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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几千年前殷商时期武丁曰:惟治乱在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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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尧、舜、禹毕竟都只是我们“古书”中影影绰绰的人物。“夏朝”和商朝前期的王都迁移不定，自盘庚迁殷第一次确立了长期的王都，到武丁时期，甲骨文发展成熟，青铜时代进入它的鼎盛时期，武丁着手建立了一套“成型”的官僚机构和并且开始筹建一支稳定而像样的军队，他的南征北战为华夏初步奠定了疆域，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分封制度”。而武丁长达59年的稳定的统治是这个繁华时代的政治基础。一切似乎都在表明，武丁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时期，是中华文明许多特征的源头。
武丁年轻时代被父亲小乙派到民间劳动体验生活，得以了解民间疾苦和稼樯艰辛。大约公元前1250年继位，但即位后，鉴于不知如何为民众服务，不知如何遵守保证民得之实行，如何做到盘庚的“式敷民得，永肩一心”。因此，执政的前三年揪心之至，一直沉默寡语，“不理朝政”，形成“天下都听不到君主的声音”……
大约公元前1247年，据说武丁得到一个“梦”的启示，在民间找到一个筑墙的“奴隶”，将他任命为“宰相”，这个人就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傅说。武丁在傅说和甘盘等人的辅助下，励精图治，力求增强国力﹐使商王朝得以大治。如何大治？这就是武丁在傅说和甘盘等人敦促下，执行公开透明地执政。他率先利用“成熟”的甲骨文来严于律己，遇事和大家商量、征求意见，而且都必须记录在案。这样才能做到集思广益，而真正有利于民众、有利于社会、有利于国家。虽然这个时期，还有些带有血腥味的“血仇”（人殉、人祭）痕迹，这也是时代的局限的不得已而已！
这时，殷商国势达到鼎盛。武丁在位共五十余年，他日夕思复兴殷——盘庚等先人传承的为民众服务的事业，后来得到傅说和甘盘等人的辅佐，习得集思广益之法，因此，当时之商朝“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诗经?商颂》）。
施政纲领：１.封官。对新的领土，或直接封给征伐的大将等，象雀就被封为“雀侯”；或封当地臣服的氏族方国首领为侯伯，象犬侯、祝伯等。甲骨文中被封的侯有五十余个，伯有近四十个，量不少呢。２.联姻。甲骨文中常能见到商王族与氏族、方国联姻的事。一般是商先通过征伐使之臣服，然后再联姻，或娶诸侯之女为妃，或将王室之女嫁于侯伯等。这对巩固商与诸侯的关系，加强国家一统的力度，还是颇有效的。（或许是一种我们不知的远古的婚姻习俗。）3.筑城。在征服的地方建筑“城邑”，甲骨文中就常有“在麓北东作邑于之”此类的记载。这对统治新的疆域应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了。
武丁的盖世奇功：还表现是他严格规定了执政者必须得到检验的标准，和治理国家就是治理人的行为。
首先是必须坚持“惟治乱在庶官”（《尚书?说命中》）的问题。这也是单逨（老子）说的“治人事天（'治人’是社会中天大的事情——见《归钰?老子五十九章》）”的出处。治国之大事是“治人”，千万别忘记了这个严肃的问题。这不仅是建设治理国家的根本，也是独特的中国远古之优良传统，并且也是母系社会留下来的遗风！“治人事天”很多人误解为：“统治人、侍奉天”，这就错了。“治人事天”中的“天”字，在西周和西周以前，都还仅仅把它作为“大”的意思，所以“治人事天”是：治理国家之中的最大的事情，就是“治人”，治理统治者手下的大大小小官员。因此，我们祖先早就告诫：“治乱在庶官”！大家不明白的是：不知我们历来就有的“人”与“民”的区别，跟在别人的后面，人云亦云而已，混淆了治理国家的概念。治理国家，就是治理人、治理官员、治理那些既得利益拥有者。这一点，可能就是极权、类极权和皇权、类皇权社会以来的本质弱点。因此，它们的社会中，根本不可能再有下面的认识。
其次，武丁说：“一夫不获，则曰时予之辜”（《尚书?说命下》）的问题。显而易见，没有上面的认识，就不可能具有这样为社会内之底层的基本民众服务的胸怀！什么是“夫”，从《百日谈古》前面文章的论述中，我们知道：殷商之后的西周虽然有分封土地建立邦国（封建）的行为，然而生存生活在底层的主要劳动生产者只能是农夫（西周康王时的《大盂鼎》的铭文中，指此种成员为“夫”，实为初始的中国农民）。因此，武丁所说的“一夫不获”，就是指：如果有一个基本民众没有得到正常生存生活的保证，那么“则曰时予之辜”（这就是我的罪过啊）！显然，检验一个执政者执政的标准，则是每一个基层民众的生存生活的安然与否？这是多么现实而严格且具体的要求。
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母系社会的遗风，来源于成汤时期的“禁三风”而“儆于有位”、来源于盘庚“式敷民得、永肩一心”所坚持的为民众服务的精神，来源于武丁时期所总结而出的“惟治乱在庶官”这个精神！这样，才能“保障、保证民得”的实现，这才为嗣后古公亶父所发扬的精神做好了准备……
殷商时期武丁的“盖世奇功”
——百日谈古之八十一
（总结一下“武丁中兴”而辉煌的历史。）
殷商时期虽然经过盘庚、小辛、小乙三代的治理（必要而先行基础型的治理）以后，商朝进入了它历史上的顶峰——武丁时代。这个时代包括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其时间长度约为百年，历史上称为“武丁中兴”。但实际上这个时代的成就，总体来说远远超过之前或之后的任何一个时代。因为，这是在远离现在的三千多年前，是人们“刚开始”离开动物行为而成其为人的时候，刚开始有文字帮助人们进行思考的时候，刚开始像人样活着的时候……而且，在中国的这个时代的执政者们，能够坚持执政宗旨是执行“惟治乱在庶官”的治国之道，注重对官员素质的要求；坚持“一夫不获，则曰时予之辜”而严格的执政者自己的“问责制”！坚持公开透明、集思广益、就事论事的优良作风。
显而易见，这都来源于武丁，来源于这位难得的商王。相传武丁少年时期遵父命行“役”于外，与民众一同劳作，得以了解民众疾苦和稼穑艰辛，深知居于社会底层的民众的生存生活之不易。
并且，作为民众的他们，必须（只能）听从庶官（与民众接近的基层官员）的意念而行事，否则将会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然而，当庶官们的任意，偏离国家执政之正道而胡作非为之时，则是国家混乱的发端。而这些庶官们，又是直接代表国王（履行母系社会的执政者的遗风）而服务于民众的。
因此，执政者的“形象”（执政者的宗旨、意念、方针、行为……），往往就表现在庶官们的身上。故而，提高庶官们的为民众服务的素质，是执政者在任何时候的“当务之急”。只有这样，只能这样，才能“保证保障民得”的实现，才能完成盘庚的“式敷民得，永肩一心”的历史使命！
显然，这还需要武丁力排众议而坚持：公开透明地执政，大事小事都必须记录在案，便于“问责”而监督执政者的执政；遇事必问人，才能够集思广益；就事论事，才能够不徇私情！
我们面对三千多年前的先祖们的“盖世奇功”、面对这样的一些行为，使我们不得不汗颜而百感交集，应该如何反思……
第一，君臣对话，述《说命》三篇，成为武丁安帮治国的总纲领。
第二，确立了以嫡长子继承为核心的宗法制的形式，成为国家和社会的重要制度，对巩固王权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武丁时期国家内部机构设置较为健全，“惟先殷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
第四，武丁时期军事上征服了周边多方国，商王朝版图空前壮大，西达秦陇，东到滨海，北越西喇木伦河，南越江汉流域，至湘赣地区。作为一个奴隶制的泱泱大国，屹立于古代的东方，在古代世界文明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第五，奴隶制耕作方式的改变（即“胁”田，三人协力，跖耒而耕）大大提高了原始生产率，农林牧副渔相当发达。
第六，青铜冶炼业在武丁时期也相当发达，殷王区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
第七，甲骨文盛行于武丁时期，它是汉字的前身，有理由证明傅说在发展甲骨文上有莫大的功劳。
总之傅说辅佐武丁，使殷商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文明、最先进、国力最强盛的大国之一。<傅说在历史上是受到人民崇敬的一位圣人据传，傅说辅佐武丁在位五十九年，耄耋之年荣归故里，殁后葬于傅岩侧畔，（今山西平陆县中条山麓马趵泉边）。据清康照《平陆县志》记：“T U N 在崇罔，倚中条，其东西两山环拱前则回献若屏，幽胜殊绝”。
平陆县圣人涧村之傅岩，在唐大历年间已建有傅相祠，（俗称圣人庙），据清康照《平陆县志》记，祠内有主殿、配殿、碑台、戏楼、砖塔等建筑，亭台楼阁、斗拱飞檐、傅岩屏影、涧水环绕，平陆古八景之一的“傅岩霁雪”就在这里，历史上每年农历四月初八日傅说诞辰日，地方上举行隆重的官祭大典，民间举行十天庙会，香火不绝，商贾云集。惜历代战乱，这一具有人文，自然景观的古文化遗址，历经劫难，化为废墟。
傅相祠遗址旁，现有金代“傅岩”二字碑刻，明清时期的“傅说故里”“殷商中兴贤相傅公版筑处”等碑刻，版筑遗址物“圣人秸”，还有与傅说相关联的“大臣村”“马趵泉”（即傅说墓区）“部官村”“圣人涧村”“侯岳村”等村名。
历代文人骚客敬仰傅说之诗词篇章不少，如诗人屈原、王勃、王维、李白、韩愈、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杜牧、胡曾、司马光、苏轼、薛 王宣 等。
当今盛世，傅说思想仍具有相当活力
从八十年代起，傅说故里（山西省平陆县）各界人士为弘扬民族文化，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满足海内外炎黄子孙，傅氏宗亲的殷切期望，在县委、政府的重视下，由圣人涧村居民委员会牵头，地方上各界人士慷慨解囊，担负起重建傅相祠重任，新祠区建在傅岩岗上，凭岗运眺，崤山古道，黄河桥影尽收眼底。堪称“千古圣地秀傅岩”。
重建傅相祠第一期工程，从一九九二年起用三年时间建成大殿一座，大殿为7 楹，高1 7 米，宽2 4 米，红墙碧瓦，重檐庑殿，斗拱飞檐，雕梁画柱，金碧辉煌，雄伟壮观，殿四周5 6 根园柱，重檐之间悬“钦承殿”一匾，殿内神龛彩绘傅说座像，两边塑其宣，奇二子像两尊，高大肃穆，肃然起敬，占地面积3 0 余亩，是历史上圣人庙区的十倍之多。
傅相祠的重建得到了中央领导及全国著名人士的大力支持，原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题“傅岩碑林”碑刻，全国著名书画大师启功题“傅说故里”碑刻，著名书画大师董寿平题“傅岩公园”碑刻，全国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题“商代名相，彪炳千秋”及“版筑遗址”等碑刻，台湾孔孟研究会会长陈立夫先生题“傅相祠”匾额。
一九九五年重建后的傅相祠，举办了市、县一万余人参加的首届“傅圣3330周年诞辰公祭大典，并迎来了以新加坡傅氏公会会长傅新春为首的海内外傅氏宗亲代表一百余人前来观光祭祖，盛况空前。
在重建傅相祠的同时，1998年我们又编辑发行了《圣人傅说》一书，（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王安溟主编）。为弘扬民族文化，宣扬傅说思想起了一定的作用。（定价18元，邮资2元）。
傅说圣人离开这个世界已经3000余年了，但他的思想到现在仍然闪烁着无限光辉。在傅说和武丁对话的《说命》三篇中，傅说提出了不少有关修身治国平
天下的行动准则。在治国方面：如“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惟治乱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厥罔及恶德”等。在个人道德修养方面，他提出“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无启宠纳侮，无耻过作非”，“政事惟醇、礼烦则乱、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等等，总的体现了傅说的道德观。以后儒家所持的“选贤与能，正人必先正己，谦虚谨慎，兼听则明等传统道德，可以说是傅说这一道德观的延伸。”
《说命》三篇中，一个重要的哲理“非知之艰，行之唯艰”的提出，是傅说朴素的唯物主义重实践的观点，是我国上古时期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对当今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也具有相当的活力。
武丁爱姬
在对出土文物洗刷清理后，考古人员发现几乎每件青铜器、玉器上都刻着同样的名字???妇好。而妇好，正是那位因甲骨卜辞而闻名天下的王后。
妇好墓是唯一能与甲骨文相互印证、纪年确切、墓藏丰富、墓主姓名明确的商代王室大墓。妇好是商代“中兴之主”武丁的王后，是甲骨文中最伟大的国王的最优秀的妻子。
建立了丰功伟业的妇好，这位持钺的将军，却消失在男人书写的历史中，即便是《史记》这样的伟大著作也没有记载她的芳名。但ＹＨ１２７甲骨窖穴及妇好墓的发掘，让妇好又重返中国大地，复活于我们的心中。
卜辞中没有描绘妇好的美丽，但记载了她的聪明。在一次战争中，武丁从东边进攻敌人，妇好带领少数精锐部队埋伏在西南方的有利地形，夫妻共同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还有一次妇好凯旋归来，武丁出城８０公里相迎，夫妻见面后并肩策马，浪漫得很。
在长期的征战中武丁夫妻离多聚少。后来妇好终于艰难地怀上了孩子。之后，卜辞说“妇好要分娩了，不好”。“三旬又一日，甲寅日分娩，一定不好。是个女的。”从验辞看，这次算得很准。但妇好是不是因为年龄太大才生孩子而死于难产了呢？卜辞中没有记载。
武丁在位５９年，妇好是先他而死的。于是，武丁就在自己的办公室之旁，为妇好修建了陵墓，好日夜看着她，并亲率子孙祭祀她。另外武丁还关心妇好在另一个世界的婚姻大事，他把自己的妻子许配给商代的先王，可能是希望他们保佑妇好，也可能是他认为这么杰出的妇好完全可以和先王并驾齐驱。
妇好是祖乙的６世孙媳妇、大甲的１１世孙媳妇、成汤的１３世孙媳妇，但祖乙、大甲、成汤都娶了妇好，于是武丁放心了。
妇好死后多年，武丁在一次祭祀中祷告说：“马上就要开战了，请妇好显灵，保佑我们胜利。”有一块甲骨残片断断续续地写着：“出贞……王……于母辛（妇好庙号）……百宰……血。”难道武丁用敌人的鲜血祭奠了爱情？
商王武丁前期(约公元前13世纪)，商军在中原地区进攻周边敌对小国，镇压属国叛乱的战争。
商王朝在盘庚即位前，历经九世之乱，人民怨恨，属国叛离，国力大衰。盘庚努力“行汤之政”，加强王室统治，将都城迁于殷(今河南安阳)。经小辛、小乙二王，国力渐强。至武丁开始，为振兴殷商王朝统治连年用兵。首先以武力迫使周边时服时叛的小国完全臣服于殷，然后，陆续攻打甫、衔、缶、蜀(皆在今山西南部)等国，将其地并入商王朝版图；镇压了让(今河南陕县附近)、亘(今山西南)等国叛殷势力，并使之成为商王朝的统治支柱。又进攻周、畀、宙方、下危等周边小国，迫使其臣服，初步巩固和加强了殷王朝的统治
商王武丁时期(约公元前13世纪)，武丁率领商军进攻荆楚(今湖北荆山、江汉流域)地区诸部族方国的战争。
商王朝经“九世之乱”，国力衰弱。南方荆楚地区一些部族、方国纷纷反叛，不贡商廷，时尔侵扰商境。武丁即位后，重整朝政，加强实力，调集大军进攻荆楚，以征服他国，消除外患。荆楚地区山林水泽纵横交错，路途艰难。武丁指挥商军，突破荆山(今湖北荆山)险阻，攻打归(即夔国，今湖北秭归)、◆(归国附近)，夺取雩方，又与南方属国相配合，击败虎方、◆方等，取得重大胜利，抓获众多俘虏，征服一批部族方国，消除了南方威胁。此战，促进了各族的融合，巩固了商王朝的大国地位。
武丁，商朝国王。后世称作高宗。传说名昭，为盘庚弟小乙之子。年幼时，武丁曾在外行役，与“小人”一起劳作，因而较了解“稼穑之艰难”。他即王位后，提拔傅说执政。傅说原为刑徒，被武丁发现，加以重用。武丁还任用甘盘为大臣，以此二人“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力求巩固统治，增强国力，使商王朝得以大治。《史记·殷本纪》称：“武丁修政行德，殷道复兴。”由于武丁将商王朝推向极盛﹐被称作“中兴之王”。
武丁在位期间，不断向南面的虎方、东面的夷方﹑北面的鬼方以及羌方﹑周族等进行大规模征伐。其中对对方作战动员的兵力，有时三千，有时甚至达五千；对鬼方用兵三年才攻克。据殷墟卜辞记载，武丁的配偶妇好还亲自率兵征伐羌方。除了“伐羌”之外，卜辞中还有许多“获羌”﹑“用羌”的记载﹐即抓获了羌人的俘虏并用作人祭的牺牲，且数字惊人。
武丁向四方连年用兵﹐征服了周围的许多小方国。这些征伐战争，为王朝形成“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的广大疆域，奠定了基础。
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死后，由其子祖庚继承王位。
历史贡献
商王武丁是商代一位有政治才能的君王，雄才大略，有远大的政治理想。他年少时学于甘盘，获得了许多知识。他在民间生活的经历，使他深知民众之疾苦。为了使殷道复兴，他破格提拔了有才能的人傅说，并任以为相，让他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武丁修政行德，励精图治，在傅说的帮助下，他的理想得以实现。他还对四周侵优商王国的外方邦进行了征讨，诸如羌方、土方、方、人方、鬼方、虎方、荆楚等等。其中羌方，一直是征伐的对象，最多时曾一次出兵一万三千人。这些战争，使殷商王国的民众获得了比较安定的生活空间，也使殷商与外方邦的关系恢复到正常发展的状态。总之，商王武丁在丞相傅说的辅佐下，对内大治，对外征伐。通过几十年的文治武功，结果使殷商国家大治，经济发展，百姓生活安定，四方诸侯宾服，出现了繁盛的局面。
施政之路
武丁少年时，父王小乙便把他下放到民间，与普通民众们一起劳作，这一招还真不错，武丁不仅锻炼了自己，还访得了一批人才为己所用。象贤人甘盘，尊之为师；罪犯傅说（算是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典范了吧），举以为相。
武丁就在上述两位人才，还有祖己等大臣的辅佐下，开创了“天下咸欢，殷道复兴”的大局面。当然，这些都是先秦文献中提到的，甲骨文中并没有记载，包括什么武丁夜梦傅说、初即位三年不言、放逐王子孝己等等，是否确有其事，还真不好说。
应该说武丁之前，位处中原的商，四周都可能会遇到敌对的氏族、部落、方国，战争是必不可免的，只不过没有留下明确的记载。到了武丁时，通过甲骨文，我们看到了华夏一路走来的艰辛。民族的崛起强大，辽阔疆域的取得，不是靠耍点嘴皮子，不是靠什么仁义道德，而是靠打仗与鲜血换来的。
面对环伺四周的强敌，武丁不畏艰险，迎难而上，以硬碰硬，以强对强，四处征伐中建立了伟业。最大的对手来自北方，这应该是冷兵器时代，吾华夏亘古不变之铁律了。当时，商王畿北的土方和西北的工口（应是上下结构，打不出来，只好如此，下同）方，最为强劲，对商的威胁也最大，多次侵入商王畿。他们是两个较大的游牧部落，活动区域大致在今河北、山西北部，内蒙古西南部和太行山以西一带。
战争是惨烈的。武丁时期征伐工口方的卜辞就有三百四十多条，见有其活动的还有二百多条；另外，征伐土方的卜辞也有一百五十多条。虽然未见详情，想来终武丁之世应该消灭了对手，取得了彻底胜利，因为以后的卜辞中再也没有提及这两个方国。
西方的羌也是一个劲敌。他们大体分布于今青海的东南部、内蒙古西南部、甘肃大部、四川的北部和山西的西北部。羌与其说是一个民族，不如说是一个部落集团的总称，种类很多，互不统属。商与其的战争同样残酷激烈，卜辞中记载的有商出兵最多（１３０００人）的一次战斗就发生在此。不过武丁时，确切地说终商之世也未将整个羌人征服，但臣服于商的也不少。还有鬼方，分布于今甘肃南部，宁夏、陕山西北部一带，武丁用兵三年征服之。
东方之征伐相对较轻，但卜辞中也提到了征夷方（应在山东境内，东夷的一支）、龙方(可能在山东泰山东南部，应该是东夷的一支)等，皆取得了胜利，令其臣服。
南方也有征伐。居于今安徽寿县东南一带的虎方，武丁也派兵征服过。至于荆楚之地，《诗经·商颂·殷武》中提到过，但甲骨文中未有，是否征伐过，尚需考证。
被武丁征伐过的氏族、方国，远不止上述提及的这些，还有黎、串、亘、危方、印方、方方、马方、基方、免方……，多不胜数呢。对了，有一个更要特别提到，那就是周。武丁绝不会想到，这个被其讨伐征服、当时还登不上大台面的氏族，后来竟一举推翻了他的后人的统治，夺了商的天下，建立了一个更为雄伟壮大的王朝。
武丁之四方征伐，极大地拓展了商的疆域，北到河套、南达江淮、西抵周境，东至山东半岛东北部，都在他的战车之下。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疆域广大的世界强国了，说是仅有的两三个超级帝国之一也不为过。
武丁大征服，自然离不开能征惯战的将领。其实，武丁本人就是一个出色的统帅，常亲自带兵作战。他手下将星璀璨，主要是禽、望乘，还有雀、亘等等。
作为武丁的妃子，妇好并没有呆在豪华王宫里，享受锦衣玉食，而是经常率兵东征西讨、南征北战。前面提及的有商出兵最多的那次战斗，统帅就是她。毫不夸张地说，武丁时代最杰出、战功最卓著的将领，不是望乘们，也不是武丁本人，而是妇好这位女中豪杰。
施政纲领
（１）封官。对新的领土，或直接封给征伐的大将等，象雀就被封为“雀侯”；或封当地臣服的氏族方国首领为侯伯，象犬侯、祝伯等。甲骨文中被封的侯有五十余个，伯有近四十个，量不少呢，这一方面也可说明，被商征服的氏族方国何其多了。此外，臣服于商的氏族方国，对王朝不仅有贡纳义务，还经常奉命征伐，象仓侯虎曾奉王命伐免方，侯告也奉王命伐夷方等。
（２）联姻。甲骨文中常能见到商王族与氏族、方国联姻的事。一般是商先通过征伐使之臣服，然后再联姻，或娶诸侯之女为妃，或将王室之女嫁于侯伯等。这对巩固商与诸侯的关系，加强国家一统的力度，还是颇有效的。纵观中外历史，联姻都是国与国联络的一种重要手段，５０００年来乐此不疲。
（3）筑城。在征服的地方建筑城邑，后可能再武装殖民，甲骨文中就常有“在麓北东作邑于之”此类的记载。这对统治新的疆域应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了，代商而起的周，也是这么做的。当时，商四周的氏族方国不少还处于原始落后的游牧生活阶段，武丁们此举，实际上也算是在这些地区播撒文明的种子了。
盛世延续
武丁在位５９年开创的盛世，一般认为维持到他的儿子祖甲时。期间，哥哥祖庚当王，享了１０年左右的清福，弟弟祖甲继之，又干了３３年，国家持续强盛，民众安居乐业，对外的征伐不大，西戎的一次也是大胜而归。粗算一下，武丁至祖甲，大约百年，应该是商代最黄金岁月，文治武功都达至巅峰，完全可以称得上华夏有史记载的第一个大盛世。
祖甲以后，商又历经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最后传至帝辛（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商纣王）时，亡了国，大约１３０余年。实际上，这段时期，商并不象古文献中所说的那么衰落，包括恶名远扬的商纣王时代。甲骨文便可佐证，其中并没有发现祖甲以后有什么大的异样呀，国家还是那个国家，也许不能和武丁时相比，但整体实力还是强大的。
对外关系方面，祖甲末期后，商王畿西南（今山西中部和东南部）一些氏族方国开始叛商，加之东夷时叛时服，还有西方羌人的不时侵扰，形势并不乐观，征伐也从未停止。不过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大的征伐并不多，也可能是记载不详吧，但帝乙、纣王父子时，尤其是儿子，对外征伐非常激烈，基本上也都取得了胜利。
东夷，武丁时便有征讨（夷方、虎方等），直至商亡也未断过。商之初与其关系怎样，没有记载，不好确定。现在的一些历史书籍，常会想当然地认为，商本来自东夷，刚开始应该关系不错，其实偏颇得很。东夷，从来不是一个民族，只是中原人对东方之人的统称，充其量也就代表了东方一群互不隶属的氏族方国的集团，后来随着东方外延的不断伸展扩大，东北，朝鲜半岛，甚至日本也包括进去了。在民族性上，东夷无论是后来不同的国家之间，还是初始的氏族方国之间，都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至于商是否有东夷之称，实际上也是一个疑问，因为甲骨文从来没有提及过。武丁时所说夷方，仅指山东半岛东北部的一个方国，并不是指整个东方。确切地说，商根来没有以东夷或相近的一个什么称呼来统一涵盖东方，而是按照不同的氏族方国分别提及，象虎方、人方等等。
而商也许来自东方（最流行的说法），就象周来自西方一样，仅此而已，作为一个氏族，他是****的，后逐渐发展壮大，建立了一个王朝，搭建了华夏初始的轮廓（不管有没有夏），最后由周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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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庚迁都与武丁盛世
在商代之前期，其统治状况有起有落，其都城位置亦移徙无定。据载，在第十九王盘庚之前，国家凡“五盛五衰”，都城凡“六迁”。到了盘庚即位时，才把都城迁到殷。
殷在今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面之小屯。盘庚迁都于殷之事，《尚书·盘庚篇》有专门记载，谓最初臣民不愿迁都，后来盘庚下令晓以大义，要大家各安其业，以令国家富强。“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竹书纪年》）。从殷墟发现的许多卜辞都可证明，商朝后期国都确实未再变动。因此历史上往往称商朝后期为殷朝，或把殷商二字连用。
盘庚侄子武丁执政时，殷商国势达到鼎盛。武丁在位共五十余年，他日夕思复兴殷，苦于未得忠良之佐，后来终于找到贤人傅说，令其“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墨子·尚贤》）。当时在商的西北方有鬼方等部落，时常侵优边境，武丁乃出兵征讨之，又用兵于南土。因此，当时之商朝“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诗经·商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