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柠檬酸络合法原理:山东大学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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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史略
一．从封建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 山东大学应运而诞生 （1901－1928年）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的惨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同时也使中国人民真正从睡梦中惊醒，逐渐认识到中国要救亡图存，“不妨以强敌为师”，“取而鉴之”，“举而行之”，效法日本，实行变法。而要变法自强，关键在于兴学育才。康有为认为：“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同样，“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干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梁启超也认为日中国之大患，苦于人才之不足，而人才不足由学校不兴也”，主张维新变法的根本所在是兴学育才。于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支持下，发动了一场维新变法运动。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颁布了一系列维新法令，推行新政。在文化教育方面，光绪皇帝发布了书院改学堂的上喻。上喻下达后，全国不少省份都积极行动起来，纷纷遵旨改书院为学堂，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书院改学堂的高潮。山东省第一个官办大学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办的。 光绪皇帝有关书院改学堂的上谕发布时，山东巡抚袁世凯正在家里休假，看到皇帝的谕诣后，回济南组织有关人员起草了试办山东大学堂的奏折及暂行章程，于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奏光绪皇帝，认为“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原于学校。诚以人才者，立国之本，而学校者，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以今日世变之殷，时艰之亟，将欲得人以佐治，必须兴学以培才”。奏请先在省城设立大学堂，分斋督课，其中专斋相当于专门和大学，正斋相当于中学，备斋相当于小学。尤为重要的是，他还拟订了《山东大学堂章程》，分学堂办法、学堂条规、学堂课程及学堂经费4章，共计96节，对于如何创办省城大学堂作了十分详尽的规定。光绪皇帝于十月初六日石 朱 批：“知道了政务处暨各该衙门知道单併发”奏陈得到清廷的照准，于是山东首先办起了一个官立山东大学堂，十月正式开学。这是继京师大学堂之后，在各省最早兴办的官立大学堂。
官立山东大学堂开始设在省城的济南泺源书院内，第一批招收了300名新生。第一任校长（当时称管理总办）是后来被誉为北国工业巨子的周学熙。聘美国人赫士为总教习（即现在的教务长），另有清末进士宋书升等30余人任经学教习，回国留学生沙庆、孔祥柯等任科学教习，还聘有外籍教习8人。1904年（光绪三十年）在济南杆石桥路北购地140余亩，修建了2700多平方米的校舍和900多平方米的操场，同年冬季迁入新址。学校改名为山东高等学堂，在“藩库税契项”名下拨白银八万两，作为常年经费。学生分为正科一、二、三类，学制三年。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将原来的正斋、备斋改称预科。1910年（宣统二年）又增设附属中学，学生来源由各中学转入，同时附属中学也招收小学毕业生。1911年（宣统三年）再改称山东高等学校，把高等正科作为大学预科。1912年民国成立，实行全国设立大学区、各区中心城市设大学、各省设专门学校的新体制。山东隶属中心城市北平，按章大学堂应予裁撤，因等正科两班结业，至1914年始行停办。学校停办后，部分师生分别转入清末民初陆续成立的法政、工业、农业、商业、矿业、医学几个专门学校。杆石桥的校舍也为法政专门学校使用。1901年创始的山东大学堂至此先后办了14年。
山东大学堂创始于清末光绪年间，因而它不可避免地保留了不少封建的东西。如当时的师生不仅长袍马卦，还在脑后拖一条辫子。校长称管理总办，1904年又改名为监督，直到民国元年才称校长，教员称教习。当时还不能男女同校。教学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开设的第一门课就是经学。还是尊孔读经。在礼节上打躬作辑，如遇祭孔等大典则行跪拜礼。这些糟粕的存在并不奇怪，几千年的封建意识，想要在短时期消灭它的影响，那是不现实的。但是，山东大学堂同私塾和科举制度比较起来，已经有了质的区别，而且那些封建的东西，也在逐渐被淘汰着。首先，它已经具备了近代正规高等学校的体制和规模，学堂有校长等管理人员八十人，各种教师一百一十多人，还有美、英、德、日籍教师八人。其次，那时虽然还不象现在这样划分专业，但也分了本科和预科，学制定为三年，并有严格的考试制度，不及格的不能毕业。第三，除了经学外，开设了二十多门课程，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外国语。这些课程有：文学、历史、地理、法制、理财、兵学、格致、心理学、算学、物理、化学、博物、地质矿物、英文、德文、法文、日文、图画、音乐、体操等等。上述课程虽然大多数是基础课，但在清末已经是较为先进的，比起科举时代的八股文，确是别开生面，具有时代气息了。
山东大学堂的创设，尽管它还带有时代的烙印，却是近代山东高等学校的开端，是山东省内第一所官办的高等学府，也就是今天山东大学的前身。它不但培养了一批人才，提高了山东的科学文化水平；而且也提供了办学经验，促进了山东教育的发展。山东大学堂建校的十四年中，共培养了770多名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人才，并选送了59名留学生，其中到欧美留学的11人，到日本留学的48人。特别是在辛亥革命中，由山东大学堂选送去日本留学的徐镜心、张伯言等人，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被孙中山先生委为山东同盟会的负责人。武昌起义后，徐、张回国联合山东大学堂师生和各界人士，派代表与清廷山东巡抚孙宝琦谈判，迫使其宣布山东独立，为推翻封建王朝的民主革命做出了贡献。
二．私立青岛大学 1924——1928）
1924年初，当时的北京政府由直系军阀吴佩孚执政，直系健将高恩洪出任青岛胶澳商埠督办。高恩洪是山东蓬莱人，曾任北洋军阀政府的教育总长、交通总长等职，对教育事业尚为热心。同年五月，青岛富绅和教育界人士刘子山、孙广钦等，向高恩洪建议创办青岛大学，高恩洪欣然同意。即由高恩洪、邵筠农、宋传典、傅炳昭、张德纯、刘子山、王子雍、宋雨亭、丁耀西、孙炳炎、孙广钦等十一人组成校董会，负责筹备工作。校董会公推孙广钦为筹备主任，邵筠农、孙炳炎为副主任。另推举青岛知名人士王西园、王荩卿等二十九人为董事。还聘请国内学界名流梁启超、蔡元培、张伯苓、黄炎培、颜惠庆、顾维钧、罗家伦等二十四人为名誉董事。校董会成立后，即积极进行筹备工作。高恩洪捐款一万元，刘子山捐款二万元，作为筹备经费。校址选定德国人占领青岛时所建的俾斯麦兵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青岛被日本占领，改称万年兵营），但青岛驻军出面拦阻，坚持该处仍留驻兵。双方争执不下，官司打到直系军阀首脑吴佩孚面前，双方各派人去洛阳请就任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吴大帅（佩孚）定夺。吴佩孚也是蓬莱人，与高恩洪同乡，又系北洋政府同僚，私谊甚笃。且吴佩孚本人是秀才，尊崇孔孟，素以儒将自负，懂得教育是立国之本的道理，遂毅然决定该兵营不再驻兵，专作办大学使用。高恩洪胜利后，即赶修校舍，添置器材。由胶澳商埠督办行署每月拨款一万元，胶济铁路局每月拨款六千元，青岛士绅富商捐赠四千元，作为学校经常费用。校董会公推高恩洪任校长，聘请孙广钦为校务主任，李贻燕为教务主任，接收刘子安出资创办的私立青岛中学为附属中学。报请山东督办府备案，私立青岛大学于1924年8月正式成立。
私立青岛大学成立后，学校确立“以教授高深学术、培养硕学宏才，应国家之需要”为办学宗旨。并根据社会的需要和本身条件，决定先设立工科，以适应工业的兴起、机械的制造；设立商科，以适应贸易的发展、经济的竞争。1924年8月中旬，学校在青岛、济南、北京、南京四个城市同时招生。由于当时全国高等学校为数不多，且青岛交通方便，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名遐中外，故报考学生极为踊跃，除本省本国学生外，尚有南洋华侨和朝鲜的学生（录取的学生中有朝鲜贵族子弟帕尔克等）。限于学校的条件，本届只录取工科新生四十人，商科新生四十人。9月15日新生入学，宣布学校法规，9月20日正式上课，10月25日补行开学典礼。工商两科所开的课程除专业课外，国文、数学、英日语为必修课，另有法律学、逻辑学、世界史等选修课，教材大部分靠教师自编。学制一律四年，学生修业期满，考试及格授予某科学士学位。
私立青岛大学的校舍，座落在汇泉角的南海边，避去市区的喧闹，环境安雅清静。大学路和鱼山路环绕校舍周围，两旁刺槐繁茂，紫藤累累，林荫夹道，充满生机。门前靠近波平如镜、细沙铺底的海水浴场，东有风景秀丽的中山公园，西有嵌入海中的海滨公园（解放后改为鲁迅公园），是青岛游览的好地方。院内有八幢楼房，它依山设计，布局工整，灰砖红瓦，格调协调。楼内宽敞，空气流畅，院中开阔，舒展适人。按其房舍条件，可办成千人的大学。原计划陆续增设文科、法科、理科、农科、医科，以促进山东科学教育的发展。熟料1925年5月，奉系军阀张作霖率兵进关，引起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果吴佩孚败北下野，校长高恩洪被逼去职，学校无人负责，濒于倒闭。为了使学校不致夭折，校董会公推山东省议长宋传典接任校长，维持残局。学校经费，原来全靠高恩洪拨款和士绅捐赠，高恩洪一倒，经费无着，教师辞职的不少，学生也走了很多，形势顿趋逆转。奉系军阀得势后，由张宗昌督鲁，温树德任胶澳商埠督办。温树德是一介武夫，对教育事业不但缺乏热情，且横加摧残。当时温树德对私立青岛大学的校舍，垂诞欲滴，本拟恢复兵营，继续驻兵，因有宋传典鼎力维持，学校在苟延残喘中继续上课。且兵营改为青岛大学校舍早成事实，温树德害怕遭到舆论的谴责，故一直未敢贸然强行驻兵（部分空闲房舍经学校同意暂借给军方使用）。学校此时每况愈下，自1925年以后再未招生。1928年初，蒋介石的北伐革命军进抵山东，张宗昌败逃，学校经费也断绝来源，教师学生散去大半，学校在不得已中停办，学生均按大学结业处理。
私立青岛大学自1924年8月建立，至1928年初停办，在时局动荡、政权更替、经费枯竭中维持近四年时间，确非易事，实赖一部分热心教育的开明士绅，给予鼎立赞助的结果。私立青岛大学的创建，既为后来国立山东大学提供了理想的校址和校舍，而且她的革命传统和良好校风，也给国立山东大学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所以她在山东大学的校史中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三．省立山东大学的建立 （1926——1928）
1926年奉系军阀张宗昌督鲁，他虽是封建腐朽势力的代表，但为顺应潮流，装扮开明，于同年6月30日下令在省城济南重建山东大学。山东省教育厅于7月24日发出指示，决定将山东省立工业、农业、矿业、商业、医学、法政六个专门学校合并，改建为省立山东大学。并将山东省第一、第二、第六、第十等四个中学高中部学生，拨给省立山东大学作为附属中学。山东省督办府委派当时的教育厅厅长、清末状元王寿彭任校长。8月5日王寿彭到职视事，启用校钤，挂出校牌，省立山东大学正式成立。
省立山东大学建立后，根据其具体条件，对原来六个专门学校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和合并。学校设文、法、工、农、医五个学院（那时称科），共有十三个系（那时称分科）。学制文、工、农三院为四年，法医两院为五年，实行学分制。文学院设中国哲学、国文学两个系，法学院设法律、政治经济、商学三个系，工学院设机械、机织、应用化学、采矿四个系，农学院设农学、林学、蚕学三个系，医学院设医学系。院长统称学长，系称主任。
学校筹备就绪后，于1926年8月进行招生。由于当时学校风气大开，报考的高中毕业生较多，结果共录新生95人，连同六个专门学校合并的一年级学生共达1088人。其中文学院240人，法学院228人，工学院220人，农学院222人，医学院178人。报考的学生除本省外，尚有江苏、河南、安徽、河北等省学生。同时把两所附属中学的高中学生，按照要求分为一、二、三部，做到在教学中各有侧重点，有计划有目的地为大学本科输送学生，并制订学校规程和教学计划，建立了各项制度。9月5日举行开学典礼，校长王寿彭在会上发表了“读圣贤书、做圣贤事”的训词，随即正式上课。
当时全校共有教师330余人，其中教授约200人，在全国高等学校中，亦可称得上阵容齐整，人才聚集。教授中一部分是科举出身的经史学者，如清末翰林陈舸庭、举人丛禾生、秀才祁蕴璞等等。他们主要在文学院，担任全校经学、古文学、古史学的必修或选修课程。一部分为从英、日、德取得学位的回国留学生，如留学英国取得博士学位的张徽五、王慈伯等人，留学德国取得博士学位的张东里、于复先、周瑞廷、高汉符等人，留学日本取得大学毕业证书的卞东寅、房金錡等人。他们主要在法、工、农、医各院系担任自然科学课程。在教学计划中除开设专业课程外，经学、数学、英日语为必修课程，并开设古文学、古史学、世界史、逻辑学等为选修课。教材一部分选用国内已出版的大学教科书，一部分靠教师编写。教师中多数学有专长，抱有“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想，又因才得其用，故教学态度认真，较能联系实际，肯于探索，提高水平。学生中多数受到“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思想开放，勇于接受新事物，勤奋向上，故学习风气较浓厚。省立山东大学，初步树立起了重视教学、重视研究的好风气，也充满着科学、民主和进步的生机。
1927年6月，在省立山东大学创建一周年时，校长王寿彭因思想陈旧、因循陋规，受到校内的强烈责难，乃拂袖而去。为此学校多数教授积极建议聘请曾在张之洞身边作过幕僚和担任过清末外务部左丞的洋务派名人辜鸿铭接任校长。1928年4月底，张宗昌已内定辜鸿铭为山东大学校长，他也有意前往执掌。但当时辜鸿铭已是病情危急，不久即去世。由于校长一职暂悬，且又待遇优厚，在张宗昌集团内部引起激烈争夺，相互攻评。满城风雨，张宗昌在盛怒之下，拍案大骂，训斥周围，“山东大学的校长，谁也不给，由我自兼”。为此济南曾流传：“齐鲁文明之邦，目不识丁当校长，孔圣九泉哀叹，荒唐，荒唐。”大家引为笑谈。
省立山东大学创建后，一直处于动荡之中，1928年4月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军进抵泰安，省立山东大学教师和学生大部分散去，学校无人负责，经费无着，随即停办。至此省立山东大学即告一段落。
四． 国立山大建在海滨青岛 专家名士荟萃蜚声海内（1928——1938）
1928年5月，蒋介石的北伐革命军进抵山东，张宗昌败逃，私立青岛大学经费断绝，教师学生散去大半，学校在不得已中停办。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出兵济南，对中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惨杀中国外交官，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数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混乱中，省立山东大学师生星散，学校也陷于停顿状态。在这种情况下，1928年8月，南京政府教育部根据山东省教育厅的报告，决定在已停办的省立山东大学的基础上筹建国立山东大学。并指令何思源、魏宗晋、陈雪南、赵太侔、王近信、彭百川、杨亮功、杨振声、杜光埙、傅斯年、孙学悟等11人为筹备委员，组成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着手筹备工作。1928年8月7日，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在泰山红门宫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筹备委员会组织条例，研究了学校的院系设置、扩建校舍、充实图书仪器设备、经费来源以及原有学生的转学休学等问题，决定将筹委会办公处设在教育厅，以便与各方联系。会后呈报大学院备案，并函知省政府所属各机关。但是，由于当时济南和胶济线均被日军侵占，一切筹备工作只能纸上谈兵，不能具体进行。
1929年6月3日，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携眷来到青岛，住在原私立青岛大学女生宿舍小楼（今青岛海洋大学校档案馆楼）。他对青岛的优美环境，宜人气候，倍加赞赏。当时军阀割据，战乱频繁，济南是四省通衢，兵家必争之地，而青岛地处海滨，可少受战乱影响，所以他力主将国立山东大学迁至青岛筹办。他多次称：“青岛之地势及气候，将来必为文化中心点，此大学关系甚大”。国民政府教育部接受了他的意见，指令将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改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除接收原省立山东大学外，并将私立青岛大学校产、校舍收用，筹备国立青岛大学。
1930年4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杨振声为校长。5月，杨振声校长到校视事，启钤办公。
8月，在青岛、济南两处招考一年级新生。9月21日，举行开学典礼，校长宣誓就职，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筹备委员会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宣告结束。
杨振声任青岛大学校长期间，效法老教育家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兼容并包”、“科学民主”的办学方针，积极延聘专家学者来校任教，提高学校的学术地位。他曾亲自赴沪面请著名诗人闻一多来校担任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知名作家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聘请教育家黄敬思任教育学院院长兼教育行政系主任，数学家黄际遇任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化学家汤腾汉任化学系主任，生物学家曾省任生物系主任，分别主持各院系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此外，语言学家闻宥、楚词专家游国恩、小说家沈从文、物理学家任之恭、化学家傅鹰等也被聘在各系任教。当时的国立青岛大学可谓名流云集，人才济济，其阵容之齐整，在全国的大学中也是数得着的。同时杨振声还以自己的地位和声望，经常邀请学术界的名流来校讲学，如蔡元培、冯友兰、顾颉刚等，以加强学术的交流，促进学术的发展。
杨振声校长任职期间，因学校初建，经费不足，除了校舍，其余一切几乎均须从头作起。他从实际出发，极为重视撙节开支，尽量把经费用于添置图书、仪器设备及增加建筑方面。他把这项工作比喻为盖房子打基础，“地基打得好，础石放得牢，将来这广厦百间，高楼千栋，才盖得起，负得住。而我们的经费能多花在这基础上一文，这一文便有它百年的价值，文化的贡献。”因此,山东大学在这一期间,从一开始就树立了勤俭办学的校风。
杨振声把制订各种章规视为学校的一项根本工作。他认为，“一个机关必须纪律化。一切规程，使其简而易守，然后大家循序而善行之，则学校事务，化复杂为简单，治纷乱以条理。”这样，大家才能“专心一志于学术上之建设，蔚然成为整肃庄严之学府。”为此，陆续制订了学校的组织规程，学则，图书馆及各部课的章程及办事细则，各种委员会规程以至学生寝室规则等，大小规章数十种。大家都按章办事，从而使学校的各项工作得以有秩序的进行。
杨振声在主持学校的工作中，既要求严格，又比较讲民主。他提出，要严格地执行与遵守各种规章制度与计划，当制订各项规章制度与计划的时候，“不能不十分审慎，专靠校长一人或数人是很危险的”，必须有一个“集思广益的组织，权在校长之上，然后种种的规程才能比较的完善。”这个组织，就是校务会议。他还提出：“要学校有法制，第一个得从校长做起，校务会议的决议案，校长是第一个负执行的责任与遵守的义务的。”杨振声把制订各种杨振声这种尊重校务会议的民主作风，深受教师们的欢迎。
总之，杨振声在校两年，作了大量工作，为学校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是山东大学这一时期的奠基者。
然而，在杨振声校长任职期间，先后发生过三次学潮。对于学潮，处于校长地位的他，总是先行劝阻，劝阻不成，则行压服，以至开除学生，因而遭到学生们的强烈不满与反对。再加上中央拨款迟迟不到位，杨振声校长多次致电教育部请求辞职，教育部再三慰留无效，1932年9月初，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决定：将国立青岛大学校名改为国立山东大学，并准杨振声校长辞职，以教务长赵太侔升任。9月30日，南京政府正式任命赵太侔为国立山东大学校长。
赵太侔接任校长后，在原有基础上，“遵循仿效”前任校长杨振声治校成规，更加重视广聘专家学者，充实教师阵容，致使国立山东大学成立之初，就形成了阵容整齐、水平较高的师资队伍。当时文科不但有闻一多、梁实秋、黄敬思、张煦、洪深等知名教授，理科也有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如理学院长兼数学系主任黄际遇教授，早年留学日本和美国，回国后曾任中山大学教授、河南教育厅长、河南中山大学校长。物理系主任蒋德寿教授是留学英国的物理学家，任之恭教授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化学系主任汤滕汉教授，是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德国政府特许优等药化学师。生物系主任曾省教授，是法国里昂大学博士，著名寄生虫学专家；刘咸教授是英国皇家学会生物学博士，在国际上也负声誉；童第周教授是比利时比京大学动物学博士，著名的组织胚胎学专家。
1930年6月，根据筹备会决议，国立青岛大学第一年先设文、理两学院：文学院分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教育学系；理学院分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1931年2月，经校务会议决议，将教育学系扩充为教育学院，先设教育行政系和乡村教育系。
1932年夏，教育部接受山东省政府建议，成立了国立青岛大学整理委员会，进一步研究学校的院系设置和发展方向等问题。国立青岛大学整理委员会决定，将教育学院停办，学生大部转入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少数转入本校中文系；增设工、农两学院。工学院暂设土木工程学系和机械工程学系。农学院设于济南，设研究、推广部，暂不招本科生。研究部从事山东地方主要农产的改良，设研究生若干人，以国内大学农科毕业生充任，在教授指导下从事研究；推广部以向民间传播研究成果为主旨，并附设农业传习所，专收农家子弟，实习改良农作。将文、理两学院合并为文理学院，数学、物理两系合并为数理学系。
一年的实践证明，数学、物理虽不分系，也须分组，故下学年起两系又重新分开。农学院至1934年度才正式开办，并聘原生物学系主任曾省担任院长，但因经费缺乏，始终未招本科生。至此学校的院系设置基本固定下来。
国立山东大学的院系设置有自己的特色，曾经得到蔡元培先生的赞许：“山大还有几点特色，是其他各大学少有的……第一，文学院与理学院合并为文理学院――因为文理不能划得界限太清楚了，譬如有许多课目，过去都划在文科里，现在却都归为理科了；如果文理两院合并，自然可以使文科的学生不致忽略了理科的东西，理科的学生也不致忽略了文科的课程。所以，山大合并来办是非常好的。第二，是理工两学院都在一起来办――我们知道工与理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工就是理的应用，理就是工的基础，两个东西是不应分开的。现在山大将两院在一起来办，自然很经济，而且很容易得到好的成绩的。第三，是农学院能按照本省的农业情形，加以研究，再想法来改良和发展本省的农业，这也是非常适宜的。
国立山东大学非常重视教学工作，把教学放在首位。由于师资力量较强、水平较高，当时的课程大多由教授担任。特别是一些基础课主要由教授担任，如闻一多曾为一年级学生上大一国文，梁实秋曾为一年级学生上大一英文。 据当时的一些学生回顾，学校大多数教授工作勤奋，态度诚恳，诲人不倦，教学质量甚好。如杨振声、闻一多、洪深、老舍等教授讲课，内容充实、分析深刻，富有时代气息，生动感人，引起学生的广泛兴趣。汤腾汉、童第周、王宗清等教授讲课，既有科学先进性，又经过反复实验，有自己的创见，使学生大受启发。学校对学生平日学习和考试的要求虽然都很严格，但使学生感到是教师在激励自己、爱护自己和精心培育自己，从而能做到师生间亲密无疏，思想共鸣。学生既尊敬老师，又能专心致志、刻苦学习，严谨笃实成风。
学校在教学上很重视基础，同时也根据教授的专长，广开选修课程。如1932年中文系所开课程，必修课有：大一国文，名著选读，文字学，中国文学史，先秦文，音韵学，诗学概论，中国小说史，汉魏六朝文，词学概论，目录学，中国文学批评史，戏曲概论，唐宋以降文。选修课有：中国学术史概要，毛诗学，楚辞学，赋学，乐府诗研究，说文研究，古器物学，音韵学史，经、史、子专书研究，中国古代神话，古文字学，唐宋诗，汉魏六朝诗，诗、词、文家专集。这些课程，在当时一些大学来说，是属于门类齐全的，体现了学校以文科见长的特色。生物系也以其师资优势和青岛的地理条件，开设动植物学、人类学、鱼类学、昆虫学、遗传学、组织学、胚胎学等十五门必修课，动植物学研究、经济植物、进化论、细胞学、藻类学、海洋学等十三门选修课。这在当时全国大学的生物系中，也是课程较全、水平较高，并且有自己特色的。
教师们在教学中特别重视基本功的训练。如姜忠奎讲授文字学，就要求每个学生都得篆写《说文解字》五百四十部的部首。黄孝纾讲授古典诗文时，讲文章，就要学生摹写文章；讲诗词，就让学生练习作诗、填词。这种教学方法，学生自然学得扎实。
教师们还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独立钻研的精神。在这方面，以中文系丁山教授表现最为突出。他要求学生读古书时不看、或尽量少看前人的注释，避免为旧说所囿，让古人牵着鼻子走。教师们还很注意培养学生熟练使用工具书的能力。在学生寝室中，大都备有《说文解字》和《广韵》等工具书，学生们在阅读唐宋以前的古籍时，都能够熟练地使用它。
学校在教学和研究中还重视联系实际，力求为工农业生产尽些力量。如化学系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中，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对山东药物进行过研究和解析，对青岛印染业进行具体考察和探讨，既做到为生产服务，又有较好的教学质量。生物系对海洋生物进行重点调查研究，为开发祖国海洋事业提供科学资料和数据。农学院对莱阳梨病虫害的防治，对山东棉花品种的改良，都列为专题，指定专人，订出计划，深入现场进行研究，甚受欢迎。有的业务部门拨出经费，派人参加，共同协作。这种把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直接纳入教学和研究工作中的做法，确实是难能可贵的。1934年4月，教育部派员到学校进行视察，视察结束后，教育部的训令中指出：“查该校近年设施，尚能秩序稳进，殊为可嘉。文理学院以理为主，而以中国文学及外国文学两系辅助中外文语文之基础训练，事属新创，用意尚佳。化学方面注重中国药材分析，生物方面注重海滨生物之研究，至为切当。”
与此同时，学校还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研究学术的兴趣与能力。在这方面，生物学系教师表现最为突出。生物系学生从二年级起，就各授以题目，在教授指导下，从事研究。不少学生写出了具有相当水平的文章。如本校出版的《科学丛刊》第一期（1933年1月出版），共有19篇文章，该系学生就占4篇，即《捕章鱼之调查》（张奎斗）、《青岛产前鳃类介壳之研究》（肖庆恒）、《青岛蛙与蟾蜍之研究》（任树棣）、《青岛的棘皮动物》（高哲生）。
为了发扬学术民主，提倡不同学派的争论，活跃学术空气，学校在办学初期曾在每星期一“总理纪念周”的集会上，增加学术演讲一项，后又把它正式定为学术演讲时间，由学校、院系负责人及教师们作演讲。并且，还利用青岛的地利条件，邀请一些著名专家、学者来校讲学和做学术报告。如蔡元培、秉农山、冯友兰、顾颉刚、罗莘田、倪尚达、经利彬等，都曾到校讲过学或作过学术演讲。据不完全统计，自1931年10月至1937年5月，各次学术演讲全文或摘要在校刊上发表的，就有206篇。通过这些活动，师生们开阔了视野，活跃了思想，从而推动了教学科研工作的开展。
为了开辟学术园地，发表师生的科研成果，学校曾于1933年及1934年先后创办了学术刊物《科学丛刊》和《文史丛刊》，但前者只出两期，后者仅出一期。与此同时，为了切磋学术，练习写作，学生中组织了各种学术、文艺团体。有的还出版刊物，发表文章与作品。其中影响较大、成绩较为显著的，是励学社与刁斗文艺社。前者于1934年1月创办综合性杂志《励学》半年刊，前后共出7期，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以至蜚声海外，连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也曾致函该社，全份订购该刊；后者亦同时创办不定期文艺刊物《刁斗》，共出两卷6期，在第二卷第一期内，还载有周学普先生所译列宁的一篇文章：《作为俄国革命之镜的托尔斯泰》。此外，还有一些学术、文艺团体与报社协作，出版周刊，随省、市各报发行。如素丝社出版的《素丝》周刊随山东日报发行，征程文艺社出版的《社会与文学》周刊随青岛晨报发行，潮音文艺出版社的《潮音文艺》周刊随济南民国日报发行，文刊编辑社出版的《文刊》周刊、新文学会出版的《新地》周刊以及大众科学社出版的《大众科学》周刊，随青岛民报发行。这些周刊的出版，对促进山东文艺的发展以及在普及科学常识方面，起过一定作用。 国立山东大学时期，由于师资力量雄厚，水平较高，设备较为完善，所以，学生的质量远比私立青岛大学、省立山东大学时期为高。这可从学生数次参加自然科学考试竞赛获奖一事得到证明。中山文化教育馆，为鼓励国内青年研究自然科学，特设中山奖金一项，曾于1934年和1935年举办两届征文考试竞赛。第一届以生物学为主，有15所大学各选4名学生参加，共录取特等生6名，甲等生8名，乙等生11名，丙等生17名，丁等生1名。山大选送的4名生物学系学生全部录取，其中特等1名（张奎斗），奖金100元；甲等2名（高哲生、庄孝僡），奖金各60元；乙等1名（刘萃杰），奖金30元。如将每等成绩合成百分数，则山大成绩应占特等的17％，甲等的25%，乙等的9%。第二届自然科学考试竞赛，以物理学为主，分考试竞赛及征文两部分，征文又分著作及译述两种。规定全国各公、私立大学各选3名物理学系学生参加竞赛；征文部分各选两名，但须在各大学物理学系毕业并在有关学术机关服务者才能参加。山大参加考试竞赛的3名学生，田金棠获得甲等奖学金70元，金有巽、章琨各获得乙等奖金40元；征文部分，许振儒获得著作类甲等奖金140元，王寿衡获得译述类丙等奖金80元。此次竞赛结果，山大选送5人，全部入选。此外，原毕业于山大化学系并留该系作助教的勾福长，曾于1937年3月，以《制造骨胶之研究》一文，荣获严特约纪念工业化学征文第一名（本届征文仅取2名），得奖金200元。本届奖金主持人还函告学校，表示要将这篇论文在国内著名化学杂志上发表。同年，化学系助教郭质良(该系毕业)，以《山东酒曲之研究（三）》及《中国化学工程》等论文，荣获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本届特种科学奖金500元。当时申请此项奖金者达200余人，而得奖者仅10余人。。
国立山东大学时期，山东大学共招收八届学生，毕业四届，因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奉命停办，后面四届学生转入中央大学和其他大学毕业，有的没有毕业就参加了革命工作。
国立山东大学校址，系接收原私立青岛大学旧址，经与青岛市政府多次商洽缩减，尚有410亩，校舍12座，除大礼堂及十至十二校舍为平房外，其余尽属楼房。在济南，原省立山东大学接收的农工矿商法医六专门学校校址，先后分拨山东各机关应用，仅留农专一处给山大，有宅基及桑果苗林等共365亩，房舍620间。山大农事试验场即设于此，后改为农学院。
国立山东大学文理、工两学院八个系全在青岛，原有校舍不敷应用，建筑又无专款，只得预储款项，以为建筑之用。这一时期，先后建成的主要建筑物有科学馆（1933年3月）、体育馆、工学馆、水力试验室（1935年11月）、化学馆（1937年7月）等。自1930年至1935年度，建筑用费近四十万元，占同期经费支出的14．6％。这些室馆的兴建，表现了当时学校偏重于发展理工的趋向。化学系、工学院都有自己专用的系馆，数学、物理、生物三系合用科学馆，而中文、外文两系仍在旧楼。这些建筑告成后，基本上解决了教学用房及实验室紧张的状况。
国立山东大学图书馆成立于1929年12月，当时所藏图书，是从前私立青岛大学和原省立山东大学接收过来的，为数极少，而大半是旧日课本，多不适用。国立青岛大学成立后，大量采购中外文图书，至1936年度，图书总数已达87，805册。其中中文图书65，287册，外文图书22，518册，中外文杂志1，208种，54，116册。至1935年度，图书用费共计213，383．54元，占同期经费支出的8％。由于经费不足，山大在采购图书时，更加注重质量。为此，专门设立了图书委员会，规定各系所需要的参考书，必须由系主任签字负责，然后交图书委员会审查通过，再由图书馆在各系的图书预算项下统一定购。
山大不只重视采购已经出版的精良图书，也对本省的先颖硕儒著作抄本努力搜求。如栖霞牟陌人曾著有《诗切》未刊，由图书馆借来手抄本抄录存馆；又有即墨黄宗昌著《崂山志》已刊行外，其家尚存有《崂山丛谈》和《崂山艺文志》，皆为原稿手抄本，尚未刊行的，均借来抄录存馆。外文图书，曾重点采购各种版本的莎士比亚名著，有许多珍本入藏。西洋定期刊物，如英国的Contemporary Review、 Fortnightly、Nineteenth Century, 美国的Current History、Foreign Affairs等，均补购了整套杂志，这在其他大学也是不多见的。
20世纪30年代，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国民党反动派对外屈膝投降，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国立山东大学学生不断爆发反帝爱国运动。赵太侔校长对学生运动甚感不满，唯恐搅乱教学秩序，招惹事端，采取劝服和压制的手段，因而遭到学生强烈反对。尤其在“一二•九”运动时期，赵太侔凭借校长地位，通过校务会议，两次开除进步学生，引起了学生和多数教职工的极大不满。再加上山东军阀韩复榘为了夺取山东大学，自1936年1月起，借故将省协助山大经费每月减为15,000元（原为每月30,000元），为学校制造经济困难。困境中，1936年3月，赵太侔被迫离校向教育部提出辞职，教育部于28日复电慰留无效。赵太侔在离校之前，于3月13日主持了最后一次校务会议，推举张怡荪、陈之霖、张逸樵三人为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临时主持校务。6月27日，教育部训令，赵太侔辞职照准，暂由校务常务委员代理校务。
1936年7月9日，教育部下令由林济青来校代理校长。林济青曾任私立齐鲁大学教务长兼代理校长，时任山东省府委员。林济青洋官气十足，政客军阀作风严重，引起一部分教师的不满，加上国难当头，时局动荡，一些知名教授相继离校，教务长、总务长、各院院长及各系主任也大都易人。这期间，除未走的教师外，又陆续新聘教授、副教授、讲师30余人，并添建了化学馆，教学科研工作虽然照常进行，但学校已出现由盛变衰的迹象。
1937年11月，因战事波及到了山东，学校被迫由青岛迁往安庆，不久又迁至四川万县。图书、仪器、案卷等分三批运出：第一批257箱运至西安，旋又转运万县（宜昌）；第二批837箱运至浦口，因南京失陷，全部丢失；第三批16箱运至汉口，转运万县。未能运出的财产，日军占领青岛后，将全部校舍作为海军司令部，除占用家具外，其余图书、仪器、家具等物，全部被焚毁。
学校在万县上课不久，1938年2月23日，教育部根据行政院2月18日训令，下令“将国立山东大学暂行停办”。学生大部分转入国立中央大学，个别转入其他大学，在校职工造册送部，另行分配工作。图书、仪器、机械分别暂交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中央大学、国立中央工业职业学校保管使用。3月15日国立山东大学校产保管处成立。6月，教育部下令解除林济青国立山东大学代理校长职务。至此，国立山东大学告一段落。
五. 抗战胜利得复校 学潮风涌反内战（1938—1949）
国立山东大学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停办，又随抗日战争胜利而复校。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全国各行各业百废待兴。从教育界来说，复员教育、振兴华夏已是当务之急，但国民党政府却忙于“劫收”和准备内战，对于复员教育并不积极。当时，散处各地的以汤滕汉为代表的山东大学校友，以发展教育、不忍母校长期中断之热诚，自动组成“国立山东大学校友会”，奔走呼号，并请杨振声、赵太侔等前任校长及党政名流联名致电，共同向国民党政府请求在青岛迅速恢复山东大学建制。在有识之士积极声援下，国民党当局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决定恢复山东大学。山东大学内迁停办8年之久，终于在1946年春天于青岛复校。
1946年1月，南京政府教育部委派赵太侔为山东大学代理校长，2月份正式任命赵太侔为校长，负责复校事宜。山东大学的复校工作在赵太侔校长的领导下开始正式进行。
一个大学，在其奠基阶段，能否谋得一个较强的师资阵容，是这个大学以后能否振兴的关键，赵太侔校长到校后，立即通过多种渠道延聘专家、学者到校任教，除聘请原在山东大学工作的教师回校任教外，还聘请了一另外些知名的专家、学者，有的甚至登门聘请。当时先后受聘的学术界著名人士有：朱光潜、舒舍予（老舍）、游国恩、王统照、陆侃如、冯沅君、黄孝纾、丁山、赵纪彬、杨向奎、萧涤非、丁西林、杨肇燫、童第周、曾呈奎、王普、郭贻诚、王恒守、李先正、刘遵宪、朱树屏、严效复、杨宗翰、郑成坤、李士伟、沈福彭等。这些专家学者，除朱光潜、游国恩因客观原因未能应聘，舒舍予虽应聘后因赴美未能到校外，其余均于1946——1947年先后到校，分别担任各系教授，有的兼任院系负责人，使山东大学复校后有了较强的师资阵容。这就不但保证了复校后的教学质量，而且为学校日后的发展和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收复校舍是山东大学复校过程中的重大难题。学校原有校舍，青岛沦陷时多为日军占为兵营，抗日战争胜利后又为美军占用。在收复校舍的过程中，工作艰巨，极费周折。当时，学校的总务长兼复校委员会主任周钟岐，临时觅定胶州路伪东亚医院旧址为复校办公处。为了收回青岛的原有校舍，周钟岐总务长不辞艰辛，据理力争。赵太侔校长赴青后，也积极奔走，亲自找美军驻青司令交涉。在交涉过程中，美军以救世主自居，态度蛮横，竟把占住的山大校舍说成是他们从日军手中得来的“兵营”，声言“万难让出”。在多次交涉无结果的情况下，周钟岐总务长急中生智，想法对付美军蛮不讲理的态度。他商请青岛《民言报》编辑（兼美国合众社的驻青访员）用合众社访员的名义发一新闻稿，并在报上登出。内容是：山东大学复校万事就绪，专候美军让出校舍即能上课云云。美军迫于公众舆论的压力，又怕受到世界舆论的指责，方将所占用的校舍先行交出欧阳路一处，复校筹备处遂由胶州路迁入办公。后经进一步交涉，又将鱼山路五号、大学路三号、武定路廿九号、德平路四十号和四十二号、绥远路十八号、广饶路四号至九号及广西路等处一并交回学校使用。八月初，校方又与美军在青岛敌伪产业处理局签订协议书，言明一俟美军撤离，再将大学路原校舍交回。学校收回上述校舍后，确定鱼山路五号为大学本部及文、理两学院院址，武定路及德平路作为先修班之用。大学路三号及欧阳路作为教职员工宿舍。当时这些校舍仅勉敷应用，直至青岛解放美军撤离，原有校舍方全部收回。 抗战前，山东大学只有文、理、工三个学院八个学系。复校时，曾想设六个学院三十个系，后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将学校扩充为文、理、工、农、医五个学院十四个学系。各院系的设置情况是：文学院，分设中国文学系和外国文学系（以后又增设历史学系）。理学院，分设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动物学系、植物学系、地质矿物学系。工学院，分设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农学院，分设农艺学系、园艺学系、水产系。医学院，不分系。另外，还附设一个大学先修班和高级护士学校。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山东大学开始招生。在招生过程中，按照教育部多设考区的规定，学校除在青岛招生外，还在北平、南京、上海、西安、成都、重庆、济南七地设立招生办事处。各地高中应届毕业生及失学青年，听说山东大学招生，踊跃报考。计各考区考生5871人，经初试和复试，共录取本科生518人，先修班学生185人。
由于坚持对学生严格要求，复校后招收的学生，绝大多数是符合录取标准的，并做到优中选优。
图书仪器是办学的重要设备。复校时，学校留存在青岛的物资早已荡然无存，内迁四川并入中央大学的图书仪器，又因交通阻滞，运输困难，至10月底始运回青岛，总计仪器六十余箱，图书九十余箱。六十余箱仪器多已残损，无法使用；九十余箱图书，计有西文书3398册，线装书5166册，此即是学校唯一的教学设备。后经学校请准青岛市敌产处理局，接管德日文书籍6674册，代管中国工程学会日文书籍5349册，又有私人赠书约2000册，复购到中西文图书8321册。至此，图书方面较前稍有充实。
复员经费是筹备复校过程中最困难的问题。复校时，不仅校舍、实验工厂等需要修建，而且一切设备均需重新添置。因此名为复校，实则新创，仅修建、设备两项费用，至少需法币三十二亿七千万元（折合美金九十七万三千元）方可敷用。教育部原定拨给学校的修建费仅七亿元，不仅难以恢复旧观，且无法按时开课。为此，赵太侔校长多次致电教育部，再三陈述困难，才追加复员经费一亿五千万元。经费寥寥，不敷应用，为了保证复校工作顺利进行，学校财务部门精打细算，一再压缩开支。如1947年度学校经常费由二千四百万元缩减为一千五百九十万元，校本部和五院经费也只有五千五百六十七万元。在这种情况下，学校除积极向教育部申请和谋求社会赞助外，还发动教职工自己动手建立仪器修造厂，自行试制各种急需的仪器，克服了一些困难。这样，使学校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复校筹备工作。
为了报道学校的工作动态，交流教学科研经验，复校后第一次校务会议的议题之一，就讨论了校刊的复刊问题。会上决定山大校刊于1946年10月25日正式复刊，由刘康甫、牛星垣、邵式銮、高哲生、郭宣霖组成绩辑委员会，由刘康甫任主席，年星垣为负责集稿及编辑人。校刊复刊后，报道了学校的工作动态，交流了教学、科研等方面的经验，记载了复校工作的情况，为山东大学复校的经过和以后的工作留下了原始资料。这是校刊编辑委员会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和学校重视舆论工作分不开的。 1946年10月25日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开学典礼上，赵太侔校长致词说明：山东大学是因抗战而停办，又因抗战胜利而恢复。在半年多的筹备期间，经同人的努力，及地方各界的赞助，现在能够开学上课了。回想在八年长期抗战学校停办期间，真不知何日才能恢复。今天能够复校，实在值得庆幸。山东大学自筹备复校到正式开课，先后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这较之青岛大学的筹备用了近两年的时间要快得多。而且当时抗战刚刚胜利，时局尚不稳定，经济和交通诸条件都远不及当日，其进展可谓迅速。这是与广大教职工的努力及地方各界的赞助分不开的。 山东大学复校后，学制与课程基本上沿用抗战前学校的一套做法，把“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陶融健全品格”作为教育目标。根据这一原则，学校要求学生对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三方面都具有广泛的综合的了解，既掌握渊博的科学知识，又有实际的驾驭能力。
学校规定，各学院学生修业年限为四年，其中工学院五年、医学院六年（解放后工学院缩短为四年，医学院缩短为五年）。学生学业管理是学分制，每学期每周授课一小时为一学分，实验及无须课外自习的课目以二至三小时为一学分。各学院学生除第一年级外，每学期所修科目以不超过二十一学分为原则。考试分为临时试验、学期试验、前期试验、毕业试验四种。学生成绩分为甲（80分以上）、乙（70分以上）、丙（60分以上）、丁（60分以下）四等。凡某科目成绩列丁等者为不及格，不给学分。如系必修课须重修。修业期满和试验及格者，依学位条例授予学士学位。
与学分制并行的是必修制和选修制。学校规定，三民主义、中文、英文、体育为各院系学生共同必修课。文科学生还要必修生物课及其他一门自然科学。在共同必修课外，各系又按照自己的教学要求，规定了各自的必修课与选修课目表（与抗战前的国立山东大学大致相同）。学生于每学年开学时，参照选修课目表自行选定课程，中途亦可增选或退选，但须经系主任签字批准，以控制选课，使不致过滥。 必修课与选修课相结合的教学安排，既保证了培养人才的方向和需要，又适当照顾了学生个人的志趣，使学生能按照自己的爱好和特长，自学其他与专业相关的知识，锻炼独立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教学过程中，各系教师不仅注意教给学生一般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而且更加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的学习与创造能力。如中国文学系的冯沅君教授，在教学中，她不仅鼓励学生多读书，而且极耐心地传授阅读的方法，如泛读、精读、圈点评注、质疑探索等。她非常重视培养学生艺术分析的能力。她认为，成功的文学作品，其思想内容总是通过一定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对艺术作品进行分析，首先必须从作品本身出发，认真地分析其结构肌理和表现手法，要用心考证作者采用了哪些重要技巧，这些技巧对表现主题思想起了何种作用。但除了对作品本身仔细鉴赏外，还要把握住许多与作品相关的因素。如对艺术媒介物的外在了解（文学作品的语言文字功能，戏剧的曲调、体制等特点），对作者生活史和创作意图的研究，比较同一作者的其他作品，研究各种形式的艺术史等亦可获得除作品以外更多的美感经验。冯沅君先生认为，这种从作品本身出发，兼顾其他因素的分析方法不但能帮助同学鉴赏文学和提高写作水平，而且可以通过对某作品的研究，推定某种文学艺术的起源、演变及其发展现状，从而写出有分量的具有真知灼见的论著。她在1947年出版的《古剧说汇》，正是这种有分量的著作。在提高学生的艺术分析能力方面，她的经验是：第一，多阅读、善比较、勤思考。这样久而久之，就可以迅速地分辨出文学作品在思想、艺术上的特点，及其优劣、长短。第二，通过对与文学并列的姊妹艺术的鉴赏，薰陶内在的艺术气质。如多听一些音乐，多看些戏曲、绘画，势必有助于理解文学作品的气魄和情韵。冯沅君先生的这些经验，不仅在当时具有指导意义，就是以现在来说，也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为了提高教学效果，各系都非常重视发挥教授在教学中的作用，总是把业务好的老教授推上教学第一线，不仅基础课、专业课的教学由教授担任，而且一些重要的选修课也大多是由有经验的教授承担，像中文系的陆侃如、冯沅君、赵纪彬、丁山、杨向奎、萧涤非、黄孝纾教授，物理系的丁西林、王恒守、郭贻诚、王书庄教授等均承担过基础课、专业课及重要的选修课的教学任务。 在教学方法方面，各系也纷纷进行探索，注重联系本系学生实际，形成具有本系特色的、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很受学生欢迎。如物理系教师在教学中，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教学方法多采用启发式、讨论式，而非注入式。具体做法是：1.奋其志，激其情。教师带着情感，有目的地介绍一些科学家的光辉事迹，激发学生树立献身科学事业的雄心壮志。2.引其疑，发其智。教师在讲课中，有意识地布疑，以激发学生积极进行创造性思维活动，然后通过集疑和辨疑，培养学生动脑、动口解难的本领。3.启其思，反其馈。教师一方面通过点拨，诱导学生深思，以此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一方面结合实际和课本，设计出一套题目让学生去做，通过做题来检查学习效果，使学生学到的知识得以系统化和深化，从而把知识转化为能力。4.寓言传于身教。教师力求通过自己讲课内容的创造性，使学生对创造性的理解具体化、形象化，从而鼓舞同学们发挥创造性。采用这些方式教学，教师和学生之间常常互相发问，互相辩论，气氛活跃，效果较好，很受学生欢迎。 在学习方法方面，物理系的教授结合自己的学习体会，给学生们总结出了两种不同的学习方法。一种是奠基式，一种是宏观式。所谓奠基式，即在学习中，从微观入手，注意积累大量资料，切实掌握基本知识，使自己的学识架构在一个稳妥、雄厚的基础上。所谓宏观式，即从宏观入手，抓大局、抓重点，对所学知识不要背，但求懂。对于资料性的东西，亦只记出处，不费太多的时间抄写，要紧的是认真记下读书后第一眼形成的印象和心得。在学习中，善于从全局来了解和跨越局部的困难，大踏步地前进。这两种不同的学习方法，犹如建筑楼房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前者是先在工地上一砖一瓦地积累大量材料，然后再绘图、搭架，从大量材料中精选良砖好瓦，一砖一瓦地铺就。后者则是在绘图的基础上先搭起房架，然后再去搬运架构楼房所必须的良材，缺什么，搬什么，不怠工，不费料。方式固然不同，但殊途同归，都能建起一座高楼大厦。到底应该采取哪种方式？丁西林、郭贻诚等教授认为，要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对于记忆力好、能博闻强记的人，不妨采取前者；但对年龄大、理解力强的人，后者却大有裨益。 如前所述，山东大学复校之日，正值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开始，师生还能安心工作和学习，故复校后的一段时间，教学、科研活动较为活跃。但自1947年5月底起，因物价飞涨，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人心浮动，教学、科研活动均未得到深入开展。学生退学、休学者大有人在，一些学生未到毕业就离开了学校。
山东大学复校后，按照当时教育部的指令，设立了训导处。训导处的“实施原则”虽明文规定：“本校训育人员尽力避免表示政治的色彩，不为任何党派谋特别的便利。”但其实质却是国民党在学校设立的情报监视机构。训导长刘次箫即是国民党的中统特务专员（解放后被镇压），他把持的训导处目的在于控制师生思想，破坏爱国学生运动，这在后来的学运中暴露得最为明显。
广大师生虽然处于训导处的严密控制之下，但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美帝国主义者肆意枪杀中国人民、侮辱中国妇女、强占山大校舍、殴打山大学生等罪恶行径，同学们无法抑制内心的愤怒，反抗情绪与日俱增。这一时期，一些爱国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在山大校园内陆续出现。
各院系的社团，有中文系的“长风社”、“莽原社”，外文系的“奔流社”，工学院的“大冶炉壁报社”、“拓荒社”，农学院的“野草社”，医学院的“医海社”等。跨院系的社团，有“大众音乐团”、“一、一、一音乐团”、“方生剧社”和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学习社”等，共约二十多个。学生中的这些社团组织，名义上与自治会、同学会、系会等团体一样，均在训导处的领导之下，但实际上却有许多与党的地下组织保持联系。他们除组织同学们开展一些“合法”活动外，还经常组织同学读进步书刊。当时，不少社团办有读书会，积极向大家推荐《大众哲学》、《西行漫记》、《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等进步作品。有的社团还在学生自治会的支持下，在校内秘密办起了交流、传阅进步读物的小型图书馆。有的社团则秘密收听解放区的电台广播。各进步社团还办有丰富多彩的壁报，壁报内容紧密配合现实斗争，如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的阴谋，反对学校南迁等。特别是“第三者”和“民主墙”壁报，经常张贴抨击时局的文章，鼓励同学们起来与国民党反动当局作斗争。这一类壁报和刊物，虽不为训导处所承认，也屡遭破坏，但在同学中却引起了深刻的反响，在促使同学们日益觉醒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各进步社团中，联系群众最广泛、在校内外影响最深远的要算“大众音乐团”和“方生剧社”。它们是当时传播革命思想、广泛团结青年学生的富有战斗性的组织。参加“大众音乐团”的成员不仅有山大的同学，还有许多校外的中学生，先后共约六百人。他们经常在山大工学院的大教室内练唱，所唱歌曲大型的有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和马思聪的《祖国大合唱》等，短小的有《抗日战争歌曲联唱》、《到敌人后方去》、《插秧谣》、《团结就是力量》等。1949年初，为了庆祝收回曾被美军侵占的山大校舍，“大众音乐团”在大学路的小礼堂举办了轰动全市的大团圆晚会，连续演出六个晚上，场场座无虚席。“大众音乐团”举行的这些活动，不仅在启迪同学们心灵、陶冶情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使同学们借此充分抒发了自己热爱祖国的真挚情感，“方生剧社”亦通过自己的演出活动，为唤起广大同学的爱国情感，团结广大师生员工迎接解放，发挥了积极作用。该剧社刚一成立，就为救济困难同学公演了话剧《岁寒图》。在大团圆晚会上，他们演出的揭露特务暴行的独幕话剧《开锣之前》及一些自编自演的活报剧，活画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嘴脸，激励了广大进步同学的斗志。在欢庆青岛解放的大喜日子里，“方生剧社”又与“大众音乐团”联合公演了大型歌剧《王秀鸾》、《赤叶河》，得到了广大师生的赞誉。当时，“方生剧社”的演出条件十分艰苦，剧社演出的舞台布景、道具和灯光设备，全部由社员捐钱、捐物，自己动手制作。而且当时处在反动派覆灭前夕的白色恐怖之中，剧社成员随时有被捕的可能，但同学们却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坚持团结战斗。在演出中一丝不苟，演出后，亦经常围坐在舞台上进行总结，不断提高演出水平。因此，这些演出活动，不仅在当时发挥了战斗作用，而且对于演员同学本身的成长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复校后，山东大学各进步社团，不仅能以青年学生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激励着广大同学，而且在关键时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特别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中，他们配合全国学生运动，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打击了敌人，锻炼了自己。许多社团还积极参加了解放前夕的护校活动，在保护学校的完整和安全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正因为这样，解放前夕的山东大学，被人们誉为青岛的“解放区”。 山东大学自1946年2月复校至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三年多的时间，全校进步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青岛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配合全国革命形势，进行了多次反美反蒋斗争，在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上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其中，规模较大的斗争有：三次反美怒潮，“六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反“特刑庭”斗争，反南迁护校斗争等。在这些斗争中，同学们表现出坚定的政治方向，发扬了光荣的革命传统。
六. 青岛解放 军管学校 山大新生 蒸蒸日上（1949——1958）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在旧中国经历了半个世纪沧桑的山东大学开始了新生。解放后，青岛市军管会成立了由王哲（不久即调走）、罗竹风、高剑秋组成的军管小组，进校接管。军管小组下设党的总支和青年团委，由罗竹风、张惠同志分任书记。青岛解放时，由于党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极大优势，加上地下党发动进步师生进行护校，因而校产完整，秩序正常。军管小组经过全面的调查研究，结合学校的实际，于八月下旬在组织、思想、教学三个方面展开了初步的整顿工作。
1949年青岛解放时，全校有学生1,132人，教师220人，职工489人。到1950年秋季学生增至1,451人，教师增至261人，职工则减少为46人。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山东省抗日民主政府在解放区临沂创设临沂山东大学，在华中地区创建华中建设大学。解放战争后期，又在临沂山东大学和华中建设大学的基础上，创建华东大学。华东大学是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在临沂山大和华中建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所革命大学。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和革命建设的需要，它面临着逐步向正规化大学过渡的任务。但是，华东大学在济南是借用齐鲁大学的校舍，没有自己的校舍，仅设立了一些文科系，没有理科，师资设备均感不足。因此，华东大学在向正规化大学过渡中存在着不少困难。 经中央教育部批准，1950年9月，华东大学迁青岛与山东大学合并办理，仍用山东大学名称。并决定以彭康、陆侃如、张勃川、童第周、余修、罗竹风、刘椽、刘宿贤为迁并办理委员会委员，并以彭康为主任委员，陆侃如、张勃川为副主任委员，负责办理迁并事宜。
1951年2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任命华岗担任华东大学、山东大学合并后的山东大学校长。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1951年3月15日合校成功。合校后的山东大学共设文、理、工、农、医五个学院，连同政治、艺术两个直属系共十八个系。学生2366人，教师486人，职工524人，总人数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
山东大学和华东大学的合校成功，是建国初期调整和改革全国高等学校或某些院系的重要步骤，也是争取我国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一个重要措施。两校合并成功，意义重大。正如华岗校长在报告中所指出的：“把原有华东大学和原有山东大学合并成为现在的山东大学，乃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教育队伍的胜利会师，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创举。把两个大学的力量合成一个大单位，各取所长，补己之短，互相学习，共求进步，其意义不仅是数量的增多，同时还可促进质量的变化和增强。这样既可减轻人民的负担，又可集中力量来建设新山大。”山东大学和华东大学的合并使山东大学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1952年夏季中央教育部制订了“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以华北、东北、华东为重点，进行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工作”的计划，经过政务院批准，于八月初通知各大行政区教育部贯彻执行。
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于八月中旬设立院系调整委员会，并召开本区大专院校校长会议，决定将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改为综合大学，建立多学科性质的高等工业学校，新设化工、水利、林业等高等学院，撤销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其系科并入有关院校。华岗校长参加了这次会议，返校后于8月19日召开校务委员会常委会议，传达了上级会议的精神，研究制订了本校的调整方案和计划，确定工、农、医三院和政治、艺术两系调出，独立建院。并在校学委会基础上，成立学校的院系调整委员会，华岗任主任委员、李芸生、童第周、陆侃如、吴富恒任副主任委员，崔戎等20人为委员，领导全校院系调整工作。同时在工、农两院分别成立院系调整分会、政治、艺术两系成立小组，具体领导本单位的调整工作。
九月初开始行动，月底全面结束。大体上做了以下调整与迁并工作： （一）政治系迁至济南，组建成山东省政治学校，现为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二）艺术系的戏剧组迁至上海，与上海戏剧专科学校合并，组建成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现为上海戏剧学院。
（三）艺术系的音乐、美术两组迁至无锡，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合并，组建成华东艺术专科学校，现为南京艺术学院
（四）工学院的土木工程系与原山东工学院的土木、纺织两系合并，成立青岛工学院。后来迁至武汉与有关院校的系科合并，现为武汉测绘科技大学
（五）工学院的机械、电机两系迁至济南，与原山东工学院合并，现为山东大学南区（即原山东工业大学）。 （六）农学院的水产系留校，农艺、园艺和植物病虫害三系迁至济南，与原山东农学院合并，现为山东农业大学。
（七）理学院的地质矿产系、采矿工程系迁至长春，与有关院校的系科合并，组建成长春地质学院。
（八）厦门大学海洋系理论组部分教师并入我校，组建新的海洋系。
（九）医学院因受校舍的限制，暂缓调整。1956年青岛工学院迁去武汉时，使用该院校舍组建成青岛医学院。
（十）1954年高教部拟改变现有高等学校的布局，报请国务院批准，将沿海某些高等学校内迁和增加新的专业，其中有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山东大学等。当时决定把山东大学迁往河南郑州。后来教育部经过审慎研究，决定把山东大学迁往郑州改为由山大派人去郑州筹建一所新的大学，并给以师资支援。在决定把学校迁往郑州时，学校即派总务长刘椽、总务处主任秘书董树德、总务科长于健、基建办公室技术员刘岩等26人前往郑州筹建。经过两年的努力，在1956年夏完成了主要建筑，秋季招生上课。学校从文、理各系选调一部分教师支援，这就是今天的郑州大学。
经过一个多月的院系调整，学校分出的工、农二院和地矿、政治、艺术三系，以及后来在青岛独立的医学院和海洋、水产两系，分布在山东、吉林、湖北、江苏、河南、上海等六个省市，发展成山东工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中共山东省委党校、长春地质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南京艺术学院、武汉测绘科技大学、郑州大学、青岛医学院、山东海洋大学十所高等学校，为促进新中国高等教育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院系调整后，学校除暂时保留医学院外，取消院一级的建制，设中文、外文、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海洋、水产九个系。其中生物系由原动物、植物两系合并组成，新设海洋系，
1952年秋根据上级指示，筹建了工农速成中学，由副校长陆侃如兼任校长，调教务处副主任秘书赵凌任专职副校长。当时闻名全国的“郝建秀工作法”的创造者郝建秀同志，就是山大工农速成中学的第一届学员。 这样，由中央教育部直接领导的、以文理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山东大学至此定型了。
为了加强对广大师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校成立了由华岗校长任主任、童第周和陆侃如副校长任正副主任，各系主任为委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委员会。决定在全校教师和干部中（实际学生也参加），进行为期一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的学习，由华岗担任主讲，每两周报告一次，分组讨论一次。
华岗校长博学多才，思维敏捷，有较高的理论修养，又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他备课认真，以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为核心，结合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师生的思想，既做到理论的完整性、透彻性，又把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工作的得失、研究的成败等等具有实感的事例，渗透到自己的讲授之中，从而生动具体地阐明了辩证唯物论的科学性、真理性和战斗性。他的报告虽然只有一个简单的提纲，但却能谈吐流畅，具体生动，确实把马克思主义的深奥理论寓于常见的社会和自然诸种现象之中，感染力大，说服力强，使人听后顿觉耳目一新，心悦诚服。这种大课学习不但深受校内师生的欢迎，而且也引起青岛市有关部门的重视。每次大课，校外有关单位的领导、宣传干部、中学教师等等皆接踵而至，使容纳三千多人的广场座无虚席，成为当时青岛市理论学习的盛举。 华岗校长讲授的辩证唯物论，共分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哲学上的唯心论和唯物论，宇宙的性质及其发展规律，物质第一性和意识第二性，宇宙可知论及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唯物辩证法的历史根源和科学意义，宇宙诸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自然界和社会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规律，辩证法的核心——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等十一个专题。自1953年9月至1954年12月，作了三十五次大报告，每次均在三小时以上，一气呵成。报告的内容整理后刊登在校刊《新山大》和《文史哲》杂志上，有些专题还在《青岛日报》和上海《文汇报》上转载过。最后由华东人民出版社（现为上海人民出版社）以《辩证唯物论大纲》的书名，在1954年和1955年分上下两册出版。该书对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是华岗校长对山东大学的一项建树，也是他为新中国的理论战线尽到的一份力量。
听过报告后，广大师生便就报告内容进行分组讨论。每次讨论除了联系社会的革命斗争和自然界的变化外，大家更多地联系思想改造、教学改革、科学研究、怎样办好学校等等问题，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相互启发，相互补充。当时校刊《新山大》除了详细报道当时的学习情况和交流学习经验的情况外，还发表了教师和干部的学习心得文章约六十余篇。
当时山大的教师队伍不但具有数量上的优势，而且，具有质量上的优势，教师的业务水平很高，并有一大批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如中文系教授陆侃如、冯沅君夫妇，早年留学法国，同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高等学校中长期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陆侃如曾任燕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东北大学教务长等职。他们二人在文学界久负盛名，学术论著甚丰，合写的《中国文学史简编》被选为高校中文系教材，《中国古典文学史简编》一书，则被译成英、俄、捷多种文字在国外流传。高亨教授研究中国古代文史近四十年，是我国的先秦哲学和文学少数专家之一，他对于古籍诠注有独到见解，所写《老子正诂》一书不宥旧说，独辟蹊径，受到毛泽东同志的称赞。萧涤非教授探索汉乐府和唐诗甚具功力，所写《杜甫研究》论著既有学术价值，又有较高的思想性，很受读者欢迎。黄孝纾教授专长唐宋文学和古代字画的鉴别，在教学中严谨成风，一丝不苟。殷孟伦教授擅长中国古典文学、古代汉语、训诂学、文字学等，著有《汉魏六朝三百家名著题解》、《尔雅简论》、《先秦散文选读》等，都具有较高水平。
历史系杨向奎教授专治先秦两汉史兼治世界史，其论著常被认为有开拓创新精神，在史学界有一定的地位。丁山教授肄业于北京大学研究院国门学，涉猎广泛，探索深入，对古代官制史、法制史、学制史和甲骨文都有专门研究，著有《从甲骨文看殷代社会》等书，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堪称博大而精深。童书业教授自学成才，曾被史学大师顾颉刚聘为私人研究助理，三十年代协助顾颉刚编写《春秋史讲义》，首倡古史“分化演变说”，受到中外史学界的注目。他对中国手工业商业史、绘画史、历史地理也有精湛研究，先后发表《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辨伪》、《中国历代疆域沿革考略》等论著，订正了传统的伪说和讹传，理清了事物发展的脉络。解放后，他积极参加学术争鸣，先后完成了《先秦七子研究》、《春秋左传考证》两部力作，这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突破旧式考据的藩篱取得的可贵的科研成果。王仲荦教授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古代史造诣很深，并专长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早年师从章太炎，后任太炎文学院秘书主任和教授，学术论著甚多，其中《魏晋南北朝史》一书，资料丰富，内容充实，总结治乱盛衰的经验，被史学界公认为水平较高的一部断代史。
外文系的吴富恒教授，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对中国文学、美国文学造诣很深，他治学严谨，经验丰富，在外文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卓有成就。赵太侔教授（解放前校长）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西洋戏剧，对西洋文学和戏剧有专门的研究，翻译能力亦很强。黄嘉德教授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曾任上海《西风》主编，著有《肖伯纳传》、《生活的艺术》等书，对英国文学的研究有一定成就。梁希彦教授精通英国文学，在教学和翻译工作中都有较好的成绩。
数学系李先正教授对数学理论有深入探索，专长三角级数，曾在英国伦敦数学学会杂志上发表《三角级数的一个注记》的论文，美国《数学评论》当即转载，因之在数学界较有声誉。莫叶教授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院的哲学博士，对复变函数甚有功力，著有《复变函数论》，并以教学效果良好而著称。
物理系的郭贻诚教授早年留学美国，获加利福尼亚工学院研究院的理学博士学位，他专长理论力学、电磁学等的研究，著有《微磁（化）理论》、《铁磁学》等论著。束星北教授早年留学法国和德国，获博士学位，在著名科学家居里博士的研究室工作过，并是科学大师爱因斯坦的研究生，曾在理论物理和相对论方面有深入的研究，其学术著作一直受到物理学界的重视。王普教授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获理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参加核分裂（原子弹）的初期研究工作，出版有《核物理学入门》、《铀镭与国防》等论著，是当时我国少数的核物理学专家之一。
副校长童第周教授是毕业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的科学博士，在动物胚胎学的研究方面多有创见，四十年代曾以《鱼类胚胎学》论著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的杂志上而闻名中外，接受美国伍兹霍尔研究所的聘请出国讲学，兼任耶鲁大学研究员，是我国屈指可数的生物学家之一。 童第周教授在山东大学工作时，结合教学和科学研究，对鱼类和脊椎动物遗传中的细胞质和细胞核关系，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反复验证，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以后又与美国坦普尔大学牛满江教授合作，在1973年从鲫鱼成熟卵的细胞质中提取信息核糖核酸，注入金鱼的受精卵中，培育出有鲫鱼和金鱼两种性状的子代，开创了人类可以按照需要人工培育动物新品种的先例，提出了动物遗传学说中的新见解，为探索生命奥秘及其未来揭开了新的一页。这一科研成果被国际上以他的名字命名为“童鱼”。曾呈奎教授曾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对海洋藻类学有深入研究，五十年代初期，在青岛近海人工繁殖海带获得成功。陈机教授毕业于法国里昂大学，获法国国家自然科学博士，专长植物解剖学的研究，著有《植物学》、《植物解剖学》、《中国烟草栽培》、《被子植物胚胎学》等著作，多有创见，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曲漱蕙教授对胚胎学、组织学有长期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的资料，所著《组织学》有较好的科学性和实用价值。王祖农教授在法国攻读微生物学，获巴黎大学理学博士，回国后，在开拓我国基础薄弱的微生物学教学和研究方面做出了贡献。方宗熙教授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和遗传学探讨深入，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有一定的成绩，论著亦有水平。
当时，学校的教师队伍，正副教授多在四十岁上下，年富力强，加上华岗校长识才、爱才、用才，因而他们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能够充分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山东大学在五十年代初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为了活跃学术空气，开展学术争鸣，1951年4月在华岗校长支持下，中文、历史两系和历史语文研究所的部分教师，成立了《文史哲》杂志社，共同创办了综合性的学术刊物《文史哲》杂志。大家一致推举华岗校长为社长、副校长陆侃如和文学院院长吴富恒为副社长，历史语文研究所主任杨向奎为主编，编委由几位老教师担任，也吸收了少数中青年教师。编委会没有专职人员，编辑工作主要由文史两系和研究所的几位教师兼任，特别是杨向奎、童书业、王仲荦、赵俪生、吴大琨、殷焕先、卢振华、孙思白、孙昌熙、刘泮溪等编委，在 《文史哲》的创办中，做了大量工作。他们不仅积极为《文史哲》写稿，而且也承担了从组稿、审稿到编辑、校稿和印刷、出版发行的任务。大家动手，艰苦创业，克服了种种困难，使刊物受到学术界的赞许。由于坚持学术民主，以繁荣学术、推动教学科研、培养和发现人才为办刊目的，使得刊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五十年代国内学术界一个活跃的学术园地。建国初期全国性的文科期刊并不多，高等学校更是凤毛麟角，因此《文史哲》的创刊，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曾评价说：“大学就是要通过教学与科研，为国家培养合格而又对路的有用人才。而学报正是检验这一成就的标尺。山大创办《文史哲》是开风气之先，已引起全国各大学的重视。”
《文史哲》杂志的出版既活跃了学校的学术空气，促进了学校学术科研工作的开展，也为山东大学赢得了社会声誉，扩大了山东大学的影响，它在校史上应当占有光辉的一页。
在酝酿创办《文史哲》杂志的过程中，童第周副校长倡议出版《山东大学学报》，以推动理、工、农、医学科的研究工作。据此，1951年4月19日在校长办公会议上，讨论通过由童第周、何作霖、吴富恒、郭贻诚、丁履德、陈瑞泰、徐佐夏、杨向奎、赫崇本九人组成学报编辑委员会，由童第周任主编。学报暂定每年出版两期，因经费关系，来稿刊登后一律不付稿酬，只赠送学报10本和单印本30本。会后，编委会立即筹划和组稿，于当年八月中旬出刊第一期。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高等学校最早的一份学报。第一期学报刊登了华岗校长的《论中国自然科学的历史命运》、童第周副校长的《鱼类早期发育的研究》、张亮教授的《产一光子的正电毁灭》、李先正教授的《关于三角级数的问题》等等文章，这不但推动了理、工、农、医学科的研究工作，也在高等院校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1952年院系整调后的山东大学成为以文、理为主的综合大学。具有战略眼光的华岗校长，已经对学校的重点系科和发展前途有所考虑，当年11月24日他与两位副校长共同对学校的重点和将来的蓝图作了粗线条的描绘。华岗校长提出要把山东大学办成有自己重点、有自己个性的学校，即要形成自己的特色。童第周、陆侃如副校长也主张建立自己的学科，以利于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优势。因此，他们一致认为中文、历史两系师资阵容齐整，水平较高，教学和科研都已打开局面，并取得了重大成绩，可以作为学校的重点学科，求得在发展中进一步提高。其次，生物系的师资力量也较强，地处黄海之滨的青岛，研究和开发海洋生物有着地利之便；而且动物胚胎学的教学与研究在国内为数不多，学校起步早，且已取得一定的成绩，应作为重点学科加以发展。最后，海洋系虽系初建，师资力量和教学设备都待充实，但有数学、物理、化学三系的人力支援，又有青岛海洋生物研究所和气象台的密切配合，发展前途极为广阔，它是当时全国高等学校唯一的新系科，应该成为学校发展的重点。经过三位领导的商讨，山东大学办学特色大体显露出来了。
20世纪50年代，在华岗校长及全体教师的教导下，山东大学的学生都把认真学习科学知识和掌握建设新中国的本领，作为自己的理想。1954年学校的工作总结中提到：学生中出现了“三多”，即去阅览室、实验室刻苦攻读和反复验证的人多了，到教师家中讨论学术问题的人多了，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和参加学术报告会的人多了。如1954年《文史哲》月刊第九期发表了1953年中文系毕业生李希凡、兰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评述《红楼梦》研究中的某些唯心主义烦琐考证的倾向，引起了国内文学界和国外“红学”研究者的重视，并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重视与肯定。
新中国成立后，国际上用中国人姓名定名的科研成果共十一项，与山东大学有密切关系的，除“童鱼”（“童鱼”是指童第周培养出来的新鱼种）外，还有夏道行函数与夏不等式”。
“夏道行函数与夏不等式”，是指夏道行对解析函数的研究成果，称为“夏道行函数”，他的泛函分析研究成果，称为“夏不等式”。这两项成果一直为国际上的数学专家所采用，合称“夏道行函数与夏不等式”。夏道行1950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数学系后，考取浙江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复旦大学工作。他在函数论、泛函分析、数学物理等方面造诣特深，皆有建树，所著《无线维空间上的测度积分论》一书，1972年已由美国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译本介绍说：“本书是被译成英文的少数中国当代科学著作之一。”国际数学界称夏道行为中国数学家在“泛函分析”方面有代表性的专家。 山东大学从1951年到1958年共培养2，394名毕业生，分布在全国各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55年8月，华岗校长受诬陷去职。1956年 7月9日，国务院任命山东省副省长晁哲甫为山东大学校长，杨希文为副校长（列陆侃如之后）。晁哲甫校长长期从事教育事业，抗日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党的教育领导工作，是党内知名的教育家。杨希文副校长在学生时代追求进步，积极参加党领导的革命斗争，1930年考入国立青岛大学教育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他不顾个人安危，冲破重重阻挠，组织同学赴南京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出兵抗日，收复失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参加了革命工作，曾任山东抗日民主政府教育厅长。解放后，任山东人民政府秘书长，热心党的教育事业，富有工作经验。晁哲甫、杨希文到职后，本着励精图治的精神，根据形势发展和上级指示，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健全党的领导、确定改进学校工作的重点，拟定科研工作计划、开展党的整风运动和进行反右派斗争、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积极开展勤工俭学活动。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方针为高等教育的改革指明了方向。不过当时对这一方针的理解有偏面性，认为开展勤工俭学活动、进行生产劳动就是贯彻新的教育方针，甚至认为劳动越多越好，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成为劳动者。于是广大教师放弃了寒假休息，学生也多数留校，共同制订了开展勤工俭学的方案和措施。中文、历史、外文三系师生除了下乡下厂调查研究和参加生产劳动外，还开办了炼铁厂、食品加工厂。数学系师生和有关单位建立联系，定期参加各类生产和服务性劳动；物理系创办了磁性材料、半导体、电子仪器、光学等四个工厂；化学系创办了化工和化学材料厂；生物系创办了动物饲养场；水产系创办了海带养殖场；海洋系拟建海水分析和海水综合利用工厂等等。由于大办工厂，使生产劳动占据了整个的教学计划，忽视了教学工作，形成了“学校即是工厂、工厂就是学校”的不正常局面。
1958年7月，晁哲甫回省任副省长，国务院任命成仿吾为校长兼党委书记，并于 8月到校。不久，山东大学在大搞勤工俭学、大干生产劳动中，仓促之间奉命迁校济南。
七. 由青岛迁校济南 遇困难曲折前进（1958—1966）
1958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问题的意见》。《意见》提出：“为了切实加强党对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领导，为了使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更加适合各地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需要，除少数综合大学、某些专业学校和某些中等技术学校，仍由教育部或者中央有关部门直接领导外，其他的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都可以下放（中等技术学校可以比高等学校多下放，地方性较大的学校可以更多地下放），归省、市、自治区领导。”对统一招生和毕业生分配制度也进行改革，由各地区自行招生和直接分配。 教育部根据党中央批示的精神，会同有关部门研究，确定将原由中央领导的全国299所高等院校，下放187所归地方领导。山东下放的高等院校有山东大学和山东工学院两所（山东其他高校原为地方领导）。7月，教育部电告中共山东省委、省人委、教育厅和学校。
1958年秋中共山东省委研究了山东省高等院校的布局和发展，决定山东农学院迁至泰安，以利于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山东大学迁至济南，以利于更好地扩建和发展。
山东省委提出我校迁济有四大优点：（一）山东大学是有较好基础的高等学校，还有创设文学、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研究所，迁到济南有条件发展。（二）山东大学迁到济南可以和其他高等学校相互学习，交流经验，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三）迁济后便于省委和省人委的领导，全国高等学校多数在省会。（四）山东农学院已决定迁去农村，山东大学迁济接住该院校舍，再大力扩建，逐步成为规模具备的综合大学，以为社会主义培养各方面建设人才。1958年10月3日迁济人员和物资分批行动。10月24日最后一批人员和物资到济南，搬迁任务胜利完成。 学校迁济后接住的山东农学院校舍，据勘探地下铁矿丰富，有开采价值；且学校近期发展规划已初步确定学生达到6000人，校舍短缺十分严重，必须另选校址建校。省委和省人委对学校选择校址极为重视，积极给予支持和帮助。学校也以建校乃百年大计，慎重从事。1958年底上级指示山东大学的新校址，可征用南郊四里山以西的土地，但经过实地调查，发现该地严重缺水，因而作罢。1959年1月又决定使用西效飞机场西邻土地，又因飞机起降频繁，声响剧烈，亦感不合适。2月省委和济南市委商定，拨给北效无影山下一片土地，再经学校实地察看，认为该处紧靠黄河，地势低洼，且风沙极大，对将来的安全和精密仪器的保养都极为不利，仍觉不当。3月底经省委正式研究决定，由书记处书记邓辰西面告：“原山东农业展览馆缓建，该馆在东郊利农庄已征购1080亩土地，全部拨归山东大学作兴建新校舍使用。”该处距现住校舍极近，土地已办完征购手续，且地势平坦，和市区接连，水电供应条件好，较为理想。在新校址的选定中，上级全面考虑，把济南市区周围可供使用的土地，提供学校选择酌定，最后根据高等学校的特点和发展前途，停建农展馆，使山东大学有了适宜的校址，对学校的建设确是极为重视。学校领导在校址选择中，权衡利弊，审慎不苟，其负责精神也是感人的。
校址确定后，学校便成立了基本建设委员会，筹划校舍建设。根据现有的校舍和学校进一步发展的计划，学校决定建设新校舍的总面积应为30万平方米，总投资应为3000万元。建设的顺序是先建文科，后建理科，生活与教学用房一齐上，争取五年左右基本建成。校舍的布局从南到北分为三区，南部是教职工宿舍区，先建十五栋家属宿舍楼，解决500套教工住宅，建成后围以院墙，自成一体。中部为教学区，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办公室均建于此，是学校的主体部分。北部是学生生活区，安排学生宿舍、食堂、生活服务设施、体育场、工厂等建筑。中区和北区结合，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的校园。校门南向，和教职员工宿舍大门相对，使教学区和生活区有计划分开，各安其所，保持教学区宁静的学习环境。 到1960年夏，规划安排的学生宿舍、教工宿舍和食堂陆续建成，交付使用。1960年秋季，中文系、历史系和新建的政治系的新生即在新建校舍入学上课，部分教职员工也迁至新建宿舍居住，原来用房紧张的状况得到了缓和。从此，原来农学院的校舍称为老校，新建的校舍称为新校，一直沿用至今。。
1961年学校复归教育部领导，是全国六十四所直属重点大学之一。党中央为了战胜暂时经济困难，执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全党大办农业，以粮为纲，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由于经费紧张，学校当年基本建设经费下降至六十二万元，只能维持已开工的项目，无力安排新的建设工程，校舍建设速度再次受影响。这一年秋季文史教学楼建成，中文、历史、政治、数学四个系全部迁入，各系的教学用房面积得到增加。文科从青岛运来的图书陆续上架使用，理科必需的实验室也有所扩充，促进了教学和研究工作。 学校迁济后，从1959年开始兴建校舍，到1966年“文革”前的七年中，共建成文史、化学两栋教学楼，学生宿舍楼六栋及三个食堂，教职员工宿舍十三栋及部分辅助用房，总面积5万余平方米，总投资500余万元。后来上级考虑实际情况，确定原住校舍不作放弃打算。全校九个系分住两地，校部机关和外文、物理、电子、生物四个系仍住原处，称为老校；政治、中文、历史、数学、化学五个系迁住新建校舍，称为新校。学校分散在两地，造成工作中诸多不便。回顾学校搬迁之际，正值国家经济三年困难时期，人力、物力、财力都极度紧张，从选定校址到校舍的兴建，领导上辗转周折，其艰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学校迁到济南后，根据国家需要和学校本身的发展，从1959年开始对部分系科和学制作了一些调整。学校原设有外文系，而且是一个老系，但1956年学生并入上海外语学院后即停办了英语专业。随即撤销了外文系。1959年夏季，学校以综合大学应当设立外文系，而且本校师资条件具备等理由，经请示上级同意，恢复了外文系，秋季开始招生。为了提高培养人才的质量，根据形势要求，经过审慎研究并报请上级批准，1959年入学新生的学制为五年（原有二、三、四年级学生的学制仍为四年）。同年冬季，留在青岛的海洋、水产、地质三系从学校正式分出，独立建成山东海洋学院。
1960年春，根据学校发展前途和培养马列主义理论人才的要求，请示上级同意重新设立政治系，从中文、历史两系选拔一批学生进入该系各年级学习，学制为四年。秋季，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和科学事业的发展，将物理系的原子核和电子两个专业分出，组建原子能系（对外称物理二系，后学生并入复旦大学，该系撤销）和电子系。经过调整，学校由迁济南时的六个系十个专业，发展为十个系十四个专业，学生达到3640人，教师达至368人（其中教授29人，副教授20人，教员12人，讲师54人，助教253人），职工425人。
从1953年起中文、历史两个专业开始招收研究生，迁到济南后，又增加数学、物理、动物、植物、微生物五个专业招收研究生，至1963年共计七个专业招收研究生，在校研究生已达114人。
与此同时，学校的业余教育也有了较大的发展。1960年设立中文、历史、数学三个专业业余大学，招生258人；设立中文、历史、物理、数学、化学、生物六个专业函授班，招生2365人；此外还招收函授研究生550人，均于秋季正式上课。至此在校的业余和函授生达到4000人，为发展业余高等教育作出了贡献。
教学工作走上轨道后，学校又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如组织水平高、有经验的教师上教学第一线，加强教材建设，改进教学方法等等，以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到1961年秋，全校共有教授、副教授和讲师144人，其中有128人担任课堂教学工作。1962年全校共开出339门课程，其中290门由讲师以上的教师担任。当时的冯沅君、殷孟伦、黄云眉、童书业、王仲荦、莫叶、张学铭、郭贻诚、徐国宪、王祖农、陈机、曲漱蕙等教授，都在教学的第一线上。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做到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学校通过选、编、借等种种办法，解决教材的缺乏问题。据统计在当时开设的339门课程中，选用教育部统编教材的68门，自编教材的147门，借用兄弟校院教材的124门。对于教学方法的改进，也根据实际的要求，做了大量的工作。
学校迁到济南后，为了恢复科学研究在学校工作中的地位，1959年初的学校办公会议决定恢复已中断四年的校庆科学讨论会。
这一时期，学校每年的科研项目都在200项左右。如1960年学校科研计划共208项，其中基础理论70项，为工农业生产服务116项，编写教材12项。1961年学校领导根据高等学校科研方针和任务，提出缩短战线，提高质量，增加基础理论的比重，开创新的学科的要求。经过认真研究，结合需要与可能，学校增加了基础理论研究的比重，加强了微分方程、计算机、磁学、晶体、微生物等尖端和应用科学，形成了重点突出，有自己学科特色的科学研究计划。1962年初，国家科委在广州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学校依据会议精神，制订了科研工作十年发展规划。在规划中除突出学科特色外，承担了国家重点项目33个（其中7个是与其他部门协作），承担本省重点项目16个。至此，学校科研工作纳入了国家的计划，成为提高国家科学文化水平的一支重要力量。
为了在研究工作中发扬某些学科的特色，利于早出成果和多出成果，学校根据自身条件，集中力量，建立了一批研究室。到1963年已有中国古典文学、美国文学、中国古代史、微分方程（也称控制论）、磁学、晶体、微生物七个研究室，后又增加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史两个研究室，总共已有九个研究室。
为了恢复文科的科学研究园地，经过种种努力，1961年已停刊二年的《文史哲》杂志复刊。复刊后的《文史哲》由月刊改为双月刊，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再停刊，总计出版二十八期。这二十八期中发表的关于《文学遗产的继承》、《文心雕龙的研究》、《孔子的研究》、《中国古代商业手工业的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家和哲学思想》等专论，都是具有开拓性且又不乏创见的研究。
《山东大学学报》是理科的研究园地，为季刊，从1958年至1966年初共出版三十三期，代表理科各系的研究水平。
从1958年到1966年，山东大学在科学研究方面，成绩显著，硕果累累。这一阶段在科学研究中，共出版学术专著十九部，完成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三十七个，发表科学论文四百余篇，创造新技术或新产品七十余项，解决工农业生产上关键问题近五百个。有的专著在学术界得到较高的评价，有的论文为国外科学刊物转载，有的新技术新产品已在生产中推广应用。1964年化学系研制的活性白土，达到国际上最好的联邦德国水平。晶体所研究室培养的十公斤酒石酸钠钾大晶体，国家授予科学研究奖。
建国后，山东大学的特色是“文史见长，加强理科，发展生物，开拓海洋”。学校迁到济南后，生物系教师一部分留在青岛，力量分散，海洋、水产两系全部留在青岛。针对这一情况，学校根据科学的发展，结合自己的实际，认为必须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确定自己的新方向，创设自己的新学科，形成自己的新特色。因此，1960年在制订学校五年发展规划中，学校一方面考虑到中文、历史两系的老教师，大都年过半百，亟需加强后备力量，故在师资培养中，采取了老教师配备助手的办法，学习他们的专长，提高中青年教师的业务水平，继续保持文史见长的优势。另一方面考虑到数学系的微分方程（控制论）、运筹学、解析数论，师资力量较强，基础较好，工作扎实，对促进科学发展和提高生产都有重要意义，且在为生产建设的服务中已取得了较好成绩。特别是解析数论的研究工作有所突破，成绩显著，在国际上引起重视。因此，必须大力发挥数学系这一优势，以求在教学和科研中取得更大的成果。第三，考虑到物理系的磁学师资力量和设备条件已初具规模，并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而且该学科对于发展电力很有实用价值，故作为重点学科，在开拓中前进。第四，考虑到化学系的晶体材料是一个新兴的学科，能为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提供必不可少的晶体器材。当时国内对这一学科进行系统研究者甚少，基本上是处于空白状态，尽管学校在这方面尚数初创阶段，教师多为青年，设备也较简陋，但已预见到它的广阔发展前途，故学校认为应采取坚决措施，充实力量，增加设备，勤奋开拓，坚持前进。今天看来，这一学科不但发展起来了，成为了学校一支重要的科研力量，而且影响广泛，受到国内外科学界的重视。第五，考虑到微生物学是生物科学的一个分枝，与工农业生产关系极为密切，从五十年开始兴起，颇有先声夺人之势；学校生物系师资力量较强，基础较好，对开拓这一学科具有潜力，应作为重点发展，以便在生物科学中树立新的优势。 50年代末期，我国的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失调，人民的物质生活出现了暂时困难。这其中既有自然灾害和国际上的客观原因，也有主观上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作崇，特别是“左”的思潮掀起的“共产风”、“浮夸风”导致了工作的失误，使大跃进变成了“大冒进”。在这种情况下，努力提高人们的马列主义水平，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际，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因此，高等学校应向社会科学领域开拓，积极创办社会科学的有关系科，以培养通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并能联系实际的人才，这是现实的需要。据此，经过多方面的努力，1960年重建了政治系，目的是培养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宣教干部。按照成仿吾校长的要求，学生通过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系统学习，就可能摆脱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束缚，成为能联系实际的的马列主义坚强战士。至此，学校根据形势的要求和自身的条件，确定了自己的重点学科，出现了新的优势，形成了新的特点。这就是在文史见长的优势中，向社会科学领域开拓；在理科的扬长避短中，突出数学、磁学、晶体、微生物等重点学科，使之各有攻取，齐头并进。
总之，山东大学迁来济南后，在原有基础上，不坐守，不徘徊，积极主动，勇于创新，开辟了新的学科，建立了新的体系，既为国家培养了各方面急需人才，也造就了新的师资队伍，为学校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八. 文革十年大动乱 遭受破坏史空前（1966—1976）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及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教育战线属于重“灾区”，它所受到的冲击和破坏比其他任何战线都更为严重。
山东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遭到的破坏更是残不忍睹。运动一开始，学校的各级党组织和行政机构就受到破坏，无政府主义恶性膨胀，群众组织林立，派性斗争和群众组织夺权与反夺权不断，整个学校混乱不堪。学校的教学、科研等设施被毁坏，党的教育方针被歪曲，建国十七年的教育成绩被全盘否定，大批干部群众受到凌辱和迫害，正常的教学秩序遭破坏，尤其是学校被肢解为三，使学校元气大伤。“文化大革命”给山东大学带来的灾难和造成的损失，是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 1966年山东大学共有政治、中文、历史、外文、数学、物理、化学、电子、生物9个系；教职工1386人（其中教授26人、副教授27人），学生3307人（其中全日制3152人，半工半读155人），研究生33人，函授生1500人；仪器设备8800件；图书100余万册；实验室64个；老校区校舍47000平方米，新校区校舍66000平方米。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学校的党委和各级行政机构已陷入瘫痪状态。成方吾校长被停职检查。学校的部分群众组织便开始酝酿夺取学校的权力。在山东省革委的支持下，于4月19日夺权成立了“鲁迅大学革命委员会”（山东大学被更名为鲁迅大学）。1970年6月24日，中共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批转《山东省高等学校布局和专业调整方案》。在此方案中提出，山东大学理科（数学、物理、化学、无线电电子学）改建为山东科学技术大学，校址设济南市，山东农学院将山东大学生物系并入，校址设泰安。山东大学文科和曲阜师范学院合并，组建山东大学，校址设在曲阜。
根据山东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的要求，学校于7月份开始部署安排分校搬迁工作。从9月7日举办分校搬迁学习班开始，到9月24日最后一批人员和物资分别搬往曲阜、泰安为止，历时17天，搬迁工作基本结束。
因为搬迁，学校除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外，物资设备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坏，师资也有一定的流失。本次分校搬迁，给学校各方面造成的巨大损失，是在以后的时间里很难予以弥补的。
就在学校准备分校搬迁的时候，7月22日校工、军宣队临时党委和校革委核心领导小组通知：我校校名现已恢复山东大学名称，新公章自即日起开始启用，原山东鲁迅大学各种印章一律作废。至此，山东大学被更名为鲁迅大学的历史结束。 就在分校搬迁之时的7月份，“文化大革命”前1964年和1965年入学的最后两层学生同时毕业离校。因自1966年至1970年学校未再招收新生，所以学校暂时出现了无有学生的空档。
分校搬迁结束后，10月12日在济南原山东大学校址召开山东科学技术大学成立大会。山东科学技术大学下设自控、物理、化学、光学、电子5个系（当时改称大队）。同年10月山东大学文科和曲阜师范学院重新组建的山东大学，也在原曲阜师范学院的校址成立，下设政史、中文、外文、数学、物理、化学6个系（当时改称大队）。与此同时，山东大学生物系也正式并入泰安的山东农学院。
从山东大学被拆散那时起，一些干部教师就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他们利用各种形式不断向上级反映意见和陈述理由，强烈要求重新恢复拆散前的山东大学。最后经周恩来总理批示，山东大学又被重新恢复。
1974年2月4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下达《关于恢复原山东大学、曲阜师范学院的通知》：“接国务院科教组通知：‘经中央批准，同意中共山东省委意见，恢复原山东大学和曲阜师范学院。同时撤销山东科技大学，其教职工全部并入山大。山东大学、曲阜师范学院恢复以后，仍面向本省、由省领导，其经费和基建投资请省里统一安排。’”
根据中央和省的通知和部署，原山东大学迁至曲阜和泰安的政治、中文、历史、外文、生物5个系全部回到济南，加上原山东大学留在济南改建为山东科学技术大学的数学（改为自控）、物理、电子、化学、光学（从物理系分出新成立）5个系，共计10个系恢复为山东大学。在恢复山东大学的同时，撤销山东科学技术大学。2月4日山东省委组织部电话通知：“经研究确定恢复山东大学后，现山东科技大学和山东大学（原山大部分）的党委常委合并办公。”3月7日在济南召开恢复山东大学大会，省市有关部门及驻济院校到会祝贺。
山东大学恢复后，马上着手充实师资队伍和加强基本建设等工作，给学校的工作创造了一个好的开端，也给广大师生员工以很大的鼓舞，教学、科研、后勤等各项工作都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此时仍处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以学校的工作还继续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
九. 拨乱返正上正规 改革开放换新颜（1977－1986）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山东大学进入拨乱反正、改革创新、恢复、发展和提高的时期。
1978年2月山东省委决定，孙汉卿同志任山东大学党委书记；吴富恒同志任山东大学党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1978年8月山东大学复归国务院教育部直接领导。党中央、国务院对山东大学的领导班子建设非常重视，1979年12月26日经党中央批准：孙汉卿同志任山东大学党委书记；吴富恒同志任山东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1984年校长吴富恒任顾问，邓从豪任校长，戈平任校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我党进行了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根据中央的部署，学校进行了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这对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和振兴山大，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校党委在拨乱反正工作中，非常重视宣传工作。1978年11月3日决定恢复《山东大学》校刊，作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团结全校师生员工的宣传工具。为宏扬革命精神，树立正气，培养合格人才，学校开展了学习先进模范人物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等活动。学校团委于1982年11月13日作出了向张海迪同志学习的决定。并于14日邀请张海迪到学校为全体师生员工作报告，使大家受到了一次生动感人的革命人生观教育。
特别需要提出的，我校倡议发起了“战士在我心中”活动，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老山部队自卫反击越南侵略者英勇杀敌、为国献身的事迹，强烈地感染了学校的广大师生。1985年2月3日，生物系八四级郭琳、吴平英、刘红、蔡雪梅、孙杰、舒东、何彩姑、许梅8位同学出于对解放军保边疆的热爱，绣制锦旗寄往云南老山前线，表示“战士在我心中”。8位女同学的行动立即得到学校党团组织的支持和广大青年的热烈响应。4月29日，校党委向全校发出了《关于积极开展“战士在我心中”活动的通知》。号召全校广大师生员工热爱解放军、学习解放军战士，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和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人。同时还召开各单位党政干部参加的动员大会，由郭琳同学介绍他们开展“战士在我心中”活动的情况，党委负责同志在动员大会上讲话指出，学习解放军，开展“战士在我心中”活动，是我们当前进行理想、纪律教育和增强党性观念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具体形式，要紧紧抓住理想、纪律教育这个中心，引导大家正确进行人生观、价值观、苦乐观等问题的讨论，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学校还邀请刚从云南老山前线采访回来的济南部队青年作家李延国同志和团中央、总政治部组织的“保边疆、献青春”演讲团来校作报告。他们在报告里讲述了前方战士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血与火的战斗诗篇，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激人奋进，使广大师生受到了深刻的闪烁着共产主义光辉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从而更进一步推动了“战士在我心中”活动的深入开展。以此为主题的演唱、演讲、征文、给战士寄送礼品和书画、举办展览等活动在校内迅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学校的“战士在我心中”活动，使前方的将士深为感动，他们也以“祖国在我心中”作为响应。这样，就掀起了一个军民共建精神文明的“双心”活动。由此影响到全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这一活动得到了党中央、山东省委和济南军区的肯定和表扬。中央和地方的报纸、广播、电视都作了专题报道。在1985年8月10日至15日团中央召开的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山东大学团委被命名为“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国家教委也肯定“双心”活动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闯出了一条新路。 1977年国家恢复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废除的业务考试、政治审查、择优录取的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山东大学按恢复后的招生制度招收第一批新生，于1978年2月入学。另外，1978年9月，学校恢复“文化大革命”中被停止的招收研究生工作。1980年9月，学校恢复已间断十几年的接收和培养外国留学生工作。1979年4月30日，经山东省教育局同意，学校恢复函授教育，1981年8月3日，教育部批复同意山东大学恢复函授教育。
受山东省委组织部委托，学校自1980年开始举办干部专修科。
1982年3月6日，教育部同意山东省教育厅委托山东大学举办“高校干部进修班”，并于当年9月份开始招生。
1981年11月3日，国务院批准山东大学为首批博士和硕士授予权单位。有8个博士学位授权点，21个硕士学位授权点。1984年1月1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校9个专业为第二批硕士学位授权专业。1986年7月28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校13个专业为第三批硕士学位授权专业，5个专业为博士学位授权专业。
1983年5月27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召开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大会，潘承洞教授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于秀源是我国首批授予的全国18名博士之一。
随着国家事业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学校的学生规模逐年扩大，1986年学生总数就突破万人大关。同时，学校的系和专业发展也很快，由1979年的12个系28个专业发展到1986年的18个系41专业。、
1984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山东大学与威海市共同在威海创建了山东大学威海分校。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件新生事物。至今，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已发展成为一所占地1540余亩，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拥有10个系、3个学院、2个教学部、14个科学研究机构，全日制在校生5200余人，教职工500余人，包括文学、理学、法学、工学、农学、经济学、管理学等7大类的专科、本科、研究生和留学生层次教育的综合性大学。 1978年4月全国教学工作会议后，学校不断进行教学方面的改革，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并制订了较全面的的规章制度。并于1986年2月25日，召开教学改革会议，要求端正思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明确培养目标，本着“加强基础、注重实践、因材施教、培养能力”和“严格要求、加强管理”的精神，积极慎重地进行教学改革，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培养适应四化建设需要的“四有人才”。
首先，修订教学计划，整顿教学秩序。1979年，学校按照教育部关于修订教学计划的意见，制订和修改了教学大纲，有效地整顿了教学秩序。
其次，搞好实验教学。实验教学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1979年经过整顿，恢复和新建实验室47个，能开出438个实验题目。1982年全校实验室已发展到100个（其中基础实验室38个、专业实验室26个、科研实验室28个、电教实验室6个、校办工厂实验室1个、电子仪器维修实验室1个），能开出教学实验题目695个，占应开实验总数的85%。
再次，抓好教材建设。自1979年至1980年上学期，全校就编写出教材234种，其中53种已由国家或地方出版社出版，20余种是全国统编教材，16种列为教育部通编教材计划。同时，为了提高教材编写质量，几年来学校主办了5次全国性的教材工作会议。
最后，抓紧师资培养。根据教育部的要求，山东大学是国家培养高质量的本科生和硕士、博士研究生的重点学校之一，并且也是为一般高等学校培养师资、教学和科研皆起到示范作用的重点单位之一。为此，学校十分重视老教师上教学第一线的问题。为加强教学和科研力量，学校于1978年就开始调入一大批教师。几年来，学校还选定一批重点教师，一是为他们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进行培训，二是派往兄弟院校和科研单位进修，三是选送出国学习。同时还建立了师资培养制度、教师考核制度、教师工作量制度、外语学习过关标准和教师业务情况档案等。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二年，1977年6月24日，学校党委召开山东大学科研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关于科学研工作的指示，并座谈学校贯彻的意见。为加快科学研究步伐，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在本世纪末我国科学技术力求接近当时的世界水平的宏伟目标，学校自1977年12月就决定恢复和建立晶体材料研究所、微生物研究所、数学研究所等重点研究机构。截止到1986年，学校共恢复和建立了9个研究所（室）。它们分别为：文史哲研究所、美国现代文学研究所、古籍整理研究所、晶体材料研究所、数学研究所、微生物研究所、红外遥感研究室、理论化学研究室和高等教育研究室。这些研究所（室）都是直属学校系一级的专职科研机构。它们除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外，还负有培养研究生和培训师资的任务。同时还成立了一些系属研究室。这些研究室在科学研究、培养学生等方面也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为了更好地为教学、科研服务，并提供现代化的服务条件，学校相继建立了电教中心、实验中心和计算中心（与计算机科学系合一）。另外，为了推动教学、科研工作的开展，繁荣科学文化事业，1983年9月9日文化部、教育部批准成立山东大学出版社（社号338）。主要任务是出版学校教学、科研方面的书籍。
“文化大革命”后，图书资料有较大发展。据1979年的清理和查点，学校藏书总量已达150万册。其中中文80万册，线装40万册，外文20万册，期刊合订本10万册。 1986年学校藏书量达185万册，为教学、科研等项工作提供了丰 的资料资源。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使学校迎来了科学研究的春天，科研成果丰硕。在1978年3月18日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山东大学晶体所水溶组荣获科学研究先进集体称号，有20项科学研究成果获科学大会奖。在1978年5月18日山东省科学大会上，山东大学有43项科研成果获奖。在1981年3月27日山东省科技工作会议上，山东大学有16项科技成果被授予优秀科技成果奖。其中一等奖4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8项。
1982年2月潘承洞教授参加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邓从豪教授参加研究的“配位场理论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7月，山东大学参加研究的“橡胶树在北纬18-24度大面积种植技术”获国家发明一等奖。
物理系研制的五公分锗隧道二极管用于通讯卫星，在36,000公里高空工作正常，为我国通讯卫星首次发射和试验成功做出了贡献。国家航天部于1984年5月发来贺信，表示祝贺。
; 1985年，山东大学研制的吞水音图描记仪获国家首批专利证书。
历史上文科就是山东大学的强项，获奖成果较多。如：获1981.7-1983.6年度省社科联优秀成果奖27项，其中一等奖4项、二等奖10项、三等奖13项。获1983.7-1985.6年度省社科联优秀成果奖30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9项、三等奖18项。
近十年内，文科出版书籍200余种，这其中包括有专著、译著、编著、教材、资料、文学创作等。发表论文1,000余篇。
文科的重要学术刊物《文史哲》“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停刊，1973年8月经中共山东省委同意在曲阜山东大学开始复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1978年下半年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之后，《文史哲》的办刊方向纠正了“文化大革命”而造成的错误，由配合运动搞空泛的政治议论转向重视学术问题研究的正常轨道。除刊登校内老专家学者的一些重要学术文章外，校外的一些专家、学者和知名人士也把他们的得意之作投到《文史哲》上发表。因此，《文史哲》的质量大为提高，又逐渐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声誉，在读者中重新赢得信任。
这一时期，学校的国际交流开创了新的局面，外国团体和个人来校考察、参观、访问频繁
1980年4月，经教育部批准，山东大学同日本山口大学、美国印地安那大学、加拿大里贾纳大学正式建立校际联系。在此之后的几年里，相继有美国的哈佛大学、印地安那大学、纽约市立学院、匹兹堡大学、内布拉斯加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夏威夷大学、汉诺威学院、哈佛燕京学社、纽约市立大学学院代表团、美国学者专家代表团、南加州各大学的校长、官方派遗研究学者、国际交流总署、加利福尼亚Santa Bar Bara城大学考察团、Wang and Hornbuck1e公司、驻华使馆、全国广播公司驻北京记者站，日本的东京大学、琦玉大学、早稻田大学、山口大学、山口县经济考察团、三重县青年友好访华团、高中学生访华团、中国史研究学者学术代表团、群马县妇女国外研修团、日本学者代表团，加拿大的里贾纳大学、萨斯喀彻温省教育代表团、驻华使馆，澳大利亚的阿德雷德大学、澳中友协访华团、知名人士访华代表团、教师代表团、澳共（马列），苏联的苏中友协代表团、驻华使馆，法国的中央理工学院、巴斯德研究所，英国伦敦大学，南斯拉夫洛夫尼亚科学艺术院，印中友协，朝鲜科学学院微生物所，新西兰知名人士代表团和联邦德国驻华使馆等国外的学者、官员、友好人士及团体来校访问。
学校领导也应邀多次到英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进行学术交流和访问。同时学校还聘请外籍教师和邀请外国专家学者来校授课讲学。自1978年至1986年，学校聘请的外籍教师有100多人次。他们主要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其中有教授、副教授、讲师等。
另外，自1978年至1986年，学校派出国外考察和参加学术会议的人员就达100多人次，派往国外进修和留学的人员达200多人。被派出的教师基本涵盖学校的各个学科，派往的国家有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联邦德国、南斯拉夫、日本、澳大利亚等。通过在国外进修、学习，回到国内后都在教学、科研工作中发挥出了积极的作用，有的已成为学科的带头人。同时，大部分回国人员还继续与国外保持着联系，这对学校的对外交流和学校的发展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十. 发展驶入快车道 山大进入“211”（1986——）
1987年以来为了适应社会和科技发展的需要，学校多次对专业结构进行调整，对部分历史较长，适应范围较窄的长线专业进行了改造，重新修订了教学计划，增加了新的教学内容，使这些老专业恢复了生机。同时，新建了一大批应用性强，社会急需的短线专业，增设了部分新型边缘学科。
经过不断的调整和完善，到1999年底，山东大学已基本建立起完备的学科体系。设有13个学院、40个系，有48个本科专业、65个硕士点（包括2个专业硕士点：MBA和法律硕士点）、25个博士点、3个一级学科博士点，5个博士后流动站、3个国家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2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重点学科，1个国家工程推广中心，1个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1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8个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岗位。6个山东省重点实验室，17个山东省重点学科，3个省级工程研究中心。学校的专业结构和系科设置日趋合理。
这一时期，在本科教学方面全面实行学分制。为了加强对教学的管理，学校从1994级开始全面实行学分制，并颁布了《山东大学学分制试行办法》，规定一般课程原则上每周讲授1课时上满一学期为1学分，不需要课外自习的课程或部分特殊要求的课程，如实验课、习题课、体育课和艺术欣赏课等，原则上每周2—3课时上满一学期为1学分。不足一学期的课程，其实际上课时数除以该学期全校上课周数，所得整数部分为学分数。课时数小于该学期周数的课程不计学分。社会实践、教学实习和毕业论文的学分，按完成时间计算，一周为1学分。学生修满一门课程的全部课时，考试合格，方可获得该门课程的学分。凡我校四年制本科学生，必须按照各自专业的教学计划修得150学分，方可毕业，发给毕业证书。其中，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学校将授予其学士学位。实行学分制，标志着山大的教学改革已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围绕实行学分制，学校相继实行学生辅修制和选课制，即部分学习优异的本科学生主修本专业以外，还可选修其他专业主干课程，获得辅修专业证书；另外，学校还鼓励学生跨专业选修课程，尤其是鼓励文理科学生跨学科选修课程。学分制、辅修制和选课制“三项制度”的实施，扩展了学生的知识面，满足了社会对不同人才培养的需要。
在强调教学内容改革的同时，特别注重教学方法的改革。强调要重视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具体改革的措施是：（1）改革灌输式以及在教学中过分偏重讲授的教学方法，积极实践启发式、讨论式、研究式等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这些不同方法和手段的运用，既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也达到了教学相长的目的，有利于学生个性和才能的全面发展。（2）注意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教学。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进入教育领域，现代化教学手段逐渐被利用到本科课堂。为了适应现代化教学的需要，学校每年拨出专项经费用于开发和引进计算机辅助教学软件，增加电化教学设备，并专门建立了一系列多媒体教室。（3）把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接合。有些实践性较强的课程或部分课程内容甚至被带到现场，边实践边教学。学生回校后再由专职教师引导他们将实践知识系统化，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为了强化实践教学，学校采取措施，建立一系列相对稳定的社会实践基地。同时，从1988年起，学校每年都组织大批学生利用寒暑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通过社会实践了解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际，把课堂上所学内容应用于实际。、
在强调专业课教学的同时，更加注意素质教育。为了加强对素质教育，学校成立了“山东大学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制定试点工作规划，统一组织协调全校的各种文化素质教育活动。同时学校印发了《山东大学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实施意见》，对如何发挥课堂教学在文化素质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如何在校内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以及大学生在文化素质教育中应知应会的内容等都提出了要求。
这一时期，研究生教育得到飞速发展，初步形成了学科门类比较齐全的研究生培养体系。山东大学1981年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获得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2000年经国务院批准可以自行审批硕士学位授予专业。经过七批学位授权的审核，目前全校共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3个，博士学位授权专业25个，硕士学位授权专业65个；工商管理硕士（MBA）专业学位和法律硕士（JM）专业学位各一个。研究生层次教育涵盖了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八大学科门类和22个一级学科分别战友授予学位的12个学科门类和88个一级学科的66．7%和25%。现有凝聚态物理和微生物学2个国家重点学科，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17个山东省重点学科；晶体材料和微生物技术2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个国家教育部开放实验室，一个国家科委重点技术研究推广中心，计算等学与工程等6个山东省重点实验室。在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五个学科设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数学学院、物理系被国家教育部列为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中文系被教育部列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另外，还有国家人文素质教育基地。 山东大学是全国最早招收和培养研究生的高校，从1950年开始招收和培养研究生，截止到1965年，共培养研究生152名。实际上，真正大规模招收和培养研究生是从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和1980年建立学位制度以来开始的。1978年到1999年共招收研究生6288名，其中博士生826名，硕士生5462名。2000年博士生招生规模已达160人，硕士生招生规模已达710人。截止到2000年，已毕业博士生382名，硕士生3667名。396人被授予博士学位，3665人被授予硕士学位，为外校代授硕士学位161人。另外，还受理在职人员申请硕士、博士学位共2149人。授予在职人员博士学位10名，硕士学位292名。
山东大学研究生教育重视和加强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现与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30余所著名大学和学术团体有学术交往，开展了国内外导师联合培养博士生。截止到1999年，共招收了10个国家86名研究生，其中博士生33名，硕士生53名。
为了改善研究生的学习和生活条件，1998年起，先后建立了2个研究生语音室、3个微机室和1个多媒体教室。2000年初筹资100余万元，支持研究生课程和培养条件建设。设立了《山东大学校长奖学金》、《山东大学优秀研究生奖学金》、《山东大学奖学金（光华部分）》等十几种奖学金，制定了《山东大学关于实行助教博士制度的暂行规定》和《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兼任助教工作的试行办法》。
大力发展成人高等教育是普通高校主动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重要措施，也是高校的基本任务之一。山东大学是我国较早举办成人高等教育的学校之一。自1958年开始举办夜大学和函授以来，学校先后开设过中文、历史、哲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外语和计算机等专业的专科班和本科班，为山东省培养了一大批专门人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山东大学于1979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重新恢复夜大学、函授大学教育，积极恢复和发展成人高等教育。特别是自1987年以来，学校的成人教育取得了迅猛发展，在恢复函授和夜大的基础上，总结各种经验教训，结合自身的教学条件，紧追时代发展的需要，先后开办了干部专修科、高等自学考试专业、专业证书教育、成人脱产班等各种模式的成人教育，已形成多层次、多规格、多种办学形式的成人高等教育体系。1987年以来，山东大学已培养了各类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毕业生15483人，其中函授本、专科生8667人，夜大本、专科生5937人，干部专修科358人。此外，还有专业证书、学业证书、岗位及行业培训等各类短训班数万人。
随着学校成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学校的成人教育管理机制及机构也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加强。1988年4月，山东大学成立成人教育处。1992年4月经国家教委批准成立了山东大学成人教育学院。1999年又更名为山东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进一步加强了对成人教育的管理。
国际合作与交流再上新台阶。1987年以来，学校同已有交流关系的院校及时续签了协议，巩固了合作关系，其中同日本山口大学、澳大利亚阿德雷德大学、加拿大里贾纳大学的交流有进一步发展，实质性的交流项目逐渐增多。同时，积极探索与其它地区和国家的合作和交流。与韩国、美国、法国、巴西、苏丹、埃及、瑞典等国的十多所院校相继签署了交流合作协定或意向书，而与多所国外大学保持着灵活而又实际的合作关系，到2000年底，我校的校际交流与合作院校已达40多个，交流与合作的内容与方式也有新的发展，学者互访和交流也取得了明显进展。1987—2000年间，我校共接待各类来访外宾3200多人次，国际知名人士、著名学者及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等国高级政府官员代表团及著名跨国公司西门子公司代表团等先后访问我校。
与此同时，学校积极派遣教师和学者出国考察、出席国际学术会议，这期间学校共派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到国外访问、考察、进行合作研究等近800人次。我校还聘请来自美国、前苏联、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长短期专家700多人，其中长期专家160多人，短期专家580多人。这些外聘专家作为我校教学、科研工作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不仅在为我校培养中青年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专业改造、学科建设及更新教材内容、开设新课程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1987年到2000年，山东大学科研工作的发展横贯“七五”、“八五”和“九五”三个五年计划周期，经历了保持特色、巩固基础、全面发展、迅速崛起的几个阶段。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科研力量布局日趋合理，科研实力迅速增强，基本奠定了科研工作在全国高校中的上游地位。 在这个阶段，学校的科研管理也逐渐探索出了适合学校特点的新路子。自“八五”以来，学校的科研管理工作以“项目与经费、成果与奖励”为主线，抓住核心、突出重点，注重对重大项目的投入和支持，鼓励科研人员积极争取各类研究项目和研究经费，对于有重大学术价值、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成果，加大在各个环节上的扶持力度。因此，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学校各类渠道获得的科研经费逐年大幅度增长，研究成果的获奖比例和等次不断提升，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和质量稳定提高。山东大学的科学研究水平走上全国同类院校的上游。。 1994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评奖揭晓，山东大学创前所未有的好成绩。获奖15项。其中一等奖三项，二等奖四项，三等奖八项。获奖总数在全国高校排名第十三位，在国家教委所属综合性大学中排名第四。这次学校申报项目22项，获奖15项，获准率为68%，在全国各类高校中排名第四位。这次评奖，不仅获奖数量多，而且获奖质量高，一等奖占有率为20%，在全国高校排名第二。此外，学校获得的所有三个一等奖项目，均被国家教委推荐上报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奖评审，占国家教委推荐参与评审自然科学奖项目总数的八分之一。其中，被推荐的一等奖获奖项目彭实戈教授的《随机最优控制的最大值原理与随机微分方程》，在1995年国家自然科学奖评奖中，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一等奖空缺，全国高校共获得二等奖5项）。
1998年是山东大学获奖成果空前繁荣的一年，获奖数量多等级高。当年获得国家奖励2项（国家发明奖）省部级奖励19项，合计21项。其中获得教育部奖励总共有13项，其中一等奖4项，获得一等奖总数与清华大学、北京医科大学相同，三校并列全国高校第一名。1998年也是有史以来获得鉴定成果最多的一年。全年共鉴定成果43项，比上一年的20项增加一倍多。其中国际领先水平4项，国际先进水平11项，国内领先水平24项，国内先进水平4项。
加强应用性科学研究，特别是积极参与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提高我国综合国力起关键性作用的高技术发展规划（863计划）和国家攻关计划，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科研工作的重要特点。
; 在“八五”期间，学校承担国家“863”高科技项目课题16项。到“八五”末，承担的15项“八五”计划项目，均圆满完成任务，通过鉴定。在这些项目中，有很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价值，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1996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国家“863”高技术十周年成果展览会上，山东大学的大KDP晶体等“863”高技术成果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评价。
这个时期，山东大学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也空前活跃。许多文章发表在了国际著名的学术刊物上，有很多文章被学术界广泛引用。特别是发表论文为《SCI》检索收入的数量稳步上升。在国际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数是全面反映一个学校整体科研水平和学术地位的重要指标。而论文在国际上被引用的情况则更准确的反映论文的内在质量。
山东大学教师在国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并被收入《SCI》检索的文章总数,自1989年起，几乎十多年来一直排名在全国前10名（1990年11名），论文引用数目连续三年列全国前10名。
在理科科研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学校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据统计，自1987年---1999年，学校文科出版各类著作（包括专著、教材、文集等）近千部，发表论文一万余篇。尤其是九五期间，学校科研成果显著增加，每年都出版著作100部以上，发表论文年均在900篇以上。学校文科科研成果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加，而且在质量上也有很大提高。自1987年以来，学校共有418项获省级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占全省获奖项目的三分之一以上，有18项获国家教委人文社科研究奖，此外，还有大批学术论文被各类国家级年鉴收入和介绍，被各类文摘性出版物转载和转摘。学校考古学的实地发掘和研究，连续几年都有重要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普遍关注。事实说明，学校文科科研成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1987年以来，学校文科共承担省级以上课题270项，获得专项研究基金共 600万元。其中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71项，国家教委各类人文社会科学课题74项，山东省社科规划课题79项，山东省古籍整理研究课题46项。
这一时期，为了适应教学和科研的需要，学校在原有科研机构的基础上，又陆续建立了一批研究中心和研究所。到2000年6月合校以前，文科研究机构已达36个。这些研究机构主要从事基础理论、国际问题、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等三个方面的研究。包括文史哲研究所、古籍整理研究所、美国文学研究所、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民俗研究所、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墨学研究所、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比较研究中心、日本问题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法学研究所、21世纪山东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产权研究所、消费与发展研究所等等。这些研究机构时代感强、特色鲜明、组成形式灵活多样，对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师资队伍的培养和建设是高等学校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师资队伍水平是高等学校发展的关键。特别是国家实施“221”工程建设以后，山东大学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要进入“211”工程，就必须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七五”末，我校教师总数为1571人，其中，教授108人，平均年龄59.9岁；副教授464人，平均年龄53.3岁；讲师649人，平均年龄48.5岁。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41人，仅占教师总数的2%多点；具有硕士学位的619人，占教师总数的40%左右。面对如此结构的教师队伍，学校领导和主管部门深刻地意识到狠抓师资队伍建设的紧迫性。潘承洞校长指出，师资队伍建设工作是学校的重点工作，而选拔培养青年学科带头人是重中之重。
“八五”初期学校就制定了《关于选拔与培养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和（青年）学科带头人的意见》，“九五”初又实施了“跨世纪人才”工程。采取了从学校内45岁以下青年教师中选拔培养青年学科带头人及从40岁以下教师中选拔培养青年学术骨干教师的措施。自1992年至1998年我校共选拔培养五批青年学科带头人和青年学术骨干教师。其中，青年学科带头人96人，骨干教师149人。
我校在“八五”、“九五”期间仅从师资办派出教师出国进修、访问学者、攻读学位等202人。其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和青年骨干教师93人。当时，出国进修和访问学者的回归率达95%以上。．
图书是办好学校的重要基础工作。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十年来，这项工作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图书馆现有新老校两个馆舍，外加邵逸夫科学馆的一部分，面积达16000m2，总面积为1984年的6倍。现设17个阅鉴室，有阅览座位1400个，图书借书口4个，近70万册藏书已实现开架借阅。图书馆现有藏书230万册，比1985年的总藏量增加60万册。在现有文献中，中文书刊123万册，外文书刊12万册，其余藏书分布在25个系（所）图书室中。内容浩瀚的珍贵藏书，为教学科研和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极其优越的必要条件。为了创造一流服务，多年来图书馆把读者工作至上的观点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从1994年起他们有计划的在图书流通、书刊采编、读者公共查询等业务部门实行了计算机网络管理，筹建了馆藏中文书目数据库、期刊数据库和本校学位论文数据库。目前已有90台计算机服务于馆内的各个业务部门。山东大学图书馆已是国家CALIS项目在山东省综合高校图书馆中的唯一成员馆。
学校档案工作起步初始于1978年。经过当时档案室少数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从各种规章的初步制订，到全校兼职档案队伍的逐步建立，他们艰辛地走过了十几年，1990年被授予山东省机关档案工作先进单位。1988年学校向国家教委提出了成立档案馆的申请。1990年学校建成了到目前为止在全国高校中唯一按档案馆建筑规范设计的最大面积的山东大学档案馆，总馆舍面积3000余平方米。同年，国家教委同意了山东大学成立档案馆的申请，编制定为20人。建馆之后，在校行政的领导下，全馆人员与广大兼职档案工作者一道，本着为教学、科研、生产服务和对子孙后代不留遗憾的宗旨，完善各种制度和办法，大力开展依法治档。山东大学档案工作于1991年和1996年的两个五年计划中都分别被授予山东省档案工作先进单位。从1995年开始，又经过3年多的团结拼搏，于1998年10月13日一举通过了国家评审组的评审，达到了国家一级档案工作的目标管理。在达标工作中，我校有47名专兼职档案工作者受到了国家档案局的表彰，目前档案馆馆藏档案12个大门类，合计5万余卷盒。这些珍贵的财富必将对今后各方面工作的查考产生重大的作用。
为了充分展示山东大学的光辉历史和考古专业连续几年取得的重要考古成果，1995年春，在潘校长的积极倡导之下开始筹建我校有史以来第一个专门的博物馆。经过近一年的不懈努力，投入资金50万元，1995年11月底设在经管楼八层的博物馆正式向观众展出。博物馆内设校史馆、成果馆、文物一馆和二馆。几年中平均每年接待参观人员约2000人次左右，已接待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观团。博物馆的建成，为向海内外全面宣传山东大学，开展爱校、爱国教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为进一步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适应21世纪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高素质专门人才和高水平科研成果的需求，1991年全国七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提出：“有重点地办好一批大学。加强一批重点学科点的建设，使其在科学技术和水平上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同类学科的水平。为落实规划精神，根据李鹏总理的有关批示，1991年12月，国家教委、国家计委和财政部经过充分协商，共同向国务院有关负责同志报送了《关于落实建设好一批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的实施方案的报告》，一致同意国家设置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简称“211”工程。
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为了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要集中中央和地方各方面的力量办好100所左右重点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根据这一精神，国家教委制定了《关于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点的若干意见》，对今后一段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全面部署。
1995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国家教委、财政部发布《“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并拨出专项资金实施“211工程”建设。同年，“211工程”作为教育战线唯一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列入“九五”计划，并开始实施。根据《“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的要求和“211工程”部际协调小组的统一部署，山东大学于1996年1月通过了国家教委组织的“211工程”部门预审，认为“山东大学已成为一所学科门类比较齐全、办学特色较为鲜明、师资力量较强、教育和科研水平较高、居于国内高校前列、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社会主义综合性大学”。1997年6月，国家计委、国家教委、山东省教委、计委和财政厅等对《山东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了论证及审核，认为“《报告》指导思想明确，实事求是，重点突出。所提出的五个重点建设项目及建设内容，充分体现了学校的优势和特色，既考虑了国家的需要，又考虑了山东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是符合建设目标要求的，也是可行的”，专家组同意山东大学根据“211工程”总体规划提出的“九五”期间建设规划和建设目标，一致同意通过对《山东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论证。
1998年4月24日，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做出《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关于山东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国家教委于1998年6月17日对此批复向山东大学予以转发，根据国务院批准的《“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正式同意山东大学作为“211工程”项目院校，在“九五”期间进行建设。至此，山东大学“211工程”建设进入正式实施阶段。
“批复”为山东大学确立的“211工程”总体建设目标是：力争到本世纪末，使山东大学在教育质量、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等方面得到明显提高，总体办学水平居于国内重点大学先进行列，部分学科接近或达到国际同类学科先进水平，成为国内高等教育领域培养高层次、高素质专门人才的，解决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基地之一，为到下个世纪初叶把山东大学建成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奠定坚实的基础。
山东大学“211工程”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为：重点学科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具体包括：
以重点学科建设为核心，重点建设功能材料科学技术、金融与数学、微生物学与微生物工程学、汉语言文学、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发展等5个学科建设项目，使其成为我国高水平博士、硕士人才培养和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的重要基地。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基础学科教学条件及实验室、校园计算机网络及通讯设施、图书馆计算机网络管理系统等项目，以此推进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的更新及现代化，改善教学公共服务基础条件，优化教学、科研和管理的运行环境。
根据“211工程”部际协调小组办公室下发的《“211工程”建设实施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学校成立了“211工程”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建设项目法人组织，由分管学科、教学、科研、财务等的校领导为成员。同时学校成立了专职的“211工程”办公室，作为具体负责建设项目的日常管理机构，全面承担与上级及校内有关部门的联系、协调、组织工作。
山东大学“211工程”项目建设计划总投资为12665万元。其中用于重点学科建设及装备3210万元，用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2520万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6935万元，各部分投资均含不可预见费。全部资金自1997年起分4年安排使用。总投资中的6935万元的基建投资，国家计委原则同意由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及学校自筹安排，用于与学校“211工程”相配套的必要基础设施建设，具体项目按现行基本建设管理程序安排建设。
截止2000年12月底，实际投入资金1 6057.13万元，完成计划的126%。“211工程”建设资金到2000年12月底完成投资1 4400.13万元，是原计划的114%。
山东大学“211工程”“九五”期间的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学校整体办学水平有明显提高，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及管理水平均已进入到国内同类高校先进行列。教学科研设备装备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建成了一批高水平实验室，一批重点学科的科研能力和水平明显增强。
一．从封建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 山东大学应运而诞生 （1901－1928年）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的惨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同时也使中国人民真正从睡梦中惊醒，逐渐认识到中国要救亡图存，“不妨以强敌为师”，“取而鉴之”，“举而行之”，效法日本，实行变法。而要变法自强，关键在于兴学育才。康有为认为：“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同样，“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干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梁启超也认为日中国之大患，苦于人才之不足，而人才不足由学校不兴也”，主张维新变法的根本所在是兴学育才。于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支持下，发动了一场维新变法运动。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颁布了一系列维新法令，推行新政。在文化教育方面，光绪皇帝发布了书院改学堂的上喻。上喻下达后，全国不少省份都积极行动起来，纷纷遵旨改书院为学堂，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书院改学堂的高潮。山东省第一个官办大学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办的。 光绪皇帝有关书院改学堂的上谕发布时，山东巡抚袁世凯正在家里休假，看到皇帝的谕诣后，回济南组织有关人员起草了试办山东大学堂的奏折及暂行章程，于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奏光绪皇帝，认为“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原于学校。诚以人才者，立国之本，而学校者，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以今日世变之殷，时艰之亟，将欲得人以佐治，必须兴学以培才”。奏请先在省城设立大学堂，分斋督课，其中专斋相当于专门和大学，正斋相当于中学，备斋相当于小学。尤为重要的是，他还拟订了《山东大学堂章程》，分学堂办法、学堂条规、学堂课程及学堂经费4章，共计96节，对于如何创办省城大学堂作了十分详尽的规定。光绪皇帝于十月初六日石 朱 批：“知道了政务处暨各该衙门知道单併发”奏陈得到清廷的照准，于是山东首先办起了一个官立山东大学堂，十月正式开学。这是继京师大学堂之后，在各省最早兴办的官立大学堂。
官立山东大学堂开始设在省城的济南泺源书院内，第一批招收了300名新生。第一任校长（当时称管理总办）是后来被誉为北国工业巨子的周学熙。聘美国人赫士为总教习（即现在的教务长），另有清末进士宋书升等30余人任经学教习，回国留学生沙庆、孔祥柯等任科学教习，还聘有外籍教习8人。1904年（光绪三十年）在济南杆石桥路北购地140余亩，修建了2700多平方米的校舍和900多平方米的操场，同年冬季迁入新址。学校改名为山东高等学堂，在“藩库税契项”名下拨白银八万两，作为常年经费。学生分为正科一、二、三类，学制三年。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将原来的正斋、备斋改称预科。1910年（宣统二年）又增设附属中学，学生来源由各中学转入，同时附属中学也招收小学毕业生。1911年（宣统三年）再改称山东高等学校，把高等正科作为大学预科。1912年民国成立，实行全国设立大学区、各区中心城市设大学、各省设专门学校的新体制。山东隶属中心城市北平，按章大学堂应予裁撤，因等正科两班结业，至1914年始行停办。学校停办后，部分师生分别转入清末民初陆续成立的法政、工业、农业、商业、矿业、医学几个专门学校。杆石桥的校舍也为法政专门学校使用。1901年创始的山东大学堂至此先后办了14年。
山东大学堂创始于清末光绪年间，因而它不可避免地保留了不少封建的东西。如当时的师生不仅长袍马卦，还在脑后拖一条辫子。校长称管理总办，1904年又改名为监督，直到民国元年才称校长，教员称教习。当时还不能男女同校。教学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开设的第一门课就是经学。还是尊孔读经。在礼节上打躬作辑，如遇祭孔等大典则行跪拜礼。这些糟粕的存在并不奇怪，几千年的封建意识，想要在短时期消灭它的影响，那是不现实的。但是，山东大学堂同私塾和科举制度比较起来，已经有了质的区别，而且那些封建的东西，也在逐渐被淘汰着。首先，它已经具备了近代正规高等学校的体制和规模，学堂有校长等管理人员八十人，各种教师一百一十多人，还有美、英、德、日籍教师八人。其次，那时虽然还不象现在这样划分专业，但也分了本科和预科，学制定为三年，并有严格的考试制度，不及格的不能毕业。第三，除了经学外，开设了二十多门课程，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外国语。这些课程有：文学、历史、地理、法制、理财、兵学、格致、心理学、算学、物理、化学、博物、地质矿物、英文、德文、法文、日文、图画、音乐、体操等等。上述课程虽然大多数是基础课，但在清末已经是较为先进的，比起科举时代的八股文，确是别开生面，具有时代气息了。
山东大学堂的创设，尽管它还带有时代的烙印，却是近代山东高等学校的开端，是山东省内第一所官办的高等学府，也就是今天山东大学的前身。它不但培养了一批人才，提高了山东的科学文化水平；而且也提供了办学经验，促进了山东教育的发展。山东大学堂建校的十四年中，共培养了770多名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人才，并选送了59名留学生，其中到欧美留学的11人，到日本留学的48人。特别是在辛亥革命中，由山东大学堂选送去日本留学的徐镜心、张伯言等人，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被孙中山先生委为山东同盟会的负责人。武昌起义后，徐、张回国联合山东大学堂师生和各界人士，派代表与清廷山东巡抚孙宝琦谈判，迫使其宣布山东独立，为推翻封建王朝的民主革命做出了贡献。
二．私立青岛大学 1924——1928）
1924年初，当时的北京政府由直系军阀吴佩孚执政，直系健将高恩洪出任青岛胶澳商埠督办。高恩洪是山东蓬莱人，曾任北洋军阀政府的教育总长、交通总长等职，对教育事业尚为热心。同年五月，青岛富绅和教育界人士刘子山、孙广钦等，向高恩洪建议创办青岛大学，高恩洪欣然同意。即由高恩洪、邵筠农、宋传典、傅炳昭、张德纯、刘子山、王子雍、宋雨亭、丁耀西、孙炳炎、孙广钦等十一人组成校董会，负责筹备工作。校董会公推孙广钦为筹备主任，邵筠农、孙炳炎为副主任。另推举青岛知名人士王西园、王荩卿等二十九人为董事。还聘请国内学界名流梁启超、蔡元培、张伯苓、黄炎培、颜惠庆、顾维钧、罗家伦等二十四人为名誉董事。校董会成立后，即积极进行筹备工作。高恩洪捐款一万元，刘子山捐款二万元，作为筹备经费。校址选定德国人占领青岛时所建的俾斯麦兵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青岛被日本占领，改称万年兵营），但青岛驻军出面拦阻，坚持该处仍留驻兵。双方争执不下，官司打到直系军阀首脑吴佩孚面前，双方各派人去洛阳请就任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吴大帅（佩孚）定夺。吴佩孚也是蓬莱人，与高恩洪同乡，又系北洋政府同僚，私谊甚笃。且吴佩孚本人是秀才，尊崇孔孟，素以儒将自负，懂得教育是立国之本的道理，遂毅然决定该兵营不再驻兵，专作办大学使用。高恩洪胜利后，即赶修校舍，添置器材。由胶澳商埠督办行署每月拨款一万元，胶济铁路局每月拨款六千元，青岛士绅富商捐赠四千元，作为学校经常费用。校董会公推高恩洪任校长，聘请孙广钦为校务主任，李贻燕为教务主任，接收刘子安出资创办的私立青岛中学为附属中学。报请山东督办府备案，私立青岛大学于1924年8月正式成立。
私立青岛大学成立后，学校确立“以教授高深学术、培养硕学宏才，应国家之需要”为办学宗旨。并根据社会的需要和本身条件，决定先设立工科，以适应工业的兴起、机械的制造；设立商科，以适应贸易的发展、经济的竞争。1924年8月中旬，学校在青岛、济南、北京、南京四个城市同时招生。由于当时全国高等学校为数不多，且青岛交通方便，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名遐中外，故报考学生极为踊跃，除本省本国学生外，尚有南洋华侨和朝鲜的学生（录取的学生中有朝鲜贵族子弟帕尔克等）。限于学校的条件，本届只录取工科新生四十人，商科新生四十人。9月15日新生入学，宣布学校法规，9月20日正式上课，10月25日补行开学典礼。工商两科所开的课程除专业课外，国文、数学、英日语为必修课，另有法律学、逻辑学、世界史等选修课，教材大部分靠教师自编。学制一律四年，学生修业期满，考试及格授予某科学士学位。
私立青岛大学的校舍，座落在汇泉角的南海边，避去市区的喧闹，环境安雅清静。大学路和鱼山路环绕校舍周围，两旁刺槐繁茂，紫藤累累，林荫夹道，充满生机。门前靠近波平如镜、细沙铺底的海水浴场，东有风景秀丽的中山公园，西有嵌入海中的海滨公园（解放后改为鲁迅公园），是青岛游览的好地方。院内有八幢楼房，它依山设计，布局工整，灰砖红瓦，格调协调。楼内宽敞，空气流畅，院中开阔，舒展适人。按其房舍条件，可办成千人的大学。原计划陆续增设文科、法科、理科、农科、医科，以促进山东科学教育的发展。熟料1925年5月，奉系军阀张作霖率兵进关，引起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果吴佩孚败北下野，校长高恩洪被逼去职，学校无人负责，濒于倒闭。为了使学校不致夭折，校董会公推山东省议长宋传典接任校长，维持残局。学校经费，原来全靠高恩洪拨款和士绅捐赠，高恩洪一倒，经费无着，教师辞职的不少，学生也走了很多，形势顿趋逆转。奉系军阀得势后，由张宗昌督鲁，温树德任胶澳商埠督办。温树德是一介武夫，对教育事业不但缺乏热情，且横加摧残。当时温树德对私立青岛大学的校舍，垂诞欲滴，本拟恢复兵营，继续驻兵，因有宋传典鼎力维持，学校在苟延残喘中继续上课。且兵营改为青岛大学校舍早成事实，温树德害怕遭到舆论的谴责，故一直未敢贸然强行驻兵（部分空闲房舍经学校同意暂借给军方使用）。学校此时每况愈下，自1925年以后再未招生。1928年初，蒋介石的北伐革命军进抵山东，张宗昌败逃，学校经费也断绝来源，教师学生散去大半，学校在不得已中停办，学生均按大学结业处理。
私立青岛大学自1924年8月建立，至1928年初停办，在时局动荡、政权更替、经费枯竭中维持近四年时间，确非易事，实赖一部分热心教育的开明士绅，给予鼎立赞助的结果。私立青岛大学的创建，既为后来国立山东大学提供了理想的校址和校舍，而且她的革命传统和良好校风，也给国立山东大学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所以她在山东大学的校史中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三．省立山东大学的建立 （1926——1928）
1926年奉系军阀张宗昌督鲁，他虽是封建腐朽势力的代表，但为顺应潮流，装扮开明，于同年6月30日下令在省城济南重建山东大学。山东省教育厅于7月24日发出指示，决定将山东省立工业、农业、矿业、商业、医学、法政六个专门学校合并，改建为省立山东大学。并将山东省第一、第二、第六、第十等四个中学高中部学生，拨给省立山东大学作为附属中学。山东省督办府委派当时的教育厅厅长、清末状元王寿彭任校长。8月5日王寿彭到职视事，启用校钤，挂出校牌，省立山东大学正式成立。
省立山东大学建立后，根据其具体条件，对原来六个专门学校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和合并。学校设文、法、工、农、医五个学院（那时称科），共有十三个系（那时称分科）。学制文、工、农三院为四年，法医两院为五年，实行学分制。文学院设中国哲学、国文学两个系，法学院设法律、政治经济、商学三个系，工学院设机械、机织、应用化学、采矿四个系，农学院设农学、林学、蚕学三个系，医学院设医学系。院长统称学长，系称主任。
学校筹备就绪后，于1926年8月进行招生。由于当时学校风气大开，报考的高中毕业生较多，结果共录新生95人，连同六个专门学校合并的一年级学生共达1088人。其中文学院240人，法学院228人，工学院220人，农学院222人，医学院178人。报考的学生除本省外，尚有江苏、河南、安徽、河北等省学生。同时把两所附属中学的高中学生，按照要求分为一、二、三部，做到在教学中各有侧重点，有计划有目的地为大学本科输送学生，并制订学校规程和教学计划，建立了各项制度。9月5日举行开学典礼，校长王寿彭在会上发表了“读圣贤书、做圣贤事”的训词，随即正式上课。
当时全校共有教师330余人，其中教授约200人，在全国高等学校中，亦可称得上阵容齐整，人才聚集。教授中一部分是科举出身的经史学者，如清末翰林陈舸庭、举人丛禾生、秀才祁蕴璞等等。他们主要在文学院，担任全校经学、古文学、古史学的必修或选修课程。一部分为从英、日、德取得学位的回国留学生，如留学英国取得博士学位的张徽五、王慈伯等人，留学德国取得博士学位的张东里、于复先、周瑞廷、高汉符等人，留学日本取得大学毕业证书的卞东寅、房金錡等人。他们主要在法、工、农、医各院系担任自然科学课程。在教学计划中除开设专业课程外，经学、数学、英日语为必修课程，并开设古文学、古史学、世界史、逻辑学等为选修课。教材一部分选用国内已出版的大学教科书，一部分靠教师编写。教师中多数学有专长，抱有“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想，又因才得其用，故教学态度认真，较能联系实际，肯于探索，提高水平。学生中多数受到“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思想开放，勇于接受新事物，勤奋向上，故学习风气较浓厚。省立山东大学，初步树立起了重视教学、重视研究的好风气，也充满着科学、民主和进步的生机。
1927年6月，在省立山东大学创建一周年时，校长王寿彭因思想陈旧、因循陋规，受到校内的强烈责难，乃拂袖而去。为此学校多数教授积极建议聘请曾在张之洞身边作过幕僚和担任过清末外务部左丞的洋务派名人辜鸿铭接任校长。1928年4月底，张宗昌已内定辜鸿铭为山东大学校长，他也有意前往执掌。但当时辜鸿铭已是病情危急，不久即去世。由于校长一职暂悬，且又待遇优厚，在张宗昌集团内部引起激烈争夺，相互攻评。满城风雨，张宗昌在盛怒之下，拍案大骂，训斥周围，“山东大学的校长，谁也不给，由我自兼”。为此济南曾流传：“齐鲁文明之邦，目不识丁当校长，孔圣九泉哀叹，荒唐，荒唐。”大家引为笑谈。
省立山东大学创建后，一直处于动荡之中，1928年4月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军进抵泰安，省立山东大学教师和学生大部分散去，学校无人负责，经费无着，随即停办。至此省立山东大学即告一段落。
四． 国立山大建在海滨青岛 专家名士荟萃蜚声海内（1928——1938）
1928年5月，蒋介石的北伐革命军进抵山东，张宗昌败逃，私立青岛大学经费断绝，教师学生散去大半，学校在不得已中停办。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出兵济南，对中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惨杀中国外交官，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数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混乱中，省立山东大学师生星散，学校也陷于停顿状态。在这种情况下，1928年8月，南京政府教育部根据山东省教育厅的报告，决定在已停办的省立山东大学的基础上筹建国立山东大学。并指令何思源、魏宗晋、陈雪南、赵太侔、王近信、彭百川、杨亮功、杨振声、杜光埙、傅斯年、孙学悟等11人为筹备委员，组成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着手筹备工作。1928年8月7日，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在泰山红门宫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筹备委员会组织条例，研究了学校的院系设置、扩建校舍、充实图书仪器设备、经费来源以及原有学生的转学休学等问题，决定将筹委会办公处设在教育厅，以便与各方联系。会后呈报大学院备案，并函知省政府所属各机关。但是，由于当时济南和胶济线均被日军侵占，一切筹备工作只能纸上谈兵，不能具体进行。
1929年6月3日，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携眷来到青岛，住在原私立青岛大学女生宿舍小楼（今青岛海洋大学校档案馆楼）。他对青岛的优美环境，宜人气候，倍加赞赏。当时军阀割据，战乱频繁，济南是四省通衢，兵家必争之地，而青岛地处海滨，可少受战乱影响，所以他力主将国立山东大学迁至青岛筹办。他多次称：“青岛之地势及气候，将来必为文化中心点，此大学关系甚大”。国民政府教育部接受了他的意见，指令将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改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除接收原省立山东大学外，并将私立青岛大学校产、校舍收用，筹备国立青岛大学。
1930年4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杨振声为校长。5月，杨振声校长到校视事，启钤办公。
8月，在青岛、济南两处招考一年级新生。9月21日，举行开学典礼，校长宣誓就职，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筹备委员会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宣告结束。
杨振声任青岛大学校长期间，效法老教育家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兼容并包”、“科学民主”的办学方针，积极延聘专家学者来校任教，提高学校的学术地位。他曾亲自赴沪面请著名诗人闻一多来校担任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知名作家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聘请教育家黄敬思任教育学院院长兼教育行政系主任，数学家黄际遇任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化学家汤腾汉任化学系主任，生物学家曾省任生物系主任，分别主持各院系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此外，语言学家闻宥、楚词专家游国恩、小说家沈从文、物理学家任之恭、化学家傅鹰等也被聘在各系任教。当时的国立青岛大学可谓名流云集，人才济济，其阵容之齐整，在全国的大学中也是数得着的。同时杨振声还以自己的地位和声望，经常邀请学术界的名流来校讲学，如蔡元培、冯友兰、顾颉刚等，以加强学术的交流，促进学术的发展。
杨振声校长任职期间，因学校初建，经费不足，除了校舍，其余一切几乎均须从头作起。他从实际出发，极为重视撙节开支，尽量把经费用于添置图书、仪器设备及增加建筑方面。他把这项工作比喻为盖房子打基础，“地基打得好，础石放得牢，将来这广厦百间，高楼千栋，才盖得起，负得住。而我们的经费能多花在这基础上一文，这一文便有它百年的价值，文化的贡献。”因此,山东大学在这一期间,从一开始就树立了勤俭办学的校风。
杨振声把制订各种章规视为学校的一项根本工作。他认为，“一个机关必须纪律化。一切规程，使其简而易守，然后大家循序而善行之，则学校事务，化复杂为简单，治纷乱以条理。”这样，大家才能“专心一志于学术上之建设，蔚然成为整肃庄严之学府。”为此，陆续制订了学校的组织规程，学则，图书馆及各部课的章程及办事细则，各种委员会规程以至学生寝室规则等，大小规章数十种。大家都按章办事，从而使学校的各项工作得以有秩序的进行。
杨振声在主持学校的工作中，既要求严格，又比较讲民主。他提出，要严格地执行与遵守各种规章制度与计划，当制订各项规章制度与计划的时候，“不能不十分审慎，专靠校长一人或数人是很危险的”，必须有一个“集思广益的组织，权在校长之上，然后种种的规程才能比较的完善。”这个组织，就是校务会议。他还提出：“要学校有法制，第一个得从校长做起，校务会议的决议案，校长是第一个负执行的责任与遵守的义务的。”杨振声把制订各种杨振声这种尊重校务会议的民主作风，深受教师们的欢迎。
总之，杨振声在校两年，作了大量工作，为学校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是山东大学这一时期的奠基者。
然而，在杨振声校长任职期间，先后发生过三次学潮。对于学潮，处于校长地位的他，总是先行劝阻，劝阻不成，则行压服，以至开除学生，因而遭到学生们的强烈不满与反对。再加上中央拨款迟迟不到位，杨振声校长多次致电教育部请求辞职，教育部再三慰留无效，1932年9月初，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决定：将国立青岛大学校名改为国立山东大学，并准杨振声校长辞职，以教务长赵太侔升任。9月30日，南京政府正式任命赵太侔为国立山东大学校长。
赵太侔接任校长后，在原有基础上，“遵循仿效”前任校长杨振声治校成规，更加重视广聘专家学者，充实教师阵容，致使国立山东大学成立之初，就形成了阵容整齐、水平较高的师资队伍。当时文科不但有闻一多、梁实秋、黄敬思、张煦、洪深等知名教授，理科也有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如理学院长兼数学系主任黄际遇教授，早年留学日本和美国，回国后曾任中山大学教授、河南教育厅长、河南中山大学校长。物理系主任蒋德寿教授是留学英国的物理学家，任之恭教授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化学系主任汤滕汉教授，是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德国政府特许优等药化学师。生物系主任曾省教授，是法国里昂大学博士，著名寄生虫学专家；刘咸教授是英国皇家学会生物学博士，在国际上也负声誉；童第周教授是比利时比京大学动物学博士，著名的组织胚胎学专家。
1930年6月，根据筹备会决议，国立青岛大学第一年先设文、理两学院：文学院分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教育学系；理学院分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1931年2月，经校务会议决议，将教育学系扩充为教育学院，先设教育行政系和乡村教育系。
1932年夏，教育部接受山东省政府建议，成立了国立青岛大学整理委员会，进一步研究学校的院系设置和发展方向等问题。国立青岛大学整理委员会决定，将教育学院停办，学生大部转入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少数转入本校中文系；增设工、农两学院。工学院暂设土木工程学系和机械工程学系。农学院设于济南，设研究、推广部，暂不招本科生。研究部从事山东地方主要农产的改良，设研究生若干人，以国内大学农科毕业生充任，在教授指导下从事研究；推广部以向民间传播研究成果为主旨，并附设农业传习所，专收农家子弟，实习改良农作。将文、理两学院合并为文理学院，数学、物理两系合并为数理学系。
一年的实践证明，数学、物理虽不分系，也须分组，故下学年起两系又重新分开。农学院至1934年度才正式开办，并聘原生物学系主任曾省担任院长，但因经费缺乏，始终未招本科生。至此学校的院系设置基本固定下来。
国立山东大学的院系设置有自己的特色，曾经得到蔡元培先生的赞许：“山大还有几点特色，是其他各大学少有的……第一，文学院与理学院合并为文理学院――因为文理不能划得界限太清楚了，譬如有许多课目，过去都划在文科里，现在却都归为理科了；如果文理两院合并，自然可以使文科的学生不致忽略了理科的东西，理科的学生也不致忽略了文科的课程。所以，山大合并来办是非常好的。第二，是理工两学院都在一起来办――我们知道工与理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工就是理的应用，理就是工的基础，两个东西是不应分开的。现在山大将两院在一起来办，自然很经济，而且很容易得到好的成绩的。第三，是农学院能按照本省的农业情形，加以研究，再想法来改良和发展本省的农业，这也是非常适宜的。
国立山东大学非常重视教学工作，把教学放在首位。由于师资力量较强、水平较高，当时的课程大多由教授担任。特别是一些基础课主要由教授担任，如闻一多曾为一年级学生上大一国文，梁实秋曾为一年级学生上大一英文。 据当时的一些学生回顾，学校大多数教授工作勤奋，态度诚恳，诲人不倦，教学质量甚好。如杨振声、闻一多、洪深、老舍等教授讲课，内容充实、分析深刻，富有时代气息，生动感人，引起学生的广泛兴趣。汤腾汉、童第周、王宗清等教授讲课，既有科学先进性，又经过反复实验，有自己的创见，使学生大受启发。学校对学生平日学习和考试的要求虽然都很严格，但使学生感到是教师在激励自己、爱护自己和精心培育自己，从而能做到师生间亲密无疏，思想共鸣。学生既尊敬老师，又能专心致志、刻苦学习，严谨笃实成风。
学校在教学上很重视基础，同时也根据教授的专长，广开选修课程。如1932年中文系所开课程，必修课有：大一国文，名著选读，文字学，中国文学史，先秦文，音韵学，诗学概论，中国小说史，汉魏六朝文，词学概论，目录学，中国文学批评史，戏曲概论，唐宋以降文。选修课有：中国学术史概要，毛诗学，楚辞学，赋学，乐府诗研究，说文研究，古器物学，音韵学史，经、史、子专书研究，中国古代神话，古文字学，唐宋诗，汉魏六朝诗，诗、词、文家专集。这些课程，在当时一些大学来说，是属于门类齐全的，体现了学校以文科见长的特色。生物系也以其师资优势和青岛的地理条件，开设动植物学、人类学、鱼类学、昆虫学、遗传学、组织学、胚胎学等十五门必修课，动植物学研究、经济植物、进化论、细胞学、藻类学、海洋学等十三门选修课。这在当时全国大学的生物系中，也是课程较全、水平较高，并且有自己特色的。
教师们在教学中特别重视基本功的训练。如姜忠奎讲授文字学，就要求每个学生都得篆写《说文解字》五百四十部的部首。黄孝纾讲授古典诗文时，讲文章，就要学生摹写文章；讲诗词，就让学生练习作诗、填词。这种教学方法，学生自然学得扎实。
教师们还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独立钻研的精神。在这方面，以中文系丁山教授表现最为突出。他要求学生读古书时不看、或尽量少看前人的注释，避免为旧说所囿，让古人牵着鼻子走。教师们还很注意培养学生熟练使用工具书的能力。在学生寝室中，大都备有《说文解字》和《广韵》等工具书，学生们在阅读唐宋以前的古籍时，都能够熟练地使用它。
学校在教学和研究中还重视联系实际，力求为工农业生产尽些力量。如化学系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中，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对山东药物进行过研究和解析，对青岛印染业进行具体考察和探讨，既做到为生产服务，又有较好的教学质量。生物系对海洋生物进行重点调查研究，为开发祖国海洋事业提供科学资料和数据。农学院对莱阳梨病虫害的防治，对山东棉花品种的改良，都列为专题，指定专人，订出计划，深入现场进行研究，甚受欢迎。有的业务部门拨出经费，派人参加，共同协作。这种把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直接纳入教学和研究工作中的做法，确实是难能可贵的。1934年4月，教育部派员到学校进行视察，视察结束后，教育部的训令中指出：“查该校近年设施，尚能秩序稳进，殊为可嘉。文理学院以理为主，而以中国文学及外国文学两系辅助中外文语文之基础训练，事属新创，用意尚佳。化学方面注重中国药材分析，生物方面注重海滨生物之研究，至为切当。”
与此同时，学校还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研究学术的兴趣与能力。在这方面，生物学系教师表现最为突出。生物系学生从二年级起，就各授以题目，在教授指导下，从事研究。不少学生写出了具有相当水平的文章。如本校出版的《科学丛刊》第一期（1933年1月出版），共有19篇文章，该系学生就占4篇，即《捕章鱼之调查》（张奎斗）、《青岛产前鳃类介壳之研究》（肖庆恒）、《青岛蛙与蟾蜍之研究》（任树棣）、《青岛的棘皮动物》（高哲生）。
为了发扬学术民主，提倡不同学派的争论，活跃学术空气，学校在办学初期曾在每星期一“总理纪念周”的集会上，增加学术演讲一项，后又把它正式定为学术演讲时间，由学校、院系负责人及教师们作演讲。并且，还利用青岛的地利条件，邀请一些著名专家、学者来校讲学和做学术报告。如蔡元培、秉农山、冯友兰、顾颉刚、罗莘田、倪尚达、经利彬等，都曾到校讲过学或作过学术演讲。据不完全统计，自1931年10月至1937年5月，各次学术演讲全文或摘要在校刊上发表的，就有206篇。通过这些活动，师生们开阔了视野，活跃了思想，从而推动了教学科研工作的开展。
为了开辟学术园地，发表师生的科研成果，学校曾于1933年及1934年先后创办了学术刊物《科学丛刊》和《文史丛刊》，但前者只出两期，后者仅出一期。与此同时，为了切磋学术，练习写作，学生中组织了各种学术、文艺团体。有的还出版刊物，发表文章与作品。其中影响较大、成绩较为显著的，是励学社与刁斗文艺社。前者于1934年1月创办综合性杂志《励学》半年刊，前后共出7期，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以至蜚声海外，连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也曾致函该社，全份订购该刊；后者亦同时创办不定期文艺刊物《刁斗》，共出两卷6期，在第二卷第一期内，还载有周学普先生所译列宁的一篇文章：《作为俄国革命之镜的托尔斯泰》。此外，还有一些学术、文艺团体与报社协作，出版周刊，随省、市各报发行。如素丝社出版的《素丝》周刊随山东日报发行，征程文艺社出版的《社会与文学》周刊随青岛晨报发行，潮音文艺出版社的《潮音文艺》周刊随济南民国日报发行，文刊编辑社出版的《文刊》周刊、新文学会出版的《新地》周刊以及大众科学社出版的《大众科学》周刊，随青岛民报发行。这些周刊的出版，对促进山东文艺的发展以及在普及科学常识方面，起过一定作用。 国立山东大学时期，由于师资力量雄厚，水平较高，设备较为完善，所以，学生的质量远比私立青岛大学、省立山东大学时期为高。这可从学生数次参加自然科学考试竞赛获奖一事得到证明。中山文化教育馆，为鼓励国内青年研究自然科学，特设中山奖金一项，曾于1934年和1935年举办两届征文考试竞赛。第一届以生物学为主，有15所大学各选4名学生参加，共录取特等生6名，甲等生8名，乙等生11名，丙等生17名，丁等生1名。山大选送的4名生物学系学生全部录取，其中特等1名（张奎斗），奖金100元；甲等2名（高哲生、庄孝僡），奖金各60元；乙等1名（刘萃杰），奖金30元。如将每等成绩合成百分数，则山大成绩应占特等的17％，甲等的25%，乙等的9%。第二届自然科学考试竞赛，以物理学为主，分考试竞赛及征文两部分，征文又分著作及译述两种。规定全国各公、私立大学各选3名物理学系学生参加竞赛；征文部分各选两名，但须在各大学物理学系毕业并在有关学术机关服务者才能参加。山大参加考试竞赛的3名学生，田金棠获得甲等奖学金70元，金有巽、章琨各获得乙等奖金40元；征文部分，许振儒获得著作类甲等奖金140元，王寿衡获得译述类丙等奖金80元。此次竞赛结果，山大选送5人，全部入选。此外，原毕业于山大化学系并留该系作助教的勾福长，曾于1937年3月，以《制造骨胶之研究》一文，荣获严特约纪念工业化学征文第一名（本届征文仅取2名），得奖金200元。本届奖金主持人还函告学校，表示要将这篇论文在国内著名化学杂志上发表。同年，化学系助教郭质良(该系毕业)，以《山东酒曲之研究（三）》及《中国化学工程》等论文，荣获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本届特种科学奖金500元。当时申请此项奖金者达200余人，而得奖者仅10余人。。
国立山东大学时期，山东大学共招收八届学生，毕业四届，因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奉命停办，后面四届学生转入中央大学和其他大学毕业，有的没有毕业就参加了革命工作。
国立山东大学校址，系接收原私立青岛大学旧址，经与青岛市政府多次商洽缩减，尚有410亩，校舍12座，除大礼堂及十至十二校舍为平房外，其余尽属楼房。在济南，原省立山东大学接收的农工矿商法医六专门学校校址，先后分拨山东各机关应用，仅留农专一处给山大，有宅基及桑果苗林等共365亩，房舍620间。山大农事试验场即设于此，后改为农学院。
国立山东大学文理、工两学院八个系全在青岛，原有校舍不敷应用，建筑又无专款，只得预储款项，以为建筑之用。这一时期，先后建成的主要建筑物有科学馆（1933年3月）、体育馆、工学馆、水力试验室（1935年11月）、化学馆（1937年7月）等。自1930年至1935年度，建筑用费近四十万元，占同期经费支出的14．6％。这些室馆的兴建，表现了当时学校偏重于发展理工的趋向。化学系、工学院都有自己专用的系馆，数学、物理、生物三系合用科学馆，而中文、外文两系仍在旧楼。这些建筑告成后，基本上解决了教学用房及实验室紧张的状况。
国立山东大学图书馆成立于1929年12月，当时所藏图书，是从前私立青岛大学和原省立山东大学接收过来的，为数极少，而大半是旧日课本，多不适用。国立青岛大学成立后，大量采购中外文图书，至1936年度，图书总数已达87，805册。其中中文图书65，287册，外文图书22，518册，中外文杂志1，208种，54，116册。至1935年度，图书用费共计213，383．54元，占同期经费支出的8％。由于经费不足，山大在采购图书时，更加注重质量。为此，专门设立了图书委员会，规定各系所需要的参考书，必须由系主任签字负责，然后交图书委员会审查通过，再由图书馆在各系的图书预算项下统一定购。
山大不只重视采购已经出版的精良图书，也对本省的先颖硕儒著作抄本努力搜求。如栖霞牟陌人曾著有《诗切》未刊，由图书馆借来手抄本抄录存馆；又有即墨黄宗昌著《崂山志》已刊行外，其家尚存有《崂山丛谈》和《崂山艺文志》，皆为原稿手抄本，尚未刊行的，均借来抄录存馆。外文图书，曾重点采购各种版本的莎士比亚名著，有许多珍本入藏。西洋定期刊物，如英国的Contemporary Review、 Fortnightly、Nineteenth Century, 美国的Current History、Foreign Affairs等，均补购了整套杂志，这在其他大学也是不多见的。
20世纪30年代，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国民党反动派对外屈膝投降，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国立山东大学学生不断爆发反帝爱国运动。赵太侔校长对学生运动甚感不满，唯恐搅乱教学秩序，招惹事端，采取劝服和压制的手段，因而遭到学生强烈反对。尤其在“一二•九”运动时期，赵太侔凭借校长地位，通过校务会议，两次开除进步学生，引起了学生和多数教职工的极大不满。再加上山东军阀韩复榘为了夺取山东大学，自1936年1月起，借故将省协助山大经费每月减为15,000元（原为每月30,000元），为学校制造经济困难。困境中，1936年3月，赵太侔被迫离校向教育部提出辞职，教育部于28日复电慰留无效。赵太侔在离校之前，于3月13日主持了最后一次校务会议，推举张怡荪、陈之霖、张逸樵三人为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临时主持校务。6月27日，教育部训令，赵太侔辞职照准，暂由校务常务委员代理校务。
1936年7月9日，教育部下令由林济青来校代理校长。林济青曾任私立齐鲁大学教务长兼代理校长，时任山东省府委员。林济青洋官气十足，政客军阀作风严重，引起一部分教师的不满，加上国难当头，时局动荡，一些知名教授相继离校，教务长、总务长、各院院长及各系主任也大都易人。这期间，除未走的教师外，又陆续新聘教授、副教授、讲师30余人，并添建了化学馆，教学科研工作虽然照常进行，但学校已出现由盛变衰的迹象。
1937年11月，因战事波及到了山东，学校被迫由青岛迁往安庆，不久又迁至四川万县。图书、仪器、案卷等分三批运出：第一批257箱运至西安，旋又转运万县（宜昌）；第二批837箱运至浦口，因南京失陷，全部丢失；第三批16箱运至汉口，转运万县。未能运出的财产，日军占领青岛后，将全部校舍作为海军司令部，除占用家具外，其余图书、仪器、家具等物，全部被焚毁。
学校在万县上课不久，1938年2月23日，教育部根据行政院2月18日训令，下令“将国立山东大学暂行停办”。学生大部分转入国立中央大学，个别转入其他大学，在校职工造册送部，另行分配工作。图书、仪器、机械分别暂交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中央大学、国立中央工业职业学校保管使用。3月15日国立山东大学校产保管处成立。6月，教育部下令解除林济青国立山东大学代理校长职务。至此，国立山东大学告一段落。
五. 抗战胜利得复校 学潮风涌反内战（1938—1949）
国立山东大学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停办，又随抗日战争胜利而复校。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全国各行各业百废待兴。从教育界来说，复员教育、振兴华夏已是当务之急，但国民党政府却忙于“劫收”和准备内战，对于复员教育并不积极。当时，散处各地的以汤滕汉为代表的山东大学校友，以发展教育、不忍母校长期中断之热诚，自动组成“国立山东大学校友会”，奔走呼号，并请杨振声、赵太侔等前任校长及党政名流联名致电，共同向国民党政府请求在青岛迅速恢复山东大学建制。在有识之士积极声援下，国民党当局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决定恢复山东大学。山东大学内迁停办8年之久，终于在1946年春天于青岛复校。
1946年1月，南京政府教育部委派赵太侔为山东大学代理校长，2月份正式任命赵太侔为校长，负责复校事宜。山东大学的复校工作在赵太侔校长的领导下开始正式进行。
一个大学，在其奠基阶段，能否谋得一个较强的师资阵容，是这个大学以后能否振兴的关键，赵太侔校长到校后，立即通过多种渠道延聘专家、学者到校任教，除聘请原在山东大学工作的教师回校任教外，还聘请了一另外些知名的专家、学者，有的甚至登门聘请。当时先后受聘的学术界著名人士有：朱光潜、舒舍予（老舍）、游国恩、王统照、陆侃如、冯沅君、黄孝纾、丁山、赵纪彬、杨向奎、萧涤非、丁西林、杨肇燫、童第周、曾呈奎、王普、郭贻诚、王恒守、李先正、刘遵宪、朱树屏、严效复、杨宗翰、郑成坤、李士伟、沈福彭等。这些专家学者，除朱光潜、游国恩因客观原因未能应聘，舒舍予虽应聘后因赴美未能到校外，其余均于1946——1947年先后到校，分别担任各系教授，有的兼任院系负责人，使山东大学复校后有了较强的师资阵容。这就不但保证了复校后的教学质量，而且为学校日后的发展和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收复校舍是山东大学复校过程中的重大难题。学校原有校舍，青岛沦陷时多为日军占为兵营，抗日战争胜利后又为美军占用。在收复校舍的过程中，工作艰巨，极费周折。当时，学校的总务长兼复校委员会主任周钟岐，临时觅定胶州路伪东亚医院旧址为复校办公处。为了收回青岛的原有校舍，周钟岐总务长不辞艰辛，据理力争。赵太侔校长赴青后，也积极奔走，亲自找美军驻青司令交涉。在交涉过程中，美军以救世主自居，态度蛮横，竟把占住的山大校舍说成是他们从日军手中得来的“兵营”，声言“万难让出”。在多次交涉无结果的情况下，周钟岐总务长急中生智，想法对付美军蛮不讲理的态度。他商请青岛《民言报》编辑（兼美国合众社的驻青访员）用合众社访员的名义发一新闻稿，并在报上登出。内容是：山东大学复校万事就绪，专候美军让出校舍即能上课云云。美军迫于公众舆论的压力，又怕受到世界舆论的指责，方将所占用的校舍先行交出欧阳路一处，复校筹备处遂由胶州路迁入办公。后经进一步交涉，又将鱼山路五号、大学路三号、武定路廿九号、德平路四十号和四十二号、绥远路十八号、广饶路四号至九号及广西路等处一并交回学校使用。八月初，校方又与美军在青岛敌伪产业处理局签订协议书，言明一俟美军撤离，再将大学路原校舍交回。学校收回上述校舍后，确定鱼山路五号为大学本部及文、理两学院院址，武定路及德平路作为先修班之用。大学路三号及欧阳路作为教职员工宿舍。当时这些校舍仅勉敷应用，直至青岛解放美军撤离，原有校舍方全部收回。 抗战前，山东大学只有文、理、工三个学院八个学系。复校时，曾想设六个学院三十个系，后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将学校扩充为文、理、工、农、医五个学院十四个学系。各院系的设置情况是：文学院，分设中国文学系和外国文学系（以后又增设历史学系）。理学院，分设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动物学系、植物学系、地质矿物学系。工学院，分设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农学院，分设农艺学系、园艺学系、水产系。医学院，不分系。另外，还附设一个大学先修班和高级护士学校。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山东大学开始招生。在招生过程中，按照教育部多设考区的规定，学校除在青岛招生外，还在北平、南京、上海、西安、成都、重庆、济南七地设立招生办事处。各地高中应届毕业生及失学青年，听说山东大学招生，踊跃报考。计各考区考生5871人，经初试和复试，共录取本科生518人，先修班学生185人。
由于坚持对学生严格要求，复校后招收的学生，绝大多数是符合录取标准的，并做到优中选优。
图书仪器是办学的重要设备。复校时，学校留存在青岛的物资早已荡然无存，内迁四川并入中央大学的图书仪器，又因交通阻滞，运输困难，至10月底始运回青岛，总计仪器六十余箱，图书九十余箱。六十余箱仪器多已残损，无法使用；九十余箱图书，计有西文书3398册，线装书5166册，此即是学校唯一的教学设备。后经学校请准青岛市敌产处理局，接管德日文书籍6674册，代管中国工程学会日文书籍5349册，又有私人赠书约2000册，复购到中西文图书8321册。至此，图书方面较前稍有充实。
复员经费是筹备复校过程中最困难的问题。复校时，不仅校舍、实验工厂等需要修建，而且一切设备均需重新添置。因此名为复校，实则新创，仅修建、设备两项费用，至少需法币三十二亿七千万元（折合美金九十七万三千元）方可敷用。教育部原定拨给学校的修建费仅七亿元，不仅难以恢复旧观，且无法按时开课。为此，赵太侔校长多次致电教育部，再三陈述困难，才追加复员经费一亿五千万元。经费寥寥，不敷应用，为了保证复校工作顺利进行，学校财务部门精打细算，一再压缩开支。如1947年度学校经常费由二千四百万元缩减为一千五百九十万元，校本部和五院经费也只有五千五百六十七万元。在这种情况下，学校除积极向教育部申请和谋求社会赞助外，还发动教职工自己动手建立仪器修造厂，自行试制各种急需的仪器，克服了一些困难。这样，使学校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复校筹备工作。
为了报道学校的工作动态，交流教学科研经验，复校后第一次校务会议的议题之一，就讨论了校刊的复刊问题。会上决定山大校刊于1946年10月25日正式复刊，由刘康甫、牛星垣、邵式銮、高哲生、郭宣霖组成绩辑委员会，由刘康甫任主席，年星垣为负责集稿及编辑人。校刊复刊后，报道了学校的工作动态，交流了教学、科研等方面的经验，记载了复校工作的情况，为山东大学复校的经过和以后的工作留下了原始资料。这是校刊编辑委员会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和学校重视舆论工作分不开的。 1946年10月25日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开学典礼上，赵太侔校长致词说明：山东大学是因抗战而停办，又因抗战胜利而恢复。在半年多的筹备期间，经同人的努力，及地方各界的赞助，现在能够开学上课了。回想在八年长期抗战学校停办期间，真不知何日才能恢复。今天能够复校，实在值得庆幸。山东大学自筹备复校到正式开课，先后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这较之青岛大学的筹备用了近两年的时间要快得多。而且当时抗战刚刚胜利，时局尚不稳定，经济和交通诸条件都远不及当日，其进展可谓迅速。这是与广大教职工的努力及地方各界的赞助分不开的。 山东大学复校后，学制与课程基本上沿用抗战前学校的一套做法，把“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陶融健全品格”作为教育目标。根据这一原则，学校要求学生对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三方面都具有广泛的综合的了解，既掌握渊博的科学知识，又有实际的驾驭能力。
学校规定，各学院学生修业年限为四年，其中工学院五年、医学院六年（解放后工学院缩短为四年，医学院缩短为五年）。学生学业管理是学分制，每学期每周授课一小时为一学分，实验及无须课外自习的课目以二至三小时为一学分。各学院学生除第一年级外，每学期所修科目以不超过二十一学分为原则。考试分为临时试验、学期试验、前期试验、毕业试验四种。学生成绩分为甲（80分以上）、乙（70分以上）、丙（60分以上）、丁（60分以下）四等。凡某科目成绩列丁等者为不及格，不给学分。如系必修课须重修。修业期满和试验及格者，依学位条例授予学士学位。
与学分制并行的是必修制和选修制。学校规定，三民主义、中文、英文、体育为各院系学生共同必修课。文科学生还要必修生物课及其他一门自然科学。在共同必修课外，各系又按照自己的教学要求，规定了各自的必修课与选修课目表（与抗战前的国立山东大学大致相同）。学生于每学年开学时，参照选修课目表自行选定课程，中途亦可增选或退选，但须经系主任签字批准，以控制选课，使不致过滥。 必修课与选修课相结合的教学安排，既保证了培养人才的方向和需要，又适当照顾了学生个人的志趣，使学生能按照自己的爱好和特长，自学其他与专业相关的知识，锻炼独立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教学过程中，各系教师不仅注意教给学生一般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而且更加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的学习与创造能力。如中国文学系的冯沅君教授，在教学中，她不仅鼓励学生多读书，而且极耐心地传授阅读的方法，如泛读、精读、圈点评注、质疑探索等。她非常重视培养学生艺术分析的能力。她认为，成功的文学作品，其思想内容总是通过一定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对艺术作品进行分析，首先必须从作品本身出发，认真地分析其结构肌理和表现手法，要用心考证作者采用了哪些重要技巧，这些技巧对表现主题思想起了何种作用。但除了对作品本身仔细鉴赏外，还要把握住许多与作品相关的因素。如对艺术媒介物的外在了解（文学作品的语言文字功能，戏剧的曲调、体制等特点），对作者生活史和创作意图的研究，比较同一作者的其他作品，研究各种形式的艺术史等亦可获得除作品以外更多的美感经验。冯沅君先生认为，这种从作品本身出发，兼顾其他因素的分析方法不但能帮助同学鉴赏文学和提高写作水平，而且可以通过对某作品的研究，推定某种文学艺术的起源、演变及其发展现状，从而写出有分量的具有真知灼见的论著。她在1947年出版的《古剧说汇》，正是这种有分量的著作。在提高学生的艺术分析能力方面，她的经验是：第一，多阅读、善比较、勤思考。这样久而久之，就可以迅速地分辨出文学作品在思想、艺术上的特点，及其优劣、长短。第二，通过对与文学并列的姊妹艺术的鉴赏，薰陶内在的艺术气质。如多听一些音乐，多看些戏曲、绘画，势必有助于理解文学作品的气魄和情韵。冯沅君先生的这些经验，不仅在当时具有指导意义，就是以现在来说，也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为了提高教学效果，各系都非常重视发挥教授在教学中的作用，总是把业务好的老教授推上教学第一线，不仅基础课、专业课的教学由教授担任，而且一些重要的选修课也大多是由有经验的教授承担，像中文系的陆侃如、冯沅君、赵纪彬、丁山、杨向奎、萧涤非、黄孝纾教授，物理系的丁西林、王恒守、郭贻诚、王书庄教授等均承担过基础课、专业课及重要的选修课的教学任务。 在教学方法方面，各系也纷纷进行探索，注重联系本系学生实际，形成具有本系特色的、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很受学生欢迎。如物理系教师在教学中，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教学方法多采用启发式、讨论式，而非注入式。具体做法是：1.奋其志，激其情。教师带着情感，有目的地介绍一些科学家的光辉事迹，激发学生树立献身科学事业的雄心壮志。2.引其疑，发其智。教师在讲课中，有意识地布疑，以激发学生积极进行创造性思维活动，然后通过集疑和辨疑，培养学生动脑、动口解难的本领。3.启其思，反其馈。教师一方面通过点拨，诱导学生深思，以此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一方面结合实际和课本，设计出一套题目让学生去做，通过做题来检查学习效果，使学生学到的知识得以系统化和深化，从而把知识转化为能力。4.寓言传于身教。教师力求通过自己讲课内容的创造性，使学生对创造性的理解具体化、形象化，从而鼓舞同学们发挥创造性。采用这些方式教学，教师和学生之间常常互相发问，互相辩论，气氛活跃，效果较好，很受学生欢迎。 在学习方法方面，物理系的教授结合自己的学习体会，给学生们总结出了两种不同的学习方法。一种是奠基式，一种是宏观式。所谓奠基式，即在学习中，从微观入手，注意积累大量资料，切实掌握基本知识，使自己的学识架构在一个稳妥、雄厚的基础上。所谓宏观式，即从宏观入手，抓大局、抓重点，对所学知识不要背，但求懂。对于资料性的东西，亦只记出处，不费太多的时间抄写，要紧的是认真记下读书后第一眼形成的印象和心得。在学习中，善于从全局来了解和跨越局部的困难，大踏步地前进。这两种不同的学习方法，犹如建筑楼房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前者是先在工地上一砖一瓦地积累大量材料，然后再绘图、搭架，从大量材料中精选良砖好瓦，一砖一瓦地铺就。后者则是在绘图的基础上先搭起房架，然后再去搬运架构楼房所必须的良材，缺什么，搬什么，不怠工，不费料。方式固然不同，但殊途同归，都能建起一座高楼大厦。到底应该采取哪种方式？丁西林、郭贻诚等教授认为，要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对于记忆力好、能博闻强记的人，不妨采取前者；但对年龄大、理解力强的人，后者却大有裨益。 如前所述，山东大学复校之日，正值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开始，师生还能安心工作和学习，故复校后的一段时间，教学、科研活动较为活跃。但自1947年5月底起，因物价飞涨，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人心浮动，教学、科研活动均未得到深入开展。学生退学、休学者大有人在，一些学生未到毕业就离开了学校。
山东大学复校后，按照当时教育部的指令，设立了训导处。训导处的“实施原则”虽明文规定：“本校训育人员尽力避免表示政治的色彩，不为任何党派谋特别的便利。”但其实质却是国民党在学校设立的情报监视机构。训导长刘次箫即是国民党的中统特务专员（解放后被镇压），他把持的训导处目的在于控制师生思想，破坏爱国学生运动，这在后来的学运中暴露得最为明显。
广大师生虽然处于训导处的严密控制之下，但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美帝国主义者肆意枪杀中国人民、侮辱中国妇女、强占山大校舍、殴打山大学生等罪恶行径，同学们无法抑制内心的愤怒，反抗情绪与日俱增。这一时期，一些爱国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在山大校园内陆续出现。
各院系的社团，有中文系的“长风社”、“莽原社”，外文系的“奔流社”，工学院的“大冶炉壁报社”、“拓荒社”，农学院的“野草社”，医学院的“医海社”等。跨院系的社团，有“大众音乐团”、“一、一、一音乐团”、“方生剧社”和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学习社”等，共约二十多个。学生中的这些社团组织，名义上与自治会、同学会、系会等团体一样，均在训导处的领导之下，但实际上却有许多与党的地下组织保持联系。他们除组织同学们开展一些“合法”活动外，还经常组织同学读进步书刊。当时，不少社团办有读书会，积极向大家推荐《大众哲学》、《西行漫记》、《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等进步作品。有的社团还在学生自治会的支持下，在校内秘密办起了交流、传阅进步读物的小型图书馆。有的社团则秘密收听解放区的电台广播。各进步社团还办有丰富多彩的壁报，壁报内容紧密配合现实斗争，如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的阴谋，反对学校南迁等。特别是“第三者”和“民主墙”壁报，经常张贴抨击时局的文章，鼓励同学们起来与国民党反动当局作斗争。这一类壁报和刊物，虽不为训导处所承认，也屡遭破坏，但在同学中却引起了深刻的反响，在促使同学们日益觉醒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各进步社团中，联系群众最广泛、在校内外影响最深远的要算“大众音乐团”和“方生剧社”。它们是当时传播革命思想、广泛团结青年学生的富有战斗性的组织。参加“大众音乐团”的成员不仅有山大的同学，还有许多校外的中学生，先后共约六百人。他们经常在山大工学院的大教室内练唱，所唱歌曲大型的有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和马思聪的《祖国大合唱》等，短小的有《抗日战争歌曲联唱》、《到敌人后方去》、《插秧谣》、《团结就是力量》等。1949年初，为了庆祝收回曾被美军侵占的山大校舍，“大众音乐团”在大学路的小礼堂举办了轰动全市的大团圆晚会，连续演出六个晚上，场场座无虚席。“大众音乐团”举行的这些活动，不仅在启迪同学们心灵、陶冶情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使同学们借此充分抒发了自己热爱祖国的真挚情感，“方生剧社”亦通过自己的演出活动，为唤起广大同学的爱国情感，团结广大师生员工迎接解放，发挥了积极作用。该剧社刚一成立，就为救济困难同学公演了话剧《岁寒图》。在大团圆晚会上，他们演出的揭露特务暴行的独幕话剧《开锣之前》及一些自编自演的活报剧，活画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嘴脸，激励了广大进步同学的斗志。在欢庆青岛解放的大喜日子里，“方生剧社”又与“大众音乐团”联合公演了大型歌剧《王秀鸾》、《赤叶河》，得到了广大师生的赞誉。当时，“方生剧社”的演出条件十分艰苦，剧社演出的舞台布景、道具和灯光设备，全部由社员捐钱、捐物，自己动手制作。而且当时处在反动派覆灭前夕的白色恐怖之中，剧社成员随时有被捕的可能，但同学们却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坚持团结战斗。在演出中一丝不苟，演出后，亦经常围坐在舞台上进行总结，不断提高演出水平。因此，这些演出活动，不仅在当时发挥了战斗作用，而且对于演员同学本身的成长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复校后，山东大学各进步社团，不仅能以青年学生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激励着广大同学，而且在关键时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特别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中，他们配合全国学生运动，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打击了敌人，锻炼了自己。许多社团还积极参加了解放前夕的护校活动，在保护学校的完整和安全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正因为这样，解放前夕的山东大学，被人们誉为青岛的“解放区”。 山东大学自1946年2月复校至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三年多的时间，全校进步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青岛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配合全国革命形势，进行了多次反美反蒋斗争，在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上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其中，规模较大的斗争有：三次反美怒潮，“六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反“特刑庭”斗争，反南迁护校斗争等。在这些斗争中，同学们表现出坚定的政治方向，发扬了光荣的革命传统。
六. 青岛解放 军管学校 山大新生 蒸蒸日上（1949——1958）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在旧中国经历了半个世纪沧桑的山东大学开始了新生。解放后，青岛市军管会成立了由王哲（不久即调走）、罗竹风、高剑秋组成的军管小组，进校接管。军管小组下设党的总支和青年团委，由罗竹风、张惠同志分任书记。青岛解放时，由于党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极大优势，加上地下党发动进步师生进行护校，因而校产完整，秩序正常。军管小组经过全面的调查研究，结合学校的实际，于八月下旬在组织、思想、教学三个方面展开了初步的整顿工作。
1949年青岛解放时，全校有学生1,132人，教师220人，职工489人。到1950年秋季学生增至1,451人，教师增至261人，职工则减少为46人。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山东省抗日民主政府在解放区临沂创设临沂山东大学，在华中地区创建华中建设大学。解放战争后期，又在临沂山东大学和华中建设大学的基础上，创建华东大学。华东大学是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在临沂山大和华中建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所革命大学。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和革命建设的需要，它面临着逐步向正规化大学过渡的任务。但是，华东大学在济南是借用齐鲁大学的校舍，没有自己的校舍，仅设立了一些文科系，没有理科，师资设备均感不足。因此，华东大学在向正规化大学过渡中存在着不少困难。 经中央教育部批准，1950年9月，华东大学迁青岛与山东大学合并办理，仍用山东大学名称。并决定以彭康、陆侃如、张勃川、童第周、余修、罗竹风、刘椽、刘宿贤为迁并办理委员会委员，并以彭康为主任委员，陆侃如、张勃川为副主任委员，负责办理迁并事宜。
1951年2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任命华岗担任华东大学、山东大学合并后的山东大学校长。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1951年3月15日合校成功。合校后的山东大学共设文、理、工、农、医五个学院，连同政治、艺术两个直属系共十八个系。学生2366人，教师486人，职工524人，总人数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
山东大学和华东大学的合校成功，是建国初期调整和改革全国高等学校或某些院系的重要步骤，也是争取我国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一个重要措施。两校合并成功，意义重大。正如华岗校长在报告中所指出的：“把原有华东大学和原有山东大学合并成为现在的山东大学，乃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教育队伍的胜利会师，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创举。把两个大学的力量合成一个大单位，各取所长，补己之短，互相学习，共求进步，其意义不仅是数量的增多，同时还可促进质量的变化和增强。这样既可减轻人民的负担，又可集中力量来建设新山大。”山东大学和华东大学的合并使山东大学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1952年夏季中央教育部制订了“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以华北、东北、华东为重点，进行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工作”的计划，经过政务院批准，于八月初通知各大行政区教育部贯彻执行。
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于八月中旬设立院系调整委员会，并召开本区大专院校校长会议，决定将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改为综合大学，建立多学科性质的高等工业学校，新设化工、水利、林业等高等学院，撤销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其系科并入有关院校。华岗校长参加了这次会议，返校后于8月19日召开校务委员会常委会议，传达了上级会议的精神，研究制订了本校的调整方案和计划，确定工、农、医三院和政治、艺术两系调出，独立建院。并在校学委会基础上，成立学校的院系调整委员会，华岗任主任委员、李芸生、童第周、陆侃如、吴富恒任副主任委员，崔戎等20人为委员，领导全校院系调整工作。同时在工、农两院分别成立院系调整分会、政治、艺术两系成立小组，具体领导本单位的调整工作。
九月初开始行动，月底全面结束。大体上做了以下调整与迁并工作： （一）政治系迁至济南，组建成山东省政治学校，现为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二）艺术系的戏剧组迁至上海，与上海戏剧专科学校合并，组建成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现为上海戏剧学院。
（三）艺术系的音乐、美术两组迁至无锡，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合并，组建成华东艺术专科学校，现为南京艺术学院
（四）工学院的土木工程系与原山东工学院的土木、纺织两系合并，成立青岛工学院。后来迁至武汉与有关院校的系科合并，现为武汉测绘科技大学
（五）工学院的机械、电机两系迁至济南，与原山东工学院合并，现为山东大学南区（即原山东工业大学）。 （六）农学院的水产系留校，农艺、园艺和植物病虫害三系迁至济南，与原山东农学院合并，现为山东农业大学。
（七）理学院的地质矿产系、采矿工程系迁至长春，与有关院校的系科合并，组建成长春地质学院。
（八）厦门大学海洋系理论组部分教师并入我校，组建新的海洋系。
（九）医学院因受校舍的限制，暂缓调整。1956年青岛工学院迁去武汉时，使用该院校舍组建成青岛医学院。
（十）1954年高教部拟改变现有高等学校的布局，报请国务院批准，将沿海某些高等学校内迁和增加新的专业，其中有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山东大学等。当时决定把山东大学迁往河南郑州。后来教育部经过审慎研究，决定把山东大学迁往郑州改为由山大派人去郑州筹建一所新的大学，并给以师资支援。在决定把学校迁往郑州时，学校即派总务长刘椽、总务处主任秘书董树德、总务科长于健、基建办公室技术员刘岩等26人前往郑州筹建。经过两年的努力，在1956年夏完成了主要建筑，秋季招生上课。学校从文、理各系选调一部分教师支援，这就是今天的郑州大学。
经过一个多月的院系调整，学校分出的工、农二院和地矿、政治、艺术三系，以及后来在青岛独立的医学院和海洋、水产两系，分布在山东、吉林、湖北、江苏、河南、上海等六个省市，发展成山东工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中共山东省委党校、长春地质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南京艺术学院、武汉测绘科技大学、郑州大学、青岛医学院、山东海洋大学十所高等学校，为促进新中国高等教育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院系调整后，学校除暂时保留医学院外，取消院一级的建制，设中文、外文、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海洋、水产九个系。其中生物系由原动物、植物两系合并组成，新设海洋系，
1952年秋根据上级指示，筹建了工农速成中学，由副校长陆侃如兼任校长，调教务处副主任秘书赵凌任专职副校长。当时闻名全国的“郝建秀工作法”的创造者郝建秀同志，就是山大工农速成中学的第一届学员。 这样，由中央教育部直接领导的、以文理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山东大学至此定型了。
为了加强对广大师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校成立了由华岗校长任主任、童第周和陆侃如副校长任正副主任，各系主任为委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委员会。决定在全校教师和干部中（实际学生也参加），进行为期一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的学习，由华岗担任主讲，每两周报告一次，分组讨论一次。
华岗校长博学多才，思维敏捷，有较高的理论修养，又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他备课认真，以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为核心，结合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师生的思想，既做到理论的完整性、透彻性，又把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工作的得失、研究的成败等等具有实感的事例，渗透到自己的讲授之中，从而生动具体地阐明了辩证唯物论的科学性、真理性和战斗性。他的报告虽然只有一个简单的提纲，但却能谈吐流畅，具体生动，确实把马克思主义的深奥理论寓于常见的社会和自然诸种现象之中，感染力大，说服力强，使人听后顿觉耳目一新，心悦诚服。这种大课学习不但深受校内师生的欢迎，而且也引起青岛市有关部门的重视。每次大课，校外有关单位的领导、宣传干部、中学教师等等皆接踵而至，使容纳三千多人的广场座无虚席，成为当时青岛市理论学习的盛举。 华岗校长讲授的辩证唯物论，共分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哲学上的唯心论和唯物论，宇宙的性质及其发展规律，物质第一性和意识第二性，宇宙可知论及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唯物辩证法的历史根源和科学意义，宇宙诸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自然界和社会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规律，辩证法的核心——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等十一个专题。自1953年9月至1954年12月，作了三十五次大报告，每次均在三小时以上，一气呵成。报告的内容整理后刊登在校刊《新山大》和《文史哲》杂志上，有些专题还在《青岛日报》和上海《文汇报》上转载过。最后由华东人民出版社（现为上海人民出版社）以《辩证唯物论大纲》的书名，在1954年和1955年分上下两册出版。该书对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是华岗校长对山东大学的一项建树，也是他为新中国的理论战线尽到的一份力量。
听过报告后，广大师生便就报告内容进行分组讨论。每次讨论除了联系社会的革命斗争和自然界的变化外，大家更多地联系思想改造、教学改革、科学研究、怎样办好学校等等问题，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相互启发，相互补充。当时校刊《新山大》除了详细报道当时的学习情况和交流学习经验的情况外，还发表了教师和干部的学习心得文章约六十余篇。
当时山大的教师队伍不但具有数量上的优势，而且，具有质量上的优势，教师的业务水平很高，并有一大批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如中文系教授陆侃如、冯沅君夫妇，早年留学法国，同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高等学校中长期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陆侃如曾任燕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东北大学教务长等职。他们二人在文学界久负盛名，学术论著甚丰，合写的《中国文学史简编》被选为高校中文系教材，《中国古典文学史简编》一书，则被译成英、俄、捷多种文字在国外流传。高亨教授研究中国古代文史近四十年，是我国的先秦哲学和文学少数专家之一，他对于古籍诠注有独到见解，所写《老子正诂》一书不宥旧说，独辟蹊径，受到毛泽东同志的称赞。萧涤非教授探索汉乐府和唐诗甚具功力，所写《杜甫研究》论著既有学术价值，又有较高的思想性，很受读者欢迎。黄孝纾教授专长唐宋文学和古代字画的鉴别，在教学中严谨成风，一丝不苟。殷孟伦教授擅长中国古典文学、古代汉语、训诂学、文字学等，著有《汉魏六朝三百家名著题解》、《尔雅简论》、《先秦散文选读》等，都具有较高水平。
历史系杨向奎教授专治先秦两汉史兼治世界史，其论著常被认为有开拓创新精神，在史学界有一定的地位。丁山教授肄业于北京大学研究院国门学，涉猎广泛，探索深入，对古代官制史、法制史、学制史和甲骨文都有专门研究，著有《从甲骨文看殷代社会》等书，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堪称博大而精深。童书业教授自学成才，曾被史学大师顾颉刚聘为私人研究助理，三十年代协助顾颉刚编写《春秋史讲义》，首倡古史“分化演变说”，受到中外史学界的注目。他对中国手工业商业史、绘画史、历史地理也有精湛研究，先后发表《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辨伪》、《中国历代疆域沿革考略》等论著，订正了传统的伪说和讹传，理清了事物发展的脉络。解放后，他积极参加学术争鸣，先后完成了《先秦七子研究》、《春秋左传考证》两部力作，这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突破旧式考据的藩篱取得的可贵的科研成果。王仲荦教授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古代史造诣很深，并专长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早年师从章太炎，后任太炎文学院秘书主任和教授，学术论著甚多，其中《魏晋南北朝史》一书，资料丰富，内容充实，总结治乱盛衰的经验，被史学界公认为水平较高的一部断代史。
外文系的吴富恒教授，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对中国文学、美国文学造诣很深，他治学严谨，经验丰富，在外文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卓有成就。赵太侔教授（解放前校长）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西洋戏剧，对西洋文学和戏剧有专门的研究，翻译能力亦很强。黄嘉德教授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曾任上海《西风》主编，著有《肖伯纳传》、《生活的艺术》等书，对英国文学的研究有一定成就。梁希彦教授精通英国文学，在教学和翻译工作中都有较好的成绩。
数学系李先正教授对数学理论有深入探索，专长三角级数，曾在英国伦敦数学学会杂志上发表《三角级数的一个注记》的论文，美国《数学评论》当即转载，因之在数学界较有声誉。莫叶教授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院的哲学博士，对复变函数甚有功力，著有《复变函数论》，并以教学效果良好而著称。
物理系的郭贻诚教授早年留学美国，获加利福尼亚工学院研究院的理学博士学位，他专长理论力学、电磁学等的研究，著有《微磁（化）理论》、《铁磁学》等论著。束星北教授早年留学法国和德国，获博士学位，在著名科学家居里博士的研究室工作过，并是科学大师爱因斯坦的研究生，曾在理论物理和相对论方面有深入的研究，其学术著作一直受到物理学界的重视。王普教授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获理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参加核分裂（原子弹）的初期研究工作，出版有《核物理学入门》、《铀镭与国防》等论著，是当时我国少数的核物理学专家之一。
副校长童第周教授是毕业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的科学博士，在动物胚胎学的研究方面多有创见，四十年代曾以《鱼类胚胎学》论著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的杂志上而闻名中外，接受美国伍兹霍尔研究所的聘请出国讲学，兼任耶鲁大学研究员，是我国屈指可数的生物学家之一。 童第周教授在山东大学工作时，结合教学和科学研究，对鱼类和脊椎动物遗传中的细胞质和细胞核关系，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反复验证，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以后又与美国坦普尔大学牛满江教授合作，在1973年从鲫鱼成熟卵的细胞质中提取信息核糖核酸，注入金鱼的受精卵中，培育出有鲫鱼和金鱼两种性状的子代，开创了人类可以按照需要人工培育动物新品种的先例，提出了动物遗传学说中的新见解，为探索生命奥秘及其未来揭开了新的一页。这一科研成果被国际上以他的名字命名为“童鱼”。曾呈奎教授曾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对海洋藻类学有深入研究，五十年代初期，在青岛近海人工繁殖海带获得成功。陈机教授毕业于法国里昂大学，获法国国家自然科学博士，专长植物解剖学的研究，著有《植物学》、《植物解剖学》、《中国烟草栽培》、《被子植物胚胎学》等著作，多有创见，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曲漱蕙教授对胚胎学、组织学有长期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的资料，所著《组织学》有较好的科学性和实用价值。王祖农教授在法国攻读微生物学，获巴黎大学理学博士，回国后，在开拓我国基础薄弱的微生物学教学和研究方面做出了贡献。方宗熙教授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和遗传学探讨深入，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有一定的成绩，论著亦有水平。
当时，学校的教师队伍，正副教授多在四十岁上下，年富力强，加上华岗校长识才、爱才、用才，因而他们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能够充分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山东大学在五十年代初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为了活跃学术空气，开展学术争鸣，1951年4月在华岗校长支持下，中文、历史两系和历史语文研究所的部分教师，成立了《文史哲》杂志社，共同创办了综合性的学术刊物《文史哲》杂志。大家一致推举华岗校长为社长、副校长陆侃如和文学院院长吴富恒为副社长，历史语文研究所主任杨向奎为主编，编委由几位老教师担任，也吸收了少数中青年教师。编委会没有专职人员，编辑工作主要由文史两系和研究所的几位教师兼任，特别是杨向奎、童书业、王仲荦、赵俪生、吴大琨、殷焕先、卢振华、孙思白、孙昌熙、刘泮溪等编委，在 《文史哲》的创办中，做了大量工作。他们不仅积极为《文史哲》写稿，而且也承担了从组稿、审稿到编辑、校稿和印刷、出版发行的任务。大家动手，艰苦创业，克服了种种困难，使刊物受到学术界的赞许。由于坚持学术民主，以繁荣学术、推动教学科研、培养和发现人才为办刊目的，使得刊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五十年代国内学术界一个活跃的学术园地。建国初期全国性的文科期刊并不多，高等学校更是凤毛麟角，因此《文史哲》的创刊，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曾评价说：“大学就是要通过教学与科研，为国家培养合格而又对路的有用人才。而学报正是检验这一成就的标尺。山大创办《文史哲》是开风气之先，已引起全国各大学的重视。”
《文史哲》杂志的出版既活跃了学校的学术空气，促进了学校学术科研工作的开展，也为山东大学赢得了社会声誉，扩大了山东大学的影响，它在校史上应当占有光辉的一页。
在酝酿创办《文史哲》杂志的过程中，童第周副校长倡议出版《山东大学学报》，以推动理、工、农、医学科的研究工作。据此，1951年4月19日在校长办公会议上，讨论通过由童第周、何作霖、吴富恒、郭贻诚、丁履德、陈瑞泰、徐佐夏、杨向奎、赫崇本九人组成学报编辑委员会，由童第周任主编。学报暂定每年出版两期，因经费关系，来稿刊登后一律不付稿酬，只赠送学报10本和单印本30本。会后，编委会立即筹划和组稿，于当年八月中旬出刊第一期。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高等学校最早的一份学报。第一期学报刊登了华岗校长的《论中国自然科学的历史命运》、童第周副校长的《鱼类早期发育的研究》、张亮教授的《产一光子的正电毁灭》、李先正教授的《关于三角级数的问题》等等文章，这不但推动了理、工、农、医学科的研究工作，也在高等院校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1952年院系整调后的山东大学成为以文、理为主的综合大学。具有战略眼光的华岗校长，已经对学校的重点系科和发展前途有所考虑，当年11月24日他与两位副校长共同对学校的重点和将来的蓝图作了粗线条的描绘。华岗校长提出要把山东大学办成有自己重点、有自己个性的学校，即要形成自己的特色。童第周、陆侃如副校长也主张建立自己的学科，以利于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优势。因此，他们一致认为中文、历史两系师资阵容齐整，水平较高，教学和科研都已打开局面，并取得了重大成绩，可以作为学校的重点学科，求得在发展中进一步提高。其次，生物系的师资力量也较强，地处黄海之滨的青岛，研究和开发海洋生物有着地利之便；而且动物胚胎学的教学与研究在国内为数不多，学校起步早，且已取得一定的成绩，应作为重点学科加以发展。最后，海洋系虽系初建，师资力量和教学设备都待充实，但有数学、物理、化学三系的人力支援，又有青岛海洋生物研究所和气象台的密切配合，发展前途极为广阔，它是当时全国高等学校唯一的新系科，应该成为学校发展的重点。经过三位领导的商讨，山东大学办学特色大体显露出来了。
20世纪50年代，在华岗校长及全体教师的教导下，山东大学的学生都把认真学习科学知识和掌握建设新中国的本领，作为自己的理想。1954年学校的工作总结中提到：学生中出现了“三多”，即去阅览室、实验室刻苦攻读和反复验证的人多了，到教师家中讨论学术问题的人多了，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和参加学术报告会的人多了。如1954年《文史哲》月刊第九期发表了1953年中文系毕业生李希凡、兰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评述《红楼梦》研究中的某些唯心主义烦琐考证的倾向，引起了国内文学界和国外“红学”研究者的重视，并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重视与肯定。
新中国成立后，国际上用中国人姓名定名的科研成果共十一项，与山东大学有密切关系的，除“童鱼”（“童鱼”是指童第周培养出来的新鱼种）外，还有夏道行函数与夏不等式”。
“夏道行函数与夏不等式”，是指夏道行对解析函数的研究成果，称为“夏道行函数”，他的泛函分析研究成果，称为“夏不等式”。这两项成果一直为国际上的数学专家所采用，合称“夏道行函数与夏不等式”。夏道行1950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数学系后，考取浙江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复旦大学工作。他在函数论、泛函分析、数学物理等方面造诣特深，皆有建树，所著《无线维空间上的测度积分论》一书，1972年已由美国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译本介绍说：“本书是被译成英文的少数中国当代科学著作之一。”国际数学界称夏道行为中国数学家在“泛函分析”方面有代表性的专家。 山东大学从1951年到1958年共培养2，394名毕业生，分布在全国各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55年8月，华岗校长受诬陷去职。1956年 7月9日，国务院任命山东省副省长晁哲甫为山东大学校长，杨希文为副校长（列陆侃如之后）。晁哲甫校长长期从事教育事业，抗日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党的教育领导工作，是党内知名的教育家。杨希文副校长在学生时代追求进步，积极参加党领导的革命斗争，1930年考入国立青岛大学教育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他不顾个人安危，冲破重重阻挠，组织同学赴南京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出兵抗日，收复失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参加了革命工作，曾任山东抗日民主政府教育厅长。解放后，任山东人民政府秘书长，热心党的教育事业，富有工作经验。晁哲甫、杨希文到职后，本着励精图治的精神，根据形势发展和上级指示，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健全党的领导、确定改进学校工作的重点，拟定科研工作计划、开展党的整风运动和进行反右派斗争、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积极开展勤工俭学活动。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方针为高等教育的改革指明了方向。不过当时对这一方针的理解有偏面性，认为开展勤工俭学活动、进行生产劳动就是贯彻新的教育方针，甚至认为劳动越多越好，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成为劳动者。于是广大教师放弃了寒假休息，学生也多数留校，共同制订了开展勤工俭学的方案和措施。中文、历史、外文三系师生除了下乡下厂调查研究和参加生产劳动外，还开办了炼铁厂、食品加工厂。数学系师生和有关单位建立联系，定期参加各类生产和服务性劳动；物理系创办了磁性材料、半导体、电子仪器、光学等四个工厂；化学系创办了化工和化学材料厂；生物系创办了动物饲养场；水产系创办了海带养殖场；海洋系拟建海水分析和海水综合利用工厂等等。由于大办工厂，使生产劳动占据了整个的教学计划，忽视了教学工作，形成了“学校即是工厂、工厂就是学校”的不正常局面。
1958年7月，晁哲甫回省任副省长，国务院任命成仿吾为校长兼党委书记，并于 8月到校。不久，山东大学在大搞勤工俭学、大干生产劳动中，仓促之间奉命迁校济南。
七. 由青岛迁校济南 遇困难曲折前进（1958—1966）
1958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问题的意见》。《意见》提出：“为了切实加强党对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领导，为了使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更加适合各地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需要，除少数综合大学、某些专业学校和某些中等技术学校，仍由教育部或者中央有关部门直接领导外，其他的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都可以下放（中等技术学校可以比高等学校多下放，地方性较大的学校可以更多地下放），归省、市、自治区领导。”对统一招生和毕业生分配制度也进行改革，由各地区自行招生和直接分配。 教育部根据党中央批示的精神，会同有关部门研究，确定将原由中央领导的全国299所高等院校，下放187所归地方领导。山东下放的高等院校有山东大学和山东工学院两所（山东其他高校原为地方领导）。7月，教育部电告中共山东省委、省人委、教育厅和学校。
1958年秋中共山东省委研究了山东省高等院校的布局和发展，决定山东农学院迁至泰安，以利于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山东大学迁至济南，以利于更好地扩建和发展。
山东省委提出我校迁济有四大优点：（一）山东大学是有较好基础的高等学校，还有创设文学、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研究所，迁到济南有条件发展。（二）山东大学迁到济南可以和其他高等学校相互学习，交流经验，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三）迁济后便于省委和省人委的领导，全国高等学校多数在省会。（四）山东农学院已决定迁去农村，山东大学迁济接住该院校舍，再大力扩建，逐步成为规模具备的综合大学，以为社会主义培养各方面建设人才。1958年10月3日迁济人员和物资分批行动。10月24日最后一批人员和物资到济南，搬迁任务胜利完成。 学校迁济后接住的山东农学院校舍，据勘探地下铁矿丰富，有开采价值；且学校近期发展规划已初步确定学生达到6000人，校舍短缺十分严重，必须另选校址建校。省委和省人委对学校选择校址极为重视，积极给予支持和帮助。学校也以建校乃百年大计，慎重从事。1958年底上级指示山东大学的新校址，可征用南郊四里山以西的土地，但经过实地调查，发现该地严重缺水，因而作罢。1959年1月又决定使用西效飞机场西邻土地，又因飞机起降频繁，声响剧烈，亦感不合适。2月省委和济南市委商定，拨给北效无影山下一片土地，再经学校实地察看，认为该处紧靠黄河，地势低洼，且风沙极大，对将来的安全和精密仪器的保养都极为不利，仍觉不当。3月底经省委正式研究决定，由书记处书记邓辰西面告：“原山东农业展览馆缓建，该馆在东郊利农庄已征购1080亩土地，全部拨归山东大学作兴建新校舍使用。”该处距现住校舍极近，土地已办完征购手续，且地势平坦，和市区接连，水电供应条件好，较为理想。在新校址的选定中，上级全面考虑，把济南市区周围可供使用的土地，提供学校选择酌定，最后根据高等学校的特点和发展前途，停建农展馆，使山东大学有了适宜的校址，对学校的建设确是极为重视。学校领导在校址选择中，权衡利弊，审慎不苟，其负责精神也是感人的。
校址确定后，学校便成立了基本建设委员会，筹划校舍建设。根据现有的校舍和学校进一步发展的计划，学校决定建设新校舍的总面积应为30万平方米，总投资应为3000万元。建设的顺序是先建文科，后建理科，生活与教学用房一齐上，争取五年左右基本建成。校舍的布局从南到北分为三区，南部是教职工宿舍区，先建十五栋家属宿舍楼，解决500套教工住宅，建成后围以院墙，自成一体。中部为教学区，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办公室均建于此，是学校的主体部分。北部是学生生活区，安排学生宿舍、食堂、生活服务设施、体育场、工厂等建筑。中区和北区结合，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的校园。校门南向，和教职员工宿舍大门相对，使教学区和生活区有计划分开，各安其所，保持教学区宁静的学习环境。 到1960年夏，规划安排的学生宿舍、教工宿舍和食堂陆续建成，交付使用。1960年秋季，中文系、历史系和新建的政治系的新生即在新建校舍入学上课，部分教职员工也迁至新建宿舍居住，原来用房紧张的状况得到了缓和。从此，原来农学院的校舍称为老校，新建的校舍称为新校，一直沿用至今。。
1961年学校复归教育部领导，是全国六十四所直属重点大学之一。党中央为了战胜暂时经济困难，执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全党大办农业，以粮为纲，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由于经费紧张，学校当年基本建设经费下降至六十二万元，只能维持已开工的项目，无力安排新的建设工程，校舍建设速度再次受影响。这一年秋季文史教学楼建成，中文、历史、政治、数学四个系全部迁入，各系的教学用房面积得到增加。文科从青岛运来的图书陆续上架使用，理科必需的实验室也有所扩充，促进了教学和研究工作。 学校迁济后，从1959年开始兴建校舍，到1966年“文革”前的七年中，共建成文史、化学两栋教学楼，学生宿舍楼六栋及三个食堂，教职员工宿舍十三栋及部分辅助用房，总面积5万余平方米，总投资500余万元。后来上级考虑实际情况，确定原住校舍不作放弃打算。全校九个系分住两地，校部机关和外文、物理、电子、生物四个系仍住原处，称为老校；政治、中文、历史、数学、化学五个系迁住新建校舍，称为新校。学校分散在两地，造成工作中诸多不便。回顾学校搬迁之际，正值国家经济三年困难时期，人力、物力、财力都极度紧张，从选定校址到校舍的兴建，领导上辗转周折，其艰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学校迁到济南后，根据国家需要和学校本身的发展，从1959年开始对部分系科和学制作了一些调整。学校原设有外文系，而且是一个老系，但1956年学生并入上海外语学院后即停办了英语专业。随即撤销了外文系。1959年夏季，学校以综合大学应当设立外文系，而且本校师资条件具备等理由，经请示上级同意，恢复了外文系，秋季开始招生。为了提高培养人才的质量，根据形势要求，经过审慎研究并报请上级批准，1959年入学新生的学制为五年（原有二、三、四年级学生的学制仍为四年）。同年冬季，留在青岛的海洋、水产、地质三系从学校正式分出，独立建成山东海洋学院。
1960年春，根据学校发展前途和培养马列主义理论人才的要求，请示上级同意重新设立政治系，从中文、历史两系选拔一批学生进入该系各年级学习，学制为四年。秋季，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和科学事业的发展，将物理系的原子核和电子两个专业分出，组建原子能系（对外称物理二系，后学生并入复旦大学，该系撤销）和电子系。经过调整，学校由迁济南时的六个系十个专业，发展为十个系十四个专业，学生达到3640人，教师达至368人（其中教授29人，副教授20人，教员12人，讲师54人，助教253人），职工425人。
从1953年起中文、历史两个专业开始招收研究生，迁到济南后，又增加数学、物理、动物、植物、微生物五个专业招收研究生，至1963年共计七个专业招收研究生，在校研究生已达114人。
与此同时，学校的业余教育也有了较大的发展。1960年设立中文、历史、数学三个专业业余大学，招生258人；设立中文、历史、物理、数学、化学、生物六个专业函授班，招生2365人；此外还招收函授研究生550人，均于秋季正式上课。至此在校的业余和函授生达到4000人，为发展业余高等教育作出了贡献。
教学工作走上轨道后，学校又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如组织水平高、有经验的教师上教学第一线，加强教材建设，改进教学方法等等，以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到1961年秋，全校共有教授、副教授和讲师144人，其中有128人担任课堂教学工作。1962年全校共开出339门课程，其中290门由讲师以上的教师担任。当时的冯沅君、殷孟伦、黄云眉、童书业、王仲荦、莫叶、张学铭、郭贻诚、徐国宪、王祖农、陈机、曲漱蕙等教授，都在教学的第一线上。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做到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学校通过选、编、借等种种办法，解决教材的缺乏问题。据统计在当时开设的339门课程中，选用教育部统编教材的68门，自编教材的147门，借用兄弟校院教材的124门。对于教学方法的改进，也根据实际的要求，做了大量的工作。
学校迁到济南后，为了恢复科学研究在学校工作中的地位，1959年初的学校办公会议决定恢复已中断四年的校庆科学讨论会。
这一时期，学校每年的科研项目都在200项左右。如1960年学校科研计划共208项，其中基础理论70项，为工农业生产服务116项，编写教材12项。1961年学校领导根据高等学校科研方针和任务，提出缩短战线，提高质量，增加基础理论的比重，开创新的学科的要求。经过认真研究，结合需要与可能，学校增加了基础理论研究的比重，加强了微分方程、计算机、磁学、晶体、微生物等尖端和应用科学，形成了重点突出，有自己学科特色的科学研究计划。1962年初，国家科委在广州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学校依据会议精神，制订了科研工作十年发展规划。在规划中除突出学科特色外，承担了国家重点项目33个（其中7个是与其他部门协作），承担本省重点项目16个。至此，学校科研工作纳入了国家的计划，成为提高国家科学文化水平的一支重要力量。
为了在研究工作中发扬某些学科的特色，利于早出成果和多出成果，学校根据自身条件，集中力量，建立了一批研究室。到1963年已有中国古典文学、美国文学、中国古代史、微分方程（也称控制论）、磁学、晶体、微生物七个研究室，后又增加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史两个研究室，总共已有九个研究室。
为了恢复文科的科学研究园地，经过种种努力，1961年已停刊二年的《文史哲》杂志复刊。复刊后的《文史哲》由月刊改为双月刊，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再停刊，总计出版二十八期。这二十八期中发表的关于《文学遗产的继承》、《文心雕龙的研究》、《孔子的研究》、《中国古代商业手工业的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家和哲学思想》等专论，都是具有开拓性且又不乏创见的研究。
《山东大学学报》是理科的研究园地，为季刊，从1958年至1966年初共出版三十三期，代表理科各系的研究水平。
从1958年到1966年，山东大学在科学研究方面，成绩显著，硕果累累。这一阶段在科学研究中，共出版学术专著十九部，完成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三十七个，发表科学论文四百余篇，创造新技术或新产品七十余项，解决工农业生产上关键问题近五百个。有的专著在学术界得到较高的评价，有的论文为国外科学刊物转载，有的新技术新产品已在生产中推广应用。1964年化学系研制的活性白土，达到国际上最好的联邦德国水平。晶体所研究室培养的十公斤酒石酸钠钾大晶体，国家授予科学研究奖。
建国后，山东大学的特色是“文史见长，加强理科，发展生物，开拓海洋”。学校迁到济南后，生物系教师一部分留在青岛，力量分散，海洋、水产两系全部留在青岛。针对这一情况，学校根据科学的发展，结合自己的实际，认为必须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确定自己的新方向，创设自己的新学科，形成自己的新特色。因此，1960年在制订学校五年发展规划中，学校一方面考虑到中文、历史两系的老教师，大都年过半百，亟需加强后备力量，故在师资培养中，采取了老教师配备助手的办法，学习他们的专长，提高中青年教师的业务水平，继续保持文史见长的优势。另一方面考虑到数学系的微分方程（控制论）、运筹学、解析数论，师资力量较强，基础较好，工作扎实，对促进科学发展和提高生产都有重要意义，且在为生产建设的服务中已取得了较好成绩。特别是解析数论的研究工作有所突破，成绩显著，在国际上引起重视。因此，必须大力发挥数学系这一优势，以求在教学和科研中取得更大的成果。第三，考虑到物理系的磁学师资力量和设备条件已初具规模，并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而且该学科对于发展电力很有实用价值，故作为重点学科，在开拓中前进。第四，考虑到化学系的晶体材料是一个新兴的学科，能为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提供必不可少的晶体器材。当时国内对这一学科进行系统研究者甚少，基本上是处于空白状态，尽管学校在这方面尚数初创阶段，教师多为青年，设备也较简陋，但已预见到它的广阔发展前途，故学校认为应采取坚决措施，充实力量，增加设备，勤奋开拓，坚持前进。今天看来，这一学科不但发展起来了，成为了学校一支重要的科研力量，而且影响广泛，受到国内外科学界的重视。第五，考虑到微生物学是生物科学的一个分枝，与工农业生产关系极为密切，从五十年开始兴起，颇有先声夺人之势；学校生物系师资力量较强，基础较好，对开拓这一学科具有潜力，应作为重点发展，以便在生物科学中树立新的优势。 50年代末期，我国的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失调，人民的物质生活出现了暂时困难。这其中既有自然灾害和国际上的客观原因，也有主观上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作崇，特别是“左”的思潮掀起的“共产风”、“浮夸风”导致了工作的失误，使大跃进变成了“大冒进”。在这种情况下，努力提高人们的马列主义水平，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际，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因此，高等学校应向社会科学领域开拓，积极创办社会科学的有关系科，以培养通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并能联系实际的人才，这是现实的需要。据此，经过多方面的努力，1960年重建了政治系，目的是培养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宣教干部。按照成仿吾校长的要求，学生通过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系统学习，就可能摆脱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束缚，成为能联系实际的的马列主义坚强战士。至此，学校根据形势的要求和自身的条件，确定了自己的重点学科，出现了新的优势，形成了新的特点。这就是在文史见长的优势中，向社会科学领域开拓；在理科的扬长避短中，突出数学、磁学、晶体、微生物等重点学科，使之各有攻取，齐头并进。
总之，山东大学迁来济南后，在原有基础上，不坐守，不徘徊，积极主动，勇于创新，开辟了新的学科，建立了新的体系，既为国家培养了各方面急需人才，也造就了新的师资队伍，为学校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八. 文革十年大动乱 遭受破坏史空前（1966—1976）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及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教育战线属于重“灾区”，它所受到的冲击和破坏比其他任何战线都更为严重。
山东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遭到的破坏更是残不忍睹。运动一开始，学校的各级党组织和行政机构就受到破坏，无政府主义恶性膨胀，群众组织林立，派性斗争和群众组织夺权与反夺权不断，整个学校混乱不堪。学校的教学、科研等设施被毁坏，党的教育方针被歪曲，建国十七年的教育成绩被全盘否定，大批干部群众受到凌辱和迫害，正常的教学秩序遭破坏，尤其是学校被肢解为三，使学校元气大伤。“文化大革命”给山东大学带来的灾难和造成的损失，是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 1966年山东大学共有政治、中文、历史、外文、数学、物理、化学、电子、生物9个系；教职工1386人（其中教授26人、副教授27人），学生3307人（其中全日制3152人，半工半读155人），研究生33人，函授生1500人；仪器设备8800件；图书100余万册；实验室64个；老校区校舍47000平方米，新校区校舍66000平方米。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学校的党委和各级行政机构已陷入瘫痪状态。成方吾校长被停职检查。学校的部分群众组织便开始酝酿夺取学校的权力。在山东省革委的支持下，于4月19日夺权成立了“鲁迅大学革命委员会”（山东大学被更名为鲁迅大学）。1970年6月24日，中共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批转《山东省高等学校布局和专业调整方案》。在此方案中提出，山东大学理科（数学、物理、化学、无线电电子学）改建为山东科学技术大学，校址设济南市，山东农学院将山东大学生物系并入，校址设泰安。山东大学文科和曲阜师范学院合并，组建山东大学，校址设在曲阜。
根据山东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的要求，学校于7月份开始部署安排分校搬迁工作。从9月7日举办分校搬迁学习班开始，到9月24日最后一批人员和物资分别搬往曲阜、泰安为止，历时17天，搬迁工作基本结束。
因为搬迁，学校除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外，物资设备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坏，师资也有一定的流失。本次分校搬迁，给学校各方面造成的巨大损失，是在以后的时间里很难予以弥补的。
就在学校准备分校搬迁的时候，7月22日校工、军宣队临时党委和校革委核心领导小组通知：我校校名现已恢复山东大学名称，新公章自即日起开始启用，原山东鲁迅大学各种印章一律作废。至此，山东大学被更名为鲁迅大学的历史结束。 就在分校搬迁之时的7月份，“文化大革命”前1964年和1965年入学的最后两层学生同时毕业离校。因自1966年至1970年学校未再招收新生，所以学校暂时出现了无有学生的空档。
分校搬迁结束后，10月12日在济南原山东大学校址召开山东科学技术大学成立大会。山东科学技术大学下设自控、物理、化学、光学、电子5个系（当时改称大队）。同年10月山东大学文科和曲阜师范学院重新组建的山东大学，也在原曲阜师范学院的校址成立，下设政史、中文、外文、数学、物理、化学6个系（当时改称大队）。与此同时，山东大学生物系也正式并入泰安的山东农学院。
从山东大学被拆散那时起，一些干部教师就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他们利用各种形式不断向上级反映意见和陈述理由，强烈要求重新恢复拆散前的山东大学。最后经周恩来总理批示，山东大学又被重新恢复。
1974年2月4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下达《关于恢复原山东大学、曲阜师范学院的通知》：“接国务院科教组通知：‘经中央批准，同意中共山东省委意见，恢复原山东大学和曲阜师范学院。同时撤销山东科技大学，其教职工全部并入山大。山东大学、曲阜师范学院恢复以后，仍面向本省、由省领导，其经费和基建投资请省里统一安排。’”
根据中央和省的通知和部署，原山东大学迁至曲阜和泰安的政治、中文、历史、外文、生物5个系全部回到济南，加上原山东大学留在济南改建为山东科学技术大学的数学（改为自控）、物理、电子、化学、光学（从物理系分出新成立）5个系，共计10个系恢复为山东大学。在恢复山东大学的同时，撤销山东科学技术大学。2月4日山东省委组织部电话通知：“经研究确定恢复山东大学后，现山东科技大学和山东大学（原山大部分）的党委常委合并办公。”3月7日在济南召开恢复山东大学大会，省市有关部门及驻济院校到会祝贺。
山东大学恢复后，马上着手充实师资队伍和加强基本建设等工作，给学校的工作创造了一个好的开端，也给广大师生员工以很大的鼓舞，教学、科研、后勤等各项工作都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此时仍处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以学校的工作还继续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
九. 拨乱返正上正规 改革开放换新颜（1977－1986）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山东大学进入拨乱反正、改革创新、恢复、发展和提高的时期。
1978年2月山东省委决定，孙汉卿同志任山东大学党委书记；吴富恒同志任山东大学党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1978年8月山东大学复归国务院教育部直接领导。党中央、国务院对山东大学的领导班子建设非常重视，1979年12月26日经党中央批准：孙汉卿同志任山东大学党委书记；吴富恒同志任山东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1984年校长吴富恒任顾问，邓从豪任校长，戈平任校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我党进行了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根据中央的部署，学校进行了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这对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和振兴山大，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校党委在拨乱反正工作中，非常重视宣传工作。1978年11月3日决定恢复《山东大学》校刊，作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团结全校师生员工的宣传工具。为宏扬革命精神，树立正气，培养合格人才，学校开展了学习先进模范人物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等活动。学校团委于1982年11月13日作出了向张海迪同志学习的决定。并于14日邀请张海迪到学校为全体师生员工作报告，使大家受到了一次生动感人的革命人生观教育。
特别需要提出的，我校倡议发起了“战士在我心中”活动，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老山部队自卫反击越南侵略者英勇杀敌、为国献身的事迹，强烈地感染了学校的广大师生。1985年2月3日，生物系八四级郭琳、吴平英、刘红、蔡雪梅、孙杰、舒东、何彩姑、许梅8位同学出于对解放军保边疆的热爱，绣制锦旗寄往云南老山前线，表示“战士在我心中”。8位女同学的行动立即得到学校党团组织的支持和广大青年的热烈响应。4月29日，校党委向全校发出了《关于积极开展“战士在我心中”活动的通知》。号召全校广大师生员工热爱解放军、学习解放军战士，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和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人。同时还召开各单位党政干部参加的动员大会，由郭琳同学介绍他们开展“战士在我心中”活动的情况，党委负责同志在动员大会上讲话指出，学习解放军，开展“战士在我心中”活动，是我们当前进行理想、纪律教育和增强党性观念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具体形式，要紧紧抓住理想、纪律教育这个中心，引导大家正确进行人生观、价值观、苦乐观等问题的讨论，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学校还邀请刚从云南老山前线采访回来的济南部队青年作家李延国同志和团中央、总政治部组织的“保边疆、献青春”演讲团来校作报告。他们在报告里讲述了前方战士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血与火的战斗诗篇，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激人奋进，使广大师生受到了深刻的闪烁着共产主义光辉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从而更进一步推动了“战士在我心中”活动的深入开展。以此为主题的演唱、演讲、征文、给战士寄送礼品和书画、举办展览等活动在校内迅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学校的“战士在我心中”活动，使前方的将士深为感动，他们也以“祖国在我心中”作为响应。这样，就掀起了一个军民共建精神文明的“双心”活动。由此影响到全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这一活动得到了党中央、山东省委和济南军区的肯定和表扬。中央和地方的报纸、广播、电视都作了专题报道。在1985年8月10日至15日团中央召开的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山东大学团委被命名为“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国家教委也肯定“双心”活动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闯出了一条新路。 1977年国家恢复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废除的业务考试、政治审查、择优录取的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山东大学按恢复后的招生制度招收第一批新生，于1978年2月入学。另外，1978年9月，学校恢复“文化大革命”中被停止的招收研究生工作。1980年9月，学校恢复已间断十几年的接收和培养外国留学生工作。1979年4月30日，经山东省教育局同意，学校恢复函授教育，1981年8月3日，教育部批复同意山东大学恢复函授教育。
受山东省委组织部委托，学校自1980年开始举办干部专修科。
1982年3月6日，教育部同意山东省教育厅委托山东大学举办“高校干部进修班”，并于当年9月份开始招生。
1981年11月3日，国务院批准山东大学为首批博士和硕士授予权单位。有8个博士学位授权点，21个硕士学位授权点。1984年1月1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校9个专业为第二批硕士学位授权专业。1986年7月28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校13个专业为第三批硕士学位授权专业，5个专业为博士学位授权专业。
1983年5月27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召开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大会，潘承洞教授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于秀源是我国首批授予的全国18名博士之一。
随着国家事业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学校的学生规模逐年扩大，1986年学生总数就突破万人大关。同时，学校的系和专业发展也很快，由1979年的12个系28个专业发展到1986年的18个系41专业。、
1984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山东大学与威海市共同在威海创建了山东大学威海分校。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件新生事物。至今，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已发展成为一所占地1540余亩，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拥有10个系、3个学院、2个教学部、14个科学研究机构，全日制在校生5200余人，教职工500余人，包括文学、理学、法学、工学、农学、经济学、管理学等7大类的专科、本科、研究生和留学生层次教育的综合性大学。 1978年4月全国教学工作会议后，学校不断进行教学方面的改革，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并制订了较全面的的规章制度。并于1986年2月25日，召开教学改革会议，要求端正思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明确培养目标，本着“加强基础、注重实践、因材施教、培养能力”和“严格要求、加强管理”的精神，积极慎重地进行教学改革，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培养适应四化建设需要的“四有人才”。
首先，修订教学计划，整顿教学秩序。1979年，学校按照教育部关于修订教学计划的意见，制订和修改了教学大纲，有效地整顿了教学秩序。
其次，搞好实验教学。实验教学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1979年经过整顿，恢复和新建实验室47个，能开出438个实验题目。1982年全校实验室已发展到100个（其中基础实验室38个、专业实验室26个、科研实验室28个、电教实验室6个、校办工厂实验室1个、电子仪器维修实验室1个），能开出教学实验题目695个，占应开实验总数的85%。
再次，抓好教材建设。自1979年至1980年上学期，全校就编写出教材234种，其中53种已由国家或地方出版社出版，20余种是全国统编教材，16种列为教育部通编教材计划。同时，为了提高教材编写质量，几年来学校主办了5次全国性的教材工作会议。
最后，抓紧师资培养。根据教育部的要求，山东大学是国家培养高质量的本科生和硕士、博士研究生的重点学校之一，并且也是为一般高等学校培养师资、教学和科研皆起到示范作用的重点单位之一。为此，学校十分重视老教师上教学第一线的问题。为加强教学和科研力量，学校于1978年就开始调入一大批教师。几年来，学校还选定一批重点教师，一是为他们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进行培训，二是派往兄弟院校和科研单位进修，三是选送出国学习。同时还建立了师资培养制度、教师考核制度、教师工作量制度、外语学习过关标准和教师业务情况档案等。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二年，1977年6月24日，学校党委召开山东大学科研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关于科学研工作的指示，并座谈学校贯彻的意见。为加快科学研究步伐，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在本世纪末我国科学技术力求接近当时的世界水平的宏伟目标，学校自1977年12月就决定恢复和建立晶体材料研究所、微生物研究所、数学研究所等重点研究机构。截止到1986年，学校共恢复和建立了9个研究所（室）。它们分别为：文史哲研究所、美国现代文学研究所、古籍整理研究所、晶体材料研究所、数学研究所、微生物研究所、红外遥感研究室、理论化学研究室和高等教育研究室。这些研究所（室）都是直属学校系一级的专职科研机构。它们除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外，还负有培养研究生和培训师资的任务。同时还成立了一些系属研究室。这些研究室在科学研究、培养学生等方面也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为了更好地为教学、科研服务，并提供现代化的服务条件，学校相继建立了电教中心、实验中心和计算中心（与计算机科学系合一）。另外，为了推动教学、科研工作的开展，繁荣科学文化事业，1983年9月9日文化部、教育部批准成立山东大学出版社（社号338）。主要任务是出版学校教学、科研方面的书籍。
“文化大革命”后，图书资料有较大发展。据1979年的清理和查点，学校藏书总量已达150万册。其中中文80万册，线装40万册，外文20万册，期刊合订本10万册。 1986年学校藏书量达185万册，为教学、科研等项工作提供了丰 的资料资源。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使学校迎来了科学研究的春天，科研成果丰硕。在1978年3月18日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山东大学晶体所水溶组荣获科学研究先进集体称号，有20项科学研究成果获科学大会奖。在1978年5月18日山东省科学大会上，山东大学有43项科研成果获奖。在1981年3月27日山东省科技工作会议上，山东大学有16项科技成果被授予优秀科技成果奖。其中一等奖4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8项。
1982年2月潘承洞教授参加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邓从豪教授参加研究的“配位场理论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7月，山东大学参加研究的“橡胶树在北纬18-24度大面积种植技术”获国家发明一等奖。
物理系研制的五公分锗隧道二极管用于通讯卫星，在36,000公里高空工作正常，为我国通讯卫星首次发射和试验成功做出了贡献。国家航天部于1984年5月发来贺信，表示祝贺。
; 1985年，山东大学研制的吞水音图描记仪获国家首批专利证书。
历史上文科就是山东大学的强项，获奖成果较多。如：获1981.7-1983.6年度省社科联优秀成果奖27项，其中一等奖4项、二等奖10项、三等奖13项。获1983.7-1985.6年度省社科联优秀成果奖30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9项、三等奖18项。
近十年内，文科出版书籍200余种，这其中包括有专著、译著、编著、教材、资料、文学创作等。发表论文1,000余篇。
文科的重要学术刊物《文史哲》“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停刊，1973年8月经中共山东省委同意在曲阜山东大学开始复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1978年下半年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之后，《文史哲》的办刊方向纠正了“文化大革命”而造成的错误，由配合运动搞空泛的政治议论转向重视学术问题研究的正常轨道。除刊登校内老专家学者的一些重要学术文章外，校外的一些专家、学者和知名人士也把他们的得意之作投到《文史哲》上发表。因此，《文史哲》的质量大为提高，又逐渐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声誉，在读者中重新赢得信任。
这一时期，学校的国际交流开创了新的局面，外国团体和个人来校考察、参观、访问频繁
1980年4月，经教育部批准，山东大学同日本山口大学、美国印地安那大学、加拿大里贾纳大学正式建立校际联系。在此之后的几年里，相继有美国的哈佛大学、印地安那大学、纽约市立学院、匹兹堡大学、内布拉斯加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夏威夷大学、汉诺威学院、哈佛燕京学社、纽约市立大学学院代表团、美国学者专家代表团、南加州各大学的校长、官方派遗研究学者、国际交流总署、加利福尼亚Santa Bar Bara城大学考察团、Wang and Hornbuck1e公司、驻华使馆、全国广播公司驻北京记者站，日本的东京大学、琦玉大学、早稻田大学、山口大学、山口县经济考察团、三重县青年友好访华团、高中学生访华团、中国史研究学者学术代表团、群马县妇女国外研修团、日本学者代表团，加拿大的里贾纳大学、萨斯喀彻温省教育代表团、驻华使馆，澳大利亚的阿德雷德大学、澳中友协访华团、知名人士访华代表团、教师代表团、澳共（马列），苏联的苏中友协代表团、驻华使馆，法国的中央理工学院、巴斯德研究所，英国伦敦大学，南斯拉夫洛夫尼亚科学艺术院，印中友协，朝鲜科学学院微生物所，新西兰知名人士代表团和联邦德国驻华使馆等国外的学者、官员、友好人士及团体来校访问。
学校领导也应邀多次到英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进行学术交流和访问。同时学校还聘请外籍教师和邀请外国专家学者来校授课讲学。自1978年至1986年，学校聘请的外籍教师有100多人次。他们主要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其中有教授、副教授、讲师等。
另外，自1978年至1986年，学校派出国外考察和参加学术会议的人员就达100多人次，派往国外进修和留学的人员达200多人。被派出的教师基本涵盖学校的各个学科，派往的国家有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联邦德国、南斯拉夫、日本、澳大利亚等。通过在国外进修、学习，回到国内后都在教学、科研工作中发挥出了积极的作用，有的已成为学科的带头人。同时，大部分回国人员还继续与国外保持着联系，这对学校的对外交流和学校的发展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十. 发展驶入快车道 山大进入“211”（1986——）
1987年以来为了适应社会和科技发展的需要，学校多次对专业结构进行调整，对部分历史较长，适应范围较窄的长线专业进行了改造，重新修订了教学计划，增加了新的教学内容，使这些老专业恢复了生机。同时，新建了一大批应用性强，社会急需的短线专业，增设了部分新型边缘学科。
经过不断的调整和完善，到1999年底，山东大学已基本建立起完备的学科体系。设有13个学院、40个系，有48个本科专业、65个硕士点（包括2个专业硕士点：MBA和法律硕士点）、25个博士点、3个一级学科博士点，5个博士后流动站、3个国家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2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重点学科，1个国家工程推广中心，1个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1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8个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岗位。6个山东省重点实验室，17个山东省重点学科，3个省级工程研究中心。学校的专业结构和系科设置日趋合理。
这一时期，在本科教学方面全面实行学分制。为了加强对教学的管理，学校从1994级开始全面实行学分制，并颁布了《山东大学学分制试行办法》，规定一般课程原则上每周讲授1课时上满一学期为1学分，不需要课外自习的课程或部分特殊要求的课程，如实验课、习题课、体育课和艺术欣赏课等，原则上每周2—3课时上满一学期为1学分。不足一学期的课程，其实际上课时数除以该学期全校上课周数，所得整数部分为学分数。课时数小于该学期周数的课程不计学分。社会实践、教学实习和毕业论文的学分，按完成时间计算，一周为1学分。学生修满一门课程的全部课时，考试合格，方可获得该门课程的学分。凡我校四年制本科学生，必须按照各自专业的教学计划修得150学分，方可毕业，发给毕业证书。其中，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学校将授予其学士学位。实行学分制，标志着山大的教学改革已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围绕实行学分制，学校相继实行学生辅修制和选课制，即部分学习优异的本科学生主修本专业以外，还可选修其他专业主干课程，获得辅修专业证书；另外，学校还鼓励学生跨专业选修课程，尤其是鼓励文理科学生跨学科选修课程。学分制、辅修制和选课制“三项制度”的实施，扩展了学生的知识面，满足了社会对不同人才培养的需要。
在强调教学内容改革的同时，特别注重教学方法的改革。强调要重视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具体改革的措施是：（1）改革灌输式以及在教学中过分偏重讲授的教学方法，积极实践启发式、讨论式、研究式等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这些不同方法和手段的运用，既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也达到了教学相长的目的，有利于学生个性和才能的全面发展。（2）注意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教学。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进入教育领域，现代化教学手段逐渐被利用到本科课堂。为了适应现代化教学的需要，学校每年拨出专项经费用于开发和引进计算机辅助教学软件，增加电化教学设备，并专门建立了一系列多媒体教室。（3）把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接合。有些实践性较强的课程或部分课程内容甚至被带到现场，边实践边教学。学生回校后再由专职教师引导他们将实践知识系统化，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为了强化实践教学，学校采取措施，建立一系列相对稳定的社会实践基地。同时，从1988年起，学校每年都组织大批学生利用寒暑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通过社会实践了解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际，把课堂上所学内容应用于实际。、
在强调专业课教学的同时，更加注意素质教育。为了加强对素质教育，学校成立了“山东大学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制定试点工作规划，统一组织协调全校的各种文化素质教育活动。同时学校印发了《山东大学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实施意见》，对如何发挥课堂教学在文化素质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如何在校内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以及大学生在文化素质教育中应知应会的内容等都提出了要求。
这一时期，研究生教育得到飞速发展，初步形成了学科门类比较齐全的研究生培养体系。山东大学1981年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获得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2000年经国务院批准可以自行审批硕士学位授予专业。经过七批学位授权的审核，目前全校共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3个，博士学位授权专业25个，硕士学位授权专业65个；工商管理硕士（MBA）专业学位和法律硕士（JM）专业学位各一个。研究生层次教育涵盖了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八大学科门类和22个一级学科分别战友授予学位的12个学科门类和88个一级学科的66．7%和25%。现有凝聚态物理和微生物学2个国家重点学科，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17个山东省重点学科；晶体材料和微生物技术2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个国家教育部开放实验室，一个国家科委重点技术研究推广中心，计算等学与工程等6个山东省重点实验室。在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五个学科设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数学学院、物理系被国家教育部列为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中文系被教育部列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另外，还有国家人文素质教育基地。 山东大学是全国最早招收和培养研究生的高校，从1950年开始招收和培养研究生，截止到1965年，共培养研究生152名。实际上，真正大规模招收和培养研究生是从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和1980年建立学位制度以来开始的。1978年到1999年共招收研究生6288名，其中博士生826名，硕士生5462名。2000年博士生招生规模已达160人，硕士生招生规模已达710人。截止到2000年，已毕业博士生382名，硕士生3667名。396人被授予博士学位，3665人被授予硕士学位，为外校代授硕士学位161人。另外，还受理在职人员申请硕士、博士学位共2149人。授予在职人员博士学位10名，硕士学位292名。
山东大学研究生教育重视和加强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现与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30余所著名大学和学术团体有学术交往，开展了国内外导师联合培养博士生。截止到1999年，共招收了10个国家86名研究生，其中博士生33名，硕士生53名。
为了改善研究生的学习和生活条件，1998年起，先后建立了2个研究生语音室、3个微机室和1个多媒体教室。2000年初筹资100余万元，支持研究生课程和培养条件建设。设立了《山东大学校长奖学金》、《山东大学优秀研究生奖学金》、《山东大学奖学金（光华部分）》等十几种奖学金，制定了《山东大学关于实行助教博士制度的暂行规定》和《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兼任助教工作的试行办法》。
大力发展成人高等教育是普通高校主动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重要措施，也是高校的基本任务之一。山东大学是我国较早举办成人高等教育的学校之一。自1958年开始举办夜大学和函授以来，学校先后开设过中文、历史、哲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外语和计算机等专业的专科班和本科班，为山东省培养了一大批专门人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山东大学于1979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重新恢复夜大学、函授大学教育，积极恢复和发展成人高等教育。特别是自1987年以来，学校的成人教育取得了迅猛发展，在恢复函授和夜大的基础上，总结各种经验教训，结合自身的教学条件，紧追时代发展的需要，先后开办了干部专修科、高等自学考试专业、专业证书教育、成人脱产班等各种模式的成人教育，已形成多层次、多规格、多种办学形式的成人高等教育体系。1987年以来，山东大学已培养了各类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毕业生15483人，其中函授本、专科生8667人，夜大本、专科生5937人，干部专修科358人。此外，还有专业证书、学业证书、岗位及行业培训等各类短训班数万人。
随着学校成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学校的成人教育管理机制及机构也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加强。1988年4月，山东大学成立成人教育处。1992年4月经国家教委批准成立了山东大学成人教育学院。1999年又更名为山东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进一步加强了对成人教育的管理。
国际合作与交流再上新台阶。1987年以来，学校同已有交流关系的院校及时续签了协议，巩固了合作关系，其中同日本山口大学、澳大利亚阿德雷德大学、加拿大里贾纳大学的交流有进一步发展，实质性的交流项目逐渐增多。同时，积极探索与其它地区和国家的合作和交流。与韩国、美国、法国、巴西、苏丹、埃及、瑞典等国的十多所院校相继签署了交流合作协定或意向书，而与多所国外大学保持着灵活而又实际的合作关系，到2000年底，我校的校际交流与合作院校已达40多个，交流与合作的内容与方式也有新的发展，学者互访和交流也取得了明显进展。1987—2000年间，我校共接待各类来访外宾3200多人次，国际知名人士、著名学者及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等国高级政府官员代表团及著名跨国公司西门子公司代表团等先后访问我校。
与此同时，学校积极派遣教师和学者出国考察、出席国际学术会议，这期间学校共派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到国外访问、考察、进行合作研究等近800人次。我校还聘请来自美国、前苏联、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长短期专家700多人，其中长期专家160多人，短期专家580多人。这些外聘专家作为我校教学、科研工作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不仅在为我校培养中青年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专业改造、学科建设及更新教材内容、开设新课程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1987年到2000年，山东大学科研工作的发展横贯“七五”、“八五”和“九五”三个五年计划周期，经历了保持特色、巩固基础、全面发展、迅速崛起的几个阶段。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科研力量布局日趋合理，科研实力迅速增强，基本奠定了科研工作在全国高校中的上游地位。 在这个阶段，学校的科研管理也逐渐探索出了适合学校特点的新路子。自“八五”以来，学校的科研管理工作以“项目与经费、成果与奖励”为主线，抓住核心、突出重点，注重对重大项目的投入和支持，鼓励科研人员积极争取各类研究项目和研究经费，对于有重大学术价值、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成果，加大在各个环节上的扶持力度。因此，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学校各类渠道获得的科研经费逐年大幅度增长，研究成果的获奖比例和等次不断提升，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和质量稳定提高。山东大学的科学研究水平走上全国同类院校的上游。。 1994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评奖揭晓，山东大学创前所未有的好成绩。获奖15项。其中一等奖三项，二等奖四项，三等奖八项。获奖总数在全国高校排名第十三位，在国家教委所属综合性大学中排名第四。这次学校申报项目22项，获奖15项，获准率为68%，在全国各类高校中排名第四位。这次评奖，不仅获奖数量多，而且获奖质量高，一等奖占有率为20%，在全国高校排名第二。此外，学校获得的所有三个一等奖项目，均被国家教委推荐上报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奖评审，占国家教委推荐参与评审自然科学奖项目总数的八分之一。其中，被推荐的一等奖获奖项目彭实戈教授的《随机最优控制的最大值原理与随机微分方程》，在1995年国家自然科学奖评奖中，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一等奖空缺，全国高校共获得二等奖5项）。
1998年是山东大学获奖成果空前繁荣的一年，获奖数量多等级高。当年获得国家奖励2项（国家发明奖）省部级奖励19项，合计21项。其中获得教育部奖励总共有13项，其中一等奖4项，获得一等奖总数与清华大学、北京医科大学相同，三校并列全国高校第一名。1998年也是有史以来获得鉴定成果最多的一年。全年共鉴定成果43项，比上一年的20项增加一倍多。其中国际领先水平4项，国际先进水平11项，国内领先水平24项，国内先进水平4项。
加强应用性科学研究，特别是积极参与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提高我国综合国力起关键性作用的高技术发展规划（863计划）和国家攻关计划，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科研工作的重要特点。
; 在“八五”期间，学校承担国家“863”高科技项目课题16项。到“八五”末，承担的15项“八五”计划项目，均圆满完成任务，通过鉴定。在这些项目中，有很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价值，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1996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国家“863”高技术十周年成果展览会上，山东大学的大KDP晶体等“863”高技术成果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评价。
这个时期，山东大学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也空前活跃。许多文章发表在了国际著名的学术刊物上，有很多文章被学术界广泛引用。特别是发表论文为《SCI》检索收入的数量稳步上升。在国际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数是全面反映一个学校整体科研水平和学术地位的重要指标。而论文在国际上被引用的情况则更准确的反映论文的内在质量。
山东大学教师在国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并被收入《SCI》检索的文章总数,自1989年起，几乎十多年来一直排名在全国前10名（1990年11名），论文引用数目连续三年列全国前10名。
在理科科研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学校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据统计，自1987年---1999年，学校文科出版各类著作（包括专著、教材、文集等）近千部，发表论文一万余篇。尤其是九五期间，学校科研成果显著增加，每年都出版著作100部以上，发表论文年均在900篇以上。学校文科科研成果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加，而且在质量上也有很大提高。自1987年以来，学校共有418项获省级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占全省获奖项目的三分之一以上，有18项获国家教委人文社科研究奖，此外，还有大批学术论文被各类国家级年鉴收入和介绍，被各类文摘性出版物转载和转摘。学校考古学的实地发掘和研究，连续几年都有重要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普遍关注。事实说明，学校文科科研成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1987年以来，学校文科共承担省级以上课题270项，获得专项研究基金共 600万元。其中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71项，国家教委各类人文社会科学课题74项，山东省社科规划课题79项，山东省古籍整理研究课题46项。
这一时期，为了适应教学和科研的需要，学校在原有科研机构的基础上，又陆续建立了一批研究中心和研究所。到2000年6月合校以前，文科研究机构已达36个。这些研究机构主要从事基础理论、国际问题、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等三个方面的研究。包括文史哲研究所、古籍整理研究所、美国文学研究所、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民俗研究所、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墨学研究所、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比较研究中心、日本问题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法学研究所、21世纪山东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产权研究所、消费与发展研究所等等。这些研究机构时代感强、特色鲜明、组成形式灵活多样，对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师资队伍的培养和建设是高等学校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师资队伍水平是高等学校发展的关键。特别是国家实施“221”工程建设以后，山东大学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要进入“211”工程，就必须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七五”末，我校教师总数为1571人，其中，教授108人，平均年龄59.9岁；副教授464人，平均年龄53.3岁；讲师649人，平均年龄48.5岁。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41人，仅占教师总数的2%多点；具有硕士学位的619人，占教师总数的40%左右。面对如此结构的教师队伍，学校领导和主管部门深刻地意识到狠抓师资队伍建设的紧迫性。潘承洞校长指出，师资队伍建设工作是学校的重点工作，而选拔培养青年学科带头人是重中之重。
“八五”初期学校就制定了《关于选拔与培养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和（青年）学科带头人的意见》，“九五”初又实施了“跨世纪人才”工程。采取了从学校内45岁以下青年教师中选拔培养青年学科带头人及从40岁以下教师中选拔培养青年学术骨干教师的措施。自1992年至1998年我校共选拔培养五批青年学科带头人和青年学术骨干教师。其中，青年学科带头人96人，骨干教师149人。
我校在“八五”、“九五”期间仅从师资办派出教师出国进修、访问学者、攻读学位等202人。其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和青年骨干教师93人。当时，出国进修和访问学者的回归率达95%以上。．
图书是办好学校的重要基础工作。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十年来，这项工作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图书馆现有新老校两个馆舍，外加邵逸夫科学馆的一部分，面积达16000m2，总面积为1984年的6倍。现设17个阅鉴室，有阅览座位1400个，图书借书口4个，近70万册藏书已实现开架借阅。图书馆现有藏书230万册，比1985年的总藏量增加60万册。在现有文献中，中文书刊123万册，外文书刊12万册，其余藏书分布在25个系（所）图书室中。内容浩瀚的珍贵藏书，为教学科研和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极其优越的必要条件。为了创造一流服务，多年来图书馆把读者工作至上的观点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从1994年起他们有计划的在图书流通、书刊采编、读者公共查询等业务部门实行了计算机网络管理，筹建了馆藏中文书目数据库、期刊数据库和本校学位论文数据库。目前已有90台计算机服务于馆内的各个业务部门。山东大学图书馆已是国家CALIS项目在山东省综合高校图书馆中的唯一成员馆。
学校档案工作起步初始于1978年。经过当时档案室少数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从各种规章的初步制订，到全校兼职档案队伍的逐步建立，他们艰辛地走过了十几年，1990年被授予山东省机关档案工作先进单位。1988年学校向国家教委提出了成立档案馆的申请。1990年学校建成了到目前为止在全国高校中唯一按档案馆建筑规范设计的最大面积的山东大学档案馆，总馆舍面积3000余平方米。同年，国家教委同意了山东大学成立档案馆的申请，编制定为20人。建馆之后，在校行政的领导下，全馆人员与广大兼职档案工作者一道，本着为教学、科研、生产服务和对子孙后代不留遗憾的宗旨，完善各种制度和办法，大力开展依法治档。山东大学档案工作于1991年和1996年的两个五年计划中都分别被授予山东省档案工作先进单位。从1995年开始，又经过3年多的团结拼搏，于1998年10月13日一举通过了国家评审组的评审，达到了国家一级档案工作的目标管理。在达标工作中，我校有47名专兼职档案工作者受到了国家档案局的表彰，目前档案馆馆藏档案12个大门类，合计5万余卷盒。这些珍贵的财富必将对今后各方面工作的查考产生重大的作用。
为了充分展示山东大学的光辉历史和考古专业连续几年取得的重要考古成果，1995年春，在潘校长的积极倡导之下开始筹建我校有史以来第一个专门的博物馆。经过近一年的不懈努力，投入资金50万元，1995年11月底设在经管楼八层的博物馆正式向观众展出。博物馆内设校史馆、成果馆、文物一馆和二馆。几年中平均每年接待参观人员约2000人次左右，已接待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观团。博物馆的建成，为向海内外全面宣传山东大学，开展爱校、爱国教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为进一步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适应21世纪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高素质专门人才和高水平科研成果的需求，1991年全国七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提出：“有重点地办好一批大学。加强一批重点学科点的建设，使其在科学技术和水平上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同类学科的水平。为落实规划精神，根据李鹏总理的有关批示，1991年12月，国家教委、国家计委和财政部经过充分协商，共同向国务院有关负责同志报送了《关于落实建设好一批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的实施方案的报告》，一致同意国家设置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简称“211”工程。
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为了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要集中中央和地方各方面的力量办好100所左右重点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根据这一精神，国家教委制定了《关于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点的若干意见》，对今后一段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全面部署。
1995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国家教委、财政部发布《“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并拨出专项资金实施“211工程”建设。同年，“211工程”作为教育战线唯一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列入“九五”计划，并开始实施。根据《“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的要求和“211工程”部际协调小组的统一部署，山东大学于1996年1月通过了国家教委组织的“211工程”部门预审，认为“山东大学已成为一所学科门类比较齐全、办学特色较为鲜明、师资力量较强、教育和科研水平较高、居于国内高校前列、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社会主义综合性大学”。1997年6月，国家计委、国家教委、山东省教委、计委和财政厅等对《山东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了论证及审核，认为“《报告》指导思想明确，实事求是，重点突出。所提出的五个重点建设项目及建设内容，充分体现了学校的优势和特色，既考虑了国家的需要，又考虑了山东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是符合建设目标要求的，也是可行的”，专家组同意山东大学根据“211工程”总体规划提出的“九五”期间建设规划和建设目标，一致同意通过对《山东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论证。
1998年4月24日，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做出《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关于山东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国家教委于1998年6月17日对此批复向山东大学予以转发，根据国务院批准的《“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正式同意山东大学作为“211工程”项目院校，在“九五”期间进行建设。至此，山东大学“211工程”建设进入正式实施阶段。
“批复”为山东大学确立的“211工程”总体建设目标是：力争到本世纪末，使山东大学在教育质量、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等方面得到明显提高，总体办学水平居于国内重点大学先进行列，部分学科接近或达到国际同类学科先进水平，成为国内高等教育领域培养高层次、高素质专门人才的，解决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基地之一，为到下个世纪初叶把山东大学建成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奠定坚实的基础。
山东大学“211工程”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为：重点学科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具体包括：
以重点学科建设为核心，重点建设功能材料科学技术、金融与数学、微生物学与微生物工程学、汉语言文学、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发展等5个学科建设项目，使其成为我国高水平博士、硕士人才培养和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的重要基地。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基础学科教学条件及实验室、校园计算机网络及通讯设施、图书馆计算机网络管理系统等项目，以此推进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的更新及现代化，改善教学公共服务基础条件，优化教学、科研和管理的运行环境。
根据“211工程”部际协调小组办公室下发的《“211工程”建设实施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学校成立了“211工程”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建设项目法人组织，由分管学科、教学、科研、财务等的校领导为成员。同时学校成立了专职的“211工程”办公室，作为具体负责建设项目的日常管理机构，全面承担与上级及校内有关部门的联系、协调、组织工作。
山东大学“211工程”项目建设计划总投资为12665万元。其中用于重点学科建设及装备3210万元，用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2520万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6935万元，各部分投资均含不可预见费。全部资金自1997年起分4年安排使用。总投资中的6935万元的基建投资，国家计委原则同意由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及学校自筹安排，用于与学校“211工程”相配套的必要基础设施建设，具体项目按现行基本建设管理程序安排建设。
截止2000年12月底，实际投入资金1 6057.13万元，完成计划的126%。“211工程”建设资金到2000年12月底完成投资1 4400.13万元，是原计划的114%。
山东大学“211工程”“九五”期间的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学校整体办学水平有明显提高，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及管理水平均已进入到国内同类高校先进行列。教学科研设备装备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建成了一批高水平实验室，一批重点学科的科研能力和水平明显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