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男性生殖器毛囊炎药膏:袁殊谍海风雨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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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殊谍海风雨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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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骐
在中国现代情报特工史上，袁殊是一个颇为重要的角色。由于他的情报特工经历曲折，扑朔迷离，又不易被人理解，长期以来极少有比较客观全面介绍他的文字见诸报刊。
从贫困的学徒工到激进的左翼文化人
1911年，袁殊出生于湖北蕲春一个衰落的书香门第。由于家庭经济困窘，袁殊幼年即随母亲到上海谋生，12岁时便被送进一家印刷厂做学徒工。
少年袁殊虽然贫困，但后来终于有机会免费进入一所著名的私立学校读书。他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而且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成为学校里一个活跃分子。
1927年初，北伐军推进到长江下游时，年仅16岁的袁殊便离开学校参加了北伐军。一年之内，他从少尉宣传股员升任中尉宣传科员，还当了一段时间连队的指导员。
1928年初，袁殊脱离军队返回上海，不久就参加了“狂飙社”，开始了在文艺界的活动。
1929年秋，袁殊东渡日本留学，进入一所新闻学校攻读新闻学，同时又广泛涉猎政治和历史知识领域，还阅读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等马列著作，初步接受了马列学说洗礼。
1930年冬，袁殊回国，曾一度参加洪深领导的“联合剧社”活动。1931年初，他创办了一份周报《文艺新闻》。这张小报推出不久，便以其独到的新闻眼光和大胆泼辣的风格而引人注目，发行量迅速上升。正是这张报纸的显著成绩，把袁殊引入了左翼文化人的圈内。中共地下党和左联负责人对他这张小报给予了极大支持，不仅积极为它供稿，而且派党员作家夏衍、楼适夷具体参与他的工作。连鲁迅、茅盾等文坛巨匠也不断在该报推出佳作，使这张小报风靡一时。袁殊本人也被吸收参加左翼组织，并担任了“文总”的通讯联络工作。稍后，他又参加了反帝抗日联盟、中国著作者协会，参与发起新闻学研究会等，成了左翼文化界的一位活跃人物。
参加中共情报工作，又受命打入CC组织和受雇于日本情报机构，做所谓“白皮红心萝卜”
对革命产生极大热情的袁殊，主动向冯雪峰、夏衍表示了加入中共的愿望。1931年10月的一天，中共地下党的一位重要人物潘汉年正式约见袁殊谈话，潘代表组织不仅同意袁殊加入中共，同时要求袁殊参加中共情报工作。潘汉年当时正担任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他和袁殊谈话时，还带来了一位叫王子春的助手。潘汉年告知袁殊：今后袁的工作将由王子春负责领导并实行单线联系。随后潘、王要求袁殊严守组织秘密，尽量给自己涂上灰色小市民的色彩，要寻找机会打入到敌人内部去收集情报，做一个“白皮红心萝卜”式的情报人员。
在王子春的具体指导下，袁殊很快就熟悉了情报工作的“游戏”规则。从1931年冬到1935年春这三年多时间里，袁殊在情报战线上四处活动，左右逢源，干得颇为顺利，他通过有力的社会关系打入了CC派头目吴醒亚的情报特工系统。吴醒亚当时正担任上海市社会局长。社会局的工作表面上是要调节缓解社会矛盾，实质上则是以破坏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为主要任务。袁殊被吴醒亚安排为编外特别情报员，专事收集社会情报。吴醒亚是湖北黄梅人，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事业，建立自己的骨干队伍，他拉拢一批湖北籍的人物组成了一个“湖北帮”，利用政治与同乡的双重关系为其效力。与此同时，他又伙同潘公展、吴开先组织秘密小团体“力社”和“干社”。“干社”在当时几乎与另一个著名的反共组织“复兴社”齐名，势力和影响都不小。袁殊被吴醒亚拉入了“湖北帮”和“干社”组织，并担任了“干社”的情报股长。
左联的《文艺新闻》，左倾色彩很浓，能够坚持这么长的时间，是和袁殊已经秘密打入吴醒亚系统大有关系。中共情报机关需要袁殊去扮演“白皮红心萝卜”的角色，吴醒亚情报特工系统也要袁殊多一层左倾“红皮”的保护色。
根据王子春的授意，袁殊又从吴醒亚那里争取到了一个职业记者的身份。经吴介绍，进入了由著名报人严谔声主持的“新声通讯社”。袁殊利用这“无冕之王”，出入各种社交场合，不久就因经常出席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新闻发布会而认识领事馆官员岩井英一。岩井实际上是日本外务省的情报人员，被认为是“中国通”，是专门负责在中国搜集情报的。袁殊有意去接近岩井，岩井也正需要在中国人中寻找情报关系。袁殊有留日的经历，能说流利的日语，因而很快就被岩井看中。于是两个人各有所需，一拍即合，不久就正式建立了情报关系。袁殊答应将通讯社若干不便发布的新闻材料提供给岩井，岩井则答应把领事馆将要发布的新闻信息提前告知袁殊，以帮助袁殊“抢新闻”。经过一段时间的配合，岩井表示满意，随即向袁殊每月提供200元所谓交际活动费，于是袁殊就成了日本领事馆雇用的一名情报员。
这样，袁殊在30年代初的上海情报战线上，作为一名中共情报干部的同时，便又具有国民党CC特工组织和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情报人员三重身份或三边关系。当然，当时他的立足点是在中共。
在此期间，袁殊和著名青帮头目杭石武结为所谓的异姓兄弟，又和帮会首领杜月笙等有密切往来。
第一次被捕，政治思想弱点暴露，“转向”后的彷徨
在1931年底到1935年初这三年多时间里，袁殊的情报活动十分顺利，也相当成功。但他作为一个中共党员，在党性锻炼和思想修养方面显然没有达到党的严格要求。因此，当环境突然发生变化，面临着严峻考验时，他在政治思想和个人性格方面的弱点便有所暴露了。
1935年初，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受到了严重破坏。中央特科负责和袁殊联系的王子春在约定的时间内两次未能和袁殊见面，性格有些浮躁的袁殊就沉不住气，立即通过熟人找到了远东情报局的关系，随后就加入了情报局的工作。当中共地下组织另派刘长胜代替王子春来和袁殊联系时，发现情况已有变化只好作罢。不久，发生了所谓“怪西人”案件。“怪西人”实际上就是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他被捕后因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新闻界便以“怪西人”称之。他的被捕是由助手陆海防的被捕叛变造成的。随后，袁殊也被牵连被捕。
由于已经有陆海防的旁证，袁殊便承认了自己曾为中共情报系统和远东情报局工作。当时直接经办“怪西人”案件的是戴笠系统的王新衡。王和袁殊本就很熟，经常在一起吃喝玩乐。那时袁是以吴醒亚系统的人和王交往的。当袁殊被捕已暴露了中共的政治背景后，王新衡便竭力对袁进行拉拢。吴醒亚获悉袁殊被捕并已暴露真实身份后，也对袁采取拉拢的态度。显然，戴笠和吴醒亚都把袁殊看作是可以利用的人才，都想把袁殊收罗到自己的门下。因此，袁殊被捕后不仅没有受到皮肉之苦，相反却是处处受到“关照”。正是在这样的人生历史转折关头，袁殊的政治品格和思想情操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在敌人面前，袁殊没有自首叛变，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也没有大义凛然，坚决拒绝敌人的任何要求。他的被捕并没有引起组织的被连锁破坏。袁殊在敌人面前所采取的是一种表面上灵活、变通、圆滑、尽量保护自己，实质上则是某种退让、妥协的态度。
袁殊在被审讯时，王新衡追问他，和他经常在一起的女人是谁时，他无法回避，就把王莹供出了。袁殊自认为王莹只是一个演员，他们之间也只是交往密切的朋友关系，说出王莹的名字也不会给王莹造成什么伤害。但王新衡对这一线索却很重视，立即要求袁殊约见王莹，袁殊也就照办，给王莹打电话约她见面。结果是王莹一到就被逮捕。其实王莹已经是中共的地下活动分子。王新衡对她也早已怀疑。袁殊的交代正为军统提供了一个逮捕她的借口，而袁殊竟成了帮助军统诱捕王莹的工具。王莹被捕曾引起不少地下党员的紧张，夏衍就赶紧转移隐蔽起来。幸而王莹应付得体，又没有找到充足的证据，军统才不得不将这位著名演员释放。
军统为了拉拢和劝降袁殊，特派武汉行营法官徐业道到上海对袁殊“做思想工作”。戴笠要徐业道向袁殊转达他的话说：“你的事我都知道了，等风波平息后，你可以加入到我们团体里来。你还年轻，摆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就此完结，要么参加蒋委员长领导的抗日工作。”当徐业道要袁殊对戴的话明确表态时，袁殊用书面形式写了大意如下的话：我不认识“怪西人”，过去也不认识陆海防。但从事过共产党的秘密情报工作。现在中日两国的问题是抗日问题。希望
不久，袁殊被押到武汉，由武汉行营法庭开庭审判。负责审判工作的正是徐业道。审判的结果是从轻发落：袁殊被判监禁一年零三个月。袁殊明明是被军统秘密逮捕的，判决时却被说成是“投案自首”，徐业道是有用心的。
袁殊被宣判后，被送往湖北省第一监狱去服刑。两天之后他就被转送到湖北省反省院。该反省院的院长又恰恰是吴醒亚系统的一员大将，和袁殊也有些交情的黄宝石。因此，袁在反省院受到了特殊优待。袁殊可以读书，看报，打球，可以写作，还可以请假外出办事。不过这样的优待是有附带条件的，袁殊答应为反省院当局办一本名为《诚化》的刊物，帮助当局实施“感化”犯人的政策。
1936年5月，袁殊实际“服刑”时间不足一年就被从反省院放出。离开反省院时，黄宝石要他到南京去见一见陈立夫。但袁殊知道，如果一被释放就去见陈，就意味着首先投奔CC，也就意味着完全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共产党。他知道，戴笠和王新衡也不会放弃要他去加入军统的希望。然而袁殊不想改变当初参加革命参加党的初衷，因此，他被释放后首先想做的事就是希望尽快找到党，希望能够继续为党工作。
袁殊回到上海，党内同志自然要对他保持警惕。他只好去找虽不是党员但同党始终保持密切联系的孙师毅。不料孙见到袁殊后劈头一句便问：“你回到上海是帮助特务抓人的呢？还是来看望老朋友的呢？”这使袁殊十分尴尬。他赶忙诚恳解释：“我回上海就是要向老朋友请示今后行止的。”孙师毅是个大好人，第二天就将袁殊的情况告诉了刚从陕北来上海不久的冯雪峰，雪峰此次来上海的主要使命是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虽然已经从孙师毅的介绍中知道了袁殊被捕后的一些不好表现，但出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考虑，他还是答应了和袁殊见面。
见面时，袁殊向雪峰汇报了近年来的情况。但雪峰并未明确表示什么或做任何承诺，只是建议袁殊先找一个教书的职业避一避风头再说。在没有对袁殊进一步审查并得出相应结论之前，雪峰也只能这么做。袁殊却深感失望，他立即向雪峰表示：既然如此，他想再去日本学习一回；并自我解嘲说，革命不成，先弄个
袁殊动身之前，又去日本驻上海领事馆联系。鉴于袁殊曾是日方的情报人员，释放后又主动找上门来，领事馆极表欢迎，立即为袁办妥一切赴日手续，并送给200元路费；同时让袁到东京后再去找正在外务省供职的岩井英一联系。袁殊到日本后即去找岩井。岩井果然对袁殊给予了特别的关照：不仅为袁介绍学校，介绍一批学界与政界朋友，而且每月向袁提供150元的生活用费。岩井所以如此特别关照袁殊，当然不是所谓的朋友之谊，而完全是一种政治投资。袁殊自然也是心中有数的，但他乐于利用这样的“特别关照”。
1937年4月，袁殊第二次在日本“留学”还不足一年时间便又返回到上海。这时中日关系已十分紧张。岩井对袁殊说过：“日中关系破裂的大局已定。”言下之意是希望在日中关系“破裂”后袁殊能继续和日方合作。但袁殊回到上海后，首先去找冯雪峰，向冯汇报了这近一年时间在日本的情况，希望党对他今后的行止有所指示。鉴于袁殊的情况是如此的特殊而又复杂，雪峰一时也不知道如何安排为好。当时地下党的同志一般都认为袁殊早已是“转向”人物，不能轻信，夏衍尤其心存芥蒂。雪峰只得让袁殊先利用旧关系找点事情做起来再说。袁殊只得独自行动，他便去找旧帮会的关系，由杜月笙资助他办一个并不起眼的“时事刊行社”，实际上不过是做了杜月笙门下的一个食客。一贯雄心勃勃，热衷于追逐政治浪潮的袁殊，一时间竟成了一个没有政治立足点的“盲流”，他感到了彷徨。
徘徊在政治夹缝之间——第二次被捕——在汉奸的悬崖上
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历史又为袁殊提供了一个新机遇。正当他在政治上彷徨无所归依之际，5年前把他引上革命道路，引上情报战线的领导人潘汉年这时又出现在他的面前，并向他伸出了援手。潘汉年1931年吸收袁殊参加中共情报工作后，虽然并未具体领导袁的工作，但他作为中央特科情报主管，对于袁在最初几年间的工作情况以及他的精明能干特点还是有所了解的。
1933年潘汉年离开上海后，一直奔波于江西苏区、长征路上、以及莫斯科、南京、陕北等地。1936年秋后，他再回到上海时已是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的中共代表，主要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到1937年春夏之交，国共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基本形成。潘汉年担任了中共上海工委主任，抗战爆发后又担任了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其工作范围已不限于统一战线，而是全面负起了指导整个上海党的工作。
当袁殊又见到了潘汉年并将他这些年的经历向潘作了汇报，同时表示希望能够“归队”重新在党的领导下为革命尽一份力时，潘汉年作为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从党的战略与策略高度出发，认为在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的新形势下，像袁殊这样和各方面都有特殊联系的人，无疑是一个应予争取并给予恰当运用的人才。既然他要求归队，接受党的领导，就没有理由拒之于门外。潘汉年经过慎重考虑后，排除了夏衍等原先表示不宜用袁殊的意见，决定接受袁殊的要求，先是让他参与一部分统战工作，接着又让他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如帮助刊印抗战宣传资料，参加创办《译报》，为《救亡日报》解决部分设备，等等。
事实很快就证明，潘汉年重新启用袁殊的确是富有远见之举。“八·一三”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已预感上海不保，中统和军统都计划要在敌后开展情报特工活动。特别是军统，更是雄心勃勃准备在敌后大干一场。他们都想到了袁殊这个和日本方面有特殊联系的人物，都想把他拉入自己的系统工作。尤其是军统，戴笠亲自登门拜访袁殊，表示要委以重任。当袁殊将这一情况向潘汉年汇报后，潘汉年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从当前看，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参加军统敌后工作有利于抗日；从长远看，在军统打入一个楔子，以后在情报方面也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因此，潘汉年同意袁殊加入军统工作。随后，袁殊就接受军统的安排，被任命为军统上海站少将情报组长。戴笠指示，上海沦陷后袁殊要留下来坚持地下活动。
不仅是中国国共两方都在争取袁殊为自己工作，而且日本人也在积极争取和利用袁殊为其侵华战争服务。这时，岩井英一又回到上海领事馆，并担任副总领事，其主要任务仍是为外务省收集情报。岩井深知袁殊和中国的情报特工机关的历史渊源，但却并不忌讳。因为他同样熟知情报工作的固有规律：互相渗透，互相利用。基本目标在于得到自己想要的情报，别的都是次要。当时岩井正着手办一个特别训练班，秘密培训一批情报人员。他便邀请袁殊这个“老朋友”参加培训工作和从事情报活动。袁殊也欣然接受了岩井的邀请，并分别向潘汉年和军统方面报告了这一情况。为岩井工作的目的自然是为了从中进行反侦察，以搜集中国方面所需要的情报。潘汉年和军统方面因此也都表示认可。
这样，在1937年秋天抗日战争爆发后，袁殊在上海就又同时和中共、军统、日本人三方面发生联系，同时为三方工作。不过在此后的约两年间，袁殊主要还是在为军统工作。原因之一，是中共还没有很重视他，进而充分运用他的计划。1937年冬天潘汉年撤离上海后，他和袁殊的单线联系就暂告中断，也没有别人再向袁殊提过什么要求。原因之二，是日本方面这时也没有对袁殊提出更多要求。岩井和袁殊之间也主要只是交换一些情报，尚无大的动作。而军统方面则对袁殊抓得很紧。众所周知，上海沦陷后，军统在上海十分活跃，不仅大搞情报，而且组织了一系列的暗杀活动，打击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头面人物。
在这段时间里，袁殊确实为军统干了不少事，而且也真卖力，军统也因此而更看重他。1938年秋天，戴笠在香港召开军统骨干人物座谈会，并对敌后的有功人员进行表彰奖励，袁殊也被召参加了。会议期间戴笠对潜伏敌后有功人员恩威并举，首先是对他们大大奖励一番，并当场送给每人两把最新式的加拿大手枪，接着便又以冷峻的口吻说：你们可以拿这样的武器去杀敌；但是，谁如果对我们的团体不忠，你们也可以拿这个去对付谁。听了戴笠的话，袁殊内心惶然，他知道戴笠这些话不是随便说的，更知道像他这样非黄埔嫡系的人是不会被完全信任的。会议结束前，戴笠还单独接见一次袁殊，亲自向他交待任务，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要他回上海后要设法将已经投敌充当汉奸特工头目的李士群除掉。
在香港开会期间，袁殊获悉和他中断联系已有近一年时间的潘汉年正在香港活动。他便设法找到了潘汉年，并将自己这段时间的情况向潘做了汇报。潘汉年这时在香港仍以上层统战工作为主要任务，暂时也还没有要用袁殊的计划。但他很关心袁殊的工作，并且语重心长地对袁说：“你这次来开会说明戴笠待你不错。现在虽说是国共合作，但本质上两党是对立的。一个人的前途是在关键时刻决定的，向右，你可以跟着戴笠干下去，成为他的红人。但我看你成不了他的红人，军统是清一色的黄埔派。这就要看你自己的决定了。”
听了潘汉年的这番话，袁殊在思想上更加惶惑不安，甚至苦闷窘迫：为军统卖力干了许多抗日的事，但并不能得到完全信任；见到潘汉年，原希望中共对自己的行止能有具体的指示，结果却只有一番冷淡的告诫；今后还得要和日本人岩井英一继续交往，但他决不想真心实意为侵略者效力。因此，他现在似乎是在中共、军统和日本人之间的政治夹缝中讨生活了，就像是一种无根的浮萍在激烈的政治旋涡中飘荡着，徘徊着，他依然没有稳固的政治立足点。
回到上海后，袁殊开始考虑如何除掉李士群的计划。这李士群原先也是中共的情报干部，后被捕叛变投靠中统，抗战爆发后又投靠日本人当上了汉奸特务大头目。为了在日本人面前表现自己的能耐，也为了报复军统在敌后的破坏活动，当时李士群正在上海大肆搜捕军统潜伏的人员。双方针锋相对，互相厮杀，一时间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气氛极为紧张。袁殊要完成除掉李士群的任务当然决非易事，李士群一向就戒备森严。经过仔细策划，袁殊终于制定了杀李的计划要点，即组织人力秘密挖掘通往李士群办公室的地道，然后用炸药引爆，致李于死命。
袁殊的这个计划很快就得到了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的批准。谁知这一计划尚未来得及实施，王天木和另一位军统头目陈恭澍便已被李士群的“特工总部”捕获，并且供出了这个计划。袁殊随即也就被捕。李士群和袁殊过去就很熟，而且关系不错。但这次袁殊要直接指挥暗杀李士群，不能不使李士群十分恼怒。在审讯袁殊时，李士群严厉地向袁殊交底说：“要么你就归顺我，和我合作，做我的帮手；要么我就按日本宪兵司令部的指令，将你处以极刑，希望你尽快做出选择。”
一向是“聪明”而又“灵活”的袁殊，既不想归顺李士群，充当汉奸特工大头目的帮手，但也不想和李士群硬碰硬，立即遭致杀身之祸。这时，他的三边政治关系和多重情报人员的角色便可以起作用了。他立即想到用日本人来牵制李士群的办法，于是他便暗中设法将自己被李士群逮捕入狱的消息向岩井英一作了报告。岩井英一果然就以日本领事馆副总领事的身份直接给李士群打电话，要求面见袁殊。李士群虽然归日本军方管辖，听命于“梅机关”的指挥，但对日本领事馆的要求又怎敢拒绝？于是岩井便亲往“特工总部”会见了袁殊。袁殊只得将参加军统活动受命铲除李士群的情况向岩井一一汇报。岩井一方面批评袁殊不应该参与爆炸、暗杀这一类恐怖活动，另一方面又答应要尽力帮助袁殊脱离目前的险境。
不久，岩井终于和日本军方谈妥，以袁殊是外务省情报系统人员为理由，要李士群将袁殊移交外务省情报系统审查。这样，袁殊便离开了特工总部的监狱，而由岩井在百老汇大厦给他安排了一个住处，并派了两个部下“保护”他，实际上也就是一种监控。井把袁殊从“特工总部”营救出来也不是基于过去“老朋友”的情谊，更主要的是岩井另有自己的谋算。他已经不止是要袁殊继续在情报方面和他合作，而是有一个新的在政治与文化的层面上利用袁殊的计划。袁殊被转移到百老汇大厦不久，岩井就要求袁殊尽快写出一篇论述中日关系的文章来准备公开发表，实际上也就是要袁殊公开表态，从而把袁殊从幕后的情报关系推到汉奸的前台来。
面对岩井这个新要求，袁殊不能不感到一种压力，一时间竟惶然不知所措。虽然他和岩井保持关系是潘汉年两年前同意和支持的，但那毕竟是情报领域内的互相利用以获取情报为目的。如果现在按照岩井的要求公开站出来充当汉奸的角色，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香港时，戴笠对他的不信任和潘汉年对他的告诫，言犹在耳。如果答应岩井要求，就意味着公开“落水”，后果就不堪设想，不仅无法向中共交代，就是军统也不会轻易放过他，甚至会致他于死地。但如果不答应岩井的要求，拒绝按日本人的意图写文章公开表态，后果又将如何呢？他的命运现在完全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他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袁殊已经站立在汉奸的悬崖上，前进或是后退一步只在一念之间。
公开的文化汉奸和秘密的情报工作者——周旋于两国四方间——最后回归到革命的行列
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袁殊对待岩井的新要求惶然不知所措之际，潘汉年忽然又一次出现在他的面前，并且带来了中共关于情报工作的新思路和新策略。于是，已经走到了汉奸悬崖边缘的袁殊，再一次从险境中解脱了出来。
潘汉年一年前在香港会见过袁殊不久，就回延安参加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会后就留在延安工作。这时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抗日战争的全面领导，加强敌后工作，决定成立中央社会部，负责党的安全保卫和情报调查工作。中共要独立自主担负起领导抗战的历史重任，加强情报调查工作已是一项重大而又紧迫的任务。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知彼”的任务，便是要组织一支专业的训练有素的情报干部队伍从事情报活动，努力掌握国内外的各方面情报，尤其是日本侵略者、蒋介石政府和汪精卫汉奸势力这几方面的情报，使中共中枢机关随时心中有数并制定相应对策。康生被任命为中社部部长，鉴于情报工作是新建中社部的工作重点，康生就要求当年在中央特科工作的老搭档、在情报方面已有相当实践经验的潘汉年来协助他分管情报工作。
鉴于当时的形势，中社部领导多次研究，认为必须以更大的魄力从敌伪上层寻找突破口，以开辟新的情报渠道。这所谓更大的魄力，就是要更加大胆灵活地运用新的策略手段，争取一切可资利用的情报力量。根据这一思路，当时已经公开投敌成了汉奸特务大头目的李士群和过去一直同敌方有联系但近况不甚清楚的袁殊，都被列入了可以争取的对象。李士群可以分化策反，袁殊本来就和中共有联系更可以充分利用。为了落实加强敌后一线工作的领导，潘汉年受命再度奔赴香港，负起了加强敌后情报工作领导的重任。不久，中央正式任命潘汉年为中社部副部长，并责成他在香港组建华南情报局，把敌后情报工作统一领导开展起来。
为了完成中央所赋予的使命，潘汉年在把香港的情报据点初步建立起来后，又立即把目光投入了敌后最大和最重要的情报战场上海。因为那里不仅有英美法等西方各国的租界及其情报人员活动，更有日本、汪伪和国民党政府的各特工情报机构的互相角逐。虽然中共在那里也一直部署有一定的情报力量，但还是比较弱，活动范围也有一定局限，因而能够收集到的情报特别是有价值的战略情报并不多。为此，潘汉年决定亲自到上海去开展活动，努力把自己的触角伸向敌伪的上层，在更高的层次与范围内猎取中央所需要的情报。根据在延安就已经确定的思路，他要直接找到袁殊，争取从他的身上找到突破口，以打开上海情报工作的新局面。
潘汉年到达上海是1939年的8月末9月初，这正是袁殊被岩井英一从特工总部“营救”出来后不久，还在百老汇大厦“休息”之际。岩井要求袁殊进一步和日方合作公开发表文章表态另树汉奸旗帜，袁殊正为此而疑虑重重不知该如何是好。此时此刻，潘汉年来到上海不禁使袁殊十分欣喜，他急切需要潘汉年为他指引出路，走出迷津。潘汉年也正需要通过袁殊以实现自身的工作意图。这无疑是改变了袁殊后来的政治前途与人生命运。经过联系，袁殊很快就和潘汉年在百老汇大厦见面了。
见面后，袁殊首先把自己按军统的部署暗杀李士群未遂反被李逮捕，后又被岩井英一“营救”出来的情况向潘汉年做了汇报，接着又把岩井要求他进一步与日方合作公开写文章的问题相告。潘汉年听了袁殊的汇报后，根据既定的争取运用袁殊的方略冷静地分析说：“既然如此，你就听岩井的安排好了。日本人内部有矛盾搞派系，岩井要把你推出来另搞派系另树汉奸旗帜。如果你能以此为掩护更好地开展抗日情报工作，只要是真正‘身在曹营心在汉’，将来总是会被人理解的。”
得到潘汉年的肯定回答，袁殊就放心地做起了汉奸文章，撰写了一篇题为《兴亚建国论》的文字，无非是中日亲善共建大东亚共荣之类。此文得到岩井以及影佐祯昭的认可，被译成日文在报刊公开发表。稍后，便又按照岩井的意见，建立了一个所谓“兴亚建国运动”的机构，在岩井专门拨给的一幢楼房前挂上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的招牌。
岩井利用袁殊另立汉奸派系组织，扩大其在华的势力与影响，并掣肘其他汉奸派系，潘汉年则利用袁殊这新汉奸派系机构做掩护，把自己的人渗透进去，扩大中共的情报阵地。他从香港把表示愿意为抗日尽力的原改组派旧人陈孚木弄到上海来担任“兴亚建国运动”的委员长以提高“兴亚”的声望。袁殊则以主任干事名义实际操作“兴亚”活动。“兴亚”先后办起《兴建月刊》和《新中国报》。潘汉年又把中共党员翁从六和进步记者叶文津从大后方调来参加杂志社和报纸工作，翁从六担任报纸和杂志的经理，实际掌管着一切。
潘汉年的幕后支持使袁殊问心无愧地做起了“文化汉奸”，但袁殊对军统不能不心存疑虑。军统对公开的汉奸曾采取严厉的惩罚暗杀行动，戴笠在香港关于必须对团体忠诚的警告袁殊并未忘记，他很害怕军统会对他这个已经公开“落水”的人进行报复。为了使袁殊消除顾虑，潘汉年通过情报系统动员一位和戴笠交情甚笃的资深人士亲赴重庆，将一封袁殊向戴笠表白的信件送到戴笠手中。袁在信中表示，他将像李陵那样忠于汉室继续为抗日做贡献，请戴笠予以谅解。戴笠鉴于蒋日之间的微妙关系和情报特工任务需要，果然回信对袁殊表示理解并加以安抚。这样，袁殊在上海这个复杂的情报战场上，经过几番搏杀，便又重新建立了同中共、军统、日本人以及汉奸组织的多边关系，而这一切又主要是在潘汉年的导演下形成的。
“兴亚建国运动”热热闹闹起来后，大大提高了袁殊在上海滩的地位。这时岩井用“岩井公馆”名义建立了一个专门从事情报活的机构，让袁殊主持其事。潘汉年便抓住这一机会把中共情报干部刘人寿派遣进去和袁殊一起开展工作。刘人寿在“岩井公馆”里架起了中共自己的秘密电台（后因障碍太多，这个电台未能发挥作用，后被悄悄拆除）。后来，潘汉年又用“胡越明”的化名直接和“岩井公馆”合作在港沪两地开展情报工作，从而使“岩井公馆”这个日本人的情报机构成了中共搜集日方重要情报的重要渠道。
袁殊成了上海滩上一个令人难识其庐山真面目的人物。他周旋在两国四方之间，把从日方搞到的许多重要情报不断向中共方面提供，以完成潘汉年交给的任务；同时也将许多情报向军统通风报信，以证明他对戴笠的承诺并非虚言；他对岩井交给的任务也不敢怠慢，特别是在公开的文化汉奸活动方面，搞得有声有色。他不仅主持出版汉奸报纸刊物，而且率团到日本考察，会见了包括天皇与前首相在内的诸多日本政要。1940年，由于汪伪对袁殊另立“兴亚”派系不满向影佐祯昭提出异议，为了缓和汉奸派系矛盾，在影佐劝说下，岩井被迫令袁殊解散了“兴亚建国运动”机构。作为妥协条件，汪伪则给袁殊加了不少新的汉奸官衔：汪伪国民党中委、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从而使袁殊不仅在上海而且在整个沦陷区也成了活跃人物。
但袁殊并未因此而忘乎所以，他仍旧在中共、军统、岩井英一、汪伪之间所连结的一条钢丝绳索上小心翼翼地走动着。他在汉奸职务中遇有重大情况都要向潘汉年汇报。1941年夏天，汪伪按照日本人的意旨要搞大规模的 “清乡运动”，袁殊被任命为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团长。在接受这一任务时，袁殊向潘汉年汇报，潘向他提出三条原则指示，要他在履行这一职务时，一是不能做直接危害人民的事，二是要及时提供有关清乡活动的情报，三是对敌伪抓获的中共地方干部要尽力采取保护营救措施。这三条袁殊都基本上照办了。1941年秋后，袁殊又被任命为江苏省教育厅长，后又兼省教育学院院长。在这两个职务中，袁殊也基本上按照上述三条原则行事。1943年，袁殊被任命为镇江清乡专员和伪保安司令，在这个职务的权限范围内，他为中共的地下交通线提供过许多方便。
从总体上说，抗日战争时期袁殊在提供情报和掩护中共情报活动方面尽了不少力。他在接受潘汉年代表中共领导的同时，也在时时处处为自己留着退路与后路。对潘汉年交给的任务有时也并未完全尽心尽力。尤其是在潘汉年撤退到根据地之后，据潘汉年系统的一些人反映，有时去找袁殊联系，袁采取了消极应付甚至拒绝见面的态度。1946年袁殊进入解放区后，有关部门没有事先征求潘汉年的同意就同意袁殊重新登记入党，潘对此颇有意见。
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已不可逆转。袁殊看到了这一形势，便进一步为自己寻求退路。他辞去了其他汉奸伪职，只保留一项伪上海市政府参议的头衔。这时潘汉年已离开上海两年多，接替潘原在上海工作的人虽和袁殊仍有一些联系，但已很少。当此历史又将发生重要转折的关头，袁殊再一次面临了今后去向的选择。他和中共虽然有联系，但毕竟并无组织关系。他对自己今后的道路仍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按他自己的说法，当时有三条路：一条是携带家眷前往日本做一个海外寓公。以他在敌伪时期所聚敛的资产财富，他是可以终身不愁生计的。但这一来他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汉奸，因而他不想走这条路。另一条路是接受国民党的收编，仍可以高官厚禄。抗战一胜利，军统的王新衡就赶到上海，并代表军统任命袁殊为忠义救国军新编别动军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这无疑给袁殊又一次提供了投靠军统，也许是升官发财飞黄腾达之路。但他深知军统内部派系林立，互相矛盾倾轧甚深。像他这样非黄埔嫡系的人，在军统稍一不慎是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的。
于是他选择了第三条路，回归他早年就曾经追求过，中间又经过了反复曲折的革命之路。就在军统授予他中将站长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即1945年的10月，他和中共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在地下党的策划帮助下，安全转移到苏北解放区，最终回归到了革命队伍的行列。
袁殊投奔解放区受到了热烈欢迎。数月之后，组织部门让袁殊重新登记入党，并被任命为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委主任。在三年解放战争中，袁殊先后在苏北、胶东、大连从事内勤工作。1949年袁殊调到北京后又先后在中央军委联络部和国家情报总署工作。1954年军委在审干中给袁殊正式做了政治结论：1935年被捕时自首变节有严重政治错误，后来为中共做情报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谁知“结论”的墨迹未干，第二年（1955年）发生了潘汉年冤案，袁殊也随即被捕入狱。1965年袁殊以“军统特务”“日本特务”和“汉奸”罪名被判15年徒刑。1975年被释放后又被送到湖北一个劳改农场“就业”，直到1982年才因潘汉年冤案平反而随之平反，同时成了一名“离休人员”。1987年11月，终因多种疾病缠身，精神又长期忧郁落寞而离开了人世，时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