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日历如何显示农历:焦达峰：25岁的十日都督

焦达峰：25岁的十日都督2010/8/23

　□撰文/操婷 摄影/朱辉峰

　　“陆军上将光复湖南大都督焦公达峰之墓”，位于岳麓山麓山寺东侧禹王碑下方，占地400平方米，正中是刘人熙所题“浏水堕泪之碑”。

　　焦达峰（1887-1911）

　　原名焦大鹏，字鞠荪。曾加入哥老会,后为同盟会成员，共进会领袖。1911年任湖南共和政府第一任都督。

　
　　8月13日，浏阳达峰村，随处可见以“达峰”命名的工厂、路牌。

　　焦达峰故居，房屋绝大部分已倒塌。

　　8月13日，浏阳焦家桥，焦达峰夫人沈菁莪墓。

　　湘籍辛亥革命人物本土地理考

　　在湖南籍的辛亥革命风云人物中，焦达峰的一生是跟湖南联系最紧密的。与黄兴、蔡锷等人最辉煌的革命历程都是在省外不同，焦达峰始终钉在湖南这片土地上，牺牲于此，葬于此。他的一生很快速，很短暂。1912年，当他被南京临时政府追赠为大将军的时候，一位未留名的“浏阳宿儒”给了他一副挽联：“与周郎同年，昔日都督，今日都督；继关公扶汉，前破长沙，后破长沙。”

　　从他当上湖南省都督到被杀害，只有10天；

　　他牺牲时，离25岁生日还差16天。

　　［1887—1902年，浏阳县龙伏镇焦家桥］

　　焦达峰在外革命，沈菁莪拿出首饰资助；焦达峰去世，沈菁莪便建起纪念堂，在家终生纪念他

　　从长沙出发，走机场高速，沿长永高速依次路过永安、北盛、沙市等镇子，在到达浏阳龙伏镇上之前，到达一个叫做焦家桥的地方。这是焦达峰家所在的村子，现在被称为“达峰村”。这趟路程74.4公里。

　　我们在焦家桥首先见到的不是焦达峰的故居，而是他夫人沈菁莪的墓。

　　墓是新近迁到村子附近的，墓碑被重新刷得簇新，落款上清楚写着几位后人的名字——子 传统；女 初华。跟我们一同站在墓前的是焦达峰的两位孙子——焦遏洪和焦复楚，如今都还住在焦家桥一农村常见的自建房里，距离原来焦家大屋不远。

　　从地图上看，这一带冠有姓氏的大屋很多，其中保留下来且名气较大的有沈家大屋。沈菁莪，就是从沈家大屋出来的大家闺秀。

　　真正的焦家大屋，连绵的屋宇已被陆续拆掉了，只留下焦达峰居住过的部分，被周围新建的房屋包围着——坐东朝西，土砖瓦房。“原来是前后两进院落，现在只剩下前栋”，前栋，现在也多半是废墟了。“原本木质结构的房子，里面的大木头被人取走了，换了泥土的撑在那里，老房子禁不起折腾，快要垮掉了”。

　　房子是焦达峰的高祖父修筑的，在倒塌的土墙和荒芜蔓草中依稀还可看见当年的齐整。大门处保留的石门，建于清嘉庆年间。石条筑的石阶和门楼上的花纹，有点物是人非感。曾经的木质二层小楼，原本是私塾，后来沈菁莪用孙中山给的恤银布置成“达峰纪念堂”。据1944年出生的焦复楚回忆，这幢小楼，“土改的时候没被没收，还是焦家的人自己住的，到大跃进的时候被乡政府进驻，再后来，被卖给了支部书记，就成了私产了”。如今，小楼木栏杆上残留着红绿油漆，门上贴着“遵纪守法户”的牌子，挂着农具，仿佛仍有人烟。

　　另一侧，“龙伏镇达峰村353号”的低矮房子，“之前的猪栏，仓库”，倒是还住着人，据说是“很久前就搬来的”。对于这个衰败的大屋是焦达峰家这个事实，问起，表示知道，不过面上也流露出“跟我没什么关系”的表情。

　　1887年1月16日，焦达峰生于这栋房子的“槽门北侧厢房”，据说是个“喜欢到处走，很调皮”的孩子。湖南人说起调皮这个词，四声，有种特别的活泼感。焦达峰出生时的这个家庭，是个开明绅士大家庭，据周学舜所著《焦达峰》一书考证，“祖父焦添龄在焦家桥开设水烟店，家境日益小康……父亲焦舜卿壮年在家塾教书，反对八股，无心于科举功名，倾向于维新”，而焦达峰后来娶的“舅父女儿”，16岁的沈菁莪，据说是“当地第一个天足新娘”，就是因为焦达峰说，不要菁莪包小脚。在流传中二人吟诗作对的轶事，可看出这对年轻伉俪的家庭生活，是颇有《浮生六记》风格的。后来焦达峰在外革命，沈菁莪拿出首饰资助，焦达峰不到二十五岁去世，沈菁莪便建起纪念堂，在家终生纪念他，可见情深。

　　跟很多同时代的辛亥人物的成长史相似，焦达峰“天资聪颖，少年成才”，而且还会一点武术。据说他“行远路健步如飞，善游泳，打鸟弹无虚发，只身夜行山路数十里，无所畏惧”。听起来就是一个十项全能的运动小子。

　　［1902年-1904年，浏阳南台小学堂］

　　旧式学堂未能改习格致诸学，高小生焦达峰却被革命演讲感染

　　焦达峰在私塾里待到15岁，就去浏阳县城读书了，读的是县治横街上的县立南台高等小学堂。

　　学堂建立于元朝，曾为义学。清康熙三十一年迁建西关内。乾隆十年重修，改为近圣书院；二十四年迁建南台岭今武装部处，改名“清浏”；四十一年始称“南台”。清嘉庆、咸丰、同治间均有修葺。光绪二十一年(1895)，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和自立军志士唐才常想将其改为算学馆，并“拟将县中书院改习格致诸学”，未果。戊戌政变后，一度复旧学。光绪二十八年（1902）改为小学堂，正是焦达峰来此上学的时间。

　　这个没有转轨为新式教学的小学堂没有流传下来就消失了，但当年谭嗣同他们想改未果的算学馆却一直保留下来，成为现在浏阳一中的前身。谭嗣同和唐才常曾在“南台”小学堂发表演讲，成立南学会，“保湖南保南方保中国”。他们是读书时期焦达峰的偶像。焦达峰慨然宣称：“吾惟有从谭嗣同、唐才常之后耳。”同学中有人干脆称他为“谭唐”，他亦默许。

　　在前往长沙之前，焦达峰已经加入了“以推倒清廷，另创朝代为目的”的洪福会，在浏阳黄公桥设馆，由黎尚姜讲学授徒，开展接纳会党的活动。入会者除了农村寒士，还有贫苦农民和破产的手工工人，据说其中不少“山泽豪帅，手臂技击之士”。这些人后来在焦达峰的革命道路上，起过很大的作用。

　　［1904年，长沙高等普通学堂］

　　在湘省的革命领袖中，他常觉得“未见重于黄兴，在禹（之漠）处增益不浅”

　　1904年，焦达峰到长沙时17岁，念长沙高等普通学堂预备科（现长沙潮宗街）。

　　当年，沙俄企图霸占中国东北，各地学生上书表志，全国都处于革命的风雷激荡中。这其中，有一个人在各地宣传民主共和，在湖南成立华兴会，并且办起了东文讲习所（现长沙小吴门），焦达峰当时已经在做留学日本的准备，本来就与各会党领袖过从甚密，且“挥金如土，人多目为豪士”，自然认识了这个人--华兴会会长黄兴。

　　可以想象当时焦达峰的年轻气盛，会读书，多金，在革命人士中长袖善舞，但对黄兴却总有些隔阂，觉得“未见重于黄兴”。相比之下，他更亲近于做什么秘密筹划都把他带在身边的禹之漠。

　　1904年农历十月初十（慈禧寿辰），华兴会起义，焦达峰对禹之漠大张旗鼓的行为不甚认同，决定东渡日本，寻找革命道路。那时，父亲焦舜卿已经由倾向维新转为暗地里支持革命，这当然有出于安全的考虑，但他对于儿子的支持，后来所有的乡亲都很清楚，并觉得这种伪装是明智的，“焦家有田300亩，焦舜卿表面上骂他，暗地里很支持他，把田几乎都卖了，甚至包括田里的青苗（称为‘卖青’）”。

　　当他踏上赴日之路时，华兴会起义已经失败，东文讲习所被迫停办，黄兴也亡命日本去了。同志星散，急于探索一条革命道路的焦达峰，出行之心，该是怀着悲愤和急切的吧。

　　[1905年-1906年，日本东亚铁道学校]

　　策划萍浏澧起义，参与组织陈天华和姚宏业公葬

　　焦达峰想在东京学习军事，但因为是自费留学，惯例不能进军校，便转去了学习铁道爆破技术，没想到这个无心插柳之举，却给后来的革命工作，提供了大大的方便。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成立同盟会，焦达峰任联络部部长。1906年他回到长沙，正是奉了同盟会的旨意。这一年正赶上一件大事——陈天华、姚宏业两位留学生投水自尽。焦达峰跟着禹之漠一起，完成了长沙公葬两位烈士的活动。当时湖南民气之盛，前所未有，“军警鹄立两旁，呆若木鸡，不敢干涉”。

　　我们无法确知，队伍当中的焦达峰是从朱张渡还是小西门横渡湘江去往岳麓山的，但可以想见，对于革命该走怎样的道路，他应该有了更确实的判断。这一点，从他再次去日本，成立四正社（心正、身正、名正、旗正）就可以看出。

　　之前在黄兴眼中“少不经事，未可与闻大计”的少年，这时已经渐渐成熟。

　　[1906年-1911年，长沙太平街马家巷，孚嘉巷，贾谊故居]

　　太平街上三处旧址，都没有和焦达峰相关的标识

　　出于对革命道路和办法的自我理解，焦达峰在同盟会外组织起共进会。然而黄兴对于共进会的成立是不赞成的，他曾责问焦达峰“革命有二统，将谁为正？”焦达峰毫不示弱，“兵未起，何急也？异日公功盛，我则附公；我功盛，公亦当附我”。

　　其时焦达峰的底气来自于他在各地的会党联络。共进会有湖北、四川、湖南、江西、浙江、广西、云南、安徽等省留日学生100多人。不光是学生，之前焦达峰在各地已经参加过诸如洪福会的组织，回国之后，他按照会党的方式，将长江流域的各会党联合起来，按照传统，开堂、烧香、结盟、入伙。焦达峰被推举为“穿靴子上山一步登山”的龙头大哥，此前，湖南会党的领袖是哥老会的马福益（黄兴曾与之雪夜长谈，后为革命牺牲）。

　　按照今时的观点，焦达峰的做法未免过于江湖气，但是这种家长式的领导，也给之后发动起义提供了组织上的便利。而各家的联络和宣传，焦达峰用到的则是在日本学的本事。他曾组织会党成员，分段承包由长沙至易家湾揭露的接轨工程，以修路做掩护，对会党成员进行训练和组织。“赤足草鞋，青衣短裤，手持雨伞”，权绅们当他是修路工头，都不会多看一眼，而修路的工人则都加入了革命队伍。

　　共进会在长沙的总机关设在太平街的马家巷17号同福公栈，今日走在被改造成酒吧商铺林立的太平街，找得到马家巷，但是同福公栈却没有影子。问周围的老住户，居然没有一人听说过。其中一位小卖部店主很肯定地说，“我在这里住了50年，从来没听说”。

　　四正社旧址，文史资料中有明确记载，在“天心区太平街孚嘉巷42号（新44号），今为居民住宅。建筑面积480平方米。原建筑建于清末，1938年文夕大火中损毁，1946年在旧址上重建，保留了原有建筑风格，当地居民称为‘兰庄’。晚清秘密会党组织洪江会四正社曾设在这里，入住客人多为湘乡行商。4米高的石库门嵌在大拱形门檐内，外有四级花岗石台阶。内庭狭长，双层六套厢房，燕子瓦顶，木制门窗、栏杆保存完好”。建筑在2004年公布为太平街历史文化街区“不可移动文物”，附近居民理当有所耳闻，而我在车水马龙的巷子里来回穿行了两边，一家家画廊、手工作坊，卖小玩意儿的商铺，都是外来的店主，他们对于这条街的历史，并不比我清楚。

　　太平街上第三处与辛亥革命有关的故址，就是贾谊故居，现在免费参观。门口的工作人员说， “辛亥革命好像是有，焦达峰有没有来，没有资料”。故居内跟近代革命唯一有关的介绍是关于毛泽东的。文献记录中，焦达峰曾在贾太傅祠办了一个体育学堂，操枪打靶，进行军事训练，也将此地作为联络据点。现在，太傅故居和太平街的商业气息用一道高墙隔绝开来，小小的展厅，回廊，院落，甚为僻静，谁能想到，这里曾是焦达峰训练队伍的地方呢？他们当年打靶的声响，应该会把院子里树上的鸟儿都惊飞掉吧。

　　共进会有很多段子，其中最现实也是最无奈的一个是筹措经费，我们今日再来看这些“革命义士”们的所作所为，不觉目瞪口呆——集体去偷蕲春达城庙金菩萨，有人出主意去湖北三角山挖绿毛龟来卖钱，有人强取同盟者家中汇票，甚至有人配制蒙汗药打算迷晕孀居藏有金首饰的家嫂。焦达峰行事中的江湖特色，由此可见一斑。

　　[1911年，长沙又一村，落星田，贾公祠，人民体育场，青少年宫]

　　长沙光复时，“全城爆竹声，见面互道恭喜，热烈动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

　　在此之前各地的保路运动已经开展得轰轰烈烈，各团体的传单热烈，学校罢课，游行示威者众，回到长沙的焦达峰住在玉皇坪（今潮宗街和通泰街中间），在长沙城内的各处联络会面，密商大计。这其中包括落星田的定忠客栈（今北起五一大道，南止东庆街处，旧时长沙善化交界处），又一村的马伏波堂（今中山路上），以及贾太傅祠。

　　焦达峰此时已经意识到会党“既可载舟，又可覆舟”的局限性，便以四正社的名义号召会党群众。据说，“三日之间，自由招兵达六万余人”，他们装备用的铁器，也是四正社的铁匠们制作的。

　　如今，站在体育场的大草坪上，想象一下1911年“旺盛的民气”，仿若听到焦达峰的大声疾呼：“中国存亡在此一举，再不动手，更待何时？”仿佛看见汹涌的起义军人流，从协操坪（今省人民体育场）开始，兵分两路——东路由小吴门攻城，占领环城各要寨，然后分别去荷花池军装局取军械，去咨议局（今民主东街）与北路军会合；北路则攻打北门，两路会合后去往抚台衙门（今中山路青少年宫）。及至抚台衙门前坪旗杆的龙旗变成了“汉”字旗，长沙起义成功！据说当时“全城爆竹声，见面互道恭喜，其景热烈动人”。

　　10月22日，长沙光复。中华民国政府湖南共和政府成立，第一任都督就是焦达峰。此时的焦达峰朝气蓬勃，雷厉风行地处理政务，接见民众，“无间晨昏”。完全没有警惕到的是，以谭延闿为首的湖南立宪派正穷凶极恶地向革命派发动进攻。即使谭人凤提醒他，他仍然一派天真。31日，有谭延闿支持的清巡防营管带梅馨，发动兵变，先杀副都督衬作新，继而冲进都督府，前有人劝焦达峰暂避，他慷慨说：“避将焉往。悔不用谭石屏之言，将若辈先除，竟为若辈所算。余惟有一身受之，毋令残害我湘民。且余信革命终当成功，若辈反覆，自有天谴。”

　　最终，当了十天的湖南都督，在生命最后一刻，从容地向高悬在都督府前坪的旗帜行一个礼，之后被乱刀砍死。

　　[1911年，岳麓山]

　　“浏水堕泪”，岳麓山最为自由的一块碑文

　　岳麓山这三个字，对于湖南辛亥的历史来说，几乎是一个归宿。对黄兴如是，蔡锷如是，陈天华如是，对焦达峰亦如是。在他身后，战友周海文愤恨悲痛到以吃斋念佛以终也好，两面派谭延闿的惺惺作态，称“以都督礼敬谨殡殓”也好，包括孙中山追赠他大将军也好，其实都与他无关了。

　　1911年10月31日，焦达峰牺牲时还不到25五岁。五年后，同为浏阳人的督湘刘人熙，在焦达峰墓前竖了一块碑，“浏水堕泪之碑”，碑是仿晋羊祜的"堕泪碑"起名的(荆州地方官羊祜,勤政亲民，死后,邑人在岘山建碑纪念,见者无不堕泪)。这是埋葬岳麓山上的辛亥人物中，所有平铺直叙碑文之外，最为自由的一块。对于生性散淡，带着江湖气的焦达峰来说，这应该是他欢喜的吧。

　　感谢　　 焦达峰后人　　焦传爱老人

　　省社科院　　李斌老师

　　参考文献　　 周学舜 《焦达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