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群公寓:南丹路文定路口的南春华堂

南丹路文定路口的南春华堂

　明代建筑作故居，南春华堂思前贤

上海的人文景观一下子增添了历史的厚度———位于南丹路上的徐光启纪念馆将于明天正式开馆。纪念馆的建筑为明代古宅南春华堂；馆内陈列介绍了明代大科学家徐光启———这位老上海人的生平、科学成就及历史影响。

明代建筑成了陈列室

徐光启是我国明代著名科学家和“西学东渐”的代表人物，他的《几何原本》、《农政全书》、《崇祯历书》和《徐氏庖言》等，在农学、数学、天文、历法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633年11月8日，崇祯皇帝听到徐光启逝世的讣闻，停朝3天为他赐祭；1641年，派遣专使护灵柩归葬今徐家汇光启公园的绿阴中。为了纪念这位科学先驱，徐汇区投资240万元，在墓地旁建立徐光启陈列室。

纪念馆建筑是距今已500多年的南春华堂，原在梅陇，系明代张姓显宦告老所居。南春华堂屋宇宽敞、建筑精致，雕刻传神，为明代宅第建筑典范，被列为区文物保护单位。由于年久失修残损不堪。去年徐汇区将南春华堂迁移到光启公园易地修复，与徐光启墓“相伴”，成为徐的故居。来源:www.artxun.com

修复后的南春华堂分厅堂、厢房、照壁、碑廊等，厅堂安放的明代家具，按照徐光启旧居“后乐堂”摆设陈列；窗棂均为明式简洁的方格木窗；碑廊上展示了11块按照徐光启手迹而镌刻的碑文。

向国人介绍西方科学的起点

东西厢房是纪念馆的主要展示厅。展出的徐光启及夫人像，是根据其后裔保存的画像照片翻拍的。此外还有徐光启家书手稿、农业试验“手札”、明代上海“平露堂”刻本《农政全书》、清刻本的《几何原本》等珍贵资料、图片和实物。

在陈列中，首次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对徐光启的影响。160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徐光启看到利玛窦绘制的《坤与万国全图》，他惊呆了：地球是圆的，这是一个他所未知的广袤世界，于是写下了《题万国二圜图序》一文。为此，他在南京访问了利玛窦，这是徐光启一生中最大的转折，也是他开始学习、接受并向国人介绍西方科学的起点。此后，他与利玛窦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是我国最早出版的西方科学书籍。20世纪初，上海最早的美术机构———土山湾画馆就有徐光启、利玛窦等人的水彩肖像画。《坤与万国全图》现藏于南京博物院，而土山湾画馆当时画的徐光启、利玛窦等人物画像，现存于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为了展示这段历史，徐汇区文化局特意到南京博物院和旧金山大学将这两件文物复制后陈列。（解放日报　记者顾咪咪）

明朝崇祯皇帝对于科学进步的实质推进 

与康熙的行为对照，明朝的崇祯皇帝虽然没有如康熙那么摆出一副钻研西方科学历算，卖弄自己科学精神科学兴趣的作秀姿态，但他实行的一些政策，他对徐光启等人活动的大力支持，倒是切切实实地推动中西方科技的交流，科学水平地进步，培养了一批科学人才。

徐光启在1629年给崇祯皇帝的奏折中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这一个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

在徐光启生前，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围绕着编写《崇祯历书》而对西方天文数学著作进行了大规模的翻译和引入，这下面会介绍到。徐光启死后，李天经接任了他在科学方面的工作，不仅继续完成《崇祯历书》余下部分的编写，而且按照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原则，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继续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对其他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

比如《坤舆格致》是在李天经主持下，汤若望和中国人杨之华、黄宏宪合作翻译，共四卷。原著是德国学者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矿冶全书》共十二卷，是欧洲矿冶技术的一部经典著作，书中介绍了各种金属的分离、制取和提纯方法，也详细介绍了各种无机酸的制法，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化学知识。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崇祯皇帝批示户部将《坤舆格致》分发各地，“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只可惜，随着明朝的灭亡，崇祯皇帝的批示没有办法落实，连这本中国政府组织中西学者合力翻译的书籍，清朝统治下也散失。其实清朝统治下，不仅是这类明代翻译的科技书籍遭到如此命运，本土《天工开物》也都长期失传。

但是这本书中涉及的化学知识，实际上，有一部分明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已经掌握了（当然随着明代的灭亡，已经掌握的知识也会消失），在《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中第三节《西方化学知识的传入》有相关介绍，徐光启的《造强水法》和方以智的《物理小识》中提到了制造无机酸（如硝酸或硫酸）的方法以及一些无机酸的性质。

明代崇祯政府组织的李天经时期翻译的重要书籍还有《主制群征》，里面就牵涉到康熙和他的大臣所认为的：“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根据《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之西方生理学》[1]一文，这本书介绍了神经系统，里面“叙述了脑的结构功能以及与脊髓连为一体。还有脑神经的数量（六对），以及其中五对的功能。脊神经的数量（三十对），并初步描述了神经之遍布全身，另外还有神经的结构。”。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之西方生理学》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明清之际”，但实际上里面真正介绍到书，全是明朝时期编写的。列举如下：

《泰西人身说概》（1635年）《人身图说》（相同时期），《西国记法》（1595），《性学觕述》（1623），《主制群征》（1629？1636？），《泰西水法》（1612）。这里没有一本是清朝时期的书，只有一部满文的《解体全录必得》，算是满清时期的，然而这本书显然根本没有印行，只是西方传教士巴多明的手稿，是供给康熙一个人看的，应该就是前面席泽宗院士提到的被康熙阻止出版的《解剖学铨释》(AntonieMedchoue)。所以所谓“现藏法国巴黎国立自然史博物馆，第2009号手稿”，以至于这个作者只能说“关于满文的《解体全录必得》，笔者未能得见，今不具论”。

在崇祯年间的李天经时期，还有政府组织编写翻译的其他三十多部天文学译著，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回过头来关于《崇祯历书》，特别介绍一下。1629（崇祯二年），崇祯皇帝亲笔批准了徐光启提出的宏大的修历计划，并且要求他“广集众长，虚心采听，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

徐光启奉崇祯皇帝旨，在钦天监开设西局，又于1629年-1634由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先后以以西法督修历法。其间任用汤若望（德），罗雅谷（意），龙华民（意），邓玉函（德）等修成《崇祯历书》共46种137卷。

《崇祯历书》并非如某些人顾名思义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一部历书。更确切的说，这是一部在崇祯皇帝为首的明朝政府支持下修纂的引进西方数学天文知识的大型丛书。

在崇祯历书中《大测》、《测量全义》、《割圆八线表》、《八线表》、《南北高弧表》、《高弧表》引入球面三角学和平面三角学，《比例规解》《筹算》引入两种计算工具，和过去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翻译的《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圆容较义》已经把西方数学中几何，算术，计算工具等基本内容系统传入了中国，而且这些工作中一大部分是在官方有意识的组织下进行的。

《崇祯历书》所达到的成就，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最先进的。过去常常有一种说法，说《崇祯历书》仅仅引入了第谷体系，而没有引入当时最先进的哥白尼体系，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明朝政府所组织编写的这部《崇祯历书》是真正做到了崇祯皇帝所说的“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

席泽宗院士的弟子江晓原教授把《崇祯历书》称为是当时西方天文学的百科全书，关于《崇祯历书》和当时西方最先进的哥白尼学说的关系，他有一段话[2]，引用如下：

“……《崇祯历书》不采用哥白尼学说，而是利用第谷的体系。讲这些话的人，他们大概从来不看《崇祯历书》的。《崇祯历书》里面大量引用了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中的章节，还引用了很多图。所以《崇祯历书》对哥白尼学说应该说没有偏见。”

“哥白尼的体系，从精度上来说可能是当时几个竞争者中最差的，因为哥白尼本人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观测者，而第谷他是一个的极其优秀的观测者，他关于仪器的刻度、误差方面在当时欧洲做得是最好。它的体系在实测和理论推算之间的吻合上是做得最好的。”

“《崇祯历书》为什么不采用哥白尼体系，因为在当时哥白尼体系在理论上、实测上都还不很成功。因此当时的天文学家对哥白尼学说持怀疑的态度是很正常的。我们今天熟知的地球绕太阳转的证据，是到了18世纪才最终被发现的。我们今天相信哥白尼是对的，但是那个时候证据还没有被发现。所以《崇祯历书》采用了第谷的体系。《崇祯历书》对一些欧洲重要天文史上比较重要的学说，包括哥白尼的学说，都做了介绍，并且把哥白尼作为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个天文学家之一。”“从精确程度上来说，当时是第谷体系最好。但是他们对哥白尼并没有偏见。按照今天的看法，有的人觉得他们给哥白尼的地位太低，但是以客观的立场来分析的话，他们的态度应该说还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

由此可见虽然崇祯皇帝没有象康熙那样自己摆出精通西方科学的姿态，或者搜罗那些天文仪器当成皇宫里的摆设玩物，但他对徐光启和李天经两人的支持，使得明朝末期中西方科技交流与中国本土科学人才的培养取得了远比康熙时期要大得多成就，而且民间得科学兴趣科学活动也康熙时期要活跃得多。

[1]袁媛《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之西方生理学》，《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年第4期

[2]江晓原2005年11月8日在“徐光启研讨会”上的演讲，可见http://shss.sjtu.edu.cn/shc/0512/xvguangq.htm

明末崇祯皇帝学不得

作者：郑现莉 来源：新法家网 2007-02-11

　　任何社会的稳定都离不开处于社会中间层的知识分子的拥护和支持，但在今天中国，由于巨大的贫富分化，中产阶级并不能发展壮大起来，反而越来越被社会所边缘化。2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大部分被一小部分社会阶层占有了，以受过高等教育为标志的知识分子中的相当一部分开始向底层民众沦落，这是对中国社会稳定的非常严重的威胁。毕竟在0.4％的家庭占有了70％的社会财富的情况下，怎么能够想象靠剩下的30％的财富培养出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来呢？最多不过维持99.6％的家庭的基本生存而已。

　　要解开这个死结，无疑要求把那些被一小部分人剥夺走的财富重新剥夺回来，用于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就是对原罪进行清算。应该说，我国民众对社会不公的忍耐力是举世罕见的，在目前情况下，对剥夺者的剥夺，还是有可能在不引起大的社会动荡的条件下完成的。但如果这种自我剥夺不能及时主动进行的话，底层民众巨大的忍耐力就很有可能转化为同样巨大的社会异己力量，恐怕那个时候的被动剥夺就不会温文尔雅地进行了。毛泽东曾经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要避免底层民众的暴力清算，就要求社会强势群体真切地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拿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足够的诚意来，自觉主动地把自己非法侵占的财产贡献出来，这是最好最有效的方式。对此，明朝末年崇祯皇帝以及他所代表的官僚集团从反面做了最好的注脚。

　　当时，由于土地兼并，到处爆发流民起义。明王朝为了镇压起义，就不得不征收更多的税，导致更多的农民流离失所，起义更加频繁，规模越来越大，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泥潭。

　　当李自成率领大军兵临北京城下的时候，崇祯皇帝要求大臣们捐助银两以充军费，这些官僚们都哭穷。比如，崇祯本要他岳父周奎捐两万两，他就给女儿写信要求帮助。周后秘密送去5000两，此公竟扣下2000，将剩下的3000充数。城破之后，仅从他家就搜出了52万两现银，这还不包括无数的奇珍异宝和散处各地的田庄。号称简朴、勤勉的崇祯皇帝，其实是明王朝最大的守财奴，李自成在他的宫殿内搜出了3700万两白银，还有大量的黄金和其他财宝。据史料记载，李自成在攻破北京半个月内，仅白银就搜出了7000万两。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崇祯皇帝在赈灾等方面却吝啬的很。例如，崇祯四年正月，一个姓吴的御史奉命到陕西赈灾，崇祯仅拨付了10万两，面对哀鸿遍野的广大饥民，无异于杯水车薪。很快，已经投降的起义农民不得不再次拿起武器，造反的烈焰遂成燎原之势。关系到朝廷经济命脉的江南水利年久失修，有大臣奏本兴修，崇祯了解到需要不少银子，而国库又没有，他又不愿动用私房钱，于是以不便“扰民”为由束之高阁了。

　　我们可以假定，如果崇祯以及他的官僚们不是这么抠门的话，如果他们能够及时地拿出7000万两中的一半用于赈济灾民的话，明王朝决不会如此快地倒台，崇祯帝也不会落个吊死煤山的凄惨下场。

　　历史不会重演，但历史教训如果不能被后人吸取的话，类似的悲剧是有可能重新发生的。中国今天的强势群体，如果不能拿出壮士断腕的壮举来，他们也是逃脱不了历史规律的惩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