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多喜 r级:沈志华：毛泽东与东方情报局(2)

沈志华：毛泽东与东方情报局(2)

　　如果不计抗美援朝战争，那么在亚洲各国共产党中，中国指导和帮助最多的应属越南劳动党。早在1949年10月印度支那共产党(文献中一般称越共)中央便派华侨工作委员会主任李碧山(李班)和阮德瑞来到北京，要求中共给予帮助。1950年上半年，中共先后派出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第三野战军十兵团政委韦国清、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作为中共中央联络员、代表，同大批军事顾问前往越南解放区工作，其任务第一步是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帮助解决军火、物资及其他援助问题，并组织交通运输，第二步是帮助越共建立正规军队、加强党和政权的建设，以最终战胜法国帝国主义。1月6日刘少奇向接近中越边境的林彪部队转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对于越南人民和武装部队必须尽可能地提供便利和帮助，准许他们在需要和困难时进入中国国境躲避或借道通行，所需武器、弹药和粮食也应尽力帮助。据不完全统计，至1951年2月，除广西、云南各提供10000支枪和弹药外，中国为越共装备了9个师、1个主力团、2个炮团及若干地方武装部队。同时派遣大量师、团、营各级指挥员到越共部队做顾问，协助作战指挥，并派遣炮手、爆破手帮助越共训练部队。此外，应越共请求，中国还在几个月内提供了数千吨粮食、几百辆汽车和大量服装、汽油等物资。同时，接受越共部队到中国境内进行培训。这些援助为越共战胜法国军队奠定了基础。直到1950年代中期，苏联始终把越南问题看作中国权限范围内的事务。

　　从一些零星的俄国档案还可以看出，1953年至1955年，对于日本共产党的问题主要也是通过中共联系和处理的。如苏共与日共的联系，就需要通过北京中转。向日共提供的经费，也是由中共来处理的。不过，至少从1958年开始，苏共就不再通过中共与日共联系，给日共的经费援助也是由莫斯科直接划拨了。

　　与其他亚洲国家如印度、尼泊尔的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在俄国档案中也有所反映。由于中共中央联络部的档案没有开放，研究者至今无法了解中共与亚洲各国共产党相互关系的总体的和详细的情况。不过，从目前看到的史料可以判断，自新中国成立后，亚洲各国共产党基本都是与中共发生关系并接受其指导和帮助的。

　　东方情报局只是革命的副产品

　　尽管中国实际上领导、支持和援助了亚洲各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但东方情报局却一直没有建立起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朝鲜战争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和苏联对外政策的相应改变。

　　1954年3月2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并原则批准了周恩来提出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确定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方针。在7月7日听取周恩来关于日内瓦会议进展情况的汇报后，毛泽东总结说：“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总之，国际上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方针”。不仅如此，1954年10月，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还联合给马来亚共产党提出书面意见，要求马共放弃武装斗争，走和平的道路。特别是在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再次重申了一年前中印联合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向与会各国首脑保证：愿意与各国建立正常国家关系，中国不会干涉别国内政，也“决无颠覆邻邦政府的意图”。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建立共产党国际组织的问题当然无从提起。

　　到1957年11月世界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召开时，中共代表团重新提出“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与苏共产生了分歧。此时，毛泽东考虑的已经不是亚洲革命，而是如何领导世界革命的问题了。

　　东方情报局问题与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一样，都是那个时代“革命”的副产品。尽管苏联的关注点在欧洲，斯大林对西方的冷战政策是以战略防守为重点，但亚洲革命形势的发展却令东方情报局的问题呼之欲出;毛泽东的革命观和领袖欲使他在中国革命尚未完全成功之时，便开始考虑亚洲革命的问题，而且把中国革命和亚洲革命看作两个相互依赖、共同促进的历史现象;斯大林对世界革命的谨慎态度与毛泽东的革命激情和主动精神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在客观上令亚洲革命的领导权从莫斯科向北京转移;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中国出兵朝鲜，实际上让毛泽东成了亚洲革命的真正领导者，斯大林甚至不得不舍弃苏联对朝鲜半岛问题的主导权;朝鲜战争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中苏共同采取了“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东方情报局作为亚洲革命指挥中心的问题自然不便再提。但中国实际上仍然保持和控制着与亚洲各国共产党的联系，一旦“革命高潮”出现，这个幽灵还会出现在东方大地。

　　因此，尽管目前有关中共与亚洲各国共产党关系的史料还非常零散(这种状况的根本改变，有待于中共中央联络部档案的开放)，但东方情报局的问题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革命和亚洲冷战起源的新视角，值得继续关注和讨论。

　　(作者系文史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同舟共进》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