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凌空铁骨衣宏:胡楠仁：红卫兵报刊幕后往事

　　“文革”10年间，异乎寻常的现象迭出。其中之一，就是群众组织创办的报刊铺天盖地，这与全国官方报刊种数锐减恰恰相反。据初步估算，类似《红卫兵》、《东方红》、《造反者》这样的红卫兵报刊，竟有5000种之多。这些报刊是山头林立的各红卫兵组织的喉舌，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狂热浪潮下的变异文化现象。它虽然只存在了短短3年，然在其初创、发展、鼎盛、衰亡的过程中，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轶闻。

　　【红卫兵小报让人认识了“五大造反领袖”】

　　1966年5月底，中国的政治气候比自然节律提前进入燥热期。一群青年学生秘密聚集在圆明园遗址，兴奋地议论着从父母那里听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以“红卫兵”的名义，呼出了“造反有理”的口号。

　　8月1日，毛泽东写出致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热烈支持孩子们的行动。红卫兵的名声迅速在北京各大中学传播。8月18日，红卫兵登上天安门，第一次正式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如同一场狂飙，席卷全国。在随后的“破四旧”和“大串联”运动中，红卫兵的传单、通令雪片般撒向街头。他们迫切需要代表自己心声的更强有力的宣传工具。于是，第一张红卫兵报应运而生。

　　我们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红卫兵报，是1966年9月1日由北京六中红卫兵创办的《红卫兵报》和同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创办的《红卫兵》，这两份报都是八开四版。

　　北京六中红卫兵，是北京第一批红卫兵之一，积极参加了“破四旧”运动。由于有严重的打砸抢行动，既而又流露出维护“走资派”的倾向，该组织仅生存了一个多月就被指责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刽子手”而解体。它所办的报纸，也只出了十几期便告夭亡。“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又称“一司”，成立于8月27日。主要负责人由高干子女组成，政治态度与中学的老红卫兵相似，因而不久也被斥为“保皇司令部”，报纸销声匿迹前共出了二十几期。

　　9月中旬以后，随着对工作组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一批造反派红卫兵起而代之。不久，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东方红》，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的《红旗》，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清华大学“井冈山”的《井冈山》报相继诞生。

　　由于这些组织得到中央文革的首肯，其报纸逐渐成为众多红卫兵报刊中的强有力者，发行量很大，地质学院《东方红》报销量曾多达10万份以上。北京大学的《新北大》报，虽然在8月22日就已经创刊，但最初以校刊的面孔出现，与红卫兵小报的模式不尽相同。该报因得到毛泽东亲笔题名而骤然显赫，后来成为“新北大公社”和聂元梓的独家代言人。

　　通过《东方红》、《红旗》、《井冈山》、《新北大》这些高校红卫兵的小报，人们认识了北京五大造反领袖(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蒯大富)，也由此领略了他们煽惑鼓噪的才华。

　　【为漏排一个“的”字，三番五次作检讨】

　　1966年12月初，林彪、陈伯达通过下发关于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规定，把动乱之火吹向了经济建设战线。红卫兵的含义急剧膨胀，不再是青年学生的专利。红卫兵报刊队伍中，也涌进了大批工人、农民甚至军人主办的行业造反报纸。

　　令人吃惊的是，这些未受过新闻专业训练的人办的业余报纸，虽然内容空泛，“最最最”一类语言充斥字里行间，但必须承认就整体来说，错别字极少，比起我们今天看到的街头小报，差错率小得多。为什么会这样?内中原因说出来既令人感到好笑，又觉得悲哀。在那个绝对政治化的时代，报刊版面上的任何错别字，都可能招致“反动”罪名，使本派陷于灭顶之灾。所以，办报者一面怀着极大的狂热搜索歌颂或咒骂的词汇，一面又战战兢兢地校对每一个字词，尤其是领袖人物言论的引文。

　　在翻阅昔日红卫兵小报时，笔者看到一家造反名气颇大的《东方红》的几期，因为此前刊登毛主席语录时漏排了一个“的”字，不得不三番五次地声明检讨，“从灵魂深处狠挖根源”;同时又板起脸来，呵斥对立派别不得借此“捞稻草”。诚惶诚恐之态，令人哭笑不得。有的老编辑至今感慨“文革”时的校对质量，盖出于此。

　　【张春桥领导的《解放日报》也“犯下罪行”】

　　红卫兵报刊的另一个来源，是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后，各群众造反组织通过夺权，抢占上至省，下至地、县及本单位机关报。

　　1967年1月3日，面对各级党委已难以继续领导宣传工作的状态，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纸问题的通知》，指出：省市报纸可以停刊闹革命，但不应停止代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的航空版。

　　就在中央发出“停刊闹革命”的当日，张春桥、姚文元在北京平安里三号——原《解放军报社》社，召见了从上海前来的造反派头目王洪文、陈阿大、廖祖康，在座的还有聂元梓。张春桥神秘地布置说：“《文汇报》明天就要夺权，这是整个上海夺权的先声。”他要求王洪文等人立即赶回上海。

　　1月4日，《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在当日报上发表《告读者书》，杀气腾腾地宣布“接管了《文汇报》”，“解放以来，《文汇报》罪恶滔天”，“《文汇报》对党对人民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旧《文汇报》必须彻底革命，彻底改造”。对于《文汇报》的被造反，人们颇有几分惶惑：“文革”的导火索——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最早就发表在《文汇报》，这家报纸如何又“罪恶滔天”了呢?未等人们思索出答案，更奇怪的事情接踵而来。

　　1月6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也发表了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的《告读者书》，宣布自1962年以来，“窃据《解放日报》社领导岗位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的办报路线”，“这一时期的《解放日报》竭力为资本主义复辟做舆论准备，成了资产阶级的工具”，也“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世人皆知，身为上海市委分管宣传的书记兼宣传部长的张春桥，长期以来一直领导着《解放日报》，如果说这份报纸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那么他这个领导又如何洗刷得干净呢?

　　【报社的“笔墨之争”变成“枪杆子之争”】

　　1967年1月8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的谈话中，高度赞扬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的夺权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此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机关报都陷入了夺权、“新生”的混乱中。然而，并不是所有报纸的夺权都能找到张春桥这样的硬后台，因此在你争我夺中，爆发了一系列武斗流血事件。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决定由军队暂时控制报社，但情况并没有立即好转。

　　在中央发出这一决定时，青海省委机关报《青海日报》，已被西宁市“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占据，他们刁难阻挠军管，后又用暴力驱逐来社的解放军人员。当时青海驻军成立了联合支左办公室，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任副组长，联合支左办公室经研究决定，对报社强行军管，并确定“敌人开枪，我还击”的原则。

　　2月23日，西宁驻军调动部队夺占《青海日报》时，群众组织与部队发生武装冲突，造成群众和部队伤亡377人的严重事件，这就是震惊全国的“《青海日报》事件”。事后，林彪、江青乘机把此事说成是“二月逆流”在地方的表现，指责赵永夫是国民党，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宣布予以逮捕。报社的“笔墨之争”变成了“枪杆子之争”。

　　在广州，1967年1月21日晚11时，几个红卫兵组织合并成的“省革联”，来到《广州日报》夺权，将报纸改为传播“省革联”声音的《新广州日报》。到了2月28日，“省革联”的夺权因未得到中央的承认而垮台，《广州日报》被军管。

　　3月14日，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驻广州联络站，在其编印的《新北大》广州版发表文章《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重新掀起夺权的轩然大波。4月10日晚，广州市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冲击广州日报社，要求转载《新北大》的文章。就这样闹到了5月15日，广州一个学院的红卫兵强行封闭了报社，《广州日报》因此停刊，直到1972年才以小报的形式复刊出版。其他如《云南日报》、《长江日报》、《广西日报》、《福建日报》、《北京日报》等，也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在“全面内战”的局势下，控制省报攫为一个组织私有的现象，并不多见。被造反派或红卫兵组织改造为红卫兵小报的，多是省以下的地、市级单位的机关报。但这些报纸因为占有天时地利的优势，在印刷发行方面得天独厚，往往在红卫兵报刊中影响很大。

　　1967年夏季，全国红卫兵报刊数达到了顶峰。据不完全统计，北京有200多种，江苏、辽宁、四川等省都在300种以上。当年周恩来曾询问过四川重庆的支左负责人，重庆市仅“反到底”派有多少种报纸?得到的答案是30多种。全国红卫兵小报最少的地区是西藏，仅有10几种。但西藏有藏文红卫兵小报《红色造反报》，堪称全国一绝。

　　从办报人的职业看，学生、干部、工人最多，农民其次，甚至还出现了聋哑人造反组织办的《聋人风暴》，平反出狱的囚犯办的《红囚徒》报。如此五花八门，称之为“乱世奇观”，当不虚妄。

　　【“走资派”街头售卖红卫兵小报】

　　红卫兵报刊开始发行时，一部分自行发售，一部分通过邮局订阅。但后来因种类骤增，邮局也分裂为几派，通过邮发的只剩下影响大的几家报纸——多数都改为上街叫卖了。

　　1966年11月27日，上海“红革会”的人员来到上海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要求该处代为发行其批判中共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第九期《红卫战报》，并要求此后要将他们主办的《红卫战报》与上海市委的《解放日报》一道发行。他们称之为“《解放日报》放毒到哪里，我们就消毒到哪里。”发行处根据上海市委的指示，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一要求。3天后，“红革会”红卫兵进驻解放日报社，不准《解放日报》发行。12月2日，王洪文等人见有机可乘，也派“工总司”的工人造反队进驻解放日报社。

　　上海人民和反对“工总司”的另一派群众组织，迅速聚集了50万人，把解放日报社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在报社外高呼：“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迫于内外压力，上海市委只得同意了“红革会”和“工总司”的要求。于是后来一段日子里，便出现了每一份《解放日报》伴随一份《红卫战报》“押解而出”的“奇观”。

　　北京的红卫兵造反派则另有高招，他们直接驱赶“走资派”上街卖报。1967年夏，北京外语学院等单位的红卫兵组织，勒令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及姬鹏飞等人，到王府井街头叫卖红卫兵小报。一时间，“乔老爷卖报”的消息风闻全国，外国报刊还刊登了乔冠华等人街头卖报的照片，给我国的外事工作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

　　【“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头”】

　　在全国红卫兵小报中影响最大的，当属《首都红卫兵》。说它影响大，和它创办者的名声有直接关系——它的创办者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自诩“中央文革的铁拳头”。

　　1966年8月28日，北京地质学院、林业学院、清华大学等20多所院校的红卫兵开始酝酿成立“三司”。9月6日，“三司”正式成立，由19个院校红卫兵组成。9月13日，“三司”报纸《首都红卫兵》正式出版。

　　《首都红卫兵》创办之初，编辑部只有三四个人。初创时举步维艰，编报人几乎跑遍了北京各家报社，跑了六家印刷厂，最后才在《前进报》排版，由北京市印刷二厂印出。当然，随着“三司”的名声日益显赫，情况有所改观。由于“三司”的主要领导者都是“文革”初期受工作组压制的造反派学生，因此，“三司”一诞生，便把矛头对准了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形形色色的小报中，《首都红卫兵》第一个在9月份刊出了批判工作组的文章;第一个在10月份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左派”的“夺权”口号;第一个在11月份发表《打垮新的反扑》文章，充当中央文革小组的捍卫力量。

　　那段时间里，《首都红卫兵》的文章时不时被《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党报党刊转载。各地红卫兵报刊的转载更是频繁，有些言论甚至被当作各地“造反”和“支左”的依据。于是乎凡是“三司”支持的，就是中央文革支持的，谁与之看齐，谁便成为“响当当的左派”。

　　1967年1月25日，《首都红卫兵》发表社论——《打倒“私”字，实行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几天后，毛泽东看到了这份送到案头的小报。此刻他正在思考一个问题：怎样使越来越失去控制的造反烈火回到秩序的轨道上来。几天前，他作出了要求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的批示，试图用军队的干预控制全国局面。但谁是“左派”?在几十天内揭竿而起的林立山头中，全都“唯我独左”。于是他想到了大联合。

　　毛泽东在《首都红卫兵》这篇社论标题上划了铅笔红圈，要求各大报刊立即转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立即响应。被“两报一刊”转载，在当时是最高的殊荣，《首都红卫兵》报从此声名鹊起。该文的执笔者被调到了《人民日报》工作。

　　令人遗憾的是，“三司”自身就是一个制造分裂的能手。因此，全国的形势并未像毛泽东所期望的那样走向“大联合”，而是迅速滑向了“全面内战”的深谷。

　　【红卫兵小报如何由盛转衰】

　　说《首都红卫兵》的影响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份报纸的发行面之广，数量之多，是其他报纸望尘莫及的。

　　由于“三司”向全国各地派出了众多的联络站，煽动造反，《首都红卫兵》报也就有了各地分店。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67年1月底，“三司”联络站覆盖了沈阳、重庆、长沙、南京、上海等40多个城市。《首都红卫兵》还在各地办分刊，在北京还有中学中专版。这些分店和总店共同发行报纸的数量，难以统计，据粗略估算，鼎盛时期当不少于50万份。有意思的是，这么多分店，各自为战，难免与总店有不谐之调，以致在“内战”最酣之际，因支持地方的派别不同，互相声明攻击，分刊批本刊，本刊宣布分刊为非法的“热闹”场景屡屡上演。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10月1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按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这两个通知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多如牛毛的红卫兵群众组织有的合并，有的解体，红卫兵报刊的数量、种类开始减少。

　　但是，在蒯大富、聂元梓等五大造反领袖控制的单位，情况并没有好转，武斗仍在继续，煽动武斗的红卫兵报刊仍在出版。

　　1968年7月27日，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却遭到了武力抵抗。毛泽东闻讯震怒，连夜召见“五大领袖”，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斥责。次日，工、军宣传队进驻各大学，结束了红卫兵造反派横冲直撞的时代，也结束了红卫兵报刊“指点江山”的状况。

　　此后，随着“清理阶级队伍”和毕业分配、上山下乡，红卫兵们离开了学校，大学红代会停止了活动，《首都红卫兵》也理所当然停刊。全国大多数红卫兵报刊都在1968年底至1969年初停止出版，只有少数改为革命委员会机关报，易名出版。

　　【毛泽东笑看小报，兴致盎然】

　　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对与日俱增的红卫兵小报的关注，不亚于此前对红卫兵这一新生事物的兴趣。

　　1967年7月12日，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同学、湖南省副省长周世钊从长沙专程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文革”中出现的混乱情况，两人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谈话。毛泽东曾问周世钊：“你到北京后到了什么地方，看了些什么东西啊?”

　　周世钊回答：“我每天就是看书看报，有时也上街走走看看。我是住在北京饭店，北京饭店大门东侧就是王府井大街的南口，在那里每天有很多全国各地的各种小报，有时我也乐意买几张看看……那些小报大都是报道全国各地进行‘文革’的情况，特别是以报道各地进行武斗情况的消息为多。他们报道武斗的消息大都采用战争年代打仗发急电的方法，就是‘某某地告急、急急急、十万火急’。”

　　毛泽东听后笑了起来：“让他们告急去，急不了好久，总会要想个法子解决问题的。”

　　那天，周世钊向毛泽东汇报了“六六”事件，即6月6日发生在长沙的“工联”派与“长高司”派的武斗。没想到毛泽东对武斗的情况了解详细，如东塘是如何打的，河西又是如何打的，都一一道来。周世钊吃惊地问：“主席，你怎么了解得比我们还清楚些啊!”

　　“我是党中央的主席嘛!”毛泽东说：“他们会时常向我汇报情况的。再说你看我的办公桌上，不是放着一大堆小报吗，有些情况我是从小报上看到的。”

　　那一堆摊在毛泽东办公桌上的小报，有些是地方上送来的，有些是毛泽东嘱咐工作人员从街上买来的。他对此看得很仔细，各不同派别办的小报都要看。

　　两天后的7月14日，毛泽东乘专列到了武汉。这是他“文革”中的第一次“南巡”，目的是要找出解决“全面内战”局势的办法来。所到之处，他仍然要收集、阅读大量的当地红卫兵小报。这成为他当时调研的一种方法。

　　然而，由于突如其来的武汉“七二”事件，毛泽东被迫中断了在武汉的实验，转赴上海。在上海，毛泽东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依然阅读大量的红卫兵小报。

　　在上海“工总司”的报上，毛泽东批下了那段名言：“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这段指示不久即被传布，反映了毛泽东由“乱”到“治”的思考，开始扭转“全面内战”的局势，使之逐步走向有所控制。

　　9月1日，毛泽东来到江西南昌，在和江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谈话中，他依旧兴致盎然地引用着从红卫兵小报上得到的见闻。当筹备小组汇报到南昌附近发生武斗时，毛泽东说：《火线战报》登的“南钢失守，庐山失守”，已经收复了吗?接着，他又总结说：我看《火线战报》什么南昌告急，南钢、庐山失守，白色恐怖，宜春农管，什么农村包围城市，6、7、8月间最紧张……紧张的时候，我看出问题揭开来了，事情好解决了。

　　对此次南巡未到的四川，毛泽东也通过阅看那里的红卫兵小报了解情况。1968年3月，周恩来在讲话中提到：四川问题，主席看得比我们多，主席是看了小报给我们讲的。主席许多小报都看了，比如重庆“八一五”、“反到底”派的，还有什么“嘉陵江上烟云滚滚”，主席都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