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万中国抑郁症患者

一系列数字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之外：目前的中国大约有抑郁症患者3000万人；全球范围内，有超过5亿人正在遭受抑郁症这种疾病的折磨。预计到2020年，抑郁症可能超过癌症，成为仅次于心脑血管病的人类第二大疾患。

一步跨入高速旋转的现代社会可能是中国目前“郁闷”人数急剧攀升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中国的心理咨询行业水平却没有能够“一步跨入”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在刚刚落幕的今年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再次提议：加快精神疾病卫生的立法工作，尽快出台中国的《精神卫生法》。或许，这部法律的最终出台能够帮助中国国民解决一部分精神健康问题。

2003年4月1日，香港演员张国荣跳楼自杀；

2004年11月9日，以《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成为美国畅销书作家的张纯如(华裔)，在自己的轿车内中弹身亡；

2005年2月22日，韩国女艺人李恩珠在家里上吊自杀；

2006年4月，台湾演员叶雯投海自尽；

……

这些以各种不同手段结束自己生命的艺人有一个共同的起因——抑郁。有报道称，陈晓旭出家前也曾因抑郁而试图自杀，后在“中国防治自杀第一人”朱海的帮助下获救。

抑郁，或者抑郁症，已经关系到社会上每一个人的身心健康和安全。这是因为，抑郁的极端结果并非只有自杀，它也可能导致抑郁者杀人。

2006年年初，19岁的延庆一中高三学生郭某因杀死舍友被市一中院判处无期徒刑。精神医学鉴定显示，郭某作案时处于焦虑抑郁状态，想通过杀人接受刑罚的途径实现“曲线自杀”；

2006年9月24日凌晨，吉林省柳河县柳南乡人患有抑郁症的石悦军杀死7人、杀伤4人后潜逃。在随后的逃亡中，又先后杀害5人、杀伤1人；

2006年发生在佛山南海罗村的“12·28”灭门案，犯罪嫌疑人黄文义也被专家认为患有严重抑郁或者精神分裂症；

据北京市公安部门统计，仅2004年该市就发生精神病患者严重肇事肇祸事件211起，2005年又有207起。特别是2004年8月4日，北大医院幼儿园一名有既往精神分裂症病史的临时工用菜刀砍伤了15名儿童和3名女教师，导致1名儿童死亡，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抑郁就像流感一样，随时可能袭击任何人，以至不知从何时起，“郁闷”成了中国人的一个口头禅。

目前这一“流感”正在中国蔓延。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编纂的《两会特刊》“精神卫生专辑”指出，中国大约有抑郁症患者3000万人。

6.87%的人患病，62.9%的患者不治疗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徐光兴在他的专著《别了，灰色的心灵风暴——走出抑郁的泥沼》中有这样一个统计：全球大约有1亿5千万人为抑郁而受苦，如果加上潜在的患者，起码有将近5亿人正在遭受这种疾病的困扰。换句话说，大约每10个人就有一人患有抑郁症。

徐光兴的估算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统计大体相当。WHO调查发现，全球抑郁症的发病率约为11%。抑郁症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疾病，预计到2020年它可能成为仅次于心脑血管病的人类第二大疾患。

人类认识这一疾病的历史已有250年。北大医学部医学心理学教研室主任胡佩诚告诉本刊，早在18世纪中叶，人类就知道存在一种以情绪低落为主要特征的病。随着人类对这类疾病认识的加深，世界卫生组织于1948年修改了健康的定义，认为“健康”必须是一个人在躯体、心理、社会适应上的完满状态。国际社会对健康标准的重新认识已经延伸到临床医学领域。目前美国的一些医院已开始实行躯体专家、心理专家、社会学专家同时为一个人看病的接诊制度。

然而，中国认识抑郁症仅是近一二十年的事。很多接受本刊采访的专家都提到中国1982年做的12地区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这个目前惟一的全国抑郁症调查显示，中国情感性精神障碍，即抑郁症的患病率仅为0.076%。“这一数字与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11%的全球发病率相去甚远。”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副所长侯也之告诉本刊，这是因为当时对抑郁症诊断标准掌握过严，甚至把抑郁症理解为精神分裂。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各种信息的不断传入，中国逐渐意识到抑郁症的存在。据胡佩诚回忆，世界卫生组织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经做过一个世界范围的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当时曾到过中国的北京和上海。结果发现，上海的住院病人合并抑郁症的比例高达24%。“正是这一调查结果，以及从80年代起不断增多的高校自杀事件，引发了国内对抑郁症的高度关注。”胡佩诚说。

2003年，马辛、郭红利、侯也之等众多专家采用国际通行标准，组织进行了一次“北京市抑郁障碍社区流行病学调查”。这项调查现在被认为是目前中国最可以信赖的抑郁症调查。侯也之说，在北京市，抑郁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也就是一生中得过一次抑郁症的为6.87%；时点患病率，也就是调查时正患有抑郁症的为3.31%。

多位专家指出，这一数字近年仍有不断攀升趋势。侯也之还是北京安定医院的主任医师，她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以前，安定医院抑郁症门诊不到总门诊量的1/10。如今，安定医院门诊病人中接近一半都患有抑郁症。正是由于广泛的社会需求，2006年2月安定医院专门成立了抑郁症治疗中心。尽管如此，侯也之认为，目前中国抑郁症就诊率仍然不高。根据2003年的北京市调查，抑郁障碍患者从未就医者高达62.9%，也就是说，大多数患者仍未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抑郁自杀率：农村高于城市

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副主任张艳萍接受本刊采访时介绍，该中心做过一个全球最大的心里解剖课题，共调查1596例自杀和其他意外死亡、自杀未遂的样本。结果显示，6成的自杀死亡者和4成的自杀未遂者患有精神障碍。在各种精神障碍中，抑郁症的数量是居第一位的。也就是说，在自杀的各种原因中，抑郁症是罪魁祸首。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执行主任、来自加拿大的费立鹏和他的同事从1995年起，在全国选取了23个点研究中国的自杀问题。结果显示，农村的自杀率是城镇的3倍多，近8成的自杀者居住在乡村，其中农村女性占多数，而且绝大多数都是服用农药自杀的。农村自杀的妇女中，很多都是抑郁症。

一个奇怪的现象，国外的自杀，一般是城市高于农村，男性高于女性。中国恰恰相反。在农村，青年女性自杀的数量几乎是城市女青年的5倍。中日友好医院心理科主任医师、著名心理咨询专家李子勋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主流文化仍是男权文化，被覆盖在“男女平等”的表皮下面。我们的文化、制度、法律设计对于女性权益的保护，与西方发达社会相比，至少落后了100年。

张艳萍说，在农村，农药放置非常随意，往往放在门后或墙角。“这些农药中有很多是一类有机磷农药，毒性很大。”她说，农村相对落后的医疗条件加上唾手可得的剧毒农药，让患有抑郁症的妇女更容易自杀。

张艳萍曾遇到这样一个案例令她颇受震动。一个农村女教师结婚不到一年，便把自己反锁在屋里，喝下农药自杀了。她留下一封遗书，称自己的死和其他人无关，只是因为觉得生活太痛苦了。后来调查得知，其实她死前是有征兆的。自杀前，她变得非常不爱说话，还总是起床很晚耽误上课。而且家人回忆说，她在上中学时曾有过短时间的抑郁状态。

“这是典型的抑郁症，”张艳萍说，“遗憾的是，这是在她死后才知道的。”

高校特例：23.66%的抑郁症患病率

在安定医院抑郁症专科门诊的楼道里，记者见到一个20岁左右的女孩坐在楼道边的椅子上候诊。她头低得很深，一言不发。一个中年妇女坐在她旁边，一会儿整理一下女孩的衣领，一会儿把女孩的头发拢在耳后，就像对待一个儿童。

中年妇女姓张，女儿小林(化名)正在北京一所名牌大学读大二。

张阿姨说，她们家住甘肃一个小县城。去年暑假回家，一向活泼开朗的小林变得一句话不说，还经常一个人含泪发呆。小林返校后不久，张阿姨接到学校打来的电话，说孩子情绪非常不好，请家长去北京。

到北京后，张阿姨找了家旅馆住下。谁知这一住就是半年，她被迫向单位请了长假，租了学校附近的一间民房长期住下来。

“医生说孩子有自杀可能，让我好好盯着她。”张阿姨说，小林班上还有三个同学，也是家长专门在北京租房子陪读的。这三个同学现在都是小林的病友，其中一个学生每晚吃一把安眠药，仍整夜不能入眠。

大学生因为心理问题由家长陪读在京城已不鲜见，而医生对小林可能自杀的警告也并非危言耸听。连年发生的大学生自杀事件已经成为象牙塔内的噩梦。以北京市为例，有媒体报道，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北京地区高校学生自杀身亡的有19名，2005年15名，2006年9名。

“已经可以肯定，导致很多大学生自杀的元凶就是抑郁症。”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博士张继明告诉本刊，去年北师大跳楼自杀的那个学生就患有抑郁症。他生前隐瞒了自己的病情。后来得知，这个学生曾到安定医院看过病，并被确诊为抑郁症。

另一个调查更让人对大学生的精神状况担忧。2006年12月，北京市团市委和北京市学联共同推出的《首都大学生发展报告》显示，北京地区大学生抑郁症患病率达到了23.66%。

“‘啪’的一声跨入高速旋转的社会”

大学生焦虑找工作，白领焦虑没完没了的加班，农民工焦虑年底能否拿到工资??黄悦勤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判断，存在抑郁状态的人高达30%。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那么多的人陷入了抑郁？

“现代社会日益加剧且无孔不入的竞争机制，是抑郁流行的原因之一。”上海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教授陈蓉霞说，现代社会由于传媒的力量，使得尽管比尔·盖茨与我们远隔重洋，但他的富裕程度却无人不知；使得超女们的成功也时时牵动着人们的神经。各种诱惑成为当今社会随处可见的浮躁心态的成因，浮躁程度的加深则演变为焦虑和抑郁。

张继明认为，科技进步使工作失去了边界，是抑郁流行的另一个原因。他说，各种通讯手段，如手机、电子邮件、QQ等随时随地可以找到你，并把你和工作联系起来。另外，工作已经不像传统工业的生产线那样明确，更不像计划经济下一张报纸一杯茶那样悠闲，工作变得越来越复杂。美国管理大师比德·德鲁克说，21世纪的工作是一种智力工作，人们甚至不知道工作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从业者对自己工作的掌控水平在下降，但老板对绩效的要求却在提高。于是，太多的人感到身心耗竭。

去年，美国《财富》杂志对中国的中高级管理人员做过一个调查。被调查者中，觉得自己压力过大的人超过70%，20%的人出现明显的“职业耗竭”。

“发达国家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经过了很长的过渡期。”张继明说，而中国却是“啪”的一声就跨入了高速旋转的现代社会，从国家到个人准备都不是很充分。

社会和个人的准备不足还表现在人们对收入差距拉大的焦虑，对法制不健全的焦虑，对公共安全和社会变迁的焦虑。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提出，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存在社会“断裂”与“失衡”的观点，也许这正是抑郁这种社会病在中国蔓延的深层原因。

而大学生们成为抑郁症高发群体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学生生活在比较与落差中。学生患者往往向医生和心理咨询老师倾诉自己的心理失衡。学生中的“贵族”对贫困生是一种“比较”；女生楼前排队的高级轿车对没车“理睬”的女生是一种“比较”， 同居的俊男靓女对单身汉们是一种“比较”，而更为现实的就业“比较”更让许多学生变得或自卑，或功利，或者干脆失去了对社会公正的感觉。

张继明认为，特别是“80后”的独生子女大学生的依赖、自尊、敏感和特立独行等性格特征更让他们对“比较”结果的反应强烈。在“蜜罐”里长大的一代人一旦离开父母，便发现自己变得异常无助和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