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重口味巨乳:“红与黑”：革命历史上的真假叛徒（下）

“红与黑”：革命历史上的真假叛徒（下）

陈独秀是“叛徒”吗？

毛泽东在回顾中共的历史时，提到大革命的失败，就要提到陈独秀。毛泽东曾说陈是一个“不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尾巴主义、取消主义、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等），并把他与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相提并论。

1937年，毛泽东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演说中说：“有些不彻底的革命者，起初是斗争的，后来就开小差了。比如外国的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就是很好的例子。在中国这种人也不少，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最初大家都是‘左’的，革命的，及到压迫来了，马上有人变节，并把同志献给敌人作见面礼。”这段讲话中虽然没有提及陈独秀，但那意思已经呼之欲出了。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青年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讲演时则明白无误地说：“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后来干了什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青年运动的方向》）1964年6月，毛泽东又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党的历史有五朝领袖，第一朝是陈独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忠发（实际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张闻天），五朝领袖都没有把我们搞垮，搞垮不容易，这是历史经验。”

这里，所谓“搞垮”，轻一点是指“路线错误”，重一点的话就几乎等于是说“叛徒”和“变节分子”了。但这和历史上真实的陈独秀是不符的，之所以要这么指称，其实是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追根溯源，即寻找出这么一条与“革命路线”相针对的“反革命路线”，便于在政治运动中频繁使用这种“革命话语”和“革命逻辑”，加大批判的效果和声势。

于是，正如胡耀邦后来曾说过的：建国以后“这二十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生活很不正常。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有时简直就是封建式的家长制；二是没有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一些坏人从中拨弄是非、诬陷好人。这是我们党执政后遇到的一次长时期的深刻危机”。这又让他非常想知道：“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他说他从10年“浩劫”开始就在思考这个问题。那么，当毛泽东提出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想法时，为什么又要在外地（如上海）与人密商（张春桥、姚文元等），从海瑞、李秀成、瞿秋白这些古人和死人身上发难呢？

领袖人物的被捕经历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如果从战争年代的中共七大说起，当时领导班子“五驾马车”（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除了刘少奇、任弼时有过被捕的经历之外，其他三人没有被捕的经历。此后，至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在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这六位政治局常委，也只有刘少奇有过被捕的经历。到了1958年5月，在中共中央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由此形成了新的中共的七大领袖——“毛、刘、周、朱、陈、林、邓”，这其中，在战争年代有过被捕经历的，只有刘少奇。

不过，严格地说起来，在民主革命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年代中，中共的领导人或多或少都有过惊心动魄的斗争经历。如毛泽东，他在战争年代可谓身经百战，又多次化险为夷。1927年9月初的一天，当时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奉命到长沙组织秋收起义，在湖南浏阳与江西邻界的张家坊一个客栈内，毛泽东正准备吃饭，忽然闯进来一帮前来搜查的团丁，他们怀疑毛泽东是“共党嫌疑犯”，便将他和其他一些“共党嫌疑犯”一道，押往不远处的团防局。其间，毛泽东借机和团丁唠嗑，趁团丁放松警惕，在经过山林时逃脱。

与毛泽东相同经历的，还有朱德、邓小平、林彪。至于周恩来，他在1927年国民党“清党”时也遇到过一次危险，后来又有一个“伍豪启事”的旧案。“文革”中，“四人帮”多次企图通过所谓“伍豪启事”给周恩来加上“叛徒”的罪名。

任弼时曾于1928年和1929年先后两次被捕，狱中受到严刑折磨，但他坚贞不屈，后经组织营救出狱，而且任弼时逝世较早，也就与“叛徒”八竿子打不着了。

陈云也曾与周恩来一起在上海等地从事地下斗争，据《亲情话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陈云的女儿陈伟兰回忆说：“文革”时，大街上贴了很多大标语、大字报，说陈云是叛徒，“我问爸爸，你是叛徒吗？爸爸认真负责地给我讲了他的一段历史，说明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中只被外国租界的巡捕扣押过几个小时，并且是与期货人一起。后来巡捕房找不到什么疑点证据，很快就放了人，此后他再也没被捕过。最后爸爸非常严肃地说，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绝不会做对不起党和国家的事情，我从来没有背叛过党。”原来陈云从来没有被捕过，只是在上海租界罢工时与商务印书馆的工人一起被关押了几个小时，所幸身份没有暴露，很快得以释放。

陈云因为曾在上海从事过地下斗争，后来在长征途中奉命经由上海赴苏联，当时上海苏州河上的每个桥头都有国民党特务把守，其中很多是叛徒，陈云不幸被认出。当时陈云十分机敏，他毫不慌乱，两眼逼视特务，又用低沉且严厉的声音说：“如果你敢指认我，共产党早晚有一天要找你算账。”叛徒特务受到威慑，只好扭过头，装作没看见。这是陈云熟知叛徒的心理，他们最害怕“红队”（即中央特科的“打狗队”）的惩治，所以陈云敢于硬碰硬。

“共和国第一冤案”背后的隐情

如此说来，中共领袖之中，只有刘少奇有过被捕的经历，即他分别在1925年和1929年在长沙和奉天（沈阳）的被捕。本来事情很清楚，但到了“文革”之初，却成了莫大的嫌疑和罪名，加上“61人案”（即1936年8月，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名义，指示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0多人“履行国民党政府必须规定的出狱手续”，出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重新提起，更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随着“文革”的全面展开，“叛徒”、“特务”、“走资派”和知识分子成为打击的重点对象，特别是“叛徒”和“抓叛徒”，更成了“文革”发动的一个动因，甚至是一个战果。刘少奇被扣上“叛徒”帽子，有一个过程。

据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早在建国初期的一次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当时任东北局第二书记兼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的张秀山忽然遇到了一件让他百思不解的事，即：“在一次谈话中，罗瑞卿突然问我：你们查看刘少奇的档案是什么目的？我听后感到很不对头，便对他说：这件事我建议你核实一下。我说：1953年初，高岗对我说，毛主席让看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要我去组织落实。我当时问高岗这件事跟其他人说过没有。他说跟陈云说过。我又问他，东北呢？他说没有。我说，这件事不能扩大，传开不好。说这事时，高岗的秘书在场。这件事后来具体承办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阅敌伪档案的目的。”毛泽东指示高岗查看刘少奇的档案，张秀山只是具体承办的人，据他回忆，当年接到任务后，“我在东北局组织部布置工作时，将审查干部工作分成两个组，一个组查现实表现；一个组查阅敌伪档案，查阅的对象不做特别限定，避免给人留下是专门查看某个人的印象。这件事即使是后来任组织部部长的郭峰，和具体承办这项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阅敌伪档案的目的，查阅结果是按敌伪档案的原本情况上报的。罗瑞卿听后没有再说什么”。（张秀山《1954年揭批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会议》，《百年潮》2007年第5期）

后来高岗事件发生后，当年查看刘少奇档案一事并没有作为高岗的罪状之一，可见此事的确是毛交办的。至于毛要求查档的原因，则无从知晓。人们只是在十几年后的“文革”中获知刘少奇居然是“叛徒”，而罪证之一就是他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经历。那么，当年高岗由毛泽东秘密交办查档任务，联系后来的“高饶事件”，从中可以透露出什么信息呢？

有人撰文指出：“高岗之所以认为刘少奇将失去毛的信任、地位动摇，除了他发现毛、刘之间在农业合作化、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上的分歧之外，还有更隐秘的背景。1953年初，毛泽东指示高岗调查东北敌伪档案中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高岗安排东北局第二书记、组织部长张秀山落实。高、饶事件发生后，公安部长罗瑞卿追究张秀山‘查刘少奇档案’的问题，张秀山被加以‘用了极其恶劣的手段攻击刘少奇同志’的罪名……而关于刘少奇奉天被捕一事，当时的满洲省委向中央作过报告。（姚力文、刘建平《新民主主义的命运和刘少奇的失败》，《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还有人提出：“毛泽东将如此绝密和重要的事情交给高岗，足以说明他对高岗之信任非同一般。高岗把查敌档的事交给张秀山去办，后来给毛泽东送交了一份报告。以后他再未提过此事。时隔14年后，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叛徒’，难道是偶然的吗？”（余汝信《高饶问题其实是毛刘问题——读〈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笔记》）

有了这些种种事端的铺垫，后来政治斗争的狂风暴雨，不是可以预期了么？不过历史的诡秘和残酷，竟是如此纠结在刘少奇的身上。

事实上，早在1963年以前，毛泽东就已明确地表示准备由刘少奇来接替他在党内的位置，如1956年9月毛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讲话时说：“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他还说：“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七中全会是为召开“八大”做准备的，而毛泽东的讲话表明了选举几位副主席和总书记，是为了在党内建立“防风林”，以避免如苏联发生的因领导人的变动而影响了共产主义事业。翌年11月毛泽东出访苏联，毛泽东又与赫鲁晓夫谈到他不再出任党主席的设想，据翻译李越然回忆：“赫鲁晓夫就问他，‘谁来接班呢？有这样的人吗？’主席讲得很清楚，‘有！我们党内有好几位同志完全可以。’接着他就一个一个地点名，说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1961年9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时与毛泽东会谈，蒙哥马利说：“我认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我注意到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像麦克米伦、戴高乐，等等。 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回答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泽东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知情者说》第7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显然，当时毛泽东已在考虑“接班人”问题，而且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是刘少奇。据黄峥《刘少奇的历史地位》一文：“早在1957年，毛泽东在访问苏联时就向赫鲁晓夫介绍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毛还在与赫鲁晓夫的会谈时说：“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那里学习，1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另据黄峥《刘少奇十大功绩》一文，刘少奇曾在党内拥有特殊地位，可以归功于他在历史上创下的“十大功绩”，其中第八、九条内容如下：“八、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共八大作政治报告，正确分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基本任务。九、20世纪60年代，在第一线主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为克服国民经济严重困难作出重要贡献。”（《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6期）不过，也正是因为围绕文章提到的第八、九条等内容，毛泽东和刘少奇形成了认识上的分歧和矛盾，最终让毛泽东彻底改变了对刘少奇的看法。1970年12月斯诺问：“您是什么时候最终作出刘必须下台的决定的。”毛泽东回答：这个决定早已酝酿了，最后“决定是在1965年1月作出的”（斯诺《漫长的革命》，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即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这个文件的第一条就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也就是说：晚年的毛泽东越来越倾向于相信刘少奇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不过，鉴于刘少奇的历史功绩和声望，要打倒他，其实并不容易。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等事件，触发了斗争的灵感——“叛徒”无疑是很好的突破口。

1966年8月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并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刘少奇由原来常委排序的第二位降为第八位（林彪由第六位上升为第二位，并且未经选举成为党的唯一副主席和毛泽东实际上的接班人）。而在1968 年 10 月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则因“叛徒、内奸、工贼”三个罪名被“永远开除党籍”。

“共和国第一冤案”，就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酿成了。（全文完）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