得引人入胜。
53、《价值连城的分子: 制药艰辛录》（The Billion-Dollar Molecule: One Company‘s Quest for the Perfect Drug）巴里•沃斯（Barry Werth）著，1994 年出版。没有哪位作者像沃斯那样，深入生物科技公司了解一家公司的内部。沃斯讲述了 Vertex 公司药物开发中的种种艰辛、新创公司所经历的各种曲折，以及伟大科学与好生意之间的冲突。
54、《卡迪拉克沙漠》（Cadillac Desert: The American West and Its Disappearing Water）马克•莱斯纳（Marc Reisner）著，1990 年出版。美国西部不是靠著手捧黄金的枪手和妓女赢得的，而是靠著那些给了它水的人赢来的。关於政治、商业、野心以及七宗罪是如何合力改变美国面貌的问题的讨论，这本书是迄今最好的一部。《原子弹诞生记》（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理查德•罗兹（Richard Rhodes）著，1986 年出版。这本厚书不仅讲述了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和曼哈顿计划，而且还仔细地再现了历史上最重要和最可怕的科学项目之一的整个过程。
十三、战略
55、《孙子兵法》（The Art of War）作者: 孙子（约公元前 500 年）。这本书可能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兵书，里面有“兵者，诡道也”和“久暴师则国用不足”等名言警句。对希望了解战略的人来说，这是一部久经检验的佳作。
56、《黑鹰坠落: 现代战争记》（Black Hawk Down: A Story of Modern War）马克•博登（Mark Bowden）著，1999 年出版。没有人（就连五角大楼和鬼神，当然还包括那些从直升机上空降、进入摩加迪沙市中心的士兵）会想到他们将面临怎样一番困境。博登讲述的美国进入索马里的这段耻辱历史，雄辩地说明了制定作战计划的大忌。
57、《信息规则: 网络经济的策略指导》（Information Rules: A Strategic Guide to the Network Economy）卡尔•沙皮罗（Carl Shapiro）、哈尔•瓦里安（Hal Varian）著，1997 年出版（中译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有人说网络时代的多数作品就如同中世纪害人不治病的丹药，还拿这本书做例子。这么说是不对的，经济学原理并未发生变化。沙皮罗和瓦里安阐述了这些原理是怎样适用于信息世界的。
58、《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安迪•格鲁夫（Andrew S. Grove）著，1996 年出版（中译本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可以作为企业经理的特种部队培训手册。格鲁夫是英特尔（Intel）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该公司现任董事长。他向读者诚实地说明了怎样才能在最可怕的商业环境─竞争、科技或进入规则都突然间发生了变化的环境─下取得成功。
59、《引爆流行》（The Tipping Point: How Little Things Can Make a BigDifference）马尔科姆•格莱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著，2000 年出版（中译本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畅销小说、犯罪浪潮和打哈欠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呢？它们都是思想和群体行为从时髦“走向”大流行的例子。格莱德威尔的这本书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那就是兼容并蓄的自由思想者把上述现象为己所用。
十四、技术和创新
60、《最后的孤独发明家》（The Last Lone Inventor: A Tale of Genius, Deceit, and the Birth of Television）埃文•I•施瓦茨（Evan I. Schwartz）著，2002 年出版。这个警示性的故事讲述了杰出思想家[费洛 范思沃斯（Philo T. Farnsworth，美国发明家，电气工程师，早在 1927 年就发明了电视机显示管─译注）]与一意孤行的大企业（这里指 RCA 公司，范思沃斯指控该公司侵犯了他的真空管专利权，并最终胜诉─译注）作斗争的故事。你可以猜猜谁赢了。
61、《美国大众营销史话》（New and Improved: The Story of Mass Marketing in America）理查德•泰德洛（Richard Tedlow）著，1990 年出版。谁发明了购物车？Coke-Ola、Co Kola 和 Koke 怎么样了？美洲大陆的消费者最初是何时出现的？泰德洛是一位杰出的商业史专家，他回答了你希望自己会问的各种问题。
62、《他们造就了美国》（They Made America: Two Centuries of Innovation from the Steam Engine to the Search Engine）哈罗德•埃文斯（Harold Evans）著，2004 年出版。埃文斯向我们讲述了从蒸汽机到搜索引擎的历史，介绍了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 53 位革新者。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不羡名利，而是渴望实现社会的民主化─让更多人能够用上原先只有少数人才能享有的东西。
63、《富甲美国》（Sam Walton: Made in America）萨姆•沃尔顿（Sam Walton）与约翰•休伊（John Huey）合著，1992 年出版（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大多数伟大的主意其实并不那么复杂，沃尔玛（Wal-Mart）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沃尔顿的想法就是: 在那些其它零售商认为太小而无法赚钱的小城镇里开设平价商店。他的这些话（时代公司的编辑总监是合著者）至今仍然闪耀著朴素的智慧。
64、《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The Victorian Internet: The Remarkable Story of the Telegraph and the 19th Century‘s On-line Pioneers）汤姆•斯丹迪奇（Tom Standage）著，1998 年出版。那是一种可以让人人取得联系的新技术！它会使投资者致富！简直就像是互联网热潮─不过，主角是萨缪尔•摩尔斯（Samuel Morse，电报发射器和接收器的发明人─译注）。
十五、华尔街
65、《与天为敌: 风险探索传奇》（Against the Gods: The Remarkable Story of Risk）彼得•L•伯恩斯坦（Peter L. Bernstein）著，1996 年出版（中译本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生活总是有很多的偶然性，但把这个真理表述成数学模型则是最近的事情了。这样做的结果令人震惊: 概率理论在从桥梁建设到金融衍生产品和对冲基金交易等各个方面都起作用。
66、《华尔街之子摩根》（Morgan: American Financier）让•斯特鲁兹（Jean Strouse）著，1999 年出版（中译本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圆鼻子的摩根与其说是一个金融大盗，不如说是为金融大盗提供工具的人。 为 J.P. 摩根立传的作者看到了他的不足，但同时认为，现代美国经济的发展有很多要归功于摩根。正是在摩根的带领下，华尔街才拥有了如此之大的影响力。
67、《股票作手回忆录》（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李费佛（Edwin Lefre）著，1923 年出版（中译本由海南出版社出版）。这本传记的主人公名叫杰西•利佛莫尔（Jesse Livermore），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利佛莫尔可能是最早的日间交易员。该书饶有趣味地讲述了一个内幕人士对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不受管制的自由市场的看法。
68、《营救华尔街》（When Genius Failed: The Rise and Fall of 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罗杰•罗文斯坦（Roger Lowenstein）著，2000 年出版（中译本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罗文斯坦的书让我们获得了对神秘的对冲基金世界的难得一瞥。这本书讲述的是贪婪和权力变质的故事，这也使该书成了一部现代经典著作。
69、《客户的游艇在哪里》（Where are the Customers‘ Yachts?）小弗雷德•施韦特（Fred Schwed Jr.）著，1940 年出版（中译本由海南出版社出版）。在这本非常有趣的书里，一位原股票交易员透露说，股市中大多数专业人士都是贪婪、自私自利的家伙，而大部分客户都是贪婪的傻瓜。 （对了，这一点从 1940 年以来就没有太大的改变。）
十六、工作与生活
70、《美国生存体验实录》（Nickel and Dimed: On (Not) Getting by in America）巴巴拉•厄莱雷奇（Barbara Ehrenreich）著，2001 年出版。职业是记者的厄莱雷奇干了几个月的招待员、酒店服务员、沃尔玛的工作人员，竭力用挣到的钱来养活自己。她既可笑又令人痛楚的叙述，说明了美国的贫穷劳动者要出人头地是何等之难。
71、《成功人士战胜疲劳的秘密》（Reclaiming the Fire: How Successful People Overcome Burnout）史蒂文•贝格拉斯（Steven Berglass）著，2001 年出版（中译本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你迟早会感到疲劳。到那时候，你可以前往夏威夷，也可以努力了解疲劳的根源。本书的作者是一位为企业家和管理人员提供咨询的心理医师。所以，战胜疲劳就从本书开始吧。
72、《时间困扰: 工作家庭一锅粥》（The Time Bind: When Work Becomes Home and Home Becomes Work）阿利•罗素•霍奇柴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著，1997 年出版。我们的时间太少了。我们希望平衡。身为社会学家的作者采访了《财富》500 强公司中的每个人，从高管到工厂工人，得出了令人惊讶的结论。我们没有使用“灵活时间”和给男方的产假，甚至所有的休假都没有用。问题出在我们自己吗？
73、《美国人谈美国》（Working: People Talk About What They Do All Day and How They Feel About What They Do）斯塔兹•特克尔（Studs Terkel）著，1974 年出版（中译本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作者在书中记载了对美国劳动者的几十篇采访，这些人当中有牙医、掘墓人和家庭主妇等。你可以了解到他们生活的艰辛，以及在面对艰难时从容不迫的态度。如果你读完这些没有被打动，你一定是个硬心肠的人。特克尔爱怀疑别人的卓越才华和同情心，这些在他的作品里却得到了体现。
十七、十八世纪北京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之探因
发布时间：2003-2-21 文章来源：新青年 文章作者：余三乐
中国人"华夷大防"的观念本不自明代始，但到了明代则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直到16世纪末，即朱明建国200多年间，没有一个外国人获得在京居住权，更没有哪一个外国人能入朝为官，像唐朝的晁衡、元代的马可·波罗。这固然是由于明朝始建于一次反对蒙古族统治的民族战争，加之出身于贫苦农民之家的朱元璋是典型的农业文明的代表，同时也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失去了"无分夷夏"、广纳百川的博大胸襟，而将国门日益一日地禁闭了起来，特别是发生了自东南沿海直到邻国朝鲜与海上敌国日本旷日持久的战事以后。中国长达数百年的"闭关自守"就是肇始于明代。
然而，就在刚交17世纪的时候，数以百计的西方人来到这里，生活在这里，甚至死在这里，安葬在这里；大量的西方图书运到这里，藏在这里，其中一部分在这里翻译出版；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在这里传播，或通过这里向其他地区扩散；一幕又一幕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的生动活剧，一直延续了两个世纪，这个封闭帝国的封闭的都城居然成为中国版图上(除澳门以外)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这一特定的社会现象在1773年罗马教皇解散耶稣会后明显减弱，到1793年马嘎尔尼勋爵访华失败，标志着这个时代的终结。①
这是一个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又影响于世界的独特的社会现象。
一
使中国紧闭的国门稍稍有所松动的，是来自西方的耶稣会士；使北京在之后的两个世纪中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一个重要的动力，也是这些以利玛窦为代表采取"适应政策"和科学传教方式的耶稣会士。
1574年新任的耶稣会印度视察员范礼安在澳门住了9个月，仔细观察了葡萄牙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在澳门"那些改变信仰的中国人必须改用一个完完全全的葡萄牙名字(不仅仅是受洗的名字)，甚至必须穿着葡萄牙人的衣裳"。范礼安认为"这种倾向是被中国的文化所拒绝的"。他通过观察和交谈还了解到，"中国人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平时不携带武器；他们的上层贵族居住在有城墙围绕的城镇中，穿着长长的衣袍，吃着丰富的饭食，对僧侣(即佛教的和尚)不怎么尊重；重视文学的研究，非常看重学习。"他觉察到"这些中国人与外界没有什么朋友关系，也不与外国人交际。"对负责东方传教事务的范礼安来说，"在明王朝的统治下那禁闭的大门如何向天主教的传教士们打开，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葡萄牙人对在澳门的皈依天主教的中国人所实行的一套办法则应该被抛弃"。范礼安确信，"至少要有一位耶稣会士应该学会用中国语言交谈、阅读和写作，然后才能较深入地了解中国人的社会和中国文明"。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罗明坚首先被派到澳门。他改变了以往葡萄牙人的态度，使自己的行为举止遵从中国人的风俗和礼节。学习中文，树立起"尊重中国人的风俗习惯的思想"。他还到中国内地建立定居点，这是耶稣会士"适应政策"的开端和最重要的内容。
通过对中国政治、社会结构的逐步深入的观察和分析，耶稣会士认识到，要想在中国成功地传播福音，非要争取到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批准不可。利玛窦在1588年9月的一封书信中强调说："如派遣神父们出使中国，非得有皇帝的正式许可，或他属官员的同意不可。"他认为，"最大的困难，是如何晋见皇帝?如何进入朝廷?"②并为之作了积极努力的探索。
将西方的科学技术介绍给中国人，是利玛窦传教策略之一。这第一是为了改变中国人传统的认为"外国人是食人生番"观念，而证明西方也是"文明社会"；第二，使传教士们不仅改穿了文人的服装，也显示出学者的素养，因而得以进入处于社会较高阶层的文人学者的社交领域，进而结交官员朋友，争取他们的帮助，达到自己的目的。
1601年他终于进入了帝国的首都，并且将明王朝延续了200年的"不准外国人在京居住"的法律打开一个缺口③，获得在北京的长期居住权，甚至还破例享受到类似于正式官员的朝廷颁发的俸禄。他虽然没有真正地见到皇帝，但间接地与皇帝建立了联系；他虽然没有得到皇帝批准传教的正式文书，但是得到了事实上的默许。他生前获得在北京市内建造教堂的许可，死后又得到了靠近城市的墓地④。
这都显示了皇帝对天主教的容忍。他已经在客观允许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达到了目的。
从1601年进入北京，到1610年去世，这十年是利玛窦事业的黄金时期。这期间，他与徐光启合作，翻译出版了《几何原本》，与李之藻合作翻译了《同文算指》；这期间他陆续出版了《天主实义》、《二十五言》、《畸人十篇》、《辩学遗牍》、《乾坤体义》、《西字奇迹》等以中文撰写的书籍；多次修订和翻印了《世界地图》，直到把它挂在皇宫里；这期间，他将北京的第一座天主教教堂--南堂，办成展示欧洲科技文化的博物馆⑤，他发出了大量的书信(目前保存下来收入《利玛窦书信集》的有19封)，向欧洲介绍中国的情况。同时，作为他的随从与他一起进入北京的西班牙籍耶稣会士庞迪我，教会了宫廷乐师弹奏西洋铁琴。
利玛窦首先用以攻破禁闭国门和森严法律的"武器"，不是无敌舰队，而是"征服"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几何原本》和《万国地图》，是打动了不务正业的万历皇帝的好奇心的自鸣钟。接着，徐光启、邓玉函、汤若望等用以对抗"南京教案"的反教浪潮，继续捍卫天主教在京师存在的不是枪炮，而是帮助朝廷准确预报天象的科学知识，和抵御外敌的造炮技术。这两项"拿手好戏"，进而使耶稣会士们不仅顺利地渡过了改朝换代的动荡，而且创造了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好局面。在康熙亲政后，天主教则开创了在华的"黄金时代"。南怀仁做了皇帝尊敬的老师；钦天监几乎成了传教士们的固有领地；纪理安在紫禁宫里开办了玻璃车间；戴进贤服务于位于圆明园的被称作"蒙养斋"的数学院。康熙皇帝甚至还正式邀请更多的身怀绝技的西方传教士 到中国来，到北京来。法国路易十四国王果然派遣了"国王数学家"白晋、张诚等人来华。在康熙的亲自策划和组织下，经耶稣会士和中国学者的通力合作，两项堪称为中西文化交流结晶的大型工程得以完成，这就是编纂汇集了中外天文数学知识的100卷的《律历精蕴》，和第一部以西方先进方法测绘的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自然，书籍的编纂和地图的汇总，都是在北京完成的。
作为对耶稣会士遵循"利玛窦规矩"，在中国奉公守法，为朝廷、为宫廷勤劳服务的回报，康熙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采取了容忍甚至鼓励的态度。在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皇帝发布了利玛窦梦寐以求，为之奋斗了一生而没有得到的有关传教自由的诏书。他赐北堂给法国传教士；他题写了"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宣仁宣义，肇昭拯济大权衡"的对联和"万有真元"的横批，表示了对天主教的理解和支持。
就这样，利玛窦和遵循利玛窦"适应政策"和科学传教方针的耶稣会士们，成功地将西方文明，西方的科学技术、艺术和宗教带进了北京。在差不多整个康熙时代造就了中西文化交流空前繁荣的局面。
二
造成北京这一时期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主要原因，是以利玛窦为首的传教士采用"适应政策"和科学传教方式的结果，也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和皇室对部分西方技术，对精通西方文化的人才需求。如万历皇帝对自鸣钟的偏爱，天启年间引进"红夷大炮"和崇祯年间的修历、造炮，到顺治、康熙年间的继续修历、继续造炮、测绘地图等等，都是如此。
观天和修历是明清两代王朝利用西方科学知识和传教士的最重要的领域。在这其中，位于宣武门堂东侧的原晚明时代的"时宪局"和东便门一隅的清代的"钦天监"一度是耶稣会士最能施展卓越才华的地方。
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寄居南昌的利玛窦准确地预报了9月22日的日食，而官方则预报有误。他在进入北京的当年，即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又预报了6月5日和12月9日的两次月食；1603年(万历三十一年)5月1日发生的一次日食。实际的发生的天象又与利公测算的吻合。而朝廷中专管天文历法的钦天监，这几次预测的时间都与实际有较大的误差。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件小事，意味天朝代天而言的权威性受到了动摇。
随后发生的多次日、月食的误报，招致了举朝的非议，改历之说由此而起，虽有众议，说非徐光启及西洋传教士不能担此重任，但真正将此重任交给外国人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几经周折后，新上台不久的崇祯皇帝终于决定，由徐光启主持"时宪局"，延揽西士，采用西法，开始修改历法的工作。耶稣会士中邓玉函、罗雅谷，以及后来的汤若望服务其中。
1644年，当北京处于政权频繁交替、兵荒马乱之时。而汤若望却仍坚守在京，保护着尚未镌
刻完毕的《崇祯历书》的木版。为了表明新朝的顺天承运的合法性，入主北京的大清王朝非常需要有人替他们观测天象，颁布历法。摄政王多尔衮不但对汤若望加以保护，而且毅然将汤若望等编纂的新历更名为《时宪历》颁行天下，并在历书上批下了"依西洋新法"五个字。鉴于汤若望在天文历算领域的杰出才华和敬业精神，大清皇帝颁旨，任命汤若望为清王朝的钦天监掌印官，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主管钦天监的洋人官员。此后，南怀仁、闵明我、庞嘉宾、纪理安、戴进贤、刘松龄、鲍友管等耶稣会士先后主持钦天监，翻译了大量西方天文书籍，铸造了若干大型天文仪器，并一再修订了历书。他们不仅供职于国家天
文观象台，还在南、北两堂建有自己的小型的天文观象台，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了西方的科学知识。
其次是造炮。大明王朝到了熹宗的天启年间气数已尽，内忧外患接踵而至。1622年(天启二年)，后金大军直逼山海关，威胁京师。徐光启、杨廷筠等上疏，言澳门葡萄牙之兵能操红夷大炮，勇猛无敌，可以借来御敌。又言耶稣会士皆博学宏深、多才多艺之人，宣来京城，于保国大有好处。天启皇帝遂命传教士进京，接着被称为"红夷"的葡萄牙人制造的大炮乘舟北上。1626年，后金大汗努尔哈赤率13万大军包围了山海关外的孤城--宁远。守卫宁远的明军将领袁崇焕将红夷大炮架上城墙。没想到这种西洋大炮威力无比，把每战必胜的八旗铁骑打得落花流水。连努尔哈赤也被打成重伤，不久便忧郁地死去了。西洋大炮的使用改变了明与后金的力量对比。明军原来在善于骑射，长于野战的后金八旗面前一筹莫展，屡战屡败。自从有了西洋大炮，他们创立了"凭坚城用大炮"的新战术，多次击退后金的进犯，致使努尔哈赤的继任者--皇太极数年不敢再围攻装备有西洋大炮的宁远、山海关等战略重地。
崇祯末年，皇太极的满洲八旗兵与李自成的农民军对明王朝形成了钳形攻势，战争成了朝廷压倒一切的首要大事。这迫使崇祯皇帝朱由检求助于西洋的先进技术。买炮已经是远水不解近渴了，需要自己制造大批量的这种具有较大杀伤力的武器。崇祯皇帝决定由汤若望来主持制造火炮。
1642年(崇祯十五年)，在汤若望的设计和指导下，大小太监们一齐动手，先后铸造成数百斤和1200斤的两种大炮共20尊，经试验，威力很大，皇帝非常高兴，颁旨嘉奖，命再造500门。在这期间，他不但造出了优质的大炮，还与中国学者焦勖合著了《火功挈要》(又称《则克录》)一书。当然大炮并没能挽救了明王朝的灭亡。
1674年(康熙十三年)，平定三藩(起兵反清的三位汉族藩王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的战争打响了。皇帝命南怀仁负责修炮和造炮，南神父以不懂兵器和教士不应参与杀戮之事为由，竭力推辞，康熙帝甚为不悦，神父只好从命。南怀仁领旨后设计了一种轻型火炮，炮弹仅为3斤，炮身总重1000斤。在试射时，此炮射击100发，有99发命中目标，炮弹穿透4寸厚的木板。康熙得报大喜，命依样造20门，送到平藩前线。继而皇帝下令再造一种炮弹为8斤的炮，制成后试射时100发中96发，康熙兴致极高，亲自点炮，其中一发炮弹刚好落在前一发炮弹上，将其击碎。康熙当场把自己身上的貂皮大衣脱下来赏给南怀仁。后来南怀仁又奉旨造了炮弹为10斤的炮，前后共铸造火炮130门，并撰写了关于火炮的制造和使用的《神威图说》一书，有力地支援了平定三藩，统一国家的战争。为此南怀仁进一步得到了康熙皇帝的信任，被授予工部右侍郎之职。
在北京，外国传教士的另一"用武之地"是在外交领域。他们大多能通晓多国语言，熟悉国际交往的常规，因此中国政府在与外国办理交涉时，曾多次聘请他们作翻译，有时甚至请他们担任外交事务的顾问。
1655年(顺治十二年)，荷兰使者再次来华，汤若望应邀担任翻译。7月20日，荷使正式向皇帝进献礼物。"当时内阁大学士坐在略高一点的凳子上，其座位的右边是两位满人，左面坐的是汤若望，充当翻译。内阁大学士首先向荷兰使节致敬，然后汤若望谦和恭敬地向他们致欢迎词。"⑥7月30日，皇帝召汤若望到御前详细询问有关荷兰的情况。8月6日，朝廷将一份与荷兰的商务草约交汤若望征求意见。汤若望出于狭隘的国家和教派利益，迎合了中国传统的闭关自守倾向，阻挠了中荷建立正常商务来往。从中也可见他在外交活动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南怀仁也在中国与俄罗斯等国的外交接触中担任过不可缺少的角色。1676年(康熙十五年)，俄罗斯国沙皇派遣使者来到中国。清政府知道南怀仁通晓多种欧洲语言，又会汉语和满语，就让他参与此次外交活动。
俄使到达北京后，南怀仁就跟随中国官员去宾馆拜会。南怀仁用拉丁文与俄使者互致问候，交谈了一番。俄使高兴地说，感谢皇帝为我派来这样一名优秀的翻译。他不仅能口译有关两国君主的所有事务，而且还能逐字逐句正确地译出他的头衔和国事内容。通过南怀仁的桥梁作用，中俄互相承认了对方的主权国家地位，从而使彼此关系得以顺利地发展。10年后的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南怀仁又为荷兰外交使团担任过一次翻译。
另一位耶稣会士--刘松龄，也曾受命承办过外交事务，1752年-1753年(乾隆十七年-乾隆十八年)，葡萄牙国王遣使来华，朝廷委派刘松龄主持接待。乾隆因其交涉成功特赏给刘松龄三品官的俸禄，外加白银2000两。
为宫廷服务，特别是为皇室服务，是中国皇帝允许西方传教士在华、尤其是在京居住的第四个主要原因。万历皇帝破例让利玛窦居京的动机，就是负责维修他所钟爱的西式钟表。白晋、张诚用奎宁治愈了康熙的疟疾，而得到建造北堂的赏赐。纪理安在他的"玻璃车间"里不仅造出了望远镜所用的镜片，也制造了各种各样豪华的灯罩和其他礼品。雍正皇帝批阅奏折、办理公务离不开洋教士制造的眼镜。郎士宁、王致成作为乾隆皇帝的宫廷画师，在内务府"养心殿造办处"领取俸禄。郎士宁、蒋友仁直接参与了圆明园内欧式建筑和园林的设计工作。还有其他不少的传教士成为宫廷的工匠、乐师和医生。
综上所述，由于国家在修历、造炮、外交和皇室消费方面的需要，作为中华帝国政治、文化中心和最高统治者--皇帝居住地的北京，成为西方传教士施展其各方面才华的最佳场所。
这也就成为他们能够在一个"闭关自守"封闭帝国的封闭都城中长期存在，并使之在一个时期内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理由。
三
使耶稣会士成功地进入北京，并与之合作，将西方文化带入北京的，是一批思想开明、勇于进取的中国文人和官员。
明中叶以后，在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在江浙一带，商品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这里成长起来一批与以往不同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着炽烈的爱国精神，面对境外强敌的觊觎，胸怀富国强兵的伟大抱负；面对日益腐败的朝政、荒淫无度的皇帝，他们意欲破除祖宗成法，不拘一格进行社会改革；他们唾弃空虚不实的理论，讲究经世致用的实学，诸如天文、地理、数学、农业、军事、造器等等。
当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将崭新的西学介绍进来之时，以徐光启为代表的这批文人和官员，立即敏锐地觉察到它的价值，并给以积极的回应。当有的人看到在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上中国仅处于东方一隅，而大加指责时，他们则睁开眼睛，接受这从未见过的新天地。官居岭南道的王泮第一次刻印了《舆地全图》，广为散发，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出版了《几何原本》，李之藻与之合作翻译了《同文算指》，王徵与邓玉函合作编纂了《远西奇器录最》并为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作序，冯应京为利玛窦的《交友论》撰序，杨廷筠为庞迪我的《七克》作序并将其刻印出版，孙元化与庞迪我合作撰写《日晷图法》，李应试刊印名为《两仪玄览图》的世界地图，毕拱辰为邓玉函的《泰西人身说概》作序，等等。正是由于他们首先认识到西洋科学的先进性，并出钱、出力广为宣传，才使中国人逐渐对此有所了解。这就是认识作用和宣传作用。
王泮最初破例批准利玛窦在肇庆定居；瞿太素曾跟随利玛窦学习数学和几何，是他在利玛窦定居南京的计划失败后提议，南昌很适合他们"来中国的目的，是可以居住的好地方"⑦；而在南昌的医生王继楼将利玛窦引入当地的学者文人的社交界；石星和王忠铭对利玛窦进入南京和北京分别给予了决定性的帮助；当时属于"东林党"的不少官员，都对利玛窦等人鼎力相助，如曹于汴曾使神父们摆脱礼部的软禁，在宣武门附近租房暂住，及礼部尚书冯琦正式批准他们在京居住并命令有关官员及时将钦定的赏赐按时发给他们⑧；以及前述大学士叶向高在批准利玛窦墓地一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这就是帮助作用。
谈到中介作用，是指将具有先进的科学知识的技术并愿意为皇帝和朝廷服务的传教士介绍、引荐给恰恰对其有所需要的皇帝和朝廷。当然，最先将利玛窦介绍给万历皇帝的太监马堂不属此列，他不过以此作为取悦皇帝的手段。而徐光启和李之藻等人，不仅翻译了大量西方科学著作，为传教士们的书籍作序，予以介绍推广，而且在将他们和他们的科学介绍皇帝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最先提出采用西法，延揽西士，修订历书的是徐光启；提出用洋炮御敌，用洋人造炮的也是徐光启。应该说正是由于徐光启等人的中介作用，才奠定了耶稣会士在首都北京存在的基础。在这方面李之藻的作用也不能抹杀，早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他就上奏了《请译西洋历法等疏》，向皇帝举荐传教士参与修历，而利玛窦、庞迪我等人给皇帝的奏折，多经他修改润色。
保护作用是指在"南京教案"波及北京的不利形势下，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多次上书，驳斥诬陷不实之词，保护传教士。
即使是在西方传教士得到皇帝信任的康熙年代，作为文化交流的中国一方的主体的中国文人和官员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像王徵、梅文鼎、梅?成、明安图、何国宗等，正是由于有了他们的通力合作，西方传教士才能在译书、修历、制图及编纂《数理精蕴》和《皇舆全览图》等等方面的文化交流和建设上取得建树，北京也才能保持其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地位。
四
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铎罗作为罗马教皇调停"礼仪之争"的特使来到中国。他不仅坚持天主教教义与中国礼仪水火不相容的立场，而且对康熙化解矛盾的努力持口是心非的态度，使得康熙皇帝不得不转而禁教。他虽然禁止传教士向中国人传教，但并不一概排斥所有的外国传教士，相反，对所有"遵守利玛窦规矩"的耶稣会士和其他修会的传教士，诚心挽留，加以保护，仍聘请他们为宫廷服务，并不干涉他们的宗教生活。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3月，康熙颁发谕令："自今而后，若不遵利玛窦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对尊重中国风俗习惯的耶稣会士，他则说："倘教化王听了多罗的话，说你们不遵教化王的话，得罪天主，必定叫你们回去，那时朕自然有话说。说你们在中国年久，服中国水土，就如中国人一样，必不肯打发回去。"翌年，他又在给苏霖等教士的谕旨中，指出：
"自利玛窦到中国二百余年，并无贪淫邪乱，无非修道，平安无事，未犯中国法度。自西洋航海九万里之遥者，为情愿效力。朕用轸念远人，俯垂矜恤，以示中华帝王不分内外，使尔等各献其长，出入禁廷曲赐优容致意。"⑩
康熙之后的雍正、乾隆两朝，也基本上延续了这一政策，"重其学，不重其教"。一方面，禁止中国百姓信教，驱逐坚持排斥中国儒家礼教 的传教士到澳门；另一方面，继续容纳，甚至欢迎遵"利玛窦规矩"的，同时学有专长的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在宫廷服务。如戴进贤、刘松龄、郎士宁、王致成等，就是在这一期间比较著名的代表。
由于全国范围的禁教，在客观上起到中西文化交流桥梁作用的传教士们，不是集中在北京，就是驱逐到澳门。传教士们惨淡经营了近百年的各处教堂，包括利玛窦创建的肇庆、韶州、南昌、南京等地的教堂，都被没收和改为它用。而只有在北京的东、南、西、北各教堂，仍为在京任职的传教士的宗教场所，其作为展示西方科技文化博物馆的作用不减B11。栅栏公墓不但得到保护，而且继续收葬在京逝世的外国传教士。不仅如此，1732年(雍正十年)，来自法国的耶稣会士还得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墓地--正福寺墓地。可见在这大约一百年期间，清帝国的首都--北京，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除了澳门之外)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突显。
五
北京之所以在17-18世纪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从宏观上说，取决于中国社会的状况，取决于那个时代的国际环境，以及中国与西方国家实力的对比。
从明末清初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来看。一方面，封建中央集权制强化到了极点，皇帝位于权力的金字塔的顶端，有着一切生杀予夺的特权。朕即国家，诏令即法。嘉靖皇帝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尊封仅仅是诸侯王而并非皇帝的亲生父亲为献宗并入祀太庙；万历皇帝为了取悦心爱的郑贵妃，敢于违背传统的"长子继承"的法规，面对群臣的反对，将册封太子的大事拖延了十二年之久。这说明，只有皇帝才有改变传统的特权。另一方面，一千多年来，国家对意识形态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而历代反政府的起义暴动又常常是以一种异端宗教的形式所组织，所发动。因此，政府的各级官员对任何新的宗教，都抱着极高的警惕性，或者说是强烈的敌意。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来自遥远的欧洲的、以聚众作礼拜为主要宗教仪式的天主教，如果没有皇帝的特许，要想发展起来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利玛窦要百折不回地进入北京，取得皇帝批准的原始动力；也是他的"适应政策"为什么能获得成功的原因所在。
从国际环境上看。17-18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兴起，作为早期殖民主义代表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分别从东和从西开拓殖民地，随后荷兰也迅速发展成为海上强国而到远东拓展殖民地。但是无论是葡萄牙、西班牙还是后起的荷兰，在当时都没有能力以武力征服中国。中国虽然在社会进步、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等方面渐渐地落后于西方，但国家的总体实力还是强大的，因此能在对葡萄牙、荷兰、俄罗斯的多次武力侵扰中取胜。
同时，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中国民族的文化像长江、黄河那样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可以吸纳和包容外来的其他民族的文化，能令来自其他文明的开明人士倾心折服，而绝不可能被拦腰斩断，被外来文化所完全征服。
这就是天主教传入中国时不得不采取与其征服美洲时截然不同的方式，即"适应方式"的主、客观原因。诚然，利玛窦不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但是他的"适应政策"并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发明，正如上述所表明的，起码包含了沙勿略、范礼安、罗明坚、庞迪我等人的意见和智慧，而且得到了当时来华的绝大多数耶稣会士、甚至包括一些别的修会传教士的赞同，并在一段时间得到罗马教皇的认可。这就不是仅仅用个人品质所能解释的了。如本文第二节谈到的，与利玛窦同时代来到东方的传教士中，就有不少"欧洲人主义者"主张在中国用武力推行天主教，但是他们当时恰恰没有能够打败中国的武力，只能在中国的大门之外徒然叫嚣，而一事无成。加拿大学者李晟文分析道："与其他欧洲传教士及在北美的耶稣会士相比，在中国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表现得较为尊重与友好，但应该看到他们之所以持这种态度是形势所迫，而非出于他们的自愿。来到中国与来到北美的法国耶稣会士不仅同属一个修会、一种国籍，而且他们中间不少人还来自同一耶稣会学校，有的甚至还先后在北美中国两地传教。如果讲在北美的耶稣会士蔑视当地文化、以欧洲人的是非标准来衡量当地人的文化传统的话，那么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也会存在着同样的观念与意识。所不同的是两地文化背景的不同导致在北美的耶稣会士充分地表现出他们的这种意识与偏见，而不允许在中国的耶稣会士将之充分地表现出来。"应该补充一点，即不仅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更主要的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差异。当然也不能排除一些传教士，受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长期熏染后，使自己原有的"欧洲中心"的世界观得到部分的、甚至全部的改造。
这一国际环境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西实力对比的逆转，而逐渐发生着改变。由于欧洲实力的迅速增强，作为欧洲意识形态的天主教也日益强大起来，其对待中国的态度，也日益强硬起来。曾经得到教皇首肯的耶稣会的"适应政策"被后继的教皇所废止B14，直至奉行这一政策的耶稣会于1773年惨遭被强行解散之命运。与此同时，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英国迅速取代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而成为世界的霸主。当1793年英国的使者--马嘎尔尼勋爵来到中国的时候，历来外国人觐见皇帝时从未发生过异议的事情，即行中国传统的三拜九叩之礼，竟成了双方争执的焦点。这表明：强大了的西方人再也不愿意向东方的君主履行东方的礼节了。这同时表明，作为耶稣会"适应政策"的基础已经不存在了。自此以后，虽然不能说在宫廷服务的传教士就一个也没有了B15，但是，以遵循"利玛窦规矩"的耶酥会士为主要中介的"西学东渐"差不多就此偃旗息鼓了，而作为中华帝国首都的北京，再也不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了。自此以后，西方文明的输入主要采取的是与利玛窦和耶稣会士迥然不同的另外的方式，即西方商品(包括罪恶的鸦片)的输入和强加给中国的战争。
①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学博士David E.Mungello在《The First Great Cultural Enconter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1582-1793)》一书中将"中国与欧洲的首次重要的文化接触"的时间界定在1582-1793年。见澳门文化署编辑出版的《The Jesuits 1594-1994,Macao and China,East meets West》第111页。②《利玛窦书信集》台北光启书社1986年版，第89页。
③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二月，礼部题："《会典》止有西洋国及西洋琐里国，而无大西洋，其真伪不可知"，"不宜令入宫禁"，"勿令潜住两京"。见《明神宗实录》卷356。
④《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17页写道："在举行丧事弥撒那天，有大批教徒参加，其中有一个知名文士非常熟悉朝廷办事的手续，他回家之后忽然想到皇上或许可以赐给一块土地作为利玛窦神父的坟地。他认为这就等于认可教会和基督教在中国的合法存在了。"
⑤明末崇祯年间，刘侗、于弈正在《帝京景物略》中称利玛窦"其国俗工奇器"，并对南堂里的西洋器具作了如下描写："简平仪，仪有天盘，有地盘，有极线有赤道线，有黄道圈，本名范天图，为测验根本。龙尾车，下水可用以上，取意龙尾，象水之尾尾上升也。其物有六：曰轴、曰墙、曰围、曰枢、曰轮、曰架。潦以出水，旱以入，力资风水，功与人牛等。沙漏，鹅卵状，实沙其中，颠倒漏之，沙尽则时尽，沙之铢两准于时也，以候时。远镜，状如尺许竹笋，抽而出，出五尺许，节节玻璃，眼光过此，则视小大，视近远。候钟，应时自击有节。天琴，铁丝弦，随所按，音调如谱。"⑥魏特《汤若望传》，第356-357页。
⑦《利玛窦书信集》第154页。
⑧见张铠著《庞迪我与中国》第71-72页。
⑨⑩陈垣辑录《康熙与罗马教皇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
B11清乾隆年间，著名的历史学家、军机章京赵翼，参观了教堂里的西洋画、千里镜，用管风琴演奏了西洋音乐，赵翼事后撰写了题目为《西洋千里镜机乐器》的短文和题为《同北墅、漱田观西洋乐器》的长诗，对在南堂所见所闻作了详细的介绍。B12笔者在拙作《群星陨落之地》中曾写道："利玛窦虽然生于早期殖民主义时代，
但他并没有沾染上"白人至上"主义的恶习。他在中国的作法，也不完全是在力量对比不利时，违心采取的策略。在他尚未踏上中国土地之前，还在印度果阿的时候，就对那里的教会不允许当地的修士接受高等教育而强烈不满。他曾说："规定这种章程人所持的理由都不是实在的理由。"其根源所在就是"这边的本地人，无论怎样有学问，在白种人眼里，都没有什么地位。"这正是利玛窦心灵的美好之处。"见《中国文化杂说》第六卷(宗教文化卷)第407页。
B13见李晟文《明清时期法国耶稣会士在中国与北美的传教活动之比较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黄时鉴主编的《东西交流论谭》，第209-210页。B14关于所谓的"礼仪之争"，包括GOD的中文译法和中国教徒是否允许参加祭祖、祭孔的活动等，自利玛窦死后不久就开始，大多数耶稣会士坚持利玛窦的"适应政策"。1654年卫匡国专赴罗马，向教廷作解释。1656年，教皇亚利山大七世批准如下声明，即"如敬孔和敬祖的礼仪，真是像卫匡国所说，属于社会礼仪，圣座准许中国信友可以举行"。然而，教皇格肋孟第十一世于1704年颁布《自登基之日》诏谕，宣布禁止中国教徒参与敬孔、敬祖活动，否则将被逐出教门。见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94页、第101页。B15葡萄牙籍味增爵会修士福多明我于1801年(嘉庆六年)进京，同年12月19日被授予钦天监右堂，1806年(嘉庆十年)1月升任左堂，1808年(嘉庆十三年)又升正堂，并兼理算学馆。见《历史遗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118页。
(作者为北京市委党校副研究员)
（原载：北京文博2000第四期）
澳门被侵占的三百年是哪三百年？
七子之歌的三百年是哪三百年
最初三分钟
谁有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全文啊?
郁闷啊，新浪的主页三百年不更新，求救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记>
《甲申三百年祭》的作者和内容？
鸡蛋碰撞的问题
氢的碰撞截面
显示器碰撞的问题？
碰撞的问题
弹性碰撞的问题。
孙正义的三百年商业计划具体是怎么样的
为什么明朝大多数的皇帝那么昏庸，还坚持了三百年社稷？
传闻中临汾这一带有三百年一次的大震，有没有可能呀
一个关于碰撞的问题。
张隼的大碰撞
爱情与现实的碰撞
汽车碰撞实验的数据库
求《甲申三百年祭》原文。谢谢！
关于完全非弹性碰撞 完全弹性碰撞 非完全弹性碰撞的区别
百年高校里面的树也有百年吗?
飞艇最初的速度？
生命最初是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