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唯见悲怜:苏联间谍在中国（上）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5 20:49:04
研究苏联的特务机关，人们就会想到“克格勃”。但据《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一书介绍，除“克格勃”外，苏联的特务机关还有“工农红军情报总局”。出人意外的是，曾令许多中国人，非常“崇拜”的、形像高大而光辉的“共产国际”，竟也是个特务机关，是苏联三大特务机关中在国外影响最大的一个！此书是俄罗斯的中国问题专家维·乌索夫，根据前苏联的解密档案和各种资料写成的，应该有较高的可靠性。中国解放军出版社选择20年代的部分翻译出版了汉译本，取名《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这里介绍几点，供读者了解和批判。
一、遍布中国的间谍机关和间谍
谈到在中国的间谍，中国人立马想到日本的特高课，想到土肥原和荒岛川子。土肥原不过是个大佐，相当于大校。在中国的日本专职特务中，他可能是最大的官了。但是，苏联在中国的间谍机关和间谍，其级别、数量，工作的效率和质量，远不是日本可比！
苏联在中国的大使馆、在重大城市的领事馆、对外贸易局、银行、通讯社、研究所等等，等等，民间的、官方的，几乎全是间谍机关。“这些机构‘只是开展地下活动和情报工作的晃子而已’”（《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 2007年7月解放军出版社 第111页——请注意！以后，出于同一书的资料，只注明页码。）
早在中、苏没有建交的时候，从1919年起，苏联就在北京和哈尔滨建立了间谍网，最高负责人是达夫强。
1921年苏联派A、越飞为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由他和北洋政府谈判。因为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顾维钧提出，谈判要以苏联从外蒙撤兵为条件，双方谈不拢。越飞转而谋求和孙中山谈判， 1923年1月25日，两人发表《孙越宣言》。后来，“越飞经上海赴日本治病，被达夫强留任作他的副手。”（85页）
据资料，越飞是俄共政治局委员级别的人物！（《百年中俄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第87页）
后来，达夫强和越飞回国，他们的特务工作由加拉罕接替。1924年两国建交后，加拉罕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自1925年春季起，苏联在北京组建了一个协调并领导在华全部工作（显然也包括情报工作）的‘中心’。中国委员会还决定‘运送部分武器归加拉罕同志支配，无赏援助将军们。’温施利希特通知，业已运出的武器数量是日本造步枪和德国造步枪各2000支，以及相应数量的子弹。……价值估计为771万卢布 ”（86页）
这个“中心”就设在大使馆内，实际就是大使馆的秘密升级，原大使加拉罕成为“中心”的最高指挥。他们利用国家的财力，出手大方。令人深思的是，送来的武器竟有一半是日本货。
“苏联驻中国的谍报机关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奉天、哈尔滨、长春等市。”（81页）其它城市也不少。
二、张作霖对苏联间谍活动的打击
张作霖，胡子出身的军阀，东北的土皇帝。他的基本倾向是亲日，反苏、反共。苏联想侵吞东北，自然和张作霖是生死对头。1926年，张作霖打败了冯玉详，成为中国势力最大的军阀，被推为北洋军阀的“盟主”——安国军总司令，坐镇北京。他的如意算盘是，先当这个总司令，然后扩充力量，再做陆海军大元帅。
1926年，国民党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北伐，目标指向北洋政府。张作霖和国民党处在敌对的位置上。由于得到情报，张作霖对苏联大使馆进行了突然的武装抄查：“1927年4月5日夜间，在使馆区警卫协助下及美国、英国、日本、法国、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大使知悉的情况下，由张作霖的士兵和警察组成的匪帮洗劫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据巴拉克申回忆，此前不久，苏联武官助理试图潜入英国大使馆时被捕。看来中国警方掌握一些中共党员躲在苏联大使馆的情报，这些共产党员卷入了反对国民政府和张作霖大帅的多次起义。苏联大使馆遭袭击时，大使馆人员未及烧毁的463个卷宗总共3000多份文件被劫掠一空。警察逮捕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和20名住在大使馆内的中国人，以及武官处的工作人员通基赫和利亚先科。……苏联政府立即表示最严厉而坚决的抗议，认为对苏联大使馆的袭击‘是对最基本的国际准则前所未有的践踏’，而那些被抢掠的文件是张作霖的警察精心伪造的东西。作为对这一声明的回答，张作霖命令报刊登载所获文件的一些照片。”（95页）张作霖还指责驻华大使“加掠罕‘一到中国就出钱收买大学生闹事，又加紧豢养冯（玉详）军，从而使国内混乱下去’。……这就超出了‘大使的正常权利和国际公法准则了。”（199页）
注意“一到中国就出钱收买大学生闹事”，这是北大学潮的主要原因。另外所有证据证明了李大钊直接参与了上述间谍活动，对李大钊的死刑判决是公开审判的。
在很长时期里，我国的一些研究者, 追随苏联政府，论证张作霖在报纸上公布的材料是伪造的。但是，俄罗斯出的这本书，在不同的段落，或直接地，或婉转地承认，几乎全部材料都是真实的。
这次抄查苏联大使馆导致了严重后果：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反苏浪潮，苏联在中国的谍报工作有了一些收敛。同时，国民党受到苏联军事支持的事实，得到了实物的证据。据台湾学者的研究，蒋介石为了表示和苏联划清界线，阻止美、英支持北洋政府反对北伐。最终在4月12日，也就是武力抄查大使馆后的第六天，下最后的决心，反俄分共，屠杀共产党人。这就是史称的“4.12政变”。
而且，张作霖开了这个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中国和国外，“阶级异己”的反动派，就经常抄查苏联的大使馆、领事馆和苏联的其他机构。纠纷不断，苏联的外交机构近于瘫痪，真正的外交工作无法展开。这样，苏联的外交部长“李维若夫坚决要求政治局立即禁止共产国际在各大使馆的谍报机关继续开展工作。”（232页）他只达到了部分目的。
6月18日，张作霖就任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不久，搬进了中南海的丰泽园——后来的毛泽东住所。这是张作霖的最后辉煌，因为，他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他不知道，死神在向他招手。
三、失败：分裂中国
苏联的间谍工作很有成效，尽管也有许多失败。失败的原因很多，如中国的反抗，日本、英、美等国把掌握的间谍信息透漏给中国政府的捣蛋，等等，并不能说明他们的间谍工作的水平低、质量差。
最大的失败，是分裂中国。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十月革命后，他们很快在哈尔滨市秘密建立了苏维埃。“哈尔滨苏维埃1917年12月尝试照列宁亲自下达的关于夺取中东铁路（在中国的）区域权力的指示，在中东铁路征用地带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未获成功。”（98页）
第二个例子是：几年后，苏联企图分裂整个东北。“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将杨卓将军提升到中东铁路监察委员会主席的岗位。当杨卓还是孩子时，被著名的斯拉维扬斯卡亚带到俄国。杨卓在俄国受到良好的教育，精通俄语，十月革命后开始和情报机关合作。后来苏维埃情报机关招募了张作霖元帅的参谋长杨武经将军。杨武经受命举行奉天起义，夺取政权，逮捕政府官员，控制军队。拟订的计划安排杨卓担任满洲人民共和国首脑。但是，这些计划被张作霖的人揭露，杨卓和杨武经这两个密谋者都被处死。”（107页）
上世纪30—40年代，苏联还利用盛世才和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分裂新疆。最后当然失败，但“东土耳其斯坦”，尾大不掉，直到今天还危害中国。
四、成功：祸水南引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特权的取得，主要在前清时期。辛亥革命以后，大多数日本人认为，中国的民主化符合日本的利益，而一个强大的中国，对亚洲从西方统治下解放出来是必要的。中、日关系虽有磨擦、有走火，中国也有利益的损失，但总的还算平稳。在很长的时间里，日本一直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
当然，一小撮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一直对中国存在侵略野心，也有行动，但他们在日本高层并没有取得主导权。而且，日本和苏联的矛盾和仇恨，比中、日更深。1917年11月 7日俄国共产党（布）革命成功，1918年8 月12日，天皇亲自点兵，任命大谷大将为西伯利亚派遣军司令官，出兵西伯利亚，对刚成立的苏维埃进行武装干涉。
日本的干涉很快失败。1922年7月15日，列宁通过共产国际在日本组建共产党。同年11月，日共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日共在党的纲领草案中，明确提出“废除天皇制度”的口号。日共在遭到镇压后，于1924年3月解散。两年多后重建。1932年 5月，共产国际发表《关于日本的形势和日本共产党的任务的提纲》（又称《三二年纲领》），指出打倒天皇制是日本革命的战略目标。所以，日本皇室和上层统治者恨死苏联，在国策上把苏联定为第一假想敌，是日本用兵的首要目标。
1924—1927年，苏联在哈尔滨的情报站，从源源不断的情报中，知道日本的基本国策，是对苏联和外蒙古发动战争，时间迫在眉睫。（125—130页）对此，他们不是把情报在报纸上大加宣传，号召苏联青年仇恨日本，举行抗日的游行示威，而是秘而不宣，不动声色，积极地做防止战争的准备——把战争的祸水引向中国。
一方面，他们向日本提供中国倒向美、英，反对日本的情报；同时，讨好日本政府，多次派代表去东京，要求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就像苏联和德国法西斯在1926年4月签订的、共同侵略别国的条约一样。但遭到日本政府的拒绝。在中国的爱国者眼中，这很可能被认作是软弱的买国行为。因为他们喜欢响当当、硬梆梆的抗日英雄。和敌人谈判，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统统是汉奸行为！
另一方面，通过间谍机关，向中国政府、向张作霖、甚至直接向中国的新闻媒体，提供日本要侵略中国的“情报”，大造舆论，制造两国民间仇恨，为已有的矛盾雪上加霜。这里有两个大行动
A：谋杀张作霖，嫁祸日本
应该指出，过去一直认为，是日本人炸死张作霖的。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几位俄罗斯历史学家在调查托洛茨基死因时，无意中发现了张作霖被苏军情报局暗杀的历史线索。
《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一书，作者采用了综合说法：“1928年6月4日，张作霖的专列启程开往奉天。早晨6点钟发生爆炸，专列被炸毁，车上的元帅和所有乘客全部遇难。为了引开怀疑的视线，日本当局在事发现场抢毙了两位偶然被抓到的国民党军队的军官。但是，日军驻中国北方的司令部仍然受到怀疑（尽管有传言，其它国家，包括苏联的情报机关可能与此案有关）。”（201页）
当然，作为历史，这个问题还可以进行研究。不过作者认为，苏联谋害张作霖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张作霖是反苏亲日的，做的一些事让苏联人恨入骨髓：不但武装抄查苏联大使馆，差不多同时还抄了苏联在哈尔滨的领事馆和商务代表处；关闭了在哈尔滨的苏联“运输”股份公司代表处。又搜查了中东铁路局苏联工作人员的机构；张作霖军队在南京扣留了一艘苏联船只，逮捕了3名苏联外交信使以及在武汉政府任职的苏联总顾问的夫人博罗金娜，强迫博罗金娜说服丈夫签订南北停战协定。
张作霖拖欠苏联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债款达1400万卢布，不但不还钱，还以要收回中东铁路威胁苏联。东北军甚至阻拦列车，抢夺货物。
在苏联人看来，张作霖罪行累累。暗杀张作霖不但能出口恶气，而且，嫁祸日本，还能挑拨张作霖的东北军对日本的仇恨，能起到转移矛盾，避免战争的效果。
B：制造“田中奏折”的假情报，挑起中国民间反日高潮
苏联既向日本提供中国反对日本的情报，又向中国提供日本要侵略中国的情报。其中真假难辩。最有影响的是所谓“田中奏折”。据说，当年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为了确定外交政策，秘密召开了一次“东方会议”。会后，田中根据会议的意见，写了一份给天皇看的“奏折”，说：“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明确提出消灭中国的计划和步骤。苏联的间谍宣称，他们搞到了这份高度机密的“奏折”：“哈尔滨谍报机关工作的最大成就是获得《田中奏折》。……但是，还存在另一种说法：《田中奏折》是明显的伪造，这从《奏折》的语言本身和公布它的刊物即可看出。……，1929年，正值中国国内反苏运动猖獗之际，中国杂志《中国评论家》在俄罗斯特工机关的帮助下，登载了《田中奏折》。这一奏折的公布在外交界引起了最广泛的反响，对那个时期以及以后多年亚洲和世界其它地区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20页）
《田中奏折》的伪造迹象明显：
第一，二战后盟军收缴了日本皇家的全部档案，但是，没有发现田中奏折，也没有发现任何与田中奏折有关的旁证。
第二，在当时，与《田中奏折》有关的人，都否定有“奏折”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政治形势改变，他们也说坚持，确实不知道有奏折的事。日本对中国友好的学者，“左派”，他们的研究结果也认为，《田中奏折》是伪造的。
第三，《田中奏折》中有大量可笑的、低级的错误，说明这是个伪造的文件。如奏折说，田中在欧美旅行的归途中，在上海遭到刺客袭击，但是，历史的事实是，田中遭刺是去马尼拉的归途中。田中作为文件的作者，对于这种受过皮肉之苦的事件，写错是不可能的。
按理，《田中奏折》是重要的、高级的战略情报，任何情机关得到它，只能通过秘密途径，在高层的少数人中传布。但它的制造，是以宣传、动员中国的群众为目的，所以出笼后，在中国廉价抛售，在大众媒体上广为宣传。这年，中国民间的反苏浪潮，很快就被反日高潮淹没。
这样，苏联取得了最终的战略性胜利，并导致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
“这时（指1931年）日军的头号假想敌是苏联。万宝山事件其间，日军参谋本部派遣军官中村震太郎上尉进入西部满洲测量地形，为对苏战争作准备。张学良部下狂热反日的士兵抓住了中村，并枪杀了他。被指控的凶手最后于1931年9月18日被带到沈阳，而且日本领事得到了通知。但是太晚了。因为9月18日是沈阳事变之夜。一小撮关东军军官炸毁了一段南满铁路；并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不到半年，全满洲落入日军手中，并被从中国分离出去。”（[ 美]费正清等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 第138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应有的“苏日之战”被“中日之战”代替。从此，中日关系在一团乱麻上，打上了一个死结。
苏联在中、苏、日的关系上，继续左右逢源。于是，1937年7月7日，发生了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1939年，苏联和日本签订《苏日协定》，双方结束军事行动；1941年，又和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变相承认满州国。此后，苏联和日本的政府和国民，基本恪守条约，和平相处：苏联也收回了抗战初期对中国的一切“支援”，直到日本投降前几天。
五、永恒的秘密
我们的“爱国”、抗日学者，为了解释为什么日本的皇家档案中没有《田中奏折》，说奏折原件在美国轰炸东京时，被火烧掉了。而且，很凑巧，一切旁证刚好也烧掉了！但是，火烧是随机的，很难解释为什么会把原件和有关的旁证全部烧掉。难道美国投的是智能炸弹，会作选择性的破坏。不过，《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却用过硬的材料证明，苏联的间谍却真正有选择地烧毁档案。
当年，张作霖公布了苏联的间谍材料以后，苏联政府向张作霖提出了严重抗议，声称材料是张作霖的警察伪造的。听口气，简直气壮如牛，但内心非常恐慌：“1927年5月12日苏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特别会议，听取伏罗希洛夫和加拉罕所作的中国问题报告。会议通过决议，其中一些专项内容是：
……（十一）由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发出密码电报，要求在工作中和消毁损害名誉的文件时，采取紧急保密措施。……20世纪20年代曾在波斯、土耳其、和阿富汗工作的苏联情报员A、阿加别科夫回忆：通电命令检查这些机构的档案文件，销毁那些可能损害苏联国外政权机构声誉的文件。全权代表处和商务代表处立即着手清理档案。挑出了一堆堆该烧的文件。这些文件在全权代表处的院子里烧了整整一个星期。以至市政府以为苏联全权代表处发生了火灾，打算派消防队去救火。“我们收到了更加严厉的命令。莫斯科命令销毁所有档案文件，今后只保留最近一个月的来往信件，保留的条件是：要使大使馆一旦遭受袭击时，能够立即销毁一切损害苏联政府名誉的材料”。从如此匆忙的举动可以看出，莫斯科的惊慌失措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231—232页）这个措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1927年12月13日，张发奎抄查广州的苏联领事馆，同年12月26日，汪精卫抄查汉口的苏联领事馆，都一无所获，因为苏联人拖延开门时间，文件被全部销毁。（239页）从此以后，人们能得到的，全是苏联政府“伟、光、正”的材料，因为，那些说明苏联“丑、暗、邪”，即所谓“损害苏联政府名誉”的文件，都被销毁。它们的内容，在历史上成了永久的秘密。我认为，这就是人们在苏联解密档案中，找不到如制造“田中奏折”，这类损害苏联政府形象的文件的原因。
六、列宁为共产国际制定“推翻邻国有理论”。
共产国际又称为第三国际，是列宁在1919年建立的。从一开始，列宁就重视它的理论建设。“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从共产国际作为‘世界革命司令部’这种角色出发，开始积极利用‘革命合理’的推断，将那些法律规范和其他规范视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异己的’、甚至是敌对的规范，一概予以排斥。”（第22页）这大概就是司马南所要的“普世价值的命名权”了，有了它，就能否定世界的“普世价值”，即各国都得遵守的国与国间的国际准则，“列宁的党”想推翻哪个国家，就能“合法”地推翻它，甚至解释成，这是他们的神圣权利。
他们制定了“‘革命的权利’、‘革命的合理性’、‘革命的良知’等至高无上的观念，对于他们毫不客气地对待国界和民族关系有着重大影响。这也影响到如何为正在建立的各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在别国的支部）所展开的革命宣传等活动提供经费的问题。”……（22页）“共产国际的目标：运用一切手段，甚至拿起武器，开展推翻国际资产阶级的斗争。”（22页）
聪明的苏联政府，有了“正确的”理论和漂亮的口号，在实践上又把那些“损害苏联政府名誉”的文件，统统烧光，来个死不认账。所以，人家说话的架势，和西方资产阶级不一样，总是站在道德的顶峰上，义愤填膺, 振振有词，谴责国际“反动派”，当然，包括中国的反动派。
怪不得克里姆林宫上的红星，能成为世界革命的灯塔，红光闪耀了七十多年。
可惜，最终还是熄灭了
20世纪最早看清苏俄本质并撰文披露的人不是胡适、不是蒋介石，而是徐志摩。徐在1925年去英国途经莫斯科写的《欧游漫录》中这样评价斯大林主宰下的苏联：“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是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bloodiness海，人类泅得过这blood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blood海。”
近代沙皇俄国乘我清朝羸弱，用武力攫取了大量领土，中国孱弱的身躯被销足去臂，流血不止。一九一七年，旧沙皇俄国虽然被革命推翻，但是，它对我国领土的野心却为列宁和斯大林的新沙皇俄国，将之迅速地转变成为对于辛亥之后的旧中国——北洋中华民国的蓄意和长期颠覆。
共产第一、第二国际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建立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其活动范围仅限于欧洲，其主张相对温和。1919年列宁在苏联建立第三共产国际，1924年斯大林接班后更号召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暴力夺权革命。由于欧洲社会矛盾不很尖锐，资产阶级相对强大，第三国际最成功的渗透是在中国建立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在中国泣血的伤口上养蛆。共产国际公开宣称“工人运动是世界性的”、“工人无祖国”，号召各国工人阶级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因为当时世界上只有苏联一个苏维埃政府，第三国际和其各支部所在国的亲共人士主观上是在为世界共产主义而奋斗，客观上却成为谋害本国利益的间谍。苏俄共产革命的目标及其本国成功的案例，对于摧毁中国辛亥革命的成果、颠覆中国议会政府体制、扼杀新闻言论自由、搞乱社会秩序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是俄国的“二月革命”和中国辛亥革命的掘墓人。无产阶级革命最后是成功了，但这个过程漫长、残酷，结果是中华民族长期混乱动荡，以至彻底丧失了在二战结束前实现民族复兴、永远失去了向沙俄清算收复国土的国际黄金机会。
二、俄国间谍的目标和列宁的东方路线
共产国际声称"工人阶级没有祖国"，以 "得到整个世界"，来作为它明确的最终目标。酷似中世纪罗马教廷。第三共产国际则在列宁和斯大林的建立和把持下，将世界共产革命变成了既要忠于苏俄又要保卫苏俄的，没有祖国和不要祖国的革命。一九二九年斯大林在派兵大举侵略中国时，斯大林就曾对中共指示称："谁决心、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诚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共产国际，至此乃成为一国之私，成了为维护苏俄的利益，而在全球煽动"革命"、实际是进行颠覆活动的巢穴。其派出支部就成为实实在在为沙俄牟利的间谍。自二十年代后半期直至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在中国由亲苏势力所发动的长期叛乱和叛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更迭和行动纲领，就全为第三国际所直接指挥。 （1929年11月15日晨，苏军的骑兵一师、步兵两师、坦克30余辆、飞机20余架，以三面包围的态势向扎兰诺尔十七旅阵地进攻，激战三昼夜，中方孤军奋战，伤亡甚众，旅长韩光第、团长张善培、林选青相继阵亡，阵地相继失陷，坚守在阵地的广大官兵全数被俘。（《中东路事件及中苏战斗的经过》，《1929年中东路事件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总第一三七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版，第17、18、19、21页。尔后，11月24日苏军以步兵约三师、骑兵约两师的兵力，并配备坦克30余辆，飞机20余架，陆空联合围攻满洲里周围阵地，双方发生极为激烈战斗。时至28日，中方军队伤亡过半，弹尽粮绝，周围阵地失守，市内交通阻隔，已无路可退，梁忠甲司令及所属官兵5000余人被俘。当时随梁被俘的还有哈满司令部参谋长张文清、15旅参谋长李久绪、参谋处长刘斌、参谋王理寰、李世俊、乌庆霖、副官王呈祥、翻译许殿武等。（《中东路事件及中苏战斗的经过》，同18，第17、18、19、21页）
中国已经爆发的辛亥革命及其建立的议会政府，绝对不合新沙皇列宁建立世界政权的口味。加之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欧洲的叠遭失败，与苏联相邻的欧洲各国在边境严密封锁防范苏联人员渗透。列宁自然就提出了到欧洲去的捷径是经过北京和加尔各答这样一条"东方路线"。至于斯大林所一再警告的"勿忘东方"，就更是说明"东方路线"早已成为苏俄要"颠覆新中国——中华民国"的一条阴谋路线罢了。一九二零年七月十九日至八月七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其目的和内容，就是"要号召、组织和领导东方革命"。共产国际"二大"后，苏联便立即从中国的外蒙开始推行它的"东方路线"了。在苏俄的"帮助"下，外蒙的苏哈巴托尔和乔巴山终于开始了"革命"。一九二一年三月一日，苏俄又帮助他们成立了蒙古人民党（一九二五年改名为蒙古人民革命党）。同年六月，苏俄远东共和国军队借追剿逃往外蒙的温琴白卫军人而"进军"外蒙古。七月，蒙古人民军和苏俄红军联合攻打并占领了库伦（乌兰巴托）。"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七月十一日，外蒙在苏俄的导演下成立了君主立宪政府。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苏俄又"帮助"外蒙废除了君主制，成立了苏俄的红色附庸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旧沙皇俄国对中国外蒙古的侵略野心，终于由新沙皇俄国"在革命的名义下"如愿以偿。 三、苏俄对中国推行东方路线的手段 苏维埃在俄国的胜利，一方面树立了苏俄的极大信心，另一方面则点燃了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要发动共产革命的热望。为此，列宁不仅于一九一九年三月建立了第三国际，重建国际共产主义教廷，建立美、英、法、德、奥、捷克、意大利、芬兰、匈牙利、瑞典和俄罗斯等国支部，而且直接策动并指挥了匈牙利和德国的"共产革命"，谋立由苏俄直接控制的苏维埃共和国。只因为转瞬败亡，才使苏俄要直接在欧洲各国发动共产革命的炽烈欲望，不得不再作收敛， 而将推动世界共产革命之"莫斯科—北京—加尔各答"的战略，放到了发动世界共产革命之刻不容缓的日程表上，尤将革命后的中国及其辽阔版图，当成了他首要的和主要的进攻目标。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加拉罕发表对华宣言，声称放弃帝俄时代与中国所订的一切侵害中国之条约，即放弃俄人在华之领事裁判权与庚子赔款，租界与租借地，中东铁路与外蒙以及一切特权。一九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苏俄又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宣言，希望与中国订约，以肯定第一次宣言中宣布放弃的各条，藉以猎取中国人民的好感。然后又以"革命的三只手"，表面上积极与中国北洋政府修好，暗地里与中国革命力量联合以进行颠覆北洋政府。即，一手派伏林为代表到北京与北洋政府建交；另一手则派第三国际代表维辛斯基、马林、越飞等数次来华，一再主动联络孙中山先生和中国当时的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将反复辟连遭挫折、正处于困境中的孙中山先生，作为他们一心要争取和联合的对象；第三只手又积极策划在中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革命在俄国的胜利经验，以直接扶植和改造李大钊及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即已成为国际共产专制复辟势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孙中山"联俄容共"的做法尚未开始，新沙皇俄国就已经将之纳入了它要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的策略之中。 四、俄国共产革命的夺权经验对于策动中国共产革命的意义
由共产革命在俄国的成功所提供的一系列重大"革命经验"中，其最为主要的两条，一是世界共产革命可以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薄弱环节、即封建落后的传统农业国家或地区首先发动成功。二是借力封建专制体制内部的资产阶级力量，在俄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成功后，再立即发动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并在革命的名义下，颠覆刚刚诞生的民主共和政体，全面建立教政合一的共产专制极权制度。以分阶段革命理论来代替马克思连续革命的理论，即颠覆封建落后专制国家要依赖专制体制内的共和派。这两条，都准确无误的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恰恰是来源于传统农业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因而只能够为封建专制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所接受”这样一个历史的本质。后者则对于在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并正处于革命与复辟较量中的落后农业国家或地区，带来了发动共产革命以背叛民主革命的完全可能性。而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又都能够在辛亥之后的中国，找到它广阔的社会基础和同样的时代条件。这自然是苏俄要推行"东方路线"，并首先要在中国策动共产革命的最重要原因。
五、苏维埃专制体制对中国国民党左派的诱惑和影响
孙中山“联俄容共”以后接受苏俄的支援，有据可查，但也不过是快枪8000（也有史料说10000）枝以及每枪500发子弹，其后的军械均由宋子文掏钱购买。鹰洋也有200万元。说宋子文掏钱，当然不是用自己的钱，而是他作为财政部长时候的支出。国民政府的所有支出和收入都有单据和报告，现在还保存在南京二档。北伐前夕，国民政府年收入约8000万元，而超过80%的支出都是军费。宋子文诚然敛财有方，甚至得罪了广州商团和英国洋行，据说还为此容忍了鸦片交易，但他的单据里可没有一分钱来自苏俄，掏钱给苏俄买枪械倒是有的。苏俄这边也有档案和回忆录证明，除了上述的8000条快枪和500发/枪子弹是赠送的，其他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广州政府得到了其他军援。
据《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披露，恶邻苏俄推行东方路线的早期的经费基本都用在了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活动上。来源于苏联的经费远远少于孙中山在英美筹资的经费，但武装革命的经验特别是所构建的一元化政党体制经验深为孙看重，借重苏俄专政体制，应该才是孙“联俄容共”的真正原因。
1924年，百变军阀冯玉祥靠“叛变”直系攫取北京政权后，积极与共产国际联系，派儿子冯洪国到苏联学习。在李大钊、徐谦的帮助下，从1925年4月起，冯军开始得到苏联军火和顾问的援助。冯玉祥的军队由一个军（下辖一个师和一个旅）扩充为步兵十二个师、骑兵两个师、炮兵两个旅、交通队一个团，共计约十五万人。但是提出的交换条件其中有一项是苏联派遣人员来国名党内部“监军”或者说是“顾问”、并同意在军队内发展共产党员。 1926年国民党二大，256名代表中有三分之一中共党员，还有三分之一是亲共的，还有不少秘密党员，国民党的共产党化越来越严重。斯大林看到军队内共产主义思想渐成气候，密电要求共产党在军队内夺权，内部瓦解国民党。以亲共产党的张发奎部为核心，组建中共自己的武装。
国民革命军人当时百分之九十来自湖南，很多中下级军官都是农村殷实人家，1926年12月1日召开的湖南第一届农民运动代表大会使农村暴力运动达到高潮。当时毛发动的湖南农民运动则采取了许多极端的残暴手段剥夺这些军人的家产甚至家人的性命。在毛编撰的农民运动训练教材里，有这样的内容：“倘有土豪劣绅最强硬的，便割脚筋和耳朵，戴高帽子游行”，或者“必须活活打死。”农民暴力的蔓延，激起国民党军队的强烈反对。士兵寄回家里的一点钱也会被没收。”军人们发现革命一场，反而给自己的家庭带来灾难。
1927年4月6日，北京的北洋政府袭击苏联大使馆，抓捕李大钊并且将他送上绞架。北洋政府袭击苏联大使馆的时候，还搜出了大批文件，文件证明，共产党沦为苏联的下线，勾结苏联出卖中国人的利益，苏联正在中国图谋颠覆北京政府。当时的报纸刊出这些文件后，全国舆论哗然。当时，国民党正在全力推翻北京政府，共产党与它并肩作战。于是，人民有理由相信，国民党是苏联颠覆计划的一部分，推翻北京政府后会把中国变成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因而引起国内甚至西方列强的恐惧。如果国民党不改变自己的形象，同苏联和中共进行切割，它可能会失去民心，以至许多国民党人大声疾呼，要求反对农村暴力，与莫斯科的控制决裂，与苏俄的代言人中共决裂。
作为国民党领导人之一的蒋介石，因为出访苏联见识了苏俄的真相和对中国的野性，逐渐开始疏远苏俄和中共因此而被苏俄嫉恨。于是，苏联顾问开始策划干掉蒋介石。甚至，苏联顾问鲍罗廷秘密命令逮捕蒋介石。
正是在上面背景和原因下，蒋介石发动了被中共称之为反革命政变的4.12事件。国共分裂，国民党开始了清党运动，而共产党也开始建立属于自己的武装，成立脱离资产阶级政权的苏维埃共和国，中国进入动荡的内战时期。 汪精卫由于对共产国际认识模糊，与蒋介石产生分歧在武汉另立政府，但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印度人）为了取得汪精卫的支持，居然把斯大林发来的密电给汪精卫看了。于是汪精卫就召集冯玉祥、唐生智，召开会议，会上决定一致公开反共、清共。
当时，在南京有蒋介石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在武汉有汪精卫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另外上海和各地都有一些军阀把持的地方政权，但是主要以南京和武汉，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主。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在反共问题上已没有分歧，蒋介石为保国民党的团结宣布下野。蒋介石的下台促使南京和武汉方面迅速靠拢，8月25日武汉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南京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合并，选举汪精卫、蔡元培、谢持为中央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 改组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推定丁惟芬等47人为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以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谭延闿5人为常务委员；推定于右任等67人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取消中央政治委员会及各地政治分会，其职权分别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和省党部、国民政府和省政府执行。四、设立监察院。 南京和武汉的反共立场是一致的，他们的合流说明国民党完成了孙中山外交思想的完全转变，也表明了苏俄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次阶段性重大挫折，奠定了中国国民党反共的长期纲领。
六、无产阶级也应该爱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文中就公开宣告：“工人无祖国”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们认为，资产阶级是世界性的，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也必然是世界性的革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理论，而且施诸实践，建立了第三国际，列宁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时指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抛弃改良主义，有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
1919年11月24日发出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书中》，列宁明确提出：“共产国际要使所谓国家利益服从世界革命的利益，它要体现各国无产阶级的相互支援”。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中还宣称；“共产国际的目的在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包括红色恐怖或武装斗争)，为建立一个作为完全废除国家的过渡阶段的国际苏维埃而进行斗争”。
七、共产国际的各个成员要宣誓并遵守如下21个条件：
1. 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要通过宣传使得工人阶级完全自觉的接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要利用所能利用的一切场合，不仅要不断地、无情地斥责资产阶级及其帮凶，还要斥责各色各样的改良主义者。
2. 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组织，都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撤销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在工人运动中所担负的比较重要的职务（在党组织、编辑部、工会、议会党团、合作社、市政机关等等中的职务），提拔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代替他们，最初甚至不必害怕让普通工人来代替“有经验的”活动家。
3. 在所有由于实行戒严或者特别法令而使共产党人不能公开进行工作的国家里，绝对必须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在欧美各国，阶级斗争几乎都已进入国内战争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不能信赖或遵守资产阶级法制。他们必须在各个地方建立平行的秘密机构，以便在决定关头能够帮助党执行自己的革命职责。
4. 必须始终不懈地在军队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必须在每个部队中成立共产党支部。共产党人多半要秘密地进行这项工作，如果放弃这项工作，就等于背叛革命职责，这同第三国际的成员的称号是不相容的。 5. 必须有步骤有计划地在农村中进行鼓动工作。在目前这个时期，共产党在农村中的工作具有头等意义。这项工作主要应当通过同农村有联系的革命的工人共产党员去进行。放弃这项工作，或者把它交给不可靠的半改良主义者，就等于放弃无产阶级革命。
6. 凡是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不仅要揭露公开的社会爱国主义，而且要揭露假仁假义的社会和平主义，要不断地向工人证明：除了用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之外，任何国际仲裁法庭、任何关于裁减军备的谈判、任何对于国际联盟的“民主”改组，都不能使人类摆脱新的帝国主义战争。
7. 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要承认必须同改良主义和“中派”的政策完全决裂，并在最广大的党员群众中宣传这一点。否则，就不可能执行彻底的共产主义政策。共产国际无条件地、坚决地要求在最短期内实行这种决裂。
共产国际决不能容许象屠拉梯、莫迪利扬尼之流的著名改良主义者有权自称为第三国际的成员。这样会使第三国际在很大程度上重蹈第二国际的覆辙。
8. 在资产阶级占有殖民地并压迫其他民族的国家里，党在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问题上必须采取特别明确的路线。凡是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都必须无情地揭露“本国的”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所干的勾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支持殖民地的一切解放运动，要求把本国的帝国主义者从这些殖民地赶出去，教育本国工人真心实意地以兄弟般的态度来对待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不断地鼓动本国军队反对对殖民地人民的任何压迫。
9. 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在工会、合作社以及其他群众性的工人组织中坚持不懈地进行共产主义的工作。必须在这些组织内部成立共产党支部，这些支部应该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工作，争取工会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这些支部必须时时刻刻揭露社会爱国主义者的背叛行为和“中派”的动摇表现。这些共产党支部应该完全服从整个党的领导。
10. 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必须同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国际”进行坚决斗争。它应当在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中间反复地宣传同黄色阿姆斯特丹国际实行决裂的必要性。它应该竭力支持正在产生的属于共产国际的红色工会国际联合会。
11. 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必须重新审查其议会党团的人员成分，清除不可靠的分子，使议会党团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服从党中央委员会，并要求每个共产党员议会代表都使自己的全部工作服从于真正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利益。
12. 同样，不管整个党目前是合法的或是非法的，一切定期和不定期的报刊、一切出版机构都应该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出版机构不得滥用职权，执行不彻底的党的政策。
13. 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象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全体党员的普遍信任，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
14. 在共产党员可以公开进行工作的国家里，共产党应该定期清洗党组织的成员（举行党员登记），以便不断清除那些难免混入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
15. 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全力支持每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实际上只有一个苏联是苏维埃共和国）同反革命势力进行的斗争。共产党应该反复进行宣传，使工人拒绝给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运送军用物资。应该在敌人派去扼杀工人共和国的军队中公开地或者秘密地进行宣传工作，等等。
16. 凡是到目前为止还保留着旧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的党，必须在最短期内修改这些纲领，并根据本国的特殊情况制定出新的合乎共产国际决议精神的共产主义纲领。按照规定，每个加入共产国际的党的纲领，都应该由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如果某党的纲领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批准，该党有权向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提出申诉。
17.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共产国际是在非常激烈的国内战争的情况下进行活动的，因此，它应当比第二国际组织得更加集中。当然，共产国际及其执行委员会在一切工作中，同时必须考虑到各党斗争和活动的种种条件，只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才对某些问题作出全体成员都应当执行的决议。
18. 鉴于上述种种，一切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当更改自己的名称。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该称为：第三共产国际某某国家支部。名称问题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共产国际已经宣布要同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和一切黄色社会民主党进行坚决斗争。必须使每一个普通的劳动者都清楚地知道共产党同那些背叛了工人阶级旗帜的旧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之间的区别。
19.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后，凡是想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该在最短期内召集一次紧急代表大会，以便以全党的名义正式确认上述各项义务。
20. 凡是现在愿意加入第三国际但至今还没有根本改变自己的以往策略的党，在没有加入以前必须设法做到，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其他一切最重要的中央机构内，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同志是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就公开而明确地主张加入第三国际的。只有经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才允许有例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有权允许第7条中提到的“中派”代表可以例外。
21. 党员如果原则上否认共产国际所提出的义务和提纲，应该开除出党。
1924年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把“共产国际”列入外交部管理，使得共产国际完全沦为为本俄罗斯民族服务的工具。
1943斯大林迫于美英的压力，作为美英开辟第二战场的交换条件，解散第三共产国际。
辛亥革命的三大胜利成果是：实现了新闻言论自由；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对以三纲为核心的等级制度意识形态的充分批判。1926年以前，任何大佬要作总统、总理，在形式上都要通过议会选举来获得法理上的认可。
当革命成果被抛弃，辛亥革命也就终结了。辛亥革命终结的标志是1926年4月19日段祺瑞在学生运动三一八惨案后，被作为替罪羊，由苏俄间谍（冯玉祥军顾问）驱逐下野。在此之后，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党国体制。
一、中国的学生运动
中国的学生运动始于1919年的五四，五四运动由于学生运动目标一致对外，北洋政府借重学生运动，在外交上挺直腰杆、反对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无疑具有增进意义。这个阶段，马列主义思想才刚刚在中国传播。
二、苏联间谍进入中国
自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加入苏联领导的第三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共产国际中国代表李大钊在北大组织运动，就带有很强的以打烂现政权为目的的暴力色彩。1924年，苏俄间谍通过资助冯玉祥扩军，诱使冯玉祥兵变，推翻了曹锟政府；通过资助郭松林兵变反叛张作霖，但兵变失败。但冯玉祥并未能如苏俄所愿建立亲俄的党国体制，而是拥立段祺瑞任“临时执政”。苏俄对段祺瑞不满，借学生运动于1926年3月将段祺瑞驱逐。1926年12月，已经侦知苏俄本质的张作霖成为北洋国民政府的“盟主”——安国军总司令，坐镇北京。同年，主政广州政府的国民党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北伐，目标指向北洋政府，李大钊成为苏联和广州政府的双料间谍。由于得到情报，张作霖对苏联大使馆进行了突然的武装抄查：“1927年4月5日夜间，在使馆区警卫协助下及美国、英国、日本、法国、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大使知悉的情况下，由张作霖的士兵和警察组成的匪帮洗劫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共产党员卷入了反对北洋国民政府和张作霖大帅的多次起义。苏联大使馆遭袭击时，大使馆人员未及烧毁的463个卷宗总共3000多份文件被劫掠一空。警察逮捕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和20名住在大使馆内的中国人。张作霖命令报刊登载所获文件的一些照片，指责驻华大使加掠罕“一到中国就出钱收买大学生闹事，又加紧豢养冯（玉详）军，从而使国内混乱下去。”
三、从“学生运动”变成“运动学生”
学生运动发展到1926年3月，被苏俄共产党人利用，成了“运动学生”。3月18日这个日子在20世纪的历史上被鲁迅定格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从积极角度，这一天被称为“三·一八运动”，运动的主体是北京青年学生；从消极角度，它又被视为“三·一八惨案”，惨案的凶手是段祺瑞执政府。两者间的关系很直接：运动导致惨案。那么，导致这47人死亡、200多人受伤的惨案到底又是什么“性质”的运动呢？
1、 背景：“大沽口事件”和“八国通牒”
“三·一八惨案”的发生的导火索是“大沽口事件”。
首先介绍当时的中国形式：1924年北洋政府内讧，直系和奉系开战，直系内部的冯玉祥受到苏联资助而倒戈，趁直系主力吴佩孚在东北前线之际推翻直系政府。冯玉祥是个个人野心极重的人，在李大钊、徐谦的帮助下，从1925年4月起，冯军开始得到苏联军火和顾问的援助。冯玉祥的军队由一个军（下辖一个师和一个旅）扩充为步兵十二个师、骑兵两个师、炮兵两个旅、交通队一个团，共计约十五万人。但是苏俄提出的交换条件其中有一项是：苏联派遣人员来冯军内部“监军”或者说是“顾问”、并同意在军队内发展共产党员。
冯不愿失去对军队的控制，待援助到手后开始抵制共产党在其部队内的渗透，他没有兑现将政府权力移交国共共同执政的广州政府（国民党）的承诺，而是扶植了反苏俄的傀儡段祺瑞来组织政府，推举段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自己躲在幕后操纵，自任军队总司令。当时段祺瑞的皖系已经全部解体，是一个有很高声望的光杆倔司令。脱胎于旧官僚的段从骨子里抵制苏俄的暴力革命思想，遂成为第三国际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1926年3月初，奉系毕庶澄率军舰从青岛出发，进攻冯军所占领的天津港大沽口。此前，天津乃在日本支持下的奉系之手，被赤色苏俄支持的冯军打下来不过三个月左右。 3月9日，国民军为防奉舰进攻，在大沽口水道敷设水雷，并同时通告领港人，一切商船不得进入。
亲奉（张作霖）的日本有意制造事端。3月11日晚，日本驻津总领事与钟接洽，提出次日上午将有一艘“藤”字号驱逐舰入口，要求免检放行。双方约定的时间为上午十点，对方的旗号为“C”，入口时须先停泊某地点，进港后须缓行等。
3月12日，按照中方叙述（日方叙述则与此不一致），日本舰只入港时间不对，舰数也不符。本来约好上午十点，可是进港时已是下午三点，而且不是一艘，另有一艘随行。按原先约定，船只进口，一俟指定地点，即停泊，以便检查放行。但，日舰未尊前约，强行闯关，炮台守军令其停进检查，不听，不得以施放空枪警告。谁知日舰视为攻击，旋用机关枪扫射，炮台守军猝不及防，伤者十数。双方遂进入武力对峙，互有伤亡。最后日舰视国民军态度强硬，且又海水落潮，不得以退回海面。这就是所谓“大沽口事件”。
3月14日，北京一万余人举行国民反日侵略大会，抗议日舰扫射我大沽炮台，会议同时通过几项议案，包括通电全国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暴行为，以武力抵抗日本，并要求外交当局，按照国民抗议书，严厉执行，甚至不惜与日宣战等，并拟定更大型的集会游行，目标直指段祺瑞下台。
在北京市民为“大沽口事件”所激愤时，3月16日下午1时，英、美、法、意、日等八国公使在荷兰使馆集会，会议认为受赤色苏俄支持的冯军封锁港口违背了辛丑条约精神，八国共同就大沽口问题向北京提出最后通牒。通牒提出五项要求：天津航道停止所有战斗行为，排除水雷及一切障碍物，恢复所有航路标志，对外国船舶不加任何干涉，停止对外船的一切检查。以上各项，要求北京政府在四十八小时内兑现，至迟不超过3月18日正午。如若不得满足，八国“决采取所认为必要之手段”，此所谓“八国通牒”。通牒当日下午4时被送到北京执政府外交部。
前有“大沽事件僵局”，后有“通牒”，前事尚未决，后院又起火。苏俄不满段祺瑞政府，欲借此时机组织学生运动要段下台，英美法荷不满冯军赤化要给段政府颜色看，两天以后的“三·一八”惨案就已经给注定了。
收到英美八国的通牒，北京执政府外交委员于第一时间召开国务院外交会议，认为通牒内容已经超越辛丑条约范围，违背条约精神。而且航道能否恢复交通，关键在于奉军是否放弃攻击天津之计划。会议决定由外交部按会议精神从速起草复文，此复文于夜间十一时完成，并办好相应手续，即刻由外交部秘书送至荷兰使馆，亲交荷兰公使欧登科，并请他转达各关系国公使。这就是“执政府外交部致首席荷使函”，发布时间为3月17日。
政府有所作为，民间亦非不作为。同日晚，政府以外有两个会议需要提及。一是北大教授李大钊在北大一院召集会议，李大钊作政治报告，指出：“所谓‘最后通牒’，事实上是与段政府心心相印的，是美英组织的第二个‘八国联军’，也是用来抗拒进步力量的”，以后的任务“就是发动各界群众，行动起来，与政客、官僚、军阀政府斗争到底”。二是徐谦、顾孟余、黄昌谷、李石曾、李大钊等十三人组成大会主席团，赴外交部、包围国务院，非得到圆满答复，誓不空回”。时约为下午三时半，“三·一八运动”由此揭开序幕。
这次揭开序幕的“三·一八”运动，一开始就把矛头就搞错了。当时执政府虽然拥有执政的名义，但它事实上受冯玉祥的国民军的控制；但冯玉祥太狡猾了，一直拿段祺瑞当枪使，冯玉祥不一定有反苏俄之心，但害怕共产党彻底控制他的军队是真的，只是表面没有暴露。
这一天，另有一事需要补记。据“三·一八”参加者李葆华回忆：“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的前一天，群众分两组，一组包围段政府，要求段政府公开表示态度，抵抗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另外一组“群众”来到段祺瑞的住宅前，要求段祺瑞出来。那天守门的卫兵是冯玉祥的国民军。卫兵没有开门，愤怒的群众便把住宅团团包围起来，有人还想翻墙进去抓段祺瑞，受到卫兵阻拉，因此双方发生了口角，相持了五、六个小时，直围到天色很晚，人群方才散去”。
四、从运动到惨案
“三·一八”这个血难的日子是从运动到惨案，那么，这场运动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呢？由于该运动的主体是学生，我们可以说它是“学运”；又由于学运因“大沽事件”而起，我们可以说它是爱国学生运动。长期以来，众口一词，“爱国”两个字锁定了“三·一八”，但，“三·一八”却并不这么简单。
这一点，当时在国民军中做冯玉祥军事顾问的苏联人维·马·普里马科夫说得很清楚：“3月18日，发生了北京学生的行动。学生们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把政权转交给南方的国民党，队伍到达“临时执政”府时，政府的卫队向学生开了枪。”这位苏联顾问“三·一八”就在北京，他的判断不仅是准确的，而且还有幕后介入。因为苏日的对立以及它们在中国的利益冲突，苏联人对亲日的段祺瑞政权是欲去之而后快。它所以扶植冯玉祥，为其提供经援和军援，是因为冯作为北方唯一可以利用的军阀力量，但他一直以军人形象出现在苏俄面前，如果它和南方的党国一体化的国民政府一旦结合，自己在华利益不但获得保证，同时还在自己和宿敌日本之间找到了一个安全缓冲带。但，苏联人对国民军也是不满的。1924年秋冯玉祥的“首都革命”虽然成功地驱逐了曹锟政府，政权却并未如意地转到南方亲苏的国民党那里，首鼠两端的冯玉祥迎请来的是亲日无党派背景的独杆司令段祺瑞任“临时执政”。
“三·一八”失败后，这位军事顾问和他的同伴第二天就会见了国民军京畿军事首脑李鸣钟，指出：“您有一个警备旅，您可以解除政府卫队的武装，剥夺政府的权力”，当李吞吞吐吐表示自己无能为力，并不愿介入此事时，苏联的军事顾问们觉得是撤换警卫司令的时候了。于是，他们又会见了前一天大会主席团的李大钊、徐谦、李石曾等人，并由苏联顾问做出决定，在国民军撤出北京之前，“赶走段祺瑞”。为此，必须劝导冯玉祥，要他召回李鸣钟，任命天津前线总指挥鹿钟麟为北京警备司令。”苏联顾问的计划被在场的人接受了，以后这一计划也被兑现了。这位苏联顾问会后掩护李石曾出走京城去找冯玉祥劝导，待鹿钟麟回京取代李鸣钟，不久就用他的大刀队驱逐了段祺瑞，是为四月中旬，这正是苏联人安排的时间表。因此，虽然这位苏联顾问在其自述中只说“三·一八”之后而没有涉及之前，但，从他介入的深度，不难推见，他对这一运动所要达至的目的是非常清楚的。
这一目的并非始自“三·一八”，而是一段时间以来的策划。自1925年秋，也是在策动下的奉系郭松龄反戈张作霖以来，北京就有了一系列配合性的行动，这一系列行动的目标非常明确，直接指向现政权。可以看看《三一八运动资料》所编写的“三一八运动的前前后后”，它以“大事记”的编辑形式出现。这里摘录的是1925年11月底的情况，可以视为“三·一八运动”的前奏：
十一月二十八日
北京工人、学生与市民在神武门举行国民大会。会场上高挂着“打倒军阀政府！”“建立国民政府！”的巨幅对联，大会提出了要段琪瑞下野、解散关税会议、组织国民政府的要求。会后李大钊等人组织学生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
十一月二十九日
李大钊、徐谦、李石曾等组织北京各界民众继续在天安门前开国民大会，会上通过了：即日解除段祺瑞政权，段祺瑞由国民裁判；解散关税会议，宣布关税自主；组织国民政府委员会，并召集国民会议等七项决议案。
十二月一日
……发表告全国民众书，明确指出：“数月以来，本党继续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总口号是：‘武装平民，打倒奉天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平民的革命政府。’”并号召“全国革命民众，革命的国民党，革命的军人，速起响应北京的暴动，推倒安福卖国政府，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政权归诸人民”。
不妨用另外一个文本补充一下十一月二十八那一天，“游行示威的群众还一度包围了段政府，赶跑了警察总监，占领了警察局和邮电局。游行大队还开往段祺瑞的住宅，准备举行群众公审，驱逐段祺瑞下台。”
“三·一八”运动固然缘外事而起，但外事对学生来说是外事，对组织者来说是契机。整个运动虽然没有脱离对外的框架，但内囊却是用群众运动解决段祺瑞的问题，即“首都革命”。能够对此提供最新佐证的山西学者任复兴，1994年1月至9月间，任复兴先后六次采访“三·一八”运动参加者、著名书画家董寿平，时董老已九十高龄，下面是他的口述摘录：
1994年1月23日董寿平在中日友好医院谈：
那是学生运动。李大钊说的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应该拿上棍子棒子，咱们是首都革命。他这是对学生领袖讲的。现在美术馆前面有个胡同叫翠花胡同。翠花胡同八号，那是国民党的总部。院里挤得满满的。李大钊在中间，陈毅、于树德在他左右。陈毅当时是中法大学的。我当时是东方大学学生会的代表。我和刘和珍等没来往，就是一个学生会代表。他们跟鲁迅是一派。那是对多少学生训话，……听人家训，站着听。……我认为这是不能成功的事情，……所以我第二天就不再投入了。第二天参加不在前头了……
1994年3月7日董寿平在中日友好医院谈：
从三一七开始游行。游行到执政府门前，我在前头，闯哩。后来游行几个钟头就散会。各学校的学生代表就集中到翠花胡同八号训话。李大钊讲话，明天继续游行，你们回去准备棍子棒子，举行首都革命，（任问董《鲁迅全集》讲的八国联军问题，）与那没关系。……事前在沙滩北大红楼开过好几个会，一开会就争论起来，争吵不休，甚至板凳、椅子就飞起来了。因为是学生会，不是国民党的会，我也参加。实际上以国民党为主，国民党左右不分，那是他们内部的事情，外部学生不管那事儿。学生会是学生会，学生会内有国民党，国民党内有左右派。共产党是左派，国民党是右派。左派是激烈的，右派是比较温和的。非党派学生没关系的，更是散的。当时我是出于爱国，东方大学参加游行的一百多人。现在没有了。
1994年9月19早上董寿平在钓鱼台国宾馆谈：
……明明段祺瑞上剌刀在那儿挡着哩，在张自忠路上，你叫学生拿棍子棒子首都革命，这行吗？那时叫铁狮子胡同，外交部，后来叫国务院。头一天我……挤到前头，剌刀尖离我也就差这么一截（比划离鼻子一尺多）。学生散了以后，就把我们召集到翠花胡同八号，说今天回去准备棍子棒子，咱们举行首都革命。我一想，他枪我棍棒，能顶得住吗……
自1925年底以来，一直到1926年的3月17日，首都群运轰轰烈烈，直接以驱逐段祺瑞为目标，甚至喊出了“暴动”的口号，但却始终没有遭到段的刀枪，原因何在，就在于国民军“派兵居间不使接触”。客观上，国民军既保护了学生群众，同时又不准他们采取更激烈(如推翻执政府之类)的举动。
血流满地的“三·一八”运动，至少具有两重性，它既是一场因外交事件而引起的学生爱国运动（对极大部分学生而言），同时也是一次策划学生的“首都革命”（对组织者而言）。从运动到惨案，悲剧的发生很难说是因爱国而起，段政府至少在“大沽”事件上并没有卖国或向八国让步，真正退让的倒是发起事端的鹿钟麟国民军。因此，就段方而言，它枪口所指不是爱国，而是暴力革命，是对带有暴动性质的“首都革命”的镇压。
五、重回历史现场
果然，事发当日，段政府便抢先发布“国务院通电”，声称：徐谦等人“假抗争外交为词，在天安门召集开会，……并指挥议决，有解散政府卫队，逼段执政下野，驱逐八国公使出国等种种缪妄条件。正拟查明禁止，突于午后一时二十分，率领暴徒数百人手执枪棍，闯袭国务院，高呼敢死队前进，并有抛掷炸弹，泼灌火油等举动。”次日发表的“临时执政令”，除了重复前之所言，对卫队开枪，作了这样解释：“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至互有死伤。”
有一位在场记者当天是换上衣服扮作学生挤入学生队伍的，他关于开枪前的记载，刊登在3月26日的《京报》上：
当学生队伍和卫队发生冲突时，“队官云：‘倘汝等有何请愿，应按照法定手续，呈递请愿书，不应依仗人众，遽作不法行为，拥入府院……’。群众愤激之际，对于上项劝告，均置之不理，随闻有人大声呼喝‘不必多话，快拥进去’一声呼啸，群众如怒涛汹涌，一拥而前，铁门撼动，几将闯入，……当有兵士数人，每人手出手枪，大声警告群众，谓‘尔等学生，如再不听告诫，停止暴动，余等不得不以最后手段对付矣’。此言一出，学生不但无所畏惧，更如火上加油，仍欲冲进铁门，于是卫队即朝天放十余枪……”
朱自清“三·一八”那天也参加了学生运动，也在执政府现场。他的文章是这样写得：“在第一次纷散之前，群众与卫队有何冲突，我没有看见，不得而知。但后来据一个受伤的说，他看见有一部分人——有些是拿木棍的——想要冲进府去，这事我想来也是有的。”
和平请愿原不需要敢死队，但究竟有没有这样一支队伍呢？李星华在回忆其父亲的文章涉及到这一节，不妨节录：“18日这天早上，学生、工人、市民和各界代表，都纷纷到天安门前集会，要求政府拒绝八国通牒。大会结束后以后，群众结成了浩浩荡荡的游行示威队伍，……为了对付军警阻挠，很多人把自己的红绿小旗，糊在一根粗粗的棍子上。在游行的大队两旁，指挥队，联络队，骑着飞快的车子，往返通报着情况。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右臂上佩戴黑字白箍的敢死队。”李星华并非亲在现场，她的回忆是“从父亲口中，从母亲和别的一些人的叙述中，知道了‘三·一八’当天的一些情况”。
以上这些情况是否能大致勾勒“三·一八”惨案的现场？
楚溪春是当时段祺瑞卫队旅的上校参谋长，也是“三·一八”当事负责人之一。1959年，他在《文史资料选辑》上撰文回忆“三·一八”，披露了一些未为人知的内幕：
“三一八惨案前一天，卫队旅接到上级命令说：第二天学生要在天安门前开会，会后到吉兆胡同（段祺瑞住宅）请愿，要我们旅告知守卫官兵到吉兆胡同和执政府（即原海军部，今张自忠路人民大学东边那座楼）分别严加戒备，并一再叮嘱在与学生接触的时候要万般忍耐，打不准还手，骂不准还嘴，以免发生意外不幸事件。……第二天，即三月十八日下午，为了怕学生开会后到吉兆胡同请愿，闹出事故，我便亲身到吉兆胡同布置警备事宜；执政府那边，派当时卫队旅少校参谋王子江去布置警备事宜。布置时要求警备部队前几排的士兵不许扎皮带，以免接触时发生无理的殴打；中几排的士兵可扎皮带，但不准拿武器；后几排的士兵才许带武器。”……“上尉军械员邱霖（现是北京市民革成员）偷偷告诉我说：……‘当学生向执政府门口拥挤时，学生拿着带铁头的木棒打士兵的头，骂士兵是‘卫队狗’、‘军阀走狗’，当时士兵曾被迫后退。当学生快要冲进执政府门口时，寿图（王子江号：笔者注）就命令附近的士兵：‘开枪吧！’”
根据这样的情况，卫队看起来是自卫，但，我们看到，一旦得到开枪令的卫队，马上进入失控的疯狂。
近来有文章相传段祺瑞闻此惨案后，长跪不起，并从此信佛吃素。
六、谁该对“三·一八”负责
“三·一八”之后，从3月19日起，甚至从当晚起，京城和全国各地即掀起轩然大波。对段祺瑞执政府的谴责，对国民军的问难，对学生运动的同情，对知识领袖的质疑，等等，充斥京城各报刊，至于各地通电、宣言，更如雪片一般，纷然而至。
时在北京的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在宣言中称：“北京现状，完全在冯系军人控制之下，段祺瑞是冯氏的傀儡，贾内阁是冯氏的舆台，故冯玉祥及冯氏军人对北京治安应负绝对的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舆论界对群众领袖的批评，指谓他们应当对惨案“负道义上的责任”。“三·一八”后，刚刚开过刀的梁启超在医院接受《晨报》采访，痛责段祺瑞后，说：“我们痛定思痛，对于一般自居指导青年的领袖们，我们当然也不能完全宽恕”。“我们并不反对民众运动，但也得有相当范围。例如推倒政府的事情，如何可以放在年轻的学生们身上？至少我们不能想象这样的奇迹。”
当期的《清华周刊》有两篇文章，一篇批评群众领袖,把“学生运动”变成了“运动学生”，让年轻人为自己的政党主张出力、流汗、流血，甚至送命。事实正是如此，三·一八的知识领袖，因其政治运作的需要，简直是把学生往老虎口上送。
同样出于“责任伦理”，北大教授、《现代评论》的陈西滢在一则“闲话”中对学生的“师长”们说了这样一席话：“对理性没有充分发展的幼童，勉强灌输种种的武断的政治或宗教的信条，在我看来，已经当得起虐待的名字，何况叫他们去参加种种他们还莫名其妙的运动，甚而至于象这次一样，叫他们冒枪林弹雨的险，受践踏死伤的苦！做父兄，尤其是做师长的，不能因为他们愿意去，便脱卸自己的责任。他们还没有审判力，他们还不知道他们自己的意志。父兄师长们对于孩童们乱吃东西，尚且恐怕他们生病，加以劝阻禁止，何况参加关系重大的国事呢？”
陈西滢的话无论放在当时还是今天都相当深刻，他是针对死伤者当中的妇女孩童而发言。在“三·一八”后所公布的伤亡名单中，死者就有多名十几岁的中、小学生。最小的年仅十三岁，两名。一名叫周正铭，安徽天长人。一名是朱良钧，江苏江都人。据《时报》报道，“内有史家胡同公立第二小学学生周正铭一名，身穿青布操服，年仅十三岁，安徽天长县人。据人云，因该校校长黄某令其前往执旗，遂遭击毙。”让一个粗大校旗尚不能举的孩童走上街头成了“烈士”？这是问题的“隐穴”，至今仍未引起足够注意。在古代，中国孔子云“以不教之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在今天，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云：“缔约国应采取一切可行措施确保未满十五岁的人不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可以看到的是，以上陈西滢的论述，其内在精神，正暗契后来的儿童权利公约。所以不让十五岁以下儿童介入任何性质的敌对行动，不但以保障儿童之生命，也因其价值观尚未形成，他们并不能理性地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从而极容易被利用。
拿左翼共产党文联经费的鲁迅怒斥以上陈西滢的“闲话”时说：“有些东西——我称之为什么呢，我想不出——说：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这些东西仿佛就承认了对徒手群众应该开枪……”。陈西滢们不过是发表了不同意见，居然就成了“东西”，而这些“东西”到了乃弟周作人的笔下，则更不堪为“人头畜鸣”。
面对“三·一八”事件，知识界的分殊已经非常清楚了。
七、抵制沙俄间谍在学生中渗透的正直正义女神杨荫榆
鲁迅《纪念刘和珍君》里的杨荫榆，横遭贬低。可是，很少人知道，这个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大学女校长，又是怎样的正直正义，先觉先醒，和昂扬民族晚节。
杨荫榆生于1884年，江苏无锡人。她先在苏州、上海读书，然后去日本留学6年学习生物医学，回国后任苏州女师教务主任，一年后到北京女高师做学监。1918年，她再赴美国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1924年回国后任北京女师大校长。任职期间，杨荫榆与章士钊，陈西滢等一道经常撰文抵制苏俄赤化思想，揭露暴力危害，阻止苏俄间谍在女子师大的渗透，劝止学生参与暴力运动。对于一意孤行的6名学生，不惜开除，对鲁迅等支持暴力运动的教师予以解聘。然而有苏俄间谍支持的学生领袖绝非善辈，1925年8月，北洋政府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不撤将杨荫榆解职，免去了她女师大校长的职务。1926年的3.18惨案本来与杨荫榆无关，但惨案中的刘和珍就是在1925年被杨开除的，鲁迅也是被杨解聘的。杨被鲁迅乱咬一并骂作帮凶。
杨荫榆从北京女子师大回到苏州，任教于女师和东吴大学。从此，她不喜与人结伴，性情更加孤僻，人们渐渐忘却了这位满腹经纶、曾名噪一时的教育界女名流。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苏州，侵华日军要杨荫榆出任伪职，遭到她的严词拒绝，杨荫榆面对侵华日军在苏州烧杀抢掠的暴行，曾几次到日军司令部提出抗议。有一天，几个被日军追逐的妇女，逃至盘门新桥巷的杨荫榆家时，杨荫榆立即勇敢地站出来用日语同日军交涉，当众斥责日军的暴行，保护了这些中国妇女。
1937年底的一天清晨，气候和日寇的统治一样阴冷严酷，苏州古城发生了一件惨无人道的事件。在盘城楼下的河边，一位姑娘刚洗完衣服站起身，突然遭到两个日本兵的强暴和残杀，令人惨不忍睹。手提菜篮的杨荫榆女士恰巧经过这里，目睹此状，浑身上下一阵惊悸，当即晕倒在地。很久很久，她才从昏迷中醒来。这令人发指的血腥奸淫杀掠，使她悲痛万分。
次日，身着黑色大氅，满头银丝的杨荫榆到日本领事馆，要求见日本领事，被拒之门外。杨荫榆用流利的日语说明来由，把门的日本兵终于被她的身份和气势所慑服，把她领了进去。杨荫榆一见到领事，便义正词严地谴责日寇的胡作非为，指责他们强盗行径，并要日方严惩杀人凶手。在她义正词严的抗议下，日本领事答应严惩凶犯。临走时，杨荫榆扔下一份连夜赶写的抗议书，凛然离去。回家之后，她天天等待日本人的答复。
杨荫榆绝不会想到，她已成为日寇的眼中钉。狠毒的日寇已悄悄把魔掌向她伸来。1938年1月1日，杨荫榆被两个鬼子骗至盘门外吴门桥，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一个朝杨荫榆扳动了罪恶的枪机，一个把中弹的杨荫榆抛入河中。见杨荫榆在水中晃动手臂挣扎，两个鬼子又连开数枪，将杨荫榆射杀。河水霎时泛起一片殷红。老百姓闻声纷纷赶来，然而，河面上漂浮的，只有杨荫榆常用的一条鹅黄色围巾，以及她常用的一个陈旧竹篮……许多天后捞出的尸体膨胀无法入敛，杨荫榆家又买不起棺木。她的丧事，是街坊邻里凑钱操办的。次年，杨荫榆被安葬于苏州灵岩山绣谷公墓。
纵观杨荫榆女士的一生，阻止暴力学潮，先知先觉；怒斥日寇暴行，慷慨有功。杨荫榆女士，终以她的正义和无畏的精神，给自己画上了一个绚丽壮美的句号！
八、中国学生运动思想的摇篮的北大，实际是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机关所在地。百年学运回顾，但愿不再有组织来“运动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