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主古穿今,男主军人:今天我们拿什么去实现文凭价值

今天我们拿什么去实现文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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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主持人：本报记者支玲琳，嘉宾：俞吾金（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解放观点：教育部门日前出台规定，对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60%的专业，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专业的存在价值，是否只能通过市场价值来体现？引发了不少争论。耐人寻味的是，面对年轻大学毕业生中失业者队伍的不断壮大，美国人最近也在探讨：文凭学位到底还值多少钱。对此，您怎么看？

俞吾金：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确看到：有些人没什么文凭，甚至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他利用对社会潜规则的了解和运作，积累了很多财富，而反观那些学生时代的佼佼者们，在职业发展上往往并不理想，成就远低于社会预期。包括西方，如今哪怕名校傍身，也无法保障一份光鲜的工作。主要还是因为2008年以来的这场席卷西方世界的次贷危机，打破了原先社会的正常链条，导致社会出现种种非常态反应，无法按照原先社会常态提供就业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人们对学历文凭的信念，影响了他们对专业教育的价值判断。但在我看来，认为专业、学历该对就业负责的观点，以为毕业了就能安安全全地找到一份工作的想法，本质上仍然从属于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我们固然应该对教育体制进行反思，但这不等于说，一切都应该被安排好；我们当然要对就业队伍中的弱势人群提供相应保障，但不能因此就牺牲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如果能把这个逻辑关系理顺，人们的心态或许会平和得多。 

解放观点：这个时代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评价标准，似乎是工具理性正在逐渐掩盖价值理性。

俞吾金：可以说，世人皆关心“用”，而国人尤甚，所以实用理性在国人的思维中拥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用”这个字在甲骨文里就出现了，最初的字形就像把一根有分叉的树枝搁在一个架子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听到这样的话，比如“道德多少钱一斤？”“哲学派什么用场？”“文凭有什么用？等等。实用理性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与之相比，希腊文明一开始就崇拜抽象的理念王国。从柏拉图开始，西方人认为，只有概念构成的静止王国才是可靠的，而不断变动的具体事物则是不可靠的。比如，猫作为一个概念可以永远存在下去，但是一只具体的猫，活了几年就死掉了。柏拉图创造了一个静止的世界，也影响了西方世界对抽象理念的崇拜。但中国人不是这样，只要能活下去，只要这个民族能生存下去，可以不断改换方向，抛弃任何教条式的原则和理念，这也是中华文明能够源远流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更何况，小平同志也说过，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里强调的也是一个“用”字，所以对实用理性不能简单否定。作为一种价值导向，我们既要肯定其中蕴含的合理成分，也要看到实用理性可能蕴含的目光的近视与狭隘，如果只强调一个“用”字，它会让人难辨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因此，因此，应该确立价值理性，以更高的、更长远的价值标准，以对传统文化的自觉反思和领悟来提升实用理性，而不是一遇到挫折就生出种种“无用”的理论，甚至全盘否定。我们能不能问自己一句：难道学什么专业、拿什么文凭只是为稻粱谋？读书，自有其远远超越单纯获得一份工作的价值存在。

解放观点：但如果市场价值都不能体现，那是否还有所谓的价值？

俞吾金：我们容易走入这样一个误区，对社会的情绪和抱怨往往掩盖了对个体的认真审视。如果真的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年轻人，那么毕业以后，所有的工作单位的门都会向他敞开。因为对很多行业来说，这是一个竞争的年代，但更是一个人才重新洗牌的年代，为了站稳脚跟，大家都想吸引人才。今天早已不是方鸿渐们所在的时代，单靠履历表已经无法建立信任感。但是，真正出色的人才总能让人眼前一亮。只要一个社会还在正常状态下运行，即便那些有天赋的人暂时碰壁，也总有出头之时。中国人不是有个形象的比喻？你把针放在一个布包里面，它的脑袋总要露出来的。但是，今天这个社会还是模仿性人才太多，而具有独创性的人才太少。后者往往容易争取到非常难得的关键性岗位，因此获得高薪报酬，但也付出高昂代价，可能是无休止的加班、高强度的工作压力、激烈的竞争环境、过早的白发满头……人们在眼热这些高薪的职业的同时，恐怕也要掂量掂量自己的承受能力。真正存在就业困难的，大多还是因为没有特别才能，高不攀低不就。我上课的时候常跟学生们讲：我不是挫伤你们的积极性，但你们得认真地想一想，全世界一流的名牌大学每年培养了多少学生，其中又有多少是出类拔萃的？真的数量很少，一般性的大学就更用说了。所以进了大学千万不要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今后会如何如何。如果不努力，你仍然可能默默无闻。在国外，名牌大学毕业开出租车的人，比比皆是。只不过他们不像我们劳动等级观念那么严重而已。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张文凭的确算不了什么，还是要看一个人进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能否做出一番成绩。其实于个人而言，就业、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技能的展现，是综合才华的体现。即便如今国外出现这样一种倾向，我们也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解放观点：您本人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当年流行的是“知识改变命运”，而现在却是“文凭还值多少钱”，对比之下您有怎样的感受？

俞吾金：和今天的年轻人相比，我们可能多了一份理想主义。现在的年轻人有自己的特点，权利意识比较强，考虑个人会更多一些。但这并不是缺点，关键看这个社会能否有一个比较好的导向对其进行引导。现在的年轻人之所以对读书的价值产生困惑和疑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个社会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方面做得还不够。众所周知，在全世界范围内，大学教师工资拿得最高的地方是香港。所以在香港，一个高级职位往往有几百人竞争，而且竞争者大多拥有高学历和名校背景。一个社会对知识的尊重，尽管也会伴随激烈的竞争，但也可能形成人才的高地。反观我们，社会价值导向还是摆脱不了官本位。所以大学生毕业之后，才会蜂拥去考公务员。我想，如果我们这个社会将来真正能够做到对知识分子更加尊重，那么所谓的新读书无用论也就不会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