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访谈

经典诠释与国学新视野

    时  间： 2011年10月21日下午

    地  点：中国人民大学汇贤大厦A座会议室

    特邀嘉宾：成中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座教授）

                   张祥龙（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潘德荣（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廖名春（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特邀主持人：杨庆中（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当前中国经典诠释研究的机遇与挑战

    主持人：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人们对上世纪研究反思的不断深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立足于经学讲哲学”的特点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而从经典诠释的视角，梳理、讨论，乃至发展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研究，也已逐渐成为当代中国哲学思想研究之多元格局中的重要势力之一。而在9年前，也就是2002年，《光明日报》曾经做过一期有关诠释学的访谈，题目叫《中国诠释学是一座桥梁》，当时还没有国学热，《光明日报》也还没有开辟国学版。9年过去了，这一研究有什么新进展？在当前国学热背景下，面临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这些问题很值得思考。当然，经典诠释，需要建立在文献学基础上的文本把握，需要西方哲学方法、理念的借鉴，还需要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特色的认识。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四位学有所长的专家，就这些问题各抒己见，以嘉惠于学林。

    潘德荣：经典诠释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还与社会实践的直接需要有关。换句话说，诠释的兴起，与我们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是分不开的。遇到困境，要来解决这个困境的时候，诠释的任务才凸显出来。拿西方来讲，至少有两个例子值得关注：一个是在古希腊的亚历山大·里亚时期，那个时候由于翻译、重新编订荷马史诗、神曲，希伯来语的圣经的需要，诠释的问题被提了出来。为什么，因为希腊神话的信仰逐渐转向希伯来文化的信仰，于是需要诠释。另一个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这场改革首先涉及到的用德文来翻译具有绝对权威的拉丁语《圣经》的问题。我们知道，语言表达系统不仅仅是描述某个东西，实际上还包含着一整套的观念性的东西。所以当《圣经》的文本从拉丁语转向德语的时候，德国人自身对《圣经》、对信仰的理解和反思就会全部融入到《圣经》表达的体系里面。这种理解和反思对不对？是不是在挑战拉丁文圣经的权威？有没有合理性？等等，都需要做出阐释。所以包括马丁路德在内的当时不少人，都自觉不自觉地讨论到了被后来的诠释学视为原则的一些问题。透过这样的历史考察，回过头来再看我们现在面临的国学热，我想国学之所以热，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碰到了一种诠释的困境，这种困境迫使我们从我们的先贤那里去寻找出路，从中国古代的典籍里面去寻找智慧。那么所谓的机遇与挑战，我想大概应该顺着这个思路去思考。

    张祥龙：说到困境，科学和经典的关系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里面更深层次的困境。科学史上有很多经典著作，像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等，这些在科学史上都起过重大作用，但现在学物理的学生没有人再去读这些经典，因为没这个必要。科学解决的是问题，它培养科学家的最有效方式不是去读经典，而是通过教科书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弄懂相关的原理，然后马上进入实验，透过实验验证理论，并马上进入到科学研究的前沿。所以，读经典对他们来说是浪费时间。那人文经典就不同了，它的生命力就表现在人们对它的不断研读与解释。经典与科学的区别，好比礼和法的区别，礼是防患于未然，法是发生罪行之后用法来审判、纠正。经典，像儒家经典、道家经典、佛家经典等，是在事情还没发生之前已经发现了深层次的问题，它防患于未然。你读了这些经典，整个的文化生态改变了，犯罪就会减少。当今时代科学主义大行其道，科学俨然成了一种新的宗教。什么事情一说是科学的，是专家论证的，这事就算定了。科学当然能解决很多问题，但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尤其是，科学是专注于现在，而经典则是通过回旋到过去，然后再走向未来，再带动现在。两者的功能不一样，所以在西方历史上，一度出现科学与经典互相排斥、对抗的情形。中国历史上则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像《黄帝内经》与儒家的五经、十三经向来都是相辅相成的。回过头来看国学热背景下的经典诠释，其实这是一个挺沉重的题目，潜在的和明显的挑战还很巨大，但机遇也就在其中。我们现在一直在讲软实力，经典是软的，还没对象化，处理的恰恰是一种情景化的、文化生态化的问题，它虽然软，最后衍生出来的那个实力却不可小觑。

    廖名春：现在国学很热，但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普及的人走到前面去了，而专业研究的人却落到了后面。结果好像是大家都在那里比口才，谁的口才好，真理就在谁那里。现在谈经典诠释，谈国学，特别应该注意一点，就是要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拿汉学宋学之分来说，我们常常讲汉学家和宋学家孰长孰短，却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两家的东西各有它的必要性。汉学里面很多东西是非常重要的。读书不识字，不懂语言文字，经就读不好；经读不好，文史哲也就做不好。同样，宋学里面的很多东西也非常重要，它有创造性，便于普及。但宋学也有它的局限性。比如不少人认为《周易》只是卜筮之书，没有思想、没有哲学。请问没有思想、没有哲学怎么会成为群经之首呢？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认识，主要是因为误读了《周易》本经的文字。这就说明，光靠宋学是解决不了经典的问题的，，必须要建立在汉学的基础上。所以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把汉学和宋学很好地结合起来：汉学家要做好基础性的工作，要走在前面，义理家在汉学家的研究基础上再进行发挥。做国学研究也好，做经典诠释也好，一定要认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一定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面活动。我们现在“同”的东西讲的太多，“异”的方面讲的太少，实际上最有价值的是这个“异”的部分。

    主持人：廖教授讲的汉学宋学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同样适合于我们对“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这一话题的理解，不是相互标榜，而是相互学习。

    成中英:中国文化发展到今天，一直贯穿着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样了解古人，即古今的问题。从诠释学的立场说，了解古人也是在了解我们自己。那除了古今之外，还有一个近代以来怎么了解西方的问题。诠释是一种理解。诠释是对我们的理解的一种文字上的陈述，所以它具有现代性、当下性、即时性。诠释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让我们形成一种价值判断，形成一种规范性的认识，然后指导我们的行为。例如我们不了解西方的优缺点，怎样去面对西方，形成一种对西方行为方式的超越？我们不了解自己的传统，怎样去面对自己，找到一个历史发展的方向？所以，诠释作为一个文明间或者文明类之间的了解活动，它的意义远胜于“知”，更具有一种指导和规范“行”的作用。

    我很同意廖教授的观点，要重视汉学家的基础工作，但也不要因此裹足不前。诠释学有个重大的特征就是可以透过部分了解全体，全体与部分之间是一种理解的循环的关系。透过诠释，我们可以建立一种更好的表达方式、理解方式，这对于具有多元特征的中国文明本身意义非凡，能够产生一种能量，造成一种价值，起到一种指导作用。

    中国经典诠释研究对于国学研究的意义

    主持人：立足于国学热看经典诠释研究，确实是机遇与挑战并存。那么，立足于经典诠释看国学热，中国经典诠释的研究对于国学研究的深入将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潘：伽达默尔有个概念叫做“真理的源泉”，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自身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每当遇到困境走不通的时候，就会回到源头再往前走。中国人的经典大概可以算作是我们这个民族形成的源泉。从这个角度讲，当我们遇到诠释困境时，回到经典的阅读和理解确实是非常必要的。朱熹讲到自己的读书经验时说过一段话，他说他从年少的时候就读经典，到他年老的时候还在读那些经典，文字的层面年少时和年老时理解上差异不大，但经典的含义却随着年岁的增长而不断被体会出来。所以他就把重点放在对经典的理解、体会和实践方面了。

    廖：在经典的解读方面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的。出土材料固然是一个方面，即使没有出土材料，透过研究仍能发现不少问题。另外，我们对古人思想的逻辑化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比如每部经典强调的重点不同，我们要从繁杂的现象里面把核心的价值提炼出来，这实际上是需要今人做大量的工作的。我刚才讲汉学和宋学，两种“学”都是在做经典诠释的工作，汉学的路子适合打基础，宋学的路子适合发挥义理，二者没有高下之分，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都需要。但不能彼此诋毁，而应彼此结合。

    张：顺着廖先生讲的再往下思考，还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即使大家都通过或者基本上通过了小学的功夫，大家翻译、注释的结果就一定是一样的吗?不是的。美国哲学家奎因曾经专门研究过翻译的完全同一性的不可能性问题。比如两三个语言学家去调查一个原始部落的语言，最后各自做出一个翻译手册来，每一个翻译手册都能把这个部落的语言解释得很好，但是翻译手册之间往往是不相同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诠释学的问题。还有我刚才讲到科学的问题，有学者认为科学也是一种诠释，这个通过库恩的工作已经看得很清楚。科学解释世界也要通过范式。尽管如此，科学与经典还是有重大不同的。诠释本身的真理并不排斥别的东西，反而对其它的文化传统有一种尊重，它承认多元局面的事实；科学则绝不承认这一点。科学号称自己发现的是唯一真理，追求的是一个绝对客观的标准。而我觉得对于经典教育、人文教育，挑战最大的恰恰是这种科学主义。目前世界范围内的经典的衰落，都跟科学主义的泛滥有很大的关系。这一点从西医和中医的区别里可以看得出来，中医基本上是代表了经典的传统，很难说是西方意义上的充分实证化、对象化、数量化的科学，它是非常依靠经典如《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由于科学主义大行其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搞中西医结合，都是以西医的科学观为主导的。

    成：我们今天应该怎样面对科学，的确是一个大问题。科学以独立的客观存在作为基本对象，一切科学的理论都是用来彰显、说明这个客观存在的。这里要求排除人的主观意愿，要求对客观存在做出非常准确的预测和精密的、最好是数学式的表达。所以它和诠释学和人文传统是不一样的。但诠释学也曾一度追求这种科学性，如狄尔泰，一直致力于找寻一个人文科学的逻辑。即使是现在，西方学术也仍然存在一种倾向，即要把一切都拿到物理、化学的语言当中，尤其是认知科学，还是用神经学、神经生理学来解释一切现象。奎因本身也是这样想的，他不承认有一个心灵世界，认为心灵只是个字眼，本身没有实质的对象性的意义，它的所谓的意义只能在行为的网络里面来找寻。我认为，问题的本质在于科学对于诠释学究竟产生了一种什么样的影响?更进一步，现在中国的经典诠释研究是不是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今天中国的经典诠释可以把科学看成人文研究的一个工具，但诠释学还应该考虑到形而上学，考虑到人在世界上的独特地位。最后我要说的是，我很肯定廖教授的观点，“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不能忽视器物层面的研究。考古学不能代替哲学，哲学也不能代替考古学。经典诠释要吸收诸如文献学、文字学、考古学的最新成果，做扎实的功夫，这样才能真正促进国学的发展。

    中国诠释学的建构

    主持人：确实，经典诠释的研究会为国学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很多切入点。大家都知道，虽然中国传统经典诠释的经验非常丰富，资料非常之多，但说到“诠释学”，谁都会认为那是西方的东西。中国有经典诠释的传统，没有系统的成体系的经典诠释学的理论建构。在今后的经典诠释研究过程中，这方面是不是也有考虑的空间？

    潘：借鉴西方的思想资源有两块：一个是本体论的学说，从海德格尔到伽达默尔这个传统；一个是方法论学说。西方的诠释学，我觉得可以这么说，伽达默尔、海德格尔的诠释学思想从来没有成为德国诠释学的主流，中国人格外重视他们，可能跟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有关。比如伽达默尔哲学的核心是实践智慧，这一点与中国人的倾向颇为契合。但西方的诠释学的主流是方法论。中国人有自己的不同于西方的独特体验。我们的诠释经验不同于西方的诠释经验。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立足于我们自己的经学传统，把那些方法论的规则梳理出来，并且体系化；一方面对本体论、方法论的两个向度做一个整合，以超越西方那种站在本体论的立场就一定要反对方法论，站在方法论的立场就一定反对本体论的做法。西方的方法论具有普遍性，但忽视对形上价值的关怀，甚至是刻意回避它。我们则不，既借鉴它，又不回避价值导向。所以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经典诠释上是有它的理由的，因为经典具有规范性、典范性，构成我们的传统，能使我们的道德、精神境界得到提升。这个可以称作诠释学取向上的一种有效性。这样的话，透过经典的诠释，我们就可以把方法论与本体论整合在一起。我认为朱熹的工作做得是蛮好的，可惜缺乏体系化。你看朱熹解经，既有文字的，即小学功夫，又通过文本追寻作者即圣贤的意图，还强调个人的体悟、修身养性。把这三个整合起来来建构我们的诠释学，很值得尝试。

    成：理论跟方法是相互为用的，理论主要是说明世界的真实，具有本体性。方法主要是帮助我们如何找到这个理论，具有知识论的作用。西方哲学有重视方法的传统，从柏拉图第一、二、三期的对话录可以看出他已经形成了一种超验的辩证方法，到亚里士多德产生了分析的方法，一种经验的、分类的、科学的方法。这种方法一直延伸到近代哲学，笛卡尔是方法论，莱布尼茨是方法论，康德、黑格尔也是方法论。但中国人一直很重视本体性，重视对世界的当下体验，对生命自我的体验，而对于方法意识并不强调。但方法实际上是在本体之中，方法即功夫，功夫所至就是本体。本体是一种学，而不是一种论，是从生活中获得的一种体验。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的诠释学是一种生活体验，不断发展、不断自觉、不断改进。中国哲学是一种具有内在的基本方法的诠释学。现在讲中国诠释学的建构也不应离开这一固有传统。说到中国诠释学的建构，我想不要忽视两个面向：一个是面向中国传统文明的诠释学；一个是基于中国哲学，也基于中国人对西方进行了解的普遍性的诠释学。这两者缺一不可。中国的经典怎么在世界有一定的分量，怎么在世界几大传统里面、尤其是西方的传统里面发挥重大作用，很值得研究。最后我想指出的是，我们今天应该透过经典诠释的研究对中国的传统的文字传统、思想传统、哲学传统进行重新的整合。只有这样才能造成中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前面说到汉学和宋学，我要说汉学的传统加上宋学的传统，再加上近代中西融合的传统，这三个东西整合在一起便能造成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便能在整个人类的知识体系当中建立我们的位置。

    张：现在应该发起一个经典诠释运动，以便在主流知识分子中造成一种新的意识，那就是对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科学主义做出真正的反省。不是说要抛弃科学，而是要抛弃建立在科学主义基础上的唯一真理论。“真”是和诠释传统分不开的。比如说西医实际上是西方的诠释传统，中医则是我们的诠释传统导致的对真理的认识，双方不可互相替代。如果在主流知识分子中真能形成这样一个诠释学的意识，并体现在国家政策的层面，那中医的发展是可以期待的。

    当今人类面临着一些根本性的威胁，而有些人却认为是一种根本性的跃进。比如前些天还看到某些学者谈论所谓的第六次科技革命，就是要运用现代科技对人类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使之升级到更超越的层面，比如寿命可以活到500年、1000年甚至是永生。这是一种思潮，西方有，中国也有。完全被科学主义绑架了。面对这个思潮，据我看来，世界上其他所有的宗教，包括西方的经典，是没有能力回应的。因为他们几乎都不甘于做人，都盼望超越人，而只有儒家，成人之教，甘心做人。那儒家的经典有没有能力，有没有使命来回应这个思潮？这应该是中国经典诠释学建构必须思考的新问题之一。

    成：的确，中国从《周易》到孔子都是肯定人的价值的，儒家讲的人有宇宙论的意义。中国诠释学可不可以在彰显人的地位、人的宇宙意义、人的价值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主持人：回应这些思潮，事实上也是为儒学获得现代性提供了机遇。

    成：中国诠释学一定要强调人的生命的价值。

    主持人：借鉴西方的资源也好，重视本体与方法的整合也好，回应现实的思潮也好，总之对于中国经典诠释学的建构大家是十分期待的。其实成教授的本体诠释学的建构已经走到前面了，很有启发意义。今天各位教授的发言很精彩，也很有启发性，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