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门石一般用什么:澄清与郭沫若有关的误传

陈晋在其著《毛泽东之魂》（修订本）（1993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初版，1997年中央文献出版社修订版）的第296页说：“最后的插曲是，江青一伙则在 1974年1月25日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点名批判郭沫若，两次让这位82岁的老人站起来蒙受耻辱。从郭沫若自身的角度讲，他对毛泽东的知遇之感和崇拜心理从未减过，而批孔又涉及到自身，于是，在1974年2月7日，以《春雷》为题，赋七律两首呈毛泽东，其中有‘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珠’之句，算是从学术上对批孔运动的一个表态。”他的这本书在“1993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只印了一版，很快就脱销了，又不断接到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索书或购书的来信。”（见《后记》）但印了多少本，因未见此版不知道。而1997年9月的修订本首印一万册，可见在同类书中印数是不少的，传播非常广远。其实这个说法的传播远不止此，在1992年9月8日上海出版的《文汇读书周报》上就刊登了摘自《传记文学》上相同内容的说法。就我的有限阅读范围的书报刊上很多都刊登过宣传过。传播之广，影响之众，误人之深，几无与伦比。然而这却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一则误传。

毋庸讳言，在1974年初毛泽东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中确实批评过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并留下了《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的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学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660页）江青等人在1974年1月25日的讲话中确实提到过郭沫若，但根本没有“点名批判郭沫若”，更没有“两次让这位82岁的老人站起来蒙受耻辱”。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6]24号《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附件印有“供批判用”的《江青、姚文元、迟群、谢静宜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记录稿）》（1976年11月印发），这是他们讲话的全文，包括插话、动作细节等都用括号注出来，是最真实的原始材料。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中确实提到过郭沫若，在这份长达49页的文件的第5页上。先是谢静宜提到当时冯友兰写了批孔的文章要在学报上发表，她说：“所以，后来看了文章以后，我们说，我们学报要发表的。报纸有人给冯友兰要约稿啦，可能是要会登报的。所以，主席就说，那里面可是指了郭老的名字的，别批郭老啊。所以后来等到报纸发表的时候，郭老的名字，郭沫若同志的名字去掉了，连书的名我们都没有登呢，这是主席保护郭老哎。”下面就是江青接着说的话：“对郭老，主席是肯定的多，大多数是肯定，郭老的功大于过。郭老对分期，就是奴隶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是有很大的功劳的。他有一本书，《奴隶制时代》。郭老对纣王的翻案，郭老对曹操的翻案，这都是对的，而且最近还立了一个功，就是考证出李白是碎叶人。碎叶在哪儿呢，就在阿拉木图，就是说，那些地方原来是我们的。郭老的功勋是很大的，这点应该同志们知道。他这个《十批判》（原文如此——引者）是不对的，听说，郭老今天来了。”这就是谢静宜和江青在这个大会上提到郭沫若的全文，在这份全文约３万余言的中央文件附件中除此再未有人提到过郭沫若。对谢静宜、江青在这次会上讲话的意思我不想做过多的评论，但我的感觉是她们基本上是肯定的成分居多，批评的因素虽然也有，但并非是重点，更非主要目的是批判。更得不出“江青一伙则在1974年1月25日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点名批判郭沫若，两次让这位82岁的老人站起来蒙受耻辱”的结论。

陈晋为什么会出现上面所引的错误说法呢？是否他没有见到过中发［１９７６］２４号文件呢？不是的！他不仅见过，而且还在书中大段引用过文件中的原话。为了说明问题，下面将陈晋引用的文件中的原话转引在此，陈晋添减或与文件中不一样的地方用括号括起来。其书第２９４页说：“在1974年1月25日召开的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谢静宜曾谈到这个过程。‘当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论的时候，主席说，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问到林彪有那（哪）些孔孟的言论或者类似的语言，主席让我们，就是（让）我和迟群同志搞一个材料送主席看一看。所以（，）我和迟群同志就召集了几个同志议了一下，整理了一个初稿，这个稿子只有两三页，当时只有两三页，送给了主席，也送给了江青同志……（江青）还提议我们要到毛家湾去（，）找材料。所以这样一来，东西就多了……后来（，）（就）编了一本（即《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送给主席和江青同志，主席，江青同志看得非常细，连封皮标题，就是封面那个标题，前言、（，）内容，一字一句地、不漏地看完，特别是在内容方面。”这段话就在第2页至第3页，除少数地方的标点、增减语气字、加注说明等外完全是一样的，可证陈晋是看过研究过中发[1976]24号文件附件的，那为什么还写出那样一段与文件附件事实大相径庭的话呢？这真令人不好理解。有人可能说：“这是为了批判江青的罪行！”不错，肯定有这方面的原因。但这个批判不是从事实出发，而是用自己编造的事实强加于中央文件，又强加于江青之身，能有说服力吗？我以为是没有的。何况这档子小事与江青整个篡党夺权的重大罪行比起来是小之又小，有之不加重其罪，无之也不减轻其罪，可说可有可无无足轻重。这样编造事实强加于江青只是增添了笑料，更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与做法。实事求是是一条普遍的原则，对任何人都适用，于江青也不能例外。揭露她的罪行，这一条原则也是适用的。江青的大量罪行，用不着编造事实就足够判其“死缓”了，何用再编造这样一些与中央文件相背离的事实来加罪于她呢？

陈晋书中还说郭沫若于1974年2月7日以《春雷》为题赋七律两首呈毛泽东来表态。实际上他只写了一首，全诗为：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

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至于另一首陈晋在这里没有说出来，但可肯定他是与许多如此错的人一样，是将胡绳写的一首误传为郭沫若的了。胡绳的那首诗在风格与内容上确实与郭沫若的相近，诗中也有“春雷”二字，或许因此，就误传为郭沫若的了。其诗为：

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苍茫未得珠。

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因穷隅。

岂甘樗栎悲绳墨，愿竭驽骀效策驱。

最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识归途。

误传之后，胡绳很快就得知了。所以他就于1974年5月写了题为《两年前所作一诗，误传出于某大家手笔，答友人问》的绝句诗：

拙句吟成偶自娱，悃诚稍借短章输。

此人不是诗人种，鱼目何曾敢混珠。

胡绳写的这两首诗都早已收入1996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胡绳诗存》中，这就从根本上为彻底荡清社会上的误传提供了铁的证据。但是谣传难除，尽管胡绳对谣传做了澄清，现在却仍然有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加以传播。如直到现今既2010年7月由九州出版社出版的陈东林所著《国史专家解读毛泽东诗词背后的人生》第293页仍在误传说1974年“二月七日，郭沫若以《春雷》为题，写出呈毛泽东的两首七律。”实际上又把胡绳那首有“春雷”二字的七律诗，算在郭沫若的名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