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药致君深圳公司:陈云 为“洋奴哲学”拍案而起

　　从1973年到1974年，陈云协助周恩来进行了外贸工作的领导和研究。两年多里，陈云以他特有的领导艺术和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带有真知灼见的战略性意见，为我国上世纪70年代对外经济工作的新开拓，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上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商品积压，工人失业，市场萧条。另一方面，原来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四分五裂，1969年中苏两国发生珍宝岛武装流血冲突，苏联甚至威胁要用原子弹来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在东欧，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引起了其他卫星国的极度不安，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纷纷向美国、西欧靠拢，抵制苏联。这样，原有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实际上已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增多的经济贸易往来。

　　在江西两年半之久，并未使陈云成为桃花源中人，他敏锐地看到了世界形势的这一变化，同时思索着我国的应变策略。1973年6月7日，他在家中约见刚刚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陈希愈、副行长乔培新及负责外汇资金的李裕民等人。陈云说：“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75%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25%面向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75%对资本主义国家，25%对苏联、东欧。”他还说：“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因此，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领我们应占的地位。”

　　这些话，在今天看来，是毫无疑问的真理，然而，在当时，却如石破天惊，振聋发聩。这次谈话中，陈云还提出了要研究资本主义的10个具体问题：如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发行量、黄金储备量、美元分布、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赤字等，并且要求银行研究西方领导人尼克松、康纳利、德斯坦、舒尔茨等的讲话、文章，以利用外资。有人担心这样做是否符合自力更生方针，是否符合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陈云尖锐地指出：“首先要承认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你们就可以找出一个办法，一个变通办法来让大家讨论。”“要把一些界限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至于这样做是否符合那些“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极左教条，陈云旗帜鲜明地说：“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是不是合法是另一回事。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东西束缚住，当然这可能会犯错误，但是谁不犯错误？”

　　从陈云家中出来，陈希愈等人十分激动，决心以此为指导思想，打开利用外资的突破口。1973年，中国人民银行积极开展了筹措外汇和利用外资的工作，一年中筹措到10亿美元，这在今天来说只是一笔小数目，然而在当时却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1973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国家计委提出的引进价值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方案，即后来人们常说的“四三方案”。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厂等项目。这是中国工业发展急需的一批关键设备，有的“文化大革命”前就准备进口，但“文化大革命”一来，江青一伙挥舞极左大棒，把进口设备批成“投降卖国”，无人再敢建议。直到林彪垮台后，有关部门才又旧事重提。但张春桥却说：一米七轧机上海工人阶级自己能造，不用进口。然而，上海“工总司”的王洪文、陈阿大等一群造反起家的打手们，根本不懂技术，又压制技术人员，闹了一年多，连个轧机的影子也没见到，钢铁工业的发展被他们一误再误。于是，周恩来、李先念再次布置国家计委申请进口，毛泽东很快予以批准。同年，还批准进口美国彩色显像管成套生产线技术。江青等人又跳出来，横加指责和破坏。

　　1974年2月，四机部有个技术员给江青写信，“揭露”出国谈判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中国代表团接受了美国康宁公司赠送的玻璃蜗牛礼品，是甘心让外国人侮辱我们“爬行”。江青如获至宝，气冲冲地赶到四机部，发表一通讲话，说美国康宁公司送玻璃蜗牛是“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要求退回，并强烈抗议。周恩来指示外事部门经过调查，弄清玻璃蜗牛是美国人常用的一种礼品，立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并通过决定，收回江青的讲话。但经过“四人帮”的一闹，这个彩色显像管生产技术的引进被耽搁了好几年。原本在引进报告上签了字的王洪文，这时也随着江青把脸一翻，说向外国买船是“迷信外国资产阶级的假洋鬼子”，是“修正主义路线”。面对压力，协助周恩来进行引进工作的陈云没有退让，反而要求在引进轧机时把眼光放得远一些，连同必需的附件、备件一起进口。他说：这套轧机“如果缺了零配件，国内解决不了，就要推迟投产，耽误一年就少生产钢板300万吨，很不合算”。

　　在周恩来、陈云和随后复出的邓小平的共同领导和努力下，1973年至1975年，我国对外经济工作开拓出一个新的局面，形成了自1954年引进苏联156项援助项目后的第二次引进高潮。这一期间引进的重要成套设备，到1982年全部投产，成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大发展的主力军。

　　但是，当时中国还没有从“文化大革命”的阴云下得到解脱，“四人帮”还控制着较大的权力，极左错误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1975年11月，“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迷雾再起，于1976年达到高潮。邓小平被迫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他和陈云等人进行的纠“左”努力也遭到批判。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四人帮”更加肆无忌惮地把手伸向了最高权力。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开始考虑除掉这个根植于“文化大革命”动乱的毒瘤。叶剑英请王震找陈云商量。当时，可供选择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召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用合法手段把“四人帮”搞下去；另一个是采取特殊手段把“四人帮”抓起来。陈云在家里反复研究十届中央委员会名单，算来算去，觉得没有完全的把握。叶剑英主张武力解决，并派人请陈云前往他在西山的住所面谈。当陈云得知叶帅的坚定态度后，明确表示：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粉碎“四人帮”后，陈云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不顾华国锋设置的“两个凡是”的障碍，坚决主张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以后，又在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为薄一波、陶铸、彭德怀等冤假错案平反和清算康生罪行等关键性的意见。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努力下，中国终于走上了重整河山的正轨。在历史的激浪狂飙中，陈云以他岿然不动的信念，给人们留下了中流砥柱般的高大形象。

　　据《中南海人物春秋》顾保孜/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