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力秦源》前言 由秦始皇嬴政创立的大秦帝国，不仅标志着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统一局面的形成，而且基本奠定了中国长达2100多年的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秦的强大与基业虽昌盛于关中，但她成长的源头却在陇山之西，即今天水市西南部以及陇南市的礼县东部、西和县北部地区。
十几年前著名先秦史学者祝中熹研究员即已指出，早在五帝时代后期或夏初，嬴秦远祖和仲一族肩负测日、祭日使命，西迁后定居于陇山以西的西汉水上游地区，通过世代的辛勤劳作，开发、繁荣了那一带山谷川原，并建立了名为“西”的中心居邑。【1】依笔者之见，这个“西”应位于今西汉水上游主要支流的峁水河（红河）流域。和仲一族对以“西”邑为中心的西汉水上游地区的拓荒经营，翻开了嬴秦创业史的首页。西邑又名西垂，又名西犬丘，但细审史文，再参证考古资料提供的信息可知，秦人一直是以“西”来称呼该邑的。如将襄公建祀少昊之祭坛称“西畤”；该地区的秦先公陵园称“西陵”；秦人收复犬丘后另建的居住点称“西新邑”；言秦之先王宗庙曰“或在西、雍，或在咸阳”；言及秦祭祀天地诸神的畤祠曰“西亦有数十祠”；后来秦在犬丘故地设立行政建制有陇西郡的“西县”；传世名器秦公簋秦汉刻铭也称该器为“西元器”；在秦国兵器中有不少署名“西工”制作者（如红河六八图出土的“西工造”战国“右库工师”戈）；西安市郊出土的秦封泥印文中有“西盐”、“西采金印”。【2】
《史记·秦本纪集解》引徐广曰：“西者，今天水之西县也。”引郑玄曰：“西者，陇西之西，今人谓之兑山。”和仲一族所居之“西”，传世最早的秦器《不其簋铭》曰“王命我羞追于西”，此两例之西皆指西垂即西犬丘，即秦汉时的西县；也就是嬴族“在西戎，保西垂”之西垂。关于西县地望，史籍有明确记载。《后汉书·段颎传》李贤注：“西县，属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上邽县西南也。”《史记正义》引《括地志》：“秦州上邽县西南九十里，汉陇西西县也。”郦道元《水经·漾水注》曰：“西汉水又西南，合阳廉川。水出西谷，众川泻流，合成一川，东南流，迳西县故城北。秦庄公伐西戎，破之，周宣王与其大略大丘之地，为西垂大夫，亦西垂宫也。王莽之西治矣。”大略即大骆，大丘是犬丘的误写。通过郦氏此言我们可了解到以下信息：西县治所、犬丘、西垂为同一城邑，西汉水支流阳廉川流经“西县故城北”。阳廉川本为“杨广川”。两汉之交割据天水的隗嚣被刘秀打败后率妻儿投奔西城部将杨广。后杨广死于该城，俗即以杨广名名其川。繁体广字与廉字相像，后人遂将杨广川传讹为阳廉川，北魏时即在该地设置阳廉县。杨廉川今名峁水河，发源于天水市西南杨家寺芦子滩，流经杨家寺及礼县红河乡后东南汇入西汉水之上游盐官河。曾主持过《礼县志》编撰工作的康世荣先生主张，今红河乡岳费家庄，即为西县故址。他的主要依据就是《水经注》的这段记载。【3】国学大师王国维也早就说过：“使西垂而系地名，则郦说无以易矣。”【4】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一）》也将西垂故址位置标在杨廉川中游。天水放马滩战国秦墓出土的木板地图上有一个亭形标志，大致在今红河与杨家寺交界之处，有学者认为那可能就是西县故址。【5】《史记》载秦赵同姓共祖，由于嬴秦族从西周前期起便以赵为氏，在周穆王封造父于赵城后，“皆蒙赵城，姓赵氏”，其族众后来皆姓赵，故西垂地区实是赵姓的天下。以至于有古典籍直接把嬴秦称之为赵，把秦王嬴政称为赵政。如王夫子《焚书》中作“赵政”。因有族源关系，故在秦灭赵后，秦王对赵国代王赵嘉一族特别礼遇，将之迁于西垂地区“主西戎”，并由嘉之子公辅管理西垂事务。公辅在西垂地区，推行怀柔政策，深得民心，并把中原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传授给当地，使农牧业得到发展。西垂地区各族人民世代怀念赵公辅，“号曰赵王”。至此，赵氏成为天水最早的望族。公子嘉一族居西县，无疑肩负着守护嬴姓先祖故都和陵墓的神圣使命，并定期主持祭祀该地宗庙秦、赵共同的远祖。很显然，这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政治伦理安排，反映了秦王室对其祖邑、祖茔的重视。
祝中熹先生曾提出这样一种看法：因公子嘉一族驻守秦之故都西垂，并主持秦先祖陵墓的祭祀，故后世遂称该陵区为“嘉陵”。而“天嘉”之名，其涵义是指秦故都所在的那一片川原是上天给予特别眷顾的神圣土地，上天将永远为它降福赐瑞。因而其后的礼县便有了“天嘉古郡”之称。【6】至今西汉水中上游流域赵姓居民颇多，如天水市西南秦岭乡赵姓占绝对优势，其乡的虎皮沟、黄集寨、白集寨、麻山头、董集寨的赵姓占了全乡总人数的40%，有6000余人，杨家寺士子里赵姓1500余人。礼县红河乡赵姓有2600余人，永坪、永兴乡大堡子山和圆顶山周围，以“赵坪”和“赵家”为名的村庄有数处。这些居住密集、数量众多的赵姓居民，无疑是嬴秦国都东迁关中后，留居于故都西垂地区的嬴秦族后裔，是古代赵姓聚族而居的历史遗踪。著名学者赵逵夫教授曾撰文指出：“赵姓以天水为郡望，实同秦人有关。秦人发祥于今礼县东部红河流域。最早的天水其地，正在礼县东部，即所谓‘西垂’，或曰‘西犬丘’。那里本有一个‘天水湖’。秦人从东周初年开始向东北迁徙，但西垂一带（包括今西和县北部之地）仍留有一些秦人，并留有秦人习俗。”【7】据此说，今天水市秦州区秦岭、牡丹、杨家寺与礼县红河、草坝、马河等乡镇交汇处的峁水河流域，应为狭义上的秦源所在，此实为有证之说。
近现代著名学者，天水人冯国瑞先生对1919年在天水西南乡出土的一件秦人早期的祭器秦公簋（青铜质，铸有105字铭文），进行了详实的考证，并汇集了另外一些他所见到的器物信息，于1944年编著了《天水出土秦器汇考》一书。冯先生对故乡出土文物的研考是开拓性的，他对秦公簋的介绍及考释，对出土时间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尤其是对该器所属时代的论断，都相当精辟。憾在先生时处京城，未对该器的具体出土地点作细致考察，仅提出了天水西南乡的概说，因此造成后来庙山、王家东台、小天水乃至北道区等歧说的出现。经过近世许多学者的实考研究，已可基本确定，此器出土于秦礼相交之庙山。庙山高1914米，与红河秦人祭天之地天台山遥遥相对。近年又在庙山南侧的王家东台出土了方鼎、铜簋、彩陶钵、圆形瓶、尖底瓶、彩陶猪头（均藏礼县博物馆），以及红河学者赵文汇生前收藏的上世纪90年代出土于该地的七件石匕，加之史籍的多处记载，都充分地说明西垂地区一直保留遗有嬴秦的宗庙祭统，并表明先秦西垂的宗庙遗址就在庙山当无大差，同时佐证了其山取名为“庙山”之缘由。庙山正好处在面积30万平方米的“六八图——费家庄”遗址文化圈里，那正是《水经注》所言西县故址的所在地。此簋为陈于宗庙之内供奉先祖的祭器，而宗庙必建于嬴秦的活动中心。前【5】文已言及，本书所指的“秦源”，狭义上说即天水市西南部秦岭、杨家寺、牡丹等乡与礼县红河、草坝等乡的交接地带，此簋正可作“秦源”地域方位的一项物证。
至于发生在西垂地区的古代重要战事正史均有记载。《史记·周勃世家》载：“围章邯废丘，破西丞，击盗巴军，破之，攻上邽。”《史记·樊哙传》曰：“入汉中，还定三秦，别击西丞白水北”。《索隐》：“案：西，谓陇西之西县”。《后汉书·段颎传》载：东汉建宁二年春，段颎奉太后之命，从今宁夏固原将起义失败的四千水上羌人追赶进入汉阳郡射虎谷，他为了一举全歼羌人“乃遣千人于西县结木为栅，广二十步，长四十里遮之。乃遣晏育等将千人衔枚夜上西山……又遣张恺等将三千人上东山。纵兵击破之，羌复败散。颎追至谷上下门穷山深谷之中，处处破之。”汉阳即汉水之阳，泛指今天水西南部、礼县东部、西和北部之地。射虎谷即今天水市西南秦岭乡关家店射虎湾、虎皮沟马皮梁地一带。此史料显示，西县必在射虎谷之南，而且地处一狭长的川谷地带，同样印证了木门道距西县距离很近。从《水经注》及《礼县文史资料》都说明汉之西县治在今红河一带。红河西县故址岳费家庄正好处于峁水河谷且位于关家店射虎湾之南，与史载相吻合。段颎派人伐木仅越木门河（今稠泥河）至红河一道山梁即庙山。故有在今秦岭乡虎皮沟和牡丹王家铺间树了上、下两道木门，由此可知，木门古道得名于东汉，当分上木门和下木门。上木门在今秦州区秦岭乡虎林村之峡口，俗称“虎皮沟峡门”。据我八十又二的老父讲，此峡门早先是两山相合无路，人可跃水能过的险峡谷。解放后几次炸山修路方才扩大了缺口。但令人惋惜的是，就是这样一处绝佳景观险谷，炸山采石延续了五十多年，将虎皮沟堡子山破坏的满目苍痍，上木门古道之险已荡然无存，时至今日仍未停止，这种折腾何时罢休？峡口北有射虎湾，再二里是虎皮沟，六里有虎头山，由此印证今喇嘛山正是汉代之西县的射虎山。至今仍遗有梁、翟、李、邓家门等名称。下木门指今木门村附近，俗称“王家铺峡门”，保护的相对较好，但就奇险程度，上木门胜于下木门，两地相距30里。《三国志》载：“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与魏将郃交战，射杀郃”。公元231年，蜀汉名将魏延伏兵于木门道，乱箭射杀了魏军先锋、一代名将张郃。诸葛亮北伐曹魏，更是两次兴兵屯西县。街亭之战惨败后，他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从而使建置于秦昭王时期的西县闻名全国。
秦源是秦国崛起之地，是培育嬴秦文明的摇篮。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蕴藏着深厚的文化积淀。这里的人民勤劳而又坚忍，任何磨难都不能使他们丧失生活的勇气；这里的风俗淳朴而又刚正，表露出对邪恶不公现象的鄙视和敌忾；这里的语言丰富而又鲜活，映现着人们畅朗多彩的精神风貌；这里的景观优美而富古韵，观赏者可以领略到大自然的惠顾和岁月的沧桑。我无法也没有必要用实证笔法把这一切和往昔嬴秦的创业联系起来，但我总能感受到一种纵贯古今的秦源精神，感受到曾经使秦人战胜逆境、奋发向前的那种生命力，仍在秦源大地上涌动着、蓬勃着。在我看来，这种精神，这种生命力，渗透在秦源地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一部民俗学著作，也许能在某种程度上昭显出它们存在的影迹。
秦源不但有厚重的历史文化，而且还有纯朴的民俗文化、独特的宗教文化和名胜景观。秦源百姓自古尚武，彪悍质朴，尤其对古文化追求不息。从而积累出不同于别处的风情民俗，这从生活习俗、语言、娱乐活动中可以看出。如秦源富有强烈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迎喜神，实为秦人遗留的一种祭祀仪式。人们奉祀喜神是为了追求吉利、快乐。相传在秦人那时,迎喜神是牵动朝野上下的活动,谓之遇得喜神则能致一岁康宁。迎喜神便是秦源历史悠久当中的一种可感文化,一种可视文明。
另外秦源地区的秧歌，进院先舞高鹞子伞以状气氛，而后在撑者引导之下，男女多人绕圆场而唱的唱词完全是即兴发挥，见什么唱什么，编好就唱，很有创作的氛围，别于天水他处。还有已走上中央电视台的秦州鞭杆舞，实是全国霸王鞭的一种，但更能体现秦源人自古崇武强悍的一种精神。秦源既是秦皇故里，如果将这种舞蹈改编成秦皇鞭，衣饰也改为代表皇权的黄色，不是更具有秦源特色？
我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出生在天水市秦岭乡上木门古道虎皮沟，在因家贫而常饥不择食时，曾奢想有朝一日能象名人一样，以一册大书宣扬一下自己的家乡。如今有幸赶上了改革开放国家惠政的好时代，得以在富庶的齐鲁盛地烟台从商。数千里之外的我心恋家乡山河，情系桑梓兴衰，梦萦故土秦源。为酬少年之志，我决心在文化领域为家乡做点奉献。从前年开始，我为编撰此书先后拜访、求教于霍松林、陈忠实、柯杨、雷达、赵逵夫、祝中熹、李思孝、冯浩菲、安德明等著名专家学者，又采访了熟悉秦源人文背景的许多英才贤士，如丁楠、王柄、杨克栋、康世荣、李子伟、马汉江、赵文博、徐日辉、蒲向明、雍际春、王若冰、秦岭、辛轩、赵旭东、郭永杰、赵琪伟等。为搜集资料，我多次返归故里，奔波于齐、秦之间。三年来，我一面从事商业经营，一面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埋头笔耕，可谓废寝忘食，夜以继日，总想把家乡的挚爱和眷恋，全部倾注到文字中。令人欣慰的是，在多位友人的惠助下，如今我终于以秦源的风情民俗、方言俗语、山歌民谣、楹联文赋、名胜遗珍、传统技艺、古今英才、细说漫议八辑内容完成了这部作品。能将《魅力秦源》奉献于家乡父老，以回报生我养我教我的秦源大地，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秦源，为探索和研究富有地域特色的秦源乡土文化，为嬴秦后裔们寻根问祖、观光旅游提供些感性资料，我为此深感自豪。
研究民俗文化，不应以现行行政区域划界。礼县、西和与天水地域相近，山水相连，同属天水文化圈，不能因为现在的行政隶属关系而割裂其文化脉络。一个地区拥有共同的风习民情和方言俗语，是由自然地理、生态环境、民族渊源、史事演变等多重因素造成的；而那诸多因素，通常情况下并不受当代行政建置的制约。民俗文化当然具有地域性，但其地域范围无法用现在的行政区划来限定。本书所容含的民俗方言，事实上通行于陇右天水、礼县、西和乃至甘谷、武山等县市。我采用“秦源”以名书，不单纯是因为仰羡家乡属嬴秦发祥地的历史荣光，也还因为“秦源”可以简洁而又准确地涵盖内容的地域范围，要比使用行政建置来表述省事得多。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部具有寻根性质的书，尽管内容涉域相对宽泛，而我的立足点还是在狭义秦源即天水秦岭、牡丹、杨家寺及礼县红河那片沃土，还是在生我、育我、教我的桑梓故里。秦源这块地方文化底蕴丰厚，民风民俗淳朴，语言妙趣横生，富有魅力，故我取书名为《魅力秦源》，一则说秦源之地有魅力，亦可说有魅力的秦源之地，二者皆能讲通。
秦源实在是一方让人引以为荣和难以割舍的风水宝地。这里曾是“西”、“西垂”、“西县”、“阳廉县”的治地，又是英才济济、名人辈出的人杰之域。不光走出了秦先祖、赵壹、杨大渊、任其昌、任承允等彪炳千秋的历史人物，还孕育了孙彦彪、王荩、吕璠、任来宝、张琮、万惠民等一大批艺文英才。
我才疏学浅，生性愚钝，仅凭一腔热情要搞清楚秦源深厚的人文历史和丰富多彩的民风民俗，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也不奢望能达到这样的目的。我只是参考借鉴前人的文化成果，把我所能得到的各类材料汇集在一起，并以我的陋识浅见，做了些梳理绍述的工作。实事求是地说，这本书的原创者是生我养我的秦源大地上生生不息的父老乡亲们。这片土地是他们开发、繁荣起来的，这里的文化底蕴是他们凝聚、铺垫起来的，这里的风俗习惯是他们滋育、传扬开来的，这里的方言俗语是他们创用、锤炼出来的。我不过是个记录整理者而已。最后要说明的是，本书所涉方言俗语中有些词汇在普通话里没有相应的词，只好用同音字或意思相近的词来代替。尽管我标了音并解释了意思，但肯定会有不妥之处，敬请方家给予指正。
注释：【1】祝中熹《阳鸟崇拜与“西”邑的历史地位》，《丝绸之路》学术专辑，1998年。
【2】同注【1】。
【3】康世荣《秦都邑西垂故址探源》，《礼县文史资料》1985年6期。
【4】《观堂集林》卷18。
【5】曹婉如《有关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的几个问题》，《文物》1989年12期。
【6】祝中熹《早期秦史》119页。
【7】赵逵夫《赵姓文化》发刊词，2010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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