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流瓶的简笔画:朝鲜战争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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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60

 

 

一、北朝鲜武力统一决策始末

随着朝鲜战争的俄国解密档案的陆续公布,大多数学者认为金日成发动了这场战争,斯大林为北朝鲜开放了绿灯,而毛泽东对此则表示同意和支持。总体来说,这种分析是接近于历史真实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的中、苏、北朝鲜“三国合谋”发动朝战的说法能够据此得到证实。

本专题尝试细致勾勒出金日成和他领导下的北朝鲜发动朝鲜战争的曲折的决策过程。

金日成欲武力统一朝鲜,未获斯大林支持

金日成始终认为必须使用武力来统一朝鲜半岛。但在1950年之前,他的武力统一计划,既得不到苏联和斯大林的支持;也不为中共和毛泽东所认同。苏军撤离时,仅给北朝鲜留下巡逻艇、机枪等轻武器,用于维护社会治安,而将飞机、坦克、大型军舰等重型武器全部带走——就是很好的证明。

 

 

1945年北朝鲜举行劳动节庆祝活动,斯大林和金日成的肖像、苏联国旗和太极旗悬挂在一起。

 

·                           ·金日成想要武力统一,斯大林建议搞普选

自从三八线划定以后,南北朝鲜就一直处于紧张的对立状态。金日成始终认为只有通过革命战争的手段才能解放全朝鲜并实现统一,而李承晚也主张加强军备,积极北进。金日成完全明白,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得到莫斯科的首肯和帮助,于是提出了与苏联建立秘密同盟的要求。在遭到莫斯科婉言拒绝之后,金日成便提出直接面见斯大林,以摸清苏联的意图和态度。……但斯大林除了应金日成的不断要求,同意向平壤增加武器装备的援助,以保证北朝鲜不受侵犯外,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苏联此时的主张是在北朝鲜建立祖国统一民主阵线,通过在全朝鲜进行普选实现和平统一。 [详细]

1951年6月初,毛泽东和金日成在北京就朝鲜战争问题进行商谈。

 

·                           ·求助苏联受挫,金日成转而征询毛泽东的意见

金日成不甘心自己的宏伟计划受阻于莫斯科,于是转过来试探毛泽东的态度。1949年5 月,金日成派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访问北平,与中共领导人商谈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中朝鲜师转属人民军的问题,并表露了准备采取军事行动的意向。毛泽东一向主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自然会支持金日成的想法。不过,在中国的革命战争尚未结束,国家尚未统一的情况下,中共很难赞成北朝鲜的计划。 [详细]

 

·                           ·金日成试图出兵瓮津半岛继而南进,计划遭到苏联否决

1949年9月3日,金日成的私人秘书文日向苏联使馆通报,南朝鲜最近企图夺取瓮津半岛三八线以北的部分地区,并炮击海州市的水泥厂。因此,金日成请求准许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夺取瓮津半岛及其以东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以缩短防线。如果国际局势允许,还准备继续向南方挺进。金日成相信,他们能够在两周,至多两个月内,占领南朝鲜。经过慎重的研究和讨论,莫斯科还是否决了金日成的计划。斯大林的决定令金日成感到沮丧,但他虽然勉强接受了莫斯科的意见,却还是继续积极备战。 [详细]

 

·                           ·中共同意朝鲜师回归,金日成信心大增

尽管斯大林反对朝鲜武力统一计划,但随着中国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解放军中的另一个朝鲜师移交朝鲜也提上了日程。1949年12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向军委报告说,“人民解放军部队中服役的朝鲜人约有16000人”,“在我军转战华南以后,有一天发生了一场风波,一些人请求将他们送回祖国”。“现在战争将结束。为了朝鲜人民的利益,我们愿将这些培养出来的干部送回朝鲜(愿留下者,我们收留)。”并请求中央与朝鲜劳动党商讨。12月29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将这份电报转呈正在访问莫斯科的毛泽东。毛泽东接到电报后通知苏联,中国有意将剩下的朝鲜人部队移交朝鲜。 [详细]

 

莫斯科突然大开绿灯,斯大林、金日成将毛泽东排除在决策层之外

斯大林在1951年初突然转变态度,对金正日的武力统一方案大开绿灯,是朝鲜战争最终爆发的关键。斯大林之所以态度突变,一个最可能的解释是:上一年毛泽东访苏签订了新的中苏条约,使苏联失去了通往太平洋的出海港和不冻港。斯大林希望通过控制朝鲜半岛来弥补这一损失。

夜色下的南北朝鲜(2003年)

三八线界标。

·                           ·大闹酒席,金日成埋怨毛泽东只顾自己美,不顾南朝鲜水深火热

1950年1月17日,朝鲜驻华大使李某即将赴任,金日成摆了一桌酒席为他饯行,同时,邀请了什特科夫等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酒过三巡,金日成大醉,在席间又哭又闹。说毛泽东言而无信,他答应帮我统一,现在他美了,我这没人管,南朝鲜几千万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我去解救,我拿什么解救;他又埋怨起斯大林,说非要等李承晚进攻,我再反击,那要等到什么时候。……[详细]

·                           ·斯大林态度突变,给金日成发动战争签发通行证

1951年1月30日,斯大林回电什特科夫:请转告金日成同志,我同意他的作战方案,但要做得非常缜密,不能冒险。通知他来莫斯科,我要亲自同他谈。斯大林态度突变的原因是: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迫使斯大林签订了新的中苏条约,其结果是苏联将要失去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为了保持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斯大林必须实现对整个朝鲜半岛的控制,以替代在中国东北丧失的战略地位。于是,莫斯科决定积极支持北朝鲜发动突击战,迅速统一朝鲜半岛。 [详细]

·                           ·金日成秘密前往苏联,斯大林叮嘱他不要向中国同志透露消息

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发动战争的计划是毛泽东、金日成、斯大林在莫斯科一同商量决定的。这个判断可以说,是在缺少档案材料基础上作出的,与事实严重不符。毛泽东于2月17日离开莫斯科,而金日成到达莫斯科的时间却在4月10日,他们俩不可能相遇,更没有商量的机会。从斯大林电报内容看,斯大林已叮嘱驻朝大使不要向中国同志透露这个信息,我想他也不会同毛泽东商量,以后发生的事情进一步说明,毛泽东对此一无所知。[详细]

·                           ·金日成对着毛泽东拍胸脯:我要的一切,斯大林同志都给我了

毛泽东、金日成再次举行会谈,此时,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向金日成解释说,我不是不支持你解放南朝鲜的想法。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咱们走的是一条路。我最初的想法是,待台湾、西藏解放后,再把部队调到北方,施以援助之手。既然你同斯大林同志商量好了,你可以先打。需要什么,你说句话。金日成一拍胸脯,我需要的一切,斯大林同志都给我了,说罢便扬长而去。毛泽东很不高兴,也显得十分尴尬,当着苏联大使的面,便没有发作。 [详细]

·                           ·朝战爆发,美军“意外”参战,北朝鲜军队迅速溃败

战争的进展确如金日成最初设计的那样。人民军仅用了4天就攻占了汉城,但随后美国的参战大大超出了金日成的预料。人民军本身就没有打仗的经验,依靠的是苏联顾问,在人民军部队中,苏联顾问是从排长、连长直至司令逐级配备的,人民军士兵从齐步走直至实弹演练,也全部由苏联顾问负责训练。但在战争爆发的前夕,斯大林却命令苏联顾问不得越过三八线。因此,人民军在突破三八线,特别是向南追敌,遭到美军空中猛烈轰炸的时候,团长找不着师长,师长找不着军长,指挥系统失灵,全军大乱,迅速溃败了下来。朝鲜战争也由此进入了另一个阶段。[详细]

 

二、中国出兵朝鲜决策始末

 

中国出兵朝鲜,毛泽东的个人意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决策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提出了反对意见。

但毛泽东的坚决出兵有个复杂的过程:初始时期,毛泽东正在准备解放台湾的战役,他极不希望朝鲜在此时发生一场可能给中国安全造成威胁的战争。但在斯大林已经表态之后,作为亚洲革命的负责人,毛泽东又无法拒绝金日成的要求。出于种种利害权衡,中国只能接受既成事实。

 

由于正在筹备武力统一台湾,毛泽东对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一直持保留态度。朝战爆发后,毛泽东大幅调整战略,9月29日,他在给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信中指示:“以后请注意,只说是打台湾和西藏,不说任何时间。”

 

·                           毛泽东不赞成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斯大林金日成瞒着毛泽东商议出兵

·                           ·斯大林表示同意毛泽东意见,不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

在毛泽东访苏前夕,斯大林还与毛泽东交换了对朝鲜政策的意见,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都认为北朝鲜此时不宜采取进攻性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在去电中说,朝鲜同志想通过武力解决南朝鲜问题,中国领导人曾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斯大林回电说,完全同意中国同志的意见,不应在朝鲜开始一场战争,不能用军事手段统一朝鲜。正因为如此,尽管斯大林已经考虑了要在朝鲜半岛发动战争的问题,但他对正在莫斯科作客的毛泽东却只字未提。出于同样的理由,斯大林在与金日成讨论并决定了将采取军事行动以后,明知此事必须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却不便亲自出面,所以只能劝金日成去见毛泽东。 [详细]

·                           ·毛泽东同意朝鲜师回国的同时反对金日成进攻南方

从时间上看,在中国处理朝鲜师回国的问题时,毛泽东是反对金日成向南方发动进攻的,斯大林也没有同意金日成的军事计划。因此,中国军队中的朝鲜士兵回国,决不能说明中国领导人当时就参与了战争的策划。1949年同意朝鲜师回国,是因为毛泽东担心北朝鲜受到南方的攻击,从而出于国际主义立场对朝鲜革命政权表示同情和支持。 1950年批准朝鲜师回国,一方面是因为朝鲜战士有回国的意愿,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已经在考虑军队复员和减少军费开支的问题了。[详细]

·                           ·斯大林金日成严密封锁消息,毛泽东从外国报纸获知战争爆发

毛泽东对战争的准备过程和具体计划却毫不知情。或许是考虑到中国正在加紧准备进攻台湾,或许是估计到美国不会干涉从而不需要也不希望中国介入,总之,斯大林和金日成对中国封锁了消息和情报。据一位前北朝鲜高级军需官回忆,在战争爆发前,所有苏联援助的武器都是从海路,而不是通过中国铁路运抵朝鲜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不让中国获知朝鲜的准备工作。以至朝鲜战争爆发的最初消息,毛泽东竟是从外国报纸上得知的。战争爆发后第三天,金日成才派一名校官到北京通报情况。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事后对师哲说:「他们是我们的近邻,战争爆发也不和我们商量,现在才来打招呼。」 [详细]

农民集会,声讨美国空军对辽宁省宽甸县古楼子进行扫射。

 

·                           北朝鲜军队一溃千里,苏联坐视,金日成无奈向中国求助

·                           ·金日成抱怨:美国可以援助李承晚,毛泽东怎么就不能援助我?

在相关档案解密以前,人们还往往存在着这样的误解:认为赴朝作战是毛泽东主动提出的,只是中国的一厢情愿,而金日成本人却没有让中国提供帮助的任何想法。事实却与之相反。当战争进行到7月底8月初的时候,金日成遇到了巨大的军事困难,急盼着中国能够出兵参战。前苏联档案的解密和苏联大使馆、外交部往来电报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金日成是这样跟什特科夫大使说的:我不明白,为什么美国可以出兵援助李承晚,而毛泽东怎么就不能援助我呢?你能不能向斯大林同志反映一下,请中国赴朝参战。过了几天,金日成再次找到什特科夫,说现在情况有些不妙,恳请中国同志能够出兵。[详细]

·                           ·金日成无奈向中国求援,书记处扩大会议大多数人反对出兵

金日成接到斯大林的回电,读后大为失望,斯大林明摆着是不想帮忙。于是,他紧急召见中国驻朝大使倪志亮,亲笔书写一封信,请中国出兵援助,并派专人直接送到北京。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接到了斯大林的电报,他于10月2日凌晨3点,连夜起草了回电文稿。事关重大,毛泽东在文稿起草后,没有立刻发出,必须等到天亮,由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在扩大会议上,经与会人员讨论研究,大家提出反对意见,绝大多数认为出兵参战没有道理,我们没有战胜美军的把握,去了再被打回来,何必![详细]

部队官兵写请战书要求出兵朝鲜。

 

·                           毛泽东坚持出兵,具体会议过程至今是谜

·                           ·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出兵决议,具体讨论经过至今仍是个谜

毛泽东本人始终有出兵朝鲜的想法,只不过,在当时,他没有想到其他领导人居然提出了反对意见。……第二天上午九点,彭德怀在丰泽园见到了毛泽东。交谈间,毛泽东问彭德怀:老彭,你说该不该出兵?彭德怀已经思考了一夜,回答:主席,如果苏联完全撒手不管,咱们就不出兵;如果苏联是半撒手,能帮一把,那中苏联合起来跟美国人还有一拼。毛泽东听后一拍桌子,老彭,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斯大林已经答应出动空军。走,咱们现在到会上说。10月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出兵朝鲜的决议,其前奏来自于毛泽东同彭德怀的这番对话。这个对话内容记载在《彭德怀自述》中。而在政治局会议上,与会人员到底讨论些什么,至今尚未发现任何记录。杨尚昆、聂荣臻的回忆录只反映了一些出兵前的情况。[详细]

·                           ·毛泽东书面回电苏联:同意放弃北朝鲜,中国不准备出兵

毛泽东派周恩来、林彪面见斯大林,商讨苏联空军出动一事。斯大林回答:出动空军可以,但是空军技术复杂,需要一定的准备时间。你们可以先出动,等过了两个月,苏联再出动空军。对这样的安排,周恩来认为不妥,坚持双方要同时出兵。周恩来越是坚持,斯大林就越是狐疑,他不知道中国人在打什么主意,更加坚持由中国先行出动的意见。否则,就放弃北朝鲜,让金日成在中国的沈阳建立流亡政府。在周恩来看来:这个方案也行不通,让金日成在中国建立流亡政府,岂不是引火烧身!林彪在旁插了一句:斯大林同志,这不行,您最好把金日成留在山里打游击。……晚9时,毛泽东在下午口头答复罗申后,正式以书面回电:同意放弃北朝鲜,中国不予出兵。[详细]

·                           ·10月1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坚持出兵,且不让做会议记录

10月18日,毛泽东指示立刻派飞机将彭德怀接回,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讨论在苏联空军不越境的情况下,是否出兵的问题。现在看来是个十分遗憾的事情,10月18日的讨论记录至今没有发现。据多人回忆,原因是毛泽东不让做会议记录。从会后拍发的电报内容和当事人的回忆记载,毛泽东在会上坚持出兵的意见,即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中国出兵的决定绝不能有丝毫的改变。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会议通过了按照原定计划出兵的决定。彭德怀再次乘机赶赴前线,指挥作战。10月19日晚7时,志愿军主力部队开始渡江,10月25日,同美军遭遇,打响了现在称之为第一次战役的战斗。[详细]

应该说,中国出兵是毛泽东的主意,在决策的时候,大家提出了反对意见,是什么动机坚定了他的信念?:

(1)在9月15日,美军成功登陆仁川以前,毛泽东坚持出兵完全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原因在于,在那个时间出兵较为容易,只要占领了半岛两侧的海岸线,美军就失去了向内地进发的滩头堡,加上苏联空军的力量,就会把美国人赶下大海,战斗彻底结束。

(2)9月15日,美军登陆仁川以后,特别是在10月份,美军越过三八线、天时地利均对中国不利、而且遭到众人的反对情况下,毛泽东还要坚持出兵,可以这样看,毛泽东牵挂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前途命运,而且在他的心中装着亚洲革命事业,乃至于世界革命的利益。他认为对此责无旁贷,应当承担起这个重任。既然同苏联有了分工,由毛泽东负责亚洲革命,那么亚洲出现了情况一定要由毛本人承担责任,而且必须以切实的行动解决问题。

(3)另外一个方面,更是来自于对中国根本利益的考量。毛泽东极为注重与苏联的关系。1950年1月14日,中苏能够签约是毛泽东顶着巨大压力,同斯大林斗智斗勇的结果,如果此时毛泽东不出兵,斯大林肯定对毛泽东有看法,中苏关系很有可能产生破裂。在斯大林看来,中国如果不出兵,毛泽东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同蒋介石、铁托一样是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毛泽东自视为世界革命的领袖,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最不想戴上这顶帽子。因此,毛泽东说了这么一句话,打败也得打。

 

 

三、美军参战决策始末


朝鲜半岛本来是处于美国在远东的环形防御线之外的,美国军方几次制定的关于朝鲜一旦发生战事的应急方案也是迅速撤离朝鲜半岛,退守日本。就是说,从朝鲜脱身是美国的既定国策。

但为什么在战争爆发后,在仅仅五天之内,美国政府在连续做出一系列决策后,就完全改变了它长期精心制定的政策,不顾一切地全面卷入了朝鲜战争呢?

 1951年4月3日,联合国部队总指挥马修·里奇韦、柯南道尔少将、以及麦克阿瑟在战地指挥所的一辆吉普车上。

·                           624,星期六。收到战争爆发消息,军方无所作为

晚上9时稍过,在华盛顿的美联社总社收到驻南朝鲜记者报道朝鲜发生战事的第一封急电,称北朝鲜军队发动了进攻,“开城已告失守”。国务院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打电报向驻汉城的美国大使馆询问。大约在同一时间,即21时26分,国务院收到穆乔大使的电报。

大使的电报如此判断:从进攻的性质和发动这次进攻的方式看来,这似乎是对大韩民国的一场全面攻击。

当时正值周末,美国很多政府官员都在度假或外出。杜鲁门总统和家人团聚在密苏里州的独立城,国务卿艾奇逊、驻联合国大使沃伦·奥斯汀则分别住在马里兰州和佛蒙特州他们各自的家中。国务院远东事务顾问杜勒斯尚在东京没有回国。被电话召到国务院来的只有联合国事务助理国务卿约翰·希克森、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无所任大使菲利普·杰塞普、联合国政治与安全事务处副处长温豪斯和国务院远东事务处官员培根等人。至于军方领导人,据杜鲁门和艾奇逊的回忆,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当时正在从东京返回华盛顿的途中。 除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外,一时无法与其他部长和参谋长取得联系。

除了等待局势进一步明朗以外,军方似乎是无所作为。由于截止到第二天清晨,除了第一封电报,穆乔以及驻汉城的使馆再没有发回更多的消息。…[详细]

 美军在朝鲜战争中受重挫,正在通过三八线向南溃退。

·                           625,星期日。军方表现不积极,未明确是否拯救南朝鲜

国务院在早晨收到了来自南朝鲜的进一步消息:以一个坦克纵队为核心的大规模进攻正指向汉城和金浦机场。南朝鲜的武器装备显然远远不能抗衡。艾奇逊认定在朝鲜已经发生了全面战争,情势危急,再次与杜鲁门通了电话。

10时35分,麦克阿瑟司令部发来一份情况综述,对形势的估计比较乐观。报告认为所丢失的一些土地都在应急的防御计划的意料之中,算不得一回事。

麦克阿瑟已下令向南朝鲜运送弹药,并建议集结在菲律宾的第七舰队主力开赴朝鲜,以防万一。军方本来就认为朝鲜对美国没有战略意义,几个月前就曾拟定了对付入侵的应急计划:一旦发生战争,美国将尽快撤出所有的军事人员、外交官和平民,必要时动用空军掩护。这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于危机的态度似乎是希望执行这一应急计划。

下午5时后,紧急会议正式开始前,约翰逊请布雷德利宣读了一份他从麦克阿瑟那里拿来的关于台湾战略重要性的备忘录。似乎现在要讨论的不是朝鲜局势,而是台湾的命运问题。艾奇逊感到这是国防部与国务院意见分歧的表现,军界一直对朝鲜问题不感兴趣,而对于国务院的弃蒋政策耿耿于怀。

……从25日的情况看,美国军方对朝鲜问题的态度并不十分积极,反而是国务院比较主动。尽管决定使用空军部队介入战争,但其目的似乎还是为了达到撤离朝鲜的原定方案。至于是否使用美国军队来阻止北朝鲜的进攻,拯救南朝鲜政权,显然还是个犹豫不决或至少没有明确的问题。…[详细]

 玛丽莲-梦露慰问驻扎在韩国的美军步兵第三师官兵。

·                           626,星期一。美国空军、海军决定向南朝鲜全面提供支援

麦克阿瑟的电报令杜鲁门感到吃惊,他判断南朝鲜军队很快就会全部崩溃。下午3时15分,南朝鲜大使张勉向杜鲁门转递了李承晚请求提供援助的信,局势已经异常严重。晚上9时,杜鲁门再次召开紧急会议,艾奇逊提议:

——空军和海军应向朝鲜军队提供全面支援。在目前可将活动限制在三八线以南。

——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福摩萨的进攻,告诉国民党人也不要进攻大陆,告诉第七舰队,如有必要,可阻止他们这样做。

——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的军队,并加速援助菲律宾军队。

——增加对印度支那的援助,并告诉法国人我们要派一个强大的军事使团去。

——如总统同意以上各点,请总统发表按他指示所准备的声明,其中包括建议所采取的行动。

——在明天上午召开的安理会会议上,我们应该提出一个新的决议案,号召联合国会员国给朝鲜援助,以回击武装进攻和恢复这一地区的和平。

这些建议得到一致赞同,并得到杜鲁门总统的批准。也就是说,在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美国就迈出了卷入战争的第一步,同时,也为中美之间的抗争奠定了第一块基石。…[详细]

  1950年10月21日,美军“密苏里”号战列舰在朝鲜海域执行炮击任务。

·                           6276月30日。美军决定投入地面部队,并越过三八线

6月27日。上午,杜鲁门政府的行动获得了国会领袖们的一致支持。杜鲁门随后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已派海军和空军部队为南朝鲜部队提供掩护和支持,并且已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以阻止对台湾的进攻以及台湾对大陆的进攻。深夜11时,在苏联代表没有返回的情况下,安理会通过了“紧急制裁案”。

6月28日,三军参谋长们通过对朝鲜局势通宵达旦的研究后得出结论:仅仅依靠海、空军是无法挽救南朝鲜的危险局势的。战斗机的轰炸在白天可以摧毁北朝鲜的坦克纵队,但却无法阻挡10余万人的步兵对仅有其兵力1/4的南朝鲜部队的进攻。

下午5时,杜鲁门在白宫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研究朝鲜局势。空军部长芬特勒要求取消对空军只能在三八线以南活动的限制,以向南朝鲜军队提供“充分的空中支持”,但没有获得杜鲁门的支持。

6月29日。杜鲁门表示,所采取的行动不要含有美国计划同苏联作战的意思,而只是表明要“迫使北朝鲜人退回到三八线以北”。国务院的分析认为,“中国人可能干涉,俄国人则不至于”。

根据杜鲁门的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于当日下午6时59分向麦克阿瑟发出第84681号命令,其要点是:(1)授权麦克阿瑟在朝鲜使用地面部队,但目标是保障远离战区的釜山的港口、飞机场和交通设施。(2)准许动员海军和空军在远东的全部力量打击三八线以北的一切军事目标,但要“特别注意,在北朝鲜的行动应清楚地止于满洲和苏联边境”。(3)“如果苏联部队积极攻击我们在朝鲜的作战行动,你部可自卫但不能采取使形势恶化的行动,并应向华盛顿报告情况”。

6月30日。杜鲁门召集会议讨论在朝鲜投入地面部队作战的问题和蒋介石向朝鲜派出军队的建议。杜鲁门倾向于接受蒋介石的建议,但艾奇逊和三军参谋长都表示反对,理由是这可能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对朝鲜进行干涉或进攻台湾。杜鲁门最后决定婉拒蒋介石的建议。在朝鲜使用地面部队投入战斗的要求,则没有受到任何阻力便顺利地通过了。 …[详细]

美国迅速抛弃自己从朝鲜半岛抽身的既定国策,而全面卷入朝鲜战争,有多个方面的原因:

(1)朝战关乎民意。1950年初美国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中,75%的人认为苏联人正在谋取“统治全世界的权力”。

(2)杜鲁门主义。杜鲁门后来回忆当时心情:我们必须坚决制止这种武装侵略一个自由国家的行动,这对保持和平十分重要。

(3)“丢失”中国的后遗症。共和党一直在追究民主党“丢失”中国的责任。这给杜鲁门政府带来了莫大压力。

·                                6276月30日。美军决定投入地面部队,并越过三八线

 

 

美军视野下的朝鲜战争

(图片集)

 

 

 

资料链接:

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

2010年06月21日15:46腾讯历史沈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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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毛泽东不希望朝鲜在此时发生一场可能给中国安全造成威胁的战争。但是,作为亚洲革命的负责人,毛泽东又无法拒绝金日成的要求,特别是在斯大林已经表态之后,中国只能接受既成事实。

在对冷战和朝鲜战争的研究中,关于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一直是历史学家争论不休、众说纷纭的课题。在90年代以前,国际学界存在着新旧传统学派和修正学派之分。随着朝鲜战争的俄国解密档案陆续公布以后,这些派别之间的界限模糊了,大多数学者认为金日成发动了这场战争,斯大林为北朝鲜开放了绿灯,而毛泽东对此则表示同意和支持。总体来说,这种分析是接近于历史真实的,但是如果只是笼统地坚持这种说法,似乎证实了以往「共谋派」的理论。所以,笔者以为仍然有必要对某些细节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关于北京在发动这场战争中所处的地位及其所持的立场。

本文拟在整理和分析大量俄国解密档案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苏联、朝鲜和中国在朝鲜战争爆发过程中各自的作用、立场,以及三者之间的微妙关系。

一 金日成积极策划战争

1945年10月10日,金日成率66名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受训的朝鲜军官乘坐苏联「普加乔夫」号货轮在元山港上岸,不久后被苏联军政府选中,作为北朝鲜领导人。苏联人之所以要用金日成替换此前扶植的民族主义领袖曹晚植,其实与莫斯科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变化有关。

战后初期,苏联与美国在远东地区既有矛盾,又需合作,既要划分势力范围,又要避免直接冲突,朝鲜半岛上三八线的确定就反映这一状况。战后苏联在朝鲜的目标最初是试图通过托管或其它方式,与美国合作在朝鲜建立一个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统一的朝鲜政府。与美国矛盾日渐加剧后,苏联的目标则转为加强朝鲜北方的政治、经济力量,并在此基础上促进朝鲜民族的统一,从而保证通过全朝鲜普选建立的统一政府实行对苏友好的政策。在朝鲜南北双方先后实行选举,并建立各自的政府后,苏联又提出美苏同时从朝鲜半岛撤军,而且首先实行了单方面撤军,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表示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和平愿望,敦促美国撤军。莫斯科一方面满足于通过共产党对北朝鲜的控制,一方面相信金日成有能力对抗南方,因此可以实现其在朝鲜半岛遏制美国而不发生直接冲突的设想。

然而,自从三八线划定以后,南北朝鲜就一直处于紧张的对立状态。金日成始终认为只有通过革命战争的手段才能解放全朝鲜并实现统一,而李承晚也主张加强军备,积极北进。特别是朝鲜南北双方分别成立了各自的政权机构和苏联占领军撤出朝鲜半岛以后,朝鲜半岛的形势更趋恶化,三八线附近的摩擦和交火事件不断发生。从1949年年初,苏联驻朝鲜使馆不断向莫斯科发出有关南朝鲜可能发动进攻的告急电报。金日成完全明白,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得到莫斯科的首肯和帮助,于是提出了与苏联建立秘密同盟的要求。在遭到莫斯科婉言拒绝之后,金日成便提出直接面见斯大林,以摸清苏联的意图和态度。但此时斯大林的战略重点还在欧洲,他一方面通过组建共产党情报局和整治南斯拉夫共产党,构造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意在稳定与西方抗衡的阵脚。另一方面,面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强硬立场,斯大林在解决柏林危机的过程中采取了忍让和退缩的立场,对双方整体实力的认识迫使苏联放弃与美国公开冲突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自然不会同意在朝鲜半岛引发一场可能导致美国干预的战争。在3 月初与金日成的会谈中,斯大林只是轻松地询问了南北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情况,以及三八线附近发生小规模军事冲突的结果,并对金日成充满信心的答复表示满意。至于金日成所要求的军事援助,莫斯科只是同意帮助装备在三八线驻防的两个朝鲜警备旅,并决定让苏联海军分队继续留驻清津港协助朝鲜进行防御。到1949年夏季,南北双方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特别是在美国撤军前后,南朝鲜李承晚政权不断发出战争叫嚣,并一再对北方进行军事挑衅和边界侵犯。据苏联大使什特科夫和金日成的通报,「进攻北方的作战计划已经制订」,并将在 7 月发动进攻。但斯大林除了应金日成的不断要求,同意向平壤增加武器装备的援助,以保证北朝鲜不受侵犯外,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莫斯科甚至批准了什特科夫提出的在美国撤军后,撤除苏联在清津港的海军基地及在平壤等地的军用机场的建议,以免这些设施被朝鲜人民军利用,从而使苏联在国际局势中处于被动地位。苏联此时的主张是在北朝鲜建立祖国统一民主阵线,通过在全朝鲜进行普选实现和平统一。

金日成不甘心自己的宏伟计划受阻于莫斯科,于是转过来试探毛泽东的态度。1949年5 月,金日成派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访问北平,与中共领导人商谈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中朝鲜师转属人民军的问题,并表露了准备采取军事行动的意向。毛泽东一向主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自然会支持金日成的想法。不过,在中国的革命战争尚未结束,国家尚未统一的情况下,中共很难赞成北朝鲜的计划。毛泽东答应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把中共军队中的两个朝鲜师转给北朝鲜,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中共「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特别是上述师的给养和武器」。但是,毛泽东「劝告朝鲜同志」,即使在美国撤军而日本人也没有回来的情况下,也「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势」。

尽管如此,金日成还不死心。面对来自南方的威胁,金日成主张变被动为主动,他踌躇满志地认为这是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朝鲜统一的有利时机。为此,在积极调动军队进行防御部署的同时,金日成于7 月初下令三八线地区的各部队进入战斗准备状态,并「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师调回朝鲜:沈阳师配置在新义州,长春师配置在罗南」。做好准备之后,9 月3 日金日成的私人秘书文日向苏联使馆通报,南朝鲜最近企图夺取瓮津半岛三八线以北的部分地区,并炮击海州市的水泥厂。因此,金日成请求准许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夺取瓮津半岛及其以东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以缩短防线。如果国际局势允许,还准备继续向南方挺进。金日成相信,他们能够在两周,至多两个月内,占领南朝鲜。苏联驻朝鲜使馆代办顿金应维辛斯基的要求对情况进行了核实后,于9 月14日向莫斯科报告了南北朝鲜军事力量的详细情况、金日成的考虑以及他本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报告说,「金日成认为南朝鲜军队的战斗力不强」,北方军队「在技术装备(坦克、火炮、飞机)、纪律、官兵训练素质,以及士气等方面,均优越于南方军队」。如果进攻顺利,「可以继续向南方挺进」。金日成和外务相朴宪永还认为,当朝鲜发生内战时,美国不会直接出兵干预。但顿金本人认为,金日成计划的局部性战争必然导致朝鲜爆发内战,而北方军队还未强大到足以在速决战中取胜,同时,「不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持久内战对北方都是不利的」。不过,什特科夫大使却赞同金日成的计划。他认为,「南朝鲜政府的政治地位是不牢固的」,朝鲜半岛的形势对北方有利。尽管不排除「美国人将干预这场冲突并给南朝鲜提供积极帮助」的可能性,而人民军的数量及其拥有的物质力量现在还不能保证完全粉碎南方军队和占领南朝鲜,但他仍然认为,「发展朝鲜南部的游击运动并给予各种各样的支持和领导是可能的和适宜的」,在有利的形势下,可以借口「南朝鲜人在三八线上的挑衅」,「占领瓮津半岛和开城地区」。经过慎重的研究和讨论,莫斯科还是否决了金日成的计划。9 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责成什特科夫严格按照决议的文本向金日成和朴宪永声明:「由于目前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与南朝鲜相比没有占必不可少的优势,因此不能不承认,现在进攻南方是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所以从军事角度看是不允许的。」由于南方的游击运动和群众斗争没有积极开展起来,建立解放区和组织人民起义的工作进行得很少,「从政治方面看,你们建议的对南方的进攻也是没有做好准备的」。此外,进攻瓮津半岛和占领开城地区的局部战役就意味着「朝鲜南北战争的开始」,而战争的持久性「可能给美国人对朝鲜事务进行各种干涉提供借口」。所以,「目前争取朝鲜统一的任务要求集中最大力量:第一,开展游击运动,建立解放区,在朝鲜准备全民起义,以便推翻反动政权和成功地解决整个朝鲜统一的任务;第二,进一步全力加强人民军」。显然,斯大林认为在朝鲜发动战争的条件尚未成熟。斯大林的决定令金日成感到沮丧,但他虽然勉强接受了莫斯科的意见,却还是继续积极备战。10月14日,三八线附近又发生了激烈战斗。北朝鲜第三警备旅攻击侵入三八线以北1.5 公里法音山高地的南朝鲜军队,并占领了这两个高地。由于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事前参与讨论并默许了这一军事行动,而事后又未向斯大林报告,莫斯科对此极为恼怒,葛罗米柯严厉地指责什特科夫没有「严格地、坚定地」执行「禁止未经中央允许而向北朝鲜政府建议对南朝鲜采取积极行动」的指示以及「中央关于防止三八线形势复杂化的指示」,并对他提出警告。

看来,金日成想要采取军事行动,必须等待莫斯科开放绿灯。

 

斯大林参与策划战争

然而,仅仅两个月以后,斯大林便给金日成发放了走向战争的通行证。

1950年1 月19日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发来的报告,在一次小范围的宴会后,金日成借着酒意激动地对苏联使馆人员说,在中国完成其解放事业后,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解放祖国南方的人民。「朝鲜南方的人民信任我,并指望我们的武装力量。游击队不能解决问题。南方人民知道我们有一支优秀的部队。最近我夜不能寐,考虑着如何解决统一全国的问题。如果解放朝鲜南方人民和统一祖国的事情拖延下来,那么我就会失去朝鲜人民的信任。」金日成希望「同斯大林会面,讨论南方的形势和向李承晚军队发动进攻的问题」。如果不能同斯大林会面,那么他想去见毛泽东。金日成还指责苏联不允许他进攻瓮津半岛,否则人民军在三天之内就能成功,「如果发动一场全面进攻,几天之内就可以进入汉城」。与苏联使馆人员采取的回避态度不同,这一次斯大林却出人意料地改变了主意。经过一番考虑,1 月30日斯大林亲自回电说:

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应当明白,他想对南朝鲜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需要有充分准备的。这件事必须组织得不冒太大风险。如果他想同我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会谈。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在迄今看到的档案文献中,这是斯大林第一次同意在战争问题上帮助金日成。对此,金日成十分满意,并立即表示随时准备着斯大林的接见。那么,究竟发生了甚么事情,使得斯大林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改变了对朝鲜问题的看法?

研究者注意到,此间发生了一件苏联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即毛泽东访苏和中苏同盟新条约的签订,而这次中苏最高领导人之间谈判的结果是迫使斯大林同意重新签订中苏条约,从而使苏联被迫放弃其在远东以中国东北为基础的政治和经济权益,即中国立即收回大连港,并在2-3 年内收回中长铁路和旅顺港。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独立出去,在俄罗斯南部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保证苏联拥有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这是斯大林确定的苏联战后在远东的两个战略目标,而控制中国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港,正是苏联实现其远东战略的基本途径。除了既成事实的蒙古问题,莫斯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945年中苏条约所保证的苏联在满洲的权益眼看就要被毛泽东提出的新条约断送掉,斯大林必须采取补救措施。而处于朝鲜半岛中部和南部的元山、仁川、釜山和济州岛的几个港口,早在1945年就是苏联外交部注意的目标了。于是,为了保证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利益,把整个朝鲜半岛纳入莫斯科的势力范围就势在必然了。恰在此时,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Truman)和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发表的关于南朝鲜不在美国防御范围的演说,又为斯大林实现对朝鲜政策的改变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还没有离开莫斯科,斯大林便集中精力去解决朝鲜问题了。为了加强北朝鲜的军事力量以及人民军的组织和指挥能力,莫斯科同意金日成再组建三个步兵师,并把苏联政府将于1951年提供的贷款用于1950年,以便为新组建的部队购买苏联装备。斯大林还任命瓦西里耶夫中将为朝鲜人民军军事总顾问,替代自苏联从朝鲜撤军后兼任这一职务的苏联大使什特科夫。此后,苏联便开始大规模向朝鲜提供武器装备。3 月9 日,朝鲜照会苏联,「为了给人民军补充装备、弹药和技术器材并加强人民军,请苏联政府于1950年按照以前提交苏联政府的申请单向朝鲜提供1.2-1.3 亿卢布的军事技术装备」,朝鲜则相应地保证向苏联提供价值1.33亿卢布的黄金、白银和钼精矿。随后,金日成提供了所需武器装备的详细清单。莫斯科立即答复,同意朝鲜提前使用1951年的贷款购置武器装备。斯大林还亲自致电告诉金日成,对于「朝鲜人民军所需装备、弹药和技术器材」,苏联政府决定「完全满足您的这一请求」。在进行物质准备的同时,3 月20日,金日成要求于4 月初秘密访问莫斯科,并提出将与斯大林讨论「国家南北统一的途径和方法」及「经济发展远景」等问题。在一份「金日成提请斯大林同志帮助解决的问题」的清单中,明确写道:「关于统一国家(南方和北方)的途径和方法,拟采用武装方式统一。」此外,还提到与毛泽东会晤和同中国签订条约的问题。得到同意后,金日成和朴宪永于3 月30日起程前往莫斯科。

关于斯大林与金日成秘密会谈的具体内容,目前在俄国档案中尚未发现任何文字纪录,研究者引用的都是当事人的回忆。据说,金日成在会谈中报告,朝鲜北方和南方都正在为统一做准备,但形势对北方更有利。朴宪永则以热烈的言语描述了反李承晚政权的抵抗运动形势,他说:「人数达20万的南朝鲜共产党支部已经准备好在北方发出第一个信号时起义,南方人民一直在等待着土地改革和其它在北方已经实行的民主改革。」朝鲜领导人所不放心的只是不知道在统一问题上采取战争形式,朝鲜人民会怎样反应。对此,斯大林讲了拉伯雷(Fran?ois Rabelais)《巨人传》(Gargantua et Pantagruel )中羊群的故事。他说,人民和羊群一样,他们跟着头羊,而不论头羊走到哪里。莫斯科担心的问题是一旦爆发战争,美国会否出兵干涉。据金日成的译员文日回忆,金日成立即向斯大林保证,美国不会参与这场战争,理由是,这是一次果断的突袭,因为将会有20万南朝鲜共产党员进行起义,加上南方游击队对朝鲜人民军的支持,进攻将在三天之内取得胜利。这样,即使美国有心干预,也没有时间进行军事准备和部署。此外,1966年苏联外交部曾向勃列日涅夫等领导人提交了一份《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其中提到金日成在这次会谈时向斯大林提出了发动战争的战略部署,即朝鲜政府准备分三步实现他们的目标:(1 )在三八线附近集结部队;(2 )向南朝鲜发出和平统一的呼吁;(3 )在南朝鲜拒绝和平统一的建议后开始军事行动。该报告确认,斯大林「对朝鲜人所拟方案的最终认可,是在1950年3 月至4 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期间」。

总之,完全可以断定,斯大林是在1950年1 月至4 月间决定支持并帮助金日成发动统一朝鲜半岛的战争的。显然,与美国在朝鲜半岛采取防御和退守政策的同时,苏联直接参与了战争的策划和准备。

 

毛泽东接受既成事实

不过,在斯大林和金日成发动战争的日程表上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处理,即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因为就在几个月前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斯大林建议,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斯大林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革命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了东方,而现在又转移到了中国和东亚。因此,中共「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斯大林不能出尔反尔。

然而,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全国工作重心已经转向经济建设,部队正准备大规模复员,至于军事战略目标,只剩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了。当时,中共在东南沿海集中了16个军的兵力,而在比邻朝鲜的整个东北地区,只有几个担任地方警备任务的公安师和一个集体转业、开荒种地的第42军。因此,毛泽东此时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在中国北方邻国发生一场可能导致美国干涉亚洲事务的战争。

对此,斯大林心里是十分清楚的。早在1949年6-8 月中共中央代表团访苏期间,毛泽东就特意让刘少奇将中共解放台湾的计划转告斯大林,并要求苏联提供援助。得知斯大林拒绝了中共的请求后,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莫斯科第一次与斯大林会谈时,再次婉转地提出了同样问题。而且就在毛泽东访苏前夕,斯大林还与毛泽东交换了对朝鲜政策的意见,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都认为北朝鲜此时不宜采取进攻性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在去电中说,朝鲜同志想通过武力解决南朝鲜问题,中国领导人曾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斯大林回电说,完全同意中国同志的意见,不应在朝鲜开始一场战争,不能用军事手段统一朝鲜。正因为如此,尽管斯大林已经考虑了要在朝鲜半岛发动战争的问题,但他对正在莫斯科作客的毛泽东却只字未提。出于同样的理由,斯大林在与金日成讨论并决定了将采取军事行动以后,明知此事必须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却不便亲自出面,所以只能劝金日成去见毛泽东。

其实,朝鲜所处的政治地位使金日成比斯大林更懂得在东亚地区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一定要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于是,在斯大林对自己的意向已经表示赞同的情况下,金日成指示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拜访毛泽东,提出访华的要求。3 月底,毛泽东在会见李周渊时,表示同意金日成访华。估计到金日成可能要谈进攻南朝鲜的问题,毛泽东在谈话时指出,「如果已经有了统一朝鲜的具体计划,那么会晤必须秘密进行」。毛泽东还谈到,「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朝鲜不可避免也要参战」,因此必须做好军事准备。当李周渊把会谈的情况报告到平壤时,金日成已经起程赴莫斯科了,于是,朝鲜内阁副首相金策委托苏联使馆将这一消息转告金日成。值得注意的是,在李周渊的报告中,并没有提及会谈时毛泽东曾表示同意在朝鲜发动进攻的计划。但金日成在5 月12日会见什特科夫时却通知他,毛泽东会见李周渊时说:「用和平方式是不能统一朝鲜的,统一朝鲜必须要用武力才行。」金日成的说法不可信,他这样做显然是为了打消斯大林的顾虑,以取得莫斯科在发动战争问题上的绝对支持。实际上,金日成对莫斯科谎称中共支持他采取军事行动,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例如前面提到的关于1949年5 月金一与中共领导人会谈的情况,联共(布)驻北平代表柯瓦廖夫报告说,中共支持对南朝鲜的进攻实行反击,但劝告朝鲜不要主动进攻。而金日成向莫斯科的通报中却有意含糊其辞,说中共表示将在未来的战争中援助朝鲜。不管金日成有何考虑,毛泽东毕竟到此时还不知道平壤和莫斯科已经就发动战争这样的大事达成了默契。所以,尽管金日成认为他不需要中国的帮助,「因为他的一切要求在莫斯科已经得到满足」,但还是要遵照斯大林的指示去见毛泽东,「通报以武力统一国家的意图和在莫斯科会谈此问题的结果」。

5 月13日晚,金日成一行秘密到达北京,并当即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会谈。目前尚未发现有关这次会谈具体内容的档案文献,但根据罗申向莫斯科的报告看,第一次会谈并不顺利,会谈在开始进行的当天晚上便中断了。罗申在电报中说:13日晚23时30分,周恩来到苏联大使馆,要求立即向菲利波夫(斯大林)报告「毛泽东委托转告」的事项。「朝鲜同志通知了菲利波夫同志的如下指示: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了;但这个问题必须与中国同志和毛泽东本人讨论。」「毛泽东同志想要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电报最后说:「中国同志请求速速回电。」显然,鉴于金日成所说情况事关重大,且斯大林不久前还明确表示反对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中国领导人心有疑惑,故必须要求莫斯科给以证实。直到这时,斯大林才第一次向中国领导人表明,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5 月14日维辛斯基转来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

在与朝鲜同志的会谈中,菲利波夫同志和他的朋友们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同时补充一点,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会谈详情可由朝鲜同志向您讲述。

看似平和的话语,却透着莫斯科的强硬态度。作为东亚地区革命事业的「负责人」,毛泽东自然应支持朝鲜的革命行动。面对斯大林的压力,毛泽东表示同意在解放台湾之前先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毛泽东在访苏期间曾批准中国军队中的朝鲜师带装备回国,此事难道不是说明中苏领导人共同策划了战争的准备吗?关于战前中国军队赴朝问题,过去因缺乏资料,不甚明白。现在情况清楚了:就毛泽东的动机而言,朝鲜师回国与朝鲜战争没有关系。在日本占领朝鲜期间,有很多朝鲜人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参加了中共的抗日军队。内战时期,中共东北部队中又增加了许多满洲朝鲜族战士。抗日战争结束后,便陆续有朝鲜战士回国,较为集中的是由武亭率领的包括一千名朝鲜籍士兵的一个团。1949年5 月金一到北平时,向毛泽东转交了一封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信,请求必要时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中的朝鲜师转属朝鲜政府。毛泽东指出,在解放军的三个朝鲜师中,有两个驻扎在沈阳和长春,另一个正在南下作战。中共随时准备把驻扎在东北的两个师连同全部装备,移交给朝鲜政府。另一个师只有等战争结束后才能从南方回来。金一走后,毛泽东便指示在东北的高岗,准备安排驻扎在沈阳和长春的两个朝鲜师于1949年7 、8 月回国。这两个师,即李德山任师长的164 师(实员10, 821 人)和方虎山任师长的166 师(实员10,320 人),当时均属东北军区建制,于1949年7 月进入朝鲜。毛泽东所说的另一个朝鲜师回国的问题是六个月后提出的。1950年1 月初,林彪给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打电报称,这 16,000 余名朝鲜人组成的部队在进军华南后,情绪出现波动,有些人要求回国。因战争即将结束,故希望把他们合并为一个师或4-5 个团送回国。中国方面随即与朝鲜联系,通知金日成,「由于作战行动结束,中国人民军队中现有的朝鲜族部队正在逐渐闲下来,如朝鲜政府愿意,可以转交」。金日成提出把中国军队中现有的朝鲜人按朝鲜师的编制,在中国组成一个步兵师,下设两个团,其余官兵用于补充摩托车团和机械化旅,并派人民军作战部长金光侠到中国洽谈此事。1 月11日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同时致电林彪和朝鲜方面,同意朝鲜师回国,部队由朝鲜来人就地改编,4 月间更换夏装回国。1 月28日林彪得到通知,金日成已派人来武汉接收朝鲜部队。

从时间上看,在中国处理朝鲜师回国的问题时,毛泽东是反对金日成向南方发动进攻的,斯大林也没有同意金日成的军事计划。因此,中国军队中的朝鲜士兵回国,决不能说明中国领导人当时就参与了战争的策划。1949年同意朝鲜师回国,是因为毛泽东担心北朝鲜受到南方的攻击,从而出于国际主义立场对朝鲜革命政权表示同情和支持。 1950年批准朝鲜师回国,一方面是因为朝鲜战士有回国的意愿,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已经在考虑军队复员和减少军费开支的问题了。因此,怀廷(Allen S. Whiting)很早以前就得出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这些帮助中国革命的朝鲜士兵回国是很自然的事。不过,当最后一支朝鲜师于4 月18日到达元山时,金日成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已经下决心要进行一场战争了。因此,从客观上讲,三个经过战争锻炼的朝鲜师回国,对于金日成成功地发动突袭,的确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朝、苏联合发动进攻

至此,通向朝鲜战争的道路对于金日成来说已经畅通无阻,需要的只是确认和实施具体的作战计划了。

根据人民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长俞成哲的回忆,5 月上旬苏联大量调换了在朝鲜人民军中的苏联军事顾问,用作战参谋替换了那些以个人名义在朝鲜负责军事训练的军人,并为朝鲜军队制订了「先发制人的进攻作战计划」。到 5 月底,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和苏联军事顾问团联合向莫斯科报告,朝鲜人民军向三八线集结的行动已经准备就绪。在金日成的坚持下,军事行动开始的时间确定在1950年6 月25日。接着莫斯科又接到报告说,按照进攻计划,朝鲜人民军每天可推进15-20 公里,预计主要的军事行动在22-27 天之内完成。

6 月25日,北朝鲜军队依照计划大举越过三八线,向南朝鲜发动了进攻。现在披露的6 月26日什特科夫给斯大林私人军事代表扎哈罗夫大将的报告,详细说明了战争开始前后的真实情况:

人民军在三八线地区的集中开始于6 月12日,结束于6 月23日,完全按照总参谋部的计划进行。各部队的调动组织严密,未发生意外。敌军的侦察大约已发现各部队的调动,但各部队的计划及行动开始时间均得到严格保密。

各师作战计划制订及地形侦察过程均有苏联顾问参加。

战役全部准备措施已于6 月24日完成。6 月24日已向各师师长发出(战争开始日代号)和(发起进攻日代号)的命令。各部队均宣读了民族保卫省的政治命令,其中指出南朝鲜军队侵犯三八线,挑起军事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布了关于朝鲜人民军转入反攻的命令。

朝鲜人民军官兵以高涨的热情听取了关于反攻的命令。各部队于6 月24日24时进入出发位置。军事行动于当地时间(25日)4 时40分开始。进攻前的炮火准备进行了20-40 分钟,其中包括定位瞄准和10分钟炮轰。随后,步兵开始行动,迅速展开进攻。在开始的3 小时后,个别部队与军团已向前推进了3-5 公里。人民军部队的攻击完全出乎敌军的意料。敌军仅在瓮津、开城与汉城诸方向进行了顽强抵抗。而较有组织的抵抗则在第一天12个小时以后才开始。战斗第一天攻克的城市有:瓮津(瓮津方向)、开城、松隅里(地图1 :1000000 ,1943年总参谋部印制)。在春川方向,人民军部队推进了12公里。在东部海岸推进了8 公里。就在第一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海军即有两支登陆部队在日本海沿岸登陆:第一支登陆部队在江陵地区,包括两个营的海军登陆部队和约1 ,000 名游击队员;第二支登陆部队在蔚珍地区,包括600 名游击队员。登陆部队于6 月25日5 时登陆,整个过程进展顺利。游击队登陆部队攻占了蔚珍市及其周围的若干乡镇。在登陆部队登陆过程中,人民军军舰与南朝鲜军队的舰艇曾发生战斗。战斗结果有一南方扫雷舰被击沉,另有一扫雷舰被击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海军没有伤亡。6 月26日,人民军部队继续进攻,在战斗中不断向南朝鲜领土纵深推进。在6 月26日一天的时间内(从右至左)彻底扫荡了瓮津半岛、开城地区;第6 师的部队强渡海湾并攻占了金浦机场方向的居民点。在汉城方向,第1 、4 师攻占了汶山、东豆川等城市,第2 师攻占了道府春川市。在日本海沿岸一带,部队的推进仍在继续。注文津港已被攻克。与在洪川方向移动的第12步兵师、越过松隅里在议政府方向进攻的第3 步兵师及机械化旅整整一天没有联系。

以上情况充分表明,苏联参与了进攻南朝鲜军事行动的所有策划、准备和实施过程,只是为了避免引起美国的干预和遭到世界舆论的指责,斯大林采取了较为隐蔽的措施。战争爆发前五天,什特科夫报告说,金日成要求苏联提供进攻和登陆需用舰只以及作为驾驶舰只的十名苏联顾问。斯大林立即答复,拒绝这些要求,以免为美国进行干涉提供借口。在进攻开始时,斯大林还下令召回在朝鲜人民军前线部队中的所有苏联顾问。当时赫鲁晓夫询问其中的原委,斯大林回答说:「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与了这件事。」

然而,毛泽东对战争的准备过程和具体计划却毫不知情。或许是考虑到中国正在加紧准备进攻台湾,或许是估计到美国不会干涉从而不需要也不希望中国介入,总之,斯大林和金日成对中国封锁了消息和情报。据一位前北朝鲜高级军需官回忆,在战争爆发前,所有苏联援助的武器都是从海路,而不是通过中国铁路运抵朝鲜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不让中国获知朝鲜的准备工作。以至朝鲜战争爆发的最初消息,毛泽东竟是从外国报纸上得知的。战争爆发后第三天,金日成才派一名校官到北京通报情况。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事后对师哲说:「他们是我们的近邻,战争爆发也不和我们商量,现在才来打招呼。」

金日成在信心十足、踌躇满志的时候,显然不希望中国插手朝鲜事务,而斯大林在考虑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时,对于这位新的盟友有两点顾忌:既担心毛泽东在事前反对莫斯科的决定,又担心局势发生困难时毛泽东会置身事外,不听从莫斯科的指挥。所以,斯大林一方面要中国同意发动战争,一方面又对中国封锁消息。经过这样周密的安排,不但可以保证苏联的战略决策被顺利接受,又可以保证苏联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显然,如果战争进展顺利,即使失去东北,其结果还是可以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如果出现危机和困难,则有中国这个盟友来承担责任,其结果同样可以实现苏联的既定目标。

 

结论

结论一:金日成在1949年就提出通过军事手段推进革命,完成统一大业。然而,此时斯大林在朝鲜半岛的目标是维持三八线现状,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冲突,因此莫斯科严厉禁止金日成发动战争。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尚未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也表示无法援助北朝鲜的军事行动。

结论二: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迫使斯大林签订了新的中苏条约,其结果是苏联将要失去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为了保持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斯大林必须实现对整个朝鲜半岛的控制,以替代在中国东北丧失的战略地位。于是,莫斯科决定积极支持北朝鲜发动突击战,迅速统一朝鲜半岛。

结论三: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并且正在准备解放台湾的战役,毛泽东仍然不希望朝鲜在此时发生一场可能给中国安全造成威胁的战争。但是,作为亚洲革命的负责人,毛泽东又无法拒绝金日成的要求,特别是在斯大林已经表态之后,中国只能接受既成事实。

结论四:在毛泽东表示原则上同意金日成采取军事手段之后,朝鲜和苏联对战争的秘密准备已经接近尾声,但却没有向北京透露其军事计划和行动的任何细节。1950年6 月25日凌晨,在苏联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下,金日成发动了后世所称的朝鲜战争。

这就是近年来俄国解密档案给人们勾勒的关于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画面。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师回朝鲜问题

2010年06月22日15:20《历史研究》金东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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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49年至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三个朝鲜师先后回到朝鲜。中国和苏联对朝鲜人部从回朝的根本立场是为了加强防卫韩国进攻的能力,而不是帮助朝鲜进攻韩国。

文章原载《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

作者:〔韩〕金东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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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国共内战时期,东北的许多朝鲜人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①至1949年5月初,其规模已达3个师。此时,毛泽东同意将这3个师移交给朝鲜,其中两个师在7月到达朝鲜,另一个师从1950年1月末开始整编为一个师和一个团,在同年3月至4月间移交给朝鲜。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人部队编入朝鲜人民军,使当时只有3个师、1个团和2个边境保安旅编制的朝鲜军队实力瞬时大增。②1950年6月25日,亦即这3个师被交给朝鲜后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了。战争初期,与韩国作战的朝鲜人民军共21个步兵团,其中10个团是由中国移交给朝鲜的部队组建的。许多朝鲜人民军的高级指挥员包括总参谋长姜健、2个军长以及6个师长都在中国东北经历过同国民党军队的战斗,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在朝鲜战争中他们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有西方学者认为,朝鲜人部队的入朝与朝鲜战争的爆发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些部队的回朝被视为中国积极帮助朝鲜进攻韩国的证据。③

著名朝鲜战争专家布鲁斯。库明斯(BruceCummings)认为,就朝鲜战争爆发而言,中国的作用和影响比苏联大。④他甚至认为,朝鲜战争之所以没有在1950年6月以前爆发,是因为在中国南部及海南岛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朝鲜人精锐部队还没有回国。⑤他还认为,从1946年底起,朝鲜开始派遣数万名朝鲜人部队,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同国民党战斗,特别是在朝鲜将军金策的指挥下,大约3万朝鲜部队于1947年4月进驻满洲。1948年2月,战斗力很强的李红光支队大约1万人回到朝鲜并成为朝鲜人民军的骨干力量。此后,1949年7月至10月大约3万至4万、1950年2月至3月大约4万至5万兵力陆续回到朝鲜。从1948年到1950年秋,在中国参加战斗的朝鲜部队陆续回国,其总数在7.5万至10万人之间。⑥还有些学者根据当时驻韩国美军的《每日情报》G-2报告,认为在中国解放战争期间,朝鲜向中国直接派遣了部队。1947年3月到5月间集中派遣的兵力达到3万人,再加上东北的朝鲜义勇军,由朝鲜人组建的部队共计7.7万至12.7万人之间。⑦

那么,上述说法是否属实呢?为此,本文将考察三个问题:第一,对朝鲜义勇军的组建及其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整个过程进行分析,查清该朝鲜人部队和所谓朝鲜直接派遣的兵力的关系,即人民解放军中朝鲜人部队是否由朝鲜直接派遣兵力所组建;第二,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人部队回朝问题,苏联、中国等有关当事国的决策是如何做出的?其背景是什么?苏、中、朝各自的立场是什么?入朝规模和携带的装备如何?第三,通过考察朝鲜军事力量规模的变化,分析朝鲜直接派遣3万多部队、而后来又回到朝鲜的兵力总数少则7.5万人多则10余万人的说法是否合理。

 

二、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朝鲜人部队的组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中国有两支由朝鲜人组建的抗日武装力量。第一支是在华北太行山一带进行抗日斗争的朝鲜义勇军,他们虽然受八路军领导,但保持了较高的独立性。⑧他们把中共的抗日斗争看作东北亚最大的反帝斗争,认为中共抗日斗争的胜利就是朝鲜的解放。这支朝鲜义勇军将朝鲜人密集居住的地区作为主要活动地区。⑨

朝鲜义勇军总司令为武亭,副司令为朴孝三、朴一禹。在总司令部管辖之下,设置了朝鲜义勇军干部训练所。⑩根据1944年2月日本情报机关的报告,当时朝鲜义勇军包括他们的家属在内总共为300人至400人。(11)

另一支抗日武装是在国统区受国民党政府领导的韩国光复军。该部队是原设在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的武装力量,其成员于日本投降后与韩国临时政府一起回国,因此可以说,他们与后来人民解放军中组建的朝鲜人部队没有关系。

1945年8月11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在延安发布第六号命令:现在华北对日作战之朝鲜义勇军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立即统率所部,随同八路军及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兵,消灭敌伪,并组织在东北之朝鲜人民,以便达成解放朝鲜之任务。(12)

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及朝鲜境内作战,解放朝鲜人民,中共中央原拟派朝鲜义勇军到朝鲜同苏联红军并肩作战。8月12、15、18日,朝鲜独立同盟总部先后发表《致在华敌军中之朝鲜士兵及朝鲜侨民书》、《告日军中朝鲜士兵及居留民书》、《劝降日军内朝鲜士兵书》,号召日军中的朝鲜士兵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呼吁朝鲜侨民加入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建立一个新的朝鲜共和国。(13)

根据六号命令,延安的朝鲜军政干部学校全体人员进入东北,同时朝鲜义勇军司令武亭率领3000余名义勇军,同中共中央派出的首批东北干部工作队一起,于1945年11月初到达沈阳。部队驻在沈阳郊区的朝鲜人农村,准备进入朝鲜。(14)

但是,朝鲜境内的苏联红军不许朝鲜义勇军入境。(15)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批示,(16)11月7日,在沈阳召开朝鲜义勇军军人大会,由武亭司令员宣布将全军编为7个支队,分别开赴东北的朝鲜人聚居区开展工作,并积极参加中国的解放战争。(17)12月初,武亭率领朝鲜义勇军干部70多人回到平壤,(18)在中国东北的朝鲜义勇军实际上只组成了第一、三、五、七4个支队。这些支队的组建扩充情况如下。

第一支队:支队长王子仁(崔仁),政委方虎山,初期仅有60余名干部。在南满地区扩编部队,1945年底与通化、柳河、清源各一个朝鲜中队,辑安、桓仁两个朝鲜大队,正式编为朝鲜义勇军南满第一支队。1946年3月该支队扩编为6个大队,并在通化地区改编为李红光支队,在南满敌后参加游击战。1948年4月改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四师,直属辽北军区建制。1948年11月东北解放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六六师,下辖四九六、四九七、四九八团,直属东北军区建制。1949年7月后到朝鲜。

第三支队:支队长金泽明,政委朱德海(吴基涉)。1945年11月19日,朱德海、李德山等19名朝鲜义勇军干部由沈阳乘车抵达哈尔滨,与哈市保安总队朝鲜人独立大队金泽明部队会合,25日在宾县正式改编为朝鲜义勇军第三支队。1946年12月,改编为独立第八团,兵力3000余人。自同年4月收复哈市后,该支队一直担负哈市卫戍任务,并抽调一部参加土地改革。1948年4月扩大改编为独立十一师第三团。1948年11月,独立第十一师改称一六四师,下辖四九○、四九一、四九二团,长春解放后,担任卫戍长春任务。1949年7月第一六四师进入朝鲜。(19)

第五支队:1945年11月组建于沈阳。支队长李益星,政委朴一禹。11月21日,朝鲜义勇军总部派文正一率先遣队抵达吉林市,因苏军不同意其东进,暂时驻扎在附近地区。12月8日,文正一率领先遣队30余名干部进入延吉。李、朴率领支队主力400余人,于1946年初抵达延吉。1946年3月,以朝鲜义勇军第五支队为骨干,加上一部分汉族干部,与当地新建立的4个警备团扩编为延边警备第一旅,兵力6000余人,主要担负延吉地区肃清土匪、建设东满根据地的任务。4月该部一个团(即朝鲜团)参加第一次解放长春的战斗,团长朴洛权(朝鲜人)牺牲。随后该部队组建为东满独立师,1947年编入在延边敦化组建的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十纵队。第五支队的一部分后改编为延边军分区独立三团,独立六团等部组建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六师,原第五支队参谋长全宇任副师长。1948年11月东北解放后,独立六师编入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六纵队,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三军一五六师,该师主要由朝鲜人组成,先后参加了平津战役和渡江战役。(20)

第七支队:支队长崔明,政委朴勋一。1945年11月21日,崔明等人随同第五支队抵达吉林市,编为吉林保安第七支队,12月初,进驻桦甸。1946年1月,保安第七支队正式易名为朝鲜义勇军第七支队。3月,第七支队改编为桦甸县保安团,后扩编为吉南军分区第二十四旅第七十二团,主要活动在吉南地区。5月,部队脱离吉南军分区,调至公主屯一线,准备作为四平保卫战的第二梯队。四平、吉、长撤退后,部队进驻五常休整。6月,二十四旅转入吉南地区,开辟根据地。1948年4月,与朝鲜义勇军第三支队后身的独立第八团、松江军区第八团合编为独立第十一师。(21)

这些参加中国解放战争的朝鲜人部队,于1948年底改编为三个师,即一五六、一六六、一六四师。到目前为止,没有资料证明,在改编和扩充过程中,有来自朝鲜的兵力加入了朝鲜人部队,而当时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资料也说明,这些朝鲜人部队都是在中国东北组建并发展壮大的。(22)由此可以判断,这些朝鲜人师团,是完全由原住在东北的朝鲜人组成的。

有研究认为,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报复日本人时,也虐待朝鲜人,这是大批在东北的朝鲜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军队或者朝鲜义勇军的主要原因。(23)

 

三、朝鲜人部队移交问题的背景及苏联、中国、朝鲜的立场

1948年12月末苏军从朝鲜完全撤军,1949年1月美军也向三八线移动,朝鲜半岛出现了新的局势。1949年1月中旬,韩国开始对朝鲜进行频繁的武装挑衅。1月27日2月3日和4日,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在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称:“近10天以来(1月15日至25日),南朝鲜警察和军队擅自越过三八线的事件增多了”,(24)“三八线形势不稳定,南朝鲜的警察和军队几乎天天都越过三八线袭击朝鲜的警卫岗哨”。(25)但他认为,“南方军队目前发动进攻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不论国内形势还是国际形势都不允许他们这样做”:“也可能,他们将军队推至三八线附近,将其集中在主要方向上(从保护汉城的角度看,这些方向也是主要的),是为了保护汉城免遭北方军队进攻(他们一直预计北方军队会进攻)”。(26)朝鲜方面也认为,“这些挑衅活动与目前新的联合国委员会抵达南朝鲜有关,其目的是在三八线制造麻烦,以便证明美军继续留在南朝鲜是正确的”。(27)

到了4月,苏联方面似乎意识到了事态开始发生变化。4月17日,外交部长维辛斯基致电什特科夫大使说:“预计美军于5月份撤出南朝鲜,移驻日本附近岛屿,以便给南朝鲜军队行动的自由。与此同时,联合国委员会也将离开朝鲜。4月和5月,南朝鲜将把自己的兵力集结在三八线一带。6月,他们会突然袭击北方,以便在8月以前消灭北方军队。4月10日,南方已在开城地区集结了约8000人(步兵旅),在议政府(三八线附近地名)地区集结了约1万人(估计是第三步兵旅)。4月10日还在东豆川(三八线附近地名)站台卸下3辆坦克。请立即采取措施核实这些情报并报我”。(28)4月20日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和苏军总参谋长什捷缅科向斯大林建议说:“‘南方人’还在继续向三八线调集部队。我们不排除‘南方人’可能对北朝鲜政府军队采取新的挑衅行动,并动用比迄今为止更大的兵力。考虑这个情况,我们认为,建议北朝鲜政府军司令部采取适当措施,以回击‘南方人’可能做出的更大规模的挑衅行动是合理的”。(29)

鉴于朝鲜半岛的紧张形势,苏联一方面以美国军队还在韩国为由决定苏联海军分队暂时留驻咸兴港,并提供紧急军事援助;(30)另一方面建议朝鲜采取必要的措施。4月28日,朝鲜即派劳动党派政治局委员金一向中共请求将朝鲜人部队移交朝鲜。(31)

对朝鲜的请求,毛泽东立即答应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一共有三个朝鲜师,驻扎在沈阳和长春的两个师可以随时交给朝鲜,另一个师因为正在参加进攻战役,南方战斗结束后将交给朝鲜政府。(32)

经过协商,朝鲜和苏联制定了包括朝鲜人部队入朝问题在内的针对韩国的大规模进攻的防御战略。维辛斯基预测,韩国进攻朝鲜的时间是1949年6月,什特科夫6月22日发给维辛斯基报告的“结论以及对策”部分明确指出:“一旦南朝鲜军队开始进攻,驻扎在沈阳和长春的两个朝鲜人师将立即转移到朝鲜去部署”:“他们的任务就是在南朝鲜军进攻时投入到北朝鲜境内展开防御战”。(33)7月13日,什特科夫在报告中再次指出:“南方军队会先发制人在7月对北方军队发起进攻”。“金日成已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师调回朝鲜:沈阳师配置在新义州,长春师配置在罗南”。(34)

按照金日成的决定,7月20日长春师(一六四师)离开长春,经会宁抵达朝鲜的罗南,成为朝鲜人民军第五师。(35)同月沈阳师(一六六师)从沈阳出发,7月25日进入新义州最终转移到安州(黄海道),成为朝鲜人民军第六师。(36)

然而,1949年下半年起,斯大林开始担心朝鲜向韩国发动进攻。1949年9月23日,斯大林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名义通报金日成:“朝鲜人民军向南方发动进攻的建议,有必要从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进行认真考虑”,表示反对朝鲜进攻韩国。(37)10月30日斯大林甚至严厉斥责苏联驻朝鲜大使说:“煽动北朝鲜发动对南朝鲜的地方性进攻,这样的挑衅行动威胁到了我们的利益,可能导致对手发起一场大的战争,你们的行动完全是不负责任的”。

尽管斯大林反对朝鲜武力统一计划,但随着中国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解放军中的另一个朝鲜师移交朝鲜也提上了日程。1949年12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向军委报告说,“人民解放军部队中服役的朝鲜人约有16000人”,“在我军转战华南以后,有一天发生了一场风波,一些人请求将他们送回祖国”。“现在战争将结束。为了朝鲜人民的利益,我们愿将这些培养出来的干部送回朝鲜(愿留下者,我们收留)。”并请求中央与朝鲜劳动党商讨。12月29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将这份电报转呈正在访问莫斯科的毛泽东。(38)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通知苏联,中国有意将剩下的朝鲜人部队移交朝鲜,(39)并通过平壤的贸易代表部开始交涉。朝鲜希望“即派参谋政治人员三人来中国把部队整编好,于4月间更换夏衣后开始回朝鲜,并选一千多人先回朝鲜学习机械化兵种”。1950年1月11日,中国对朝鲜的要求表示同意。(40)朝鲜派金光侠等三人到中国与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协商。朝鲜方面除了部队外,还希望中国提供装备。1月22日,聂荣臻将朝鲜新的要求报告中央,(41)仍在莫斯科的毛泽东接到刘少奇转来的报告后,于25日表示同意。(42)

经过准备,第四十三军一五六师及其他各部朝鲜人士兵8500余人、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2500余人、第一一三师1000余人、第四十七军各师的朝鲜人士兵约2000人,共计1.4万余名朝鲜士兵,在郑州集结。3月中旬,这些朝鲜人部队整编为独立十五师、一个团和一个独立大队。3月20日,独立十五师出发前往朝鲜元山,三月底抵达元山后成为朝鲜人民军第十二师;另一个团4月初出发前往黄海岛松林,成为朝鲜人民军第十八团;独立大队则前往平壤编入机械化步兵团。(43)

关于中国将朝鲜人部队移交朝鲜问题,目前还没有发现明确表明苏联立场的文献,但是1949年5月毛泽东已答应南方战役结束后移交剩下的一个师。1949年夏天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也同意,中国分担东方的革命。(44)可以推断,在苏联人看来,中国是在履行义务。

关于中国的立场,以往研究认为,朝鲜人部队的入朝是在苏联、中国、朝鲜的策划下实现的,中国全力帮助朝鲜以实现武力统一朝鲜半岛。(45)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诚然,抗日战争时期共同斗争的经历、相同的意识形态及国共内战时期朝鲜支援中共等历史与现实的因素,使中朝两国形成了密切的关系,(46)这使中国无法拒绝朝鲜关于朝鲜人部队回国的请求。但中国并没有立即将仍在参加进攻战役的部队移交给朝鲜。(47)

同苏联一样,中国也担心韩国进攻朝鲜,毛泽东在判断朝鲜半岛局势时说:“南方可能借日本人的帮助对北朝鲜发动进攻”。他进一步指出:“如果有日军参加,那么就要审慎,当敌人占优势时,为了保存自己的军队,最好放弃某些地区,以便在较有利的条件下包围并消灭入侵的军队。要使党、军队和人民做好思想准备,出现这种形势是可能的,这并不意味着民主朝鲜的失败,这仅仅是战略转移”。(48)

另一方面,中国也考虑到了国内时局的需要。1949年5月初,在军事上,国民党已经无法与中共相抗衡。因此在沈阳和长春担当卫戍任务的朝鲜人部队失去了原来军事上的重要意义。(49)甚至在有些解放区,中共已经开始实行裁军。恰在此时,朝鲜请求中国移交朝鲜人部队,于是得到中方的同意。

从经济状况看,中国此时更需要复员军队,以缓解财政困难。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在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谈话时指出:目前正经受财政经济困难,“现在,靠国家供养的人民解放军有450万人,国家企业和机关的工人和职员近150万人。到1950年底,由于全国彻底解放,各省部队和地方军阀部队编入人民解放军,以及国家机关和企业数量的继续增长,靠国库养活的人数将达800万,这是国家一个不小的负担”。(50)1949年,政府财政开支中军费占到45%,(51)因此复员不可避免。(52)在这种情况下,1949年12月,在第四野军中一些朝鲜人士兵引起了一场风波,请求将他们送回朝鲜。

由此可以看出,解放军中朝鲜人士兵的回国愿望是朝鲜人部队回国的直接原因。把中国移交朝鲜人部队的决定视为中共支持朝鲜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措施的观点有失公允。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一直反对朝鲜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主张。(53)1949年10月中旬,毛泽东在回答斯大林的询问时表明了这一立场。(54)12月16日,毛泽东与斯大林会谈时又表示中国迫切希望和平。(55)1950年3月底,毛泽东会见朝鲜驻中国大使李周渊,商讨金日成访问中国问题时说:“如果已经有了统一朝鲜的具体计划,那么会晤就必须秘密进行;如果还没有统一朝鲜的计划,那么就可与金日成进行正式会晤”。(56)周恩来则明确表示中国希望正式会晤,(57)也就是说,中国不希望朝鲜实行武力统一计划。

与苏联、中国不同,朝鲜一直希望以武力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早在1949年3月7日,金日成同斯大林会谈中便透露了以军事手段实现朝鲜半岛统一的想法,但遭到斯大林的反对。(58)1949年8月12日和14日,金日成与什特科夫大使会谈中再次提出,除了武力统一以外,别无选择,他还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朝鲜人民不能理解,而我们会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失去报答祖国的历史性机会。我们肯定一贯支持朝鲜人民的斯大林同志会理解我们的情绪”。(59)1950年1月17日金日成再度请求斯大林同意武力统一计划。(60)根据美国学者凯瑟琳。威瑟斯比(Katheryn Weathersby )的研究,到1949年末为止,金日成就武力解决朝鲜问题已向斯大林请求了48次以上。(61)武力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强烈愿望,使金日成将朝鲜人部队回朝看作进行军事力量准备的重要环节。

 

四、朝鲜人部队入朝的规模与朝鲜派兵问题

库明斯根据美军情报资料统计的数据认为,1949年7月至10月回朝部队人数为3万至4万名,1950年2月至3月为4万至5万名,共计有7万至9万名士兵入朝。(62)这个数字与实际不符。

中俄两国档案均表明,1949年7月进入朝鲜的部队是东北军区直属一六四师和一六六师。一六四师的实际入朝人数是10821人,一六六师的实际入朝人数是10320人。(63)两个师的装备如下:一六四师长枪5297枝、刺刀3456把、短枪588枝、轻机枪320挺、重机枪104挺、冲锋枪206枝、战防枪8枝、自动步枪1枝、讯号枪14枝、枪榴弹筒32个、掷弹筒67个、六零炮87门、火箭炮3门、迫击炮26门、战防炮12门、步兵炮1门、平射炮1门、机关炮2门、马734匹。一六六师长枪6044枝、刺刀1833把、短枪722枝、轻机枪281挺、重机枪91挺、冲锋枪878枝、卡宾枪2枝、讯号枪13枝、枪榴弹筒69个、掷弹筒31个、六零炮91门、迫击炮33门、战防炮10门、山炮3门、马745匹。(64)

1950年3月至4月移交给朝鲜的部队以及装备准确数据如下:总兵力1.4万余人,武器有步枪1.2万枝、轻机枪440挺、重机枪180挺、手枪120把、迫击炮132门、反坦克炮72门、105榴弹炮36门及若干弹药。(65)

两次总计回国的人数是3.5万,远远低于库明斯的统计。

库明斯还说,1948年2月朝鲜人民军创建初期,李红光支队的1万兵力进入朝鲜。(66)这也是毫无根据的。李红光支队的前身是在南满活动的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第一六六师。(67)李红光支队回朝鲜的时间不是1948年2月,而是1949年7月。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很多在中国东北地区活动的朝鲜革命者回到朝鲜,如前所述,1945年11月朝鲜义勇军司令员武亭率领70多名干部回国。但这只是他们自己的决定或因当时朝鲜形势需要而促成的。

1947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后,中共才在军事上占了绝对优势。难以想象,在此之前,会像库明斯所说的那样,有大规模朝鲜人部队回到朝鲜。1948年10月23日,金日成在同延边专员林春秋的谈话中称:“目前在东北参加解放战争的朝鲜人部队中有不少同志回到了祖国,这是基于他们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但考虑到我们同中国同志之间的兄弟般情谊,这是不能允许的事情”。(68)很明显,1948年末朝鲜还没有请求中共移交朝鲜人部队的想法。因此我们不能把1949年以前从中国东北回到朝鲜的官兵视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人部队的回归,这只是个人回朝鲜或无需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意的独立部队的回归行为。

一些学者根据当时驻韩国美军情报报告主张,朝鲜曾大规模派遣部队支援中共的解放战争。这种说法也是有违事实的。美军情报报告指出,1946年秋季受苏军训练的朝鲜部队开始进入中国东北,(69)1947年4月5日到30日,朝鲜咸镜道保安干部训练所约3万多朝鲜军人,在金策将军的指挥下进入东北,平安南北道也有数字不详的兵力乘坐火车或卡车前往东北。(70)美军情报称,1947年4月朝鲜现有武装力量人数至少为12.5余万人,(71)而一年后的1948年5月末6月初则只有47607人,(72)一年之内减少了约8万人。报告似乎在表明,朝鲜将这些军队派到了中国东北。

其实,朝鲜是否向中国东北派兵,可以通过考察当时朝鲜的军事力量规模变化来判断。1946年8月,朝鲜组建了保安干部训练所,这是朝鲜正规军的前身。尔后朝鲜军队规模逐步扩大。虽然目前还没有此时朝鲜兵力增加的准确数字,但以下情报已经足以否认所谓朝鲜“满洲派兵说”。

据苏联驻朝鲜大使发给斯大林的报告称,1946年年中,朝鲜组建了一个步兵旅,年底又组建了两个步兵师,(73)1947年初到1949年6月末组建了一个师。这样朝鲜军队的步兵总共有三个师、一个旅。(74)这些数字应该说是可信的。

接着,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两个朝鲜师回朝,到8月1日,朝鲜军队有5个师、1个旅,总兵力5.7万人。1950年3月至4月,朝鲜人部队的1个师和1个团1.4万人回到朝鲜。到1950年6月25日战争爆发时,包括新组建的4个师,朝鲜总兵力共计10个师、1个坦克旅、1个摩托车团、1个炮兵团、1个高炮团,共计17.5万人。(75)

如果像库明斯所说,1946年末有一部分朝鲜部队、1947年4月又有3万余部队被派往中国东北,那么他们是什么时候返回朝鲜的呢?从朝鲜兵力变化来看,他们回归的时间应该是在1949年7月以后,但如上所述,回到朝鲜的朝鲜人部队是在中国东北组建并发展壮大的,并不是由从朝鲜直接派遣的部队所组成的。

1949年7月正是朝韩以三八线为界严峻对峙的时期,也是朝鲜针对韩国的进攻进行防御准备的时期。(76)而此时中国的局势已经明朗,中共夺取全国的胜利只是时间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朝鲜派遣的军队仍在中国参加战斗是不大可能的。如果朝鲜向中国派遣军队的话,他们应该在两个朝鲜师入朝之前回归。但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任何其他朝鲜人部队回国的迹象。可以说,朝鲜根本没有向中国派遣过军队。

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一个原住在朝鲜的朝鲜人到中国参加解放战争。一本在中国出版的书这样写道:“虽然不多,但也有在朝鲜北部地区的青年自愿参加朝鲜义勇军。特别是在满洲地区朝鲜族比例相对较低的南满地区开展扩军工作的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也在朝鲜的北部地区招兵。”(77)也就是说,朝鲜北部地区有一些朝鲜人加入了朝鲜义勇军,但这并不意味着朝鲜正式向中国派兵。

那么,美军情报中为什么有朝鲜派兵到中国的记录呢?这是因为他们将1946年下半年撤退到朝鲜境内休整的中共军队(包括朝鲜义勇军)重返满洲的情况,经由朝鲜地区的中共军队在南北满之间或关内关外移动的情况,(78)以及为防止意外朝鲜军队向朝中边境移动的情况,错误地当作朝鲜向满洲地区派遣军队所致。

综上所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人部队回朝鲜坚定了金日成武力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决心,但苏联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都不是以支持朝鲜武力统一计划为目的。以中国同意将原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师回朝鲜作为“三国同谋论”的重要依据是站不住脚的。

(后页为文章注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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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的起源

2010年06月21日14:41腾讯历史沈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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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许多人认为,在战后美国一直奉行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政策,事实是,社会主义国家也在阻止美国势力的增长,彼此是相互的。可以肯定地说,苏美双方最初都不想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发生面对面的冲突。

1947年底,冷战爆发,美苏双方不再积极促成统一选举,相反,甚至鼓动各自的傀儡打压对方。到1948年,美苏联合委员会的工作无法继续开展下去。此时,美国认为谈判已无实际意义,就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由联合国成立的朝鲜问题委员会,着手组织朝鲜大选。当金日成得知这一消息后,他阻止了联合国官员入境。因此,联合国决定,在联合国力所能及的地方举行选举,这就是说,选举工作只在南朝鲜进行。针对联合国的反应,金日成采取的策略是,从南朝鲜邀请一批代表,先行一步,在北朝鲜抢先举行选举,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由此成立,并将首都设在汉城;继而,由联合国组织推选的大韩民国成立。至1948年底,朝鲜半岛最终分裂成为两个国家。

许多人认为,在战后美国一直奉行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政策,事实是,社会主义国家也在阻止美国势力的增长,彼此是相互的。有关这方面内容,我将在下一本书中予以澄清。

可以肯定地说,苏美双方最初都不想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发生面对面的冲突。北朝鲜政府刚成立,苏联就在未照会美国的情况下,于1948年底,实施单方面全部撤军。这种境况,使得美国陷入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日军已经投降,苏军已然撤离,美军没有任何理由滞留在朝鲜半岛。因此,美国国防部下达了撤军的命令。李承晚得到这个消息,极力挽留,流露出在美军撤离后对金日成可能组织军事进攻的担忧。最后,经麦克阿瑟同意,美军将撤军时间延迟半年,并帮助李承晚训练了约5万人的部队。

从南北朝鲜情况看,李承晚、金日成都怀揣着统一全国的梦想,而且都有采用军事手段达到目的的强烈愿望。为此,双方展开了一场争取外援的较量。苏军撤离后,最早做出的反应的是金日成,1949年3月,他以签订经济文化协定的公开名义访问了莫斯科。在同斯大林的谈话中,金日成提出个问题,说将来统一了怎么办?我是否应该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半岛统一问题?斯大林回答,绝对不能采取军事行动,你要多搞点宣传,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多在舆论上作些文章。同时,要做好军事准备,除非李承晚首先进攻,如果你反击过去,将他打败,这样的统一是可以接受的。斯大林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他从内心深处不愿意直接挑起事端,不想由苏联来承担挑起这场战争冲突的责任。事实就是如此,苏军撤离时,仅给北朝鲜留下巡逻艇、机枪等轻武器,用于维护社会治安,而将飞机、坦克、大型军舰等重型武器全部带走,美国方面亦然。在莫斯科,金日成没有如愿,悻悻返回,后来他又派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金一,悄悄来到中国。时间大概在四月底,那时,毛泽东还没有进北平,住在香山别墅。在香山,金一见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他说,受金日成同志委托,我到这里,据我们掌握,解放军东北部队中有很多朝鲜族战士,你们的仗打得也差不多了,人民军缺员严重,能否让他们回去?毛泽东回答,没问题,我们现在有三个由朝鲜族战士充实的整编师,都是林彪四野的部队,他们是164师、166师,分别驻扎在东北的沈阳、长春。另外一个师随林彪南下,正在打仗。你们可以把东北的两个师先带回去,待中国战事结束,再把那个师带走。你们想运用军事手段,解放南朝鲜,解决统一问题,这个原则没错,我也是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现在,我们统一大业尚未完成,等我统一了,再去帮你统一。金一回去,向金日成做了汇报,金日成当然不高兴,不过想来中共讲的也有道理,中国也有自己要解决的问题。十月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金日成又给毛泽东拍电报,说你们战事结束,下面该轮到我了。毛泽东看了电报后,感觉很难答复,那是因为四川、云南、广州、台湾、西藏等地尚未收复。于是,毛泽东给斯大林拍发电报,说明了情况,请斯大林出面从中帮助解释。11月5日,斯大林复电,答应金日成的工作由他来做。我曾查看过那个年份11月至12月间的苏联档案,来来往往的大批电报,名义不是斯大林本人,就是外交部、格罗米柯、苏联军事专家和军事顾问的。电报内容大多反映,在三八线附近不断发生军事磨擦和小规模武装冲突的事情。

对于三八线发生的情况,苏联顾问们感觉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他们认为这个仗,今天不打明天打,是早晚的事。我翻阅的几个电文显示,斯大林对三八线经常发生军事摩擦事件感到非常生气。在这里,还不能不提及此前发生的一件事。大约在七月份,美军刚刚撤离的时候,金日成就给斯大林拍电报,提出在瓮津半岛实施作战的计划。打开地图,你可以看到,瓮津位于朝鲜半岛西部探出的一个小角,半岛的三分之一则处于三八线以南。金日成的意图是显而易见,投石问路,在此地先打一仗,看看各方的反应,如果美国没有动作,他就可以将部队投放在三八线,一线排开,全线推进,争取在一个星期内攻占南朝鲜。苏联驻朝鲜大使捷科夫看了电报,感到很满意,认为这样做,进可攻,退可守,回旋余地大,就将这个计划报到莫斯科。斯大林在接到电报后,考虑再三,前后用了两个月时间,于9月24日,主持召开苏共中央政治局专题会议,并做出否决这个计划的决议,理由是:瓮津作战势必引发一场战争,况且现在也没有做好任何军事斗争准备,希望北朝鲜要一如既往地抓好宣传,和平统一朝鲜半岛。

金日成非常苦闷。1月17日,朝鲜驻华大使李某即将赴任,金日成摆了一桌酒席为他饯行,同时,邀请了什特科夫等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酒过三巡,金日成大醉,在席间又哭又闹。说毛泽东言而无信,他答应帮我统一,现在他美了,我这没人管,南朝鲜几千万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我去解救,我拿什么解救;他又埋怨起斯大林,说非要等李承晚进攻,我再反击,那要等到什么时候。酒宴散后,什特科夫就给斯大林发了电报,把过程叙述了一遍,最后做出判断,认为金日成抱着打仗的念头不死心,席间大捉大闹,只不过是借酒撒疯,对苏联的做法不便直说而已。1月19日,斯大林收到电报,过了11天,即1月30日,斯大林回电什特科夫:请转告金日成同志,我同意他的作战方案,但要做得非常缜密,不能冒险。通知他来莫斯科,我要亲自同他谈。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斯大林改变态度后最早的一封电报,在此前的一个月他还不是这个态度。

 

2月2日,斯大林再次电告:前天(1月30日)我说的那个事情非常重要,不得告诉任何人,特别是不要告诉中国同志。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发动战争的计划是毛泽东、金日成、斯大林在莫斯科一同商量决定的。这个判断可以说,是在缺少档案材料基础上作出的,与事实严重不符。毛泽东于2月17日离开莫斯科,而金日成到达莫斯科的时间却在4月10日,他们俩不可能相遇,更没有商量的机会。从斯大林电报内容看,斯大林已叮嘱驻朝大使不要向中国同志透露这个信息,我想他也不会同毛泽东商量,以后发生的事情进一步说明,毛泽东对此一无所知。

2月17日,毛泽东离开莫斯科返回中国,斯大林随后就告诉什特科夫,可以通知金日成赴俄访问。4月10日,金日成抵达莫斯科,在莫斯科逗留长达半个月之久。期间,他同斯大林到底谈了什么,至今没有发现任何记录。只能根据每天斯大林几点到,几点几分有谁进他的办公室,几点几分谁出去的斯大林日志进行推测。那本日志显示,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同金日成仅会谈过一次。我认为主要的大量的工作都是私下进行的,地点可能在斯大林的别墅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证明的档案文献,当然也可能根本就没有任何记录加以记载。

现代学者研究历史事实绝大多数把回忆录作为依据来源。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给金日成当翻译的人叛逃,叛逃后,他写个回忆录,依据回忆录记载和后来的一些电报综合判断,斯大林最为关心的就是一个问题,如果北朝鲜发动进攻,美国人干涉怎么办?金日成是和朴勇外相一同会见斯大林的。金日成当时说:斯大林同志,我向你保证,我们发动的是一场闪电战,有完全获胜的把握。第一,如果发动突然袭击,美国人来不及做出反应;第二,只要我们一进攻,朝鲜劳动党在南方的20万党员,就会立刻起义,做到里应外合;第三,美军在远东只有四个师的兵力,而且全部驻扎在日本,来不及调动。我们在四天之内就可以攻占汉城,美军未到,战事就已经结束。

斯大林当然并不能仅仅听信金日成的单方说辞,而做出决定。一年前,麦克阿瑟发表了一个公开讲话,宣布美国在远东的战略防御,并不包括南朝鲜。而一年后的1月12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在公开场合也发表了同样内容的讲话,艾奇逊是无心的,他针对的是只是中国而非韩国。因此,斯大林认为美国的防御政策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另外,苏联截获了美国国防部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是,一旦朝鲜半岛发生战争,美国大使馆、美国侨民全部撤离,只坚守日本海,放弃朝鲜半岛。以上情况,使斯大林坚信美国绝不会武力干涉朝鲜半岛问题。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第二个问题是,到目前为止,毛泽东还不知道斯大林与金日成交谈的内容,这个问题比较棘手。原因在于,二月份,米高扬到西柏坡拜访毛泽东,曾经提到苏联在欧洲设有共产党情报局的事情。毛泽东当时建议,中国革命马上胜利了,这么大一个地方,情报局没有一个亚洲国家参加,不太合适。米高扬随后答复,你们可以组织亚洲情报局,日常工作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对此,毛泽东很高兴。1949年7月,刘少奇奉毛泽东之命到莫斯科,又向斯大林提及此事,斯大林明确表态,中国共产党是个非常成熟的党,毛泽东同志也很会闹革命,今后你们领导亚洲革命,我们管理欧洲事务,中苏兄弟合作,共同促进世界革命大业。亚洲当时也就有朝鲜、越南、日本,马来西亚也有个共产党,但最为突出的还是朝鲜和越南。既然苏联让中共负责亚洲事务,而现在却私下偷偷摸摸地同金日成商量这样大的事情,不告诉毛泽东,实在说不过去。因此,斯大林嘱咐金日成,你回去后,要马上到北京,向毛泽东作个通报。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同意,你就不能采取任何的军事行动。其实,金日成从内心深处就不想同毛泽东商量。他知道毛泽东不会同意,原因在于,中国台湾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金日成迟迟不去北京,5月3日,斯大林坐不住了,就给毛泽东发电报,告知金日成同志到了我这来,谈了一些问题,具体谈话内容由他当面向你汇报。5月12日,他又致电什特科夫,催促金日成尽快赶赴北京。5月13日,金日成秘密抵达北京,并会见了毛泽东。俩人一见面就发生了分歧。金日成非常兴奋,说“毛泽东同志,斯大林同志同意了我们的作战计划,我刚从莫斯科回来”,毛泽东说,我怎么不知道,我也刚从莫斯科回来。金日成辩解,那是你走了以后,我才去的!至此,会谈不欢而散,到底此事是真是假,是否经过斯大林同意,有待进一步核实。晚11点半,周恩来紧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根据罗申的回忆,他给斯大林拍了电报,说周恩来同志转达了毛泽东要求费利波夫,也就是要斯大林对此事给予证实的意见,并要求苏方迅速回电。

5月14日上午,斯大林答复:请转告毛泽东同志,鉴于国际形势发生的变化,费利波夫同志同意了朝鲜方面的意见。但此事一定要经过毛泽东同意。如中共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朝鲜的统一事业和南朝鲜人民的解放就要推迟。到底怎么办由你们共同商定。5月15日,毛泽东、金日成再次举行会谈,此时,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向金日成解释说,我不是不支持你解放南朝鲜的想法。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咱们走的是一条路。我最初的想法是,待台湾、西藏解放后,再把部队调到北方,施以援助之手。既然你同斯大林同志商量好了,你可以先打。需要什么,你说句话。金日成一拍胸脯,我需要的一切,斯大林同志都给我了,说罢便扬长而去。毛泽东很不高兴,也显得十分尴尬,当着苏联大使的面,便没有发作。

这里还有很多细节,比如计划是怎么制订的,苏联顾问又怎样同朝鲜人民军协商的,等等,这些情况在北朝鲜一些叛逃人员写的回忆录中都有记载,在此,就不细说了。

 

按照苏联顾问的原定计划,攻击于7月份开始。后来金日成不同意,坚持将时间提前到6月25日,一则考虑到6月25日是个周末,对方处于松懈状态,可以达到突袭的效果,二则考虑恐天气有变,再拖进入雨季,不利部队的展开。这样,朝鲜战争就于6月25日拂晓爆发。

战争的进展确如金日成最初设计的那样,这可以从解密的档案和往来电报中体现出来。有关细节不再叙述,在这里仅说下大致过程;人民军仅用了4天就攻占了汉城,金日成得意非常,因为在此之前,朝鲜人民军还没有过打仗的经历。在给斯大林发的电报中,他说,汉城已被占领,我准备把总部搬到那里,同时也希望苏联顾问团随我进驻,并在那里庆功。斯大林看到电报,十分生气,说你只是占领了一个小小城市,而南朝鲜军队正在向南逃窜,当务之急是抓紧追击,还开什么庆功会?金日成如梦初醒,赶快组织部队实施两线追击。但为时已晚,此时美国参战了。美国的参战大大超出了最初的预料,尽管他们调动大批的陆军赶赴战场异常困难。第一支赴朝的部队有一个营的兵力,于7月5日由飞机空投在朝鲜的大田,当场就被几十万如洪水般的人民军消灭。地面是如此,天上却是另一番景象。美国空军拥有强大的战斗力和压倒性优势。天上飞机密布,可以任意地轰炸地面目标。根据现存的战报,大概在参战的头两天就将朝鲜人民军空军彻底摧毁,美军取得了战场的制空权。人民军本身就没有打仗的经验,依靠的是苏联顾问,在人民军部队中,苏联顾问是从排长、连长直至司令逐级配备的,人民军士兵从齐步走直至实弹演练,也全部由苏联顾问负责训练。但在战争爆发的前夕,斯大林却命令苏联顾问不得越过三八线。因此,人民军在突破三八线,特别是向南追敌,遭到空中猛烈轰炸的时候,团长找不着师长,师长找不着军长,指挥系统失灵,全军大乱。在我翻阅的电报中,就有金日成发给斯大林的一封电报,他希望斯大林能够允许苏联顾问越过三八线,下到人民军部队。斯大林起初没有同意,但什特科夫答应了金日成的请求,并表示愿意为此承担责任。因为他身在朝鲜,深知前线的实际状况。从我找到的一封电报看,斯大林对什特科夫做出的许诺非常不悦,他责备什特科夫,你是苏联的大使,不是金日成的大使。既然你已经答应,我也就勉强同意了,军事顾问可以越过三八线。但要记住一条,全部脱掉军装,以记者身份过去,打死概不负责。随后,斯大林又补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什特科夫,必须保证不能有一个人被俘,即使被打死,尸体也要弄回来。像类似内容的电报特别多。

还有一件事情很可笑。战前,斯大林无偿援助了北朝鲜一批军舰,苏联水兵在将舰只开到朝鲜港口作了交接后,就准备走人。金日成不同意,说你们不能走,你们走了谁开船?于是,他就给斯大林拍了电报,请求把水兵留下。斯大林答复:绝对不行,我们可以训练你的水兵,但我们不能留下一个人。同样,苏联援助了北朝鲜几千辆汽车,由于司机严重缺乏,在战争开始后,周恩来也是先向苏联要驾驶员,苏联不管,说给你办驾校没问题,派司机没门。无奈,周恩来就紧急动员东北的司机赶快过去,以解燃眉之急。上述情况其实就反映一个问题,斯大林不想跟美国直接对阵,他在私下可以提供任何帮助,要枪给枪要炮给炮,但就是不能出面。这个也特别类似于当时中共打台湾的情况。下一个问题又出现了,金日成顶不住美军的攻击怎么办?答案只有一个,请中国出兵。我们现在看到的,最早的一封拍发于7月2日电报体现了这方面情况,电报的内容很简单,罗申问周恩来,美军已经出动,你们有什么打算?周恩来答复,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现已集结三个军在东北,随时可以出击。但我们出动陆军,苏联则必须给予空中掩护。7月5日,斯大林回电,可以。不过,他附加了一个条件,即如果敌军越过三八线,那么中国军队必须出动,苏联方面出动空军进行掩护。在档案解密以前,中俄学者为此争吵不休。中国人认为斯大林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原本答应出动空军,后来又不给了,俄国学者反驳,斯大林从来就没有答应过。现在看来此事是存在的,但这个背景比较复杂,斯大林说的也很含糊。出动空军掩护,是什么意思?此后,斯大林也有自己的解释。7月5日,中苏双方就出兵问题初步达成了一致意见。随后的情况更是出乎人们的预料----毛泽东急于出兵。

关于东北边防军的问题,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7月2日,周恩来和罗申商量中国有何打算的时候,没有任何文献可以证明东北边防军在那时已经成立,而7月7日,下达的命令是以东北边防军的名义作出的。我推断,在美国刚刚出兵之时,毛泽东就同周恩来商量准备成立东北边防军的事宜。否则,周恩来就不会在7月2日作出答复,随后中央领导人于7月6日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国防会议,于7月7日做出成立东北边防军的决定。因此,可以说,成立东北边防军是毛泽东同周恩来提前酝酿好的了。

毛泽东要求军队立即做好随时出击准备这一点,已被《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军事文集、去年刚刚出版的周恩来文稿以及前苏联的档案所证明。在相关档案解密以前,人们还往往存在着这样的误解:认为赴朝作战是毛泽东主动提出的,只是中国的一厢情愿,而金日成本人却没有让中国提供帮助的任何想法。事实却与之相反。当战争进行到7月底8月初的时候,金日成遇到了巨大的军事困难,急盼着中国能够出兵参战。前苏联档案的解密和苏联大使馆、外交部往来电报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金日成是这样跟什特科夫大使说的:我不明白,为什么美国可以出兵援助李承晚,而毛泽东怎么就不能援助我呢?你能不能向斯大林同志反映一下,请中国赴朝参战。过了几天,金日成再次找到什特科夫,说现在情况有些不妙,恳请中国同志能够出兵。8月20日,朝鲜人民军打到洛东江,抵近釜山。此时,双方对峙相持,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毛泽东给苏联和北朝鲜同时拍发了电报,指出战争到了十分危险的时刻,人民军的后方供给线拉长达几百公里,存在着美军在后方登陆的极大可能。其登陆的地点不是在仁川就是在元山。仁川、元山均处于三八线附近,元山位于东海岸,稍靠北,仁川位于西海岸,稍靠南,对于登陆地点的估量,毛泽东预测的非常准确。最初,毛泽东主张,人民军要大踏步地向南攻进,中国军队负责坚守后防线。8月20多号,毛泽东再次电告,战事发生了新的变化,人民军应该全线撤退,否则就要落入敌人的陷阱,难以自拔。如欲坚持,中国可以帮助防守三八线。金日成不敢自作主张,找到什特科夫。此时,斯大林对战况毫无进展感到急不可耐,来电鼓劲,金日成同志,干革命最需要的就是坚持精神,你们遇到的困难与20年代苏维埃遭受14个国家武装干涉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你们要挺住。

9月15日,七万人的美国部队在仁川成功登陆。在这里,需要介绍一下仁川的水文地理情况。仁川海滩非常浅,常人趟着水就能走出海滩几百米。通常情况下,船只无法靠岸。只有在一年之中出现的四次大潮,才有登陆的可能。在涨潮的时候,船只要靠到月尾岛,再换乘小船,然后才能登陆。从潮起到潮落,相隔只有两个小时,在这两个小时内,如果登陆不及时,船只就会搁浅海滩,成为守岸部队的活靶子。因此,在仁川实施抢滩登陆要冒着极大的军事风险。麦克阿瑟提出在仁川登陆的计划,遭到几乎所有人的反对,美国国防部认为这是疯狂之举。麦克阿瑟却坚持了登陆的意见,使登陆抢滩最终一举成功。美国军史上说,仁川登陆只有五千分之一的成功几率,麦克阿瑟幸运到了极点。

美军在仁川的成功登陆,使整个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仁川距离汉城只有几个小时的路程,此时,美国登陆部队兵分两路向汉城加速推进,情况变得非常危急。9月17日,周恩来紧急召见朝鲜驻华大使,对大使说,美军已经登陆仁川,情况危急,朝鲜政府需要中国做什么,请金日成同志明说。虽然周恩来没有直接言明出兵的事情,但话中却隐含着这层意思。金日成听到这个消息,内心十分清楚,遂于9月19日,组织召开朝鲜劳动党政治局紧急会议,讨论研究是否请中国出兵援朝的问题。我所看到的会议记录表明,与会人员一致认为,中国再不出兵,朝鲜就会落入危亡的境地。金日成在会上表示,苏联方面对朝鲜施以大量的人员、物资和金钱帮助,而现在又要寻求中国的援助,怕斯大林同志产生误解,向苏联同志无法交代,必须征求斯大林的意见。因此,这个会议没有做出决定,草草散会。会后,金日成又找到什特科夫,说三八线现已无人防守,请转告斯大林,是否同意中国尽快出兵。

在什特科夫转达金日成的意见后,苏联方面一直杳无音信。9月27日,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此时,人民军大约40万人从洛东江到釜山一线,陷入了美军重重包围之中。没有一个整建制部队撤回北朝鲜,个别零零星星逃回的,也被金日成处决。汉城已被占领,三八线没有设防,如果美军决定越过三八线,北朝鲜就会面临灭顶之灾。金日成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中国人的身上。如同以往一样,金日成坚持向斯大林写信,提出请求,并请苏联大使代为转交,苏联大使没有应允,建议他直接给斯大林拍发电报。9月29日,金日成拍发的电报内容如下:斯大林同志,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为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坚持战斗,表现得英勇顽强,决心流尽最后一滴血。目前,人民军已无力抵抗,请求苏联给予直接的军事援助。如果您感觉这样做不方便,能否帮助我们组织一支国际支援部队。10月1日,斯大林回电:金日成同志,最近我在南方疗养,对于朝鲜发生的事情不甚了解。看来你们确实遇到了困难。我以前说过,在朝鲜问题上苏联是不能出兵的,我看中国出兵最为合适,此事由我同毛泽东商量,静候消息。同日,斯大林就给毛泽东发了电报,内容基本一致:毛泽东同志,最近我在南方疗养,对于朝鲜发生的事情不甚了解。金日成同志来信说,他们已无力抵抗。你说过,你们已集结了几个军。我认为出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你考虑如何?请见电回复。

 

金日成接到斯大林的回电,读后大为失望,斯大林明摆着是不想帮忙。于是,他紧急召见中国驻朝大使倪志亮,亲笔书写一封信,请中国出兵援助,并派专人直接送到北京。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接到了斯大林的电报,他于10月2日凌晨3点,连夜起草了回电文稿,内容非常详细而且特别长,大概有8、9页之多。这个回电内容在以后出版的毛泽东文稿上作了刊登。其大致意思是,我们已做好最充分的准备,随时可以出动三个军,第二批次还可以出动三个军的兵力,且部队可于10月15日集结进发。在回电中,他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部队的武器装备较差,亟需苏联给予补充;第二,鉴于中国尚无空军,中方只能调动陆军参战,苏方必须将空军组织到位。鉴于涉及的事项重大,毛泽东在文稿起草后,没有立刻发出,必须等到天亮,由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在扩大会议上,经与会人员讨论研究,大家提出反对意见,绝大多数认为出兵参战没有道理,我们没有战胜美军的把握,去了再被打回来,何必!

毛泽东看到大家提出了反对意见,就把同意出兵的草稿收了起来,但秘书们对毛的举动毫不知晓,在归档整理文件的时候,以为是已经发出的电报,遂送到档案馆留存备查。于是,在此后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就出现了中国于1950年10月2日决定出兵的信息。1995年12月25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突然刊登了一个消息,说在俄国发现了一封毛泽东于1950年10月2日发给斯大林中国不能出兵的电报。当时,史学界已经形成了这个的看法,就是在1950年的10月2日,中国就做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这则消息的刊登和俄国档案的出现,在史学界掀起了一场波澜。俄国学者认为,中国方面的档案纯系编造,与事实严重不符。现在看来,真实的情况是,毛泽东将尚未审议通过的出兵草稿收了起来,并未发出,1950年的10月2日,中国也没有作出出兵参战的决定。10月2日晚,毛泽东召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他说了这样一番话,中共中央召开了会议,集体讨论了朝鲜问题,多数中央领导同志认为,基于我国面临着战后恢复重建的任务,在部队中还存在消极厌战情绪,军队武器装备落后,加之各民主党派对出兵朝鲜存有异议,中国目前尚不具备出兵的条件。不过,毛泽东还有一句话:但这还不是最后决定,中共中央还要开会讨论。他说的是实话,因为毛泽东本人始终有出兵朝鲜的想法,只不过,在当时,他没有想到其他领导人居然提出了反对意见。在毛泽东的提议下,政治局决定于10月4日10月5日,召集由各大军区负责同志参加的扩大会议,再次讨论出兵朝鲜的问题。时任西北军政主任的彭德怀在接到通知后,还不知道会议的议题,就立即乘机赶赴北京,此时,他还抱了一大堆图纸,以为中央是同他商量西北大开发的事情。由于天气恶劣,飞机难以正常降落,彭德怀于10月4日下午才赶到中南海。推开会议室的门,他才发现气氛不对,原先政治局开会,大家都是有说有笑,今天却都低头沉闷不语。据彭德怀后来回忆,他在会上没说什么,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晚上,他住到北京饭店,大约九点钟,邓小平到了住处,说:老彭,出事了!朝鲜要打仗,主席坚持出兵,大家都表示反对,你说怎么办?明天上午九点,主席在丰泽园,要单独见你。这一夜,彭德怀辗转反复,难以入眠,思考着问题,如果毛主席要点将,自己到底承担不承担这个责任?第二天上午九点,彭德怀在丰泽园见到了毛泽东。交谈间,毛泽东问彭德怀:老彭,你说该不该出兵?彭德怀已经思考了一夜,回答:主席,如果苏联完全撒手不管,咱们就不出兵;如果苏联是半撒手,能帮一把,那中苏联合起来跟美国人还有一拼。毛泽东听后一拍桌子,老彭,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斯大林已经答应出动空军。走,咱们现在到会上说。10月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出兵朝鲜的决议,其前奏来自于毛泽东同彭德怀的这番对话。这个对话内容记载在《彭德怀自述》中。而在政治局会议上,与会人员到底讨论些什么,至今尚未发现任何记录。杨尚昆、聂荣臻的回忆录只反映了一些出兵前的情况。

10月5日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成立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任司令员的决定。10月6日,毛泽东正式下达出击命令。此时,中国方面还面临着一个主要问题:苏联空军到底能否出动?需要斯大林给予明确的答复。为此,毛泽东决定派周恩来、林彪面见斯大林,进一步商讨此事。10月8日,他在给斯大林拍发的电报中说:经我们再三研究,现已决定出兵朝鲜。有关细节问题,我委托周恩来、林彪与你面谈。此时,斯大林在黑海疗养。周恩来、林彪先乘机到莫斯科,中途转机黑海,时间已经到了10月11号。当天,周恩来、林彪面见了斯大林。从现有资料推断,周恩来在谈话之初,首先提出要求苏联空军出动的问题。他说,中国主要面临两个困难:第一,装备落后,没有飞机、大炮、坦克,需要由苏联提供。斯大林说,这个没问题,要什么给什么,要多少给多少。第二,我们出动陆军,但苏联方面一定要出动空军。斯大林回答:出动空军可以,但是空军技术复杂,需要一定的准备时间。你们可以先出动,等过了两个月,苏联再出动空军。对这样的安排,周恩来认为不妥,坚持双方要同时出兵。周恩来越是坚持,斯大林就越是狐疑,他不知道中国人在打什么主意,更加坚持由中国先行出动的意见。否则,就放弃北朝鲜,让金日成在中国的沈阳建立流亡政府。在周恩来看来:这个方案也行不通,让金日成在中国建立流亡政府,岂不是引火烧身!林彪在旁插了一句:斯大林同志,这不行,您最好把金日成留在山里打游击。双方一来一往,想法各异,对同时出兵还是先后出兵难以达成一致,谈话的最终结果是:放弃北朝鲜,中国、苏联都不出兵。于是,斯大林、周恩来联名给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发电报,并请他将电报转交毛泽东。电文重复了上述内容:鉴于中国军队没有做好任何准备(包括空军),如在数月后出兵朝鲜,就会失去战机,因此中方没有出兵的必要。建议金日成在沈阳建立流亡政府,由中国提供所需的必要条件。电报最后一句话是,此事由您决定。这句话意味着,到底出不出兵,反正由你决定,斯大林把球踢给了毛泽东。12日3点多钟,毛泽东收到由罗申转交的电报,立刻口头答复:同意。罗申回去后,将毛泽东的意见转告了斯大林。斯大林看到这一结果,就给金日成拍了电报:金日成同志,中国人原打算出兵携助你方共同作战。在此关键时刻,中国人取消了原定计划。现在,你要抓紧撤退,有关撤退事宜,由大使馆协助安排。晚9时,毛泽东在下午口头答复罗申后,正式以书面回电:同意放弃北朝鲜,中国不予出兵。13日凌晨,毛泽东在经过一夜的思考后,决定再次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并派飞机将在鸭绿江渡口,指挥部队渡江的彭德怀接回,研究讨论朝鲜问题。

有关会议讨论的详情,不得而知,至今这个会议记录尚未解密,但大家知道会议的讨论结果:中国最终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首先将此次会议的内容向罗申做了通报,并请他转告斯大林:我们决定于10月19日出动四个军的兵力赶赴朝鲜,有关你方出兵的具体时间,由周恩来与你们共同商定。随后,他又给周恩来发了电报,大致内容是:政治局经研究,决定出兵朝鲜,即使中国单方出兵,这个仗也要打。打才有利,不打无利。有两个问题需要你同斯大林商量落实。第一,我们缺少资金,可否贷款购买他们的武器装备,待战后偿还;第二,要斯大林作出出动空军的保证,其准备时间最迟不能超过2个半月。在苏联空军出动前,我们可以把作战策略稍做调整,先打阵地战,后打进攻战,先期避免同美军接触,将打击的重点放在伪军身上。待武器装备和苏联空军全部组织到位,再向美军发动进攻。

10月14日,周恩来回到莫斯科,并同莫洛托夫商讨此事。有关他们谈话的具体内容,我没有看到相关资料。在会谈结束后,周恩来便给斯大林写封信。在信中,他讲了以下几点:一是要求以贷款方式解决武器装备问题;第二,在苏联出动空军后,请求苏联方面增派轰炸机,以帮助中国防守边境城市和北京、沈阳、天津、青岛等一些内地大城市。从这个电报内容判断,周恩来此前同莫洛托夫,已就苏联空军出动事宜初步达成协定,否则,何谈出动轰炸机?10月14日,当周恩来的信件到了黑海,等待斯大林答复的时候,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10月15日,莫洛托夫再次面见周恩来,转告斯大林的意见:同意贷款,战后半价结算。空军肯定出动。但不能越过鸭绿江。斯大林的意见使周恩来深感意外,苏联空军不越过鸭绿江,岂能称为出动。事已至此,周恩来只好拍发电报将这个情况告诉毛泽东,然后乘机回国。毛泽东接到周恩来的电报,也大为吃惊,尽管苏联决定出动空军,但不越过鸭绿江,实质就是中国在孤军奋战。此前,各种军方资料显示,包括彭德怀在内的所有志愿军高级将领最为关注的就是空军协同问题。在朝鲜战争初期,美国空军强悍无比,朝鲜半岛上空如同美国的天下,B29战略轰炸机在3000米以下实施地毯式轰炸,使地面攻击目标几乎荡然无存。作为司令员的彭德怀,内心十分清楚空军兵种的极端重要,作战展开推进、军事后勤保障须臾离不开空军的支持。毛泽东也非常知道空军对于中国出兵的重大意义。10月18日,毛泽东指示立刻派飞机将彭德怀接回,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讨论在苏联空军不越境的情况下,是否出兵的问题。现在看来是个十分遗憾的事情,10月18日的讨论记录至今没有发现。据多人回忆,原因是毛泽东不让做会议记录。从会后拍发的电报内容和当事人的回忆记载,毛泽东在会上坚持出兵的意见,即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中国出兵的决定绝不能有丝毫的改变。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会议通过了按照原定计划出兵的决定。彭德怀再次乘机赶赴前线,指挥作战。10月19日晚7时,志愿军主力部队开始渡江,10月25日,同美军遭遇,打响了现在称之为第一次战役的战斗。之所以出现偶然相遇的情况,原因在于,10月18日,毛泽东在决定出兵后,拍发一封致赴朝部队和各大军区负责同志的电报,要求对出兵的事情,内紧外松,只做不说,隐蔽进发,不搞对外宣传,实际上就是不宣而战。志愿军的秘密渡江,出乎美军意料之外。此外,朝鲜地势狭长,中间是山区,两边是海岸。美军携带重武器不便在山区行走,只能沿着海岸向北推进,而志愿军进入山区向南进发,就使双方行军路线交错穿行,志愿军回望才发现美军在部队的后方,因此,既有了这次遭遇,又打了一场大胜仗。大量解密档案显示,在战争初期,美国国务院情报委员会、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情报评估报告乃至麦克阿瑟本人均作出中国不会参战的判断。而作为总指挥的麦克阿瑟的意见就对决策显得极为重要。总统杜鲁门对中国到底能否出兵感到疑虑重重,于是让麦克阿瑟赶赴华盛顿,商议此事。当时,麦克阿瑟战功显赫,居功自傲,让总统到东京盟军司令部见他,杜鲁门也不好放下身架,按照麦克阿瑟意愿行事。双方折中,选定于10月15日在太平洋小岛---威克岛上会面。

在威克岛机场,杜鲁门一下飞机,就问麦克阿瑟一句话,你说中国会不会出兵?如果中国不参战,我们就占领北朝鲜,中国要是出兵,我们就不越过三八线,放弃攻占北朝鲜的计划。麦克阿瑟坚持认为,中国绝对不会参战,可以随心所欲地打,现在看来苏联肯定不会介入,中苏是同盟关系,苏联不出兵,中国也不会参战。在此之前,韩国军队首先越过了三八线,随后美军进入。但在9月27日,国防部就给麦克阿瑟下达命令,如在朝鲜北部发现中国军队,就立刻撤回到三八线。

这里存在着历史机缘的问题,如果中国当时知道美国的计划,公开进行宣战就可以避免一场战争的爆发。而恰恰相反,毛泽东采取的策略是只做不说,秘密出兵,历史的机缘由此错过。此时,美国军队越接近鸭绿江,白宫越是担心,中国果真出兵,又怎么办?这就是杜鲁门坚持与麦克阿瑟面谈的原因。麦克阿瑟说了句对未来战争走势有着至关影响的一句话:七、八、九月,是中国出兵的最佳时机,如果在这三个月内,中国参战,美国就没有了任何取胜的希望。时至现在,才决定参战,中国的天时地利丧失殆尽,对他们来说,那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次屠杀。杜鲁门闻听此言,心里倍感踏实,两人便乘坐飞机各自返回。

在距离谈话结束不足10天的10月25日,第一次战役打响。根据情报反馈,在战场发现大量的中国军队。麦克阿瑟对此毫不相信。为了探知真实情况,他乘飞机在空中亲自巡视,没有发现大股部队出没的迹象。原因在于,彭德怀在作战结束后,立即命令部队钻入白雪皑皑的山沟,将人员和装备隐蔽起来,没有被美军发觉。麦克阿瑟回到指挥所,给国防部拍了电报,认定这个仗是小股共军流窜部队所为,人数至多不足五万。随后,继续指挥部队向鸭绿江推进。此时,志愿军渡江部队已达二十六万,而非区区的不足五万。对部队数量和敌情的误判,使麦克阿瑟在即将进行的第二次战役中损失更加惨重,彭德怀悄悄张开口袋,静待他来上钩。

在此过程中,苏联改变了原定计划,决定出动空军,并可越过三八线实施空中作战。现在,可以从前苏联国防部档案看到这方面资料,包括各空军部队调动的方式方法、各飞行团指定飞行区域等情况记载得一清二楚,这说明斯大林及其空军部队对出动事宜做好了一切准备。但斯大林始终揣摩不透毛泽东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因为事前约定,过两个半月后空军出动,而毛泽东居然在没有空军掩护下先行出击,做法背离常理,实在令人匪夷所思。然而,在中国真的出兵后,大约在10月28日,斯大林下达立刻起飞,并可以越过鸭绿江实施掩护的命令。只不过附加了一个特殊要求:参战飞行员必须穿着志愿军制服,参战战机必须喷涂朝鲜人民军标记,飞行中必须使用中文对讲。按照这个命令,经过短暂培训,苏联飞行员可以使用几句简单中文进行对话。但在战斗中,这个秘密很快披露,因为飞行员在紧急战斗的情况下,会不自觉地使用母语。苏联空军参战的消息迅速上报美国国防部,出于防止战争进一步扩大升级的考虑,国防部将此信息予以扣压,竭尽全力确保不对外散布,致使这个秘密一直埋藏了40余年,至今才为世人知晓。关于苏联空军在朝鲜战场发挥作用问题,志愿军空军训练直到1952年结束,才正式参加空中战斗,主要负责外围作战,其核心任务基本由苏军承担。

鉴于时间关系,我仅把从朝鲜分裂到中苏出兵的过程给大家讲述一下,应该说大约有百分之八十到百分八十五的内容,依据的是档案文献,其余源自一些回忆录,我主观加入的成分很少。

我现在回答两个问题,不一定对,仅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第一个问题是,斯大林的态度和意愿是决定中朝出兵的关键因素。从前述过程看,金日成始终有开战的打算,但斯大林不表态,北朝鲜发动战争的底气就会不足,需要斯大林给予支持。在初期,毛泽东不是不想参战,而是不想先行出击。斯大林最初不同意发动朝鲜战争,为什么在一个月后他就转变了态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他改变了主意?

这两个问题在史学研究中属于比较难做的题目,原因在于它是对领导人决策动机的分析,而不是对史实的描述。对史实描述,我们可以把历史材料找出来,白纸黑字,非常明了,直接记述就可以。但对领导者脑子里的真实想法,就很难确定。如果他告诉你,我当时是这样想的,你敢相信吗?因此,对动机的分析要依靠大量的史料做背景,在此基础上进行逻辑的推断;第二,中国出兵是毛泽东的主意,在决策的时候,大家提出了反对意见,是什么动机坚定了他的信念。

对第一个问题,在史学界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一个解释是,苏联认为美国不会干预朝鲜问题,这就是斯大林决定出兵的原因。此理说不通。如果不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斯大林没有冒此风险的必要。另一个是,中苏结成了社会主义同盟,斯大林由此认为社会主义阵营日益强大,完全具备与美国抗衡的条件。这本是无稽之谈。从现有的背景史料推导不出这个结论。我认为,恰恰是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才使得斯大林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突然改变了主意。这个利益来自中苏同盟条约。从表象上看,中苏同盟条约确实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但就另外一个层面,中苏同盟条约却是对苏联在远东利益的极大损坏。简单地说,斯大林本不想同毛泽东签订新的条约,想继续维持1945年同蒋介石签订的旧条约的效力。但毛泽东滞留莫斯科达两、三个月之久,你不签,我不走,迫使斯大林作出让步,签订了新的中苏友好条约。该条约明确了中长路(中国长春铁路)、旅顺港和大连港要在两年内归还中国。对苏联而言,这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战略利益的问题。苏联经营这条铁路由来已久,早在沙皇时期就由银行投资修建,被称为中长路。此后,俄国又将旅顺港租赁下来,把太平洋舰队停靠在那里。大家知道,俄国在远东只有海参崴一个港口,但海参崴是个半不冻港,冬天出港艰难。此外,若要南下太平洋,必须经由日本海和对马海峡,舰队易遭受来自日本和朝鲜的攻击。有了旅顺港和中长路,俄国就具备了军事优势,旅顺港是个不冻港,可以自由出入大洋,没有任何牵制;中长路发端于远东,连接西伯利亚铁路,经满洲里至哈尔滨,运送物资和军队极为方便。因此,从沙皇俄国开始到前苏联,都把占有中长路和旅顺港作为远东亚洲战略的基点。斯大林曾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的9月2日,发表过一番感慨:1904年,日俄战争,旅顺口被日本抢占,1945年,又被我们拿了回来。我们一代人等待这一天,用了40年。除考虑外蒙古独立这个因素外,维护苏联在东北特权利益,是他逼迫蒋介石签订条约的主要原因。

新条约的签订,使苏联在远东的安全战略遭受损害。出海口没了,不冻港也没了。因此,占领朝鲜半岛不失为一个选择。在朝鲜半岛共有四个港口,分别是仁川、元山、釜山和济州岛。1945年的9月,苏联外交部就曾向斯大林提交一个备忘录,认为朝鲜半岛的四个港口对苏联来说显得特别重要,只要占领其中的两个就足矣。但由于9月14日中苏签约和朝鲜三八线的划分,此后,斯大林就再未提及有关朝鲜港口的事情。

现在的问题是,这是苏联设立远东战略基地的唯一机会。至于美国表示不予干涉,只是一个假设条件。如果美国表达了苏联出兵我就参战的明确态度,斯大林恐怕不会为了朝鲜问题,承担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进而挑起世界大战。实际上,很多人都没有认清斯大林的真实面目,斯大林既谨慎又胆小,从来不敢冒风险,吓人唬人是其常用手法。唬住就算,唬不住就跑。分别发生于1946年和1947年的土耳其、伊朗危机就是明证,史学界把这场危机归因于苏联对外扩张政策。其实,他们看错了斯大林的为人,斯大林采取的是张牙舞爪恐吓的策略,在朝鲜问题上亦是如此。我觉得斯大林出兵发动战争的动机,主要出于苏联自身安全和战略利益的考量。

 

第二个就是毛泽东为什么坚持要出兵朝鲜的问题。这可以分两个阶段来阐述。在9月15日,美军成功登陆仁川以前,毛泽东坚持出兵完全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原因在于,在那个时间出兵较为容易,只要占领了半岛两侧的海岸线,美军就失去了向内地进发的滩头堡,加上苏联空军的力量,就会把美国人赶下大海,战斗彻底结束。问题是在9月15日,美军登陆仁川以后,特别是在10月份,美军越过三八线、天时地利均对中国不利、而且遭到众人的反对情况下,毛泽东还要坚持出兵,原因又是什么?可以这样看,毛泽东牵挂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前途命运,而且在他的心中装着亚洲革命事业,乃至于世界革命的利益。他认为对此责无旁贷,应当承担起这个重任。

既然同苏联有了分工,由毛泽东负责亚洲革命,那么亚洲出现了情况一定要由毛本人承担责任,而且必须以切实的行动解决问题。另外一个方面,更是来自于对中国根本利益的考量。毛泽东极为注重与苏联的关系。1950年1月14日,中苏能够签约是毛泽东顶着巨大压力,同斯大林斗智斗勇的结果,如果此时毛泽东不出兵,斯大林肯定对毛泽东有看法,中苏关系很有可能产生破裂。在斯大林看来,中国如果不出兵,毛泽东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同蒋介石、铁托一样是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毛泽东自视为世界革命的领袖,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最不想戴上这顶帽子。因此,毛泽东说了这么一句话,打败也得打。在他看来,发动这场战争不是为了争胜败、斗输赢,而是要向斯大林证明,中国人是敢打的,是有大局意识的,是照顾世界革命利益的,我毛泽东是具备当领袖资格的。分析毛泽东,必须把思考路径落实到这两个方面。打天下容易,坐天下难。就当时的情况看,中国共产党离开苏联的支持,没有中苏同盟条约的保证,管理一个偌大的国家,确实存在不少的困难。以中共干部结构为例,我查阅的大量资料表明,中共缺乏管理城市经验的干部严重到了相当的程度。上海战役围而不打,长达数月之久。究其原因,在毛泽东给斯大林拍发的电报中给出了答案,毛泽东说,我打上海很容易,可那是我们没见过的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打下来怎么管?你赶快给我派专家来,又是电灯又是电话,还有下水道,我们什么都不懂。此后的谈判也都是围绕干部问题、请求援助的问题展开。如,1949年1月,解放军马上占领西安、南京几个大城市,军队进了城从没见过这么宽的马路、高高的楼房,比照在山沟间、窑洞里有很大的反差,国民党留下来的知识分子信不过,依靠西方也不行,只有依靠苏联这一条路。陈云就曾同苏联大使讲过,弄金融,金融不懂;弄交通,交通不懂;下水道也不懂。什么都不行。因此,通过签订中苏同盟条约,建立稳固的中苏关系,对于巩固中共政权是一个核心的问题,也是毛泽东始终予以关注的大问题。

综上,毛泽东不想违背斯大林的意愿,否则,中苏关系就走向解体,中苏同盟条约就会变成一纸空文,这是毛泽东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结果。打败仗没关系,有中苏同盟条约,责任同苏联一起承担,量美军也不敢进犯。这点已被美国解密档案所证实。不侵犯中国本土、不与苏联发生直接的冲突是美国的一贯政策,正因为麦克阿瑟天天嚷着要轰炸天津和青岛,就被杜鲁门找借口将他赶下台。

这就是,我从毛泽东的角度、他的高度去考虑为什么他坚持一定要出兵所做出的判断,也是我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我今天的讲演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提问1:我看过您的关于毛泽东、斯大林和朝鲜战争的书。您的有关志愿军伤亡的数字,比所有人的数字都低。我就想问一下实际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对现在的这个朝鲜核问题和目前还在有效的中朝友好互助条约怎么看?第三个问题就是您在书中提到当时朝鲜军方的一些高级将领,后来跑到其他国家避难去了。另外最先进入朝鲜的武亭(原名金武亭,是中国共产党军队里的朝鲜人领袖——编者注)在1951年是怎么死的?现在国内也有不同的说法。

沈志华:第一,我先告诉你,有关现实问题我是不研究的。我本人不是说没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作为一个学者,回答什么问题只能是你研究范围内的问题,否则我将同你一样。我对现实问题的看法也不是作为一个学者讨论的,因此,我不想在这种场合做一回答,在私下瞎聊聊可以,如果讲,就得负责任。

关于伤亡的情况,我曾专门同军事科学院的同行聊过这个问题。我也知道这方面的材料非常多。面对这些众多的材料,怎样作个取舍?我的原则是:不可能做到统计精确,这是第一;第二,如果可能的话,就伤亡人数只能是自己统计自己的,遵循一个统计口径。我们俩打仗,我说他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谁信?不能信。你只能相信自己的统计方法和结果。当然,你可以说中国的统计数据存在虚假情况,是,可能,但是没有办法,只能这样。你可以搞它几次,比如,我说的十万人这个数字可能不准确。那只有等国防部档案解密了,那数字才可能是真的。但是,无论如何你不能用美国的说法,美国说打死100万人,根据何在?说我们各部队报上来的,那你报上来的就准吗?那要是说我们报上来打死你们500万,你信吗?所以不能用对方的统计数据,只能根据己方的统计数字。而且学者可以在几次公布的不同数字当中做一个挑选、做一个推算,选定一个标准进行处理,我本人也只能这样处理。

武亭的问题我不太清楚,我看过一些资料,同很多韩国人也谈过此事,至今也没有弄清具体情况。有的说是他被金日成谋杀。但我访问的几个人,又都说他已回国。这个问题现在看来特别复杂,主要是朝鲜任何资料也不公布。我也曾写过几篇文章,但没有一个能在国内发表,因此也就没有办法进行深入的讨论。

提问2:您是研究中朝、中苏关系的学者,我想在1949年建国之前,蒋介石跟斯大林是友好的,毛泽东对此很有看法。其实,毛泽东在建国前向美国政府伸过好几次橄榄枝。你想象一下,如果说建国以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跟美国交往,也没有依靠苏联老大哥,中国现在的政体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会不会有很多很糟糕的苏联那些东西?

沈志华:这个我可以回答,这是学术上的问题,同现在中国的政体没关系。先声明,我也不是说想改变政体。

在学术上其实一直是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就是中共和美国的关系战后一步一步走向恶化,到底有没有一个机会使得他们可能走向正常化?或者用美国人的话说,是不是失去了机会。这个争论非常大。我看了很多美国学者在这方面讨论的资料,他们混淆了两件事。一是1944年和1949年,毛泽东的态度和美国的态度,前后是不一样的。第二,就是美国人过于讨论美国政府的决策是对还是错,还有没有机会?没有考虑毛泽东是怎样想的。你觉得想跟中国好就好了,人家还不理你呢。其实这问题应该从两个阶段来看,我为什么说分两个阶段呢?这就涉及到对中苏同盟的一个判断。其实,中苏同盟对毛泽东和斯大林来说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斯大林最初选择的是蒋介石,而不是中国共产党,他想同蒋介石结盟,他才能够利用同中国的这种关系。当然,他那时想不到蒋介石会倒台,跑到台湾,在1949年前就是这样的情况。当时,他认为中国国民党政权是稳固的,他不想同中共这个“反政府组织”勾勾搭搭,否则,就影响了他同现政权的关系。但在抗战后期,中共确实表现出一种欣欣向荣、艰苦朴素的昂扬斗志,特别是1944年美军观察团赴延安,写就的考察报告,对共产党人赞不绝口,严厉地批评了重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断言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在那时,美军观察团成员以及驻中国大使在政治倾向上比较亲共,毛泽东当时也比较向往美国的政治制度。这在解密的毛泽东谈话记录中可以得到证明。他在第一次谈话中说,共产党人也是中国人。这句话明显具有试探性,其真实的含义是,中共会考虑中国人的利益,未必坚持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到底是民族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美国人在交谈中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包含民族主义主张,共产主义最终理想是解放全人类,没有狭隘的国家、民族的观念。毛泽东向他们透露的就是这个信息。随后,双方发现彼此谈得很投机,就将话题转向更深层次。毛泽东认为,中国未来的希望在美国,不但在经济上是这样,在政治上也是这样。这是毛泽东的原话。真实的意思是,中共将来不能依靠苏联。毛泽东之所以能说出这样的话,一方面来自于抗战期间毛本人同斯大林的矛盾。杨桂松曾经讲过,从皖南事变、西安事变直至蒙古调兵等等,两人早已结下恩怨;另一方面毛泽东也充分地认识到,美国比苏联更为强大的事实,因此,他同观察团成员讲这句话是带有倾向性的。但由于美国国内右派势力坚持反共立场,致使美国当局没有接纳毛泽东,高斯被撤职,戴维斯回国后被政府通缉,捏造了一个间谍案,结果打消了毛泽东向美国靠拢的希望。时间到了1946年至1947年初内战爆发的时候,毛泽东仍对美国寄予很大的希望。在已公布的周恩来与马歇尔的谈判记录中就体现了这一点。其中的一段颇有意味:马歇尔说,外边传说毛泽东先生病了,要去莫斯科疗养。周恩来回答,哪里哪里,毛泽东同志让我给你带话,如果他有病的话,他一定去华盛顿而不是去莫斯科。他说他在华盛顿能够学到很多东西。马歇尔回去后就将这个情况报告了美国总统。但那时形势已成定局,在毛泽东看来,美国太瞧不起人了,中共何必吧吧唧唧,这个结果使毛泽东深受刺激。

到了七大召开的时候,毛泽东提出:苏联人也是我们的朋友,我相信苏联的援助一定会到来,否则的话,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这都是毛泽东在七大讲话的原文,此时,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因此,我认为在1944年到1946年间,毛泽东有向美国靠拢的可能性,美国也有同中共沟通交流的机会,只是美方没有把握住这个机遇。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中国的发展道路肯定会有所不同。时间到了1949年,这个机会已经彻底丧失,中共即将掌权,美国对华政策随之改变,在美国国内,特别是以马歇尔、艾迪逊为首的国务院,极力要同中共发生关系,坚决抛弃和出卖蒋介石政权。这次我到美国看到了蒋介石日记,我才知道蒋介石很有民族气节,对美国人恨之入骨。在1949年反省记录中,蒋介石叙述到,在国共内战中,国民党失败的原因自然在斯大林和苏俄援助共匪,但更主要的是美国人没有真正地施以援助,马歇尔在其中显得最坏。

马歇尔、司徒雷登在中国的经历很复杂,真实的情况并不如以前所描绘的那样,由于时间的关系,在这里就不讲了。但就中美关系而言,核心的问题不在于美国是怎么看的,那已显得不重要,关键是毛泽东的态度、立场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美国保持接触,只是毛泽东采取的一个策略,目的是给美国留点幻想,进一步稳住局势,不让美国人向蒋介石提供帮助,照此看来,美国始终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被他所耍弄。我最近写篇文章介绍了毛泽东早已下定决心,向苏联一边倒的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说明这个问题。也就是在1949年1月,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中共就已作出明确表态;在1949年7月,刘少奇访苏,与斯大林就双方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的立场主张进行了沟通,并达成一致。毛泽东此时早已准备好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的草稿,并等待刘少奇谈判的消息。7月27日晚,刘少奇与斯大林谈判结束,28日3点将谈判结果电告毛泽东,随后,毛泽东发表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决定。所以,在这个时候美国再递橄榄枝也起不到作用,机会已全然丧失。当中苏同盟关系形成的时候,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由此决定。

提问3: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让美国没有使用原子弹呢?

沈志华:在朝鲜战争进行之中,确实有几次美国想要使用原子弹,给对方以毁灭性的打击,从而尽快结束这场战争。为什么没有使用,尽管我没有写过相关的文章专门加以论述,但查阅的资料比较多,我可以做几个归纳:第一,美国人并没有认识到原子弹的危害有那么大。在美国在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的10年后,也就是从1954年、1955年开始,在日本海发现大面积的污染和大量的人员死亡,查探原因才发现是十年前投放的原子弹造成的恶果。此时,人类才发觉原子弹这个东西太可怕。在人们的概念,特别是在毛泽东的头脑中,原子弹只不过就是几个炸弹叠加在一起,威力更大些而已。因此,美国在想使用原子弹的时候,知道投放后产生的严重后果,但没有想到在道义的层面还会遭受谴责。二是苏联拥有原子弹,它怕遭受报复。美国是在1945年,原子弹成功爆炸的,而后苏联于1948年9月爆炸原子弹成功。尽管苏联距离使用还有一段时间,但苏美双方都不敢投射,谁都不愿意冒这个风险,这就叫核威慑平衡。第三个原因是美国不想使战争扩大升级。现在,美国的档案非常容易看到,它严格按照解密时间对外公开,当你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每个决议文件一张一张看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美国确实在实行着一种防堵的政策。在杜鲁门和罗斯福的时代,他们基本实行这种战略,他不愿意扩大战争。因为你打了我,我又不能不管,所以得应付你一下。但到50年代后期----艾森豪威尔时代,情况就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提问4:我有两个地方想要修正一下,刚才您在讲座里说的是,之前朝鲜半岛要搞民选嘛!然后你提到金日成搞选举的时候,他想把首都也定在汉城,我想确认一下是不是?

沈志华:是,因为在历史上汉城是它的首都。金日成宣布成立的朝鲜人民共和国的权力范围涵盖朝鲜半岛,不仅仅指三八线以北的地区。

提问5: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看过一些其他的材料。后来金日成是假的,之前的金日成实际上被苏联调了个包。然后我对照纪录片。后来不知如何?

沈志华:闻所未闻。

提问6:您刚才讲的就是朝鲜半岛跟苏联战略利益的幕后打算。但是有这样的打算他为什么不能自己出兵?但是如果单单中国介入战局,中苏同盟条约的约束力何在?中国出兵他为什么犹豫?他有自己国家的战略利益,对朝鲜半岛有一个切身的战略利益,他反而不愿意出兵。但是如果美国打中国的话它就会出兵吗?我想再补充一下,美国不打中国的话,苏联由于中苏同盟条约他会怎样?

沈志华:美国对渡过鸭绿江和三八线的态度是犹犹豫豫的,其实我刚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是由美国整个战略决定的。你说斯大林不愿意出兵朝鲜,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若能够得到他想要的利益,斯大林就会做出一些重大决定,如发动朝鲜战争。但如果不用他出兵,问题就能得到有效地解决,那样岂不是更好。你记住,斯大林是一个非常会算计的人,我最近就在写他人生最后八年的生活----1945到1953年的斯大林。其间,我看了他很多案例,他是个考虑问题非常周密的人。在经过一番精密的算计之后,他只要认为达到了目的,就不一定非要决定出兵朝鲜,他完全可以躲在背后暗中操纵。事实也是如此,人民军是他训练的,装备是他给的,钱是他出的,只不过仗是朝鲜人打的,而打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他,否则他不用花那么大本钱。如果美国打中国,苏联会出兵,我不是说苏联做出的决策。而是说,中国人对问题的一个估计,对美国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的一个估计,如果你要打中国我就打你,不是这个意思。

 

提问7:我这问题刚好跟您刚才讲的有关。因为金日成占了北朝鲜,李承晚占了南朝鲜。那么对于斯大林来说他已经拥有半个朝鲜,拥有整个朝鲜对他来讲意义是一样的。因为他需要的港口也好,对他来讲,他是不是说是因为他贪心还是金日成误导了他,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因为这个现在看来半个朝鲜和整个朝鲜对他都一样。

沈志华:不一样。刚才我讲过这个问题。苏联外交部写过报告给斯大林,认定四个有战略价值的港口,可以作为军港使用。其中三个都在南朝鲜,只有一个在北朝鲜的元山,而这个处于北朝鲜的元山也在三八线附近。苏联对此没有什么安全感。

提问8:毛泽东他想出兵,看一本最新的书,就是他觉得有种亚洲的历史的责任感,就是中国传统势力范围意识,因为朝鲜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个藩属国,有邦交传统,要帮助朝鲜。传统上中国的那种宗主国的荣誉感是吗?

沈志华:我们可以有这个推论,但是各种资料显示不出来。只有周恩来说句唇亡齿寒的话,跟这个能沾上点边。如果我们把视线往后拉,看到1956年事件,直到1961年中朝建立同盟关系,签定同盟条约的时候,你就会明显地感觉到毛泽东有那种所谓的中央帝王的思想,此后,他在处理许多问题的时候都是如此,可以说,毛泽东没有作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领导人的现代感觉,他仅有一个中国传统皇帝的感觉。比如说同朝鲜的关系。他可以容忍你的各种错误,只要你服从我;可以把很多领土都划给你,条件还是你要服从我。在中国皇帝的眼里,中国是没有边界的,就是一个一个的人群,你服我了,你就是我的。你不服吗,那你也是我的。为什么把土地割让给了俄国?天朝打不过人家,你拿走。1962年,中印边界战事激烈,争的就是麦克马洪线,依照赫鲁晓夫的说法,鸟都不拉屎的地方,你们还争什么?毛泽东的想法也是一样,在毛泽东同印共中央总书记高适谈话的时候,毛泽东就表露了,别看现在争这个,没意思,那点土地有什么意思?如果你掌权了,喜马拉雅山我都给你。我们在后面的很多资料中都能感觉出毛泽东有这种思想。但他这种思想是逐步形成的还是当时就有的?我至今不敢作出判断,也许是金日成同毛本人进行幕后谈判的结果。

比如,毛泽东写的“沁园春.雪”,通篇就能感觉出帝王的气魄。但他当时有这种气魄吗?我有点怀疑。我看了很多资料,在解放初期,毛泽东缺乏信心。所以,对那个时期的毛泽东心态,我把握不准。如果说在1956年以后,“一五计划”全面完成,中国实现了统一的情况下,毛泽东的气魄肯定大得很。

提问9:有些专家,包括上次在凤凰卫视有一个中国国防大学教授谈朝鲜的战略军事地位和缓冲地位已经失去。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沈志华:你提出的是个现实问题,在这里还是追述一下历史,在历史事件中寻找答案。在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苏联、美国、中国都没有把朝鲜作为一个战略要地。而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各国却将其视为一块极具战略意义的地带,原因在哪里?是基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美国国防部是反对参战的,理由是如果参战,当时就不把那些军队撤出来。在他们看来,占领朝鲜半岛没有任何的军事意义,所以作出了撤军的决定,让苏联人占领好了。之所以这样做,主要基于两个理念:一个是从军事上进行的考虑,第二个是二战结束后,在政治家和军事家头脑中的战争是一个全面战争的概念。局部战争的概念是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才出现的。所谓局部战争就是战争可以在某个地区予以结束,呈现双方开战、谈判、停战的过程。此后的越南战争就是按照这一思路加以解决的。而在此前的战争都是打着打着就引发了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均是如此。当人们没有局部战争概念之时,他就没有局部利益的考虑,而首先想到全局利益。如果从全面战争的概念出发,占领朝鲜就没有意义,在朝鲜战争以后随着理念的转变,由区区的半岛,衍生到美国在远东的整个利益,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提问10:朝鲜战争中谁是最大的赢家,谁是最大的输家?

沈志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单就战争而言,苏联当然是最大的赢家。他也就是花了点钱,后来我们又都偿还了,基本没有损失,但中国、美国和朝鲜都很惨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日本、台湾却占了便宜,日本由一个战败国一跃成为美国的盟友。12月2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讨论台湾问题。军方一直认为台湾是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对于美国具有极其重要的军事意义。中共打到天津从天津撤,打到青岛从青岛撤,打到上海从上海撤,在中国大陆,美国海军陆战队丧失了立足之地,必须坚守台湾,与中共对峙。艾奇逊否定了军方的看法,提出要从政治上看问题。他认为,美国真正的敌人不是中国而是苏联。如果美国把军力、物力投放到与中国一争高下上,苏联就会隔岸观火,从中渔利。最好的办法是,将中苏割裂,争取中共的靠拢,至少让它处于中立地位。如此,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就隔着一个偌大的缓冲地带,美苏直接冲突就不会发生,世界就会走向和平安全之路,若达此目的,就必须出卖蒋介石,把台湾让给共产党。后来的发生的情况却与艾奇逊的主张背道而驰,台湾在朝鲜战争中得以生存并获得了发展,蒋介石由被美国准备抛弃的对象提升到进一步稳固了自己在台湾的统治,因此说来,台湾在这次战争中也是一个大赢家。

本文根据作者录音整理,未经演讲人审阅,如有疏漏,敬请谅解。原题:《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的起源——2009年5月30日三味书屋演讲》

 

美国是怎样卷入朝鲜战争的

2010年06月21日13:12腾讯历史沈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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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朝鲜战争的爆发,对于华盛顿来讲的确是出乎意料的。我们列出一张时间表,通过美国政府决策的不断升级过程,可以看出美国是怎样一步步陷入朝鲜战争泥淖的端倪。

文章原刊于《世界历史》杂志1995年第3期

原标题:《美国是怎样卷入朝鲜战争的:过程和依据》

朝鲜战争的爆发,引起美国对朝政策乃至远东政策骤然发生转变。1950年初美国政府曾公开宣布朝鲜半岛处于美国远东战线的防御圈之外,美国对朝鲜问题的一切计划都是以从朝鲜脱身为基点的。这一政策的理论依据是杜鲁门1月5日的声明、艾奇逊1月12日的演说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而这一政策的实施方案则是2月初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东京制定的“非橄榄球”作战计划。然而战争爆发后,美国在仅仅五天之内,连续做出一系列决策,而且步步升级,终于全面卷入了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的爆发,对于华盛顿来讲的确是出乎意料的。然而,美国的反应却异常迅速而且激烈。从最初获得战争消息感到震惊和慌乱,到做出全面介入战争的最后决定,前后不过几天时间。我们列出一张时间表,通过美国政府决策的不断升级过程,可以看出美国是怎样一步步陷入朝鲜战争泥淖的端倪。

6月24日,星期六。

晚上9时稍过,在华盛顿的美联社总社收到驻南朝鲜记者报道朝鲜发生战事的第一封急电,称北朝鲜军队发动了进攻,“开城已告失守”。国务院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打电报向驻汉城的美国大使馆询问。大约在同一时间,即21时26分,国务院收到穆乔大使的电报:

根据朝鲜军队的报告(此项报告已部分地为朝鲜军事顾问团的战地顾问的报告所证实),北朝鲜的部队今天清晨已向大韩民国领域的好几个据点进犯。开始行动的时候大约在上午4时。瓮津遭受北朝鲜炮火的轰击。6时左右,北朝鲜的步兵开始在瓮津、开城和春川等地区越过三八线。据称水陆两栖部队已在东海岸江陵的南部登陆。开城据说已在上午9时陷落,北朝鲜大约有10辆坦克参加了这次战斗。北朝鲜部队以坦克为前锋,据称已向春川逼近。江陵地区的战斗详情不明,但似乎北朝鲜部队已将公路切断。我们今天上午正在同朝鲜军事顾问团的顾问们和朝鲜的官员们进行会商,研究当前的局势。

从进攻的性质和发动这次进攻的方式看来,这似乎是对大韩民国的一场全面攻击。

当时正值周末,美国很多政府官员都在度假或外出。杜鲁门总统和家人团聚在密苏里州的独立城,国务卿艾奇逊、驻联合国大使沃伦·奥斯汀则分别住在马里兰州和佛蒙特州他们各自的家中。国务院远东事务顾问杜勒斯尚在东京没有回国。被电话召到国务院来的只有联合国事务助理国务卿约翰·希克森、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无所任大使菲利普·杰塞普、联合国政治与安全事务处副处长温豪斯和国务院远东事务处官员培根等人。至于军方领导人,据杜鲁门和艾奇逊的回忆,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当时正在从东京返回华盛顿的途中。除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外,一时无法与其他部长和参谋长取得联系。

22时左右,艾奇逊接到电话通知,希克森报告了有关朝鲜冲突的情况后,建议第二天上午召开一次联合国安理会,号召停火。艾奇逊表示同意,并授权驻联合国副大使欧内斯特·格罗斯去找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艾奇逊还要求国务院迅速通过佩斯与五角大楼取得联系,以便共同研究应付方案。

23时20分,艾奇逊与杜鲁门通上电话。艾奇逊将穆乔的电报内容和召开安理会的建议报告了总统。杜鲁门表示同意,并要立即赶回华盛顿。由于夜间飞行风险较大,而且关于朝鲜的局势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艾奇逊劝杜鲁门第二天再动身。

23时30分,希克森给赖伊挂通了电话。赖伊同意在次日下午2时举行安理会紧急会议。与此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值日官切斯特·克利夫顿中校也是由于新闻界的询问才获悉朝鲜发生战事的消息。然而,除了等待局势进一步明朗以外,军方似乎是无所作为。由于截止到第二天清晨,除了第一封电报,穆乔以及驻汉城的使馆再没有发回更多的消息,午夜过后由陆军副参谋长托马斯·廷伯曼准将主持的临时“指挥所”,只是确保把来自国务院的各种指示和情报转给太平洋彼岸的麦克阿瑟的司令部,而整个五角大楼所做的仅是准备以克利夫顿中校的名义向新闻界发布一份简短的声明,宣布美国政府已获悉朝鲜爆发了战争以及美国军队没有卷入战争。

 

6月25日,星期日。

午夜刚过2时30分,希克森终于找到了格罗斯,向他口述了由温豪斯和培根起草的提交安理会的议案,内容确定后,用电报将召开紧急会议的请求和美国的议案通知了安理会其他成员国,并随后派温豪斯乘飞机将议案带往纽约。

国务院在早晨收到了来自南朝鲜的进一步消息:以一个坦克纵队为核心的大规模进攻正指向汉城和金浦机场。南朝鲜的武器装备显然远远不能抗衡。刚刚从马里兰州驱车赶回华盛顿的艾奇逊认定在朝鲜已经发生了全面战争,情势危急,便再次与杜鲁门通了电话。杜鲁门决定立即赶回华盛顿,并于当日晚在布莱尔大厦召开国务院和国防部有关人员会议。杜鲁门还要艾奇逊会同陆海空三军部长和参谋长立即进行研究,以便在他回来后能提出一个方案。

10时35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军事情报处收到麦克阿瑟司令部发来的一份情况综述,对形势的估计比较乐观。报告对南北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显然做了十分错误的估计。报告说,北朝鲜的进攻部队只有3个师,而南朝鲜的防御部队有4个师,另有第5师正在开赴前线。所以报告认为所丢失的一些土地都在应急的防御计划的意料之中,算不得一回事。麦克阿瑟认为,尽管“从北朝鲜投入的力量和战略意图来看”,他们的进攻是“猛烈的”,战术上也造成了突然性,但无论如何其最终目标尚不明确。麦克阿瑟已下令向南朝鲜运送弹药,并建议集结在菲律宾的第七舰队主力开赴朝鲜,以防万一。军方本来就认为朝鲜对美国没有战略意义,况且在几个月前也曾拟定了对付入侵的应急计划:一旦发生战争,美国将尽快撤出所有的军事人员、外交官和平民,必要时动用空军掩护。这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于危机的态度似乎是希望执行这一应急计划。

11时30分,艾奇逊根据杜鲁门的要求,召集了有军方人员参加的会议。国务院方面出席会议的都是首脑人物,即艾奇逊、韦伯和腊斯克,而五角大楼方面出席会议的代表只是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和副参谋长托马斯·廷伯曼。显然军方对这次会议并不重视。会议通过的行动计划建议:美国空军和海军力量应在汉城、金浦机场和仁川港周围建立防御圈,以确保美国平民的安全撤离;授权麦克阿瑟根据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建议向南朝鲜提供武器装备,而不受以前的军援计划的限制;只要韩国部队仍有战斗力,美国军事顾问就不应撤离;麦克阿瑟的职权应包括指挥美国在朝鲜的全部军事行动;一俟联合国安理会投票通过在朝鲜采取联合行动,“就授权并指示”麦克阿瑟使用包括第七舰队在内的一切力量去“稳定局势,包括在可行的情况下,恢复三八线的原分界线”。尽管这些建议都通过电话征求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其他成员的意见,但参谋长联席会议后来的文件仍称这一行动计划是国务院方面提出的。

下午2时,杜鲁门的座机独立号从堪萨斯机场起飞,由于时间仓促,总统的两名随员竟未及赶上飞机。杜鲁门在飞机上用电报通知艾奇逊,晚7时30分召集国务院和国防部有关官员在布莱尔大厦共进晚餐,并召开紧急会议。就在杜鲁门的专机起飞时,在纽约的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正式开始。赖伊引用联合国驻朝鲜委员会的报告,认为北朝鲜已破坏了联合国宪章,而安理会应采取措施,重建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接着格罗斯宣读了美国的决议案,要求安理会命令北朝鲜停止敌对行动,将其军队撤回三八线。据艾奇逊的回忆,美国起草的决议原来说的是“北朝鲜对大韩民国的武装进攻‘构成’无端的侵略行为”。但其他几个安理会成员国认为,对目前掌握的情况能否作出这个结论表示怀疑。他们认为,说这是“构成对和平的破坏”较为合适。美国照此意见修改了决议案。所以,下午6时以前,经短暂的休会进行考虑后,安理会代表同意接受美国的决议案,只有南斯拉夫弃权。

下午5时过后,杜鲁门抵达华盛顿,即直接赶往布莱尔大厦。被召集来参加会议的国务院官员有艾奇逊、韦伯、腊斯克、希克森、杰塞普,国防部官员有约翰逊、陆军部长佩斯、海军部长弗朗西斯·马修斯、空军部长托马斯·芬勒特、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海军参谋长福雷斯特·谢尔曼以及布雷德利共13人。会议正式开始前,约翰逊请布雷德利宣读了一份他从麦克阿瑟那里拿来的关于台湾战略重要性的备忘录。似乎现在要讨论的不是朝鲜局势,而是台湾的命运问题。艾奇逊感到这是国防部与国务院意见分歧的表现,军界一直对朝鲜问题不感兴趣,而对于国务院的弃蒋政策耿耿于怀。由于杜鲁门把话叉开,这个问题没有进行讨论。

晚上7时45分,会议在晚餐后正式召开。杜鲁门请艾奇逊首先发言。艾奇逊依据国务院情报司提供的关于朝鲜问题的分析报告,讲述了南朝鲜的局势。该报告估计,北朝鲜军队将在7天之内攻陷汉城,并在72小时后向南朝鲜提出“和平解决建议”,即要李承晚投降。如果美国不出面,南朝鲜即将崩溃。随后,艾奇逊宣读了准备好的建议。据艾奇逊说,当天下午他曾独自在办公室思考行动方案。所以,宣读的建议与上午商讨的内容稍有修改,并归纳为三点:(1)麦克阿瑟应将包括军人眷属在内的美国公民撤离朝鲜,为此,应当出动美国空军击退对金浦、仁川等机场和港口的进攻。但美国的空军部队只能在三八线以南活动。(2)应当命令麦克阿瑟以空投和其他办法向韩国军队提供军火和给养。(3)应当命令第七舰队立即从菲律宾的海军基地出发北上,进入台湾海峡,以防止战争扩大到该地区。同时发表一项声明:第七舰队将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也阻止台湾进攻大陆。杜鲁门插话,可以立即命令第七舰队北上,但是在该舰队到达指定地区以前,暂不发表声明。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每个人都谈了不同的具体细节支持这几项建议,同意采取以上行动。谢尔曼和范登堡宣称,动用海、空军即可应付局面,通过美国的空中打击和海上重炮猛轰,战争就可能结束。柯林斯对此表示怀疑,但大部分人都反对使用美国的地面部队。杜鲁门又详细询问了一些军事方面的问题,最后决定采纳艾奇逊的三项建议。杜鲁门指示三军参谋长作好必要的准备,以便一旦联合国号召向北朝鲜采取行动时,立即发出命令,使用美国的部队。同时,接受柯林斯的建议,授权麦克阿瑟向南朝鲜派出一个调查组,对于援助的方式和怎样使用远东的美军力量做出第一手估计。杜鲁门还决定将第七舰队交给麦克阿瑟指挥,其基地设在日本的佐世保。会议于23时左右结束。

从25日的情况看,美国军方对朝鲜问题的态度并不十分积极,反而是国务院比较主动。由于国务院的建议中已经提出了台湾问题,因此,关于朝鲜问题的这些建议没有遭到军方反对。尽管决定使用空军部队介入战争,但其目的似乎还是为了达到撤离朝鲜的原定方案。至于是否使用美国军队来阻止北朝鲜的进攻,拯救南朝鲜政权,显然还是个犹豫不决或至少没有明确的问题。其原因,很大程度在于对战局发展的情况没有更清楚的了解。

 

6月26日,星期一。

从朝鲜传来的消息令白宫感到沮丧:南朝鲜部队节节败退,北朝鲜部队则步步进逼。美国军事顾问团怀疑李承晚的部队能否坚守住汉江这条三八线与汉城之间唯一的天然屏障。穆乔大使不顾麦克阿瑟的反对——这位将军认为不必惊慌失措和操之过急,于凌晨2时做出使馆撤离汉城的决定,尽管他本人还留在汉城。李承晚的政府则已决定迁至汉城以南240公里的大邱。晚些时候发来的麦克阿瑟的电报令杜鲁门感到吃惊:

南朝鲜第3师和第5师零零星星地投入汉城附近战斗的结果,并未能阻止敌人的入侵,这种入侵被认为是过去两天中敌人行动的主要努力,其目的在于夺取首都汉城。敌人的坦克正进入汉城近郊。……在当前这种迅速恶化的局势下,远东司令部派出的前往朝鲜的军事调查组已下令召回。

南朝鲜的部队抵挡不了北朝鲜的猛攻。敌人的有利因素完全在于拥有坦克和战斗机。作为战斗情况的指标来看,南朝鲜的伤亡人数表明缺乏足够的抵抗力,也缺乏战斗意志,据我们估计,很快就会全部崩溃。

下午3时15分,南朝鲜大使张勉向杜鲁门转递了李承晚请求提供援助的信。杜鲁门回忆说,张勉“显得很忧郁,几乎要掉出眼泪来”。显然,局势已经异常严重。

晚上9时,杜鲁门再次在布莱尔大厦召开紧急会议,与昨天的会议相比,这次会议的气氛显得凝重。首先由布雷德利汇报了朝鲜战况,声称南朝鲜的军队正在全线后撤,几乎丧失了“有效的抵抗能力和斗志”,汉城“异常危急”,北朝鲜的坦克已“兵临城下”,李承晚的部队即将“彻底瓦解”。范登堡报告说,美国空军已击落一架苏式雅克型飞机。在答复杜鲁门要求提供建议时,艾奇逊提议:

——空军和海军应向朝鲜军队提供全面支援。在目前可将活动限制在三八线以南。

——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福摩萨的进攻,告诉国民党人也不要进攻大陆,告诉第七舰队,如有必要,可阻止他们这样做。

——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的军队,并加速援助菲律宾军队。

——增加对印度支那的援助,并告诉法国人我们要派一个强大的军事使团去。

——如总统同意以上各点,请总统发表按他指示所准备的声明,其中包括建议所采取的行动。

——在明天上午召开的安理会会议上,我们应该提出一个新的决议案,号召联合国会员国给朝鲜援助,以回击武装进攻和恢复这一地区的和平。

这些建议得到一致赞同,并得到杜鲁门总统的批准。但是,对于美国出动海军和空军援助南朝鲜军队作战是否能够奏效,仍有意见分歧。海、空军官的看法比较乐观,但陆军参谋长对此深表怀疑。杜鲁门于是询问了美国地面部队的情况,经柯林斯和布雷德利反复估算,认为美国兵力明显不足。如果出动地面部队,就需要下令动员国民警卫队和请求国会拨款。杜鲁门命令立刻对此进行研究。

会议只进行了一个小时,杜鲁门即下达了出动海军和空军支援南朝鲜军队以及派第七舰队驶向台湾海峡的命令。杜鲁门还要约翰逊用电话通知麦克阿瑟,动用在远东的海、空军力量支援南朝鲜,但只能在三八线以南活动。会后,佩斯立即向麦克阿瑟下达作战命令:对三八线以南的“所有军事目标都可以出动空军”,“海军对所有海岸水域及港口可以自由采取行动”。

这就是说,在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美国就迈出了卷入战争的第一步,同时,也为中美之间的抗争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已经有意使用地面部队介入战争,只是由于能力不及和对海、军力量的出动寄于希望而没有立即采取行动而已。还有必要指出,在美国总统和陆军部长的命令下达时,联合国安理会尚未开会通过所谓支援南朝鲜的决议案,美国国会也还没有就此问题进行讨论。这意味着美国政府采取的军事行动甚至没有任何表面的合法化。当然,白宫对此并不是不介意的。麦克阿瑟受命后,要求授权将“援助措施”立即向南朝鲜宣布,以“激励士气”。但国务院不同意,韦伯回答说,在总统与国会取得联系之前,不能公开宣布此项消息,“以免影响国会对政府的支持”。但麦克阿瑟认为,如果不给南朝鲜军队注入一针兴奋剂,不用几个小时,战争就结束了。这样,在麦克阿瑟的一再坚持下,韦伯和佩斯同意了他的要求,条件是在杜鲁门的公告发表以前,不得使用英语广播这些决定。

 

6月27日,星期二。

上午,杜鲁门率国务院和国防部主要成员与国会领袖会谈。在艾奇逊概要地介绍了情况后,杜鲁门宣读了国务院为他草拟的准备在会谈后发表的声明,征求国会领袖对此声明的意见。国会领袖们对杜鲁门政府的行动采取了一致支持的态度。参议员维利询问美国军队目前卷入的程度,约翰逊确切地回答,麦克阿瑟一接到命令,就立即派出了空军和海军部队。参议员说,只要知道美国已有军事力量在朝鲜,并且总统认为这些力量够用,便行了。泰丁斯参议员报告说,他所领导的兵役委员会已于当天上午早些时候决定延长征兵法的期限,并建议授权总统召集国民警卫队的力量。问题转向政治范围后,杜鲁门解释说,目前所采取的行动是为了支持联合国为恢复朝鲜地区和平所作的努力。至于台湾,他的命令是辅助性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爆发任何新的战斗。会谈时,还讨论了美国向联合国提交的议案,除提出一些措词的问题外,该议案也得到这些国会议员的一致同意。当天,共和党领袖托马斯·杜威也在电话里向艾奇逊宣读了他的声明,保证支持政府在朝鲜的行动。

会后,杜鲁门向报界发表了声明,宣布美国已派海军和空军部队为南朝鲜部队提供掩护和支持,并且已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以阻止对台湾的进攻以及台湾对大陆的进攻。杜鲁门为第二道命令寻找的行动依据是台湾的未来地位尚未确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本和约问题的解决或经联合国的审议。

下午3时左右,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会议,讨论美国提出的“建议联合国成员国向大韩民国提供为制止武装进攻并恢复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和安全所必需的援助”的议案。会议辩论达数小时之久,随后又休会几小时,以便印度和埃及代表等候各自政府的指示。直到深夜11时50分,在苏联代表仍然没有返回联合国的情况下,安理会才以7票赞成,1票(南斯拉夫)反对,2票(印度和埃及)弃权,通过了美国提出的“紧急制裁案”。

 

6月28日,星期三。

三军参谋长们通过对朝鲜局势通宵达旦的研究后得出结论:仅仅依靠海、空军是无法挽救南朝鲜的危险局势的。战斗机的轰炸在白天可以摧毁北朝鲜的坦克纵队,但却无法阻挡10余万人的步兵对仅有其兵力1/4的南朝鲜部队的进攻。在上午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其下属的联合战略委员会研究一下,如果当前在朝鲜采取的行动收效甚微,那么从军事角度出发,应采取什么对策,并限48小时拿出方案。该委员应该考虑空军在三八线以北采取行动,以及包括“派遣地面部队”在内的其他行动。

下午5时,杜鲁门在白宫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研究朝鲜局势。空军部长芬特勒要求取消对空军只能在三八线以南活动的限制,以向南朝鲜军队提供“充分的空中支持”。杜鲁门拿不定主意,他请空军参谋长范登堡研究这个问题。美国空军“可能不得不”轰炸北朝鲜的空军基地和储油罐,但他目前还无意作出决定。范登堡感到问题非常敏感,因为北朝鲜的空军基地位于三八线以北约60公里,美国飞机不可能借口“误越边界”对其实行轰炸。艾奇逊和约翰逊也不倾向于这样做。杜鲁门最后说:“我们不会那么干。”尽管杜鲁门在不到24小时之后便改变了态度,但在此之前,麦克阿瑟早已口授了一份给远东空军副司令帕特里奇的电报,命令他“立刻摧毁北朝鲜的机场”,并不准他声张。对于麦克阿瑟来说,这是他自朝鲜开战以来第一次,但决不是最后一次超越了总统授予他的权限。

 

6月29日,星期四。

麦克阿瑟派往朝鲜的以约翰·丘奇准将率领的先遣调查团发来消息,如果美国军队不投入战斗,已不可能恢复战前的分界线状态。北朝鲜军队已经攻克汉城,并肃清了那里的李承晚军队,现正继续挥师南下,直指南朝鲜政府的临时所在地水原。在约翰逊的紧急动议下,杜鲁门于下午5时再度召开了有副总统巴克利、国务卿、国防部长、三军部长和参谋长、财政部长及中央情报局局长等人参加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会上,约翰逊首先提出了一项发给麦克阿瑟指示的建议。约翰逊认为,仅仅为了建立一个保证空军行动安全的基地,就应该动用地面部队。因为从日本基地起飞的战斗机,在目标空域行动的时间极为有限,并且无法与它们支援的南朝鲜部队取得联系。约翰逊还抱怨把海军和空军的行动限制在三八线以南的做法,使北朝鲜的补给品和增援部队可以顺利地向南运送。如果建立一个得到保护的空军基地,还可以保护那里的美国人员安全撤离。总之,约翰逊认为,美国军队至少应在南朝鲜有一个立足点。杜鲁门表示,所采取的行动不要含有美国计划同苏联作战的意思,而只是表明要“迫使北朝鲜人退回到三八线以北”。同时,这一行动还要保证美国“不至于过深地陷在朝鲜,以至我们照顾不了其他地方可能发生的类似情况”。佩斯认为,对于授权在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的问题上,应特别慎重,并对这种行动明确地加以限制。艾奇逊概要地向会议汇报了国务院对苏联行动所作的估计,国务院的分析认为,“中国人可能干涉,俄国人则不至于”。

根据杜鲁门的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于当日下午6时59分向麦克阿瑟发出第84681号命令,其要点是:(1)授权麦克阿瑟在朝鲜使用地面部队,但目标是保障远离战区的釜山的港口、飞机场和交通设施。(2)准许动员海军和空军在远东的全部力量打击三八线以北的一切军事目标,但要“特别注意,在北朝鲜的行动应清楚地止于满洲和苏联边境”。(3)“如果苏联部队积极攻击我们在朝鲜的作战行动,你部可自卫但不能采取使形势恶化的行动,并应向华盛顿报告情况”。

这一天,美国的行动又进了一步。海军和空军出动的目的已经不仅是保护美国平民的撤离,而且要打击北朝鲜的军事目标,特别是把三八线以北的军事目标也包括了进去。另外,美国还决定将地面部队投入朝鲜,尽管只是保护性的,但这距离真正加入战斗,只有一步之遥。

会议后不久,艾奇逊带着蒋介石的提议回到白宫。蒋介石表示愿意在南朝鲜投入33000人的军队,由美国运送和提供给养。杜鲁门对此表示赞同,艾奇逊则提出反对,理由是“这些军队对保卫福摩萨比保卫朝鲜更有用”。杜鲁门指示在次日的会议上再提出这一问题,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6月30日,星期五。

麦克阿瑟亲自乘飞机对南朝鲜进行视察后,于子夜1时给五角大楼发出一份洋洋2000字的电报。电报说南朝鲜部队已“完全丧失了反击的能力”,目前能够坚守汉城以南战线的唯一希望“是在朝鲜作战区域投入美国地面部队”。麦克阿瑟建议立刻派遣一支约2000人的部队,随后再从日本抽调两个师的兵力,供初期的反攻使用。柯林斯被五角大楼的值日官从床上唤醒后,匆匆赶到办公室。他立即与麦克阿瑟直接进行了电传打字会商。麦克阿瑟要求立即对他的建议给予答复,并再次强调前线急需美国军队的援助。柯林斯只得又唤醒陆军部长佩斯。佩斯答应向总统请示,便于凌晨5时向杜鲁门请示。佩斯口述了麦克阿瑟的电文后,杜鲁门仅问了几句,就命令佩斯立即通知麦克阿瑟,同意先派一个团的兵力投入战斗。

上午8时30分,杜鲁门再次召集布莱尔大厦小组讨论在朝鲜投入地面部队作战的问题和蒋介石向朝鲜派出军队的建议。杜鲁门仍倾向于接受蒋介石的建议,因为时间十分紧迫,而蒋介石的部队在5天之内即可上船出发。但艾奇逊和三军参谋长都反对让蒋介石卷入朝鲜战争,其中最充分的理由是这种行动可能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对朝鲜进行干涉或进攻台湾。杜鲁门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决定婉言拒绝蒋介石的建议。此后,麦克阿瑟关于在朝鲜使用地面部队投入战斗的要求,没有受到任何阻力便顺利地通过了。杜鲁门批准了将要发布的命令。

上午11时,白宫举行与国会领袖会晤的会议。杜鲁门向国会领导人作了简要介绍,宣布他刚刚命令美国地面部队介入朝鲜的战争。在漫长而紧张的沉默之后,只有一位共和党参议员对总统未经与国会商议便决定使用地面部队的做法表示异议。杜鲁门以时间紧迫为由回答了这一指责。国会两院以压倒的多数对杜鲁门的决定表示支持。

下午1时22分,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麦克阿瑟下达了84718号命令:“兹取消84681号命令中关于限制使用陆军的规定”,授权麦克阿瑟可以使用他所指挥的陆军投入朝鲜的战斗,只是以“在目前情况下不危及日本的安全为限”。此外,“国务卿奉命通知,目前对蒋介石委员长提供部队的建议应予谢绝”。

至此,杜鲁门政府终于非常轻易地迈出了使美国全面卷入战争的最后一步。随着7月5日第24师第1团史密斯特遣队在乌山投入作战,美国正式参加了朝鲜战争。一般说来,地面部队投入战斗就意味进入战争状态,而杜鲁门未经事先宣战——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事例,也未经国会同意——这在以往的情况下会遭受国会的强烈抵制,便决定了美国所面对的战争与和平的选择。然而,美国国会和舆论却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美国也就这样一步步地陷入了朝鲜战争的泥淖。

朝鲜半岛本来是处于美国在远东的环形防御线之外的,美国军方几次制定的关于朝鲜一旦发生战事的应急方案也是迅速撤离朝鲜半岛,退守日本。就是说,从朝鲜脱身是美国的既定国策。但为什么在战争爆发仅仅几天,美国政府就完全改变了它长期精心制定的政策,不顾一切地全面卷入了朝鲜战争呢?

 

美国做出介入朝鲜战争的决策的确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有几个前提必须搞清楚。

(1)朝鲜战事发生时,美国并没有弄清北朝鲜发起进攻的意图究竟是什么,除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这次进攻得到了苏联的认可和支持这一点外,政府各机构研究部门和情报部门看法各异。这次进攻的目标到底只是想占领南朝鲜,还是想以南朝鲜为跳板进攻日本?到底是局限在远东范围,比如台湾、越南、菲律宾,还是声东击西,利用美国在远东集中兵力的时机使苏联得以向西欧进攻?到底是北朝鲜的单独行动,还是苏联甚至加上中国蓄谋已久的总战略的前哨战?其中有些问题,甚至到仁川登陆时都没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这种对战争意图的迷惘,必然造成决策的盲目。

(2)美国政界和军界普遍对战争的爆发感到突然。尽管如前所述,许多情报机构都有关于发生军事冲突的迹象的报告送达各主管部门,但鉴于冷战状态下紧张局势的普遍存在,加之朝鲜南北军事冲突延续已有一年多,所以无论政界和军界都没有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甚至战火已经燃起,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麦克阿瑟仍然掉以轻心,认为这不是一次决定性的战斗。对于战争缺乏心理准备,或者说只做了一旦发生战争便撤退到日本的准备,就使得美国在突如奇来的环境中表现出惊慌失措,那么也就很难避免决策的失误。

(3)即使考虑到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美国军方的立足点也建立在南朝鲜军队完全可以抵挡住任何进攻这一分析的基础上。战争前夕,美国政府内部关于朝鲜问题的争论仅仅集中在是否再给南朝鲜援助,究竟给多少援助这样一个问题上,从来没想过美国要亲自出兵参战。军方普遍认为只要再给点军火,南朝鲜军队便可以稳住战线。进攻开始一天以后,麦克阿瑟还对杜勒斯及其助手打包票说南朝鲜军队完全可以应付。就是说,美国在军事上也并没有准备。因此,轻率做出的第一个决定便轻而易举地引导出第二个决定。从整个战争过程看,美国的政治决策多少都有些被军事形势牵着鼻子走。

(4)从军事理论上讲,由于掌握了原子弹,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以及战后大量裁军的现状,美国的军事战略理论片面地集中在建立的空中核打击力量的基础上,过分依赖于海、空军力量。战后美国的军事战略只是准备去对付一场苏联对美国或西欧突然发动的全面进攻,而这种进攻将遇到战略空军力量的强有力反击。正如李奇微所说:“在朝鲜战争之前,我们的全部军事计划都是设想打一场席卷世界的战争,并且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中,对一个遥远而又无法设防的半岛进行防御乃是愚蠢之举。”“有限战争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比较生疏的概念。”其结果是苏联按兵不动,美国却由于判断失误而为太平洋彼岸的弹丸之地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卷入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

正是在这种认识盲目、判断失误以及心理和军事都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仓促做出了进入战争状态的重大决定。这不能不说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在这种偶然性的背后,在各种偶然性的交叉中,仍然存在着某种必然性,存在着美国卷入战争的历史基础。

首先,战后的世界分裂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和敌视的意识形态。美国既然自认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领袖,也就担负起了保卫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责任和义务。而苏联则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在美国眼里,苏联正在利用其战后建立起来的军事优势——这种优势由于掌握了原子武器而更具威胁性,实现其一贯宣传的目标:解放全人类。况且,雅尔塔体系已经大体上划分了美苏两国或两大阵营的势力范围,而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又确定了美苏冷战游戏的规则。所以,美国认为向南朝鲜的进攻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向资本主义阵营的公然挑战。在1950年初美国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中,75%的人认为苏联人正在谋取“统治全世界的权力”,正是这种心态的表现。

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早已为美国对外政策定下了这样的基调:作为西方世界的领袖,美国必须抵制苏联发动的任何进攻或制造的紧张局势。从希腊到柏林,从伊朗到中国,从西亚到远东,战后几年的历程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尽管从军事战略的角度上讲,朝鲜半岛被划在美国的远东防御线之外,但是从政治战略的角度上讲,南朝鲜毕竟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毕竟是受美国保护的西方世界的前沿阵地。为了维持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这种威信,为了不失掉“自由世界领袖”的面子,即使是在军事和经济上对美国都不很重要的朝鲜半岛,也成为美国决心保卫西方世界免遭“共产主义侵略”的象征。1949年“丢失”中国之后,就使得南朝鲜在远东的这一象征更具重要性和代表性。

杜鲁门在回顾朝鲜战争时,正是这样说的:

我们当时的心情是:必须坚决制止这种对一个自由国家实行武装侵略的行动,这对保持和平十分重要。我们向大家宣告,我们认为朝鲜的局势关系很大,因为从这种局势中可以看出西方的力量和决心。目前,要想制止世界其他地方的新的行动,唯一的办法是采取坚决的行动。根据我们的看法,如果我们不能采取行动保护一个在我们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并且由联合国采取行动来保障它的自由的国家,那末,不但在亚洲,而且在欧洲、中东和其他地方,靠近苏联的各国人民对我们的信心都会受到极不好的影响。

艾奇逊对这一点说得更加明确:

这是一次公开的、赤裸裸的对我们国际公认的南朝鲜保护者的地位的挑战。南朝鲜是对美国占领下的日本的安全重要的地区。鉴于我们的应战能力,回避这个挑战将使美国的权力和威信受到极大损失。我认为威信的意义是权力投下的影子,那是具有巨大的威慑上的重要性的。因此,我们不能让一个苏联傀儡就在我们的防线火力圈内征服这个重要地区,不能仅仅在安理会中说几句话,表一下态而不作更多的反击。看来我们必须下定决心使用武力。

当然,杜鲁门和艾奇逊作为美国介入朝鲜战争的主要决策人,在事隔多年后采取这种说法,多少有些为美国错误地卷入这场战争的决定进行辩护的用意。这是因为,战争后来的发展完全出乎美国意料,而美国的舆论和民意在战争尚未结束之时已经开始转向,从初期对战争的热情变为抱怨和厌恶这场没完没了的战争。不过,当时美国的决策确实有很大的意识形态的因素。当国会顺利通过杜鲁门关于介入战争的决定后,俄勒冈州共和党参议员莫尔斯说了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总统的历史性声明向世界上爱好自由的人们清楚地表明,我们决不能容忍共产党侵略自由世界。”

其次,美国确定的冷战原则是遏制政策,从这一政策出发,美国必须阻止苏联侵入自己势力范围的每一步扩张行动。而朝鲜发生的进攻行为,就被美国认为是苏联策划的全线进攻的第一步,或试探性进攻。因此,美国必须加以遏制。

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国务院的情报分析人员就做出结论说:北朝鲜事先未得到莫斯科的指示,绝不可能发动这场战争。因此,这一行动必须被看作是苏联的行动,是过去18个月中支配苏联对外政策的军事力量日益增强的组成部分。但是,唯有这一次,苏联显然是在冒爆发一场全面战争的风险。 艾奇逊也认为:“几乎可以确定,进攻是由苏联发动、支援和怂恿的。”

正因为美国认定对南朝鲜的进攻是苏联战略进攻的第一步,因此对这一行动的后果设想得十分严重。6月25日的布莱尔大厦会议之后,艾奇逊递交杜鲁门一份杜勒斯从东京发来的电报。杜勒斯的分析是:“坐视朝鲜在无缘无故的情况下遭受武装攻击的蹂躏,就将产生一连串灾难性的后果,从而极可能引起世界大战。”第二天,杜鲁门接到麦克阿瑟关于南朝鲜军队崩溃在即的电报后,对他的顾问们说:“如果共产党在朝鲜获得成功,那就会置日本于容易受到红军和飞机攻击的距离之内,而冲绳岛和福摩萨就会腹背受敌。”“目前朝鲜局势的发展,在我看来,就像柏林事件更大规模的重演。共产党人总是找我们军事上的弱点进攻;我们必须对付他们的攻击,以免被卷入世界大战。”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美国不仅立即决定使用海、空军参加朝鲜的战斗,而且还向台湾海峡派遣海军舰队,向菲律宾和印度支那提供援助,甚至命令空军着手制定摧毁苏联远东全部空军基地的计划。而这些部署,都发生在美国地面部队投入战争之前。

美国当局所关注的,与其说是朝鲜战争本身,不如说是这场战争的后果。很多西方学者都认为,美国政府介入朝鲜战争的原因在于,这种干预对于防止苏联在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是非常必要的。他们认为美国的决策肯定受到慕尼黑综合症的影响,所以要努力避免重复30年代失败的绥靖政策。这种分析对他们说来是很自然的。布雷德利曾经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相当单纯地认为,世界上所有共产党的行动都是斯大林从莫斯科亲自操纵的。那天晚上我们猜测,斯大林为了让其卫星国对远东实现全面进攻,已暂时放弃了他在欧洲和中东的计划。朝鲜可能仅是这一进攻的第一步,下一步可能是台湾,再下一步则可能是印度支那,菲律宾也可能是目标之一。”

希特勒是怎样在西方绥靖政策的鼓舞下,一步步蚕食欧洲的情景还深深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很容易使人们联想到远东多米诺骨牌的结局。对于出现这种可怕后果的担心,无疑是美国决定在朝鲜出兵的原因之一。否则,很难理解美国为什么会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勉强对这样一个本来准备放弃的半岛投入兵力。杜鲁门在做出美国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决定后,心情就是这样。他走到办公室里一个大型地球仪前,指着朝鲜说:“这是远东的希腊。如果我们现在态度强硬,那就不会有什么下一步的麻烦事。”

再次,美国政府在战争爆发几天之内迅速改变了对朝鲜政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政治斗争的结果。美国的两党制和议会制以及社会舆论,对于政府的对外政策制订有着重大影响。

 

尽管与对台政策相比,国务院在朝鲜问题上态度稍为强硬,但总的来讲,美国民主党政府的对外政策基调是从远东脱身,把战略重点放在欧洲,更未曾设想在朝鲜半岛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自从美国政府确定了从中国脱身的政策以后,特别是在苏联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和中苏结成同盟以后,美国共和党掀起了对政府远东外交政策普遍不满的浪潮,他们把美国“丢失”中国的责任归咎于民主党的外交政策。麦卡锡借机指控国务院里有大批共产党,更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国务院里的中国问题专家几乎全部被清洗,艾奇逊首当其冲,承受了极大压力,甚至马歇尔也难免受到牵连。不仅如此,艾奇逊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也受到军方的指责和攻击。在这种背景下,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月中,以艾奇逊为首的国务院不得不时时谨言慎行,注意免遭共和党强硬派的攻击。作为总统的杜鲁门则更为重视国内,特别是国会的舆论倾向,而且尤其注意国会中各委员会主席的态度,因为他们对国家的立法和法案的通过起着决定性作用。而这些人大多主张对一切共产党国家都采取强硬立场。共和党议员对民主党外交政策的猛烈攻击,也迫使杜鲁门为平息舆论而采取让步。共和党外交政策主要发言人杜勒斯进入国务院就是这种妥协的结果。如果说民主党政府在1950年上半年一直在寻找一个与共和党妥协,以迎合舆论,稳定国内政治统治的机会的话,那么,朝鲜战争爆发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事实上,在朝鲜问题上使用武装力量的主张,正是共和党在国务院的代表人物杜勒斯首先提出来的。

朝鲜战争爆发时,杜勒斯刚刚访问南朝鲜后留在东京。当他听到战争到消息后,尚未搞清情况,便立即与他的助手艾利森一道,起草了一份给艾奇逊的电报,其中特别提到:“南朝鲜可能自己有力量抵住并击退进攻。假如是这样,那是最好了。但是,如果出现了他们力不胜任的情况,我们认为应该使用美国军队,那怕这样做会冒引起苏联的对应行动的风险。”这使杜勒斯成为第一个以文字形式提出美国使用武装力量介入朝鲜战争的人。艾奇逊对杜勒斯的意见十分重视,他认真阅读过以后,便把电报单独呈送杜鲁门。这封电报的意见无疑反映了共和党强硬派的立场,也无疑对杜鲁门和艾奇逊在第二天的布莱尔大厦会议上决定出动海军和空军投入战斗起到了重要影响。

杜鲁门关于美国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决定在国会内和社会舆论中引起的反响,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杜鲁门政府的决策受到共和党和国会压力的影响。除了塔夫脱认为杜鲁门未经国会同意而做出的决定有侵犯国会拥有的宣战权之嫌外,杜鲁门的决定在国会受到一片赞扬。曾经最严厉地抨击政府远东政策的共和党参议员惠里说:“总统目前这样的道路是唯一可采取的光荣道路。”“总统最后终于采纳了我们一些人的建议,他划定了忍耐的限度,在太平洋问题上,他放弃了举棋不定的作法,这使全国的人都松了一口气。”杜鲁门的决定也赢得了舆论的支持。《纽约时报》称杜鲁门的决定是“一个重大和无畏的行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登文章说,“从来没见过华盛顿这么一大部分人几乎一致满意政府的决定”。甚至连股票行市也上涨了。

决定使用武装力量直接干预朝鲜战争,的确使杜鲁门政府度过了1949年底以来形成的政治难关。然而,这只是暂时的。美国军队在战场上的失利很快使杜鲁门政府陷入了更大的政治危机。

最后,美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还与苏联对战争的态度有最直接、最密切的关系。因为在美国看来,战事虽然发生在朝鲜半岛,而它的真正对手却在莫斯科。正如前面所讲,美国的决策是针对苏联的,所以,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苏联的一举一动都是在给美国传递信息。而美国的第一项决定几乎都要首先研究苏联的动向和态度。

斯大林本身并不愿意挑起战争,更不愿意与美国直接兵戎相见,这也是苏联对外策的基本原则。但是,如果北朝鲜能够迅速取得进攻的胜利,而且又如金日成所说,在美国未及出兵之前就可以实现朝鲜的统一,那又何乐不为呢?毕竟,在斯大林看来,朝鲜半岛离苏联的军事基地旅顺港有150哩,距苏联的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才25哩,而与美国还隔着一个太平洋。所以,斯大林积极支持了北朝鲜的军事行动。不过,苏联决不愿意公开出面干预朝鲜问题,更不允许给美国和世界舆论留下受人指责的口实和证据。因此,苏联处处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而这一点恰恰在客观上鼓励了美国采取军事行动。

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国务院便给驻苏大使馆发去一份电报,要艾伦·柯克大使立即约见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正式向他通报北朝鲜发动进攻的消息,并要求苏联施加影响让北朝鲜撤回入侵部队。然而,下午6时48分美国驻苏大使馆参赞沃尔沃思·巴伯回电说,苏联外交部高级官员一个都找不到,据报,重要人物都不在城里。给人的印象是苏联采取回避态度。6月29日中央情报局局长希伦柯特报告:尚无迹象表明苏联打算支援北朝鲜,远东苏军也没有什么动静。 6月30日美国收到苏联的复照,复照说苏联认为朝鲜发生的事件是朝鲜内部事务的一部分,并宣称它反对外国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这种明显的置身事外的态度显然使正在决策的美国政府如释重负。国务卿艾奇逊的看法是,这个照会表明苏联将不会干预战争。于是,苏联的这种态度无疑为美国地面部队的参战敞开了大门。

苏联对待联合国的态度是朝鲜战争研究中的疑团之一,也是美国分析苏联对战争态度的依据。

很多研究者都认为,苏联代表在1950年1月退出联合国安理会是犯了一个外交上的错误,以致使苏联无法在联合国发挥作用,阻挠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在战后的联合国安理会上,苏联代表经常使用否决权,甚至在一些琐碎的事情上也是如此。所以,如果苏联仍在安理会中,就很容易利用否决权来阻止美国在朝鲜采取的行动。此外,如果许多东欧国家不随着苏联退出联合国组织,在战争初期美国也绝不可能在联合国如此随意行动。当然,如果说苏联在半年前就预见到朝鲜战争爆发,从而采取表面上的回避态度,那是言过其实了。但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对于重返联合国的冷淡态度就颇值得研究者注意了。当然,在重大问题上苏联如此反应迟缓,在当时也特别受到美国决策者的注意。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在1950年8月1日苏联代表马立克重返联合国安理会之前,联合国关于朝鲜问题一共做出三项决议,即6月25日(美国东部时间,下同)通过的要求立即停止战争行为,北朝鲜立即撤回三八线以北的决议;6月27日通过的责成联合国成员国应向南朝鲜提供可能需要的援助,以击退武装进攻并恢复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决议;7月7日通过的派遣联合国军入朝参战的决议。

第一个决议是程序性的,对于美国出兵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况且因时间仓促,苏联也来不及返回联合国。即使苏联回到安理会,也难以对这种呼吁和平的一般性决议使用否决权。

第二个决议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它带有明显的倾向性,而且是美国为实行其出动海、空军向南朝鲜提供援助的政策提供法律依据的。但正是在这个重要决议通过前几个小时,苏联代表放弃了返回安理会行使否决权的有利时机。6月27日中午,赖伊、马立克和格罗斯共进午餐。吃过甜食后,赖伊告诉马立克,他马上要同其他外交官前往安理会就朝鲜问题举行会议,并问道:“您去吗?我认为贵国的利益是要求您出席的。”当时格罗斯连连后退,脸色煞白。因为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正是美国将采取的行动的合法外衣,而如果马立克到会,毫无疑问会否决议案,那么美国精心策划的计划就会毁于一旦。他想用脚在桌子底下碰碰赖伊,示意别再扯下去了。但这时马立克摇摇头说:“不,我不去。”马立克显然是得到了国内的指示。据葛罗米柯回忆,朝鲜战争爆发后,他曾向斯大林建议,苏联代表应于6月底返回联合国安理会,以便在那里使用否决权反对联合国做出不利于北朝鲜的决议,但斯大林拒绝了这个建议。

无论如何,苏联没有及时返回安理会使得美国可以随意利用联合国这一工具为其决策服务,而苏联的举措则在客观上使美国可以得心应手实施其出兵朝鲜的计划。

至于第三个决议通过的后果就更为严重,由于苏联缺席而按美国策划而顺利通过的这个决议,不仅使美国在联合国军的名义下介入战争,而且为美国越过三八线北进提供了借口:正是因为有联合国军这面大旗,美国才能够以联合国提出的南北朝鲜统一为理由越过三八线。而这一举动的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使战争打到鸭绿江边,并迫使中国出兵朝鲜。美国在战争的泥淖越陷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