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登岳阳楼翻译:城市的远见——打造世界之都巴黎1

城市的远见——打造世界之都巴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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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

城市

奥斯曼男爵

（以下内容摘自网络，由台湾拍摄的电视片《城市的远见》之巴黎）

对每个人来说，我们时代的巴黎，就是他的巴黎，比起帝国时代来，也许今天就更是如此。

                         ——奥斯曼《回忆录》的编辑的手记（1890）

期待已久的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终于在国内出版了，它使我们明白书中那些慷慨激昂的对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念的抨击，都牢牢锁定于当时美国超速城市化的语境，甚至就是主要针对纽约、芝加哥等几个城市的几个街区。实际上简·雅各布斯并没有否定规划的必要性，她只是抨击现代主义那种居高临下的俯视视角的“大规划”，呼吁的是全面复兴和建构城市深层肌理及其活力。所以，虽然从表面上来讲，书中的观点似乎“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它实在只具有有限的真理性——就是说它对我们现实反思的启示意义，要远远大于实际操作层面的意义。

对国外的某种趋向或潮流进行盲目简单的、不涉及其产生语境的褒扬或批判，甚至不求甚解、人云亦云，已经成为学界通病。在这方面，我们对一百五十多年前在巴黎城市规划与建设方面做出过辉煌贡献的奥斯曼男爵的评价，就有失公允，我们只是从转介于法国《费加罗报》等的对其“屠杀”巴黎老城的声讨，以及像刘易斯·芒福德的名著《城市发展史》对以其为代表的巴洛克式规划的全面否定，就对其不屑一顾，以为奥斯曼只是一个像我们超速城市化语境的大多数规划执行者一样，是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简单粗暴地拆毁旧城、拓宽马路的千古罪人。

我是在刚刚被邀请参加了一个由译林出版社组织的关于《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讨论会以后，转过来写这篇文章的。被邀请参会是因为我在《新京报·书评周刊》上发表的长文《“新都市读物”：一种出版类型的崛起》中对它给予了极高评价；眼下写这篇立意似乎完全相反的文章，则是想揭示奥斯曼当年到底在巴黎做了什么，以及其所为对巴黎，对欧洲，对世界，尤其是对我们超速城市化现实的启示意义。

几个月前，我的台湾规划师朋友宋宏涛先生转赠过一套名为《城市的远见》的电视片，共11集，是台湾的规划界同仁拍摄的系列片，从城市改造与再生角度生动地描述了巴塞罗纳、柏林、鲁尔工业区、上海和京都等城市的经验，其中关于巴黎的一集分量很重，因为那标题是《打造世界之都巴黎》。

“巴黎不仅是法国的首都，巴黎也是世界文化艺术的首都。在一百五十年前，巴黎经历了一场大改造，而脱胎换骨。”这片子一上来用大量历史资料、采访和图像述说的，就是奥斯曼巴黎规划的丰功伟绩，并且没有一句“怨言”。

巴黎第九建筑学院教授Xavier Malverti在接受《城市的远见》采访时说：“19世纪，大量乡村人口到巴黎来找工作，这种现象一直到今天都还存在，大家总说，法国像患了脑水肿，也就是说只有一个头，只有一个城市。法国的资源的确都集中在大巴黎区，现在仍是如此。这大批涌进的人口旧挤在一些因过度使用而愈来愈老旧的建筑里，而且密度很高。于是只能在天井里加盖或增加楼层，形成高度密集的现象，可以想见，在19世纪初，巴黎的生活条件愈来愈糟。奥斯曼男爵是拿破仑三世在1853年任命的塞纳区行政长官，他在1853年到1871年之间，进行巴黎的改造工程，所以这段时期很短，只有不到二十年，就在这二十年中，巴黎脱胎换骨，从一个中世纪风貌的城镇，蜕变为一个现代都市。”

巴黎历史图书馆的研究员Lus Passion则从另一个角度，做了同样的表述：“奥斯曼刚到巴黎时，巴黎已经病了，严重的交通问题，还有一些同样严重的问题是，水的供应不足，房屋破旧，还有巴黎的市中心的西堤岛，成为娼妓和犯罪的中心。所以奥斯曼的工作，简单地说，就是从各方面净化巴黎。”

虽然电视片接下来对奥斯曼的卓越政绩还有大量详实的“报道”，但由于是面对普通观众的片子，重心又在现当代巴黎城市空间对奥斯曼规划精神的延续，所以并不很“过瘾”，我们只有相应地补充一些城市史和建筑史只的有关知识，才能真正廓清奥斯曼在巴黎规划与建设上的远见卓识。

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1809—1891）是位专业文职官员，还是在他升任塞纳区行政长官的前两年，即任吉伦特省长时，内务大臣佩西尼在一次官方宴会上与他一面之后，就有如下印象：“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奥斯曼。这种印象并不是得自他那智慧的力量，虽然他相当有力量；而是来自他性格上的缺点，这真是令人纳闷。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是我们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高大魁梧、精力充沛，又敏锐机灵、足智多谋；这个大胆的人丝毫不掩饰自己。如果碰上他喜欢的话题，他会口若悬河谈上6个小时。他的坚强性格有粗暴的犬儒主义的味道。我心中暗想，这就是我所需要的人，他可以跟狡猾、猜疑和奸诈的人斗，一位品格高雅、富于才能的绅士，一定会惨败在他的手下。这位精力过人、虎背熊腰的彪形大汉，果断而有手腕，能以权宜手段对付权宜手段、以欺骗对付欺骗，肯定会立于不败之地。”

事实证明佩西尼的观察是如此准确，奥斯曼这样精力过人、毅志坚强、具有强烈使命感，能够在复杂纷乱的现实中勇于坚守，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时代英雄式的天才，就像雕塑/建筑界的米开朗基罗之于罗马圣彼得大教堂、音乐界的瓦格纳之于拜罗伊特节日剧院。奥斯曼在巴黎创造的奇迹就在于他在当时就面临种种置疑和重重阻碍，他实际上是在一个新右翼的保守势力强盛的时代，运用传统的巴洛克城市规划模式（整齐、对称和轴心崇拜），却第一次“超前”地在人类历史上实现了现代城市规划（现代建筑还要在几十年以后才萌芽），就像本奈沃洛在《西方现代建筑史》中所指出的：“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里，在一个拥有百万人口的整个城市当中，一个技术和行政管理的综合规定第一次通盘形成并付诸实施。”

首先，奥斯曼重新规划了巴黎的道路系统，拆毁了大片传统街区，把这个中世纪狭窄迂回的、被称为街垒战和造反的温床的市中心，进行了彻底的都市空间改写，方法是在旧城中毫不迟疑地开辟宽敞笔直的道路系统和公共空间，使这个中世纪的城市核心以最近的距离四通八达，并且形成了城市生活主要中心通火车站的统一交通系统。

当然，这也是奥斯曼的巴黎规划受指责最多的地方，但是这些指责大都把矛头对准了拆毁旧城与开辟大道本身，而没有深究其连带的一系列都市空间创举。奥斯曼运用手中职权，在所有新开辟的大街沿街鼓励地产开发，但严格限定建筑高度（一般是一楼之上盖四五层，屋顶的坡度是45°）、建材（一律为石材，巴黎的地下传统上就是巨大的采石场）、风格类型（折中主义）和街景水平线的连续性，最终形成所谓奥斯曼式的建筑风格和典雅、气派、和谐的城市景观。同时，在每个街区中心，通常设置大型圆形广场，广场中间都设有地标纪念建筑，作为汇集到这个广场的每一条大道的端景。

奥斯曼还创造性地在主要大街两侧栽植了高大成片的树木，使巴黎的林阴大道不久成为后来世界所有首都和大都市道路建设的楷模，而且重新塑造了巴黎的现代都市性格——“逛大街”这一现代都市特有的生活意趣，就诞生于奥斯曼的创举，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还一再提到这个值得自豪的新词。

有趣的是在对奥斯曼的一片声讨声浪中，一本从人文角度研究城市问题的名著却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一书中，马歇尔·伯曼指出了奥斯曼对巴黎大动干戈后出现的新气象，那就是新巴黎的林阴大道，“新的巴黎林阴大道是19世纪最为辉煌的都市发明，是传统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决定性突破”。他接着指出，虽然他摧毁了延续数世纪的整个居住区，“但它在历史上第一次向城市的所有居民打开了整个城市”。

显然，这并不是一本仅仅从城市规划角度去看近现代城市改造的著作，实际上伯曼恰恰总是从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寻找解读当时城市空间精神的线索，正是这种独特的视点，使他着力挖掘巴黎林阴大道的戏剧和浪漫“气质”，“站在马路上，能够看到林阴大道两边的远景，林阴大道的两端耸立着纪念碑，使得每次散步都能达到一个戏剧性的高潮。所有这些性质都有助于使新巴黎成为迷人的独特一景，使人赏心悦目”，“林阴大道创造了一种新的原始景象：创造了一个空间，在其中他们能够在公共场合中不被人打扰，不用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就能亲密地在一起”，“从那时起，林阴大道在现代爱情的形成过程中将与闺房一样重要”。

顺着这条思路，伯曼就探到了巴黎“忧郁”气质的源头，他认为，现代的画家、作家和摄影家，从19世纪60年代的印象派至今，“整整五代人将从流淌在林阴大道上的生活和活力中吸取养料”。其实何止画家、作家和摄影家，近代以来法国的思想家、设计师和电影导演，无不从对巴黎的林阴大道的解读中产生灵感，这里还要提及的，是德国思想家本雅明。

城市文化和文学文本的关系是近年中国学界关注的热点，其最著名的起点当然要属本雅明。就像张旭东在他翻译的本雅明的名著《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的序言中指出的，“在一个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的时代（在知识阶层尤其如此）很难想象本雅明这样伟大的游离者”，“本雅明对时代以及人在这个时代的处境的洞察，以及他的思想方式和表达方式的独特超出了同时代人的理解力，更确切地说，超出了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的承受力”。

瓦尔特·本雅明1892年出生于柏林，是德国批评家、文化史家和文艺理论家，他于1933年纳粹上台后避居巴黎，开始了著名的“19纪的巴黎”的研究。本雅明把对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有关巴黎的作品的分析作为切入点，“放肆”地书写了他对巴黎的主观读解，正是在本雅明的笔下，寄生于大都市的现代文人（我们今天意义上的自由撰稿人）的气质才得以系统地阐释，这就是他们作为“游手好闲者”的“波希米亚”气质。在本雅明看来，文人随着“波希米亚流浪汉”进入了“游手好闲者”的行列，他们是大城市的产儿，他们在拥挤不堪的人流中漫步，“张望”决定了他们的整个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文人正是在这种漫步中“展开了他同城市和他人的全部的关系”。

在这一以波德莱尔和巴黎为个案的精彩分析中，本雅明果断地把现代大都市精神的阐释权交给具有“波希米亚”精神的文人，他说，“大城市并不在那些由它造就的人群中的身上得到表现，却是在那些穿过城市，迷失在自己的思绪中的人那里被揭示出来”。

对巴黎和那时代，本雅明是爱极而恨极，但两者同样让他着迷，就这样，本雅明在阐释波德莱尔作品的同时，“草草记下了”巴黎的“忧郁”。

以上所谈其实都还只涉及奥斯曼的巴黎再造中的最表面化的部分，他对巴黎城市进行现代化改造的更为重要的贡献是所有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兴建下水道系统、引水工程，整理运河系统等，由于拿破仑三世对这些看不见的庞大项目并不上心，所有这些艰巨工程实际上都成为奥斯曼的坚韧毅志和“一意孤行”的战果。被称为继伦敦下水道之后的又一个人类工程奇迹的巴黎下水道工程，在19世纪就成为人们游览的胜地，现在由于有了下水道博物馆的充实，这个地下城市（有着与地面街道相同的路牌）是“深度旅游”的最佳典范。

另外，奥斯曼在城市改造中还非常关注环境，他甚至还成立了一个“气味委员会”，专门对弥漫与巴黎城市空间的异味进行分析，并由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垃圾场改造，成功地将一个由废弃矿场变成的最大的垃圾场，改造为城市公园，并且在一百五十多年前，他已经尝试巧妙利用矿场原有建筑，使这个新公园具有了历史感。

《城市的远见·打造世界之都巴黎》中，展示了当年奥斯曼对巴黎城市大面积绿化的图像档案，在那个摄影术尚未发明的时代，公园的每一种植栽都经过周密的考量，并且用铜版画精确地做了记录。

而专题片中最令人动容的地方，是城市博物馆展示的奥斯曼的“细节”。片中展示了一幅幅精心设计、绘制的街道“家具”样图，包括海报亭，饮水池、行道树箅子和护栏、路灯与灯杆、喷水池、公厕、坐椅等，都交代了尺寸、材料、配置的位置与原则，可以说奥斯曼是把巴黎当作一个艺术品，从整体到细节都做了极其严谨和谐的规划。这些“街道家具”后来都成为世界城市设计的通则，而一百五十年过去了，这些家具仍然点缀在巴黎街头，“并且每一件都是城市设计的经典之作”。

除了这些城市规划学意义上和物质改造意义上的贡献，奥斯曼在“制度”上亦有一系列创举，例如修改了首都的行政结构，将周遍的11个社区变为巴黎的一部分，重新划分了传统行政区，并适当分权给各区。

而奥斯曼巴黎大改造的最大功绩，是他的一系列公共工程虽然花费达25亿法郎，却只向国家支取了1亿法郎，并没有征收新税和增加现有税收——奥斯曼是利用贷款和组织私人基金获得改造资金的，并且这些公共工程带动了周遍土地的增殖，根据相关的记载：“在同一时期内，巴黎的人口从120万，几乎增长到200万；同时巴黎拆毁了约2. 7万所旧住宅，新建了10万所住宅（造房费用的4. 46 %以税收的形式交回给社区）；法国公民的平均收入约从2500法郎增加到5000法郎，巴黎社区的收入（据佩西尼统计）从20万法郎增加到200万法郎。显而易见，新布局的费用是由城市本身支付的。”（本奈沃洛《西方现代建筑史》）

在“制度”层面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奥斯曼在任内建立了巴黎规划办公室，任务是每年根据城市的实际变化情况，在实施的工程和未来的建设项目之间进行调整——正是这个机构，保证了整个19世纪后半期巴黎规划的一致性。

不可否认的是，奥斯曼的巴黎改造模式后来成为19世纪几乎所有历史古城改造的样本，但是成功者寥寥无几，原因很简单，没有人像奥斯曼那样精力过人、事无巨细，把计划的一致性与综合性贯彻到底，并且善于运用手中的权力不择手段达到目的——奥斯曼强大到身处地产投机活动猖獗的时代而游刃有余地驾御之，使之成为建构他的巴黎梦想的有生力量。

追责奥斯曼对巴黎旧城的部分毁灭当然是有道理的，但目的和意义都值得怀疑，因为奥斯曼现象难以脱离了19世纪中期的历史语境、甚至脱离了欧洲城市历史的语境来孤立看待。奥斯曼有限地摧毁了一个旧城，却变幻出一个高效的现代城市，就像《城市的远见·打造世界之都巴黎》的编导所总结的：“奥斯曼从1853年起到1871年为止，担任巴黎地区行政长官，一共18个年头。18年间他把巴黎由一个中世纪的城镇，改造成一个深具魅力的国际大都会，这个城市规划历经百年，仍属世界一流，远见宏观，不得不令人佩服。”