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睿i3和i5:苏小和：贫富差距背后的权利差距

读懂茅于轼先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所有人都沉湎于暂时的幸福，他却看到了危机；当所有人充满了愤怒，他又呼唤宽容；当所有人对越来越明显的贫富差距骂骂咧咧，他认为中国在进步，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已在上升，今天的贫富差距和动荡的文革年代比，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我知道茅于轼先生诸如此类的观点，会引来排山倒海的谩骂。这是一个多么迷茫的时代啊，这个正在奔跑着的国家宽阔的马路上，奔跑着数不清的汽车，可是却有人站在马路边上骂娘，一日三餐的饭菜质量越来越好，但似乎没有人感恩，相反，仇富的心理正在暴涨，不安全的心态愈来愈强烈，我们似乎越来越不喜欢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了。 无论如何这是个奇怪的现象，有人在资本的流动中左右逢源，有人却只是一名看客。肯定是某个更加重要的问题被我们忽略了。我想说的是，民众对悬殊的贫富差距的愤恨，也许只是这个时代的表象，当中国经济发展了30多年之后，人们是不是憎恨一种更加巨大的权利差距呢？虽然很多人可能对私人权利并不清晰，但随着信息的扩展，视野的打开，人们正在隐隐渴望一种属于自己权利与自由呢？ 比如资本的权利。我们从来不缺少资本，但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缺少资本。这些资本就在那里，就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这些死亡状态的资本，显然被某种东西隐藏着，不进入统计数据，不受法律保护，无法再生产出更多的资本。我们缺乏资本的流动。常理，资本必须在流动中才能自我实现、自我增值，但这个复杂的链式过程必须有严格的所有权制度做保证，否则，链条中任何一环的故障都足以使得资本变成“死资本”。多数西方国家已无需再反思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常识啊，但是我们在常识面前，竟然理直气壮的坚守谬误。  我们对政治和资本的秘密依存关系更是不了解。“死资本”转换成“活资本”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有合适的政治与之匹配。人民似乎活在懵懂之中，看来，我们的宏大制度需要做一些必要的调整。我们还缺少对自己的历史的了解。多少年过去了，我们一直被某种修饰过的历史所遮蔽，我们不能客观的看清楚自己的过去，当然不能理性的处理当下，以及走向未来。所谓尊重历史，反思历史，其要义就在这里，只有通过对历史的真实研究，才能发现现实社会运作的真相。我们才能不在某个相同的地方犯下同样的错误。我们当然更缺少对法律的价值判断。真正的法律，绝不仅是书面上的条款，法律是实践中的法律，是活的法律。我们必须要回到法律的基础，回到政治的基础，回到社会的基础，认真讨论活的法律，资本的实现必须依靠法律的实现。 人们的直观仅仅停留在贫富差距之上，它像一个巨大的幌子，在空中飘扬，它让更多的人愤怒难抑。在这些看得见的财富差距后面，我看见了一间豪华的“私人俱乐部”，看见了一种被称为“钟罩”的特权阶层歧视性制度 。而“资本的流动依赖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历史” 之说，让更多的组织和既得利益者用“特色”之名，把更多无权无势的人们拒于市场的门外，以为他们是一些不配拥有市场、也没有资本经营能力的看客，而看客们所有的幸福，只能依赖于既得利益阶层的同情和施舍。 人们的愤怒就是从这里开始。三十年前，我们不知道自己和美国人的差距，但是现在，当我们的经济发展到一个可以拿美国当作参照系的时候，我们中间的很多人却仅仅成为了这个经济体的局外人。无论是在拉美，还是在俄罗斯，以及今天的中国，一些现象看上去那么相似：强大的地下经济，即使是政府三令五申，严查严打，地下银行还是在继续蔓延；显著的不平等，尤其是城市和乡村之间人为的隔离，贫富悬殊发展到让人伤心的程度，以至于有人哀叹：人和人的区别远远大于人和猴子的区别；黑帮活动四处蔓延，甚至黑帮和官员已经整合在一起，腐败发展到了俯首即拾的程度；资本在不断消耗、不断流失，本来发端于产权制度建设的国有企业改制，也因为资本流失和分配不公的原因，遭到弱势群体的反对，他们竟然不知道国有企业改制最终的受益者，肯定是弱势群体；无论是特权阶层还是弱势群体，都在公然蔑视法律，很少有人从利益制衡的角度去敬畏法律，大多数人都抱着侥幸心理寻找法律的空子，少数人凌驾于法律之上。一个本来可以期待的自由市场就这样被“钟罩”制度和文化特色侵蚀得百孔千疮。 我相信此时此刻每个思考着的人都有着相同的感受，这就是随着思考的深入，我们的眼光必然落到了权利这个关键词上。无论是哈耶克 、阿马迪亚·森 、德·索托，还是中国的茅于轼 ，他们都在强调一个道理：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就是还原每个人参与市场的权利，这包括了我们久违了的财产权、知情权和自由迁徙权等等。 一个普通百姓的成功和失败似乎不能引来我们的深度思索，那么我们考察一下世界上最成功、最有钱的资业家比尔·盖茨，多少中国人羡慕他的巨大的财富，可是有多少人思考过一个开放的市场、透明的资本带给他的动力？除了个人天赋之外，他的成功有多少应该归结于美国的财产所有权制度？没有美国的专利法保护制度，他能创造出多少软件革新？没有可执行的合同，他能进行多少交易和长期计划？没有有限责任制度和保险条款，他最初能承担多大的风险？没有确认和储藏资本的所有权记录，他能积累多少资本？没有可交换的所有权表述，他能汇聚多少资源？不能发行股票，他能使多少人变成百万富翁？如果他不得不在分散的村舍工业的基础上开展经营，无法用恰当的所有权工具把这些村舍工业组织起来，他能从多大规模的经济中受益？没有世袭继承制度，他如何把他的财富帝国交给他的子女和同事？ 这一连串的反问，与我们每个人有关。一个真正聪明勤劳的人，他不会坐等社会的救济和他人的施舍，他更加渴求的，应该是自由生活、自由发展的权利，应该是制度给予他生存与创造的各种机会。财富的差距，只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简单的表现，权利才是需要我们矢志不渝追寻的主题。也就是说，当我们有一天也像比尔一样，生活在一个自由市场体系之下，市场赋予了我们必要的产权、经营权和知情权，我相信，每一个勤劳的中国人，都会用自己的劳动去赢得更多的财富，但是，如果这些与生俱来的权利被人悉数夺走，那么我们将永远是“钟罩”之外的看客，我们永远只能生活在愤怒与贫穷之中。 (2010年08月07日08:47中国经济网 苏小和 财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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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接受专访:贫富差距拉大致社会不稳中国总理温家宝6月1日上午在东京接受了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主持人国谷裕子专访。有关贫富差距的内容如下： 国谷裕子：您的建议非常好，我们今后更应该增强相互理解才行。我就中国国内政治经济提个问题。中国的贫富差距似乎在拉大。您提出要在余下的三年左右任期内，竭尽所能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您准备怎么做？温家宝：中国发展不平衡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存在贫富差距，个人收入之间也存在贫富差距。坦率地讲，这种差距还有拉大的现象。一个社会如果财富只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那么注定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因而它也是不稳定的。在今后三年任期内，我们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更加注重促进社会公平。在这方面，我要尽最大努力。 首先是教育，教育公平是最大的公平。我们已经实行了真正意义的9年免费义务教育，但这还不够，还要进一步发展高中阶段的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我们已经决定，对于职业教育要实行奖助学金制度。首先对于农村贫困家庭的子女和学农的学生要免学费。我们还实行大学生奖助学金制度。两年前，中国的高校入学率为20％，在校生超过2000万，但是当时奖助学金只有18亿元。我们用两年时间把它提高到350亿元，奖助学金的覆盖率达到40％。我们对农村给予特别的关注，因为农村的孩子生活条件相对较差，学习条件相对也较差。对农村的孩子，除了免除学杂费，还免除课本费；对于农村寄宿生，还要给予补助。教育公平就是为人人提供同等的受教育机会，我们将继续把这件事情做好。 其次是医疗。医疗涉及每个人的健康，我们决定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为了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央政府将在最近3年内投入8500亿元人民币，做几项重要的工作。第一、在农村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就是政府拿出120元，个人拿出30元，作为统筹基金，记在农民个人帐户上，实行大病统筹，按不同比例报销。农民有了这笔资金，就可以上乡卫生所、县医院乃至省会医院看病。随着政府财政的增长，我们将不断提高新农合政府补助的比例。第二、在城镇，我们实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主要是管“一老一小一残”。也就是说，主要是由国家出资，地方和个人配套，让这部分群众能够有钱看病。至于城镇职工，享有医疗保险待遇，退休后继续享受。第三、社会保障。社会保障主要指几项重要的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这是三项最重要的保险，另外还有工伤保险，我们现在正在逐步推广这些保险。我只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是农村也要实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农民到了60岁，就可以拿到基础养老金每月55元，这在过去农民连想都不敢想。农村和城市低保已基本普及，覆盖面达到90％以上，城市超过2700万人，农村超过4000万人。此外，农民还免除了农业税，这是中国2000多年种粮纳税历史的终结。农民种粮不再交任何钱，国家反而要给予补贴。 当然，我们实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低水平、保基本、广覆盖的。我们国家太大，人口太多，我们需要逐步提高水平。为了缓解收入不平衡的状况，我们将采取多种措施，在一次分配中提高职工收入的比重；在二次分配中，政府财政支出更多向弱势群体以及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倾斜。所有这些工作都已提上议事日程并在逐项落实。只有实现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才能体现这个社会应有的价值，才能让人民得到幸福和尊严。2010年06月02日06:20金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