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磨剑:中国企业“碰撞”中长大（附照片）

文汇报 20111226期

    圆桌嘉宾尹翔硕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人像：陈韶旭

    陶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李治国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本报记者张晓鸣

    2011年12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已满十年。中国的“入世”，不仅给世贸组织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也为世界贸易格局带来巨大变化。事实证明，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本次“文汇—复旦管理学者圆桌论坛”邀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尹翔硕教授、管理学院陶明副教授、李治国副教授，解析这十年来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如何应对随之而来的贸易争端，如何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如何迈向未来十年的新征程。

    

    学有所成“入世”十年影响深远

    记者：入世十年，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生了哪些深远的变化？

    尹翔硕：中国入世的十年，虽然世界经济的秩序与规则并无根本变化，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仍然是协调世界经济的三驾马车，但其变化依然是深刻的，其中中国的经济发展最为迅速。总体而言，发达国家增长速度放慢，在国际经济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崛起，发展中国家声音越来越强。金融危机后，G20峰会渐渐取代G7、G8；朱民正式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林毅夫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专家，一系列变化反映出我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

    如果从产业角度看，原料产业又出现了新一轮的价格上涨，制造业平稳发展、需求增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新兴国家的兴起。发达国家金融业发展太快，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产业结构的发展不平衡和潜在的危机。

    “入世”十年我国经济取得的巨大发展成果毋庸赘言，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十年巨变得益于与整个世界经济的融合。入世即是开放的标志，激发了我们蕴藏许久的生产能力。面对未来，我们要以更开放的心态，更好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中去。利用外部条件，利用市场经济规则，实现更快发展。

    陶明：“入世”十年，对中国来讲是千载难逢的黄金十年，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以外贸为例，2000年我们制定外贸“十·五”规划时，进出口总额只有4743亿美元，预计到“十·五”末翻番到8000亿美元。结果2003年达到8512.1亿美元，2004年超过1亿美元，2007年突破2万亿美元，到去年已经接近3万亿美元。十年间实现了三级跳。

    “入世”之初我们相对谨慎，在做出承诺的同时也担心对本国产业冲击过大，留有余地。但实际上原先担心的行业领域受到的冲击并没有想像中那么大，农业、金融、汽车等行业反而得到了更好发展。即使是当时受到了一些冲击，也主要是基于入世后其他国家对我们非市场经济地位的限制。所以，从这个趋势看，未来贸易环境会进一步改善。

    除了经济数据上的长足发展外，更宝贵的成果是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参与者地位的提高，中国从规则的学习者、接受者渐渐成长为参与者、利用者。比如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中一开始我们是新成员，到2005年成为了重要成员，现在已是全球核心成员；十年前，国内企业遭遇贸易壁垒时束手无策，而现在，企业开始积极地维护自身的权益。中国学习规则、适应规则、利用规则的速度更加值得肯定。

    

    坦然应对从被动应诉到主动维权

    记者：“入世”后的头六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纠纷诉诸WTO争端解决的不过3例，在度过了相对平静的六年后，2007年，中国的WTO争端解决案件呈现爆发式增长。在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更有抬头趋势，贸易壁垒会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吗？

    李治国：1994年以来，中国的贸易顺差地位明显，使得中国的出口产品极具“威胁性”，而且由于经济体制上的差异，使得我国不断遭遇人民币汇率、金融体制等方面的问责。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到今年爆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致使世界经济不断下滑的环境下，各国为了经济增速不至于下降太快，通过外部的出口来拉动经济，不断推出“以邻为壑”的政策，最典型的就是货币扩张，在政策导向下贸易保护主义也开始抬头。“入世”十年，我们不断看到越演越烈的贸易争端，这不是短期现象，只是在经济危机时更加明显。

    尹翔硕：从某种角度上说，正是因为始终存在的贸易争端，才会有WTO。从经济学上看，在不完全开放的市场，在其他国家开放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某种程度的贸易保护得益可能更大，所以，各国都有进行贸易保护的动机，需要国际贸易组织去规范，照规则办事。

    然而，总是有国家想绕开这个规则或者钻规则的空子，这是必然存在的，所以国际贸易中原有的纠纷解决了就会有新的问题产生。从短期来看，金融危机给各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各国都有内部冲动实施贸易保护。针对这种情况，G20在金融危机后举行的第一次峰会上就强调“坚持自由贸易，不出台新的贸易保护措施”。WTO总干事认为，目前可能有一种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但各国的贸易政策没有根本性改变。因为大家都还记得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所有国家都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后果的严重性，一旦都实施保护主义，对全球经济和各国自身都不利。

    记者：在各国与中国的贸易争端中，美方一直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比如，最近美国决定继续对中国输美太阳能电池展开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双反”调查。怎么看中美之间长期复杂的贸易关系？

    陶明：相比美国，中国与欧盟的贸易争端容易解决，因为，美国始终有着“战略情结”，有很多超越贸易背后的考虑。美国愿意中国走向现代化，但是不愿意看到我们超过它。另外，我们与美国签署的贸易合同中有应急条款等救济措施，WTO规则里也有例外条款和保障措施条款，以应对事先无法预料的情形。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如果每年激增50%以上，美国就会无法忍受，会用贸易救济措施来进行反击，或者利用WTO相关规则来进行打压。

    尹翔硕：中美之间长期复杂的贸易关系看上去很激烈，但到最后大家都会让步。从综合实力看，美国比中国强大，所以，中国的战略更应是“下围棋”，而非“下象棋”，我们不应计较一时得失，因为一时的小让步可以令我们收获更长久的利益。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新的贸易壁垒会越来越多。美国在近期高调宣布推行TPP计划（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日本也宣布参与。TPP已包括亚太主要国家，但是没有中国。TPP要推行新的贸易准则，参加协定的国家都面临更大的挑战，要将国内所有标准向此标准看齐。在此环境下，中国所面临的威胁也越来越大，以往是边界壁垒，逐渐产生了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如果TPP能做到，可能将来多哈贸易谈判也要推行。所以往往是原来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接着产生了。在这方面美国很有前瞻性，我国只有实现自身的发展，掌握游戏规则，才能在接下去的发展中占据有利地位。

    记者：最近，美国商务部已就针对中国多层实木地板产品发起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做出全部最终裁决，其中浙江裕华木业有限公司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率均为零，成为迄今为止美国对我“双反”调查中唯一在原审中获得“双零”税率的企业。这一事件的意义何在？

    陶明：作为出口大省，浙江省的贸易争端多，但应对机制比较健全。裕华木业的胜诉充分体现了利用规则主动维权的重要性。

    值得学习的第一个经验是——填写调查表。企业在接受调查时需要面对填写调查表、实地调查。根据美国法规，中国企业除了针对市场经济国家的B卷不需要作答外，其他的几乎都要回答。裕华木业按时提交了需要的材料，还接待了美方实地核查。

    另一个值得学习的经验，是确定第三替代国和价格程序，裕华木业不仅认真及时地完成了填写调查表、实地调查两项，而且坚持以菲律宾作为第三方替代国，并最终获得了美方的认可。这件事情的积极意义在于：企业在应对此类调查时，已根据维权的需要，在政府的牵头下建立了政府、企业、行业协会“三位一体”的机制。

    尹翔硕：此次的胜诉案例中另一个可取之处，便是其自身财务制度的健全，企业的帐目报表十分清楚。而在我国，许多小型企业的帐目很不健全，加之应诉成本较大，经过企业的理性抉择大多会选择放弃。

    

    产业升级摆脱低成本竞争泥沼

    记者：从今年3季度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受挫，前景如何？

    尹翔硕：近一段时间，出口显著受到影响，某种程度看下降得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还厉害——2008年整个世界经济不好，我国主要的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并没有下降；而这次我们的市场份额下降了。如果只是因为全球经济原因导致外部需求下降，那么只要外部需求上升了，出口也就上去了；如果不是外部原因，就说明我们出口的竞争力在下降，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内部原因就比较复杂，很可能是因为出口成本、劳动力成本上升，相对其它成本更低的国家优势少了。如果主要是内部因素所致，则是长期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的劳动力价格无法再下压，不能再继续依靠低成本的竞争，必须提升产业能力和技术含量。

    陶明：我国的外贸发展遇到瓶颈。而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复苏缓慢，大宗商品价格话语权又不在我国手中，这都提升了我国企业的生产和贸易成本。

    另外，贸易结构中，外资企业出口就占50%左右，加工贸易出口所占的比重也比较大，所以要进行结构转型会比较困难。

    而且，我国贸易方式比较单一，对欧、美、日依赖性较大。根据外贸发展报告，其他贸易方式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上升0.4个百分点，这反映的是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后所带动的相关设备和产品的出口。今后，我们更要齐头并进地依靠各种方法加快走出去步伐，通过走出去效应带动出口也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李治国：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产品的市场份额占20%，还有很大的利润增长空间，而一旦市场份额上升至60%至70%，利润已经接近成本，往后的发展便越为困难，在这时话语权反而会变小。如果再遇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外贸企业未来发展之路的确很艰难。

    以往11月份都是圣诞出口的传统旺季，而今年近三个月来，贸易数据下降明显，集装箱吞吐量出现下降。原因不仅是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我国的贸易发展模式滞后，需要调整。如何加快转变，调整结构？贸易下降的同时，更需要我们思考这些问题。

    

    政府角色赋予企业公平竞争环境

    记者：政府应该在此间扮演什么角色？

    尹翔硕：目前，我国政府的问题在于对资源控制的力度过大。很多出口企业得不到支持，也得不到国企同样的待遇。我们应当相信市场的力量，赋予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

    此外，在对外贸易受挫时，我们就会提倡拉动内需，很多外贸企业并不是不愿意做国内贸易，而是不敢，因为在国内进行贸易的成本太高，风险太大，这都源于国内贸易信用体系等因素。政府应当着力建设国内的信誉信用体系，并严格监管，为国内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以此来促进民营企业产业升级与创新。

    简单地应付WTO规则不难，而国内的改革是最关键的。国内市场经济体制不能很好地建立起来，企业产业升级、创新都会遇到问题。

    陶明：美国在与中国发生争端时，政府都会派出高规格的官员来华进行磋商，这体现了对方政府的足够重视。因此，中国政府更应当思考如何建立磋商机制，遇到贸易、投资等涉及我国重大利益关切时，及时开展贸易外交、投资外交，改善中国企业在国外的贸易环境。此次裕华木业的反倾销调查应诉成功也归功于当地政府的支持和配合。

    政府在鼓励企业走出去后，却没有提供应有的政策支持。这方面国外工作做得比较细致。比如美国企业来华投资，有美商会保护其权益。作为政府背后的机构，美商会聘用一些商界高管，帮助企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我们应当建立和完善在国外的贸易促进机构，深入第一线，获取第一手的资料，为企业做好辅助工作。

    李治国：政府少做一点，让市场多决定一点。从国内来看，我们能做的事情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

    首先，我国商务部在做贸易报告时，引用的是IMF和世界银行的数据，缺乏国内研究的结果。所以，在目前贸易保护主义有可能会抬头的形势下，政府首先应该做的是设立预警机制，为缺少经验的中小企业提供信息支持，政府还应对相关的经济数据予以长期研究，为产业转型博弈提供帮助。

    其次，国内目前的金融体系对民营中小企业不利，国内产品价格过高，在税收、流通方面也都有改革的必要。金融市场还没有完全流动起来，利率市场化就得不到推进。资金无法自由流动，市场也就很难流动，令外资对整个市场的影响更大。

    中小企业对此缺少经验，而政府应该设立预警机制，对企业对外贸易中可能会遇到麻烦早做准备。毕竟一些数据从企业个体上讲很难把握，政府长期要做研究，为产业转型博弈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