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的战争土豆网:华国锋与胡耀邦的相互信任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担任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等职务，先后主持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十一大、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华国锋正式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主席。他们二人构成前后任关系。

　　1 胡耀邦在湘潭曾是华国锋的直接领导

　　粉碎“四人帮”以后，胡耀邦复出的第一个岗位，就在中央党校。1977年3月3日，中央政治局决定：

　　恢复中央党校，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兼任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调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这样，华国锋就成了胡耀邦的直接领导。其实，胡耀邦与华国锋早就共过事。

　　1962年11月，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下放湖南省，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原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华国锋改任第二书记。

　　胡耀邦生于1915年，时年47岁;华国锋生于1921年，时年41岁。1964年7月，胡耀邦离开湖南。胡与华在湘潭合作共事一年多。

　　2 华国锋很赞赏胡耀邦办的《理论动态》

　　经华国锋批准，胡耀邦召开中央党校整风会议，解决“文革”遗留问题。中央党校是10年“文革”的重灾区。胡耀邦到党校，面临的是一个烂摊子，当时，连校舍都被别的单位占用着。

　　华国锋要求，中央党校在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以后尽快复校开学。胡耀邦千方百计地努力，停办了10多年的中央党校，终于在9月下旬开学上课。

　　华国锋对胡耀邦的工作也放手支持，及时批复胡耀邦的请示报告。胡耀邦报送的中央党校教学计划，华国锋说，中央不讨论了，就照这个计划执行。这是对胡耀邦的充分信任。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复校过程中，创办了内部刊物《理论动态》。每期都送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同志。华国锋很重视这个刊物，给予肯定和表扬。开始一段时间，胡耀邦很赞赏华国锋的一些思想观点，曾要我们进行宣传、阐释。

　　1978年12月17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胡耀邦对我们提出：要积累华主席讲话的东西。《动态》上要适当引一点，不用粗体字，用他的思想。对领袖我主张引他的思想、方针政策，加副词的办法我一般不主张，歌颂的词可以不要。这对改进文风有好处。

　　3 耀邦，你看能不能把步子放大一些

　　胡耀邦对我们讲，华国锋同他有两次长谈。第一次是1977年12月。在12月17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胡耀邦简要地讲了这次谈话的情况。主要内容是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情况，时间长达几个小时，一定讲得很详细，但胡耀邦只是简略地同我们讲了一下。

　　华国锋同胡耀邦的第二次长谈是1978年7月。1978年7月6日下午，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第一教室召开会议，传达了华同他的谈话：

　　前天下午和晚上，在华主席那里谈了九个多小时，从下午三点钟，一直到凌晨一点多，一分钟也没有休息，一面吃饭一面谈。

　　华主席最主要的是想两件大事。第一件，能不能把步子放大一点。他反复问：耀邦，你看能不能把步子放大一些，使我们国家迅速地富强，用他的话是兴旺发达。他说，我看这是全国人民的要求。

　　他想的第二件事，就是安定团结。我说，华主席，现在有两句民谣：要吃粮，问紫阳；要吃米，问万里。依靠政策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好些省抓了这个。华主席说，实现现代化，我们要不要二十三年，我看可以提前。

　　他讲了日本。1965年，二千多万吨钢，1975年就一亿吨钢，十年。西德，二次大战以后，西德的破坏惨得很，700万人死亡，上千万人重伤，家家户户有死的人。西德的翻身是五十年代之后，也只十几年。

　　4 要号召高级干部学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

　　谈到管理人才问题。华主席谈得非常多。耀邦啊！我们确实不适应，领导不适应，工程技术人员不适应，大学生不适应，我们的工人也不适应。华主席说，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

　　准备以中共中央名义发文通知，改变工资制度，不然误国误民。有错误的传说，按劳分配问题上，中央有不同看法，没有。

　　教育这个问题上，小平同志有很大魄力，留学生今年出国一千，明年出国三千。小平同志特别讲，审查不要那么严，跑掉几个不要紧。今天我对组织部的人讲，跑人，最早是政治局委员，张国焘，总政委，多少机密啊！怕什么啊！过去审查留学生一年多，结果一些人还是不合格。还有，高级干部怎么办？保守无知，强不知以为知，当官不当家。

　　最后，华主席提了两条：一条出国考察。第二，要号召高级干部学一点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规律。要坚决落实政策。五大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民族政策、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政策。

　　现在提出这个问题，不下乡行不行？我说凡是能不下的尽可能不下了。同工农兵结合先同工人结合。现在的上海、天津、北京，到1985年还要下乡1800万。现在下面的800万，每年花10亿，下面还要花10亿，一年20亿。

　　5 华国锋对胡耀邦是很信任、很器重的

　　民族问题之多，边疆问题之多，冤案之多！组织部门先走了一步，公安机关有的地方管不了……现在脱产干部1670万，可能有200万要复查。前天华主席还讲，有些大的历史案件，组织部研究一下，提出意见，中央小范围讨论一下。有的大队，地富反坏到了30%-40%，叫人痛心。

　　华主席说，你对干部稳妥，我是赞成的，放心的。现在，29个省市，中央77个部门，106个一把手，加上二把手212位，加三把手318位。106个人许多是新安排的，换的也不少了。换一个人，国内就有一个波动，国外就造谣。现在，106个大部分很能干，很优秀，老当益壮。

　　是不是也有少数同志群众有意见，有的，我同华主席讲了。华主席感到非常为难。只有不得已的时候才调换一下。每个同志都要爱护团结的旗帜，又要用妥善的办法消除不利团结的因素。

　　华主席这两条，一条是大干快上，一条是安定团结。

　　6 胡耀邦旗帜鲜明地 批评“新老个人迷信”

　　1978年12月，中央党校二部组织学员到北京市郊红星养猪场参观机械化养猪。大家看到，华国锋去视察时用过的热水瓶、茶杯等物品，被放在特制的玻璃橱柜中，当作圣物一样让人参观。学员王立本回校后，就给华国锋写信批评这种做法。

　　这封信是1978年12月29日写的。1979年1月16日，华国锋给王立本写信答复，表示接受他的建议。信的全文如下： 

　　王立本同志： 

　　你的来信收到了，你提的意见很好，我已托北京市委的同志对红星养猪实验场的同志作了思想工作，将陈列的物品撤去，今后遇有类似情况都照此办理，以继承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    

　　致     

　　敬礼    

　　华国锋  1月16日

　　1月17日，这封信送到了胡耀邦那里。1月18日，正是中央党校举行一、二部第二期学员结业会，胡耀邦向大家宣读了王立本给华国锋的信和华给王的复信，说： 

　　我们结合这件事认真考虑一下，我们党里还有哪些封建做法、封建办法需要改过来？改正这些东西，我的意见宜早不宜迟。他还提出，这封信的事，可以当作故事、消息带回去，加以宣传，加以实行。 

　　7 华国锋、汪东兴对待“两个凡是”的差别

　　华国锋第二次找胡耀邦长谈，是在1978年的7月4日，这正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打开局面的关键时刻。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第二篇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在6月24日发表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 

　　大家知道，“两个凡是”正是华国锋的基本思想和思维方式。而具体指导撰写“两个凡是”社论、将“两个凡是”作规范表述的人，则是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是华国锋和汪东兴的共同主张。但华与汪在对待“两个凡是”上，又有差别。 

　　多年来，特别是在10年“文革”中，汪东兴是“两个凡是”的坚决执行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刚发表，汪东兴又是找人谈话，又是召开会议，批评《实》文，指责“特约评论员”，在会上点胡耀邦的名，发出“下不为例”的禁令，强行删掉胡耀邦在信访工作讲话中关于“两个不管”的话，真是咄咄逼人。

　　华国锋的思想体系和基本政治态度，是“两个凡是”。但他来北京在中央工作，时间不长，又主要抓经济工作，同“文革”中的许多政治性事件没有直接的关系或参与不深，在这一点上，他同汪东兴有很大的差别。 

　　华国锋任党中央主席后，在处理实际问题上还是比较务实的，并不是刻板地按照“两个凡是”办。不仅如此，华国锋主观上还是努力跟上历史脚步，有所前进。他赞赏《理论动态》文章中“新时期、新形势、新课题”的提法，提出要“重新学习，从头学习”。

　　华主张搞引进，主张领导人出国考察，特别是他提出大干快上，尽快把经济搞上去，实际上已放弃了“文革”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那一套。

　　8 胡耀邦和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的角度

　　胡耀邦在中组部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是直接触犯“两个凡是”的，但华国锋未加阻挠(这同汪东兴大不一样)。胡耀邦在党校的讲话中两次讲到，华国锋认为胡耀邦在组织部的工作是稳妥的，对他在组织部主持工作是放心的。 

　　但从思想体系上看，华国锋很难跳出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框框，这是他的历史局限。从胡耀邦来说，他尖锐、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那么，他是从什么角度加以反对的呢？

　　在实践上，胡耀邦坚定地平反冤假错案，从实际出发，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从思想理论的角度看，胡耀邦着重从思想方法上批评“两个凡是”，而不是着眼于反对某些人，所以他反对用“凡是派”这样的提法。 

　　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特别敏感，他最早表示了反对的态度。由于自己特殊的处境，邓小平除了从理论上从政治上深刻批判“两个凡是”，还很自然地将“两个凡是”同个人的复出相联系。

　　他在1978年5月同汪东兴、李鑫谈话时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

　　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同来访的金日成谈话时再提此事，他说：“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9个月，即1977年7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我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

　　9 胡耀邦对华国锋的“五个承认”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胡耀邦恰恰是在尖锐批评“两个凡是”的那一次谈话(1978年8月18日)中讲到：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

　　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华主张推进这个讨论。

　　可见，胡耀邦的谈话不是针对华国锋。再加上他们过去的合作共事关系，胡与华之间没有恩怨。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两人还保持了较好的关系。

　　在1980年1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集中批评了华国锋，胡耀邦作了长篇发言。即使在这样的场合，胡耀邦对华国锋也是采取力求客观的态度。

　　1981年9月29日，胡耀邦对我们理论动态组同志谈话时说：对华的错误，第一，讲过了头不好；第二，讲枝枝节节的事情不好。讲得公公道道是得人心的。我在政治局的讲话中，有五个承认，承认他是老干部，承认他有贡献，承认能力是相对的，承认大家都可能有错误，承认他“文化大革命”不是造反派。胡耀邦说，没有这五条，我们站不住脚。 

　　胡耀邦的这“五个承认”，是有针对性的，讲这五条，是需要一点勇气的。胡耀邦的这个发言，在当时那种氛围中，比较起来还是公道温和的。

　（来源:《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