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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拍卖中国？

——写在己丑300年

吴  树

    前推五个己丑，正好距今300年前，文韬武略的康熙大帝结束了鞍马生涯，下旨于北京西北郊修建一座皇家园林，以供自己避喧听政、修心养性，赐名圆明园，以示天子“圆而入神、明而普照”的厚德明智之志。此后，雍正、乾隆两帝以此自勉身心、治国安邦，并相继于园内添山注水、修楼建阁，一为感念先帝恩德，二为昭示国泰民安。

    世事无常、造化有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明君打造的大清帝国，未能逃脱自然法则和政治宿命。乾隆鼎盛之后，朝纲沉沦、繁华渐尽，清朝三代明君共同经营的圆明园不幸成为最后一道中华帝国的替罪风景——咸丰十年，英法蛮夷强占北京，纵火三昼夜，将圆明园化为灰烬。宫中近300名太监、宫女、工匠葬身火海。园内无数金银珠宝、古董旧藏被入侵西人抢掠一空，从此宿命天涯、了无音讯，日后即便在异国他乡偶与国人洋场邂逅，也只能相对无言、几许惆怅。

    己丑300年间，历史不只是简单演绎了大清王朝的兴衰没落，而是对一个有着近万年进化史的民族进行了一次颠覆性的文化清洗。在这个看似突发，实际上却是必然的清洗过程中，一个自秦汉以来称雄2000余年的东方帝国无可避免地被历史淘汰了，连同它所有的思想和智库，都被西洋人的枪炮和东洋人的屠刀打进了十八层地狱。尽管如此，列强们对曾经扬长世界的泱泱大国的嫉恨并没有得到彻底宣泄，在火烧圆明园以后的百余年中，他们群狼围猎、恃强凌弱，不断挤迫着中华难民的生存空间。与此同时，对圆明园无数珍宝的破坏和掠夺，也没能填满强盗们恶欲的沟壑，相反，被抢中国文物在西方卖场上的日渐火爆，更引发了强盗们对中华瑰宝的觊觎与渴求。于是，在中国宫廷文物被扫荡一空后，新一代的西方恶商又将贪婪的目光深入至古国积淀深厚的文化地层。特别是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后，一场针对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财富的商业阴谋，在西方古董商们的精心策划下得以顺利实施。他们一面明修栈道，将西方人在战争中抢掠的清宫旧藏炒作成他们的天价专利品，煽动明清古董回归潮，用中国人自己的家什骗取中国人的钱财；另一面暗渡陈仓，鼓励、诱惑一些华族败类掘坟盗墓、走私偷渡，策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中国古代文物出境潮，导致中国的地下文物资源日流万千、丧失殆尽。由此，刚刚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在物质上为自己开拓出一片生存空间的中国人，又不得不面临一场积累性的文化危机！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如何对待历史文化遗产，是观察一个民族生存态度和生存智慧的窗口。过去，贫穷曾经是我们解释一切堕落和不作为的借口，现在，为什么富裕又成为了我们弱智的象征？究竟谁在拍卖中国？我们还能不能守得住已是存量稀薄的国家文化资源？为了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记者以中国历史文物的流失状况为切入口，历经数年、考察中外，得出的结论让人痛苦不堪。

    结论1：中国文物规模性流失共分四个阶段，最严重的是近20年。

    第一阶段是1860-1900年。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两次火烧圆明园，抢掠和毁坏了园中全部宫廷旧藏和当朝大量珍宝器具。数量说法不一，难以取信，唯一可以从当事者的自述中概念性地了解一点。有一位法军军官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描述：“火烧圆明园以后，我们足足运走了300多车战利品。砸碎的瓷器、象牙制品不计其数……”一位英军将领则在日记中写道：“那些法国兵没有纪律可言，单个活动，见东西就乱抢，拿不动或不好拿的就砸。我们英国军官指挥兵士们将战利品集中摆放，整整堆满了3处皇宫大院……”圆明园的宫廷旧藏给侵略者和他们的后代带去了巨大的财富，直至今天，东西方拍场上出现的清宫拍品，绝大多数都是圆明园两次遭受浩劫时被抢掠的文物；

    第二个阶段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新中国成立，文物流向主要还是西方列强以及日、俄等国。现藏于上述国家各大博物馆的中国出土文物，大多数都是这一时期从中国本土抢、盗、骗买过去的。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有关国家博物馆刊物零星透露的数据推断，这类文物的总数大约在百万件以上；

    第三阶段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年前后），红卫兵“破四旧”运动几乎毁灭了博物馆馆藏以外的所有地面文物和私人收藏。有人估算，文革时期遭难文物的数量大约在200万件左右；

    第四阶段大约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尚未结束。中国文物市场开放后，外国拍卖行制造的“艺术品暴利效应”和随之而来的国内“全民淘宝”运动，使得中国古玩市场上的古董供不应求，直接孵化了一条由“三盗”人员（盗墓、盗捞、盗窃）和走私者、销赃者、制假者组成的黑色文物产业链，从业者近百万人之多。这一时段流失的文物大多数来源于古墓、窖藏和水底，历史价值最高，至于数量究竟有多少，很难有准确的答案。我们不妨用两种不同的方法进行估算：

    1．按照一般说法，我国现有文物收藏者的人数已有8000万之多。据我在国内南北有关省份的抽样调查，大概人均藏有真品8件左右，总数就是6.4亿。国内藏家所藏的真品当中，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出土或出水文物，有些要超过一半以上。我甚至在一家私人博物馆里就亲眼看到了几千件出土文物，而且它们的真实性已经得到国内顶级专家的认定。这就是说，按照这种方法保守一点统计，国内藏家收藏的出土文物大约有1.6亿件以上；

    2．记者作过一次调查统计，从2001-2007年这一时间段，选取4家海关文物查扣量最大的一天做加法，结果发现按照5%的比例抽检出关物品，一共查扣非法“溜关”的文物多达15512件，每一个海关平摊3878件。我们暂且只把这个日平均的数据作为年平均数计算：目前，中国共有国家批准的海、陆、空一类口岸253个，此外还有各省级人民政府原来批准的二类口岸近200个。我们撇开二类海关不算，只按照253个一类海关乘以上述4个海关的日均数，然后再乘以20（年），最后得出的积数是1550万（件）。按照正常的逻辑推理，海关的查扣数往往远远低于实际出逃数，有人说是“挂一漏十”，有人说是“挂一漏百”。假如真是如此，这个乘法算下来，走私出境的文物最少也在数千万之上，国内“文物私生子”的数量只怕也要上9位数了，与第一种计算方法相差无几。至于国内这部分依照法律应属于“非法收藏”的文物算不算流失，那就要看站在哪个角度去说了。

    结论2：中国文物流失的最大祸主是中国人自己。

    李兰博士替我在国外做抽样调查时发现：除开两次火烧圆明园和日本侵华战争中被抢掠的文物，以及少量被外国人以科学考察等借口盗走的文物之外，其它流失海外的出土文物，大部分都是由一些利欲熏心的中国文物犯罪分子走私卖给外国人，后者所占比例大约在2/3以上。这种肮脏交易，从民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一些外国博物馆和收藏家那里，至今还保留了当时最大的中国古董商卢芹斋、岳彬等人所开具的交易票据和国民党海关方面的出关证件。

    结论3：中国文物流失的主要原因不再是贫困所至，而是国人精神上的缺失。

    自打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不仅用他们的洋枪洋炮彻底摧毁了一个强盛两千年的东方帝国，更用他们的科学万花筒和炫富大机器践踏了后帝国子民原本自傲的心。在圆明园第二次被毁半个世纪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的身子“从此站起来了”，但被西方列强打趴下了的心却未能及时复苏。新中国前30年，我们一面将西方的民主、科学、财富视为洪水猛兽和“酸葡萄”，全盘排斥在国门之外，以虚弱的自闭维系不自信的自尊。一面将落后的现状和自卑的心理迁怒于祖上的遗传基因，一而再、再而三地“破四旧”、打祖宗，最后发展到搞一场“文化大革命”，向所谓的“封资修”发动全面进攻。这场持续10年之久的影子“圣战”，最终没能真正打倒任何一类“革命对象”，却摧毁了除博物馆之外的全部中国地面古代文化遗存，并且自我堵塞了中国人享受现代科技、财富文明的所有通道。由此，我们的内心失去了根据地，既没有了过去，更看不见未来，狂热掩饰空虚，口号充当食粮，无知让我们失去了强壮精神的所有资本，贫困使得深植于内心的强烈物欲长期与我们如影随形，只要机会来临，便贪得无厌地背叛我们原本的良知。

    改革开放后30年，“中国人民从此富起来了！”中国人饱受创伤的心也渐渐“挺”起来。但是，财富的增长并不代表我们精神上的强盛，“贪财炫富”正在成为国人最廉价的时尚和最浅薄的资本。为了满足自己无尽的金钱欲望，一些人在衣食无忧之后，仍旧不惜盗坟掘墓，将祖宗的遗物走私出境卖给外国人；为了赚得更多的钱，一些富豪不辞劳苦、远渡重洋，去西方拍场赌狠较劲，按照洋人的价值理念争珍夺宝，即便全是被人家抢去的祖宗遗物，也照例自相残杀、天价哄抢。他们买回那些替人受过、背负着华族奇耻大辱的可怜尤物，并非要让它们认祖归宗、重见天日，而是视之为可以继续挤奶下蛋的肥牛金鸡，重新囚禁于自家的深宅大院，待价而沽。自尊丧尽、颜面全无。由于这些非法拍品在国际市场上得到中国人的变相承认，使得我们国家对战争中流失文物的追索变得更加艰难，同时也大大增加了一些爱国人士为国家回购、捐赠文物所付出的成本。圆明园生肖兽首从最初的1200美元炒作到2800万欧元，就是最典型的实例。

    以上调查结论，是记者写作《中国文物黑皮书》之《谁在拍卖中国》的主要动因。与前一部《谁在收藏中国》不同的是，这本书的主诉点比较集中，基本上围绕“谁在拍卖”、“怎么拍卖”、“为什么会被拍卖”三方面展开；在叙事方式上，本书充分利用调查者不同的文化优势，在不同的国度、站在不同的角度、用不同风格的语言讲述受访者的故事；在逻辑结构上，本书跟踪佳士得与苏富比近20年的几次战略转移——从伦敦-日本-美国-中国，并以此为线索，将中国文物市场的现状纳入全球艺术品市场的大格局进行分析；在思想方法上，本书尽量站在历史、文化和经济的高度，着重对中国文物市场出现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群，客观地进行民族化的人格主义分析。

    同时，为了增加本书的信息量，记者通过对欧美国家文物市场和收藏家、古董商、拍卖行、以及有关媒体的调查采访，对西方拍卖行的商业战术进行了归纳、分析和判断，包括他们在不同阶段的拍品选择标准、价格炒作规律和后阶段的拍卖走势，在本书的有关章节中也都有所体现，希望这些内容对于部分文物收藏者多少起到一些参考作用。此外，为了避免读者在阅读时产生枯燥感，本书省略了一些思想性、数据性过强的内容，尽量做到寓主题于案例故事之中，期望读者朋友能够在阅读时多做一些补充性思考，以增加本书的思想厚度。  

    虽然这部书的写作时间只用了一年多，但素材的搜集工作却几乎与《谁在收藏中国》同时起步。这5年时间，对作者本人来讲是一生中最艰难、最充实、最有收获的一段光阴。在此期间，我经历了一场重病、两次手术、数百次的剧烈疼痛，无法正常生活和工作。但是，也正是这一段痛苦的赋闲岁月让我远离本职杂务，偶然进入了一个原本陌生的领域——文物市场，结识了方方面面的朋友，赏析了他们各自色彩丰富的人生。这些朋友当中，有国家级文物鉴定大师、有对国家文物事业贡献卓著的文物理论家、有实力雄厚的收藏大佬、有深藏不露的藏界大隐、有“开张吃三年”的古董商、有捡漏儿打眼乐在其中的收藏大众；更为难得的是，我还认识了一些“另类”朋友，他们有的是盗墓里手，有的是制假大师，还有的是文物走私客。虽然这些人因为各种原因走上了犯罪道路，大部分都已经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但我相信，任何一样被诚实纪录下来的人生，对历史、对社会来说，都会是一种有用的养料。基于这种原故，我向以上所有的朋友都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帮助我度过了这一段生命中最为黑暗、但却未成蹉跎的岁月。感谢你们敞开胸怀，诚实地向我袒露了许多人生的成功与失意、鲜亮与疥疴……这一切，都已成为我毕生的珍藏。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记者特别向几位朋友表示敬意。

    第一位是原国家文物局资深顾问、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谢辰生先生。说起来，我与谢老的相识，还真是有些缘分。去年，《谁在收藏中国》一书出版后，新华社和《新民晚报》的两位记者分别向我转达了谢老对那本书所持观点的明确支持和对我的关心。此后，我两次登门拜访，有幸与谢老在其寓所的斗室里畅谈，受益匪浅。颇为有趣的是：我们非但在文物保护等问题上的观点基本相近，而且还同病相怜、不安于命，都在与死神抗争。也不知道是否因为身体虚弱的缘故，在谈话中，对于中国文物资源保护的前景，特别是对于文物市场乱象的治理，我们有着共同的担忧与不乐观。当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我与谢老的观点也不尽完全一致，但是尽管如此，却并不妨碍我对这位前辈人格的敬重与仰慕。

    在我的眼里，谢老是一位清高孤傲的学者，穷其半生为中国的文物保护事业呕心沥血，有时甚至不惜单打独斗、孤军奋战。他曾经力排众议，极力阻止不利于文物保护的重要文牍颁布，并且两度主持起草、修改国家《文物保护法》。至今虽年近九旬，恶疾缠身，老人仍终年四处奔波呼号，为羁留文物于国土而鞠躬尽瘁。就在国庆之前，有人提议拆除几条老北京胡同以为盛典开道，附近百姓闻知后，纷纷吁请谢老为民请命，力保现已余数不多的历史胡同。谢老不负众托，提笔上书党和国家领导人，促成那几条胡同最终免遭拆迁。我即是在阅读信稿时，发现谢老书法了得，便冒昧约请他为本书题写书名，老人欣然应允。

    第二位朋友是我的一位外国同行——日本记者内森先生。我认识内森君纯系偶然，他的表哥松本先生是我的手术大夫之一，虽然头几年我们陆陆续续在医院里见过几次面，但却没时间长谈。去年春天我的病况好转以后，终于有机会与这位日本同行在北京清茶畅语。在那次谈话中，内森君向我讲述了上个世纪80-90年代日本艺术品投资从泡沫初起到崩盘破灭的真实场景，诉说了他们家庭在那一场经济危机中受到的灭顶之灾——父亲不堪承受因抢购西方名画而欠下的巨额银行债务，于公司破产一周后跳海自杀，不久母亲又惨死于病榻……内森君还说，这几年他亲眼看到中国人在世界各地疯狂夺宝，许多场景与当年日本所发生的现象如出一辙。内森君的坦诚与友善让我感动，与他的那次谈话，也是促使我写作这本书的动因之一。

    第三位朋友是法籍美学教授李兰博士。她是一位70后出生的国际公民，属于标准的“地球村”一族，主要从事东西方美学比较方面的研究，兼任美、英、法三国多所学校客座教授，颇多学术成就。这两年我因治病无法出国，便委托她利用在欧美讲学之便，代我对那些国家的中国文物收藏和交易状况做些抽样调查。这种调查对于李兰博士来说几乎是一种痛苦，这种痛苦不只是因为时间上的浪费，还在于她要被迫进入我的角色去寻找我所需要的素材。也许是由于年龄和文化背景上的差异，我和李兰在学术观点和思维方法上时常会发生一些分歧。尤其在对于文物的地域和文化属性、文物的原生价值和衍生价值等方面，她有着极为开放的观点，站在一种绝对后现代主义的审美立场上，主张打破地域性文化垄断权和解释权，极力倡导世界文化资源无障碍交流与共享。而在这个问题上，我显然是扮演了一个“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者”的角色。所以，让她拿着我发给她的提纲去做访问，无疑是一种折磨。但是尽管如此，李兰博士毫无怨言，从她自己非常紧凑的日程安排里挤占出大量宝贵时间，为我完成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调查访问，提供了大量写作素材。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国外部分的采访人虽然是李兰，但文字整理和故事加工仍由我完成。所以，有关章节里的观点不能代表她的真实思想，而只是我个人的说法和想法。   

    最后我还要特别鸣谢中国著名画家——大慈大悲的画僧史国良先生，感谢他佛心仁厚，多次接受我的采访，并慷慨赐予本书以封面题字……

    据说，有远见卓识的历史学家不会自不量力地去干预历史进程，哪怕是自己早已对某一历史事件的恶性结局胸有成竹。不幸的是，笔者没能成为历史学家；另有一种哲人式的说法，叫“客观事物的发展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侥幸的是，笔者也不是哲学家。我只是一介草民，不懂得韬光养晦，好歹挣扎到花甲之年，总算看明白了一个道理：国强民弱为强弩，国强民强则长盛… 

                                        ——《谁在拍卖中国》卷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