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电视机销售量:《我们是谁》第一篇 天之道3

       当在日常生活中有不公正之事时，我们常常说：“公道自在人心”、“人间正道是沧桑”。我们总在口头上说着道，模模糊糊知道它的意思。至于深究起来，似乎又不甚了解。其实我们所说的“道”，古已有之。“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特有的概念，西方人开始将其译为规律、规则等，但不能全面反映它的内容，故而干脆直接译为“tao”。中国人本身对道也有不同的理解，比如有人说：什么行业有什么行业的“道儿”。这“道儿”，我理解起来就是职业道德的意思。还有人说世道沧桑，这道就是个规则的意思。当然，还有道路的意思。在古代哲学中，有道家的道，还有儒家的道。道家是以老子为代表的一派学说。“道”在他们的学说里有多方面的含义。首先是自然宇宙之道，就是说道是宇宙的原始出处。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种看法与宇宙大爆炸理论有不谋而合之处。宇宙大爆炸理论是现代关于宇宙起源及形成的一种看法。1924年，弗里曼在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框架下，提出了宇宙或者膨胀或者收缩的观点。1929年，哈勃仔细研究了一批星系的光谱，发现了除个别例外，绝大多数星系的光谱都表现出红移，而且红移量大致同星系的距离成正比。根据多普勒效应，光波同声波一样，面向观察者运动的光源谱线（与静止光源相比）将向高频（即光谱蓝端）移动，而背向观测者运动的光源谱线向低频（即红端）移动，波长的相对移动量与相对速度成正比。这就意味着所有星系都在离开我们而去，其运行速度正比于同我们的距离。如果遵循哥白尼的思想，哈勃定律对任何星系都成立，那么就可以推断出宇宙中所有的星系都在彼此远离，即宇宙处于普遍的膨胀之中。如果星系目前正在远离彼此，那它们过去靠得一定更近。也就是说，在较早年代里，物质密度会更高。继续这一推理，就意味着过去必然存在一个有限的时刻，那时宇宙中的物质被压缩为极其致密的状态。当致密物质爆炸的那一时刻被称宇宙大爆炸。距今约一百多亿年大爆炸后，起初没有任何天体，也没有粒子和辐射，只是以真空状态膨胀。随着温度的降低，形成由质子、中子、电子、光子等基本粒子混合而成的“宇宙汤”。又经历几十亿年，形成原星系，原星系又分裂形成千千万万个恒星，这就是宇宙演变历程，与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相似之处。所以，现代物理学者和宇宙学者无不关注东方老子思想。他们认为老子思想中的道的概念对他们有无穷的启示力量。我们清楚地知道，老子最晚也是我国战国时期人，距今天有两千多年历史。那时，他就天才地预见了宇宙的演化史，也就是他所说的“道”的宇宙起源方面的意义。老子的“道”的另一个含义就是规律的意思。“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庄的道就是自然无为。他认为，要任万物自然，不要人为地去干扰自然。他认为圣人治理天下也是如此，要清静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圣人对待百姓就应该像天对待自然万物一样，天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刍狗，就是死人时扎的草人，用过后就扔掉不管了。统治者对待老百姓就应该任其自然。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去干扰，而应顺势利导。在政治上，称为黄老之治。汉代之初，民生凋敝，汉代的皇帝们实行黄老政策，休养生息，无为而治，而至汉武帝时，则民盛国强。这是道家自然无为的道的应用实例。

道家的道是宇宙的起源，是自然无为的规律，儒家的道则太多地包含了伦理意味。

《论语》中讲：“子少言性与天道。”孔子是一个比较实在的人，对于宇宙演化方面的，以及玄而又玄的“道”很少去言说，只讲实在的人生。所以他的道更多地是精神生活之道。他认为“吾道一以贯之”。他认为世界上有一种不变的道存在，这道贯穿在孔子的整个学说之中。孔子的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天道的人化。“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道具体化为各种人间之道。故而，孔子的道更多地是伦理道德意义上的道。《易大传》中有“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说法。《易大传》，是《易传》中的一篇。《易传》，是十种解释《易经》的著作。分为《彖辞》上、下，《象辞》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等十篇，也称十翼。相传是孔子所著。据近人考证，基本部分是战国中期至战国晚期的作品。《易传》提出了天地万物生成的过程。“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大传》认为，太极是世界总过程的开始，太极生出天地两仪，两仪生出春夏秋冬四时（四象），四象生出八卦。八卦象征风、水、山、天地、山泽、雷风、水、火八大物象，由此世界生成。那么道是什么？“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传》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源始，两仪就是天地，天地就像一对原始的夫妇，以父母生产子女的方式生出万物。男女两性的精气配合起来，就产生了子女，天地也如同夫妇一样，“天地，万物化醇。”天地之阴阳二气交感而生成万物。所以，《易传》之道有规律的含义。万物遵循“道”而产生，即阴阳交感而生。现在一些老年人也常常讲阴阳二气。比如立春之时，便是阳气上升，阴气下降，二气交感，故而万物复苏。这时病苗也开始生长，人容易得病，老年人能熬过这个变化时刻，这一年使没有别的事了。《易传》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对我们的精神生活有深刻的影响。

到了宋代，经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等吸取道家和佛家的理论，而形成了儒家哲学所特有的对道的理解。儒家的道既是天道又是人道，是天道和人道的统一。儒家对道的更重要的理解是道德伦理意义上的。儒家的道是一种做人原则。这做人的原则的根据在于天道。

总结起来说，儒、道两家对道的理解有两种。一种是从本体意义上即宇宙的生成上来理解，另一个就是规律。二者都否定了鬼神、上帝的存在，这对我们有巨大的影响。西方的上帝是神，即是仁慈的上帝。而中国的“道”没有这样的含义，这使我们对待鬼神的态度很有意思。孔子对鬼神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对有没有鬼神存而不论，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就是说人事还没有理解明白，去想有没有鬼神的事是没有用处的。中国人对待鬼神持一种“有用与否”的态度，即“临时抱佛脚”、“病急乱投医”。平时没用，就把香炉（祭神用的）放在旮旯里。有用时，拿出来插上香让神保佑自己。也就是说神不像西方的上帝那样时时刻刻与人有关联，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柱。中国的神没有这样的待遇。比如对龙的态度，天旱无雨时求雨，供奉龙王爷。但到过春节时，又耍龙，将龙做为娱乐形式。这样的态度，是和中国人对世界的统一性在于无人格的“道”是有直接关系的。记得有一个笑话。从前有一座庙，庙前有一条河。一个人要过河。他搬来庙里的神像横在河上，踩着神像过了河。又来了一个人，看见神像被当做桥大吃一惊。他连忙恭恭敬敬地把神像送进庙里。他走后，庙里的两座神像商量去惩罚谁。商量的结果是去惩罚信神的人，因为不信神的人根本不怕神。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我们对待神的态度。我们没有西方人专一于上帝的宗教精神和纯粹的宗教信仰。道是我们精神生活的支柱。这种对待神的态度构成了我们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精神生活充满了特有的理性，形成了我们独特的精神结构和内容，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

“无”的妙用

中国古代哲学中，还有一个比较国粹的概念“无”。大家常说某某人捏造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事来说，大家说他“无中生有”，意思是说他胡说八道。不过，实际上，这“无中生有”是有来历的。这是我们传统精神生活中所特有的概念。两千多年前，老子认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人就会奇怪，有怎么能生于无呢？这是不能用常识的观点去思考的问题。这是哲学上的问题。在中国古代文字发展过程中，“无”字并非是一开始就有的。一开始是“亡”，而后“無”，而后才到“无”。“亡”是指原来有的，后来没有了。比如“亡羊补牢”。亡是指恍恍惚惚有，但又不能真切地把握住。意思是似有实无；无，才是指真正的虚无。也有人认为无是無的简化。无论哪种说法，老子的无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无”，老子的“无”是与“有”相对的概念。比如瓦、盆，正因为中间是空的，是“无”，瓦盆才有用。房间用围墙围起来，中间有空洞，是无。正因为有“无”，才有用处。这无，是空的意思，是与“有”相对而言的。“有生于无”是怎样的意思呢？万物都是有，都是实存，那么这些“有”是从何而来呢？老子认为是从“无”中来，只有用“无”来统一“有”，才能解释为什么会有众多的不同的有。举一个例子，头羊是一群羊的领袖，但它也是羊，故而不能凌驾于羊群之上。人也一样，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具体的“有”，所有具体的“有”不能来自另外一个具体的“有”。所以人要造神，因为神能千变万化，能化成各种有，故而神能凌驾于万物之上，可以做为万物的来源。比如上帝创造出包括人在内的万物。有一个典型的有关上帝造人的笑话。有人问神甫，“上帝是怎样造出人的？”神甫回答说：“上帝按照他自己的样子造出了人。”那个人又问：“上帝有肚脐吗？”神甫不能回答。因为上帝如果有肚脐，那么上帝也不是最后的原因。这是一个笑话。但说明了用神作为万物的本源还有其不透彻处。只有“无”才能生出“有”，因为“无”没有任何规定性。“无”什么也不是，可以是任何东西。故而“无”更能统摄有，因为它无任何规定，越简单平凡的东西越伟大的原因也正于此。比如，围棋大师华以刚说过，“围棋为什么最难？因为它的规则最简单。”因为规则简单，所以可以任意变化，生成任意局势，很难穷尽和把握。所以围棋最难。“无”正因为什么也不是，才可能什么都是。所以“无”是万物之母。用西方哲学的思想来对照，“无”实际就是世界万有的最高统一性。

对于有和无的问题，中国哲学史上有很精彩的争论。尤其在魏晋时期的玄学中争论得尤其精彩。魏晋南北朝时，政局极度紧张。名士为了躲避是非，多数遗落世事，逍遥度日，苟且偷安，以玄学清谈为业，放浪形骸。玄学是玄妙之学，它醉心于抽象原理，诸如有无、本末等问题，而对现实具体问题不置一词以避之。以《周易》、《老子》、《庄子》三玄为基本经典，故被称为“玄学”。王弼和何晏倡导以“无”为本的哲学。王弼小时候十分聪明，十几岁便好老子之学，能言善辩，颇得当时名人如何晏、裴等赞赏。但其心胸狭小，为人尖刻，常以己之长讥人之短，颇被他人痛恨。也许天妒良才，只活了23岁。他认为道是无，无是一种无形无名无声无味什么属性也没有的“无物”。只有借助相反的东西即有形之物才能体现出来，在否定意义上被人近似的理解。就温度而言，它既不温，也不凉；就声音而言，它既不宫也不商；就质地而言，它既不柔，也不刚；就禀性而言，它既不思，也不伤。另一方面，无又蕴含着一切有。天地万物以无为本。王弼所说的有，指的是天地万物等个别存在物，属于物质世界范畴。他所说的无是抽象的，非个别的存在物，什么物质属性也没有，是非物质性存在。这触及了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郭象小王弼26岁，王弼死后3年才出生。他少时有才而好学，有“王弼之亚”的称号。王弼认为“无”能生“有”，那“无”如何生“有”呢？王弼终究无法自圆其说。郭象认为无就是“无”，是什么也没有。老庄说“无中生有”意思是说没有任何东西生成万物，是物自己生出自己。万物自是其性，安其性命。物都是自己创造自己，没有造物者，认为事物所显现出来的因果关系是一种巧合。万物之间没有联系，这叫“独化”，比如马善跑，牛愿意慢行，这都是物的本来之性。一个人贫穷就是他生来就贫穷，所以必须安分守己。

“有、无”的争论其实就是世界的统一性问题。世界是物质的“有”，还是抽象的“无”，中国人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思考这个问题。只是思考的方式和表达与西方哲学不同，这也看出中国哲学所特有的东西。这也是我们之所是的东西。在我们精神生活中充满了哲学意味，缺少宗教意味。因为我们没有形成上帝等观念，而是用“无”来解释世界的生成。也许这是一种更为成熟的人类精神生活。这里多是对人生的哲学思考，是生活的艺术，是人过的真正生活。所以，不能贬低中国古代的哲学，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哲学，只是一些人生经验，认为是人生哲学。其实，哲学不能以西方哲学之形式内容为标志，文化也是如此，我们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化传统是另一条到达“罗马”的路，而西方哲学则是另一条。所以不能对彼此有所拔高或贬低，这才是正确的未来文明人的对各种文化的态度。

动与静

我们一向认为，万物皆变。也就是说，万物都在运动。在我们的词汇中，有美丽的词描绘这种观点。“沧海桑田”、“白云苍狗”等。在这万物皆变中，存在静止吗？在古希腊有“飞矢不动”的命题，一只射出的箭正向前飞，但它却是不动的。为什么？箭在运动。运动是从一点到另一点的位移。飞行的箭之所以在运动，是因为它从这一个点飞向另一个点，而在每一个点，箭都是静止的。它飞行的路线由无数个点组成，故而飞着的箭是静止的，这就是有名的“飞矢不动”的命题。它割裂了运动的连续性，只看到了它的间断性。

中国哲学在这样的命题上一向主张一切皆在运动，动和静相互对立并且相互转化。北宋重要的哲学家周敦颐认为“动静互根，变化无穷”。动极而静，静极而动，动和静是相互转化的。程颐也认为动为天地之心，肯定运动的永恒性，动和静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中国古代哲学最讲运动，将之用于人事的非《易传》莫属。《象传》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行健，就是运转不息的意思，天的本性是运转不息、刚强上进的，人也应该效法天，自强不息。在《易经》中，也可以看到那无穷的运动。一卦变为另一卦，就是爻的变动，阴阳的运动。将运动的观点应用于人事，就是人要不停地向前发展，积极向上，这才使人类不断创造繁衍自身的文化。我们不能以不变观点来看待问题。白云苍狗、沧海桑田都是说运动的永恒性。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一切皆运动，那么人也应该用运动的观点处理问题。《吕氏春秋·察今》中讲了一个楚人过河的故事。楚国人想袭击宋国，就派人先去测量雍水的深浅并做好标志以备渡河作战。但雍水突然暴涨，楚国人不知，还是按着先前做好的标志偷渡雍水以袭击宋国，结果被淹死了一千多人。这就是因为河水变化，人也应该随着变化的道理。唐代诗人刘禹锡有一首诗：“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意思是说，塞北流传梅花曲，南方流行桂枝香词。请不要弹这些老调调了，听一听我新创作的杨柳枝吧。这便是要随时代而变化自己的思想，这便是儒家哲学所讲的“权变”。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战屡败，于是有识之士便开始变法，引进西洋工艺、科学，形成洋务运动；引进西方政治，形成维新运动；引进西方思想道德文化，形成新文化运动。我认为，人也应该随时代而变，要革新观念。

人的观念要不断更新，这是正确的。但是，有些东西是不能改变的。如果像墙头草一样，哪面风大就倒向哪边，这是有害的。如果单纯地适应时事变化，那么文天祥的誓死不投元、岳飞的精忠报国，不都是没有用运动的眼光看时代发展吗？所以前些时期有人认为岳飞是愚忠，良臣应择君而侍，这是有害的。如果这样，天下岂不大乱，而成为三国时期谁有能耐、谁有实力就投奔谁的局面吗？这就是说，除了运动还有相对静止。落实到人格上，我想，做人就应该坚持一定的原则。我曾经读过一副很好的对联，上联是“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谢”，下联是“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这其中一副恬淡而志存高远的样子，就是动与静的极好写照。在人生中，也该有一定的原则，毕竟总有一些公理是能坚持较长一些时间的。随着人类自身的不断发展，经济差别的缩小，阶级的差别消灭，政治的分歧减少，那么，天下大同时代将向我们走来，我们将愈靠近真理。由此是否可以推断出天下大同就是人类发展的上限？就是如同佛的涅槃一样是静止不动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运动是永恒的，大同社会之后一定还有其他社会的发展。“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相信，中国古代哲学对动与静辩证关系的观点将对世界有巨大的作用。

形而上学

小时候听过一个笑话：某领导正在台上做报告，一个纸条递上来，问他，什么叫形而上学？他哈哈一笑说：“这还不明白，形而上学就是一个叫形而的小孩子去上学嘛！”台下人哄堂大笑。我听笑话时年纪很小，倒觉得那领导解释的不错啊！为什么人们还笑他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才知道形而上学是一个哲学名词。

形而上学原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一部著作的名称，古希腊安德罗柯在编纂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把亚里士多德专讲事物的本质、神、灵魂、意志、自由等研究经验以外对象的著作，编在研究事物具体形态变化的《物理学》一书之后，所以称为“物理学之后”。这部著作论述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的原因，被亚里士多德称为“第一哲学”，即皆论述“盈虚之有数”。我们称为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哲学阐述事物的本质及其发生发展的原因。这是一层意思，相当于本体论哲学，即研究诸如世界从何处来，世界统一性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另一层意思是指用孤立、静止的观点看待世界万物，这样的思维方式称为形而上学。这二者也是有联系的，因为本体论哲学就是认为世界万事万物不是事物真实的本质，它们还有一个背后的决定者，这个决定者就是本体，就像演双簧一样，前面的人是只做动作，是假的；后面的人说话，才是决定者。有人嘲笑本体论哲学是愚蠢的孩子，本来是想数清一堆苹果，结果又加上一些梨来数。但是本体论哲学作为人思维发展的一个过程，是有其意义的，就如同我们不能嘲笑孩子的思考方式一样。本体论既然认为万事万物后有一个决定者——本体，那么这个本体就是永恒的、静止的，故而将这种思维方式也称为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一词是近代严复根据《易经·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的说法，把其译为“形而上学”的。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是《易经·系辞》中的话。唐朝李鼎祚认为形而上为用、为道，形而下为形质、为器、为体，形而上不离形而下。于是道器之辨、体用之辨贯穿了整个中国哲学史，并且至今仍在争论之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等争论。

清末时期，人们就如何学习西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些人认为不能引进西方的民主政治，引进岂不动摇了清王朝统治的根基？于是他们主张只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这是用，是器，是形下。而道、体、形上是不变的，仍是大清帝王爱新觉罗一家的天下。但形下用的变化必然引起形上道的变化，遂开君主立宪。政治体制层面即道的层面也开始变。这时，政治、经济俱是器，是用，道体是国民之伦理道德。道的变化形成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道器、体用关系的哲学问题在近代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和发展。其实到今天还是有意义的。

道器问题也关涉到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问题。现在有一股风，认为什么都是外国的好，有人认为西方文化优于本土文化，要求全部引进西方文化，结果却往往适得其反，大家都知道邯郸学步的故事，燕国寿陵地方的人，走路都外八字，当有一个小伙子听说赵国邯郸人走路姿势优美，就跑到赵国去学习。但还是没有学会赵国人走路的姿势，反而不知道自己原来是怎样走路的，只好爬着回去了。那些只学外国皮毛的人，也该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