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c260p:马立诚：“老左派”的四波抗议浪潮

　　第一波：“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的交锋

　　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政治遗产，由一批左派人物继承下来，一般称他们为老左派。之所以如此称呼，是为了与后来出现的新左派相区分。

　　老左派观点的核心内容有三条，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二是公有制，三是计划经济。近年来，老左派阵营中比较极端的人高调支持“文化大革命”以及毛泽东晚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老左派抵制改革开放的抗争，贯穿了改革开放全过程。

　　老左派阵营不是清一色。有些人一直坚守毛泽东的信条，无论是穷是达，始终不弃。你不一定赞同他们的观点，但这样的人格值得尊重。另外有些人则是翻云覆雨，随时变脸，利益算计，深浅莫测，这就另当别论了。

　　当然，不论动机如何，他们都有表达自己主张的权利。

　　30多年来，老左派的抗议声无日无之，但就其影响力和波及面而言，有四波较大的浪潮。

　　第一波是“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的交锋。在这一波斗争中，汪东兴是主要代表人物，华国锋也负有相应责任。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两报一刊联合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时候，每天忙于柴米油盐的老百姓，并没有在意社论中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毛泽东刚刚去世几个月，造神运动的余威还遮蔽着大伙儿的思考。这都是日常听惯了的老调，有啥稀奇？然而，日夜思虑国家大计的一些高层敏锐的人士，看出其中玄机。这篇社论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汪东兴交给宣传口负责人耿飚的，强调不准动一个字。耿飚在议论这篇文章的时候说，如果按照这篇文章办事，粉碎“四人帮”等于白搞了。但还是要服从上级。《人民日报》发表这篇社论用了特大号字体，全国各地报纸也在同一天用同样字体转载这篇社论，一望而知来头很大。此文经过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批准。此为“两个凡是”正式出台。

　　“两个凡是”不只是说说而已。著名党史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韩钢在《炎黄春秋》2011年2月号和3月号发表长文连载《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该文说，2月8日，经华国锋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22日又批转《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两个文件认定：“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攻击诬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标语、大字报。现在社会上还流传不少政治谣言”，“政治上十分反动，恶毒攻击已经去世的和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妄图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文件要求：“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根据这两个文件，各地都抓了一些人，把质疑毛泽东的声音压了下去。据一些材料称，逮捕“四人帮”之后，全国处以死刑的所谓“反革命分子”达44人。对这一事件，韩钢的文章说：“华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即1977年对所谓‘反革命谣言’的处置。”

　　华国锋当时的思想状况处于波动当中，比较复杂。韩钢根据近年新披露的史料说，华国锋对于邓小平出来工作，还是支持的。韩钢在文章中引述吴德的口述说，1976年10月逮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在讲话中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工作。另外，1977年1月6日，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说：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有些正在澄清，出来工作的问题，应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的思想是最为开放的。1977年3月10~22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前，叶剑英对文件起草人说，天安门事件是冤案，必须平反；对邓小平的提法要写得好一点，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王震等人发言支持叶剑英的意见。

　　相比华国锋而言，汪东兴维护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立场则很强硬。当时全国正在开展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一些媒介发表文章批评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篇文章。1977年2月4日，汪东兴批示说，这两篇文章是经中央和伟大导师毛主席看过的，不能点名批判。汪东兴将这一指示发到所有宣传机构，给媒介和理论界扣上了紧箍咒。

　　韩钢的文章说，“两个凡是”刚刚出来的时候，邓小平并未注意。是朱佳木注意到了这个提法，对邓力群谈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邓力群接着找王震，对王震说：你知道“两个凡是”吗？这是冲着邓小平来的，是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于是，王震就去见邓小平，谈了“两个凡是”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于4月10日给华国锋、叶剑英写了一封信，提出用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邓小平的意思是，不能把毛泽东的片言只语当做处理问题的依据。

　　5月24日，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进一步公开挑战“两个凡是”。他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邓小平还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39页。

　　1977年7月16~21日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解放军总参谋长“三副一正”职务。

　　在8月12~18日举行的中共十一大上，华国锋所作的报告仍然以“两个凡是”为基调，盛赞“文化大革命”。他把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核心内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赞誉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他继续强调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中心，甚至代表党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选编》，第16、31页。

　　这表明，“两个凡是”还是当时意识形态的主流，也反映出华国锋的思想没有脱出毛泽东晚年意识形态的窠臼。在十一大上，汪东兴从中央政治局委员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是全国党代会对他在抓捕“四人帮”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给予的回报，汪东兴的政治生涯达到人生顶峰。

　　中国的进步费尽周折，彻底解决“两个凡是”的旧套路，还需要新的回合。

　　1978年5月，一场牵动全局的进攻开始了。力图开辟新时代的改革者终于找到了攻破“两个凡是”的突破口。这就是由中央党校与光明日报社合作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胡耀邦大力支持下，孙长江、胡福明两位作者合作的这篇文章，于当月10日发表在胡耀邦创办的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第二天即11日，《光明日报》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全文发表。第三天即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此文。

　　文章说：“现在……‘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关心时事的人都看得出来，这些话针对性很强，是冲着“两个凡是”来的。

　　当然，对方的警惕性也很高。就在《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的12日当天晚上11点，前人民日报总编辑、时任毛选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的吴冷西给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胡绩伟打电话说：这篇文章在政治上很坏，犯了方向性错误，是砍旗，即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

　　17日下午，《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在同该杂志核心小组领导人见面时说，有些报纸用一个版两个版发表什么特约评论员文章，认为他们是代表中央说话的，到底代表不代表还很难说。这里有个维护毛主席旗帜的问题，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真理问题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

　　18日上午，汪东兴找熊复和王殊谈话，批评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汪东兴说：“这两篇文章当时看来还可以，现在看来问题很大，是针对毛主席来的。不知是代表哪个中央的？现在理论界的思想很乱，在理论问题上要谨慎。要总结经验，统一认识，下不为例。”他还嘱咐熊复说：“要把关把严，要遵守组织纪律，没有把握的问题要请示。”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第86页。

　　18日晚上，中宣部长张平化把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负责人召集到钓鱼台，他劝告大家辨别一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要用鼻子嗅一嗅。他说，不要认为《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

　　邓小平开始并不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他听说此文引起很大争论，就找来一看。30日，他与胡乔木等人谈话时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320页。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上讲话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也只有放到社会实践中去检验，才能证明正确不正确。

　　但是汪东兴坚守阵地。6月15日下午，他在中央直属新闻单位的会议上直接点了“特约评论员”的名，并且几次点名批评胡耀邦。他严厉指责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负责人胡绩伟和曾涛，要他们二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

　　令汪东兴狂怒不已的是，就在他发出警告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了邢贲思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6月24日，《解放军报》又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这篇文章是胡耀邦组织撰写的，得到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大将的坚决支持。30日，《理论动态》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这些文章都是反击“凡是派”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胡乔木在论战初期采取抹稀泥态度，实际偏向“两个凡是”。他在社科院大会上讲话说：我可以负责任地讲，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指真理标准讨论）是一致的，谁说中央内部有不同意见，就是造谣，就是分裂中央。

　　6月20日，胡乔木去了胡耀邦家里。他对胡耀邦说，争论是党校挑起来的，我不同意再争论下去，要立即停止争论，再这样争论下去，势必要造成党的分裂。

　　胡耀邦不同意胡乔木的意见。

　　到了7月，汪东兴仍然寸步不让。他在山东视察时说，“文化大革命”成绩是主要的，是毛主席肯定的嘛。不要砍旗，不要丢刀子，还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华国锋则指示中宣部和《红旗》杂志，对真理标准讨论“不介入”、“不表态”。这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持保留态度。

　　7月21日，邓小平找张平化谈话，警告他不要对真理标准讨论设置禁区。

　　22日下午，邓小平找胡耀邦谈话，对他说：“你们的《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读了一些书啊，不要搞散了，这是个好班子。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94页。胡耀邦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

　　此时，全国大部分媒介相继发表文章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形势有如火上浇油，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展开。理论界、科技界、教育界、文艺界的知识分子由于在“文革”中遭受惨重打击，纷纷冲上前线，批判“两个凡是”。

　　但是，到了10月，上层的形势仍呈胶着状态。3日，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在信访工作会议上讲话说：“现在有人要翻天安门事件的案，这不是又在压中央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有些话有些问题……有的人用主席的话批主席……有的不仅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89页。

　　最终，在11月11日到12月15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了“两个凡是”问题。

　　华国锋为这次会议确定的主题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个议题很有价值，但当时“文革”遗留问题堆积如山，压在人们心头，不解决这些问题，重点很难转移。

　　会议开始，陈云、谭震林、聂荣臻、萧克、康克清、宋任穷、萧华、胡耀邦、杨得志、陈丕显、万里等元老纷纷开炮，要求首先解决“文革”中的一些重大冤案和天安门事件问题，得到与会者强烈反响和积极呼应。陈再道、李昌、于光远、王惠德、杨西光等人发言高度评价了天安门事件。

　　11月14日，华国锋批准《北京日报》刊登报道，说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1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两个凡是”的防线被攻破。

　　25日，华国锋在会上讲话，宣布撤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中央文件，为“二月逆流”平反，为薄一波等61个“叛徒”平反，为陶铸、杨尚昆平反，将彭德怀的骨灰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对康生、谢富治进行揭发批判，撤销中央专案组，把全部案件移交中组部。一些地方性重大案件，由地方实事求是妥善处理。

　　“两个凡是”的防线基本崩溃。

　　自26日起，会议转而就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展开激烈争辩。

　　习仲勋、马文瑞、任仲夷、李德生等人在发言中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江一真、于光远、杨西光等人在发言中点名批评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错误。众多发言者批评了李鑫、吴冷西、熊复等人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乱扣帽子的做法。

　　邓小平、胡耀邦、习仲勋、徐向前、万里、邓颖超、赵紫阳、胡绩伟等人在发言中说，真理标准讨论不是一般的理论问题，而是一场政治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

　　12月13日，华国锋在会上作了检查。他说：“‘两个凡是’的提法固然是从捍卫革命领袖的旗帜出发，但说得绝对了，考虑得不够周全，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思想，当时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这个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我应作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张湛彬：《大转折的日日夜夜》（上），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第363页。华国锋还对真理标准讨论作了肯定，并表示将按照叶剑英的提议，专门召开一个理论务虚会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

　　亲自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的于光远，在《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一书中评价了华国锋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于光远说，整个来说，华国锋在天安门事件平反与“两个凡是”的问题上，是被动的。但是他并没有硬抗，虽然不可能彻底转变，但一直采取考虑大家意见甚至接受大家意见这样一种态度。会议开得比较顺利，他的这种态度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汪东兴在这一天的会上作了书面检查。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在分管宣传工作中，发生了一些问题。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中提到了‘两个凡是’的问题。当时我是同意这个看法的，这篇文章是经我看过，上报中央审批的。后来看，这个提法是不妥当的，是不利于实事求是落实党的政策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央政治局常委11月25日对北京市委、团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已经讲了这个问题，我完全同意。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我发现有不同意见和看法后，没有及时组织领导好这个讨论，以便通过讨论，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在这个问题上，我负有领导责任……同志们的批评，是对我的帮助和爱护。我深信，我所担负的职务与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名不符实的。为此，我恳切请求中央免去我所兼的一切职务，待中央决定后，认真地向有关同志移交好。”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第205~208页。

　　于光远在《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一书中也评价了汪东兴的表现。于光远说，会上对汪东兴作了指名道姓的批评，不论他心里怎么想，他还是写了个检讨给这个会议。因此，对这次会议的成功，也不能说他一点贡献都没有。

　　邓小平在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实际上成为几天以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2月18~22日，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明确要求进行经济改革，还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重大命题。

　　至此，“两个凡是”落败，改革开放的航程正式启动。

　　1989年风波刚过，老左派就认为清算改革开放的机会到来了。忍受了几年边缘化，该报一箭之仇了。

　　1989年下半年，民间传言透出凶险和不祥：

　　“听说改革开放要收一收，该抓抓阶级斗争了。”

　　“知识分子尾巴又翘起来了，还是毛主席说得对，得让他们夹起尾巴做人。”

　　“留学政策要变，回国探亲的出不了国门了。”

　　“中央要取消个体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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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时任中宣部长王忍之的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中提出一个日后引起激烈争议的著名议题：“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

　　这是八九风波之后，第一篇提出问一问姓“社”姓“资”的重头文章。

　　作者所说的“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指什么呢？文章说：“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

　　文章还质问道：“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上的力量支持他们？”

　　这是把私营经济和自由化绑在一起。

　　北京《当代思潮》1990年第1期发表《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文章说：“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

　　1990年6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多元化观点》。文章说，“搞自由化”的人“企望从经济的多元化中，自然生长出政治多元化和权力多元化”。

　　7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长文《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

　　读过《邓小平文选》的人知道，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谁说》一文的作者明知道邓小平的讲话，却批判道：“‘社会主义不清楚论’是一种嘲弄马克思主义，糟蹋共产主义政党，向正在开拓通往社会主义之路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广大群众大泼冷水的理论。”

　　这样说来，该文作者自然清楚社会主义是怎么回事了。他在文章中给社会主义下的定义，第一条就是“用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

　　这篇文章的矛头，显然是对着支持私营经济的邓小平来的，对着改革开放来的。

　　要请教作者的是，中共十五大确认“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7，第22页。这个定义符合不符合社会主义呢？

　　以上几篇文章，都是质疑私营经济的正当性，这是一个焦点。

　　当时另一个焦点，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问题。

　　1990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两个问题》。文章说：“社会主义的经济是公有制的经济，因而必然要求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即从整体上自觉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10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长文《牢固树立社会主义信念》。文章说：“资产阶级自由化……集中攻击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以及道德伦理方面的集体主义，竭力美化资本主义。”

　　1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文章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

　　恰逢这一年，柏林墙倒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接一个垮掉。几代中国人熟悉的镰刀和斧头的红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苏联共产党解散。

　　中国紧张地注视着，惶惑不安笼罩着人们心头。谁要是提改革开放，就有“自由化”之嫌。人们在会上发言，都要跟报纸对口径。有人提出，北京应该出头，挑起世界革命重担。

　　12月24日，邓小平讲话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

　　这就是韬光养晦。

　　1991年初，邓小平来到上海。他这是第五次来上海过春节了。这一次，他心事重重，有重要的话要说。目睹上海老旧破败的面貌，邓小平心里不是滋味。1月28日到2月18日，邓小平与上海市干部多次谈话，主要内容是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的《视察上海时的谈话》。

　　他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6页。

　　邓小平对京城一些人提出问一问姓社姓资、批判市场经济很不以为然。他说：“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他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7页。

　　邓小平鼓励上海人不要被左的声音吓住。他说：“希望上海人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7页。

　　邓小平谈话在上海干部圈内引起了震动。他的谈话精神，通过一个奇特的名字传遍了全国。

　　这一年2月13日，距春节还有两天。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处长施芝鸿打电话给解放日报社的朋友，说市委书记朱镕基在市委办公厅第一党支部会议上传达了小平同志在上海六次讲话的精神，很有新意。报社党委书记周瑞金和评论部主任凌河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请施芝鸿出来一聚。三个人聊天之际，周瑞金拍板决定，大年初一的评论就按照小平同志讲话精神来写。

　　2月15日，大年初一，羊年头一天。《解放日报》头版发表凌河执笔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署名皇甫平。文章说，要“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3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施芝鸿执笔的一篇评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也署名皇甫平。周瑞金事后回忆说，这是最重要的一篇，这篇文章把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提了出来。文章说：“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

　　半个月之后，3月15日，《人民日报》与《解放日报》针锋相对，发表《发展商品经济不可否定计划经济》。文章说：“有些人总是……对计划经济任意加以否定。”“市场经济原则很难真正做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我国4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说明了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巨大优越性。”

　　《解放日报》吃了豹子胆，不理会北京的责难。3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老作者沈峻坡执笔的一篇评论《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时仍旧署名皇甫平。文章的要害在下面一句话：“如果我们仍旧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皇甫平系列评论触碰了老左派舆论的要害，立即遭到围攻。

　　4月20日出版的《当代思潮》第2期发表《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一文。文章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口号，叫做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在不问姓社姓资的排斥下，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化的邪路。”“在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流行时，主张经济上私有化、市场化，政治上多党制、议会制，意识形态上多元化的思潮，曾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拖上绝路。”

　　北京出版的《高校理论战线》6月出版的第3期发表《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一文。文章说：“实行改革开放必须区分姓社还是姓资，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姓社还是姓资两种不同的改革观。”

　　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邓力群的长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这篇文章重新祭起了阶级斗争这个“法宝”。文章说，全国人民面临着“双重任务——阶级斗争与全面建设”。这就把基本路线规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了两个中心，非但如此，阶级斗争还排在经济建设的前面。邓力群说：“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这岂不是要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拾“以阶级斗争为纲”么？

　　邓力群在这个敏感时刻提出这样重大的理论修正，显示了老左派领军人物的分量。邓力群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的十三大上，由于他坚持左倾思想，名声很差，结果在中央委员差额选举中落选，紧接着，又在中顾委常委选举中落选。邓小平说：承认选举，不作变动。故此，邓力群对邓小平一直耿耿于怀。邓力群所著回忆录《十二个春秋》说，中委和中顾委常委落选，对我有刺激。邓力群自1982年到2001年，在老左派群体中发挥了越来越显著的核心作用，社会舆论也称邓力群是“左王”。

　　左王上阵，鼓舞了左倾阵营的士气。《真理的追求》7月号发表《重提姓社与姓资》。文章说：“改革要不要问姓社姓资，就是改革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通俗表达。”“所谓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度陈仓而释放的烟雾弹。”

　　夏天，有点心虚的人民日报社社长高狄南下上海，秘密调查，质问《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的文章有什么背景？结果无功而返。

　　8月下旬，《求是》1991年第16期发表《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文章说：“我们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在事关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基本政策措施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看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通俗的说法，就是问一问姓社姓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避免重大错误。”

　　8月20日出版的《当代思潮》发表《为何不能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直接批判皇甫平。文章说：“我们不应该在提出新的改革措施时，一听到群众要问姓社还是姓资，就认为是‘新的思想僵滞’……如果把群众的革命本能，轻率地归之为‘新的思想僵滞’，会不会压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感情呢？”

　　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文章说：“我们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资姓社。”“在改革问题上的两种主张、两个方向即两条道路的斗争，仍以不同的形式在继续。”

　　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文章重申邓力群的观点，说当前我国的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

　　11月出版的《求是》第22期发表《大力加强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训工作》。文章提醒各级干部说：“我们有些同志，对改革的正确方向认识模糊，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对待改革，划不清两种改革观的基本界限，甚至连姓社姓资都不管不顾了，这是十分危险的。”

　　这般连珠炮般的指责，实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气势。

　　入秋，形势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先是邓小平对媒介上出现的筑起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等提法提出批评，说不要再这样提了。

　　9月1日晚，江泽民在看了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提前播报的《人民日报》第二天的社论提要之后，当晚下令，要《人民日报》删去社论中的“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要问一问姓社姓资”这句话。马立诚：《交锋三十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第150~151页。

　　但是，老左派哪肯服输？一直到1992年1月5日，即南方谈话前一刻，邓力群还是强硬之极，再度出面高调反对邓小平。

　　这一天，北京出版的刊物《理论动态》刊出他以“华之俏”为笔名撰写的《反和平演变三论》。这篇文章继续他前一篇文章的基调，宣扬以反对和平演变为中心。文章的口吻，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腔调。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焦点、中心，还是个政权问题。”“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阶级矛盾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斗争还存在，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还存在，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顽强地表现自己……我们要进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要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

　　左倾思潮急剧膨胀导致了严重后果。董辅礽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十四章说，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私营企业人心惶惶。1989年，全国个体户减少到1234万户，从业人员减少到1943万人，分别比1988年下降15%和157%。私营企业则减少了50%。

　　从1989年到1991年，GDP增长一直徘徊在5%左右。

　　改革者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自然十分焦急。当时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明瑜和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等人，先后把左倾思潮严重泛滥的相关情况收集起来，报告给邓小平。

　　正如胡绳所说，到了这个时刻，改革开放的命运已经岌岌可危。邓小平不能不出手了。

　　进入1992年，邓小平已经88岁高龄。老人家一直在紧张地思考，看看从哪里打开缺口，驱散疑云和阴霾。时间留给老人的机会已经不多。幸运的是，老人抓住了这个机会。1992年1月到2月，南方谈话的声音再一次震动了全国。

　　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的“天鹅之舞”。南方谈话开启的新时代，比80年代的改革更加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因为这一次是从经济体制上再造了中国。老人家在垂暮之年，凝聚全身力气，最后推了中国一把。这是邓小平对中国突破与发展所作的最大贡献。真正的邓小平时代，是从南方谈话之后出现的。在老人家去世多年的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中国经济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也是南方谈话结出的成果。

　　邓小平以他多年的政治经验和洞若观火的目光，一语中的，击中要害。他说：“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在这一年召开的十四大上，根据江泽民的提议，中国的经济体制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大还提出，主要是防止“左”。

　　老左派第二波进攻落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